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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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经济体系内涵范文第1篇
制药产业结构调查报告：
一、xxx制药产业发展概况
xxx的中药材不但品种多，而且质量上乘，分布面广，蕴藏量大，发展制药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利用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做大做强制药业，这对促进xxx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增加投入，打造产业经济火车头是xxx省发展中药现代化的精彩起笔。为促进企业更快发展，省财政设立了每年1000万元的研究开发专项资金及每年1500万元的技改资金，支持企业研发新药和进行GMP改造。同时，捆绑省发改委、科技厅、农办等部门建设资金，形成集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资金、扶贫贷款资金、产业化项目资金，企业自筹资金、银行贷款等为一体的多元化投资格局，对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项目给予重点扶持。至xxx4年底，全省医药生产企业增加到194家，累计投入技改资金26亿元，建成7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基地，初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xxx期间，xxx省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迅速崛起，中药生产企业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收购、兼并和重组，一批重量级企业脱颖而出。xxx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沪上市，xxx汉方制药有限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xxx神奇制药有限公司在沪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xxx信邦药业、xxx新天药业已通过中国证监会辅导验收。全国百强中药工业企业中，xxx有5家，28家企业销售收入进入全国500强，成为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龙头。资源是宝，研发是魂。xxx省药业企业咬定深度研发不放松，由原来只能生产丸、散、膏、丹四大传统剂型，发展到能生产滴丸、片剂、注射剂、胶囊剂、冲剂、口服液、泡沫剂等27个剂型;饮片生产企业从无到有，生产品种现达百个以上。现就单品种年产值超亿元的产品达6个，超5000万元的有6个，两家企业年产值超过10亿元。xxx1至xxx4年，全省以中药、民族药为主体的医药工业产值从33亿元增加到63.1亿元，年均增长18%，中药制药业已成全省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黔药品牌效应逐渐凸现，在全国中药行业中大放异彩。
自上世纪90年端伊始，迄今xxx已有医药生产企业156家，其中民营企业占72.56%，经济规模占行业90%以上。随着大量民间资本的集聚，xxx4年该省药业总产值达63.07亿元，比10年前增长了约60倍，成为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制药企业上缴的税收成为一些地方财税收入的一大支柱，全省医药工业产值年增幅保持在25%以上。一个地区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转换、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是否具有良好的转换创新能力，又反映了该地区产业结构的整体素质和发展潜力。分析xxx制药业飞速发展的原因，可以从其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吸取经验、获得启示，从而推动xxx各行业的产业结构合理升级，实现整个xxx经济跨越式的发展。
二、xxx制药业产业结构特征分析
1、区域产业专业化
要实现xxx制药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就必须从创新能力的视角出发，谋划该产业在xxx的发展之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否跟上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能否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取决于这个国家、地区创新系统的能力，而区域产业专业化的实现程度却是一个地区能否形成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目前，xxx已建成修文扎佐和龙里谷脚两个国家级医药工业园区、六个省级医药工业园区，相继建成33个示范基地和29个中药、民族药科研机构，但是产业专业化实现程度仍显较低。具体表现为：第一，市场规制和产业组织政策体系建设仍处于滞后状态，特别是产权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公平、公正、公开的运行规则尚未完全确立，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严重损害产业经济效率;第二，条块分割严重，政府职能未能有效转换，使该产业进入壁垒低，退出机制难以建立，企业竞争十分突出。
区域产业专业化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又对区域创新系统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要求是国家创新系统所不能替代和解决的，需要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来解决。因此，要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体系，必须提高区域产业专业化的实现程度。一是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加快技术进步。发展高新技术，通过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淘汰落后产业，实现中小企业的集聚。二是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区域分工优势，使得该区域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具有自我催化、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运用区域创新系统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新的各种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形成更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效应;运用区域内大中型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扩散，不断生成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提高产业专业化实现程度。三是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在宏观背景下考察，更多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和市场，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新兴产业，提高企业自身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借助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再上升一个层次。也只有如此，上面所提到的xxx药业发展的两个瓶颈问题才能得以根本解决。
2、区域产业集群化
产业集群是形成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模式。产业集群使人才、技术、资金、信息、商品等高度密集，可降低创新的交易成本，更容易获得新客户的认同，比单个孤立的企业更快掌握消费趋向;处于集群中的企业很方便获得研究开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的外溢效应。由于区域产业集群内行业相同或相近，企业间的竞争较之集群外更激烈，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所有与此技术有关联的企业都会面临新的机会，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率先创新者的成功，会打破原来的市场竞争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使集群内相关企业的技术贬值。这样将使一批相关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或面临生存危机，因此要大力营造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
