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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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S341.1文献标识码： A
1.我国耕地保护现状
1.1 耕地资源利用不合理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土地资源中非农土地使用率比例迅速上升。在此背景下，如何提高非农土地的利用率，减轻人口膨胀和城市化对农业用地的压力成为了当前保护耕地资源的工作重点。一是，我国农业整体的生产模式尚未完全转化为现代农业，农业生产缺乏计划性，粗放性明显，土地的利用成本较低。土地的利用成本较低，直接导致土地向其他用途输出，比如农业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从短期效果看，农业土地的转化实现了资本的短期升值，提高了有关不满和相关用户的收入，但是从长远看，是土地资源和价值的浪费。二是，我国耕地总量多，人均少，地区分布不均匀。地区分布不均匀导致受到不同地区生产力的不同，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也不同。在我国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地区，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已经基本形成，生产效率高，产量大，而在我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山区，基本是半机械半人工化，生产效率低。
1.2耕地资源法律保护机制不健全
耕地资源法律保护机制不健全主要有两点体现：一是，产权制度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土地的所有权属国家所有，使用权归农民所有，目前的大户制土地流转制度也标明，转让的是土地的使用权。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需求时，对土地可以回收，但是回收的标准和补贴以及征地性质范畴都不明确，因此，在实际的征地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二是，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加快，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当中，农村大多留守老人和儿童，因此，很多土地无法有效得到利用，土地荒芜化情况严重。
1.3耕地资源政策保护力度不够
耕地资源政策保护力度不够。中央明确规定要退耕还林还草，十八亿亩是底线。但是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实现地区GDP增长，利用十八亿亩空子，将优质土地资源作为资产变卖，利用滩涂和沙地等土地作为优质资源上报。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都是土地利益的相关者，三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从不同角度对土地利用进行设计，因此，政策保护的力度无法保障和实现。
2.我国耕地保护措施
2.1 耕地资源总量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保护耕地必须坚持耕地资源总量保持在稳定的状态。实现土地资源的稳定状态就必须要做好耕地资源总量的动态平衡。首先，要做好耕地质量的平衡。我国耕地地区分布不均匀，不同地区社会生产力也不同。因此，要深入农村，摸底调查耕地状况和实际可利用土地，耕地质量的衡量标准不能一刀切，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耕地的质量以及生活方式做出基于全国综合考虑的资源总量分布和规划。其次，实现耕地资源总量的动态平衡不仅要考虑社会人口的需要，还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念，做好后备资源的储备工作。对符合土地质量要求而被非法侵占的土地，要责令相关部门限期整改，恢复原来生产力，针对我国沙化面积不断扩大的实际情况，要做好退耕还林还草，保护农场和草场工作。最后，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的发展现状，要认真做好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研究，盘活现有耕地用地，提高耕地使用率。
2.2 建立联动的土地保护机制
建立联动的土地保护机制要求处理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三方都是土地的利益相关者。市场化运作下，土地作为商品，具有利用成本，易转化其他用途的特点。因此，一是，中央政府要加强立法，进一步完善保护我国耕地的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对地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其次，还可以完善官员考核机制，将土地保护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添加为官员升迁标准。二是，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中央政府在土地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结合地区实际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性土地保护法规；同时，也要及时发现土地保护的新情况、新发现做出专项调研，形成农业报告，向上级汇报。三是，建立赔偿机制。目前，我国的征地标准和征地性质范畴界定不严格，相关司法解释不明确，政府要认真研究征地标准和征地性质界定工作，依法保护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
2.3 理顺土地保护政策体系。
目前，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稍显落后，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非法拆迁、违法拆迁、私法代替公法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有必须进一步理顺土地保护政策体系。一是，要建立以土地保护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建设，保护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做到有法可依。农民是弱势群体，当前社会出现了很多侵犯农民权益，甚至危及农民生命财产的现象，这些都是因为农民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护，土地资源保护缺乏法律依据，私法代替公法所导致。二是，要加强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土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先要从法律整体框架着手，避免出现不同法律法规条款的冲突、重复以及歧义，然后各地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法规，实现政策法律法规的软着陆。
2.4建立合理的耕地保护经济激励机制
目前，我国耕地保护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做好土地资源保护成为了我国政府的首要问题。目前，我国人口基础大，新增人口多，人口素质不高，单纯群众自我提高保护土地意识，显然是不切实际，因此必须要建立合理的耕地保护经济激励机制。一是，对非农产业占用农业土地情况。首先，要做好征地实际调研，争取做好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双收的大好局面，其次，要做好征地补偿工作，征地补偿要根据市场化需要，根据地价实际价格结合农户长期损失做出合理补偿，提高补偿标准。比如，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就是利用沿海滩涂建立旅游地，并没有占用农业用地，这对当前各地旅游地的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在具体的征地补偿款方面与农户存在一定分歧，导致工程进度受到一定干扰，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负面影响。二是对退耕还林还草用地，政府要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对农民补贴力度，提高农民退耕还林还草的意识和积极性。
3.总结语
土地是我国发展的根本，保护耕地是维护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决策，必须要立足农村实际做好土地经营性等制度研究的同时，从法律，行政制度层面做好耕地保护的工作。
参考文献：
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第2篇
进人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各行业快速发展，农业作为“重头戏”，为经济发展注人了“新鲜血液”，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
1.资源过度开发冲击环境承载能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庞大的人口数量造成人口与耕地面积不成比例，严重失衡，我国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水平的五分之二。同时，传统耕作习惯导致我国土地荒漠化严重，农民欠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意识，单纯考虑农业收益而忽略了土地保护，导致土地生产力逐年下降，荒漠化日趋严重。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宏观政策实施以前，农民为扩大个人耕种面积，对林地、草地等进行了严重的滥砍滥伐，导致林地面积大幅度减少，植被大量破坏，土地因缺乏植被保护而出现沙化，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2.化学物质超量施用造成水土
污染,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民收人，为农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然而，化学物质过度施用和依赖却给我国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据资料表明，我国是世界上农药、化肥使用量最大的国家。超量的化学残留物质造成土壤结构发生改变，大大降低土壤质量。无独有偶，雨水冲刷使多余的化学物质流人江河，造成严重的水污染，从而威胁人类健康，影响了农业生态环境健康发展。
3.城市化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技术水平的进
步，是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总体向好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稈中，科技水平不断提岛.文化水平H益巩同，牛.活水平莕提歼,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助推器”的作用随右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进人乡镇、农村，成为村庄脱贫致富、百姓奔向小康的有效途径然而H趋严电的乡村r业污染随乡镇企业浦现接蹿而至，我国乡镇发展存在滞后性，生产设备也存在“祖线条”，生产方式比较单一。
从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来苻，普遍存在缺乏有效、成型的环保设施，环保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很多企业废物废水、残留物通过土壤、水体、大气排放到自然环境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污染.给农村生活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冲电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依靠牺牲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实现的，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典咽反例，也是生态环境治理必须作出有效改变的屯要课题。
4.畜禽养殖产生环境污染畜牧业足农业领域的*要组成部分，是农业发展的强大支柱产业，“分天下”有其一，畜禽养殖作为畜牧生产的关键环竹.扮演着不替代的关键角色随着畜产品产的增加，畜禽养殖卨速发展为企业、农户带来收益的同时，为环境带来冲，成为农业生态环境逍受破坏的乂一大“导火索”。
fr:众多污染源中，家畜代谢产物粪便是畜产废弃物中数多、危害最为严重的，每天排出的粪尿量一般相当于体?的5%~8%从传统观念角度分析，人们缺乏对畜禽粪污排放的有效监符和资源利)H过坫畜禽粪污排到水中，导致水体窝背养化严重，不仅影响水质，而且产生大量藻类进而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另外，畜禽粪便造成土壤和大气污染，降低土壤通透性，产生氮气、甲烷、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对作物长和人类牛活带来双打击。
二、原因分析
1.基本国情
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在亿万农业人共同奋斗、不断努力下，我闽农业取得r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但是，我们要仵进步的同时保持清解的头脑韩长赋部长曾经说过，“我闰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生产了世界1/4的粮食，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这句话展现出我国对世界农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道出我国不容乐观的农业基fill!我W人口众多，农业资源紧缺，人均耕地.林地、草地、水资源都不到世界水平的1/3,伴随自然灾害的影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丨〗趋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涌人城市，出现“空心村”问题：据调奄显示，我国50岁以下的农业劳动力平均不足10%,农业劳动力缺乏导致农业生产方式单一、祖放，进而影响生态环境
