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股权激励的计提方式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昆仑能源不是孤例。截至2010年底,沪深股市240家上市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方案。这些公司由于存在一定幅度的盈余管理行为,人为地调整报表平滑利润,业绩上普遍有所改善。事实上,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密切相关:激励数量多盈余管理幅度大;行权限制期短盈余管理冲动更强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超过非国有上市公司,当然激励的效果更弱;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比其他地区更低一些。股权激励的作用由此扭曲异化,尤其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在公司治理和监管仍不健全的情况下,制度套利成为高管自利的“理性选择”。那么,该如何斩断解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之“手”?
业绩操控“绝技”层出
股权激励在激励高管层提升业绩方面的确作用不小,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高管层为达到行权条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纷纷采用各种盈余管理的方式来“揠苗助长”企业绩效。
减值准备调节盈余。资产减值准则给予了企业很大的选择性,企业可以根据资产的实际状况确定计提标准,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改变。但计提的灵活性和随意性也给了上市公司调节利润的机会。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有动机操纵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往往会在实施前一年大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在以后年度进行转回(仅限流动性资产减值)或是少计提,以达到平滑利润,达到股权激励所设定的业绩标准。新湖中宝2008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公司2007年的资产减值率为13.5%,较之2006年的―67%增长了80个百分点,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当年的资产减值率为5.8%,2009年的资产减值率为0.27%。通过平滑资产减值额实现了业绩的增长,满足了行权条件。
重组变脸。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股份转让、资产置换、对外转让资产、对外收购兼并等手段调整公司的经营业绩。企业可能在实施股权激励之前进行大量的资产购置或更新,以期在日后尽量做到少支出、多利润。上市公司抑或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之后,通过资产的转让或处置,剥离不良资产,进行相关资产置换等取得关联方优质资产,避免经营不良资产产生的损失或亏损。
会计政策选择。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企业往往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致使外部利益相关者很难知道企业适用哪种会计政策或估计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利益来选择会计政策,做出“合理”估计。一般通过变更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变更存货计价方法、变更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和变更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等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如伊利股份在2006年实施股权激励,2007年就报告业绩亏损,究其原因则是大额摊销股权激励费用。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股权激励费用应尽早摊销,然而,伊利股份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行权期长达八年,为何要在两个年度内就摊销所有的股权激励费用,造成2007年业绩亏损?事实上,这一行为就是企业高管实行会计政策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提前摊销,侵占企业盈余。
人为削减费用。当前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大部分是设定业绩指标进行考核,当公司经营业绩达到行权标准后方可行权。这样的激励方案刺激了被授予方努力“提升”业绩,以求获受股权。费用作为企业经营业绩的扣减项,它的降低将会有助于业绩提升目标的实现,使得人为削减费用迎合行权标准成了可选盈余管理策略。中兴通讯自2006年实施股权激励后,连续数年收入大幅增长,增长率接近160%,然而,公司费用占收入比例却在不断地下降,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从2007年起较2006年逐步降低,到2009年分别降低了1%之多。这一反常的现象不得不让人怀疑其通过费用进行了盈余管理。
警惕激励扭曲异化
作为市场“金手铐”的股权激励在国内上市公司的实践真可谓让人眼前一亮,原来这一机制早已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转化为高管利益输送的工具。高管通过股权激励来输送利益之所以能成功,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制定股权激励方案时就早已下好了套,在后续的年度内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实施,就可以确保功德圆满。所以我们要想矫正股权激励实效问题,就必须从源头着手,切断根源。
股权激励要想真正发挥激励作用,首先,必须做好激励方案的设计工作。当前的股权激励方案多采用业绩标准来设定行权条件,这一标准本身无可非议,但是很多公司在具体指标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比如指标单一,或是业绩标准设定过低等。一个方案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最基本保证即是方案本身的设计科学合理。因此,当前企业的股权激励方案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培育成熟有效的资本市场,健全资本市场交易和监督机制,特别是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外部审计职能,加大外部审计监督力度,以更好地约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关键词:股权激励;伊利股份
1、伊利股份股权激励分析
在股权分置改革后,伊利股份作为第一批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之一,它是全国乳制品行业的佼佼者,其股权激励计划自推出以来备受争议。伊利股份结合公司实际和行业
特点选取了股票期权的激励模式,下面我们将对其期权激励的实施进行具体分析。
1.1行权条件设置较低
根据伊利股份历年的财报可以看出2002年至2005年公司每年销售收入较上年的增长率远高于20%,根据期权的行权条件,管理层和骨干员工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获得了600万份股票,但是首期行权条件却只要求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这就意味着仅完成这两年的业绩后,管理层无需另作努力。
随后,伊利股份董事会的决议,2007年4月30日,伊利股份董事决议对方案中业绩考核指标计算口径做了修改,该修改使得当期的利润因为扣除摊销期权费而大幅减少,但在计算是否满足行权条件时却可以忽略期权费的影响,这样的双重标准使得股份支付对于伊利的管理层来说简直形同虚设。《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规定:上市公司应采用合理的模型计算每个行权期应当承担的股份支付成本,并从利润中被扣减。查阅伊利股份的年报发现,公司计提了股权激励费用,费用的分摊情况如下表:
根据表2反映的情况来看,伊利股份在两年内就把费用摊销完毕,因为费用增加而导致短期内的亏损,但是至此以后期权费用就不会影响到公司业绩和股价。
虽然伊利股份有在其他相关说明中声明,把股票期权会计处理本身的利润影响数剔除后,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中净利润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该类成本费用也不会对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影响。但是也不能改变该公司当年年度亏损的事实。事实表明,2007年度伊利股份所赚取的利润都不够负担该公司股权激励的成本,如此看来,将利润支付给激励对象之后留给该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就是亏损。
该股权激励主要针对总裁、总裁助理和核心业务骨干等关键人员。截止至2013年12月31日,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数量总额达到60%,对核心人员的激励较少,股权激励的价值分配不均衡。结合伊利股份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的基本情况,从2005年开始四名激励对象一直担任董事会成员兼高管,高级管理人员与董事会高度重合,“内部人控制”问题不容忽视,防止激励方案被董事会操纵。
1.2行权时间弹性较大
2006年到2013年,伊利股份公告表明:2007年行权数量为64,480份,行权价格为12.05元,从2007年到2012年4月,激励对象再未行权,但是可行权数量从2006年的5,000万股增加到2013年5月27日的18,092.12万股,行权价格从13.33元/股降到6.49元/股,6年时间可行权数量增长了261.84%,行权价格降低51.31%,具体情况见如表所示:
2、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建议
股权激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要保证股权激励方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前提条件是制定的股权激励方案合理有效,综合分析伊利股份股权激励的全过程,可以得出伊利股份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当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股权激励制度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但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仍有需要改进和反思和改进的方面。
