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医学的概念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医学的概念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医学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聋人、社会身份、社会建构
分类号：G762
“聋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一词的内涵不复杂，但随着不同的社会一文化发展进程中对“什么是聋”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及相应的理论研究发展需要对聋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追溯，即：将“聋”视为一种罪恶或过失的宗教模式的早期阶段；单纯将其视为某种偏离常态的生理现象的医学模式阶段；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结果的文化模式的现代阶段。本文首先分别对“聋”和“社会身份”二词的概念界定进行梳理，再通过回顾有关“聋人身份”理论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得出“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的定义，同时简要讨论前人文献对于高等聋教育中社会身份研究的启发。
1.什么是聋
古代欧洲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将聋和其他生理残疾都视为罪恶，持有这种罪恶的人应该被社会摒弃。相应地，聋人属于应被从肉体上消灭的一类人。基督教兴盛之后，根据圣经的教义，聋人获得教会的保护和怜悯，但同时也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和惩罚。聋人在整个社会中被漠视和忽略。
16世纪中期，由意大利医生加尔丹诺完成的《论精神》一书，对致聋病因做出了较为科学的分析和分类，且根据这一分析体系，证明通过某种手段――教育――可以教会聋人发音和阅读，从而首次提出了聋人受教育的可能性。该书奠定了聋教育的基础，也是世界范围内聋教育的标志性起源。进入18世纪早期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伴生配合大规模生产而产生的现代学校化教育，西方社会对残疾人群的界定也更为清晰、准确和精细化。心理学迅猛发展成功介入教育领域，测量手段被大量使用全面应用于学生个体的度量。诸如“对精神残疾和智力残疾的精确区别”以及“对聋人病患程度的精细划分”等都陆续出现；对聋人的手语和唇语教学法的发明致力于降低聋人在学习中的困难；由古代王者在法典中对民众提出的“你们应该照顾他们”的命令性要求也因各种教养院的出现得以实施，而教养院逐步制度化而演变为教育机构，完成对聋人的“照顾和学习”功能。在此之后的聋教育，进入经历了漫长的隔离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教育目的是救济教养，也就是将聋童集中在特殊教育学校内进行教育，这种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行发展。
至此，西方社会对“聋”和聋人的界定才真正脱离了人类社会的幼稚心理期，不再将由残疾人群带来的心理恐惧归于神或其他未知力量，而是用人类自身发现的手段、方法以及理论去解释试图改变残疾人群和正常人群之间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主流国家出现了将“聋”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的新理解，同时聋文化也被视为一种亚文化，这就是“聋”的社会建构模式。这一模式认为“残障”是某个具有歧视性的社会与其具有身体物理损伤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残障被定义为出于政策或环境干预的目的而设置的、使个体成为残障的障碍丛的一种结果。同样，在这种模式中，聋人和其他持有少数身份或异身份的人群（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都属于“被压迫者”和“被制造者”。在教育领域内，伴随这一观点的出现，与隔离教育反其道而行之的融合教育也日趋兴起，二者争论不休。而对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种理解模式的意义在于能够为聋和聋人争取一种和持有相反身份人群同样的身份（例如：非残障者）或发展出一种社会行动的手段（例如：某种教育方式的出现、某种社会思潮或运动的形成、某种政策的出台等）来实现上述目的。
聋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将“聋”理解为“属于疾病的一种，应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怜悯；聋也随之应被视为残疾和缺陷”的医学观点是狭隘和过时的。“聋”只是一种独立、常见的文化现象，是一组使用相应手语的人所共同分享的文化。聋文化的倡导者还将医学领域中常用的英文词“deaf”改写成了“Deaf”，用大写的“D”来表示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化。
中国社会对于“聋”的看法的变化类似于西方国家社会心理的发展路径。《礼记（王制》曰：喑谓口不能言，聋谓耳不闻声。古代官府对待聋人提倡“养而不教”，但在民间社会中还是普遍存在着歧视现象。唐朝后期，佛教在中原地区的普及影响了民间对因果报应的普遍相信，“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轻法，一做恶痴，二口喑哑，三受身痤漏……”。“尊养善待”思想、社会的普遍轻视和“报应一赎罪”说相互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看待“聋”和聋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自近代以来，因为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社会对聋的看法和聋教育的发展脉络基本和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吻合。建国后至今的不同历史时期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舆论则更多地渲染上强烈的政治倾向色彩。
2.什么是社会身份