2.环保意识淡薄一方面，在传统农业发展初期，农民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长此以往形成的农业生产习惯，造成人们不取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是造成农民缺乏农业环保意识的另一主因：意识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结果意识上缺乏环境保护的观念，然使得农业生产过枵中单纯按照主观想法施行，缺少对生产方式是否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对资源造成浪费进行足够考虑。
3.环保问题弱势近年来.中司经济迅猛发展，在闻际金融危机席卷仝球的大环境下依然亭亭玉立，钐?强国本色然而发展总会伴有消耗，利弊总是同时存仵.环境问题也随经济发展水涨船卨，成为新形势下的大问题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往往忽略r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如今虽然环保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也采取r一些措施进行改善，但在面临要发展还是要环境的“选择题”日环保问题恐怕依旧是耶个被放弃的选项y经济高收益付应的往往是环境卨污染，在经济高速发展舰佳肴面前,蘭、企业、农户难以拒绝诱惑.忽略了“养生”才是健康之本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4.法律法规不健全“法”是 严格办事的准则，是对不良行为的有力约束。我国环境保护发展起步较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有所缺失或尚不健全。虽然目前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已逐渐走上法制化轨道，初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依旧是一个薄弱环节，从立法到执法都还存在许多问题。自开展环保工作以来，我国始终注重生态环境法规建设，但目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没有形成专门性法律。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所处的困境，使得农业生态环境的法律保护显得愈加紧迫。
三、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建议
1.提升农民生态环保意识思维。意识思维是行动的“指挥棒”，要在增强农民环保意识上多下功夫。农民朋友是奋斗在农业生产一线的“先锋军”，是实现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具体践行者。可通过教育宣传、技术推广等方式，普及农业生态环保意识和先进生产方式，
通过播放有教育意义的环保纪录片、开展农业生态环保大讲堂等方式，让农民感受到农业生态环保的好处与重要性，引导农民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同时增加农业收入。帮助农民认识到日常农业生产中不合理耕种、畜禽养殖方式及化学肥料错误施用，对生态环境会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培养农民养成绿色、生态、环保的农业生产习惯，启发农民自觉进行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进行生态养殖、生态种植等可持续农业生产。
2.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规是农业生态环境得以保护和改善的有力保障，是对破坏农业生态环境行为的“一记重拳”。要不断健全现有关于农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通过学习西方优秀经验和做法，逐渐弥补我国农业环境保护法规、条例的漏洞与不足。另一方面，通过深刻反思过去农业环境遭到破坏的典型案例，剖析问题发生的关键，切合实际地制定适合本地或最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法规。与此同时，更要注重制度创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国家级农业环保法律健全、有效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特点制定下一级更有针对性的农业环保政策法规，努力探索出一条资源能耗低、生态影响小、环境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阳光大道”。
3.制定农业环保激励补偿政策。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是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百姓安居乐业的强大助力。环境保护问题难以彻底解决，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在当前背景下，部分企业、农民已经注意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并且已经走在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环保道路上，很多企业甚至在不惜损失利益的前提下仍然努力坚持。对于这些做法，政府一定要及时给予补偿和支持。否则，不但造成农企、农民经济利益的损失，打击环保积极性，而且造成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并不明显，可谓白下工夫。目前，我国已在林业、草原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生态补奖政策，政府要择优去劣，继续加大农业环境保护资金保障，增加农业生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补贴，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环境保护的激励政策，为开展农业环境保护“保驾护航”。
4.加强农业环保执法体制建设。法规健全是基础，有效执法是关键。法律的执行是发挥法律法规实际作用的具体手段和表现。要逐步加强环境保护执法体制建设，建立完备、切实有效、权责清晰的执法机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有力震慑。强化农业环境保护执法部门的权威，让执法者在执法工作中有效遏制和纠正环保违法行为。
同时，政府要提高执法部门、执法人M的综合执法水平，真正做到执法为民，执法公正，确保国家制定的各项关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制度得以贯彻和施行；要加大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各地区、部门要明确分工，认清职责，每个职能机关都要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置于高位。地方部门要将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水资源、土壤资源、大气等有初结合，逐步提高地区有关部门的监管意识与能力，对农业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监控，严厉打击违法破坏性行为；建立一个农业环境保护综合机构部门，以保护和改善农业环境为目标，制定农业环境保护实施具体细则，明确认定责任部门，将各部门在环境保护层面取得的成绩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当中，加强各部门工作之间的配合联动，提高工作效率，缩小农业环保过程中相互推脱的“盲区”，从而调动各机构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更好推动农业环境保护的发展。
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环境治理；污染防治。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化学品、农药等现代科技产品的使用，人类社会向自然环境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使得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异常严峻。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立法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立法呈现分散碎片的特征，远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现实需要，我国亟需系统化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一、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现状。
土壤是“以母质为基础，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长期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而成的土状物质，它由固相、液相和气相物质以及生物体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1]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自然基础之一。土壤各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复杂多样的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内外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化与交换，保持着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稳定。土壤结构多样、功能多元和过程复杂的特性使得土壤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然而，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却非常脆弱，土壤具有吸附性、缓冲性、氧化还原性以及自净的功能，其能广泛接触水、大气、固体废物等中的污染物，这就使得土壤极易受到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土壤，其数量和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导致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变化，从而使土壤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正常功能失调，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并产生一定的水和大气次生污染的环境效应，最终将危及人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2]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 1.5 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 3250 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 200 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1/10 以上”[3]。这些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酸雨、大气尘埃、工矿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化肥和农药、工矿废水灌溉、农家肥、地膜污染等。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富集性、复杂性和不易逆转性的特点，这使得土壤污染的危害严重，治理困难、耗资巨大。
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首先，土壤污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被农作物吸收，使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富集于人体内，引发各种急慢性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其次，土壤污染威胁生态安全。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依附于土壤的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污染还会导致水、大气、海洋等环境要素的交叉污染，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安全。最后，土壤污染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使土壤生产力和耕地质量下降，导致粮食减产、粮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缺陷分析。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制化是我国根治土壤污染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总体可分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及相关法三个部分。首先， 《环境保护法》 对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环境保护法》 第 20 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和土壤生态环境破坏从水土整治、动植物保护、化学品及农药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防治。其次，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现有与土壤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 《水土保持法》 和 《土地复垦条例》。2007 年 《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从监督管理、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95 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对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土壤规定了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最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主要涉及 《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 等污染防治及 《土地管理法》、 《森林法》、 《草原法》、 《矿产资源法》 等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另外，其他环境保护专门法中有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还有 《环境影响评价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 《节约能源法》、 《农业法》、 《城市规划法》、 《标准化法》、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等。
