股权激励的税务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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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的税务筹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股权激励； 公司治理； 企业避税
【中图分类号】 F27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5-0118-05
一、引言
在现论中股权激励被认为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有效手段，能同时对管理者进行约束和激励。通过管理层持股的方式将管理者的利益同股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减少了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而损害股东或公司利益的行为。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很可能会影响管理者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经营政策，作出有利于自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公司价值的决策。不少学者将股权激励计划同企业管理决策联系起来，研究发现与未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表现出更明显的盈余管理现象（肖淑芳等，2009；谢振莲和吕聪慧，2011；张芜和张建平，2015）[ 1-3 ]。
避税行为在真实企业中的普遍存在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关注的重点。王跃堂等（2009）[ 4 ]认为大多数企业为了规避税负成本而操作非应税项目损益，从而进行盈余管理。然而，大多数学者在探讨影响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因素时忽略了税收的作用。一方面，股权激励作为一种以股份支付的薪酬制度，必然会对企业实际所支付的税负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税负作为企业一个重要的费用支出项目，所得税费用的支出直接影响到企业当年净收益和股东利益。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最终激励效果能够通过企业净利和市场价值体现，受自身利益的驱使，被授予股权激励的管理者更多地关注于企业整体价值。在此背景下，管理层股权激励同企业实际税负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和复杂，从避税的角度考虑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偏好以及管理层股权激励在关系中的表现和意义，也更值得研究。
新的股权激励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公布引起了对于企业股权激励与税收问题新的思考和探索。现有的关于股权激励和避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所得税与股权激励的关系，而对企业避税与股权激励关系的研究较为分散，没有显著成果。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开展实证研究，更具有说服力和实际意义，从企业避税的角度加深了对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理解和认识。此外，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将扩展企业避税理论，为完善税法提供依据，也对监督机构反避税给予帮助。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虽然现有的关于企业薪酬体系对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存在争议，但是股权激励的薪酬激励形式将股权的资本收益反映在了管理者财富中。就管理层在企业避税活动中的地位而言，Slemrod（2005）[ 5 ]和Dyreng（2010）[ 6 ]都证实了与纳税筹划有关的管理者相对于股东更能对企业纳税计划进行操控。管理层的高薪给了他们进行主动避税的驱动力，从而降低在财务报告中展现出来的实际有效税率（Armstrong等，2012）[ 7 ]。这些学者都认为管理层薪酬基于税后收益的企业避税越明显，企业实际税率越低。因为对企业管理层来说，衡量其绩效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其为公司创造的经济价值，包括实际纳税额的现金支出占的比重，其中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激励效果更能鼓励管理者采取措施提高税后利润，其中就包括纳税筹划决策。
从理论角度看，管理层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协调所有者利益与管理者利益的交易手段，使得决策制定者在企业避税过程中既顾及了自身利益，也包含了股东的意愿，解决了由于两权分离导致的人与股东追求目标和利益需求的不一致。对于未持有企业股份的管理者而言，由于未享受企业资本的剩余索取权，他们的经济收益来源与企业和股权价值无直接关联，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保守的避税活动。而对于企业所有者而言，股价的波动对他们的经济利益很有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他们更希望管理者能提高税后净利，进而吸引投资者，提升资本市场表现，从而提高股价和自己的资产价值。拥有剩余索取权的管理人员会产生同股东一致的避税倾向，增加管理层持股水平能有效减少两者的利益冲突。
就企业价值而言，合理避税带来的利益在一定程度和时期内能增加企业价值。风险中立的股东为了提高自身利益而倾向于通过避税增加企业净收益和股价。就管理者而言，即使其业绩表现同管理者薪酬关联，税后收益可能影响其自身收益，但由于存在避税的监管风险和惩罚风险，管理层可能倾向于保护自身的地位和稳定的绩效，并不愿意冒较大的风险进行避税。这种情况导致了由委托引起的企业避税活动非税成本，包括花费在会计人员和税务筹划上的费用和时间。Rego（2012）[ 8 ]认为企业避税的风险性成为了采用股权激励的动因。从避税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税费的减少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和税后收益。但是避税的风险性可能会造成未来税务机关的罚款和投资者的负面评估。因此避税动机强烈的企业为了克服这种劣势，更倾向于利用股权激励刺激管理者降低企业当期所得税费用。
综上所述，研究认为以股权为基础的管理层激励方式会促进管理者从事具有风险性但是积极的避税活动，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当期有效税率越低。
就不同的企业避税衡量指标来说，其反映的企业税收规避内涵不同。Hanlon（2010）[ 9 ]罗列了国外学者提出的各类企业避税程度衡量指标，其中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应用较为普遍。Armstrong（2012）[ 7 ]等研究证实了实际有效税率能有效反映企业避税行为。就会计税收差异而言，不少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这一指标确实能够反映企业对税前收益的盈余管理和避税的激进性（Desai，2009；Wilson，2009）[ 10-11 ]。
戴德明（2006）[ 12 ]认为由于我国税收法规的繁杂性，不同行业、地区以及集团公司内部不同企业的适用税率各有不同。国家对部分企业，如高新企业、农林行业等的税收优惠政策直接减少了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以及这类企业和股东进行主动避税的动机。相对其他企业而言，管理者即使被授予了股权激励也没有必要进行激进的避税活动。因此可以认为，优惠税率的存在使得管理层持股对管理者避税的刺激效果减弱，管理者在考虑自身利益和风险的情况下并不会产生同其他企业一样强烈的避税倾向。但当股权激励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股权激励带来的经济利益收入占管理层现金薪酬比重变得很大，税收优惠带来的实际税负的降低可能已经不能满足管理者随之增长的利益需求，他们需要进行更积极的避税，以通过纳税筹划和避税活动来提高企业价值，增加盈余和可分配利润，提高拥有的股权价值。因此考虑到适用税率对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避税关系的影响，提出假设2。
假设2：加入适用税率的影响因素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呈U型关系。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鉴于目前采用的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施行，结合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时间，本文样本数据采集自2008―2014年我国A股沪深两市管理层持股信息的上市公司，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企业，因为其组织结构和财务特征同一般企业不同；（2）ST和*ST的公司由于在观测期内财务状况异常，常常出现极值而被剔除；（3）剔除当期所得税费用为负或零的年度样本，这类企业无法估算实际税率；（4）剔除部分变量计算中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