2.1加强公司内部管理,有效实施股权激励
上市公司应根据发展的需要以及股东的需求不断完善业绩考核制度,在保证公允与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对被激励对象的业绩评价与考核。伊利案例表明,激励的过度利用和约束的过度缩小都会导致股权激励无法达到应有的效应,因此上市公司应保证内控机制的严格、设立完善的考核机制。考核指标应当全面、系统,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并重。另外,上市公司还需考虑到行业、地域以及自身的发展情况、内部结构的不同,在设计考核指标时应尽量选取适合自身特点的模式,考核指标的设计应结合多种指标相对灵活,考核方案要切合实际。
2.2建立健全外部市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为了促进股权激励的实施更为有效,外部治理也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我国目前的市场情况,应加快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以经营能力为标准,公平竞争,有效监督,让外部股东充分行使自己的表决权,建立完善准确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外部治理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公司法、证券法、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入手,完善上市公司对股权激励的信息披露制度,根据我国股权激励的实施特点,确定合理的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式,调整修订股权激励的税收政策,构建完整的制度框架体系,为股权激励的实施营造一个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外部环境。
3、结束语
股权激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趋于一致,减少公司的委托成本,同时良好的股权激励有利于企业业绩的增长、帮助公司吸收培养优秀人才,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伊利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它实施股权激励只激励一部分高管层,而公司核心业务骨干却享受很少一部分利益。管理层股权激励要发挥良好的效果,否则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最后,由于我国企业所处的资本市场环境不如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环境发展的那么成熟,因此仍需通过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保障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顺利进行。(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1]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2006.1.1
[2] 刘小玄.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剩余支配权[J].经济研究,1996(5)
控股股东行为公司独立性
实际控制人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绩效以及公司治理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考察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情况尤为必要。我们将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企业定义为家族企业,将实际控制人为非个人的企业定义为非家族企业。经研究发现,在273家中小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个人的公司所占比例最大,达到了71.79%,共计196家。这196家公司均为家族控股企业。与2007年家族企业占比68.81%相比,这一比例略有提高,充分说明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广泛。
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增大。在这196家家族控股企业中,实际控制人的平均持股比例为36.44%,相对于2007年的平均持股比例29.18%有所增长。其中,美邦服饰公司的比例最大,为78.18%。非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平均持股比例为43.42%,比2007年增长了4.85%,其中,ST张铜的比例最大,为100%。可见,2008年,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向实际控制人有所集中,并且家族企业相对非家族企业集中的比例更大,这说明实际控制人有进一步增大持股比例,从而拥有增加上市公司所有权的强烈动机。
在不同行业,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比例差别很大。餐饮旅游,公用事业,黑色金属和金融服务的实际控制人中没有自然人,特别是后三个产业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由国家控制并且适当引入战略投资者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对那些不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产业要由市场来引导,国家鼓励民营经济介入,体现了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 (见表1)
家族企业的成长性明显好于非家族企业,在中小企业板高成长性排名的50家公司中,有39家属于家族控股且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是自然人控制的企业,其所占比例为78%,高成长性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平均持股比例为41.29%。在低成长性排名的50家公司中,有33家属于家族控股且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或是自然人控制的企业其所占比例为66%,低成长性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平均持股比例为35.77%。从中可以大致推断出,中小企业板家族企业的成长性明显要好于非家族企业,同样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的成长性也高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低的企业。
股权制衡
上市公司的非控股股东可以制约控股股东的某些行为,其与控股股东的持股差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种制约力度的强弱。差额越大,其制约的力度相对较小;差额越小,其制约的力度相对较大。
持股差额对股权制衡能力的影响第一大股东与后九大股东持股差额越小,越能对控股股东形成股权制衡,防止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害。在全部的273家中小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与后九大股东持股平均差为8.23%,较2007年的6.49%,增幅为26.81%。其中,高成长性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后九大股东的持股差额平均值为10.74%,较2007年增长了31.46%,而低成长性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后九大股东的持股差距平均值为9.79%,较2007年增长了73.58%。虽然不能臆断后九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关系会对公司的绩效产生重大影响,但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高低成长性公司的股权制衡能力均小于全部273家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但是低成长性的公司股权制衡要比高成长性公司有力。
持股差额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在202家2008年前上市的中小上市公司中,成长性排名下降的上市公司有67家,其排名平均下降41位;成长性排名上升的上市公司有55家,排名平均上升53位。成长性排名下降的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后九大股东持股平均差为4.84%,低于273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持股差(8.23%);成长性上升的企业的第一大股东和后九大股东持股平均差额为10.42%,高于273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持股差。可以判断,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后九大股东的平均持股差值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有显著性影响。差值越大,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好;差值越小,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不好。
关联交易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又不能真正起到约束大股东行为的作用,因此,有一些控股股东为牟取私利,通过贷款担保和关联交易定价等渠道,侵蚀上市公司利益,并损害中小股东等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权益。例如,2008年发生关联交易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有71家,关联交易总额为989675.27万元,平均每家交易金额为13939.09万元。 (见表2)
