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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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动计划范文第1篇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全国第二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和全省、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进一步树立发展新理念，加快推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提质、农民安居、环境整治、宜居示范”四大工程建设，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一）完善提质工程。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
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公路提质工程。实施县乡公路改造、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农村公路窄路基路面拓宽改造47.8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重点对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路段进行安全隐患治理。（牵头单位：县交通运输局）
——启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推动现有较大规模集中联片供水工程和管网延伸，新改建一批集中联片供水工程，加强老化失修村级管网的改造，进一步提升农村饮水工程的供水保证率。（牵头单位：县水利局）
——推动农村电网改造。实施5项农村电网改造工程，进一步改善电网结构，提升供电保障能力。（牵头单位：县供电支公司）
——加大天然气、煤层气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推进燃气管网进村入户。（牵头单位：县发改局)
——林业生态工程。完成新造林合格面积3.353万亩，林木绿化率再增加1个以上百分点；加快村庄绿化，在6个村开展村庄道路绿化、环村绿化、街巷绿化、庭院绿化和公共绿地建设。（牵头单位：县林业局）
2、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加快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建设学校校舍，购置基本教学及生活设施设备，不断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把农村学校师生生活环境改善纳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目标责任制考核，推动农村学校“六有”建设（有运动场所、有水冲厕所、有洗浴条件、有公共绿地、有饮水设施、有照明路灯）。新建农村幼儿园4所。（牵头单位：县教育局）
——全面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完成3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任务。选出2人作为2016年基层适宜人才培养对象，并采取多种形式培训培养。组织12名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主治以上医生对口支援4所乡（镇）卫生院。改善12所乡（镇）卫生院中医诊疗环境，购置设备，开展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牵头单位：县卫计局）
——实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工程”。统筹城乡文化资源均衡配置，实现全县1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328个村级文化活动场所正常运转，340个乡村文化场所免费开放。完成农村广播电视卫星户户通740户。（牵头单位：县文化局、县广播电视台）
——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管理，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健全农村空巢、高龄、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0个。（牵头单位：县民政局）
（二）农民安居工程。扎实推进采煤沉陷治理搬迁、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农村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再解决1546户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
1、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加强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和工程治理，推进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应急工程治理。（牵头单位：县国土资源局）
2、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对1450户农村困难家庭实施危房改造。（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3、易地扶贫搬迁。按照精准扶贫要求，以贫困群众稳定脱贫为目标，采取
行政村就近集中、建设移民新村、依托小城镇、中心村、乡村旅游区插花安置、货币补助安置等多种搬迁安置模式，对完成建档立卡、有移民搬迁意愿的96户300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牵头单位:县扶贫办）（三）环境整治工程。不断深化改革，推进金融创新，引进专业化企业，采取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集中力量解决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改厕等问题，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的宜居和健康水平。
1、农村垃圾治理。按照“人员队伍、清扫保洁、垃圾收集处理、村容整饰、长效管理机制”五个全覆盖的总要求，进一步强化资金、人员、设施设备保障，继续推进清扫保洁、“四堆”清理、村容整饰。在此基础上，重点抓好深入推进乡村清洁工程，按照国家关于农村垃圾治理“五个有”的要求，完成全县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编制，新建垃圾转运站2座，建设卫生填埋场1个，创建省级考核达标村108个，为广大农村居民创造更为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牵头单位：县园林局）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万人以上镇区、千人以上建制村、农民安居工程集中安置地和美丽宜居示范村为重点，运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探索不同类型区域的污水处理模式和路径。建设6个村的生活污水防治工程。（牵头单位：县环保局）
3、加快推进农村改厕。完成1000户农村改厕项目建设任务。（牵头单位：县爱卫办）