数据采集自锐思数据库，经手工整理得到存在管理层持股的企业1 866个，剔除极端值后共获得6 388个年观测样本。
（二）变量定义
1.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衡量
管理层持股是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主要形式，管理层从拥有的股份、可行权或已行权的股份中能得到收益，这一部分利益在薪酬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恰好说明了股权激励收益对管理人员的重要性。鉴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数量和价值的披露主要在管理层持股数量的披露，股权激励对管理者产生的激励效果由这一激励方式对其产生的经济利益来体现，所以研究借鉴Desai（2006）的做法，采用管理层股权激励价值占其总薪酬比重来衡量，其中股权价值以公司股票价格变化1%时管理层持有和可行权股票价值变化来计算。因此管理层股权激励（Mshare）最终计算公式为：
Mshare=（管理层持股数+可行权期权数）×股价×1%/[（管理层持股数+可行权期权数）×股价×1%+管理层总薪酬]
2.企业避税的衡量
由于一般有效税率无法反映利用权责发生制产生的延迟纳税行为，本文采用当期有效税率（current effective tax rate，ETR）来衡量企业当期实际承担的税负所占税前会计收入比重，计算公式为：当期有效税率ETR=（总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当期有效税率既包括本年度的所得税，也考虑到了递延所得税因素对企业实际支付税款的影响。
考虑到新会计准则中对部分企业有优惠税率，可能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因此借鉴王静（2014）的方法，将当期有效税率进行调整，即取适用税率与当期有效税率的差额。用会计税收差异衡量由于账务处理和税务处理不一致所产生的账面税收差异（Book-Tax Differences，BTD）。由于无法取得企业实际纳税申报单数据，本文根据财务报表数据来估算这一差额。会计税收差异根据Manzon（2002）的方法进行衡量，计算公式为：
会计税收差异=（税前会计利润-当期所得税费用/适用税率）/期初总资产
另外，本文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企业年底未披露适用税率的以中期披露为准，合并企业税率以母公司披露税率为实际税率，并且除去了免征所得税的企业。由此测度出的调整后的有效税率（adj_ETR）和会计税收差异越大，意味着越高的企业避税程度。
3.控制变量的选取
由于企业避税程度大小与企业规模、外部监管、经营收益、企业成长性有关，因此本文用企业规模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代表外部监管力度，用资产收益率表示盈利能力，营业收入年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性水平的替代变量。而负债因为具有税盾作用，负债率高的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低，会对企业避税倾向产生影响，所以也将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名称与具体计算方法见表1。
（三）模型建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描述了存在管理层股权激励的企业股权激励水平、企业避税程度和公司特征的总体情况。从管理层薪酬比重看，股权所占比重均值只有28.2%，大部分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虽然已经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但仍然以现金薪酬为主要激励方式，且不同企业的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相差较悬殊，股权激励中值只有3.7%，与均值相差甚远，说明超过一半的企业管理层持股价值占薪酬的比重微乎其微。从企业避税上看，企业当期有效税率均值只有20.1%，小于一般企业所得税25%的水平，说明样本企业普遍存在避税现象，减少了税前会计收益中实际所付税款的比例。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均值为负，说明加入适用税率的因素后，企业避税现象并不明显，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可能减少了避税行为。从公司其他特征上看，企业规模相差较大，且大部分企业没有达到均值水平，说明上市公司中大型企业只占少数，但对市场影响力较大。企业的负债比率均值是0.433，企业债务资产约占总资产的一半。从盈利状况上看，股权激励样本企业的资产净利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正，但不同企业差异明显，且大部分企业未达到均值水平。
（二）回归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3，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当期有效税率的回归系数为-0.024，且在1%水平显著，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当期有效税率呈负相关，说明在不考虑企业本身存在优惠税率的情况下，管理层股权激励越多，企业实际税负占会计盈余的比重越低，假设1成立。就控制变量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影响而言，在回归模型中，企业规模和负债水平都与之呈正相关，且在1%和5%水平上显著。企业资产规模越大，企业所面对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监控越多，他们并不倾向于实行高的避税决策。企业负债水平越高，企业有效税率越高，说明财务杠杆税盾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避税行为。其他影响因素对有效税率虽产生影响但并不显著，其中机构投资者的影响与预期相反，可能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未完善，与国外现状存在差异，机构投资者还未能充分起到有效的外部监督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作用，分别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2）中股权激励的回归系数为-0.09，而股权激励的二次项回归系数为0.097，且分别在1%和5%水平显著。类似的，模型（3）中股权激励的回归系数为-0.055，二次项回归系数为0.064，且都在1%水平显著。说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均呈现U型关系，假设2得到验证。这一结果显示，在将适用税率加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的计算公式后，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呈U型关系。此外，对股权激励与两者的回归系数计算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分别达到0.46和0.43时成为模型（2）和模型（3）中U型的最低点。说明在0.45左右的股权激励水平以下，考虑适用税率的影响因素后，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避税程度增大不明显，甚至可能随之减小；而在0.45以上，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存在明显正相关。控制变量不一而论。
实证结果表明，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达到一定水平后，企业会享受到比适用税率更低的实际有效税率，且随着股权激励的增加，由会计确认的企业收入与应纳税收入差异也跟着变大。在较低的股权激励水平下，企业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虽然随着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增加而下降，但这种结果可能是受到优惠税率的影响，在这类企业中适用税率与有效税率的差额以及纳税调整额的减少更多的是受到税收优惠的影响，而不是股权激励对管理者的激励。然而在相对较高的股权激励下，政府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不能抵消股权激励对管理者避税倾向的刺激效果，且股权激励所占薪酬比重越大，企业在纳税前进行的盈余管理、应纳税收入操纵越多，纳税调整额越大，企业避税现象越明显。优惠税率的存在降低了股权激励引发的企业避税。但当管理层被授予的股权激励达到一定程度时，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我国国内相关研究中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的衡量主要采用管理层持股数占企业总股本的比例来计算，为了验证本文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衡量方法在回归检验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和可靠性，利用管理层持股比例替代股权激励占总薪酬比重指标，其余变量衡量方式不变，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当期有效税率、调整后有效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与表3和表4的结果无实质性差异。