然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存在严重的结构与功能缺陷，已明显不能为防治土壤污染提供有力地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首先，立法缺乏系统性。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应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我国不仅环境保护基本法性质的 《环境保护法》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相当简单，而且还缺乏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这既与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极不相适应，也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开展。其他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只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且这些规定多是宣言式和框架式的，既无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明确详细规定，又缺乏相互配合联系，无法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其次，立法缺乏对土壤的统一性保护。现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土壤进行规定，缺乏对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化规定。立法的土壤规制对象比较狭窄，偏重规制农业土壤污染，对工业、城市土壤污染重视不足。再次，立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制度供给。立法缺乏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使得立法缺乏可操作性，行为规则原则性、概括性强，明确性不够，缺乏针对性。最后，立法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规定。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实行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管理。
目前，土壤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不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与分工负责的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环保、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多头管理，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土壤污染防治系统性工作。
第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结构与功能具有对应关系，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功能上是为了实现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而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明显的重预防轻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其造成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即使在预防土壤污染方面，立法也存在严重的偏重控制点源污染，忽视对农药、化肥、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面源污染控制，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土壤面源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在土壤污染治理上，立法更是很少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即使有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地方立法，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适用范围窄、手段单一，仍无法有效治理土壤污染。
三、域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借鉴。
域外国家和地区对土壤污染防治主要实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和综合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立法。
美国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 《土壤保护法》，该法通过防治土壤污染、流失来保护农业生产。之后，美国又从对废物全程管理的角度防治土壤污染，制定了 《固体废物处理法》、 《资源保护回收法》、 《危险废物设施所有者和运营人条例》、 《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 《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 和 《纳税人减税法》 等法律。此外，美国在水污染防治的 《清洁水法》、水源地保护的 《安全饮用水法》、化学品等有毒物质污染防治的 《有毒物质控制法》 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 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英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专门的 《环境保护 1990：
Part IIA法案》。另外，英国注重对污染的系统防治。 《污染控制法》 是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对废弃物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实行全面系统控制。英国还在对生活垃圾处理的 《生活环境舒适法》、对危险废物控制的 《有毒废物处置法》 和 《有毒污水处理法》 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加强土壤污染的防治。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 《联邦土壤保护法》、《国土整治法》、 《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 和 《建设条例》 等。“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
[4]同时，德国意识到仅仅依靠专门的 《联邦土壤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防治土壤污染是不够的，需要将专门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律与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结合起来，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化与系统化。德国先后制定 《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肥料和植物作物保护法》、 《基因工程法》、 《联邦森林法》、《联邦矿业法》、 《联邦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从不同领域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控制。
日本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也制定了专门的 《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施行规则》。
日本多次修订 《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 并根据该法对农田土壤中镉、铜、砷等含量进行监测，并对超标土壤予以修复。日本2002 年颁布的 《土壤污染对策法》 以市区的土壤污染为防治对象，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监测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另外，日本在 《水质污浊防止法》、 《Dioxine 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 中也有涉及防治土壤污染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了详尽的配套法律规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实施细则》、 《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监测基准与管制标准》、 《征收种类与费率》 等共18 项法案，这些法案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相结合形成了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四、系统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1.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要性。
系统化之所以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与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
首先，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要求立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性防治。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特性的认识加深，在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缺陷的同时，逐步确立起整体环境观，并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5]。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整体性、内在联系性，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环境法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将人类和自然作为一个生态整体，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运行，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种理念。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及土壤污染源的多样化需要人类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树立整体环境观念，通过对土壤污染的多源整体性控制，实现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系统论为系统化完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系统论是对系统科学的哲学抽象，强调整体性。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6]。系统论认为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系统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等特征，其总是动态运行并保持相对稳定。系统论在土壤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运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具体运用是土壤污染系统控制，即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过程的、多种环境介质的控制”[7]。一方面，土壤与水、大气等环境要素共同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因而，我国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需加强对水、大气等多环境介质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整体性，其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普遍联系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各组成要素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组织性和有序性，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维护土壤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遵从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规律，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全过程、多种环境介质的系统控制。