身份的英文是identity，这个词同时也有“认同”的含义。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个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学习承担社会角色，也就是在不断推进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内化与个体给定的社会地位相称的社会期待。这一过程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个体在接受社会化过程的同时也对其不断施加作用的过程。“地位不同于可以占据它的个体，它只不过是权利与义务的集合……角色体现了地位的动态的一面。个体被社会性地置于某一地位，通过与其他地位的关系实现对它的占据。当他运营构成地位的权利与义务的时候，他就是在扮演角色。”
而持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学者则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过程使人们认识到“我是谁”。即：身份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主实体，而是产生于社会角色中的，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还有的社会学家综合了前人的观点，认为社会身份指一系列在被定义的社会实在中，人们依据自己想参与的社会制度、背景所体现出的角色。而这种社会制度和背景则“当行动者所做的工作适合它时，它才会体现出来”。
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路径。例如爱泼斯坦认为身份是自我的复合体，因此同时具有“生理性、社会性、意识性”等多重因素，但它又经常被与“自我”这一名词交替独立使用。鲍美斯特认为“社会身份”即指自我中的“社会性自我”经由“社会建构过程”所形成的“人际间的联结”的部分。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社会角色和社会结构这两个概念提出了构成身份的要素：社会网络中的某个位置；与某个社会相应的期望系统；个体按照相应的位置和期望来进行行动的行为。但这三个要素不足以说明什么是身份。首先，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持续个体终生；其次，这一过程和个体所存在的特定社会情境相关，且通常被这一社会情境中的主要属性所影响；再次，这一过程同时包含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赋予个体某种属性，且将个体与具有相同属性的人群联系起来，将承担这一属性的个体划分为某类人，即：你是谁；你和谁是一类。这方面形成了个体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是在个体的自我发展中，通过与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的互动，在“镜中我”过程形成的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独特关系的认识，即：我是谁。这方面形成了个体的自我身份。前者强调类别，而后者强调差异。
那么，在社会学家、尤其持建构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看来，身份既是一个动词，又是一个名词。动词指身份形成的过程；名词指这一过程固化之后，由个体所承担的较为稳定的、社会角色丛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本身即是充满矛盾的：首先，包含个体的自我身份，同时包含个体的社会身份。二者有重叠，也有差异，甚至互为基础和动力，都通过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过程在不断发展，但又不一定同步，有可能出现矛盾或冲突。其次，社会身份所包含的角色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序列的集合。在这个序列中，有些角色占据主要位置，且各角色之间可能形成冲突和矛盾。再次，身份的形成在随时变化，但同时其包含的主要内容也相对固定。“基于社会角色的聋人身份”和与这一身份有关的社会行为，需要通过聋人个体在某种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来实现，这也是社会行为对这一特定角色进行标签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体互动和社会结构之间得到了连接。
3.社会建构视角对“聋人社会身份”的解释路径
国际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自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学者中持社会建构视角的研究日趋风靡。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其都有涉猎，研究主题既涉及“聋人社会身份、聋人文化身份、聋人身份”等概念的讨论，又包括对不同的身份认同维度的测量，以及对“聋人身份形成过程”的微观分析。这些研究之间既有差异又具重叠性。由于本文将基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开展讨论，因此主要关注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研究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的相关文献。本文所讨论和采用的研究文献为中、英文；研究对象为成年聋人。同时，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听力损伤程度分为全聋人和重听人；根据致聋原因可分为先天致聋和后天致聋；根据父母与自己的听力差异程度可分为来自听人家庭的聋人、来自聋人家庭的聋人、来自聋人家庭的听人和来自听人家庭的听人（主要作为研究对象的同事或合作伙伴接受访谈或调查）。
相关研究的主要贡献可以总结为：（1）以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聋人社会身份是社会情境与个体互动的产物这一假设。（2）试图区分在建构过程中社会情境中的哪些因素发生了作用。（3）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身份经常以混合的形式同时发生变化，要对二者进行完全独立的区分，难度很大。同时，社会身份与社会身份认同/自我身份与自我认同，可以在特定情境下视为具有相同内涵的两对概念进行使用。