由此可见，本文在管理层股权激励衡量指标下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五、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对管理层授予的股权激励占薪酬比重越大，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占会计盈余比重越小，避税活动更积极。此外，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加入适用税率后的企业避税指标呈U型关系。原因是较低的管理层持股对管理者进行避税的激励作用可能会被企业本身享受到的优惠税率削弱甚至抵销，因此管理者进行企业避税活动的动机并不明显。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享受到的优惠税率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避税的倾向，但在较高股权激励水平下，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的正相关仍然成立。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企业合理的税收筹划提供重要依据，也可以为税务部门提高纳税工作效率和反避税提供参考。管理层持股比例大的企业应该受到税务机关更密切的关注和监督，避免实际控制人为了自身利益进行不合理的避税及损害少数股东权益。相比于对股东的监管，对企业内部与税务筹划相关管理人员的监管和惩戒制度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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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的税务筹划范文第2篇
摘要：员工薪酬激励计划有多种设计方式，且不同形式的薪酬激励计划涉及的税务处理差异性较大，对净收益的影响不可忽视。薪酬激励要与税务筹划相结合，实现薪酬效能最大化。文章研究表明年薪制、隐形福利、股票回购取代持股分红等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和员工的税收负担，更有效地激励员工。
关键词：员工管理；薪酬激励；税务筹划
一、导言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运营随时面临挑战，增强对企业员工的管理逐渐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方式。企业薪酬是整个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杠杆，薪酬激励计划也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人才激励机制的关键部分，成功的薪酬激励计划可以吸引和留住企业优秀人才，激发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经营管理水平得到提升。然而，企业设计员工薪酬激励计划有时也忽略了纳税的问题，以致员工净收益未达到预期水平，激励效果大打折扣。文章对于员工薪酬激励计划方式的税务筹划进行了初步探讨，使薪酬激励和税务筹划相结合，实现薪酬效能最大化，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员工薪酬激励计划方式
（一）奖金。员工超额劳动部分和劳动绩效突出部分可以通过支付相应的货币奖励，使员工的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得到提高，这是薪酬激励主要方式，被称为奖金。计时、计件工资的不足能够被奖金很好的补足，因为员工的实际劳动差别能够被较为灵活地通过奖金来反映。奖金作为补充，对于提高生产质量、节约材料经费等成本和改进革新技术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奖金可以根据企业利润、产量、销量以及成本节约量等标准计提，使用计分法或者系数法将奖金分配到个人手中。
（二）股票、期权等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则是一种更为长期的绩效奖励计划，它允许本公司股票或者期权为公司员工持有，从而使员工获得激励。实际操作中，公司的部分股权先由企业员工出资认购，再被委托给员工持股会进行管理和后续运作，进入董事会参与表决和分红。由此，将企业经营与个人获益绑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交融。
（三）年薪制。年薪制指的是按照企业年度生产经营的业绩来核算经营者薪酬的分配方式。年薪制由基本年薪与风险年薪构成，它与其他薪酬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将经营者的获利同经营者的责任与贡献紧密联系，有助于使企业经营者收入市场化。
三、员工薪酬激励计划的税务筹划探索
为了增强理论阐述的明晰性，文章将通过案例的形式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得出在不同的薪酬激励计划下经营者的税后净收益。
例：Y公司在2013年度支付给经营者的薪酬为500 000元，公司给出了如下四种支付方式，分别是：“工资+奖金”制、绩效工资、年薪制及股权制度。接下来分别对以上四种薪酬激励计划进行纳税分析。
（一）发放季度奖金。若月基本工资10000 元，年工资120000 元，每季度奖金95000 元，共计380000元。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公司员工的各项奖金需要依法纳税。
根据税法得： [（10000-3500）×25%-1005] ×8+[（10000+95000-3500）×25%-1005] ×4=102440（元）
税后净收益为：500000-102440=397560（元）
（二）持有股票分红。若月基本工资10000元，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拥有该公司20万股股票，享有股利分配权，参与公司税后利润分配，股息为1.9元/股，该部分激励也需缴纳税负。
基本工资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0000-3500）25%-1005]12=7440（元）
股息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9×200000×10%=38000（元）
将以上三种薪酬激励方式的税负情况归纳在一张表中（见表1），可以发现实行股票分红的薪酬激励方式，个人税后净收益最大，远超过其他两种薪酬激励方式。但由于股票分红前还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其实际税负最重为：45440 +126666.7=172106.7（元），在剩下的两种薪酬激励方式中，实行年薪制优于发放季度奖金。
四、薪酬激励计划的纳税筹划启示
（一）将传统的奖金式激励法逐步转化为年薪制激励。传统的奖金式激励虽然比较直接，能在激发员工主动性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要缴纳税负，以致员工净收益未达到预期水平，从而激励效果大打折扣。若企业实行年薪制的方式来激励员工，员工应交税负比发放奖金要轻。
（二）将员工货币收入式激励转化为公共福利式激励。毫无疑义，在维持实际收入的前提下，将货币性收入转化为公共福利收入是一种减轻员工税负的极佳方案。具体的做法：第一，增加员工的一般福利，比如增加企业员工的差旅费报销额度、提高企业员工的住房补贴、增加企业元的午餐补助等；第二，合理增加法定福利，如使员工的工资薪金转化为住房公积金存款，充分适用法定福利税前扣除的比例标准。
（三）将员工持股分红式激励转化为股票回购式激励。通过Y公司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由员工持有股票分红的激励方式是一种税后利润分配方式，该方式的税负比较重。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企业管理者可以尝试用股票回购的激励方式代替传统的股利分配激励方式（股利所得要缴纳10%的个人所得税，而股票在二级市场转让所得暂免征税）。（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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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的税务筹划范文第3篇
下面对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主用的薪酬激励体系的税收问题和筹划思路，逐一进行分析。
一、业绩股票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业绩股票是股权激励的一种典型模式，指在年初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业绩目标，如果激励对象到年末时达到预定的目标，则公司授予其一定数量的股票或提取一定的奖励基金购买公司股票。业绩股票的流通变现通常有时间和数量限制。激励对象在以后的若干年内经业绩考核通过后可以获准兑现规定比例的业绩股票，如果未能通过业绩考核或出现有损公司的行为、非正常离任等情况，则其未兑现部分的业绩股票将被取消。