发生关联交易的企业数量和金额高成长性企业中,无论是发生关联交易的企业数量,还是平均关联交易的金额,都大大增加;低成长性企业关联交易情况反而大大降低,且没有高成长性企业严重,说明高成长性企业越来越多地进行关联交易,并有可能存在转移利润之嫌,在2008年发生关联交易的71家公司中,有42家是家族企业,其关联交易占款额度平均值为14375.21万元,29家非家族企业的平均占款额度为13307.47万元。对比2007年的相关数据发现,非家族企业的关联交易规范程度逐渐恶化,非家族企业进行关联交易和家族企业样越来越普遍。
关联交易类别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的关联交易最为频繁,表明越来越多的公司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分享上市公司的好处,其次是与同一控股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也相当频繁。从不同控制关系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占总额的比例来看,同样也是与公司股东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所占比例最大。 (见表3)
关联交易金额在2008年发生的95起关联交易中,涉及金额达到667832.64万元,其中有7起是2008年前签署的协议,交易在2007年末尚未终止,交易总额为103443.04万元,占总额的15.49%。2008年第一季度共发生关联交易14起,平均每起交易金额为15906.74万元;第二季度发生关联交易23起,平均每起交易金额为8917.37万元,第三季度发生关联交易21起,平均每起交易金额为2268.02万元;第四季度发生关联交易29起,平均每起交易金额为3067.67万元,仅为第一季度平均每起交易金额的19.29%。
自金融危机于2008年9月份登陆我国后,我国制造业面临更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因此,上市公司可能会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一些抵御,以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经营环境恶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可是从数据上看,自金融危机后,虽然中小板块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次数呈上升趋势,但是平均0每起交易金额却在大幅下降。
上市公司通过关联方贷款担保的次数和金额2008年中小板上市公司共发生108起关联方贷款担保。其中,高成长性企业发生18起,平均每起担保金额为17497.75万元,低成长性企业发生22起,平均每起担保金额为21300.69万元。由此推断,高成长性企业的关联贷款担保情况相对于低成长性企业较为规范,控股股东牟取私人利益的客观行为相对较少。
2008年,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贷款担保共发生94起,平均担保金额为15745.68万元。其中,高成长性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发生贷款担保15起,平均每起担保金额为19914.35万元;低成长性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发生贷款担保16起,平均每起担保金额为24500.10万元。从发生的担保数量和金额来看,低成长性上市公司比高成长性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贷款担保更频繁,更严重。
利益相关者权益与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权益
一个好的企业,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司社会责任。而公司社会责任强调公司对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商,金融机构、所在社区等)负责。包括遵守法规,商业道德,保障生产安全与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支持慈善事业,保护环境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协调好管理者、股东、债权人三者的关系,同时确保处理好与政府部门、供应商、社区,顾客,职工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隐形资本,实现企业成长与发展目标。
从公益支出水平来看,2008年高成长性公司平均公益支出为110.23万元,而低成长性公司平均公益支出仅为61.62万元;从接受相关部门处罚来看,高成长性公司平均罚没支出为9.86万元,而低成长性公司平均罚没支出却高达31.58万元。可见,高成长性公司能够更好地与利益相关者“和谐”相处,共同谋求发展目标。
承担社会责任是兼顾利益相关者的一个重要举措。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准入机制尚未成熟,导致某些“双高”企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生产高污染,高耗能产品,有的企业在成功融资后不兑现环保承诺,环境事故与环境违法行为屡屡发生。
纵观中小企业年报发现,有78家企业在年报中对2008年节能减排工作进行了披露,比如,黔源电力为贯彻执行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在电力调度方面实施结构调整,积极推行节能调度,清洁调度,优先调度:九阳股份在节能减排方面加大了研发力度:大洋电机积极配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年产700万台节能微特电机生产线项目:有的上市公司披露“在2008年度通过自主创新,提高自动化水平,加大技改投入来节约能源、降低消耗”。然而,披露节能相关信息的公司只占到了全部上市公司的28.57%。强制上市公司对节能减排方面的信息披露,从而唤醒企业环保意识,进而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仍是任重而道远的。
信息披露
落后自有落后的道理。在273家中小上市公司中,排名靠后的部分低成长性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都有重大违规行为。例如,排名第229位的*ST琼花,2008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下达的立案调查通知书,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被立案调查。排名第267位的中捷股份公司,于2008年6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查明,公司存在未按照规定履行临时报告义务,且在2006年中期报告,2006年年度报告,2007年中期报告中均存在虚假记载。
再如,排名第270位的*ST张铜,于2008年8月2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罚通知书,经查明存在以下违规行为:1.公司2007年度亏损1.79亿元,未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个月内披露预亏公告,而是直至2008年4月才披露预亏公告:2.公司在年度业绩快报中披露2007年度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420万元,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经审计数据存在重大差异。
在中小企业板的273家上市公司中,有17家披露了重大诉讼仲裁信息。其中年度内发生诉讼次数较多的有粤传媒(3次),通产丽星(3次)、东华能源(2次)。
激励约束高管薪酬
2008年,高管人员年度报酬支出平均为265.45万元,最高者为金风科技(成长排名第7位),高达2836.38万元;最低者为棉德股份(成长排名第255位),仅有29.45万元。两者相差96倍之多。人均年薪平均为17.47万元,同比2007年的17.047万元上升0.43万元。年薪最高者和最低者为宏润建设(成长排名第69名)和德棉股份,人均年薪分别为136.67万元、1.64万元,两者相差83.34倍。
2008年受经济危机影响,企业净利润普遍下降,273家企业中净利润不足以支付高管薪酬的企业有21家,而这个数字在2007年仅有1家,这21家企业中有19家企业甚至出现净利润为负。但与此相矛盾的是,高管薪酬支出占净利润的比重较2007年却上涨了2.3%,平均为7.02%。高管薪酬支出占净利润的比重最异常的是华帝股份(成长性排名第185位),同比2007年排名下降了52位,为-14.74%,其净利润为-1040.48万元,而高管薪酬为153.4万元,较2007年上涨了12万元。在业绩,成长性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高管人均薪酬仍较2007年上升,薪酬水平与公司业绩严重不符。
2008年,前三名董事报酬(人均30.55万元)整体比前三名高管报酬(人均30.55万元)略低,个体差异较2007年也在变小。独立董事津贴人均4.48万元,与2007年上升了近1万元,除银轮股份未详细披露独董津贴数额外,最低者为广陆数测(成长排名第188位),人均5000元,最高者为宁波银行(成长排名第272位,成长性排名下降了270位),人均22.8万元,两者相差近46倍。
我们根据公司实际薪酬支出和实际领取人数,计算推出2008年高管人均年薪排行榜(见附表)。高成长性公司相比低成长性公司,在高管薪酬上有较大优势,比低成长性公司人均年薪高出6.3万元。薪酬前50名中,有24%的高成长公司,10%的低成长公司;与此相反,薪酬后50名中,有28%的低成长公司,18%的高成长公司,可见,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成长性基本吻合。
细分行业报酬比较 2008年高管薪酬排名第一的虽然仍是金融服务业,人均29.81万元,但较2007年的69.70万元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了近40万元,58个百分点。排在第二位的是房地产行业,相比2007年同比增长了25.49%。排名最低的是新增的食品饮料业,仅有6.3万元。而2007年行业报酬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在2008年有显著提升,人均增长2.75万元,同比增长了
29.28%。
整体上,高管人均行业报酬为17.53万元,同比2007年的20.37万元下降了2.84万元。在22个行业中,有9家行业超过平均行业报酬水平,分别是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建筑建材业,商业贸易业,采掘业。机械设备业,医药生物业、信息服务业,信息设备业。2008年新增两行业黑金金属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高管人均行业报酬均低于行业报酬平均水平,分别是13.83万元和6.3万元,排在16位和22位。 (见表4)
成长性前50名企业中,以化工行业和机械设备行业数量最多,金融服务,房地产,商业贸易、餐饮旅游没有进入此列。
成长性后50名企业中,化工行业数量最多,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行业所包含的成长性后50的公司的比例也较大,分别达到了100%和50%。与2007年这两个行业所包含的成长性前50名的公司的比例较大,形成鲜明对比。公用事业,农林牧渔、黑色金属,采掘等8个行业没有进入此列。