4、加强畜禽粪污治理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支持畜禽养殖场开展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牵头单位：县畜牧中心）
（四）宜居示范工程。继续做好美丽宜居示范村三级联创活动，打造和命名一批“家园美、田园美、生态美、生活美，宜居、宜业”的美丽宜居示范村，引领“十三五”期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向。
1、扎实推进“三级联创”活动。新启动1个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工作，加快2个市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开展10个县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工作。同时在部分省、市两级美丽宜居示范创建村启动农村公共浴室试点建设工作，探索农村公共浴室建设及长效运行管理机制。（牵头单位：县农委）
2、重视“人的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将美丽宜居示范村“三级联创”与文明村镇创建相结合。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将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纳入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文明素养。加强乡风文明知识普及宣传，引导农民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倡导健康、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牵头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农委）
3、加强传统古村落保护。重点完成1处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牵头单位：县住建局）
4、推进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继续支持乡村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10个村实施旅游扶贫整村推进项目，完成20家星级农家乐评定。（牵头单位：县旅游局、县扶贫办）
（一）4月底，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领导组要制定2016年行动计划，并报送市农村人居办备案。
（二）5月—11月为实施阶段，全县启动工程调度制度，实行工程进度月报送、月会商。县农村人居办每月督查一次，了解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各乡（镇）村实施进展情况。
（三）12月份，对全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验收，打分排队，综合考核，全县通报。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发展工程紧紧抓在手上，切实落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领导组及办公室的综合协调作用。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纵横联动、密切配合，重点抓好各项工程的统筹协调和组织指导。
（二）形成工作合力。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坚持民主决策，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要进一步发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战斗堡垒作用，用好“一事一议”办法，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建设美丽家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创新，拓宽社会参与途径，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培训力度，选树美丽乡村创建典型，开展好现场学习观摩活动，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浓厚氛围。
环境行动计划范文第2篇
人类的社会属性是在人类生理进化中不断形成的，文化的产生是人类在生理进化中的巨大突破。可以说，生物学进化赋予了人类生命，文化演进人类赋予以灵魂。正是由于人类具有文化演进的能力，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并比其他动物更快的进步。生物进化与文化演进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互相吸引，互相影响。长久以来，文化演进一直帮助着人类群体去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帮助着人类遗传进化的完成。[1]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众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民俗。对于不同社会的人类种群在生产、生活习俗方面表现出的种种差异，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将其归结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原因。这一理论局限导致早期的民俗学研究几乎放弃了生态性也是人的根本属性的观点，忽视了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人类与自然以及其他物种之间的联系，使“人类中心”的观点无限膨胀。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和考察这些传承的民俗背后的背景与环境，不难发现，最初的人类是凭借着生态直觉和生态经验来构建自己的民俗的。生态环境既是具体的民俗文化发生的本原，又是其发展的依托，更是其具体的加工对象。
从生态科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空间区位”与“生态自然周期”是人类民俗创建的生态性本源。“生态空间区位”是指人类群体栖息地所处的自然与地理位置。在人类创造出的各种文化因素中，生产方式或生活习俗的地域差异是其中最为明显的，而“生态自然周期”是指人类社会对自然周期变化的直接感应。“生态空间区位”限制着山村民俗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又为山村民俗的衍化提供物质条件和基础——“生态自然周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民俗的性质与样式，并支配着山村民俗的精神衍化。[2]以江浙某典型山村为例，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在山腰而非平原，原因是其地理位置处于中亚热带北缘，平原上过湿过热，排水不畅，农民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改造环境来发展农业。相反，山腰位置气温适中，排水通畅，又高出大量蚊虫的分布上限，因此成为山村族群的主要居住地区。此外，当地的水资源因素与土壤结构因素也影响着当地人口分布与生活情况，正是江南稳定而丰富的水资源与偏酸性的红壤造就了江浙山村特有的农业经济。