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系统化完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为指导，强调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运用系统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2.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现路径。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系统化立法。系统化立法可以实现防治土壤污染、保护人体健康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目标。
（1） 修订 《环境保护法》，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 《环境保护法》 已严重不适应时代环境保护需求，亟需进行系统性修订。“《环境保护法》 修改的最终目标乃是基本法和法典化。”[8]但我国现在还很难实现 《环境保护法》 法典化的目标，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先实现该法的基本法化。基本法化意味着 《环境保护法》 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整体保护、对多污染源的系统控制。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
应明确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建立适用于所有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创立有效的对各环境要素的开发、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的协调机制。
（2） 制定专门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 及配套法规、规章。
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 虽是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基本法，但限于基本法性质制约，该法不可能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针对土壤污染防治，我国还需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控制。
第一，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处于生态污染链的末端，目前已有大量立法对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定， 《土壤污染防治法》 无需再将预防类单行法的污染防治内容分解纳入。否则，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其他污染防治立法的重复。
第二，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树立整体环境观念，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促进人类对土壤污染实现系统的污染控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指在土壤污染防治中，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综合进行土壤污染控制，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种因素，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的调整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与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11~12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法律化实现路径，其直接催生土壤污染系统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第三，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法》 尤其要明确规定土壤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鉴定制度、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保险制度，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监测预防、使用管理、污染修复和损害赔偿的全过程管理。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 可与在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排污许可制度建立链接，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备案制度。
第四， 《土壤污染防治法》 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土壤污染监管体制是 《土壤污染防治法》 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支撑和中枢，是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战略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明确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合理划分土壤污染防治中央主管部门、地方分级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职权，建立有效的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和严格的土壤污染防治问责机制。
第五， 《土壤污染防治法》 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土壤污染信息公开是我国土壤法治的必然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主动及时公开土壤污染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注意发挥社区和村委会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委托社区和村委会成员作为兼职监管员，以便及时掌握土壤污染信息。同时，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土壤污染程序化回馈机制，保障公众土壤污染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给予百姓参与土壤污染防治门径。
（3）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执法、司法的依据。我国应“构建一个以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为基础的，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同时，我国应不断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应能对包括农村土壤和城市土壤的各类土壤规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应能全面综合管理进入土壤的物质及物质留存土壤期间的状况和离开土壤的状况。
五、结论。
系统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防治土壤污染的保障，可有效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原有立法的结构与功能缺陷。系统化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及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的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人类秉持整体环境观，使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应修订 《环境保护法》，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其次，应学习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 及配套法规、规章。同时，我国在系统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系统的综合协调，避免立法重叠，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第三，我国应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尤其是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另外，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情况会严重影响土壤污染防治的效果，我国还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加强对其他环境要素的保护，完善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立法，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公平司法、引导守法，真正实现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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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第4篇
启示之一：
立法治污是常用手段
土壤污染并非中国特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某些发达国家就因倾倒化学废弃物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拉夫运河事件”，引起民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该法律的制定推动了美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
在时间上，及早立法赢得主动
梳理东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会发现日本在时间上走在了多数立法国家的前列。
进入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在经过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后，日本的土壤污染情况一度非常严重。日本在 1970～1980 年间进行的专项调查发现，有害物质超标的污染农业用地的区域有 124 个，面积达到6350 公顷。而到了 1986 年，已查出的污染地区累计为 128 个，面积达到 7030 公顷。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市地区频繁出现了大量土壤污染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是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日本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对策法》。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和消除农业用地被特定有害物质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已经被污染的农业用地，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及变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制定及变更农田土壤污染对策计划、指定及变更特别地区、调查测定农业土壤污染、现场调查、农作物等种植的劝告等等。
当然，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及早立法与全面方法，使日本在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方面卓有成效，理应成为多数国家学习取经的典范。
在设计上，两种模式防治结合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有独立的立法模式与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之分。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独立的立法模式，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单行法规范对象进行立法的有日本、韩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此相对，采取附属性立法模式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将其有关土壤保护的有关内容分散在一部法典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之中。
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均采用附属性立法。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都在其环境保护相关立法或政策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明确规定。如文莱的《环境命令草案》，泰国的《自然环境质量法》，马来西亚的《环境质量法》，新加坡的《环境保护法》及印度尼西亚的《20 号政府令》。
众所周知，专门立法效果显而易见，那么是否建立在其他法规之上的“法中之法”就效果不佳呢？结论是否定的。