2008年的金融风暴对行业整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整体报酬有所下降,大部分行业报酬平均水平出现负增长。其中,行业报酬平均水平同比2007年下降最多的是金融服务行业,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行业,分别下降了-57.39%、-34.07%和-25.36%。而行业报酬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农林牧渔行业,比2007年增长了29.28%。这与金融危机中金融行业、对外贸易行业受严重冲击,金融资产缩水,信贷萎缩,出口受阻,而农林牧渔业等第一产业受影响相对较小的实际情况相符。
地区报酬上海高管人员平均薪酬最高,达39.50万元,吉林省高管人员平均薪酬最低,达4.72万元。两者相差34.78万元,最高者是最低者的8.37倍。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地区经济水平,而高管人员的工资水平不能脱离地区经济水平。(见表5)
高管持股
整体看来,2008年高管持股水平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有77家公司不含有高管持股,占总体的28.2%,较2007年升高了13.16%。总体样本高管持股平均为19.34%,较2007年上升约26个百分点:高管持股面(持股高管人数/高管总人数)平均为34.74%,较2007年上升了32.01%。
2008年前上市的公司的各类高管持股情况均低于2008年新上市公司,说明新上市公司在高管股权激励方面较为重视。高成长性公司整体高管持股水平显著高于低成长性公司,说明高管持股对公司成长性有一定影响。高管人均持股最高的是天邦股份,达到99.72%,成长性排名第14位。持股面最高的是威华股份,达到89.47%。 (见表6)
股权激励
进度截至2009年5月,中小企业板已有40家上市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计划,其中13家公司方案正在实施中,16家公司已停止实施,董事会预案11家。高成长性的50家企业中,合计有12家公司设计了激励方案,而低成长性的50家企业中,仅有4家公司设计了激励方案。(见表7)
停止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16家公司占总的股权激励方案的39%,其中有15家是在2008年下半年公告停止实施的,停止实施的原因大多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公司利润水平较往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标的物选择期权标的物的公司达到总体样本的79%,选择股票标的物的公司和选择股票增值权的公司各占总体样本的16%、5%。样本公司采用的激励方式主要有五种:股票增值权、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上市公司提取激励基金买入流通A股、授予期权(行权股票来源为股东转让股票)。授予期权(行权股票来源为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其中,以授予期权(行权股票来源为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方式激励的公司有34家,占总体样本的85%,说明上市公司普遍青睐这种以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为来源,来授予员工股票期权的方式来激励员工,以使得企业高级人才与其公司自身利益能有效结合。
激励范围在已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中,除中捷股份,广宇集团,浙富股份没有披露奖励人员明细,其他38家公司均对奖励人员进行了详细披露。激励对象以公司核心业务骨干和高管为主,各占到当时激励总额的48.70%和51.23%,其他激励,包括个别公司的优秀员工奖和预留待分配,约占激励总额的0.07%。
整体看,股权激励范围宽窄不一,激励对象的结构问题没有统一标准。样本公司中股权激励侧重激励核心人员(包括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和特殊贡献人员)的公司有28家,其中武汉凡谷,永新股份激励核心业务人员的比例达到100%的份额。侧重激励高管人员的公司有12家,其中,在伟星股份,双鹭药业、广百股份、广东鸿图、得润电子股权激励计划中,高管拥有100%的奖励份额。
激励强度《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已公布方案中,单一激励比例最高的是得德美化工,达到9.94%,单激励比例最低的是广百股份,仅占总股本的0.44%。整体而言,样本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幅度主要集中在总股本的3%以上,这些公司占总数的比例达到了71%,而激励幅度小于1%的公司占总数的比例只有8%。激励幅度在1%~3%之间的公司占总数的比例为21%。样本平均激励强度为4.43%,偏差达到2.51。
七匹狼停止实施股权激励
与中小板上其他15家因股价跌过行权价格而停止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相比,七匹狼在已经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管理层仍是放弃行权,其高管停止实施股权激励的历程,更像是一场基于公司利益而集体发扬风格的表演。
七匹狼股权激励历程
2006年8月初,福建七匹狼完成股权分置改革。2006年9月,公司公告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七匹狼授予激励对象700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5年内的可行权日以10,2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七匹狼股票的权利。该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七匹狼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700万股七匹狠股票。授予的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为700万股,占激励计划公告时七匹狼股本总额11050万股的6,33%,其中预留240万股份给预留激励对象,占本次期杈计划总数的34 29%。公司副总经理毛金华等17名高级管理人员被列为第一批股权激励对象获授数量在15万35万份不等的股票期权。
依据股权激励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在相应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满足了行权条件,应在2008年佃月25日前授予激励对象。但截至2009年3月21日,尚无激励对象开始行权。2007年激励对象周永泽辞职,2008年激励对象毛金华辞职,依照股权激励计划,上述人员未行权部分被取消,2008年10月 公司董事会未就预留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授
杈,相应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作废。由于股权澈励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进行了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因此,截至2009年1月1日,公司仍有效的股权激励对象有15人,总激励数为877,6万份,行权价格为4,49元。
放弃行权,管理层发扬风格
2009年3月21日,公司停止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告称,15位股权激励对象集体向公司来函,为支持公司进行整体激励约束制度改革,平衡公司整体薪酬奖励方案,自愿无条件放弃其所获援的所有股票期权。按照调整后4 49元的行权价,若与2009年S月21日12 12元的市价相比较,价差为7,63元,15位股权激励对象共计877 5万份有效期权粗略估计损失约为6695万元。与此同时,公司称15名股权激励对象自愿无条件放弃股权激励,七匹狼2007年利润由此增加1017届8万元。
对于股权激励计划执行期间,公司计提的相关股份支付和奖励基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处理方案:
关于股份支付,原计提的股份支付不进行调整,拟在2009年计提的股份支付在2008年提取,故2008年增加计提股份支付费用182 83万元,共计557,67万元,2006~2008年累计计提股份支付费用1 970 80万元,以上款项全部计人资本公积。
关于奖励基金,2006--2007年公司共计提奖励基金720万元,扣税g5,18万元后,将其中的386万元作为2006~2008年3年的绩效奖金发放给各激励对象(在职,但不包括高级管理人员):2008年需计提奖励基金1200万元将不再计提,已经提取但尚未使用的奖励基金474,82万元,将作为未来职工福利计入应付职工薪酬。股权激励计划终止对公司2006-2007年的业绩没有影响,由于不再计提奖励基金同时加速计提2009年股份支付,将增加2008年利润总额为1017,68万元。
终止的背后:公平至上
终止股权激励计划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激励结构不合理。该激励计划的激励范围较窄 许多新加入的高管人员和技术骨干未列入激励范围:同时,激励对象由于参加股权激励,200B年以来的3年未获得绩效奖金,而基本薪酬比例又相对较低,反而影响了激励对象(特别是业务骨干)的工作积极性。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是一项新的准则,其针对的是日益增加的股权激励计划,规范了以股权为基础的支付交易的确认、计量和披露。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其实质仍然是职工薪酬的组成部分,但与《职工薪酬》准则规范的职工薪酬适用不同的计量原则。现行准则中,股权激励不进利润表,属于报表附注的事项,新准则与国际准则接轨(并且与香港2005年的修订准则一致),其实施将对有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形成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一般普通投资者的意想之外,本文以案例的方式,解析股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提示投资者关注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当期利润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但是,需要特别提示的是:虽然股权激励计划对等待期的当期损益形成重大影响,但对公司估值的影响并不重大。一来,上市公司虽然在股权认购价格上给予管理层一定折让,但激励计划有利于管理层稳定、有利于提升营运效率,有利于公司长远平稳发展,是被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提升公司价值的手段;另外,会计处理的过程,是增加当期费用,减低了当期可分配利润,但权益项下同时增加了“资本公积”,公司净资产没有重大变化。只是,A股市场投资者历来重视当期利润,与当期和下一期每股净利润对应的PE是最直观最常用的指标,投资者一般不深究企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差异和准则变化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因而如果某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对当期利润形成了重大不利影响,引发股价波动是必然的,专业投资者可适当关注其中的机会。