一是营造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环境。完善产业集群市场竞争的机制和规则，推进产业集群的市场化进程，为产业集群提供土地、金融、财政、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鼓励企业的区域集聚;积极发展中介机构，切实为企业提供信息传递、技术咨询、企业指导等服务。
二是提升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环境。为产业集群区域内各层次人员的交流提供有效的沟通空间，使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在产、学、研结合上进行创新，把企业研发与专业研发组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以研发机构为依托、辐射周边区域的研究开发体系，然后凭借产业集群的便利条件把开发出来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三是改善产业集群的生产经营环境。突出宣传集群企业的形象，开展各类特色商品展览活动，形成商品的产业区声誉，打造区域品牌，提高产业集群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工商、质量监督等部门要积极扶优打假，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
四是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的硬环境。集中力量，加大产业集群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企业发展和创新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交通、通信、能源环境，为产业集群的进出和招商引资，招贤纳才创造良好的硬环境。
3、区域创新能力赋予产业结构新的内涵
xxx省现已建成的修文扎佐和龙里谷脚两个国家级医药工业园区，整体的构建思路就是建立一个良性循环圈，推动创新从企业创新扩散到产业创新，从单个产业创新扩散到产业集群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赋予产业结构以新的内涵。区域创新体系是一定区域内与创新全过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实现条件所组成的网络体系，是由相关社会主体(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组成的一个社会系统。在区域创新体系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科研机构和大学是重要的创新源，教育培训是知识生产、应用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中介机构是沟通知识流动的重要环节。区域创新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区域创新体系内各要素功能的发挥。只有当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机构以及各种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聚集在一起形成合力时，区域创新能力才能显著提高。
区域创新体系可以通过系统内各创新主体的互动，持续地产生激励创新的动力，形成连锁反应机制，加快创新扩散，推动创新从企业创新扩散到产业创新，从单个产业创新扩散到产业集群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赋予产业结构以新的内涵。原因在于：一是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将导致根本性创新的出现，形成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和新的经济发展轨道，打破技术体系内在平衡以及技术个体间的原有关系，使原有产业和产业部门分解，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而新产品、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的发明和应用，又扩大了社会分工范围，拓宽了生产活动空间，形成了新的生产门类和部门。二是在区域经济体系中，产业之间存在着前向或后向关联关系，区域创新体系的运行将改变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使得上下游产业之间互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使一个产业的创新依次向其前、后关联产业扩散，促其发展创新，进而导致产业的扩张或收缩。三是区域创新体系在催生新兴产业的同时，使传统产业部门有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提高其技术水平，促进原有产品的更新换代，甚至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改变传统产业的面貌，成为某些新兴产业依托的重要条件之一。
4、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制度安排
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确立起创新的激励机制，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动性，逐步使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在中国加入WTO后尤其如此。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中国产业发展从进口到自主开发的中间阶段仿造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后，必将促使中国以仿制为主尽快转向以自主开发和购买专利为主。从目前情况看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很大压力。尤其是医药工业，长期以来以仿制为主，至今尚未形成自主开发体系。加入WTO后，医药产品的关税降至5.5%～6.5%的水平，进口药品将冲击国内医药市场，从而影响医药工业的发展。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今后药品的生产，要么自主开发，要么购买专利，两者都要增大成本，尤其是后者。这就迫使国内医药企业在其他方面尽量降低成本的同时，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加速新药的研制，通过创新能力的提高，增强产业竞争能力。
第二，对外开放的大环境将使国际规则和标准在国内市场上起到重要作用。医药产品是一项特殊的商品，国际卫生组织为确保药品质量而制定和执行的药品生产管理规范GMP，国际上都把是否实行GMP看成药品质量有无保证的先决条件。而目前中国医药生产企业除中外合资企业和国有骨干企业外，能达到标准的为数不多。入世以后，GMP管理规范成为国内医药行业的质量标准，如果没有GMP证书，中国的制药企业不仅没有办法跨出国门，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也难以立足。到目前为止，xxx通过GMP认证的共有123家药品生产企业的19个剂型、325条生产线，占全省药品生产企业总数的近20%，也就是说，在xxx180多家中小制药企业中，还有150多家未能越过这个门槛。因此，企业要想生存下来，必须适应规则、掌握规则并合理利用规则，这是惟一可行之路。
第三，技术开发更为困难，新技术产业的延伸发展受到影响。我国的传统产业需要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去进行改造，新技术产业目前还只处在掌握零部件生产技术阶段，有待攻克产品整体的生产技术。因为技术积累的进展缓慢，技术开发必然会受到国外先进产品抢占市场的打击，产业关联的进程受阻。市场放开后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装备的进口会进一步扩大，从而制约国内新兴产业的技术扩散，国内产业之间关联薄弱的状况将难以改善，我国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限制。xxx许多企业斥巨资完成GMP改造后，生产环境和硬件设施大为改善，科技创新能力有了提高，但原创性新产品研发及原产品二次开发难以跟进，运营成本高，负债率相对较高，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新药开发难、人才断层、信息闭塞等问题接踵而至。