以俄罗斯为例。至今，俄罗斯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保护土壤的立法均建立在其他法律法规之上，即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目前，主要是在《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俄罗斯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大气保护法》《俄罗斯联邦水法典》《俄罗斯居民卫生安全防疫法》《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有一些相关规定。其中，《俄罗斯土地法典》中规定了土地保护的目的和土地保护的内容，其中包含对土壤及土壤肥力的保护;并责成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管理者、土地的使用者以及承租人都应该提高土壤的肥力，采用环保的工艺进行生产，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农业活动而使土壤的生态状况遭到破坏。同时规定了消除污染后果、保持已达到的土壤改良水平，复垦被破坏的土壤、恢复土壤肥力等土壤污染修复方法。以《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为例，其对使用的农药、化肥的一系列试验、登记、生态鉴定等活动，以及对使用农药化肥制剂的严格规定，都是对土壤污染的预防制度。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农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和完善农药、化肥的使用制度，尤其要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对于高毒、高残留及残留期较长的农药要限制使用。
由此可知，在立法的顶层设计上，无论是专门的立法，还是综合的立法，都是一种形式而已，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治结合，并不会由此影响到对于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效果。
在进程中，多次修法应对变化
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比较好。
尽管韩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始于 1995 年，从时间上而言要晚于日本。但在应对发展变化和立法进程中，做得比较好。为了使立法更有针对性和取得实效，韩国对相关法律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确保了立法始终跟上发展变化进程。
自1995年开始，此后经过多次修订，韩国主要完善健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和《土壤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其中，《土壤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使韩国得以建立一个土壤污染防治的综合法律框架，对土壤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1996 年，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土壤污染监测网”，以防止与矿山、精炼厂、军事基地、储油设施、垃圾处理场相邻地区的土壤污染。
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以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及时应对、修订完善法律，使法律法规始终与变化同步，与时代同步，不仅强制实施土壤污染调查、土壤污染的指定和修复等制度，而且极大促进了企业自愿进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内容上，细致严谨丰富内涵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法律层面有个瓶颈问题，即：立法易，执法难！
不止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教训。而在执法层面做得较好的国家无疑是德国，其立法内容的丰富与严谨执行值得我们学习。
可以说，德国是一个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有着立法和执法丰富经验的国家。目前，德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联邦土壤保护法》和《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其中，《联邦土壤保护法》于 1998 年 2 月 6 日通过，该法的最后条款于1999 年3月1日实施。主要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土壤变质回避义务、净化主体及其义务、污染土壤调查义务和情报公开制度等。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污染土壤和水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德国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例如《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和《垃圾处理法》等。因为在农业生产中经常要施肥也会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为此德国在1996 年制定了施肥法条例，将其肥料的使用依法规范，防止因施肥而引起土壤污染。
德国人以严谨细致而著称于世，面对立法与执法这么严肃的话题，德国人当然会更加严谨细致，更为务实执法注入了丰富内涵，具有借鉴意义。
启示之二：
科技治污起关键作用
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做法说明，采用科技手段和先进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以英国为例。众所周知，英国是早期工业发展国家，有着极为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英国最早开采的矿主要是煤炭、铁矿、铜矿，时间都在300年以上。随着经济发展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当年开采遗留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却并没有消失。在尝试使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将挖出的污染土壤并移至别处，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经过探索与发展，当前的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成熟和规范。具体而言，其科技手段主要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个方面，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推广。
物理方法治理重金属
物理方法常见有三种：①电动土壤修复法，主要适合重金属污染物治理，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电渗流或电泳等方式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被带到电极两端从而清洁污染土壤。②热处理法，即对土壤进行加热升温，使挥发性有害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土壤并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处理。③机械清洗法，该方法是一种较新的石油污染修复技术，采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异位清洗土壤。
化学方法降解污染物
分为化学栅法、化学氧化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三种。①化学栅法。该方法是利用一种既能透水又具有较强沉淀污染物能力的固体材料，将其置污染堆积物底层或土壤次表层的含水层，使有机污物滞留在固体材料内，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物扩散并对污染源进行净化的目的。②化学氧化法。该方法是向被石油烃类污染的土壤中喷洒或注入化学氧化剂，通过与污染物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立，使污染物以降解、蒸发及沉淀等方式去除掉，最终达到净化的目的。③生物修复技术。早在1983年，英国就提出了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思想，即生物修复技术。首次利用遏蓝菜属植物修复了长期施用污泥导致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并证实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目前，英国已开发出多种耐重金属污染的草本植物用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治理，并已将这些开发出来的草本植物推向商业化进程，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材料库。
启示之三：
分类治污使效果明显
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类污染问题：水污染、固体污染、大气污染、矿物质污染、农药和化肥残留物污染……针对不同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必须采用不同类别的方法和手段，方能有针对性地取得明显效果。以德国以例，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针对土壤保障和环保工作，德国的策略是“分类治污”“逐步深入”。
开展调查摸底数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排查筛选定方案
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并展开预备性调查，范围包括潜在的污染源、以前的厂区以及废料堆放地。第二步，根据调查结果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排除危害。第三步，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第四步，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第五步，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建立数据动态管理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少用土地避拓展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表土剥离防污染
除了以上德国分类治理的办法效果明显外，日本在分类治理方面也有“一招鲜”：表土剥离。该方式即剥离受污染地区的表土并覆盖或进入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表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曾一度污染严重。其中，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尤其是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 90%左右。为了治理土壤污染，日本开展了特定的土地改良事业，并指定了一些地区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在具体治理过程中，日本各地根据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及污染程度等的不同，因地制宜选取填埋客土法或上覆客土法等方法。
其中，前者是先剥离被污染的表土并就地挖沟掩埋，其上利用砂石土形成“耕盘层”，最上层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通常是干净的山地土）;后者则是在污染的表土上直接客入砾质土形成耕盘层， 再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山地土。这两种方法都需制作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耕盘层”，以防止植物根系扎到客土层以下的污染土中。因此，为确保植物生长在无污染的土层中， 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形成的客土层应保持一定厚度（通常在 15 cm 以上）。这种表土剥离方法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推广。
启示之四：
税政治污促主动作为
梳理发现，世界各国在税政治污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一是直接向生产企业和主体征收环境税;二是对于低碳生态工业企业和主体减免其他应缴的税费。这两种通过税费手段防治污染的办法不妨称之为“税政治污”，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业主体主动作为。
以美国为例。美国环保局（EPA）在 1995 至 1996 年间制定了棕色地块行动议程，1997 年5月，克林顿政府为落实这项议程，发起并推动了“棕色地块全国合作行动议程”。在该议程的倡议下，美国国会于 1997 年 8 月通过了《纳税人减税法》，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的投资。四是美国 2001 年通过的《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对有关免除中小企业有关 1980 年《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中的一定责任，促进棕色地块的清除和再利用，为棕色地块振兴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目的等进行了规定。
据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环境税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减少了污染。有研究人员发现，在荷兰已用环境税手段减少重金属的排放，瑞典已用来减少氧化氮的排放，在德国则用环境税手段减少有毒废物的产生。报告说，可以用这些税收抵消工资税，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建议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征收碳税和能源使用税，以此来减少工资税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手段。
启示之五：
赔偿治污为责任底线
一旦发生污染问题或事件，及时合理地赔偿由此带来的环境、身心健康和治疗费用等方面的损失，考量着政府和民众的底线。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做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更让美国人心惊的是，当时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承担。