股份支付包括两大类: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权益结算的支付又细分为新增股份支付和存量股份支付。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要求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不确认后续公允价值的变动;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以计量日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后续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一、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一) 会计处理的规定和相关概念
A,会计处理规定的重点:
1, 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2,授予日可立即行权的
-基于假设:职工之前的服务获得了授予的权益工具
-授予日会计处理:费用=可行权数量*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行权日之后,不再对已确认的相关成本或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3,存在可行权条件的
-基于假设:职工在等待期中的服务获得了授予的权益工具
-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
-等待期会计处理:累计费用=预计可行权数量*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行权日之后,不再对已确认的相关成本或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B,相关概念:
-授予日,是指股份支付协议获得批准的日期
-等待期,是指可行权条件得到满足的期间
-预计可行权数量,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
-行权日,是指职工和其他方行使权利、获取现金或权益工具的日期
(二)虚拟案例讲述
假设案例:上市公司A,20×2年1 月1日,向200名管理人员每人授予100 份认股期权,可行权条件为自授予日起连续工作满三年,服务期满后可以每股4元的价格购买100股A公司股票。公司估计该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3元(公允价值是考虑行权价格、有效期、标的股份现行价格、股价预计波动率、股份预计股利、期权有效期内的无风险利率等,用期权定价模型计算得出)。
第一年内,有20名管理人员离开了A公司,因而A公司估计三年中离开的管理人员比例将达到20%;第二年又有10名管理人员离开,公司将管理人员服务未满三年离开的比例修正为15%;第三年又有15名人员离开。
对于以上过程,会计处理如下:
1. 授予日不是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
2. 等待期资产负债表日
3.费用和资本公积的计算过程如下表:
4. 会计处理
(1)20×2 年12 月31 日
借:管理费用 16000元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6000元
(2)20×3 年12 月31 日
借:管理费用 18000元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8000元
(3)20×4 年12 月31 日
借:管理费用 12500元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2500元
5.行权日
为了方便处理,假设20×6 年12 月31日(第五年末),155名管理人员全部行权,A公司股票面值为1元,管理层认购价格为4元。
20×6 年12月31日
借:银行存款62000元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46500
贷:股本15500元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93000
上述案例来自于财政部新会计准则体系培训班教材,数据稍作改动。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股票期权授予时,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进行最佳估计,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三年后,期权可以被执行了,但企业在可行权日之后不再对已确认的相关成本或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行权日,企业根据实际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计算确定并转入股本和股本溢价。
(三)上市公司中已公告的激励计划
目前已公告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有G万科、G深振业、G伊利、G老窖、G 金发、G成大、G博瑞、G华侨城等,其中,G万科用于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自于市场回购,有关会计处理下面再讲述,G深振业用于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由大股东提供,不影响上市公司自身,其他六家公司的计划,其他处理可以参照上述案例,只是上市公司的激励计划更复杂,行权时间长,限制条件多,从而公允价值的计算更复杂(需要专家的帮助),等待期可行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也很困难。
为了让投资者更进一步了解,本文将G金发的股权激励计划作适当的简化,模拟一下各个时点的会计处理,但市场变化万端、公司管理情况复杂,这些因素都将影响相关数据,所以本文的模拟只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G金发的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a.金发科技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2275万股金发科技股票;
b.期权的授予日―基本可确认为2006年9月4日;
c. 期权自授予之日起满一年后方可行权;
d.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8.46元;
e. 获授和行权条件,除一般性规定外,需满足:金发科技上一年度净利润较前一年度增长达到20%;金发科技上一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5%(行权条件为18%);
f.行权安排,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一年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在可行权日行权。激励对象应当分期行权。激励对象首次行权不得超过获授的股票期权的20%,剩余获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可以在首次行权的90日后、股票期权的有效期内选择分次行权,但第一年的累计行权比例不得超过获授份额的30%,第二年的累计行权比例不得超过获授份额的60%,第三年的累计行权比例不得超过获授份额的100%。 激励对象必须在授权日之后三年内行权完毕,在此时期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作废。
1 .公允价值
国泰君安研究所金融工程部李关峥认为,该期权计划在进入可行权日后,除定期报告和重大事件前后的数天时间不能执行外,其他日期均为执行日,因此可以用美式期权的定价方法来计算其公允价值的近似值,可用控制变量法对激励期权进行定价。基于行权价18.46元,正股价21.3元,波动率50%,利率2.5%,执行期2007年9月4日~2009年9月4日等假设下,G金发权证理论价值为8.7 元/份。为谨慎起见,后续计算使用的公允价值为7元/份。
2. 其他假设
估计授予和行权条件均能够满足;等待期为三年(行权期内,每年都要满足利润等条件);估计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行权数额分别为30%,30%和40%,实际行权与估计一致,管理层全部行权,期间没有人员离开;虽然管理人员分散行权,但公司一年只在年终调整一次股本。
3. 会计处理
(1) 授予日―2006年9月4日,不做处理
(2)2006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等 47775000元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7775000
(3)2007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等 47775000元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7775000元
借:银行存款 125989500元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47775000元
贷:股本 6,825,00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166939500元
(4)2008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等 63700000元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63700000元
行权的会计处理同2007年度。
(5)2009年12月31日
借:银行存款 167986000元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63700000元
贷:股本 9100000元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222586000元
实际的情况会远比模拟处理复杂,公司在季度的资产负债表日便需要会计处理,结转股本也是一年数次,期间管理层发生变动,最佳估计的可行权数量也会变化。