三、xxx制药业发展中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1、xxx制药业发展中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xxx制药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已有75家药品生产企业顺利通过生产质量体系(GMP)认证，85家药品经营企业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标)和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经营质量体系(GSP)认证，企业逐步做到了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xxx5年还组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作为实施国家中药现代化研究与生产开发项目之一。这使其成为继四川、吉林后得到国家批准的第三个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建设基地省，年销售收入从1亿元迅速增加到50亿元，同时xxx省申报的158个苗药品种，有156个品种通过医学审评，占申报品种数的98%。154个民族药品种顺利通过医学审查，取得全国五个第一(申报数全国第一、通过率全国第一、药品剂型数量全国第一、销售量全国第一、民族药的生产厂家GMP通过数量第一)的好成绩。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全国并没有获得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与制药大省、市比较，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通过对xxx省制药企业的考察，其中存在着大量的甚至是致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仍还没有引起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规模小，以贵阳市为例，目前贵阳市共有制药企业100多家(差不多占了xxx全省的一半)，但年产值上亿的企业只有益佰、益康、同济堂等9家，上10亿的只有xxx神奇一家，远不能和北京的同仁堂(年产值16亿)、广州的白云药业集团(年产值53亿)等相比，很多制药企业只有几千万;第二，制药企业的药品剂型上单一或者是在药理及疗效上的重复，有的只一、两个品种就是一个厂，所生产的止咳化痰、类风湿、风湿性疾病类、妇科疾病类、心脑血管疾病类药品，在全省的制药企业中就存在不少重复;第三，从事新产品的科研开发能力弱，高科技人才十分紧缺，产品缺乏品牌意识、竞争力弱、管理模式落后僵化，不少企业到现在还处于租厂房、买药方、制胶囊、促销售的境况;第四，融资能力十分弱小，除银行抵押贷款以外很少能从社会上募集到企业所需要的发展资金。
2、xxx制药业存在问题的解决思路
xxx省地处云贵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湿润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宜草药生长与中药材种植，使xxx成为我国四大中药材产地之一，有中药材4290种，蕴藏总量达6500万吨。在全国统一普查的363个重点品种中，xxx就有326种，占88.10%，各地州市的中药材品种均在千种以上。川广云贵，地道药材。xxx省的中药材不仅品种多，蕴藏量大，而且素有地道药材之美誉，珍稀名贵药材主要有珠子参、艾纳香、牛黄等;地道药材主要有天麻、杜仲、石斛、厚朴、半夏、吴茱萸、黄柏、野党参、何首乌、龙胆草、天冬、黄精、金银花、桔梗、五倍子、朱砂、雄黄等35种。xxx省中药材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品种达100多种，出口品种90余种，天麻、杜仲、朱砂等在古今中外均享有很高的声誉。近年来，地道野生中药材引种、家种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野生变家种、家养，引种成功的地道药材有天麻、杜仲、厚朴、石斛、艾纳香等70余种。
xxx省的中药材不仅药用价值高，而且产业开发的前景广阔。五倍子、山药、刺梨、猕猴桃、鱼腥草、银杏、银耳、魔芋、苦丁茶等的生产，目前即被列为绿色产业重点发展和培育的项目。同时国家推进中药业现代化，为医药业发展和支柱产业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保障、组织保障和措施保障;绿色产业发展、农业综合开发、天然林保护、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为优质中药材基地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xxx省巨大中药资源优势的发挥和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以及在开发利用中药资源优势中建立起的产销结合的公司加农户的灵活机制，为制药企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保证。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中药现代化的推进，中药对于一些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的独特疗效和毒副作用小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加上适应人们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潮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均放宽了中药的准入条件。目前世界天然药品年贸易额已达180亿至xxx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一些国家长期以来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经营体制影响而对我国中药出口设置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将被取消或大大削弱，我国中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中成药将可以大批出口到西方工业化国家。
加入世贸组织也有利于我国中药产权保护，有利于中药工业的长期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相当一部分化学合成药都面临着进一步开发知识产权问题。有希望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是中药特别是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我国医药行业可以在中药、中成药、中药保健品等领域获得大量国际专利，为中药业乃至整个医药业参与国际竞争获得战略优势。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药现代化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现代化中药、实现以现代科技手段阐明其药效药物质和作用机理，让传统中医药优势、特色和现代科技密切结合，规范化、标准化地生产，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能为国际市场接受且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中药产业化过程。我们要抓住国家批准xxx省建立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的机遇，加快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的建设。目标与任务是：抓住一个重点(药效物质基础)和两个主要环节(有稳定和高质量的中药原粉，有保证产品质量的先进制备工艺、质量标准和现代药物剂型);重点培育与扶持一批具有xxx特色、市场前景广阔、临床疗效确切、生产条件及企业管理俱佳的xxx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与制药企业;引导和培育xxx省的中药、民族药生产企业向科技型、规模化方向发展;提高xxx省中药、民族药生产企业的科技水平，逐步形成以科技为先导、产品为依托，产学研结合的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中药产业，并大力支持研制与开发具有竞争优势的二类以上新药，大力发展新剂型制剂与新产品。
建立中药现代化产业基地，要突出xxx中药、民族药等天然药物特色，促进xxx中药、民族药走出国门并在世界医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争取用5年时间，初步建立起xxx中药材生产体系、中药研究开发体系、中药制药生产体系、中药现代化保障服务体系、中药现代化产业市场网络。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家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走特色药业中药或民族药的道路，同时质量标准要提高，要符合国际通行规则，药材的质量是保证药品质量的首要环节。因此，一些重要的中药材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生产基地实行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势在必行。