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所得为有价证券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票面价格和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在业绩股票激励模式下，第一，如果公司核心员工得到公司授予其一定数量的股票，如为干股，即仅根据所授予的股份参与分红的权利，在干股的授予当期，核心员工不用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待到公司分红时，确认红利所得的实现，按20%的税率由公司代扣代缴。自2005年6月13日起，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第二，如果公司核心员工得到公司授予其一定数量的股票，如为拥有表决权的，暂时封存的股票，在股票授予的当期，被授予人应按照不低于每股净资产的股票当前市价，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由于业绩股票具有年薪或年终奖金的双重性质，实务中可以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安排；待到公司分红时，确认红利所得的实现，按20%的税率由公司代扣代缴。第三，如果授予人将所持有的股票流通变现，则在变现的当天确认财产转让所得，我国目前对个人买卖境内上市公司股票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转让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而取得的所得，应按税法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依法缴纳税款。
二、股票增值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股票增值权是指公司给予激励对象一种权利：经营者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获得规定数量的股票股价上升所带来的收益，但不拥有这些股票的所有权，自然也不拥有表决权、配股权。按照合同的具体规定，股票增值权的实现可以是全额兑现，也可以是部分兑现。另外，股票增值权的实施可以是用现金实施，也可以折合成股票来加以实施，还可以是现金和股票形式的组合。
第一，公司员工获取股票增值权时，因其没有收益的实现，不用确认所得的实现。第二，当公司员工获取的股票增值权实现时，根据实现方式，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由于股票增值权的实现具有年薪或年终奖金的双重性质，实务中可以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安排。由于可以设计兑现的比例，进而可以根据不同员工的收入特性，进行税收筹划的安排；另外，股票增值权的实施可以是用现金实施，也可以折合成股票来加以实施，还可以是现金和股票形式的组合。
1．如以现金实施，则应在实施的当天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按国税发[2005]9号文的规定计缴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此方案的税负仍然比较高，员工的税后所得较低。
2．如折合成股票来加以实施。则应在实施的当天按股票的市场价格，按“工资薪金”所得确认收入的实现，计缴个人所得税，税负较高，员工的税后所得较低；但该员工买卖境内上市公司股票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弥补一部分税金支出，提高员工的税后所得。
3．如以现金和股票的组合形式实施，则可以大大提高税收筹划的适应性。
三、股票期权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股票期权作为公司给予经理人员购买本公司股票的选择权，是公司长期激励制度的一种。持有这种权利的人员可以按约定的价格和数量在受权以后的约定时间内购买股票，并有权在一定时间后将所购的股票在股市上出售，但股票期权本身不可转让。
在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下，按财税[2005]35号文的规定计缴个人所得税。由于在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下，收入的实现时间，实现水平取决于“行权日”、“行权日股票市价”和“授予价”的设计，税收筹划的空间较大。公司可以选择有利的“行权日”、“行权日股票市价”和“授予价”进行筹划。
四、虚拟股票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虚拟股票是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一种“虚拟”的股票，激励对象可以据此享受一定数量的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收益，此时的收入即未来股价与当前股价的差价，但没有所有权，没有表决权，不能转让和出售，在离开企业时自动失效。
由于虚拟股票实质上是一种奖金的延期支付，虚拟股票兑现人应于兑现当天按其实际取得的收益全额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五、业绩单位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业绩单位模式与业绩股票模式完全相同，只是价值支付方式有差异，受让人得到的是现金，而不是股票。在现有施行业绩股票激励模式的上市公司中，有部分企业由于对国内二级市场走势并不看好，将激励模式从业绩股票改为业绩单位的也有一些。相比而言，业绩单位减少了股价的影响。
在业绩单位激励模式下，由于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是现金，应在收入现金的当期按国税发[2005]9号文的规定，计缴纳个人所得税。可见业绩单位激励模式的税收筹划的空间比较小。
六、经营者持股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经营者持股，即管理层持有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并进行一定期限的锁定。这些股票的来源由公司无偿赠送给受益人；由公司补贴、受益人购买；公司强行要求受益人自行出资购买。激励对象在拥有公司股票后，成为自身经营企业的股东，与企业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国内公司实行经营者持股，通常是公司以低价方式补贴受益人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或者直接规定经营层自行出资购买。
在经营者持股激励模式下，第一，如果采用公司无偿赠送给受益人方式，按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凡个人取得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一律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因此，受赠人应于股票登记日，按股票面值或股票市价孰高原则，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按国税发[2005]9号规定，计缴纳个人所得税。第二，如果采用先由公司补贴，受益人再行购买的方式，按照国税发[1998]9号文的规定，应在雇员实际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时，受益人从其雇主取得的折扣或补贴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认购股票再行转让所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过在折扣或补贴较多时，可自其实际认购股票的当月起，在不超过6个月的期限内平均分月计入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显然该方式的税收负担较轻。第三，如果采用受益人自行出资购买方式，只有公司分红时，按“利息，红利、股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可见经营者持股激励模式的税收筹划的空间比较大。
七、延期支付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延期支付，是指公司将管理层的部分薪酬，特别是年度奖金、股权激励收入等按当日公司股票市场价格折算成股票数量，存入公司为管理层人员单独设立的延期支付账户。在既定的期限后或在该高级管理人员退休以后，再以公司的股票形式或根据期满时的股票市场价格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激励对象。
在延期支付模式下，只有在激励对象收到延期支付的薪酬时，确认所得的实现，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国税发[2005]9号文规定的计税办法在一年中只能采用一次，所以在延期支付的当期，最好创造条件适用国税发[2005]9号文规定的计税办法，否则激励对象的税负会比较高，将大大降低激励对象的税后所得。可见延期支付激励模式的税负一般较高，税收筹划的空间较小。
八、员工持股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分析
员工持股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信托基金组织，用计划实施免税的那部分利润回购现有股东手中的股票，然后再把信托基金组织买回的股票重新分配给员工；二是一次性购买原股东的股票，企业建立工人信托基金组织并回购原股东手中的股票。回购后原购票作废，企业逐渐按制定的员工持股计划向员工出售股票。
股权激励的税务筹划范文第4篇
关键词：涉税风险；税收筹划；防范策略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4-0091-05
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5月颁布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其目的在于指导大企业开展税务风险管理，防范税务违法行为。企业做大做强，税收策略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管理中重要的、关键的因素。税收筹划是十分复杂的专业技术，在给企业带来税收利益的同时也蕴含着涉税风险。