通过上述的模拟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实施,将极大地影响对G金发2007年的净利润,占2007年预测税前利润3.5亿元的13.6%,如果公司集中在2007年将股权激励纳入成本费用核算(2006年本准则不适用),这项影响将达到净利润的20%以上。
按照相关假设,国泰君安研究所金融工程部李关峥计算得出的G老窖的认股期权的公允价值为8.7元/份,满足最近三个年度的利润指标便可以行权,因而等待期为三年,即使三年均匀分摊费用,每年分摊的部分也高达6900万元左右。
当然,因为“权证的公允价值”是新鲜事物,公司完全可以压低这个数字来减少对当期损益的影响,这对公司本身来说问题不大,但不同公司对期权“公允价值”估算的重大差异,会降低公司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1. 虚拟案例讲述
假设案例:20×2 年1月1日,B 公司为其200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每人授予100份现金股票增值权,这些人员从授予日起必须在公司连续服务三年,即可自20×4 年12月31日起根据股价的增长幅度获得现金,该增值权应在20×6 年12月31日前行使完毕。
B公司估计,该增值权在负债结算之前的每一资产负债表日以及结算日的公允价值和可行权后的每份增值权现金支出额如下表:
第一年B公司有20名管理人员离开,B公司估计三年中还将有15名管理人员离开;第二年又有10人离开,公司估计还会有10人选择离开;第三年又有15名管理人员离开;第三年末,假设有70 人行使股票增值权取得了现金;第四年末,有50 人行使了股票增值权;第五年末,剩余35 人全部行使了股票增值权。
其中 (3)=(1)-上期(1)+(2)
2、会计处理
(1)授予日20×2 年1 月1 日,不做处理
(2)20×2 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等 77000元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77000元
(3)20×3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等 83000元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83000院
(4)20×4 年12月31日
借:管理费用等10500元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10500元
借: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112000元
贷:银行存款112000元
(5)20×5年12月31日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500元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20500元
借: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100000元
贷:银行存款 100000元
(6)20×5 年12月31日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4000元
贷: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14000元
借:应付职工薪酬――股份支付 87500元
贷:银行存款 87500元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要求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不确认后续公允价值的变动;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以计量日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后续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一个简单的以现金支付的股票期权计划,其对以后数年(直至增值权失效)的当期利润,均形成影响,尤其等待期的影响比较重大,公司利润表因此将比以往有更大波动。所以,有类似计划的公司,不仅要在期权计划设计环节征询专家意见,以后还要不断与投资人沟通,解释计划的执行对利润影响的幅度,以减少股价不必要的波动。
三、上市公司的有关计划
目前已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还没有以现金结算的,这类激励计划不涉及股本的变化,不影响股权结构,只是激励幅度与公司市值挂钩,相应的会计处理比较简单,在境外很常见(虚拟股权激励计划,或称股票增值权计划)。估计将来陆续出台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有相当部分会选择这种方式。
四、 企业回购股票进行股权激励
《公司法》第143条允许公司以回购股份形式奖励职工,收购资金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付。按照回购股份的全部支出,借记“库藏股”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资产负债表日,借记成本费用,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职工行权时,按照企业收到的股票价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转销等待期内的资本公积中累计确认的金额,结转资本溢价。
G万科的股权激励计划,便是用回购股份作为激励来源的,公司委托深国投,已累计购入25452018股,对应 2006年度预提激励基金141706968.51 元,这部分预提费用基本上可以确认为当期股权激励成本,从而减少每股税前利润0.035元左右。从中期资产负债表看,这项预提没有入账,因而影响将发生在下半年。2007年和2008年,公司仍然将预提这部分费用,预提的数额符合以下标准:
a.当净利润增长率超过15%但不超过30%时,以净利润增长率为提取百分比、以净利润净增加额为提取基数,计提当年度激励基金;
b.当净利润增长比例超过30%时,以30%为提取百分比、以净利润净增加额为提取基数,计提当年度激励基金;
c.计提的激励基金不超过当年净利润的10%。
关键词:股权激励;制度环境;盈余管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YJC790141);南京财经大学2011年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M11067)。
作者简介:宋文阁(1970-),男,山东济宁人,高级会计师,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府审计与国有资本监管研究;荣华旭(1989-),男,安徽六安人,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90-05收稿日期:2011-09-12
一、文献回顾
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职业经理人公司所有者经营企业,并按协议约定拥有报酬索取权。由一批雇佣而来的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管理层实质上已成为当前公司的决策者,然而管理层并不拥有收益的剩余索取权,他们所能获得的仅是根据协议规定的有限报酬。公司所有者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成本问题提出了采取股权激励的措施,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通过授予管理层一定量的股票期权,从而激励管理者朝着股东所希望的目标经营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可能会诱发管理层调整企业的业绩,从而影响企业的股票价格,为管理层攫取利益 (Daniel et al,2006)。已有研究对于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效应莫衷一是。
现有关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关于第一类研究,当前的研究结论主要是高管层经常选择在股权授予日前、行权日前或出售日前采取操纵应计利润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进而操纵股票的价格,有时也会通过操纵信息披露的时间影响股价获取私人收益,如在股权授予前推迟披露好消息,提前披露坏消息,拉低股价,从而降低行权价,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后再进行操纵性盈余管理实现盈余反转(肖淑芳 等,2009)。
第二类研究的范围相对而言更加广阔一些,不仅有研究证实股权激励确实能够引起企业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Beneish et al,2002; Peng, 2008;苏冬蔚 等,2010),还有大量文献具体研究高管盈余管理方式选择问题,如Cheng 等(2005)研究发现:当企业的业绩超出市场预期时,高管层倾向于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调整收支抑制盈利水平,以防止未来业绩的大幅下滑。此外,高管层可能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一期间大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在随后的各个年度中少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平滑利润,达到行权标准。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
1.股权激励数量与盈余管理程度。Cheng 等(2005)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幅度大的管理层更可能向下进行盈余管理,通过调整应计收支来防止未来盈余大幅下跌,同时,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迎合分析师的预测。Kedia 等(2009)在对539家进行财务重述的公司进行分析后发现管理层被授予股权激励的数量与公司错报盈余的概率呈正相关关系。Daniel等 (2006)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数量每增加1%,企业的盈余将会增加11个基本点的应计收益,股权激励数量与盈余管理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上研究皆证明了在经济人假设下,高管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高管总是希望自己获得的股权激励数量越大越好,随着获股权激励数量的增多,也更有动力去“提升”企业经营绩效,达到激励计划所设定的行权标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假设,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随着股权激励数量的增加,高管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大,盈余管理程度相应增加。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1。