现代化经济体系内涵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亚当・斯密；道德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场经济
英国著名学者亚当・斯密因为其著作《国富论》赢得了现代经济学之父的美称，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新的自由经济体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则作为《国富论》的道德理论前提，阐述了人类道德情感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道德建设中，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并且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研究亚当・斯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亚当・斯密的主要道德思想
亚当・斯密生活于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一时期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鼎盛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们在对金钱的追逐中迷失了自我，道德与财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严重，亚当・斯密由此产生了对经济与人的道德情感的思考，大学期间又受到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启发，吸收沙甫慈伯利的情感主义理论，结合挚友大卫・休谟的同情论，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道德思想体系。
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是以同情感为基础和出发点，阐释道德的评价标准及保障方式，指出人的本质属性是利他。亚当・斯密认为，道德来源于人们的同情感。这里所说的同情并不局限于我们往常理解的同情，而是类似共情和同感，是设想和当事人相同立场时，由处境引起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与当事人相似的情感。亚当・斯密随后提到同情离不开合宜性，虽然人们可以借由想象当事人的处境而去感受他的情感，但旁观者的感受与实际当事人的真实情感是存在偏差的。人们行为作用产生的同情感是否合宜，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这就需要从“正义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判断。
人们在不同的处境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行为，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不失偏颇的裁判来裁决人们的情感和行为是否适宜，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公正的旁观者”。“公正的旁观者”在进行道德评价过程中，一方面可以警醒人们不要因为自爱的天性而盲目地偏向自己。另一方面不仅可以对他人的情感和行为进行评判，还可以对自己进行评判。人们判断各种感情行为的是否合宜的模本来自于社会，是以他人的评价作为参考的，脱离了社会，人就失去了进行道德评判的镜子。“公正的旁观者”是在社会检验中逐渐形成的道德评价标准，给人们提供在社会生活中衡量自身行为和他人行为的准则。
美德是让人们乐于执行规则的催化剂。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在同情感基础上的利他主义，人们之间互帮互助的团结思想就是依靠美德实现的。亚当・斯密提到“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他认为谨慎、正义、仁慈这三种美德是最为重要的美德。
谨慎是来自于人们对于自己的关心爱护。“每个人都追求健康的身体，巨大的财富，崇高的地位和荣誉，而把对这些的关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谨慎美德的合宜职责。”为了保障个人的利益，人们必须小心谨慎。仁慈和正义产生于利他主义，都是希望带给他人幸福的美德，但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别。仁慈是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是不能强制执行的自愿行为，而正义是要求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施行正义并不会得到赞扬，但是缺乏正义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使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冷漠自私，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它是世界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合。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社会想要稳固长久地发展，离不开一个完整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党的十中，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我国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道德基础，来引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及行为，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国梦”是当代中国建设的伟大目标，需要凝聚民族意志，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全社会人民参与的热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股力量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其基本内容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层面对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要求。
首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高层面的目标。分别从四个方面对国家建设提出了要求，即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够为全面发展奠定好物质基础，综合国力提升；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高；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全面发展。国家层面的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理想。
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的目标。强调个人应该以社会群体建设为基础来实现个人目标，随着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对于个人意志和个人发展的自由，以及权利平等的期望越来越高，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也日益强烈。将社会层面的四点写入核心价值观正是坚持以人为本和坚持依法治国的价值体现。自由是人的思想自由，发展自由，是在法律及道德的准则内享有的权利；平等是指人权得到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是公平正义，平衡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法治体现在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制度的规范化，法律化。