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和岁时更迭、气候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作为以种植业为基本农业的江浙山村，当地村民很早就开始对天象、物侯、岁时、节令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形成了岁时节令的概念，并对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符合地域生态实际的处理。尤其是在当地的稻作产区，何时耕田，何时浸种，何时插秧，何时耕耘，何时追肥和灌水，何时收获等等，都根据节令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并流传至今。由此可见，民俗并非完全是人类有目的、理智的创造，它的生物性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并通过人类的经验加以发展，最终达到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需求从而得以代代相传。人类群体对于所处的生态环境的切身体会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磨合适应，即是民俗生成的生态本源。
江浙山村经济民俗的生态特点
民俗文化纷繁复杂，但并不杂乱无章，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决定意识。”在众多的民俗系统中，人们首先从所处的自然环境出发，创造出与生存和发展相适应的经济民俗，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与之配套的社会民俗、信仰民俗等等。所以，经济民俗可视为是所有民俗基础的基础。经济民俗是指围绕着物质生产而形成的风俗习惯，它由当地居民占主要地位的生计方式所决定。换言之，如果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民俗进行生态学审视，就能发现不同人类集群之间的民俗差异完全都是出于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某个地域的经济民俗必然带着当地自然环境的生态烙印。江浙山村的经济民俗是以精耕农业为主的农耕经济民俗，不同于刀耕火种的斯威顿耕作，精耕农业的突出特征是在耕作中引入了犁和动力耕作、水利灌溉与人工施肥。[3]但是精耕与其他经济民俗一样，仍然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基础。精耕农业的生态核心是土地，是通过对单位土地增加能量投入，来提高种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耕作方式。它的基本特点是凭借人类的能动性去有意识的改变生态环境，最大程度地提升土地福利。人类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地表的生态系统，就连地下储存的各种资源例如地下水资源等都被大幅度的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改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制造大量的单一作物的田地；人们毁山开林；人们改变河道用以兴修水利；人们为了适应作物需要施肥改变土质等等。表面上看，人们似乎通过科学技术征服了这片土地，但事实上，人们越改变他们周围的生态环境，就越需要付出更多的能量与物质去维护这种短暂效益。一旦人们稍有疏忽，脆弱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这些被改造过的土地上就会出现不可恢复的生态危机。
生态环境对江浙山村社会民俗的制约与影响
广义的社会民俗范畴是宽泛的，所有带有社会特征的民俗都可以视为社会民俗。但民俗学所称的社会民俗是一个狭义的定义，指一定的社会集群在家族、家庭等社会组织单位中，与他人交往形成的风俗习惯，具体内容包括家族体制、姓氏宗族、人生礼仪等等。表面上看，社会民俗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不大，不像生产、消费等经济民俗所带有的生态印记那么显而易见。但如果从历史唯物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并鉴别出此中内涵的生态特点，尤其是生态系统对社会民俗千丝万缕的制约与影响。当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农耕社会之后，开始聚居，地域共同体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而在地域共同体中，血缘关系、信仰习俗以及其他的社会联系，是人们相互聚居的直接原因。[4]当然，村落的形成不仅仅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因素，同时还与生态环境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影响村落发展与布局的生态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地形、水文、土壤等，如江浙山区村落多分布于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地带，适于农耕，同时又靠近水源，形成了鳞次栉比的村落布局。同时，在村落的取名上，对于生态环境的依赖也可见一斑，相当多的山区村落直接以附近的地理环境命名，例如杨溪村、东天目村、上溪村，等等。
如果通过种群因素对江浙一带山区村落的构成进行划分，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单一家族发展而形成的村落，或者有主要家族存在，附带联接其他亲族组成的村落，此种村落为江浙山区村落的最主要组成形式；二是以杂性移民形成的聚居村落。杂居村落中的居民多没有亲属关系，但是具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意识，可将其视为变相的“家族村落”。而这种深厚的领土意识和地域群体观念是建立在深厚的地域生态基础之上的，人们在密集的区域内劳作栖息，守望相助，高频率小空间的社会接触，让同宗或者非同宗的人们产生了亲密的情感和互相的认同，促成了村落之间的各种民俗的形成。而这些民俗又同时受制于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环境。以江浙某山区村落为例，其村落民俗中包含大量生态因素以及影响生态的内容：一是对本村内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监护与管理。村落约定俗成地对村落境内的山、水、田、矿等等享有所有权，并规定村内所有村民有享受这些自然资源的权利和保护这些自然资源的义务；二是对村落内部成员的生产与生活进行组织与协调。尤其是一些影响当地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例如开荒、抗旱、围垦、开矿、采伐等等，由于这些活动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来改变周边的生态环境，所以需要通过村内规定来约束村民的组织与互助，合理分配义务与利益，保障集体行为的顺利进行；三是管理村落的社会秩序。主要内容包括纯粹的社区内管制与涉及生态环境的社区外管制。后者多为保护村落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强调村落发展与村落居民之间的和谐稳定，这些社会民俗带有明显的生态意识，体现着当地居民朴素的和谐理念。