3.1聋人社会身份是社会情境与个体互动的产物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由聋人群体所做出的对聋人身份的定义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个体特征、个体所处的情境、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此处的“社会环境”指和政治思潮及社会运动相关联的社会条件）。也就是说，个体特征是身份定义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基于个体特征所产生的和所处情境下各种条件的互动，构成了个体对聋人身份的认知内容。
有的学者将“聋人文化身份”定义为“由文化给予个体的一种身份感，不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这种身份感包括：文化上的明确感，自我意识和一种基于手语、在聋人中非经自我反思而形成的自我中心感”。而聋人获得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是“发展的，可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且和其他身份相异者（相异于主流群体的身份）的发展阶段类似”。这四种存在相关连续关系的不同阶段分别为：文化上完全认同听人，视聋为病态特征的阶段；对听文化和聋文化都不认同的边缘阶段；沉浸于聋文化特征中，排斥听人文化的阶段；在聋/听文化中均感适应的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中，聋人能够从两种文化中得到积极支持，而不再对任何一种文化持有敌意和感到被压迫。当然，在考虑听力损伤程度不同的研究对象时，要对全聋人和重听人做出区分。有研究表明重听人相对于先天聋人被试和两岁以前致聋的被试，较少地接受沉浸模式。同时，先天聋人更好地认同聋文化身份，而后天聋人和重听者则更好地认同听文化身份。
3.2社会情境中的某些因素在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
聋人个体身份感的形成来自于其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聋人家长和聋人同伴，延续于个体的受教育情境和社会化环境中。也就是说，聋人身份的形成来自内、外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外部机制被认为是个体与所处的特定情境互动的产物；而内部机制则来自于聋人对自我界定的个体心理发展。
“聋生获得聋人身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现存教育环境中是否使用了属于他，她们的母语（手语），而在于聋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使用某种功能性语言的权力”，这种功能性语言的缺席通过教育系统得到强化，同时带有身份赋予功能的话语体系被听人社会制造出来，成功实现了对聋生歧视性身份的制造。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从生理聋人身份向文化聋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中，个体以一种非静态的身份状态存在，以这种状态作为和外界互动的工具。这种状态中的个体不一定使用手语作为母语。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身份的获得过程，或说社会认同取得一致的过程，正是个体逐步承担社会角色，实现社会期待的过程。这一过程如社会学家经常谈到的，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不同的群体间和社会背景之内（即：社会化机构）。通常，这一过程被分为两个阶段：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一。其中初级社会化发生在幼年和童年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化机构是家庭；而次级社会化则发生在儿童阶段晚期持续到成年期，学校、同辈群体和工作单位取代了家庭，成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力量。根据上述理论，将已有研究涉及初、次级社会化场域中聋人社会化过程，也即身份获得过程中发生影响的重要他人和情境因素做出分解和细化，可以得到一系列指标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
重要他人可能包括：聋人的父母、同伴群体、教育者、管理者、雇主等。
涉及的情境因素可能包括：聋生的个人情况（致聋原因、听障程度、家庭成员中是否存在聋人、家庭成员中能够和自己使用手语的人数）；社会交往情况（是否有校外朋友、是否有新人朋友、与年长的听人或聋人朋友的交往情况、是否参加聋人俱乐部或其他社会组织）；教育安置方式（对之前阶段教育安置方式的了解、受教育动机、是否存在转学情况、原因及评价）；现阶段教育情况（与教师的关系、学校教授的课程、对考试的期待、是否有学习支持体系和对学校的喜爱程度）；对聋人身份的认识（对自己是聋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特别的作为聋人的经验想和研究者分享、作为聋人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对态度的认识（对听人文化的理解，是否感受到歧视、如何理解歧视）；职业规划（是否计划进入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对职业有什么计划）等。
4.本研究对高等聋教育研究的启示
4.1对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定义的启示
根据上文的讨论，可以总结出：第一，身份是一种对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进行适应的产物，它非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过程。聋人大学生对高等教育这一过程进行适应的机制这一问题目前受到的关注较少。第二，身份产生于互动情境，互动情境不是分析的终点，而恰恰是分析的起点。据此，可以将“聋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界定为：在高等聋教育这一特定场域内，由全聋生与重听生组成的行为主体，通过与场域内各种因素进行持续互动来扮演某些角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行为目标是试图达到这些角色所给定的社会期待，将其内化。