为了解决治理费用承担者不明或费用承担者无力承担治理费用的问题，该法规定建立危险物质信托基金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责任信托基金。该法还规定了治理费用承担者费用承担的范围和限度以及财政担保，并对揭发、检举非法泄漏危险物质违法者的人规定可给予最高达1万美元的奖金，对违法者可处以每次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每违法持续日2.5万美元以下罚款，对累犯者，每违法持续日的罚款额可高达7.5万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超级基金的初始基金为16亿美元，来源有两个：13.8亿美元来自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2.2亿美元来自联邦财政。1996年美国国会修改超级基金法时，将基金总数扩大到85亿美元。其中25亿来自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企业的附加税;27.5亿来自联邦普通税;3亿来自基金利息;3亿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等。
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以下的费用：一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迁移和补救行为的全部费用;二是任何个人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其他“必须”的责任费用;三是因泄漏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等等。
启示之六：
社会治污提专业水平
土壤污染防治，必须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道路。
一是坚持倡导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市场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会产生较大冲击，法律实施也为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日本和韩国尤为成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宽严不一，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国情和区情。立法过宽，难以遏制土壤污染;过严，则不仅伤害经济，也不利于土壤污染的整治。
二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和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这是因为，无论政府还是污染者，都无法单独承担土壤污染整治的巨大费用，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必不可少，并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保险制度等实现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的社会化。 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业务对专业技术性和职业诚信的要求很高，须由专门机构来承担。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称之为委派调查机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负责有关设立、变更和终止和监督事项。韩国《土壤环境保护法》详尽规定了“土壤相关专业机构和土壤净化业务”，还特别规范了禁止出租土壤相关专业机构的书面授权、禁止同时经营其他业务、土壤净化业务的注册等具体制度。
耕地保护法律法规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立法体系；法律制度；启示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土壤污染事件，如湖南郴州土壤砷污染事件、湖南大米镉含量超标事件等频繁发生[1]，直接威胁着我国农产品品质与食品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为应对当前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下降，土壤污染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威胁，以及土壤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问题，国家加强了综合预防与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工作。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我国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2]。根据该规划的要求，到2015年，全国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量比2007年削减15%。在土壤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建设方面，2011年12月15日国务院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完善环境保护工作的政策措施之一是加强法规体系建设，即“研究拟订污染物总量控制、饮用水水源保护、土壤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3]；2013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2013〉7号）中将“研究起草土壤环境保护专门法规，制定农用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保护，新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被污染地块环境监管等管理办法”等作为相关工作的保障措施之一[4]。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工作已迫在眉睫。
与此相对，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其中，作为采取独立立法模式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已构建了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肥料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此外，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实质内容来看，德国在注重土壤自然功能保全，农业用地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恢复，以及水土流失面积的控制等的同时，也加强构建了污染场地修复、可疑场地的调查、监测和控制等法律制度，为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为中心，对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德国土壤保护立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提供借鉴。
二、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的立法体系
围绕欧盟法规指令、德国联邦立法、州立法，以及国家环境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等，德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学者盖伊等人在2009年的一项关于可持续农业和水土保持的项目研究中指出，德国当时有43项关于土壤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尽管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该数量仍属相当多之列[5]。具体而言，德国有关对土壤保护问题进行规制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联邦土壤保护法》、《土壤评价法》、《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等。此外，作为欧盟硝酸盐指令（EU-Nitrates Directive COM 1991）在国家立法层面的体现①，德国于1996年1月26日制定了《肥料法》来规范农业生产中肥料的正确施用，土壤附加物质，栽培基质，以及根据良好农业规范原则（GAP）的植物救护，尽可能地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和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养分流失而造成的环境污染[6]。作为德国土壤保护领域较为普遍适用的激励机制政策，德国实施了“农业环境计划（AES）”[7]。
从总体上而言，德国已逐渐形成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肥料法》、《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
（一）欧盟法规和指令
欧共体于1972年颁布的《欧洲土壤》首次将土壤列为需要重点保护的环境要素。自欧盟成立以来，土壤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目前仅有九个欧盟成员国颁布了针对土壤保护（特别是土壤污染）的专门立法。有多项欧盟政策（如有关水、废弃物、化学品、工业污染预防、自然保护、农药、农业等政策）对土壤保护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制定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土壤保护，不能确保欧洲所有土壤得到相当程度的有效保护[8]。为了加强对欧洲土壤的保护，应对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及退化问题，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9月22日通过了《土壤主题战略》，2007年11月由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了《土壤框架指令建议书》。2012年2月13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土壤主题战略的实施报告》，较为详细地汇报了该土壤主题战略从2006年通过以来的实施情况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该报告指出，2004年全欧盟27个成员国投入资金约52亿欧元，用于对土壤进行修复治理，其中德国占比重达21.6%，为所有成员国最高；而欧盟预计于2007-2013年间投入31亿欧元作为工业场地和污染土地的修复费用，匈牙利、捷克和德国是获得配额最多的国家，分别为4.75亿、3.71亿和3.32亿欧元[9]。
在农业土壤保护方面，于2005年9月的《欧盟农村发展条例》鼓励成员国采取特定行动保护土壤②。根据《欧盟农村发展条例》的规定，欧盟成员国可依照农业环境计划为支持农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各类措施提供资金投入；各成员国可自由选择农业环境计划的适用层级。德国根据《欧盟农村发展条例》的规定，制定农业环境计划，将该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并允许各州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和指定具体措施[10]。
另外，依据欧盟2003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要求，德国于2004年颁布了《直接支付义务法案》。该法案包括环境、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标准等内容。具体而言，在土壤保护方面，要求保持“良好农业和生态环境”（GAEC），如果农民违反相关规定，则会减少其农场补贴，甚至须支付罚款。此外，根据《直接支付义务法案》第2条规定，为减少水土流失，在每年农地收获后一定时期内，禁止40%的可耕地耕种；为保持土壤的有机质，须通过至少三种作物的轮耕轮作并进行年度土壤测试[11]。另外，该法在2011年修正案中强调了对土壤中有机物质的保存和土壤结构的保护[12]。
（二）全国性土壤保护立法
1.《联邦土壤保护法》。
《联邦土壤保护法》是一部旨在规范垃圾填埋场、工业场地等土壤污染问题的国家级正式法律规范，是德国唯一的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单独立法。作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该法主要包括总则，原则与义务，关于污染场地的补充规定，农业土地利用和最终条款等5部分共26条。其中，第一部分是总则，主要就该法的立法目的、定义、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
第二部分是原则和义务，主要就预防原则，当事人修复被污染土地的义务，土壤物质参数值，风险评估和调查命令等进行了规定。根据预防原则，财产所有人、场地占有人和可能致土壤特性改变的行为人应当对其使用场地的行为或造成影响的行为负有防止土壤有害转变发生的风险预防义务。关于污染场地的识别及修复参数，该法第8条规定了启动参数值、行动参数值、预防参数值等三类，并明确规定在联邦政府组织有关当事人听证之后，经联邦参议院同意，应当就此颁布法定条例，明确各参数值③。
第三部分是有关污染场地的补充规定。本部分就污染场地的识别，补救的调查和规划，有关部门的监管及企业自我监控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具体而言，该法第11条规定“州法律可以关于污染场地和可疑污染场地识别的规定”并将权利下放至各州。第13条规定主管部门可以要求第4条的修复义务方进行必要的调查，并提交包括风险评估和补救调查的概要，预补救土地当前使用情况和未来使用计划、对补救对象及相关必要的净化措施，安全防范措施，保护限制措施，自我监控措施，相关措施的实施计划日程表等内容的修复计划。此外，主管部门也可以要求第18条规定的专家作出修复调查和补救计划。在计划未制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制定，以及制定的计划不符合要求等特定情况下，主管部门应当增补补救计划。
第四部分是农业土地利用的规定。该部分仅设第17条明确规定良好农业规范，即要求州法律规定的农业主管机构应当传达良好农业规范的有关适合场地方式利用土壤、保全或改良土壤结构、考虑土壤类型和土壤湿度、保存土壤自然结构要素、避免水土流失、轮耕轮作以保全土壤生物活性等理念原则，并详细阐明良好农业规范的表现。