最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个人层面的目标。指出了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中国传统美德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传承和体现。爱国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所依赖的基本道德情感，不仅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而且是个人价值观的最高层次。敬业则要求公民在不同的岗位上能够保持责任心和事业心，服务社会和人民。诚信是指诚实信用的传统美德，友善强调公民在交往中应坦诚以待，和睦友好，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保持基本的道德准则，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全面发展的要求，“自由、平等、公平、法治”体现的是我国社会整体的价值趋向和目标，是连接国家建设与个人发展的桥梁；个体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体现了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精神文明的显著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联系紧密，相互贯通，是政治目标，社会导向和行为准则的统一，是结合中国的时代背景，实现了理论的当代价值。
三、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主要从研究个人道德的形成出发，结合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总结出适应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道德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是从社会和公民层面提出了必需的基本道德规范。虽然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观，但两者在对道德构建的一些方面是相通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和平等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亚当・斯密的同情理论是自由和平等意识产生的感情基础，人们感受到他人的处境后，会为了改善他人或者自己的状态而寻求平等，在经济生活中，自由是人们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公正和法治，这就需要制定严格的道德准则来维持社会秩序，而这个标杆的建立需要“公正的旁观者”来实现才不会有失偏颇，“公正的旁观者”可以做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敬业、诚信以及友善都可以归于美德当中，谨慎使人诚信，仁慈使人友善，美德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什么，而是希望人们去做什么，它是锦上添花，是社会这个巨大的机器顺畅运行的油，也是我国构建和谐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元素。
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毕竟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他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即使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准则希望改善当时功利主义盛行带来的道德失范现象，企图将市场经济拉回健康发展的正轨，其理论最终还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深深打上了资产阶级在该时代为摆脱封建主义与基督神学的桎梏而斗争的烙印。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由经济市场在本质上有着巨大的区别。由于亚当・斯密道德思想的阶级的局限性，放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并不是能够完全照搬拿来套用的。另一方面，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是西方道德思想中的重要一环，西方道德思想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道德，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也不例外，这种思想容易将个人与社会国家相割离，并且缺少国家整体的核心价值观，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多元的自由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较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结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情，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切实从民众的利益出发，详细地制定出较为灵活、全面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强调社会内部价值观的和谐统一，注重社会整体的主流价值观的指导，要求核心价值观体系内部结构严谨、互相适应、互相支撑，这是鲜明区别于强调多元主义自由价值观的西方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是为了更多服务于个人和社会，最后实现国家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
四、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功利主义的蔓延，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充斥在社会生活中，例如崇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各种道德问题不断涌现，道德建设跟不上经济建设的步伐。如果不及时作出对策，将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发展扭曲的现象，另一方面，民众对于建设和谐、文明的全面小康社会有着迫切的愿望，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针对这种情况，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道德建设迫在眉睫，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践行变得尤其重要，但思想教育流于表面化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践行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因此，可以借鉴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为我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解决道德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亚当・斯密的道德思想一方面为自由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合理的道德保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其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且始终围绕着财富与道德的问题展开。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将国家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放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目标要求，也体现出财富与道德的复杂关系。相比当时的道德哲学家对纯粹道德至上性的片面强调，斯密的这种自爱的美德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斯密的观点给我们一个启示：社会主义本质并不必然否认个人的利益和愿望，而只有在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才能有充足的体力和饱满的精力为他人和社会作贡献。所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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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经济体系内涵范文第3篇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是一个相对于自然界而独立的大系统，它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具有一定数量、执行一定功能的社会要素构成，并按照既定的一套行为规范，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规定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向，以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与其它系统相比，社会结构系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是它的整体性是以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基本内容的；二是它的有序或优化过程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性等级和根本层次，并开放式地排列和演进的；三是它遵循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不断演化的规律。正是由于社会系统具有等级层次性，社会首先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整体，社会和谐也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和谐。