生态文明对山村民俗的价值重构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变的边缘，现代人所追求的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造成当前生态灾难的根本性原因。在当下丰富的物质生活的背后，潜伏的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暗礁。许多卓有远见的人已经意识到，人类已经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著名环境学者福特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要拯救地球，围绕个人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须要让位于更广泛的价值观和一套立足于与地球上的生命协调一致的全新社会安排。”[5]他认为，人类自身如果不对自身贪婪与自利的本质进行深刻反省，无法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取舍，就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永远无法走出当下的生态困境。
事实上，不仅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也应该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可惜的是，人类在自身的行为习俗上却越来越与这种理念背道而驰。就当代农业耕种的习俗来说，农业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分布，加速了土壤的侵蚀和森林、草原、河流的破坏，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人口过多等诸多恶果，这些都是人类习俗与生态环境交互影响的结果。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其最根本的特质属性，它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各种组成单元能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层级结构的等级性、有机性和互动性共同组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时空有序性和空间整体性。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循环的系统，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生态系统息息相关。[6]只有以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利益的生态观来改造整个社会习俗，才能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一个真正建立在生态原则之上，可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社会。
环境行动计划范文第3篇
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交通问题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由于传统上我国城市的空间结构一般都呈现单中心、高密度混合的结构，同时城市交通建设的长期滞后，过低的城市道路建设水平和高等级城市道路的缺乏，使人们确信必须进行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城市道路建设以疏解城市密度，扩展城市空间。但这首先方便了小汽车的使用，城市交通拥挤问题依然呈越来越严重趋势。城市交通对我国的城市建设、环境质量、生活品质的影响是规划人员所始料不及的，特别是快速机动化也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能源问题的制约和对当地环境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从职住平衡、多中心城市建设和密度控制三个方面来论述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交通的复杂关系，将有助于破解城市交通引发的严重环境问题。
一、快速机动化时代的交通拥挤和环境问题
（一）供需矛盾挑战城市交通
世界大城市，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大城市都面临着城市交通带来的巨大挑战。快速机动化发展也已经超出了许多城市所能提供的道路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能力。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更多的人员和物流快速流动，而多样化的交通需求和对交通出行的质量及时间的要求，及对城市空间和机动性管理的缺失，都会导致私人机动交通工具的需求的增加。
（二）快速出行加剧私车依赖
快速机动化所带来的交通问题又因现有的城市布局和机理而加剧，因为我国很多大城市是在非机动化交通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形成了用地的高密度和狭窄而复杂的道路形式。这种城市布局本身给人们方便地交往创造了物质基础，形成了特殊的历史文脉，但这种布局很难适应快速的小汽车交通模式。[1]而在一些城市的新区建设过程中过度强调功能分区，导致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发展的滞后，而长距离的出行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小汽车的依赖。
（三）过度出行引发城市污染
小汽车的过度使用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城市中的空气污染、噪音增加、交通拥挤、城市无序蔓延以及城市历史空间的割裂和肢解等问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2]据环保总局统计，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已占城市排放总量的80%，我国机动车排放污染在城市大气污染中所占平均比例已达到79%。许多大城区大气环境中的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常年超过国家标准，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正在由原来的煤烟型污染逐渐向煤烟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转化，经济的发展让我们与宜居城市的目标越来越远。
（四）治理环境必须源头控制
今天人们的出行之所以越来越愿意选择小汽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规划和交通建设的许多方面都是从围绕或方便小汽车使用的角度出发的。城市交通与城市环境问题的关系如图1所示，表明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对城市交通系统提出更高的要求，小汽车的过度发展必将会影响到城市环境和能源消耗，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机动车尾气已逐渐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的第一污染源，一些大城市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对多项大气污染指标的贡献率已达到60%或以上，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交通污染治理已成为城市大气环境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如何调整城市空间结构，以便从源头上控制人们对小汽车的依赖是城市规划所关心的一个重点。