第五部分是最终条款，明确了本法前文所提到专家调查主体、听证、州法律制定的授权等内容，以及欧共体决议的遵从，国防的特殊规定，费用的承担，价值补偿和有关罚款的规定④。
2.《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
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第6、8、13条的规定，联邦政府于1999年7月17日颁布了《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该条例共14条，主要就可疑场地的调查和评估，土壤不利转变和污染场地的补救，水土流失引起土壤不利转变的预防，土壤不利转变形成的风险预防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此外，立法者还制定了四项规定具体事项的实体性附件，以执行该条例内容。附件1规定了有关污染场地、可疑场地、土壤退化的调查过程中取样、分析方法和质量保证的内容；附件2详细规定了行动参数值、启动参数值、预防参数值，以及允许的附加污染额度；附件3规定了补救调查和补救计划的具体要求；附件4规定了在调查和评估因水土流失引起的土壤不利变化时的相关要求，运用水土流失预测模型，做好水土流失易发区的土壤保护预防工作[13]。
3.《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
于1994年9月27日颁布的德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1996年10月7日生效，其后多次补充修订），是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总纲领，它把资源闭路循环的思想推广到生产部门，规定废弃物处置的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置的优先顺序。其中，该法涉及土壤环境保护的条文有第8条、第10条、第36条。即第8条是有关要求农用地土壤利用中物质循环及废弃物管理的规定；第10条关于 “废弃物处理应当不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表现为不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有害影响……”的规定，体现了废弃物处理的基本原则；第36条关于“当有合理理由怀疑某垃圾填埋场会引起土壤有害转变，或对其他个人或公众带来危险时，则应当按照《联邦土壤保护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对其进行污染土壤的识别、检查、评估和修复”的规定，是对联邦土壤保护法的具体落实⑤。
4.《土壤评价法》。
于2007年12月20日由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土壤评价法》（200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从税收的角度创立一个对农业土地进行评价的统一基础，建立一个土壤信息系统，以发挥保护土壤的作用。该法共分为总则、土地评价的特殊规定、程序性条款、评价委员会和最终条款等5个部分共20个条文。2012年2月23日颁布的《土壤评价实施条例》对该法进行了具体细化和补充⑥。
5.其他涉及土壤保护的规定。
在德国其他单行法中，也大量包含了对土壤保护的相关规定，对德国土壤保护专门立法规定进行补充。如：德国于1977年颁布的《肥料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为保持和改善土壤肥力，特别是土壤腐殖质的保护；2009年1月9日联邦议院通过了新《肥料法》，继续强调保持土壤肥力的立法目的，同时对土壤环境进行保护和保全的条款几乎贯穿全法，如第1条立法目的，第2（1）（6）（8）条对肥料、土壤调理剂、生长媒质等相关术语的规定，第3条适用范围，第5条市场流通，第10条科学咨询委员会等条款，都对土壤环境保护进行了规定⑦； 2009年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法》（2009年8月6日颁布，2010年3月1日生效，）第1条第3款规定，为了维护自然生态长久平衡……土壤应当在生态平衡条件下以实现其自身功能保全的方式加以保护……[14]此外，德国其他涉及到土壤保护的全国性法律主要还有：1998年1月1日生效的《空间规划法》第二条关于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的规定⑧、《垃圾处理法》、《联邦大气污染防治法》、《联邦森林法》、《联邦自然保护法》、《肥料法》、《化学品法》等⑨。
（三）州和地区土壤保护立法
为贯彻落实《联邦土壤保护法》并对该法的内容进行进一步丰富和补充，德国各州分别制定了地区性土壤保护法，主要包括《下萨克森土壤保护法》、《巴伐利亚土壤保护法》、《萨尔州土壤保护法》、《萨克森-安哈特土壤保护实施法》、《不莱梅土壤保护法》、《图林根土壤保护法》、《巴登-符腾堡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法》以及《莱茵兰-普法尔兹土壤保护法》等⑩。
三、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发展及其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中的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在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时借鉴。
（一）采取独立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构建完整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采取独立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对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制度进行系统规范， 有利于一国系统规制土壤污染防治制度，有效预防和治理被污染土壤。
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与体系来看，德国采取的《联邦土壤保护法》独立的立法模式，并辅之以其他相关法律规范进行系统调整，对土壤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德国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渊源来看，在欧盟相关法规、指令及政策的指导下，德国通过制定国内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以加强土壤保护，各州政府则又根据联邦法制定州法律，以确保联邦法和其他上位法在地方各州的适用，构建了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肥料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在德国完整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之中，《联邦土壤保护法》对土壤保护发挥的积极功能尤为显著。德国联邦议院和德国农业协会等高度赞扬该法是处于土壤保护法律体系架构的最顶端，发挥统帅作用[15]。作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基本法的《联邦土壤保护法》，调整范围比较全面广泛，覆盖到了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垃圾填埋场地的治理、农业土地利用等基本内容，规定了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协同合作原则等基本原则，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比利时和英国，很多科学类出版物均以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作为模版，以探求其立法的发展。
当然，该法有些条款如关于良好农业规范（GAP）条款的规定较为模糊，并未明确规定强制机制保证良好农业规范的实施，因此，该条款更像是参照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从而被联邦环境部称为“无牙的老虎”[16]。
与此相对，我国目前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立法主要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以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农药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等与土地生态安全相关的法规法律之中，尚未形成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这种现状的显著缺陷是，一方面国家因缺乏专门针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立法而影响政府有效遏制土壤污染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这种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采取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不仅导致我国有关土壤环境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因缺乏系统性而不利于系统规制有关土壤污染控制措施，而且还造成我国目前有关土壤污染防治行政管理主体林立、职责分散而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从而出现了“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17]。有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借鉴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经验，着手制定中国的《土壤环境保护法》，系统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土壤治理等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并以此为基础，重点加强有关落实《土壤环境保护法》关于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土壤措施的相关立法，逐步构建中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
（二）加强配套性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的制定，推动《土壤环境保护法》的真正落实
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第21条关于各州需制定各州的土壤保护法律规范的规定，德国联邦各州纷纷制定了各州的土壤保护法，为实现《联邦土壤保护法》奠定了有力保障措施。如下萨克森州于1999年2月19日颁布与实施的《下萨克森土壤保护法》，就信息报告和公示义务、土壤计划区域、污染场地索引、环境卫生咨询部、土壤信息系统、土壤保护主管部门以及费用与处罚等进行了规定；此外，该州于2010年4月29日制定了《下萨克森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专家和主管部门条例》对州立法进行了补充。巴伐利亚州于1999年2月23日颁布实施的《巴伐利亚土壤保护法》（2011年4月14日修订）就土壤有害转变和污染场地的登记、监测、危险预防、土壤信息系统、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办事处的职权与职责、资产负债表与财政管理、最终条款等进行了规定。此外，德国《专项基金条例》与《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专家条例》等对其进行了补充。萨尔州于2002年3月20日颁布实施《萨尔州土壤保护法》（2007年11月21日修订），就总则、土壤信息系统、特殊条款、数据保护和数据传输与费用、责任部门、监督和处罚等进行了规定。萨克森-安哈特州于2002年4月2日颁布实施《萨克森-安哈特土壤保护实施法》就总则、特定土壤保护、土壤和污染场地信息和数据保护、赔偿金、补偿金、索赔请求、费用、主管部门、技术监督等进行了规定。不莱梅州于2002年8月27日颁布实施了《不莱梅土壤保护法》就总则、土壤的保护、有关土壤质量和污染场地的信息系统、赔偿金和最终条款等进行了规定。图林根州于2003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图林根土壤保护法》（2007年12月20日修订）就立法目的、信息报告和公示义务、土壤有害转变的补充规定、专家和研究所、关于土壤质量的信息系统、关于污染场地的信息系统等进行了规定。柏林州于2004年6月24日颁布实施《柏林土壤保护法》主要就立法目的、相关部门义务、信息公示的义务、通行权、土壤有害转变的补充规定、主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关于土壤质量的信息系统、数据处理系统、专家和检查机构、处罚等进行了规定。巴登-符腾堡州于2004年12月14日颁布实施的《巴登-符腾堡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法》（2009年12月17日修订）。就总则、土壤保护区、土壤信息、调查和监测、赔偿金、费用、主管部门、处罚等进行了规定。此后该州《评估委员会条例》（2010年7月19日）对其作进一步补充。莱茵兰-法尔茨州于2005年8月3日颁布实施《莱茵兰-法尔茨土壤保护法》就总则、特定地区的土壤保护、土壤信息、数据保护、主管部门、处罚和最终条款进行了规定B11。从各州相关土壤保护法的内容来看，各州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对联邦法的具体补充和细化，并就实施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此外，针对联邦法规定的土壤保护制度，各州根据其州土壤保护法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土壤质量信息系统与污染土地调查与监测制度，确保了土壤信息的公开、传输及各州在土壤保护方面的交流合作B12。
德国这种加强联邦与州之间共同实现土壤保护与污染防治的立法经验有利于实施《联邦土壤保护法》，最终实现土壤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目的。一方面，联邦政府充分发挥其联邦制国家优势，在联邦层面制定统一的专门性保护土壤和土壤污染防治的《联邦土壤保护法》，从总体上规范有关土壤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措施，为各州实施土壤保护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又通过将政府权力下放至各州，各州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制定符合各州具体实际情况的土壤保护法，最终形成全国土壤信息系统和配套制度，较好地保证了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在各州的实施。另外，德国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小组（LABO）、州环境部长会议（UMK）等机构，则保障了联邦法律在全国的统一实施，也为各州土壤环境保护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交流平台B13。