一、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界定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税收法律规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理财和组织结构设置等经济业务或行为中的涉税事项，在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纳税方案进行事前选择和规划，利用税法给予的对自己有利、可以选择的优惠政策和税收弹性空间，选择合适的纳税方法，为实现最小合理纳税而进行的设计和运筹，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税收筹划是经济环境和税收环境的伴生物，纳税人经营环境存在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以及税法随经济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及本质具有的“刚性”，决定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时存在一定的税务风险，表现为筹划方案失败、筹划目标落空、偷逃税罪的认定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各种损失和成本的可能性。因-而，税收筹划涉税风险是指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遵守税法规定，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
二、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成因
1.企业边界模糊化趋势
企业边界是指企业以其核心能力为基础，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规模经济在于降低单位产出成本，而范围经济在于突出核心能力专业化生产的同时，兼顾各项活动的多样化，多项活动共享一种核心专长，从而导致各项活动费用的降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组织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动态化，在新的条件下，企业边界更是表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
(1)职工培训费用――工资薪金的弹性标准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培训费用(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2.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按照此规定，企业税前扣除的职工培训费用，受合理薪金总额的限制。而合理薪金总额的确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9]3号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税务机关按照“企业制定了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企业所制定的工资薪金制度符合行业及地区水平、企业在一定时期所发放的工资薪金是相对固定的、工资薪金的调整是有序进行的以及企业对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已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的原则对工资薪金的合理性进行确认，由于确认标准的弹性，则可能存在征纳税双方对工资薪金总额确认的差异，进而导致以此为基础确定的职工培训费用的差异，使企业发生的职工培训费用在发生当期不能完全扣除，带来边际成本的风险。
(2)期权激励计划――权益工具按未来价值(公允价值)计量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又称股份支付，包括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含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职工期权激励)和现金股票增值权的股份支付。股份支付交易与企业同其职工间其他类型薪酬的最大不同：一是交易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即股份支付中金额高低取决于结算时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二是具备完整、有效的股份支付协议。
一般而言，企业在股份支付协议中约定员工在企业服务要达到的最低盈利目标或销售目标或上市公司股价上升至何种水平，当条件符合时，企业在员工服务的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于授予的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的权益性股份支付，按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成本费用及资本公积，对于授予的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的权益性股份支付，按期权定价模型等确定的公允价值计人成本费用和资本公积；对于现金增值股票的股份支付，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权益工具的价值，并计入成本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行权日后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期权激励计划，由于未开征资本利得税，就税法而言应视为属工资薪金涉税事项，不仅涉及企业所得税问题，而且涉及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问题。在企业进行所收筹划时，风险主要来自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期权等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确定的因素，包括期权的行权价格、期权的有效期、标的股份的现行价格、股价预计波动率、股份的预计股利和期权有效期内的无风险利率等，特别是股价预计波动率和股份的预计股利，需要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而大多数企业往往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除此之外，还在于税法在行权日确认工资薪金的扣除，企业基于权责发生制计账基础，在服务的等待期内分期确认股份支付，由此带来确认时点差异风险。
(3)吸收合并――目标公司的道德因素及亏损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通过吸收合并方式进行企业边界的扩张，税收上主要表现为税收环境和税收要素的改变，如税率、纳税地点、纳税时间、纳税环节和纳税主体等，其主要目的在于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多的企业在于利用被合并企业亏损弥补政策。按照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在合并前是否同受一方控制，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根据财税[2009]59号《关于企业债务重组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合并企业应按公允价值确定被合并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同时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由此导致同一控制下企业吸收和合并在进行所得税筹划时需要将按原合并时点被合并企业合并资产和负债账面价值按公允价值进行调整，以便确定成本费用，而公允价值的确定受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的影响，被合并方亏损(合并差额)直接冲抵合并企业股东权益；而非统一控制下吸收合并，支付对价大于被合并方合并日净资产的差额确认为商誉，不得从以后各期收入中收回，企业处置时直接从处置净收益中扣除，因而存在丧失货币资金时间价值风险。同时目标公司欠税、偷税事项引发因第三人行为导致的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4)跨区经营――公共权力约束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边界模糊化趋势，打破了区域边界，为跨区经营提供了条件。但公共权力具有对企业的强制约束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直接干预
在公序良俗范围内运作的企业行为，但不能排除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个量调控。企业既要承受政府的行政手段，也要面对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既要关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要关注政府的微观调节政策。企业执行或顺应政府的相关政策，就会得到鼓励，促进发展；不执行或违背相关政策，就会受到惩罚，丧失既得利益甚至失去生存权力。公共权力对企业边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府行为上。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行为，从而影响其边界，如政府特许及管理限制了企业的扩展；政府也可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间接进行调控，达到限制或鼓励企业扩展的目的，如货币供应、税收、利率和价格管制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以及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约束。