假设1:股权激励数量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即激励数量越多,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2.行权限制期与盈余管理。证监会在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已经明确规定,行权限制期不得少于1年,企业可以在规定的基础上自主决定限制期限。根据现有的文献可知企业往往设置的行权限制期都比较短,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何凡(2010)研究发现行权时长与实施股权激励后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行权限制期越长, 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难度越大,往往会选择依靠公司绩效的真正提升来实现行权;行权限制期短则会降低管理层盈余管理的难度,高管层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美化业绩实现行权。沈红波等(2010)研究发现激励期限较短的问题比较明显,往往起不到促使被授予者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的目的, 反而可能会产生为了及时行权而采取短视行为的动机。据此笔者提出假设2。
假设2:行权限制期长短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即禁售期越短,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二)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
我国制度环境的最大特点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显著,政府的双重角色使得国有上市公司产生了股权模糊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目标与企业目标往往是相偏离的,使得其有动机攫取额外收益。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措施更容易放大其福利性的作用。周晖等(2010)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增加自身收入,虽然高管持股与业绩的相关性不明显, 但管理者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3。
假设3:国有上市公司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措施引起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大。
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市场会对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作出反应,也就是说,此时盈余管理行为是无效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处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下(雷光勇 等,2007),根据樊纲等的研究,中国自东部省份至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实施力度上存在巨大差异。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所受的监管力度,例如较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对高质量外部审计的要求更大,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降低成本。此外,处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法律的实施力度也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法律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效果。鉴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4。
假设4:市场化程度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有反向影响,即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股权激励引起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低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06年证监会出台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所以笔者选取了2006年~2008年实施股权激励的所有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并按以下标准进行了筛选:(1)剔除当年度新上市公司;(2)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3)剔除ST等和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筛选后,笔者共得到108个样本数据。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CCER数据库,股权激励数量和行权禁售期则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手工整理所得。本文运用SPSS17.0进行分析。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程度(DEM),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有可操控性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笔者在李增福等(2011)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可操控性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并以修正的Jones模型来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其中,CACCt为经营应计项目;ARt为应收账款变化额;INVt为存货变化额;APt为应付账款变化额;AEt为应计费用变化额;TAt-1为t-1期总资产;SALESt为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额;PPEt为固定资产原值;NDEMt为经营应计项目不可操控部分;DEMt为经营应计项目可操控部分,即笔者的盈余管理指标。
2.解释变量。根据研究的需要,笔者选取股权激励数量和行权限制期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含义此处不再赘述。
3.控制变量。根据现有关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显示,笔者选取公司规模(SIZE)、资本结构(CS)、企业成长性(GROWTH)和审计师类型(AUDIT)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研究制度环境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笔者在全样本检验中加入实际控制人类型(OWNER)和市场化程度(MD)两个虚拟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假设,笔者构建了如下模型
DEMt=β0+β1SN+β2LT+β3SIZE+β4CS+β5GROWTH+β6AUDIT+ε
在此模型中,DEMt即是我们通过方程组所计算的应计项目可操控部分数值,SN与LT为本文的解释变量,SIZE、CS、GROWTH和AUDIT则是本文的控制变量。进行全样本检验时,我们还会在模型中加入OWNER和MD两个控制变量。以上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符号变量名定义DEMt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程度应计项目可操控部分,值取绝对值SN解释变量股权激励数量激励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LT行权限制期授予的股权行权等待期(按年计)SIZE控制变量公司规模以企业资产负债表日的资产总额表示,取对数CS资本结构使用企业资产负债率表示GROWTH成长性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AUDIT审计师类型由“四大”审计取1,否则取0OWNER实际控制人类型 国有上市公司取1,否则取0MD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高①取1,否则取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相关回归分析之前,笔者先对模型中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的第一部分可见,盈余管理程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9122和0.0037,表明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差异较大。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数量最大值为10%,最小值为0.27%,中位数是3.93%,这些数据表明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比例符合证监会出台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关于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不得高于10%的标准,而且从SN的标准差为0.0280可以看出,上市公司间的股权激励比例比较接近,差异不大。行权限制期最大值为3,最小值为1,即授予的股权至少得等1年后才可以行权,这符合规定。同时根据平均值1.3102,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公司授予的激励股权行权限制期都比较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弱化激励效果。审计师类型平均值为0.1389,中位数为0,说明由“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较小,注册会计师审计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可能没有得到完全发挥。实际控制人类型平均数为0.17,中位数为0,说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国有上市公司数量不多,股权激励制度尚未得到国有上市公司的广泛认可。通过观察市场化程度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可以知道,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目前基本上都位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说明了市场化程度影响公司的行为。
