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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326.11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其内涵的表述或理解随时代而变化。本文接受动态论、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首先,现代化内涵具有阶段性,是特定历史阶段内所具备的现代化内涵。其次,应农业现代化的测度应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角度出发的,建立多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再次,应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纳入指标体系中去。所以,农业现代化是指基于现阶段人们的认知水平的相对稳定性,在农业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系统工程。
一、河南省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测度法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要想采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评价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建立多指标体系,指标的选取需要遵守以下原则:第一,指标的系统性,即指标必须全面考虑农业现代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使指标之间既有相关性又有一定的独立性,通过指标的综合,全面体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第二,指标的综合性,即指标既要考虑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典型指标,也要兼顾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联性指标,尽可能多考虑一些涉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三,指标的重点性,重点体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第四,指标的代表性,即指标的选取能够反映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容。第五,指标的可比性,指标设置既要符合各地的实际,又具横向可比性。
(二)指标评价体系的标准化
本文采用比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即先选取一个评价基数值,然后再用指标的初值与基数值相比,得到的比例系数就是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的结果,即得到指标的评价值。标准化处理中所采用的基数值是个指标中的最优值,即当指标为正作用指标时取最大值,当指标为负作用指标时为最小值。评价指标体系的计算公式如下:
数据的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正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负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其中为措施层指标原始观测值,经标准化后的值为第i项准则层对应的第j个评价指标基准数据的界限值。
(三)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
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在递阶层次结构中,每一层的每一个元素均是下一层中每个元素的准则。
图1 模型层次结构
注:最上方的是目标层,中间的是准则层,下方的是方案层
2、计算各层次元素的组合权重。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采用1—9比例标度法对元素相对重要性的主观判断进行赋值,从而确定判断矩阵。单一准则下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检验其一致性,最后得到各个元素在总目标下的权重向量。各元素在总目标条件下的权重如表1所示。
(四)河南省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
通过指数的相对变化以及走势趋向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所处的水平和阶段。该指标为综合性的判断标准,仅反映整体发展水平,不反映结构发展水平。指标计算方法采用加权平均法,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t为时期,i为指标号,w为权重。
二、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指标性结构测度法
综合指数法对农业现代化的评价具有直观性强、易于判断的优点,但是指标的整体性、综合性过于突出,对于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局部问题难以揭示并表述出来。因此,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测定还需要一项能够反映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结构性特征的模型,以方便对农业现代化内部的结构发展进行探析。
(一)确定特征指标标准值
该模型首先设定特征性指标值,然后依照特征性指标值对各指标的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在确定各发展阶段的标准值及其对应的赋值后,根据相关数据判断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由于最后结果是依据相对数据获得的,且省数据与国家数据的差别可以接受,本文采用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区域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测算结果来代替河南省的特征指标标准值。
(二)各指标标准值及发展阶段赋值
以特征性指标标准值为基准,对各个指标实际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可得到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各指标标准化值。对照表4可得到各指标的发展阶段赋值,所得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阶段评价标准化值和赋值
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标准
化值
6.0
5.2
79
0.7
29
67
161
26
18
35
17
23
8.3
27
赋值
1
2
4
1
2
3
5
2
2
3
2
1
2
2
三、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一)河南省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的实证分析
通过采集河南省农业的实际数据,利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建立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用层次分析法确立权重,根据建立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模型,对河南省农业现代化2000~2009年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如下:
表5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民收入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业发展目标,迄今已经30多年。由于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概念,其理论和实践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视野上对农业现代化内涵、农业现代化的演变历程和农业现代化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也有部分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
农业现代化作为农业发展的过程,不但可以有效保证农民收入增加,而且作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结果,最终的动态均衡也将是农民充分享受农业现代化的成果。本文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研究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
理论与方法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处理平稳数据的方法——协整可用于检验经济时间序列变量水平数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可用于确定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者均要求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平稳特征。因此在实证检验和建模之前首先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