公共权力通过税收手段约束企业边界扩张，主要表现在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和跨区经营企业所得税分配上。税收优惠其本质为隐性税收(节约现金流出)，按照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范围为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安全生产以及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进而带来5档所得税差别税率，特别是用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固定资产，可获得加速折旧的财务政策支持，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税收支出直接表现是企业现金流出，本质上是企业经济效益的减少，正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局限性，导致企业在企业边界扩张上有可能丧失持有税收优惠投资而减少收益率的风险。
总分支机构跨区经营所得缴纳的所得税，实行“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就地预缴的所得税按照汇总计算的所得税及资产、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三因素权重0.35、0.35及0.3分摊，汇算清缴在总部所在地税务机关进行。从国家宏观角度看，无论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还是分别纳税，总税收收入是相同的；在分税制下，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课税权在层级政府间划分，将导致盈利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税收收入减少，而亏损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税收收入增加，造成地区间税收不平衡，由此导致辖区“本位”主义和恶性税收竞争，拉大地区差别；从企业整体看，由于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可利用分支机构亏损弥补抵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微观税负，获得税收优惠的隐性税收，但在税收筹划时，基于地方政府“本位”主义有可能承担在异地经营组织形式选择而丧失利用亏损抵税的风险。
(5)控股合并――特别纳税调整引发税收筹划风险
企业通过控股合并扩张企业边界，主要表现为通过集团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交流与沟通引起成本的节约，为获取节税效应往往通过内部转移价格、资金转移等手段进行税收筹划。内部转移价格包括市场价格、协商价格、双重价格和成本转移价格等类型，具有一定的弹性，正是内部转移价格的弹性特征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表现为通过内部转移价格转移利润)；而内部转移价格税收筹划方案是否可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与其关联方的业务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如不符合，按现行税法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在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惩罚、交易净利润法和利润分割法等方法调整，对关联方交易特别纳税调整的，应当对补征的税款，自税款所属纳税年度的次年6月1日起至补缴税款之日止的期间，按日加收利息(利率按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且加收的利息，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对企业集团内部交易，根据企业所得税有关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而企业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所发生的利息支出，既受税法防范资本弱化对债权性投资额(金融企业债权性投资占权益性投资比例为5:1，其他企业债权性投资占权益性投资比例为2:1)的限制，也受利率的限制。如果企业所选择的方法不符合税法规定，将遭受补税及支付高额罚息的重大损失。
2.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
会计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采用资产负债表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和负债在未来均将转化为收入和费用)，税法以利润表为基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利润表法)。虽然会计与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不同，但都以利润为依据。利润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对企业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这为企业通过会计政策调控利润提供了可能；也正是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为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空间。但企业通过会计政策进行税收筹划能否达到降低实际税负的目的，往往取决于税务机关的认定。企业对交易或事项选择的会计政策，在一定前提下可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或会计估计变更；而税法规定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对有些会计政策的选用往往带限制性条件，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或缩短折旧年限(技术进步或产品更新换代的固定资产、常年处于强震动或强腐蚀的固定资产)。企业通过会计政策进行的税收筹划，如得不到税务机关的认可，当期因选择会计政策少计的收入、多计的成本费用在次年所得税清算时需进行所得税纳税调增，而因选择会计政策少计的成本费用不得列支。因而，不恰当地选择会计政策不仅不能给企业带来税收利益，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
3.税法的动态性
税收筹划行为是企业行为，由税法引发并受契约规范。企业基于利益的驱动，能动地运用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易于发现税收政策的漏洞；随着税收筹划行为的推陈出新，税收环境也将不断地推陈出新，税法具动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筹划与动态的税收相关法律政策是征纳双方博弈行为。国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与税收政策的制度缺陷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不断调整税收筹划空间；企业则不断地发现和利用税收政策提供的税收筹划空间制定新的筹划方案。税收筹划具有长期性和计划性，由于税收政策不断的变化的动态性特征，使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风险。
4.“会、税”原则的差异性
我国目前采用财税分离的纳税模式。在该模式下，会计强调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重视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公允的财务信息；税法强调为纳税目的服务，重视向税务部门提供会计信息，纳税则在财务会计核算的基础上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基于财税分离的要求，产生会计与税法在对企业发生的具体交易或事项进行会计处理和纳税处理采用不同的原则，其差异性表现为：会计的“资产负债表观”和税法的“收入费用观”导致资产和负债计量产生差异，会计以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可变现净值、现值等)，而税法强调历史成本计量；会计完全的“谨慎性原则”和税法的部分的“谨慎性原则”；会计完全的“权责发生制记账基础”和税法不完全“权责发生制原则”，如资产损失的处理等等。对这些差异的理解可能存在征纳双方的认定差异，使税收筹划可能产生涉税风险。
5.企业内部税收筹划涉税风险防范意识的缺失
税收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管理者的经营意识和风险观念，还涉及财务人员及其他员工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历。而我国大多数企业经营管理者在税务问题处理上不是以税法为准绳，认为靠和税务机关处理好关系解决税务问题远甚于对税收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对税务管理工作不重视，企业没有配备专门的办税人员；财务人员既是会计又是办税人员，由于税收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繁杂和频繁变更，受自身业务素质的限制，对有关税收法规和会计政策理解差异，虽然主观上没有偷税的愿望，但在税收筹划行为上没有按照有关税法规定去操作，就会形成企业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综上所述，因税收筹划行为具有的主观性、条件性及征纳双方对税收筹划的认定差异等导致税收筹划存在一定的涉税风险。