二、快速机动化时代的三大关系和瓶颈破解
（一）关系之一：职住平衡/分离
1.职住不平衡现象基本态势
疏解与扩散是许多大城市所面临的一种发展态势。城市的疏解是应对城市问题，创造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环境的客观要求；城市发展从向心积聚到向外的扩散是城市为了利用聚集效应而克服其不经济性的一种城市空间布局的自我调整的过程，也是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个阶段。[3]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如何疏解功能高度复合的城市中心地区的负荷，扩展城市发展空间以容纳城市的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规划界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问题是在我国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过度强调城市地区大规模功能单一的大型居住区的建设模式，虽然可以改善人们居住条件和容纳城市增长的要求；但是因为缺乏城市居民在可接受的交通出行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就会造成严重的职住不平衡现象。
2.职住不平衡引发低效交通
关于职住平衡与城市交通之间的关系，国际上已有许多研究。按照一般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在个人住处和企业场地可以按照经济规律择址的情况下，在城市大规模的扩张过程中，人们为接近就业岗位而迁居，或者企业为接近劳动力市场而搬迁，从而可以减少人们的长距离出行和对小汽车的依赖性。但如果存在就业地和居住地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就会导致高速公路的严重拥挤（Cervero，1989）。[4]
卫星城和西方蔓延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中，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是各区之间对小汽车交通这种低效能的交通方式的依赖。由于居住地与就业地的分离，新区与老区之间、新区与新区之间的小汽车交通出行量较大，从而产生交通瓶颈，导致钟摆式的交通分布状况。
3.职住不平衡导致潮汐交通
在北京的边缘集团的区内就业比例仅为47%，到中心城区就业的比例为33%，主要由于边缘集团的土地性质配置不够合理，边缘集团的“睡城”特征较为明显，具有较多的居住用地，而很少的就业岗位，导致居住在边缘集团的居民不得不到中心城区及周边就业中心就业，产生明显的潮汐交通的问题。
尽管一些研究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严重的职住分离的现象，但最近的一份研究表明，北京市居民通勤对公共交通的选择比例（62.3%）与东京（大都市区48%，城市中心区70%）大致相当，略高于香港（大都市区50.28%，城市中心区49.37%），远高于波士顿（大都市区14%，城市中心区32%）和洛杉矶（大都市区7%，城市中心区10%），[5]所以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也有很大的潜力。
4.职住不平衡导致政府失灵
美国明尼苏达的研究表明，职住平衡对出行的速度和交通拥挤几乎没有影响（Levine，1998）。[6]Peng的研究表明，[7]工作与居住的平衡系数并不能决定小汽车的使用，他也同时指出在一些就业岗位与居住地极端不平衡的状况下，增加居住或增加就业岗位才会改变长距离出行的状况。严重的职住分离是规划失效的表现，而政府的积极干预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8]
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专业技术人员人口规模的大幅度增加，这部分人的出行距离将会大大增加。如果缺少合适的交通政策，这些人的小汽车出行不论在交通方式中还是在出行距离上都会大大增加，从而加重城市交通拥挤的问题。这是由于高收入阶层可以比较好地利用城市交通改善的各种有利条件，实现出行距离的增加和出行时间的减少，当然这也主要与他们普遍使用小汽车有关。但是当交通拥挤在城市各处普遍存在时，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也会很大。如果这时缺少高品质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大规模城市干道的建设将难以避免，而这种建设又会导致更严重的交通拥挤，城市交通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许多研究报告也指出，如何来度量职住平衡还值得探讨。由于数据来源的困难，有些研究甚至用一个区的行政范围作为一个基本地理单元来研究，由于一个区的面积不小，其研究结论的参考意义值得探究。另外，我们很难保证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居住的人是都在同一个地理单元内工作，因为这也会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可分割性的特点。当然我们也需要平衡劳动力市场的规模递增性和为了扩大劳动力市场空间范围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例如在具有较高小汽车拥有水平的斯德哥尔摩，采取围绕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走廊的动态职住平衡的模式，这大大减少了人们对小汽车的依赖，同时又可以保证城市的发展活力。
（二）关系之二：单中心/多中心城市
疏解城市的另一项规划措施就是建立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围绕各级城市中心的居住区建设可以实现就业、居住和生活服务的一定平衡。国际上关于这项规划策略效果的争论也有很长的时间。
1.空间组织形式影响交通出行类型
从城市活动和活动中心来看，城市有单中心和多中心的多种类型。将城市根据“中心”的数量来划分，主要着眼于城市就业、购物等人员聚集的地域在中心区或者中心区以外布置，以及居住人口集中在中心城或者与的城镇之间有相当规模的通勤。有学者将城市空间组织分成单中心、多中心（田园城市）、多中心（随机移动模式、北美）、单中心-多中心混合等多种模式。[9]界定空间模式，除了土地总量/密度、人口密度轮廓之外，还要看每天到达中心区通勤的情况。假如35%以上的出行是到达或者离开中心区CBD，那么就被认为是单中心城市（这里指的是城市里面跟CBD的关系，即中心城是不是存在副中心的问题）。不同的城镇空间组织形式会导致多种类型的出行。
（1）单中心发展策略的利弊
一般认为，单中心城市形态的交通产生量比多中心城市形态多，因为在单中心模式中，就业机会高度集中，一方面导致早晚城市交通高峰期，另一方面又使城市交通（另一个方向）的使用率在高峰期不高。与单中心相比，多中心的就业机会相对分散，次中心的存在吸引分散了一部分交通量，所以会减少区域间机动车的出行量。如果城市规模大到一定的程度，多中心结构是必然的选择。但也有研究认为，多中心城市会降低就业岗位的密度，对城市交通联系缺少系统安排的多中心体系的建设只会加重城市的交通问题，而单中心的结构更有利于城市公交系统的设置。[10]
（2）多中心发展策略的利弊
二战以后，以伦敦、巴黎为代表的大城市经济和人口急剧增长，单中心高度聚集的城市形态难以容纳新的发展。为有效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与产业，它们均采取了在城市地区建设新城及多中心发展策略。以巴黎为例，上世纪60年代，专家预测人口将由820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600万人。为应对这一趋势，当局规划确定了9个人口规模在50万至100万的新城，并通过道路、轨道交通与城市中心联系起来。同时，通过财政和规划引导措施推动就业岗位增长，希望以此抑制中心城区功能的过度聚集。但现实是，到上世纪80年代，尽管巴黎城市中心的功能聚集有所降低，城市副中心之间、郊区之间和郊区至城市中心的交通出行却大幅度增长，人们出行的距离反倒增加了，特别是郊区之间的交通出行量有所增加。由此可见，多中心城市的建设能够缩短围绕城市次级中心内部交通出行的距离，但城市次中心与原有中心的交通联系依旧存在，各次级城市中心间又会产生新的联系，潜藏着引发更大范围内交通拥挤的因素。