表2的第二部分比较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股权激励措施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性状况。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数量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是3.18%和2.35%,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数量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是5.09%和4.50%,它们之间的差为1.91%和2.15%,即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数量小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且差异显著。②国有上市公司的行权限制期平均数为1.2389,明显小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行权限制期1.6667。
(二)模型回归分析
表3为实证回归结果。从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股权激励数量的系数为0.352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行权限制期的系数为-0.0180,表明行权限制期越短,企业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这一结果与假设2相符。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企业的成长性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但都不显著,表明公司规模和企业的成长性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甚小。企业的资本结构与盈余管理程度则是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层越有动机实施盈余管理。审计师类型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表明由“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较之于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更低一些,即高质量的审计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在引入了实际控制人类型和市场化程度两个虚拟变量后,回归结果显示实际控制人类型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国有上市公司较之非国有上市公司存在更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市场化程度的系数为-0.0351,说明了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盈余管理程度更弱一些。
笔者进一步按照实际控制人类型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全样本进行了分组检验。回归分析的结果与全样本分析的结果不存在差异,这也说明了笔者的结论是相对稳健的。但在市场化程度低的样本组中,笔者发现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是由“四大”审计的,这进一步证明了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上市公司审计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起不到监督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又进行了如下测试:(1)在剔除了控制变量后,回归分析了模型的拟合度,得到的结果是调整R2为0.225,支持了笔者的结论。(2)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笔者对极端值样本实施了上下1%的winsorize
处理,使用处理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差异。以上实证分析的结论是比较稳定的。
五、研究结论
笔者以中国沪深股票市场2006年~2008年所有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研究了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对全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类型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再次进行了分组研究。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数量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行权限制期则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在进行分组进一步检验后,发现以上得出的相关关系并没有改变。但是,国有上市公司较之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关性更加明显,国有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后,更容易出现盈余管理行为。通过市场化程度分组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后的盈余管理程度比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要低一些,即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能够显著地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此外,笔者还注意到,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
①按照樊纲和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9)》,本文根据各地区得分与全国均分的比较将样本分为市场化程度高和市场化程度低两组。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包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天津、福建、北京、山东、辽宁、重庆、安徽、四川、湖北、河南,其余地区归入市场化程度低组。
②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比例小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比例是因为国有上市公司股份基数大造成的。
参考文献: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何凡. 2010.股权激励制度与盈余管理程度[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62-69.
雷光勇,刘慧龙. 2007.大股东控制、融资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J].管理世界(1):101-110.
李增福. 2011.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1):110-121.
沈红波,曹军,高新梓.2010.全流通时代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契约研究[J].财贸经济(9):62-71.
苏冬蔚,林大庞. 2010.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经济研究(11):71-81.
肖淑芳,张晨宇,张超,等. 2009.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J].南开管理评论(12):71-79.
周晖,马瑞,朱久华.2010.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J].财经理论与实践 (7):55-61.
BENEISH M, VARGUS M. 2002.Insider trading, earnings quality, and accrual mispricing[J]. Accounting Review, (4):221-242.
CHENG Q,WARFIELD T D. 2005. Equity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Accounting Review, (80):729-760.
DANIEL B,PHILIPPON T. 2006. 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0):811-850.
KEDIA S, PHILIPPON T. 2009. The economics of fraudulent accounting[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2):331-371.
PENG L, RELL A. 2008. Executive pay and shareholder litigation[J]. Review of Finance, (12):311-352.
(编校:蜀 丹)
Stock Options、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Listed Company Data
SONG Wen-ge1,2, RONG Hua-xu1
(1. School of Acounting N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 210046, China; 2. Hengtong Group, Suzhou 21525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