与德国的土壤保护制度相比，我国当前不仅缺乏全国性的专门规范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土壤防治的专门立法，而且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如2006年3月浙江省颁布的《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规定对污染土壤要实行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印发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规范了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场地环境调查，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2007年5月重庆市颁布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的有毒有害原料或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2008年6月重庆市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知》（提出了要严格执行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2007年6月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联合印发的《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对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进行了规定），2008年《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200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南京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被污染土壤的处置和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或者责任人丧失责任能力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承担），2010年上海市制定的《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对展览会用地环境质量进行规定），2011年1月1日《鞍山市环境保护条例》（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者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的有毒、有害原料或者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等相关规定，也仅仅是针对污染场地进行的相关规定，无法发挥全面保护土壤环境的积极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也容易造成各地有关土壤保护与污染土壤整治的相关立法随意性大，操作性不强等缺陷，无法满足全国土壤保护大局需要[18]。有鉴于此，借鉴德国有关土壤保护立法的经验，我国应在制定一部专门性《土壤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要求各省市结合其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地方性规章以贯彻落实《土壤环境保护法》，并建立全国性土壤信息系统，保证土壤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的统一实施，接受全社会广大公众的监督。
（三）确立健全有效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是土壤环境保护法发挥土壤保护功能的保障，因此，在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系列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19]。如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第9条和第13条明确规定了土壤污染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主管部门在有充分怀疑表明土壤有害转变或污染场地存在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污染行为人及继承人就相关污染物的类型、扩散或总量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评估；该法第2条及第11条规定了污染场地识别和登记制度，并由各州土壤保护法对污染场地位置、类型、污染程度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补充；该法第15条明确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统计制度，主管部门应当监控污染场地和可疑污染场地，并要求相关义务人采取自我监测措施；该法第19条规定了土壤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联邦政府设立全国性土壤信息系统，各州政府在其辖区设立和运营土壤信息系统，将有关主体对特定区域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及土地利用状况调查数据收集并公布，以供政府决策参考及社会监督；该法第4条、第13条规定了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制度，明确了土壤修复的责任主体包括状态责任人和行为责任人，要求相关义务人采取净化措施、安全防范措施、保护限制措施等，制定修复计划[20]。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各州立法的具体细化与落实，对德国土壤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比德国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我国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还存在土壤污染调查及监测方法不规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不完善、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措施力度不够、土壤环境保护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国在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时，应在坚持“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和“分区、分类和分级原则”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制度、 土壤污染管制区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应急预警制度、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制度、土壤环境保护补偿、土壤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制度等基本制度，以实现保护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之目的。
注释：
① 除了硝酸盐指令外，欧盟涉及到土壤环境保护的指令还有水框架指令（2000/60/EC），关于环境保护，尤其是污泥农用时保护土壤的86/278/EEC指令，关于废物的75/442/EEC指令，关于废物填埋的1999/31/EC指令，关于废物焚烧的2000/76/EC指令，关于城镇污水厂废水处理的91/271/EEC指令等。参见胡必彬的《欧盟土壤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战略》一文，《北方环境》2004年第5期，第52-58页。
② 《欧盟农村发展条例》是由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项目于2005年9月，参见欧盟官网关于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项目的简介，网址：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agriculture/general_framework/l60032_en.htm。
③ 根据该条规定，《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附件二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即只有首先确定合理的土壤质量标准参数，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不同类型污染场地的识别和登记，针对不同类型污染场地，确定当事人责任的大小，采取措施的程度、资金分配的多少。
④ 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参见德国环境部网站http：∥bmu.de/en/service/publications/downloads/details/artikel/federal-soil-protection-act-and-ordinance/[2013-1-17]。
⑤ 1994年德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于1994年9月27日颁布，1996年10月7日生效，其后多次补充修订，参见http：∥iset.ge/old/upload/German_Closed_Cycle_Act.pdf[2013-1-17]。
⑥ Germany： Soil Valuation Act。参见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法律办公室数据库，http：∥/cgi-bin/faolex.exe？database=faolex&search_type=query&table。
⑦ 1977年《肥料法》于1977年11月15日生效，2006年12月9日修订，2009年1月9日被新《肥料法》（Fertilisation Act）废止。http：∥/cgi-bin/faolex.exe？rec_id=068706&database=FAOLEX&search_type=link&table=result&lang=eng&format_name=@ERALL[2013-1-17]。
⑧ 德国《空间规划法》第2条：大空间和跨地区的剩余空间结构应予以维持和发展。剩余空间对有效的土壤、水资源保持、动植物环境及气候的功能应得到维持或恢复。
⑨ 参见杨枫编译的《联邦德国的土壤保护和土壤保护法》，http：∥/websnapshot？ie=utf8&type=bin&url。
⑩ 除了勃兰登堡州，德国其他所有的州都颁布了自己的土壤保护法。参见Stephan Mitschang.Soil Protection Law in the EU.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2008，206。
B11 主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法律办公室数据库，见网站http：∥/。
B12 早在1983年，德国一个政府间合作平台就已经存在，即土壤保护信息资源特别工作小组。1991年，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小组成立，这是德国州环境部长会议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小组成员包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最高土壤保护机构，主要讨论政策范围、解决方案并且提出建议。LABO为各州进行土壤立法及土壤保护经验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它的主要任务即确保土壤保护法在全国的统一实施，并且为该法的修订起草建议书。参见德国环境部编写并的《德国联邦政府土壤保护报告》，详见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Soil Protection Report，2002（6）：14。
B13 德国联邦政府在环保部长会议下面设了一个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组，工作组实行理事会/全体会议制度，下设3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法规制订、预备性土壤污染调查以及历史遗留污染调查。按照字母顺序，由各州轮流担任理事会会长，任期两年。委员会向理事会报告需要处理的议题，理事会对议题和当前重要问题开展讨论并形成报告，环保部长会议对理事会报告进行审议和批准。参见《德国如何防治土壤污染？》一文，中国环境报2012-08-14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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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2013〕7号[DB/OL].（2013-01-28）[2013-01-28]. http：∥/zwgk/2013-01/28/content_23208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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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aroline Schill. German soil legislation and landcare in Australia and Germany lessons learned for effective soil conservation in Iceland[J].Garoarsholmur Project，Reykjavik/Husavik， 201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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