所以多中心并不一定能减少交通量（车公里数）。相反，如规划不好，多中心将大大地增加城市交通，如上海浦东的开发建设不但没有减少交通量，反而刺激了黄浦江越江交通需求的增长。1995～2009年，中心城区越江日均出行量从110万人次增长到200万人次，增长了81.8%。浦东开发开放被认为是一次改变单中心城市结构、建设多中心城市的有益探索，可尽管浦东已经建有大量的办公楼宇和住宅，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仍未有效缓解过江交通的困难。上世纪80年代，上海还规划确定了徐家汇、五角场、浦东花木和真如四个城市副中心，试图通过中心的建设疏解中心城区的拥挤状况。由于轨道交通的带动作用，徐家汇较早地形成了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其他一些规划中的副中心地区则依旧处在功能完善之中。在另外一些轨道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地区，如中山公园地区却已呈现出颇具活力的副中心发展态势。
2.空间规划策略配合交通改善的导向
建设多中心的城市是应对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增长的措施之一，但能否长期有效缓解城市交通的拥挤还要取决于更加精细的规划和政策。我们必须研究人们居住、就业、日常生活和交通出行的行为，从城市空间结构和交通耦合关系、管制和激励政策、财政和费率政策等多方面入手，在应对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小汽车的使用，控制交通拥挤蔓延和反弹。如果仅仅依靠空间规划策略，其作用是有限的。
进入新时期，由于多种速度轨道交通的发展和快速交通体系的完善，城市网络节点重要性远远大于地区几何中心的重要性。我们的城市正在变为多极网络嵌套的结构，有必要抛弃机械、模式化的多中心城市建设观念。孤立卫星城的模式很难保证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为此需要从动态交通联系的观点出发建设郊区新城，沿区域公共交通走廊采取珠串式的多中心发展模式，从而形成较大流量的客运走廊。这将有利于人们长距离出行采取公共交通的方式。
（三）关系之三：密度/开发强度
希望通过降低密度、疏解城市功能，降低城市中心地区负荷来减少城市交通拥挤，这是很长时间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和交通建设的一个基本指导原则。这种逻辑的基本假设基于下面两个方面：其一，在未来一定要保证较高比例的小汽车出行；其二，小汽车的出行都能在一定的区域自我平衡。这种逻辑能否成立，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1.不同密度地区交通方式结构明显不同
研究表明，为了实现城市的聚集效应与外部负效应的平衡，不同密度地区交通方式结构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密度对私家车和公交车有较显著的影响，高密度开发地区居民通常采用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方式，而低密度开发地区则以私家车交通方式为主。国外学者分别从居住密度和就业密度对交通方式选择的影响展开研究，并总结出一系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结论。
在居住密度与交通方式选择的研究方面，Pushkarev和Zupan发现，[11]当密度增加时，公交方式出行将显著提高；Cevero采用1985年全美住户调查数据1985AHS（American Housing Survey）研究表明，[12]密度比土地利用混合程度更明显地影响通勤的小汽车和公交各自的占有率，提高密度，结合土地混合使用，能降低机动车拥有率和减少出行距离；Schimek结合多伦多与波士顿案例进行比较研究，[13]发现由于有更高的居住密度，结合在CBD和近郊区更集中的就业，加上社会经济的不同，多伦多居民有更多样化的交通方式选择。
2.就业密度也影响工作出行方式的选择
Cevero认为郊区就业中心的密度影响工作出行方式选择，Schimek指明就业密度越高公交比例越高。从宏观上比较，目前世界上几大洲之间的人口密度存在很大的差距，若以高、中、低划分，分别为高强度的亚洲、中强度的欧洲和低强度的美洲与澳洲等。分别选择位于这三种密度层次的三个代表城市作日常通勤交通出行方式的对比，由表1可见，随着密度的增加，公共交通的比例提高，而私家车方式降低。如莫里斯采用公共交通方式仅为4.2%，远远低于高强度典型的新加坡，后者为52.3%；而在私家车方面则相反，莫里斯为81.2%，而新加坡仅为23.7%，中等密度开发的伦敦此两项指标则均位于中间。另外，出行方式与城市结构以及道路交通供给有密切的联系。蔓延式的城市以高速路为主组织交通，通勤距离较长，不适合步行、自行车或摩托车交通的出行，因此，此类出行方式的比重极低，而集约化的高密度地区则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中等密度的伦敦与高密度的新加坡相比，前者采用步行或自行车的比例反而高，这除了与空间结构组织有关外，也与绿色交通——步行或自行车交通方式受到政府的重视有关。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在一开始就忽视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系统的建设，所以2012年7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城市峰会上，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就发出呼吁，希望新加坡的自行车系统建设不要落后于世界潮流。
3.开发强度是改善城市交通的重要因素
在上海，根据我们对金桥地区的调查发现，在高收入阶层的居民中，其通勤交通方式与其所居住小区的开发强度有明显的相关性：小区容积率越高，居民使用个体交通通勤的比例越低，使用公共交通的比例越高。这进一步验证了密度对于交通方式选择的影响，说明保持较高的开发强度是改善城市交通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密度越大，城市用地组织的有机性往往越大，使居民出行的距离相对较短。一般来说，高密度地区使出行距离相对较短，且大多采用步行或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交通方式，使人均机动车里程随着人口强度的增加而下降。可见，高密度地区机动车交通出行方式比例必然较低。这主要是由于开发强度高，各种城市功能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集成，人们的工作研究、文化娱乐、教育学习、探亲访友、购物社交等活动在有限的空间内组织，缩短了交通出行的距离、限制了机动车出行方式的选择。在对出行分布的影响方面，高密度城市交通出行分布更容易在较小的范围内就地均衡。相比而言，高密度城市由于多种功能的用地在空间上相对集中，缩短了通勤距离，使交通更好地在较小范围内均衡。
三、结论
在我国目前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时期，必须首先从城市规划布局中加以考虑，大力提倡绿色交通系统，实现城市空间布局与绿色交通体系的耦合。职住平衡、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对绿色交通体系的培育和在某种情况下绿色交通体系的先导作用。充分研究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城市运转机能的要求，将城市布局、形态与功能和机能有机结合，实现城市低耗高效和公正的发展目标。