三、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防范
1.完善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协调征纳双方对税收筹划涉税事项的认定差异
(1)严格界定税收筹划性质，实现税收宏观经济调控职能
企业扩张需要资金的支持，站在企业所有者的角度，在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前提下，免费资金获取的最佳途径即利润(原始资本的积累)，这使得企业具有强烈的节税愿望。正是企业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的精心谋划和安排以达到获取最大节税利益的愿望，国家才可能利用税收杠杆来调整纳税人的行为，实现税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因此，税收筹划实质上是纳税人对税法做出的合理的、良性的反应，有助于促使税制和税收征管在法制化轨道上的运行，从另一层面上说，税收筹划的客观效应是为国家完善税收环境提供微观支持。
(2)支持税法框架下的税收筹划，完善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税收筹划健康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及弹性空间赋予了企业合法进行税收筹划的权力，因此，国家通过有效的途径给予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引导和支持，使税收筹划朝着良性轨道发展。一是完善税收制度，适时出台规范税收筹划的法律法规。税法应简单、明了、便于理解，税收条款可操作性要强，而弹性要弱，使得企业知道何为合法行为，何为违法行为，同时税法要把对纳税人自由处理的权限降低到最低权限，以便企业税收筹划。二是加强对税法的宣传和税法模糊性条文的诠释，帮助企业正确理解税法精神，抑制人情税收和税收关系筹划。三是建立税务机关信息共享制度。通过建立税务机关信息共享制度，可以互通大企业(集团公司)尤其是跨区经营的大企业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定价制度、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的资产调整和置换(投资)信息，促进大企业合理、合法地进行税收筹划。
2.健全企业所得税协调机制，提高经济的区位效率
跨区经营所得税征收管理体制对生产和贸易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目前跨区经营的所得税分配方法，仍存在地区间税收收入的差别(所得税汇算清缴所得税收入的40％归属总部所在地政府，就地预缴存在有利润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所得税收入少，无利润的分支机构所在地政府有所得税收人)，这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性和错位性配置，降低了经济的区位效率。政府通过完善所得税协调机制，可有效地避免资源的盲目移动，提高区位经济的效率。
3.树立依法筹划理念，杜绝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税收筹划需要企业管理层多方协调与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将税收筹划涉税风险防范与控制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加以统筹、规划与管理，协调企业财务风险与税务风险管理的关系，树立依法筹划理念，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目标。
4.化解企业购并、关联交易业务流程隐含的潜在风险，避免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企业边界扩张，其购并、关联交易等业务隐含着巨大风险。购并前应严格审查目标公司的纳税资信情况，对目标公司欠税、偷税事项做出评估，以避免因第三人行为造成税务风险；对于关联交易，应制定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并报税务机关备案，同时与税务主管机关签订关联交易定价预约协议，防范特别纳税调整。对于关联企业间债权性投资，事前确定债权性投资占权益性投资比例，正确确定交易价格(利率)消除税法对资本弱化限制的规定。
5.借力纳税评估，建立税收筹划涉税风险预警机制，降低税收筹划涉税风险
纳税评估师税务机关运用纳税人的会计信息计算收入、成本和费用、利润和资产累计各种税金微观税负指标，与预警值比较，借以判断纳税人的收入、成本、费用的合理性，实现对纳税人的监控，为税务稽查奠定基础。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应充分了解纳税评估指标，将税收筹划涉及的财务指标与纳税评估指标预警值比较，在预警值范围内，该税收筹划不存在较大涉税风险；超过预警值，应放弃该税收筹划方案或重新构建税收策略。
6.提高涉税人员业务素质，恰当选择会计政策，提高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可控性
提高企业涉税人员素质是有效防范和降低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基础。企业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利用税务机关税法培训(宣传)和会计后续教育等多种渠道，帮助涉税人员加强税法、会计知识的学习，了解、更新和掌握税法和会计新知识，提高规避税务风险的能力。同时，选择有利于企业获得税收利益的会计政策(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折旧政策、租赁等)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消除事后税务机构对涉税事项的纳税调整。
7.建立与健全企业组织机构，规范税收筹划涉税风险的管理
(1)设立专职税务管理人员
税收筹划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筹划人员具备税法、会计等相关专业知识，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业人员。税务专职人员的主要职责是规避税务风险。专职税务管理人员除纳税管理外，最主要的职责是筹划最优纳税方案，实现最大可能的节税。
股权激励的税务筹划范文第5篇
由于工资薪金与劳务报酬适用不同的计税方法和税率，所以合理安排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可以实现节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国税发[1994]89号）第十九条区分了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工资、薪金所得是属于非独立个人劳务活动，即在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及其它组织中任职、受雇而得到的报酬；劳务报酬所得则是个人独立从事各种技艺、提供各项劳务取得的报酬。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后者则不存在这种关系。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影视演职人员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7]385号）：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凡与单位存在工资、人事方面关系的人员，其位本单位工作所取得的报酬，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征收范围；而其因某一特定事项临时为外单位工作所取得报酬，不属于税法中所说的“受雇”，应是“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征税范围。
那么，如何界定“雇佣关系”与“非雇佣关系”呢?从形式上来说，确立雇佣关系必须通过单位与个人签订劳动合同。如果企业与受雇临时人员签订了劳动合同，则被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临时人员”，否则将视为非企业临时人员。判别是否具有“雇佣关系”与“非雇佣关系”，既要采用形式判别法，当然，还要注意事实劳动关系。按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有些地方税务机关在区分时出来考虑劳动关系之外，还附加了用人单位是否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等条件，例如：江苏地税对实际操作中的掌握标准作了规定，（1）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即存在了劳动关系；（2）企业按规定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等，使职工享受规定的社会保障待遇。凡满足上述二项条件的，则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否则就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苏地税政二函[1999]1号）。
《广州关于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征税问题》明确：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独立个人劳务所得，工作、薪金所得属于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个人从事的劳务作为独立个人劳务，一般符合好以下条件：（1）其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假期工资等方面不享受单位员工待遇；（2）其从事劳务服务所取得的劳务报酬是按相对的小时、周、月或一次性计算支付；（3）其劳务服务的范围是固定的或有限的并对其完成的工作负有质量责任；（4）其未提供合同规定的劳务所相应发生的各项费用由其个人负担。