尽管对人们对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的理解不尽相同（注：〔美〕彼特·布劳著：《不平等和异质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但概括起来讲，一般认为它是由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模式，其中包括实体性社会结构、规范性社会结构和关系性社会结构三种不同类型。社会结构的这种内涵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对社会和谐的要求。而社会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运行状态，又是以社会关系结构的合理性和社会良性运行的稳定性体现出来的。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功能态势上看，社会和谐是社会政治结构和谐、经济结构和谐、社会生活结构和谐、社会心理及行为结构和谐的统一体，也是上述各种社会结构状态长期稳定运行的结果。但从社会系统所包含的结构及其要素来看，社会和谐首先表现的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和谐，尤其是其构成要素(如群体、组织、社区、制度等)之间的关系和谐。因为要素只是结构生成的一种方式，结构的存在不仅仅依赖于各要素的存在，更依赖于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系统发展的总过程之中，系统结构的整体“大于要素相加之总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合理性与社会运行的稳定性是建立在社会系统各要素和谐的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保持社会主义社会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谐。
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P. M. Blau)的结构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状况实际上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来决定的。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状况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也是结构构成的要素，它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是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而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实际上主要是指社会结构要素之间的分化，是构成社会结构系统的要素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并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这种专门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社会运行的状态。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结构要素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注：〔美〕彼特·布劳著：《不平等和异质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社会学系统分析和功能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促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谐性，从而维持社会结构系统的生存。（注：李金：《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整合问题》，重庆：《探索》，1999年第2期。）在功能主义理论的相关论述中，整合的概念往往与均衡、和谐同时出现。一般认定社会和谐是社会结构运行的最终目标，由此，在和谐状态中，社会是均衡稳定的，其体系内即使有变动，也是很缓慢而有秩序的。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而达到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和谐、均衡的体系。
通过上述我们对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的理论分析，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整合正是针对要素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规范而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和谐运行程度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整合正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和根本动力，社会结构愈复杂，社会异质性程度愈高，社会分化与整合就愈频繁。社会运行与发展实际上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的一种“分化与整合”，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分化的合理性是确保社会良性运行的首要点，而社会良性运行的稳定性又是维持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社会要素越多，社会异质性与不平等就可能越大，而社会结构状态的合理性与社会良性运行的稳定性的维护也就越发显得重要。
因此，一个社会要保持一种和谐的运行状态就必须不断维护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当然，如果一个社会越是复杂、多变，其内部就越可能存在着分化、冲突，甚至紊乱和对立，那么这个社会就越发需要拥有各种整合机制，以弥补它的弱点和不足。当前，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分化，这些社会分化虽然为更加紧密的相互依赖提供了基础，但也打乱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的失序状态，直接危及到了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建立。（注：特别在当前，我国许多领域和群体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分化现象，其不仅是由经济因素导致的一种结果，而且也是国家政策(包括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实施的结果，社会分化的速率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也不一致，并且大量表现为非个体性和人为性，因此社会分化也造成了群体间新的矛盾。）