交通的畅通，使人们在城市中能够及时到达上班、上学或业务活动的目的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规划布局和设计中如何考虑不同交通出行方式的优先次序。为此笔者提出中国绿色城市交通5D模式，[14]也就是POD﹥BOD﹥TOD﹥XOD﹥COD。在这里，第一是POD，以步行为导向的交通设计和规划。第二是BOD，就是城市空间和步行环境的设计要大于以自行车为导向的设计和规划。第三是TOD，今天很多城市都认识到TOD的重要性，即进行轨道交通的建设和BRT的建设。第四是XOD，就是以形象工程为导向的规划设计，我们的规划建设很多时候都是考虑形象，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与POD、BOD和TOD的关系。第五才是COD，也就是以方便小汽车的使用为导向的交通设计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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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动计划范文第4篇
县财政局
全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行风评议活动动员大会召开后，我局按照县委、县政府的总体要求，根据县优化办的部署，扎实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行风评议活动，认真查摆问题，采取措施，转变干部职工工作作风，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现将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广泛宣传，深入发动。我局对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行风评议活动十分重视，x月xx日就成立了以局长xxx同志为组长、党组书记xxx、纪检组长xxx为副组长的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行风评议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实施方案。x月xx日，召开了全局干部职工参加的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行风评议动员大会，会上局长xxx同志作了《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良服务》的主题报告，把开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风评议活动和财政局的实际相结合，从开展活动的意义、内容、要求，讲到工作纪律、工作作风，很细，也很具体。并提出了工作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组织纪律松散的问题。极少数的干部职工在上班时间打开电脑看股市、玩游戏的现象；二是服务态度问题。极个别的同志在来信来访接待上不热情，解答不认真；三是工作责任心问题。个别同志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工作采取拖，实在拖不过就糊；四是办事效率问题。个别股室对局里布置的工作不按要求及时完成，办事效率不高。还存在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方面做得不够。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制度，加强督查的有力措施，在该局干部职工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进一步提高了干部职工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行风评议活动重大意义的认识，树立了人人都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相关人的责任感，整个评议活动开展得实实在在。
二、规范行为，依法行政。按照x发[xxxx]x号文件的要求，对财政监督检查，实行严格管理，制定了相关规定，对财政监督检查统一归口监督股管理，统一材料审核、下达有关文书，法规股负责合法性审核，办公室统一编发文号。实行财政监督检查处理处罚告知制度，严格审理、审批程序，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并明文规定严禁在一年内对同一单位实施同一问题两次检查。xxxx年x月至今年x月，县财政局对xx个单位实施了财政监督检查，检查对象均为行政事业单位，查出违纪违法金额xxx万元，依法处理处罚xx个单位，收缴应当上交财政的收入和罚款xx万元。没有发生重复检查，所有检查均按照有关法律及财政法规依法进行；没有发生一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执法工作xxxx年度被评为全市财政系统先进单位。我局现保留的审批、审核、备案项目，全部经县政府审核，主动取消了xx个项目其中涉及企业的xx项，取消的项目数量属县直单位之首，取消后，且没有再执行，各企业单位反映良好。我局会管所的会计资格考试等收费事项，均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没有发现超标收费，没有发生涉及企业的乱收费。没有发现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情况。
环境行动计划范文第5篇
【摘要】 目的：探讨天麻钩藤饮对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患者抗氧化活性以及颈动脉硬化的影响。方法：选择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患者60例，随机分为天麻钩藤饮组(中药组)和非洛地平组(对照组)各30例，治疗6个月，分别检测治疗前后患者血压、血清SOD、MDA以及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的变化。结果：治疗后，2组血压均明显下降，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天麻钩藤饮组和非洛地平组的SOD活性在治疗前分别为(85.6±11.2)U/mL和(86.3±12，5)U/mL，在治疗后为(98.1±12.8)U/mL和(95.1±13.2)U/mL，治疗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关键词】 天麻钩藤饮;高血压;抗氧化剂;颈动脉疾病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ianmagouteng decoction on antioxygen and carotid artery atherosclerosis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hyperactivity of liver.Methods：Sixty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hyperactivity of liver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ianmagouteng decoction group receiving tianmagouteng decoction treatment and felodipine group subject to felodipine.Before and 6 month after treatment，serum catalase(CAT)malonaldehyde(MDA)activity and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IMT)were measured. Results：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the blood pressure was declined in two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The serum CA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ianmagouteng decoction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of felodipine group(P