4.2对聋高等教育领域中社会身份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一，聋人文化中的身份形成可能不具有继承性，同时，聋人文化的创建者可能包括聋人、重听人和与聋人有密切联系的听人等不同个体。从聋人文化到双元文化的连续体中，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来自聋人父母家庭的重听人，相比起聋人文化，更多地认同听人文化；同时，来自于父母至少有一方是聋人的听人（对这类人的英文缩写为coda），相比起来自聋人家庭的聋人，对聋人文化的认同方式上更容易呈现出边缘化趋势。这两点启发我们要将研究对象的家庭成员的聋、听情况作为一种研究的维度。这一点在应用布迪厄的“资本再制”理论对家庭成员间的文化资本传承进行辨析时尤为重要。
第二，由于中国大陆对聋童的教育安置方式主要以进入特殊学校，进行与普通学校的隔离教育形式为主，听力有残余的个体只能选择随班就读的辅助方式，当考虑高等聋教育与学生社会身份的相互作用过程时，对受教育者在已获得的教育经历中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方式予以辨析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由听人和聋人分别作为研究者所得到的视角具有差异性。聋人作为研究者，首先关注现有社会体系中对聋人身份发展形成缺失的制度性元素；对于所处群体是否形成稳定、一致的身份这一基本事实聋人研究者也具有切身感受，相应能够提供直接敏锐的观察。同时，聋人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促进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之间的沟通”这一策略上，相应地，相关研究也多为对现行体系的补充建议。但更多的研究流于叙述，学术更多地成为一种工具，用来对现实进行抗争和控诉，而少见反思性研究。
听人作为研究者则首选运用现有的理论工具剥离现实中被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来反思听人社会对身份相异者的控制技术及相关系统。在此类反思中，聋人只是作为其他不利身份人群中的一种人来被研究。而由于其特殊的生理需求而带来的一些衍生问题，例如聋教育中的教学法之争、辅助技术、社会支持人员体系、乃至相应的课程设计和师资培训体系等研究主题，都围绕聋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出现，随之变化而调整。
第四，高等聋教育实践需要首先明确自身的定位和培养目标，思考如何以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理解的工具，是否成为听人文化的堡垒，还是成为聋人文化的保护地，抑或为提倡一种符合教育观念而现实中却困难丛生、矛盾时隐时现的多元文化而推进自身发展。5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
已有对聋人社会身份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面向聋人群体采集数据，进行理论模型验证的量化研究；二是以理解情境与个体交互过程为重点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允许其研究者熟悉其需要研究的问题或概念，产生可检验的假设。研究者认为“此类研究由实证主义或科学范式进行支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由可观测和可测量的事实组成的世界”。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存在着无法刻画出个体的完整和独特性的先天缺陷，且无法还原研究问题发生的复杂现实情境，只能通过测量技术的不断修订和臻于完美来进行弥补，但其研究结果可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社会医学的概念范文第2篇
社会医学是医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其教育目的是宣传社会医学的新思想、新观点及新方法，培养医务人员正确的医学观，认识疾病和健康的本质，提高专业素质和技能;倡导人群积极的健康观，促进有利于健康的行为。强化社会医学教育研究，对医务人员转变思想观念、改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1］。
1问题和原因
1．1落后工作模式影响医疗服务的效果部分医务人员将医疗服务单纯的定义为诊病治病，没有将患者看成完整的、全面的人去对待，致使工作中见病不见人、重治病轻防病、重局部治疗轻系统保健，甚至只关心治疗技术，不注重服务态度和沟通意识，导致医患矛盾和纠纷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医务人员服务观念落后，仍沿用生物医学模式，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了解或在工作中贯彻不够，使医疗服务的整体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1．2不良生活方式降低人员的身体素质较多的医务人员的行为生活方式与自己从事工作的性质相矛盾，存在嗜烟、酗酒等不健康行为;平时工作中存精力体力透支而导致的过度疲劳，因工作繁忙缺少体育锻炼等，亚健康现象比较常见。主要原因是部分医务人员将健康概念错误地等同为没有疾病，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和迅速变化的社会形势，以及医疗工作的快节奏、高风险的特点，采取积极主动态度保证和促进自己健康的少，而被动应对的比较多，使一些医务人员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1．3人际关系矛盾干扰人才队伍建设部分医务人员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作生活中日益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同事之间相互轻视，缺乏信任、交流、学习、共享的氛围;上下级间存在技术垄断、隔代培养、压制别人开展技术创新等现象，技术增长缓慢;医患之间缺少沟通的渠道和艺术，导致医患纠纷频发等等［2］。这些矛盾使医务人员难以集中精力开展业务建设，甚至有的医务人员采取不理智的手段解决矛盾，造成严重后果。主要原因是部分医务人员没有意识到社会关系对个人健康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性，缺少正确处理社会关系的技能，严重遏制了医务人员的创新能力。
2对策