二、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整合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快速转变，而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结构尽管总的趋势是在由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型社会方向变迁，社会要素的分化也在逐步发生，但整个社会结构运行却仍然处在要素分化程度较低、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状态。而就当前我国社会结构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影响社会和谐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整合不力，要素分化过快而造成的结构整合与要素分化之间的“断裂与失衡”。具体来说，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无论是在水平方向上，还是在垂直方向上都发生了迅速的分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领域分化。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的分化是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的背景和前提。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度的社会，且这种“高整合度”主要是靠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来维持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此，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形成了很强的同质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分化的加深，社会分工的细化，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而以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职责，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这样，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并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打下了基础。
2、区域分化。区域分化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上。我国东部广大地区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领先的发展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相对缓慢。不仅如此，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并在日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影响中国的后续发展。
3、阶层分化。阶层结构的分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刚性单一、相对封闭而又具有较强独立性的阶级阶层身份，使得我国社会分层体系不仅出现了一些边缘性群体，而且也加大了不同阶层间的分化程度，并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如“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就改变了长期以来我们观察社会时所用的“城市—农村”、“工人—农民”二元结构模式，无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上来看，“农民工”都构成了我国社会结构的新的一“元”。
4、组织分化。社会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这些新型组织的结构模式多样化，与原有组织之间分化加大，异质性十分明显。此外，随着原来中央控制社会的权力逐步向地方和部门组织转移后，加强了后者的封闭性，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成为影响当今中国社会不和谐的重要隐患。
5、利益分化。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社会分化产生的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广大群众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利益的分化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注：林理玲：《论我国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整合》，广州：《现代哲学》，1998年第2期。）
6、观念分化。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和蔓延。（注：文军、朱士群：《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和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北京：《社会学》，2000年第8期。）
总之，在社会转型期，上述不同领域、阶层、组织、群体间的社会分化极大地震撼和冲击了我国高度整合的传统社会结构。（注：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结构作为由各结构要素构成的一个静态概念，其结合往往是相对恒定、协调和均衡的，但在社会分化不断发生的社会转型期，由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结构要素之间这种恒定的关系不复存在，分化与整合之间难免会出现失衡与失调现象，从而导致社会稳定难以持续维持，社会和谐难以持续，大量非稳定、非和谐因素产生。）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整个社会成为具有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组成。毫无疑问，社会分化在促使社会结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而给维护社会和谐运行带来一定的难度。总的来说，社会分化对我国当前社会和谐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注：当然，社会分化对社会和谐稳定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它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功效。因为社会分工是通过内部结构的不断分化来适应环境，求得自身发展的，因此，社会分化程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和自由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一是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转型期以前，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高度刚性且具有很大同质性的封闭型结构，这种封闭型结构具有顽强的超稳定性，而社会分化的不断产生势必打破社会结构的封闭局面，动摇社会的稳定性，同时也给社会和谐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是引起社会地位群体的重新排序。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将会促使一部分新生的地位群体成为社会的突生力量而对社会现有的制度结构和组织状况提出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便会形成新的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对社会和谐构成潜在的威胁。
三是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在社会分化中，社会规范作为社会结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得到分化瓦解，且在实际分化过程中，其往往要慢于社会结构实体要素的转化，这样必然会出现新旧规范的冲突与脱节，反应到社会实践上便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相对混乱和无序。