【KEY WORDS】 Tianmagouteng Decoction，Hypertension，Antioxidants，Carotid Artery Diseases
国内外研究表明，内皮功能障碍以及氧化应激在动脉硬化形成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临床研究表明天麻钩藤饮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1，2]，本研究旨在进一步探讨天麻钩藤饮对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患者抗氧化活性以及颈动脉硬化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0例患者均为湘雅医院200206—200402月住院或门诊患者，符合1999年WHO修订的高血压诊断分级标准[3]和中医肝阳上亢型眩晕辨证标准[4]，排除其他心脑血管疾患、肝肾功能不全、高血压3级或极高危患者，随机分为2组，天麻钩藤饮组(中药组)30例，男21例，女9例;年龄35～65岁，平均(48.11±7.04)岁;高血压病史7个月～21年，平均8.28年，其中高血压1级13例，2级17例。非洛地平组(对照组)30例，男20例，女10例;年龄36～64岁，平均(48.07±6.49)岁;高血压病史6个月～20年，平均7.15年，其中高血压1级14例，2级16例。2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中药组采用天麻钩藤饮治疗，方剂为天麻9g、钩藤12g、石决明18g、栀子9g、黄芩9g、川牛膝12g、杜仲9g、益母草9g、寄生9g及夜交藤9g，其中石决明先煎，钩藤后下，1剂/d，分早晚2次口服。对照组口服非洛地平5mg，1次/d。2组均连续服药6个月，治疗前均停用其它药物2周。
1.2.2 SOD、MDA检测方法 治疗前后分别于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2mL，分离留血清置-70℃冰箱保存以备同批测定。SOD的测定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MDA的测定采用硫代巴比妥法酸(TBA)比色法，试剂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按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根据标准管、标准曲线计算SOD、MDA。
1.2.3 IMT检测方法 所用仪器为HP5500型彩色多谱勒超声诊断仪，使用探头频率为4～10MHz。患者取仰卧位，颈后垫枕，头略后仰，暴露颈部，头略偏向检查对侧，分别纵向探查双侧颈总动脉长轴切面，调整仪器增益和深度，以清晰显示前后壁内膜线形回声。在颈总动脉分叉部、分叉部近心端约1cm及3cm处分别测量舒张末期后壁腔—内膜界面至中—外膜界面的距离(即IMT)，取其平均值，测量时避开斑块。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数据以(x±s)表示，计量资料以t检验。
2 结果
2.1 血压变化 中药组和对照组治疗前血压分别为：SBP(160±14)mmHg、(160±15)mmHg;DBP(96±7)mmHg、(94±9)mmHg;治疗后分别为：SBP(135±13)mmHg、(134±14)mmHg;DBP(82±6)mmHg、(81±7)mmHg。两组治疗后均明显下降(P0.05)，提示天麻钩藤饮与非洛地平降压效果相近。
2.2 血浆SOD、MDA变化比较 中药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SOD分别为(85.6±11.2)u/L、(86.3±12.5)u/L，治疗后分别为：(98.1±13.2)u/L、(90.1±12.8)u/L，活性均有升高，中药组较对照组升高更明显(P
2.3 IMT变化比较 两组治疗后IMT均较治疗前减低(P
3 讨论
研究表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引起细胞分泌ET与NO的失衡在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高血压病人普遍存在血管内皮功能障碍[5]。
临床研究动物研究证实，氧化应激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失调，膜稳定性和通透性平衡失调、内皮细胞内分泌和旁分泌功能受损、粘附分子表达增加，继而血管舒缩功能和抗血栓形成功能受损及血管重构等反应[6]，成为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子[7];同时氧化应激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的迁移与增殖，氧化修饰LDL形成OXLDL，进一步引起内皮细胞的损伤和功能障碍，促进局部炎症因子释放，增强局部血管壁的炎症反应，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8]。在AS发生发展过程中[9]，氧化应激可以诱导血管细胞黏附分子I(VCAM1)基因表达增强，VCAM1是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特异性的黏附分子，能增加单核细胞进入动脉粥样硬化损伤处，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损伤的发展。氧化应激还诱导化学因子如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MCP1)的表达。MCP1能够诱导T细胞的化学趋化性，导致T细胞和巨噬细胞在动脉粥样硬化损伤处聚集，促进动脉样硬化的发展。可见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与氧化应激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在高血压发生发展以及动脉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前期研究提示，天麻钩藤饮具有明显降压疗效，并且能够改善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本研究提示，天麻钩藤饮可以通过升高SOD和降低MDA改善高血压患者的氧化应激状态，可能是其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作用机制之一。同时观察到天麻钩藤饮能减轻高血压病患者颈动脉硬化程度，提示天麻钩藤饮具有靶器官保护作用。其改善动脉硬化的作用可能因其改善高血压患者的氧化应激状态以及改善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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