2．1以现代医学模式指导工作服务人群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从生物、心理和社会等方面来观察、分析和思考，并处理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概括已知的影响人类疾病与健康的全部因素，综合分析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的综合作用，突出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使医务工作者以现代医学模式指导医疗服务工作，把疾病既看做一种生物学现象，同时也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既要治病，更要治人，全方位的对病人进行诊治。在面向人群的基础上，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大系统对预防医学的作用［3］。
2．2以整体健康观念完善自己保障健康现代医学认为，健康不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身体虚弱，而且还要有健全的身心状态和完满的社会适应能力。评价健康状况不仅包括体重等生物学指标，还包括了情绪与情感等心理学指标，以及人际关系、行为模式等社会学指标。面对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医务工作者必须全面理解健康的含义，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乐观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尽可能的消除各种不利于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以健康的身体为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2．3以全面能力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工作人际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课题，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对医务人员的身体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其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医务人员工作本身的人际关系复杂，因此，必须正确认识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掌握人际关系的处理方法，积极处理并正确引导各种人际关系，化解矛盾，建立融洽的工作环境，使人际关系成为维系健康和推动事业成功的有力工具。
3思考
从以上影响医务人员健康和业务发展的问题看，加强社会医学教育意义重大。国外的经验证明:社会医学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本门学科的范畴内，还要贯穿到整个医学领域和卫生保健事业里去。通过对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生、公共管理和临床医学本科的教学，开拓了学员的视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1拓展教育对象范围现代医学模式是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行动指南，对所有的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需要将社会医学教育开展到所有的医疗卫生专业，由培养技术型人才向培养创造型人才转变，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使得培养出的新一代医学工作者更加适合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效果。
社会医学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亚健康状态;脾胃病;辨证论治
亚健康状态是近年来国际医学界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医学界对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医学已开展了亚健康状态的相关研究，但较多文献只是笼统地把亚健康状态分为几种中医证型进行辨治，却很少将其作为某一系统的病前状态去具体地细化研究。这样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也就不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针对中医亚健康研究的困惑，笔者从剖析亚健康状态相关概念入手，并以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为例，探讨中医亚健康状态的辨治思路。
1对亚健康状态的思考
11对亚健康状态概念的理解20 世纪70 年代末，医学界依据疾病谱的改变，将过去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健康和疾病之间存在着“第三状态”，即亚健康状态的观点。前苏联学者N·布赫曼教授最先将其称为第三状态，我国学者王育学[1]首先提出“亚健康”这一名词。亚健康状态就是不健康但又没有疾病的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一个动态过程，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这一观点已被众多学者所认可。
因亚健康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故若要确切理解此概念，则应先界定健康和疾病的概念。197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把健康定义如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完全良好”这种提法，是把健康概念绝对化了。这种“完全良好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成为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理想。实际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绝对”的健康标准。此外，所谓“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的含义也不够具体，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因此“健康”的定义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之后有人把WHO对健康所下的定义修改、补充如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良好状态;这种良好状态有赖于机体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协调，有赖于多种调节环境稳定的维持。一个健康的人必须具有在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活动和工作的能力，并且能够与环境保持协调关系[2]。由此可知，并没有普遍适用的健康标准;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或者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健康的程度或水平，可以各不相同。