此后,要对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很多,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Mackinnon法、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和Bays法。本文将以Johansen和MLE估计方法进行协整检验。
最后,对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是一种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构成因果关系。Granger(198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
样本说明
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民素质的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农用机械设备的改进。所以本文在农业现代化指标的测算中以农业生产主体——农民的素质、农业信息化和农业机械化三个指标作为衡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构成。农民收入以农民纯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由于以上四个指标的量纲不同,本文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纲处理。即每年的数值和1990—2006年间的均值作比较,得出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民素质指数和农业信息化指数、农民纯收入指数。这样农业现代化指数就等于农民素质指数、农业信息化指数和农业机械化指数之和。
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的均衡分析
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农业现代化指数(Lam)和农民纯农业收入指数(Lnc)取对数。随后对取对数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探索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
(一)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序列的ADF值都小于1%临界值,因此认为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由于这些序列是不平稳的单位根过程,但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进一步对其进行长期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采用Johansen特征根轨迹检验考察农业现代化指数和农民纯农业收入指数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具有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对农业现代化是否显著地影响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由表3可以看出:Lnc不是Lam的原因,它成立的概率为0.6767%。在1%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不成立,即Lnc是Lnc的原因。对于另外一个原假设——Lnc不是Lam的原因的概率为6.528%,在5%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成立,即Lnc的增长不显著地影响Lam的增长。而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不成立,即Lnc的增长显著地影响Lam的增长。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增长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显著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结论
综合以上实证结果,显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之间稳定地存在着某种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农业现代化的波动与农民收入的波动总是高度密切相关的;农民收入是影响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大力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所以,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合理均会导致整个发展的不协调。在下一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从作用机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机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关政策。
参考文献:
1.周杰红,黄祖辉.农业现代化评论综述——内涵、标准与特性[J].农业经济,2002(11)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农业不能说不尽力,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缓慢,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较大提高,但中国农业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中国发展农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大田农业,提高农产品产量,通过机械化解决劳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发展特种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差别化,也就没有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过去最大的失误是,在强调产量的同时没有将过剩劳动力从大田农业中分离出来。实现大田农业和特种农业的齐头并进,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精细化,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特别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实现现代化则是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键之所在。王国敏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最终成果《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期正式出版,专门就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是一部关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研究领域的最新力作。该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和研究特色。
对象的聚焦性。全书紧紧围绕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实现模式问题展开,以农业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为战略目标,高度聚焦于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区域实现”两大基本问题,突出分析了约束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的人地矛盾紧张、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严重短缺等“关键瓶颈”,并立足于不同地区受瓶颈约束的现实状况,深入查找农业现代化“重点突破”的关键环节,从而有针对性地研究和分析适合不同区域农业现代化道路“梯度推进”和“差异化发展”的具体实现模式。
指向的实践性。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制约我国现代化实现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具有现实的紧迫性。该书从历史探源视角,在系统梳理和认真研究了农业现代化的经典理论、进行了必要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把研究重点紧紧指向如何立足国情、农情,在我国农业面临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三重压力下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现实问题。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有利因素和制约瓶颈,分别针对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的不同条件,研究归纳了现代化实现的不同模式和具体路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