《关于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辽地税函[2009]27号）站在企业的角度区分了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或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单是证明企业与员工之间存在任职或雇佣关系的凭据，企业支付给员工的报酬只有在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为员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否则应作为劳务费支出，凭劳务费发票税前扣除。
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都属于劳动所得。对于劳务报酬所得，税法规定，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800元费用、每次收入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作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一次收入畸高的，实行加成征收，劳务报酬实际上相当于适用20%、30%、40%的超额累进税率。可见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的税负是不相同的，实现二者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降低税负的作用。
（1）劳务报酬所得转化为工资、薪金所得
由于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当应纳税所得额比较少的时候，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税率比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比例税率20%低，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将劳务报酬所得转化为工资、薪金所得，能节约税收。
（2）工资、薪金所得转化为劳务报酬所得
在纳税人工资、薪金较高，适用边际税率高的情况下，将工资、薪金所得转化为劳务报酬所得更有利于节省税收。
【案例分析】
某房地产公司欲聘用一知名专家设计师，双方商定每月的报酬为30000元。在签订合同时，面临两种选择：是签订存在雇佣关系的劳动合同，还是不存在雇佣关系的劳务合同？
方案一：签订存在雇佣关系的劳动合同
如果签订存在雇佣关系的劳动合同，则该设计师每月30000元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税。
应纳税额＝（30000－3500）×25%－1005＝5620（元）
方案二：签订不存在雇佣关系的合同
如果该设计师与房地产公司不存在雇佣关系，只是一名兼职的工作人员，则其30000元收入应该按照劳务报酬所得纳税。
应纳税额＝30000×（1－20%）×30%－2000＝5200（元）
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纳税420元（5620元－5200元）。
在运用上述方法节税时，一定要征得员工的同意，同时要考虑到企业的实际情况，只有在劳动关系介于两者之间，且双方都同意，并且不会有其他劳动纠纷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否则会产生逃避纳税的嫌疑风险，或导致其他的劳动纠纷。
二、运用好保险与公积金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号）规定，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生育妇女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取得的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或其他属于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但是在实际中许多单位或者没有为职工上齐保险与公积金，或者仍按7%的较低比例缴付住房公积金。因此，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住房公积金进行个人所得税进行税收筹划：提高住房公积金计提比例，减少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从而提高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
居民在购买保险时可享受三大税收优惠：一是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的金融机构缴付的医疗保险金，不计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免缴纳个人所得税。二是由于保险赔款是赔偿个人遭受意外不幸的损失，不属于个人收入，免缴个人所得税。三是按照国家或省级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缴付的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存入银行个人账户所取得的利息收入，也免征个人所得税。
在一些保险公司的险种推销中，避税也是其一大卖点，需要避税的朋友可以考虑此类险种。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投资分红类保险中，保险收益也无须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需要注意的是，需要避免以下情况，否则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超过免税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标准缴付部分。单位和个人超过规定的比例和标准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及超过生育保险办法规定标准的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获得现金形式住房补贴、医疗补助费。企业以现金形式发给个人的住房补贴、医疗补助费，应全额计入领取人的当期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三）由企业为个人缴付的免税保险费种类之外的保险。对企业为员工支付各项免税之外的保险金，如很多企业为员工上的商业性补充医疗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等，应在企业向保险公司缴付时并入员工当期的工资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税款由企业负责代扣代缴。
【筹划案例】
某单位职工王某，每月应从单位取得工资5400元，减除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300后，王某每月实际取得工资5100元，该单位未为王某缴纳住房公积金，王某个人也未缴纳住房公积金。王某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也是5400元，其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000元（假设本例中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300元在税法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内）。
筹划前：王某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为（5100－3500）×10%－105＝55（元），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55×12＝660（元）。
【筹划方案】
其他条件不变，企业将原来发给王某工资中按王某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12%的部分以住房公积金形式缴入王某住房公积金账户，王某个人也按同样的金额缴入住房公积金账户。
筹划后：企业为王某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为5400×12%＝648（元），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也是648元，王某实际当月工资、薪金所得5400－300－648＝4452（元），王某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4452－3500）×3%＝28.56（元），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28.56×12＝342.72（元）。
【筹划结果】
王某在筹划后比筹划前全年少纳个税660－342.72＝317.28（元）。
注意事项：职工只有在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情形时，才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因此，企业可兼顾职工个人需求，视情况采取类似的税收筹划。此外，企业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应该控制在税法规定的标准内，这样的筹划才更有意义。
三、设计好低价售房激励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