关于疾病的概念，根据目前的认识可将其概括如下：疾病是机体在内外环境中一定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因稳态(homeostasis)破坏而发生的内环境紊乱和生命活动的障碍。在多数疾病中，机体对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损害发生一系列防御性的抗损害反应。内环境的紊乱、损害和抗损害反应，表现为疾病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病理性变化，这些变化又可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障碍，从而可以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特别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应当指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有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例如，早期的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结核病，甚至早期癌症，都可能没有相应的症状和体征。这些早期疾病，只有在仔细地检查时才被发现。随着科学的发展，疾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
由上可知，健康和疾病的概念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尤其是疾病的内涵，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新检测手段的不断出现还在进一步扩展中。因此，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具有相对性，由此则亚健康状态的内涵和外延也具有相对性。亚健康状态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说，健康概念的范围有多大，亚健康状态的涵盖范围就有多大;疾病和病症谱涉及领域有多宽，亚健康状态谱的涉及范围就有多宽。因此，对亚健康的界定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
12对目前有关亚健康状态几种观点的思考
目前对亚健康状态的理解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1)低质状态论：有学者[3-4]认为，所谓亚健康状态是指人的身心处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一种低质状态，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但在躯体上、心理上出现种种不适应的感觉和症状，从而呈现活力和对外界适应力降低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这种观点揭示了亚健康的本质，体现了亚健康的共性，但个性化的阐释不够，范围笼统而不深入，临床研究不易操作。(2)个别系统功能紊乱论：有学者[5]认为亚健康状态是由于心理、社会、生物诸因素导致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整体协调失衡和功能紊乱而致。这种观点已触及到相关的系统，范围较为具体但不全面。(3)综合征论：此种观点[6-7]是把国际上相对正式命名的综合征等同于亚健康状态。如更年期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不定陈述综合征等。此种观点临床易于把握，但内涵不足，有以偏概全之嫌。(4)中医“未病学”论：此观点[8-9]把中医“治未病”思想和现代医学的“亚健康状态”联系起来。中医学中的“未病”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亚健康”, 但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层次上的涵盖。“亚健康”是“未病”四态(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态、欲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观点对中医治则的确立有较强的临床指导意义，但在具体辨证方面又显简单化和概念化，研究不够深入。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各有优点，但亦均有不足。亚健康状态、健康和疾病统属同一内涵，研究亚健康状态就如研究疾病一样，应具体化，避免抽象化、概念化，要体现亚健康状态的动态化特点，避免对其进行机械地静止地研究;应意识到人体不同系统的不同疾病具有其各自的病前状态或潜状态，也就是各有其不同的亚健康状态表现。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有的放矢。而目前的研究现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同样，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的研究，很多文献亦只是笼统地把亚健康状态分为几种中医证型进行辨治，即使是做一些量表的研究(很有必要)，也只是把亚健康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却很少把它作为某一系统的病前状态去具体地研究细化。这样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也就不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这也是目前中医界在研究亚健康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多数文献及相关亚健康的学术会议停留在探讨“亚健康状态”的概念上，真正解决有关亚健康状态的实质性问题的学术文章却乏善可陈。事实上，在临床工作当中，有较多的功能性疾病(轻微)均可包含在亚健康范围之内。各个系统的病前状态(亚健康状态)按中医辨证分型，则各有其独特的临床表现。故结合人体各系统来研究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证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提高临床疗效更具有实际意义。以下试以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为例来阐述此观点。