内容的系统性。全书主题鲜明突出,内容环环相扣,逻辑层层递进,结构浑然一体。该书首先从阐释经典作家对农业现代化的论述和国外农业现代化经验入手,系统研究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现实状况以及制约因素,特色现代化道路实现的主要目标、基本方略、责任主体和主要手段,接着突出分析了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状况、农业发展区域导向和农业主体功能区建设状况,科学构建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实现模式,最后从整体上研究了确保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的保障体系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观点的创新性。书中第一次在理论界科学界定了“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农业现代化模式”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提出农业现代化模式是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可以在走同一条道路的前提下实施不同的模式。指出农业现代化道路侧重于“性质”问题,决定农业现代化的方向,而农业现代化模式强调农业发展的具体方式及发展形式上的规律性,更具现实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提炼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六大特色”。科学分析了约束中国各地区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的“关键瓶颈”,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区域”、“行政区域”和“农业主体功能区”相统一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区域差异化实现模式。
[关键词] 农业现代化 美国模式 西欧模式 日本模式 资源赋
一、湖南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农业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衣食之源,农业作为提供食物、衣料的生产部门,无论是对经济发达国家还是经济不发达国家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我国,农业更是处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一半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农民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现阶段,我国的有效需求的不足,国内消费市场的难以启动,最主要的根源就在于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而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与负增长是因为农业的生产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还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有效需求能否扩大,更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
湖南农业在全国农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与产棉区,粮食、棉花、牲猪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湖南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不仅产量大,而且具有相当特色,如烟草、蜜橘等,在全国享有良好声誉。地理位置上,湖南具有承东启西,联南接北之势,湖南农业现代化可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面实施、为西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支持与范例。湖南的湘北是洞庭湖平原,而湘中是典型的丘陵地带,湘西则是山地,湖南农业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化就可以为湖南北部的广大平原地带(如湖北、河南等省市)提供经验,为类似湖南中、西部的我国的西部省份提供范例。
二、 湖南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模式的选择
1.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模式的选择及其原则
农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是农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大体上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的,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农业现代化的起步方式大大致可分为: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西欧模式。
(1)美国模式。美国的特点是地广人稀,人均土地多。这一资源禀赋特征使得土地和机械相对价格长期下降,而劳动力相对价格不断上升,这促使农场主不但不用土地和机械动力代替代人力,这种替代包含着农业和机械技术的不断改进。在这一替代机制的作用下,美国农场中使用的大型机械和机械动力迅速增加,而使用的工人数迅速减少,人机比例不断提高。而且这种替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结果是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机械化水平最高,从而劳均负担耕地最多的国家。
美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按照机械化发展的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半机械化阶段,主要田间作业机械化阶段和全盘机械化阶段。
(2)日本模式。日本的资源禀赋特征恰与美国相反,地稀人密,土地资源稀缺。由于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价与美国不同,在1940年~1960年,耕地价格从每公顷47.09日元上升到141.5万日元,上涨了229.5倍。同期农业工人工资从每天1。9日元上升为4.4日元。上升仅1.3倍。随着农用工业的快速发展,化肥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持续下降。而生物技术的进步,给日本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谷物。而化肥在传统作物体系下不能大幅增加产量,化肥对土地的替代弹性很小。这就迫使日本使用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不断改良品种,提高土地生产率。与美国不同,在日本机械技术进步的意义主要在于改善农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
(3)西欧模式。西欧的一些国家,既不像美国那样劳动力短缺、也不像日本那样耕地短缺。因此西欧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机械技术与生物技术并进。把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和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实行“智力投资”和“物力投资”同时并举。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园林化,既提高土地生产率,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美国、日本、西欧这三种模式可以分别称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机械技术型模式、生物技术型模式和生物技术―机械技术交错型模式。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利用实证资料证明:劳均土地在30公顷以上的国家走的是机械技术型;劳均土地在3~30公顷之间的国家,走生物技术―机械技术交错型;而劳均土地不足了30公顷的国家,走的是生物技术型。
一个国家应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应充分考虑该国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等条件。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决定采取哪一种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美国模式比较适合于土地资源比较丰富而劳动力相对比稀缺的国家和地区。相对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更合于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和地区,而西欧模式则适合介乎日本与美国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国家。地理条件是决定采取哪一种模式实现农业现化化的重要因素。美国模式是大量采用机械化设备进行田间作业,而全面管理机械化进行作业要求的土地比较平整,更适合在平原地带作业。对于山地丘陵地较多的国家不可能采用大型的机械化作业,因而日本模式更适合。工业的发展水平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保障,也决定了实现方式与途径。如日本不仅土地狭小,而且多种资源贫乏,这就决定了日本在发展经济时必须重视对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发展农业则更多地是利用生物技术,采用集约化的生产方式,精耕细作。
2.湖南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模式选择的依据
资源禀赋及农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条件到底哪一种模式适合湖南农业现代化实现?答案是应根据湖南资源的禀赋特征、社会经济与地理环境来决定湖南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模式。