四是社会分化的非均衡性将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社会分化并不是与社会结构要素同步同时发生的，它们具有一定的异步性和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还得不到有效整合的话，便会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出现，从而成为危害社会和谐的障碍因素。（注：张雷、程林胜等著：《转型与稳定》，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五是社会分化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社会学研究表明，并非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化都必然伴随着各个结构要素的功能互补和耦合，都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些社会分化会加剧社会冲突、降低社会整合度、压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从而在整体上加大社会整合的难度。
三、当前我国社会整合的滞后及其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社会结构分化的结果势必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暂时失衡，社会运行难度的加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最终解体，因为社会分化的过程本身也可以孕育着新的交换模式的建立和新的整合方式的出现。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快速分化的实质是要摆脱不发达状态，以逐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与和谐发展，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重新整合并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所以，随着社会分化的加速，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社会结构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冲破已成定势但往往僵化、停滞的社会结构，以促使新的结构要素不断生成，确保结构的合理和运行的和谐。
然而，在社会转型期以前，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在牺牲社会的活力和自主能力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并没有获得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同步效应。进入社会转型期后，我国社会又呈现出了高分化低整合的特点，在社会分化快速发生的同时，社会整合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和弱化，其主要体现在：
一是社会分化和社会变动的加速使得传统的社会整合力量不断弱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型社会，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民俗民风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力，能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但这种整合力的发挥是以家庭、家族、社区为实现单位的，且是一般建立在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环境中。在加速转型期，因社会分化促进了社会异质性的增加而使传统社会整合力的发挥丧失了社会基础，传统整合单位的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弱化或发生变动，这无疑从整体上削弱了社会整合的力度，动摇了一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致使社会中大量违德违法行为急剧增长。
二是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前国家强有力的政治整合能力却在不断下降。在社会转型期以前，国家通过组织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行政领导的方式，实现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这种社会整合是建立在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一元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是以实现政治整合为中心任务的。因此，整个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稳定。但进入社会转型期以后，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传统的组织管理系统松弛化，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下降，致使社会整合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以旧的政治整合型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开始松弛化，整个社会整合的作用和能力不断下降。
三是由于新的整合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并安全运作，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交接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快，传统的、旧的社会整合力量在不断弱化，而新的整合机制又一时难以形成，这种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异步性必然会造成交接过程中的“脱节现象”，从而导致大量社会失范现象的出现。比如，因农民阶层内部分化而产生的农民工，其既不为农村社会所整合，又不为城市社会所整合，他们只能以“边缘群体”的身份在城乡社会的夹缝中生存，势必会产生一种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不满情绪，其一旦生活无着落，便会采取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其实，当前我国大量非和谐因素的潜伏和涌现，无不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不适应、相脱节有关，这也正是威胁我国整个社会和谐的结构性、制度性根源所在。
无论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还是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来看，我国社会结构的快速分化对社会整合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这一点来看，建立新型的适应社会分化要求的社会整合模式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然而，社会整合的类型和模式有许多种，（注：社会整合的类型和模式有许多种，如社会学家涂尔干(E. Durkheim)曾把传统社会里一种外在的、强力的整合模式称为机械整合，而把转型社会中在功能分化基础上产生的功能互补的整合模式称之为有机整合；社会学家洛克伍德(D. Lockwood)也曾提出过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观点，企图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来对社会分化进行有效整合，后经哈贝马斯(J. Habermas)、吉登斯(A. Giddens)等人的发展在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传统社会分化中的整合方式，一般来说有三种，即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轨道的整合，其具有强制性和契约性特征。功能性整合是从统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而进行的整合，它是在市场引导下的自发过程。认同性整合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可见，这三种整合在转型社会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独立存在，并分别从社会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三个方面对社会结构分化进行全面整合。当前，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强化功能性整合的同时，不能放松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建构，以避免社会经济因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周期性振荡和结构性障碍。（注：庞玉珍：《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