社会医学的概念范文第4篇
心身医学是从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的一门科学。是运用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研究人们的心理因素与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及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探求人的性格特征、体质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而所谓心身疾病，是一组躯体疾病，其发病、发展、转归和防治都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1］。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心身疾病及心身医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先前的中医学理论中虽然没有“心理学”、“心身疾病”的名词，然而其心身医学思想却是极为丰富的。现存的两千多年前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对心身疾病的社会心理致病因素、发病机制的认识、诊断和防治就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而现代心身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发展的速度较快。本文对中医学的心身疾病观和现代医学的心身疾病观分别作一阐述。
1 中医学的心身疾病观
1.1 中医学心身疾病观的起源
中医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心身医学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就有“怒伤肝”、“思伤脾”、“恐伤肾”、“喜伤心”、“忧伤肺”等情志内伤学说。并提倡“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心病须要心药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等。其内容涵盖了中医心身思想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护理及养生等诸多方面。可见，两千多年前已有中医学心身疾病观。
1.2中医心身医学的理论基础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中医心身医学的思想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一般认为中医心身医学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形神合一论”：形神合一是中医心身医学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中医学心理与生理、精神与躯体关系的最准确、最完整、最精辟的学说［2］，是中医学整体观的重要体现。（2）“天人合一论”：认为人无时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与环境相适应则能保持健康，如环境呈恶劣或紧张状态，往往通过人体精神影响脏腑气机而导致心身疾病。（3）“五脏情志论”：认为情志活动产生是人体各脏腑功能活动的一种表现。《素问·天元纪大论》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反之长期持续的忧愁思虑、或暴喜大怒、则内伤脏腑。《灵枢·寿夭刚柔》也有“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之说法。（4）“中医体质学说”：指脏腑阴阳、气血、津液的盈亏状态。是在先天禀赋和后天生长发育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性特征。与心身疾病的易患性有密切关系，同时与气质有关。（5）“中医气质学说”：中医学的气质指脏腑的神气(神、魂、魄、意、志等)，表明心理状态，并从七情五志上表现出来，与心身疾病的形成关系甚大，并与体质有关。（6）“三因论”：包括内因(七情)、外因(六)、及不内外因(饮食劳逸等)，对于心身疾病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七情直接内伤脏腑，但六与饮食劳逸在心身疾病的形成中也起一定的促发作用。（7）“中医心身并治理论”：心身疾病属心理生理两方面的疾患，中医历来主张心身(形神)并治。《素问·宝命全形论》有：“一曰治神、二曰知养生、三曰知毒药为真”。《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有：“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之说。历代医家积累了不少心身并治的方法，其中中医心理疗法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1.3 中医心身病因病机观
中医认为心身疾病的原因主要为情志所伤。若是七情太过或不及都会伤及相应脏腑而出现躯体疾病，反之，脏腑病变也可引起相应的情志异常。情志活动的异常可使机体气机发生紊乱：“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此外，体质因素、不良人格、社会因素及其它如饮食、劳倦失常和体内代谢产物均可致心身疾病的发生。其病机为气机紊乱、脏腑失调、伤精耗血、聚痰成瘀、神志失常，其中气机紊乱是中医心身疾病的核心病机。
1.4 中医心身诊断观
情志异常是诊断心身疾病的关键，如哭笑无常、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烦躁易怒、忧思不悦、悲伤哭泣、恐惧不宁、焦虑不安、神志呆滞等。诊断方法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司外揣内，见微知著，以常达变。