土地资源条件:湖南是一个以山地与丘陵为主的省份,其山地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51.2%,丘陵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5.4%,而盆地与平原面积占地面积不到30%,水面面积仅占6.4%。全省耕地面积为389.1公顷,只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8.39%,按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588公顷,即使按农业从业人口计算其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0.1908公顷。
农业经济条件:湖南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和重要经济作物产区,是我国重要生猪基地。根据2002的统计资料,2002湖南的粮食产量达到2501.3万吨,油料119.25万吨,烤烟17.45万吨,柑桔144.26万吨,猪牛羊470.23万吨,按人口平均计算,2002年粮食人均377.4公斤,棉花2.3公斤,水果72.3公斤,其中柑桔21.8公斤,猪肉人均67公斤,烤烟2.6公斤,苎麻12.81公斤。
3.湖南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模式:开放型、高科技、信息化、精细化的可持续农业
根据湖南的资源禀赋及湖南农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条件,湖南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模式应是开放型、高科技、信息化、精细化的可持续农业。开放不仅是指湖南农产品、农产品市场的开放,而且是包含农业观念的开放,这就是说要树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农业观念,不仅市场开放,而且观念要开放,克服狭小闭塞的陈旧观念,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把湖南的农产品推销出去,同时把国际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业生产经营理念引进来,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完全开放的湖南农业。湖南农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用科学技术改造目前湖南的传统农业的落后状况。现代化本身就是高科技,没有现代科技成果的不断开发和被利用,就谈不上现代化。湖南人均耕地面积少,这就决定了湖南的农业发展只能采取集约、精细的方式,大量采用生物技术,努力提高单位土地上的产量,并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以优质、低成本、低投入、高产量去赢得市场,创造更大的价值,增加农民的收入。农业是利用光热水气土等自然资源从事有生命物质生产的一种产业,具有分散性、区域性、时变性、经验性以及稳定程度低的行业弱势。信息技术将成为克服农业这些行业弱势的有力武器。信息就是金钱,谁拥有信息,谁就能获得更大更多的价值。实现湖南农业的信息化。
三、湖南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基本途径。
1.基本思路
实现湖南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思路是以科技进步和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支柱产业和特色农业建设为基础,以扶持、壮大主体和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为核心,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载体,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农业发展新格局,构建包括科技化种业,特色化种养业,系列化加工业,网络化流通和社会化服务业在内的结构优化、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基本途径
(1)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区域特色。湖南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阶级,但传统农业成份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大部分还属于自信自足,商品化率比较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程度较低。从全国范围来讲,湖南农业在粮食、棉花、生猪等大类上具有比较优势,从湖南省内来讲,又有若干区域特色的农产品产区,如洞庭湖区的粮食、水产品,湘西的山林产品等。充分发挥湖南在全国的比较优势,形成具有特色、拥有核心竞争力和有湖南品牌的区域生产点。
(2)实施名牌战略,整合农业资源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商品品牌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垄断利润,也是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商品品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能使企业的产品以超出一般的市场价格出售或者能使企业产品的销量大大高于一般产品。实施名牌,重视品牌的价值,是湖南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举措。湖南不仅有可能而且也必须实施品牌战略,才能提高湖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施这一战略应整合现有农业资源。
(3)狠抓龙头企业建设,但是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快速发展。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主体,龙头企业可以把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三大环节联结起来,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条,通过对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龙头企业可以把分散经营的农户联合起来,有效解决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能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优化配置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龙头企业把湖南农业与国际国内市场联系起来,有效地把农业标准和农产品质量标准全面引入到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的全过程,通过创造农业的品牌,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和市场化发展,提高湖南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湖南农业资源丰富,但农业产业链条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大多数农产品都处于低级的初加工层次,要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关键是需要一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发挥在湖南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4)充分发挥农村非农产业和农村城镇建设作用,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把传统的农业逐步转向现代工业技术装备的与现代工业并具的工厂化产业。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简单劳动与土地的相结合,现代农业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利用现代工业技术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工业,在这一过程,非农产业的作用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把更多的农民转入到非农产业上面来,才能使农业真正实现现代化,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就是说农业的现代化是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建设现代化的湖南农业尤其应重视和充分发挥非农产业和农村城镇建设作用,湖南本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省(但这并不就意味湖南是一个农业强省),只有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村人口和务农人口的比重,才能达到用现代城市文明有效地改造湖南的农村与农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湖南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真正实现湖南省农业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杨戈:走向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与创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