1.5 中医心身治疗观
调谐阴阳、调节气血、心身同治、疏导情志、三因相宜为治疗原则。治疗方法除辨证施药，针灸、火罐等外，还有针对心身疾病的独特的治疗方法：如：情志疗法，包括以情胜情法、劝说开导法、移情易性法、暗示解惑法、宁心静志法、音乐疗法、导引吐纳法、行为疗法、情境疗法、激情疗法等。
2 现代医学的心身疾病观
2.1 现代心身医学概念的产生
1922年Deutsch P首先提出了“心身医学”一词。1943年HallidayJ L提出了“心身疾病”，1950年Alexander F则对心身疾病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西方医学最早对心身关系的认识是与西方哲学中灵魂与肉体的本质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分不开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及自然科学、生理学及生物学、化学及边缘学科的发展促进了西方医学对心身关系的认识。
2.2 现代心身疾病的基础理论
现代心身疾病概念的形成与心理、躯体、社会文化，以及神经心理学和心理生理学等密切相关。它是经过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撞击，再加上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其基础理论为：心理应激理论，皮层内脏相关理论，情感、学习与社会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分子生物学理论等。其中，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心身疾病体系建立的支柱。
2.3 现代心身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
现代心身医学认为心身疾病是一种多因多果的疾病方式，即一种疾病可由多种原因引起，一种病因又可导致不同疾病的产生。1954年Engel提出了多因素发病的理论模式，包括：（1）生物学因素：是心身疾病发病的生理基础，主要有微生物感染、理化和药物损伤、遗传、老化、营养代谢、先天发育、免疫、性别、年龄、血型、体型等等；（2）不良的生活行为方式：高胆固醇、高糖、高盐饮食等不良饮食习惯，嗜烟、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行为以及运动不足、起居无规律等不良生活习惯；（3）心理应激和情绪因素；（4）认知因素、个性特征、社会人际因素等。各种病因通过心理和生理中介机制起作用。心理中介机制主要有心理应激理论、情绪学说、性格缺陷理论等。生理中介机制主要是中枢神经递质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神经免疫系统等方面。
2.4 现代心身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现代心身疾病诊断往往采用晤谈、植物神经机能检查、心理测试等方法。常采用行为疗法、生物反馈疗法、认知疗法、森田疗法、抗焦虑、抗抑郁、安眠镇静、植物神经调整等治疗［4］。
3 总结和展望
3.1 总结
中医心身疾病观和现代心身医学疾病观虽然发展史、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医学理论来源不同，但两者都认为多因素引起心身疾病的发生，其病因包括生理（体质）即生物因素、人格特征、行为方式、社会因素等；其发病的机制通过“心”（心理）和“身”（生理）两方面相互作用而致病，即不良心理导致躯体疾病的产生或加重，而躯体疾病则导致心理或精神负担；在诊断上均采用心身同诊；在治疗上提出心身同治，即采用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两者的疾病观与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高度吻合。
3.2 展望
现代社会中，人类主要面临的是现代社会病和慢性病，这类疾病的发生与人们的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心身医学之所以能获得迅速发展的强大的社会驱动力。但目前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对心身疾病的研究还处于各自为政阶段，彼此沟通不够［5］。故心身疾病临床疗效尚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加强交流与相互为用，有利于心身医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朱志先，梁虹.现代心身疾病治疗学［M］.第1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2：99
［2］高金虎.《内经》对心身医学的论述与贡献［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4)：383
［3］董湘玉.心身疾病的概念及中医理论对心身疾病的认识［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01，23(2)：1
社会医学的概念范文第5篇
还原论是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机械性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1］。这在诊治疾病中就强调局部定位，这一特点与传统的原子论自然观是一致的。这就把人视为“机器”，把疾病视作机件失灵，由此西方医学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失灵的机件上，着眼从部分、细节和微观机制上研究和诊治疾病。他们沿着人体的层次结构，从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进而到量子水平；从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对各个层次上的病理解剖、病理生理机制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医学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且形成了近代生物医学模式，西医学的主要成就就是在运用分析还原方法取得的。当今医学领域内，有一种趋势就是研究的问题越微观就越科学，微观才是生命的本质。西医学的精华就是通过解剖学、组织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途径将人体还原为独立的器官、组织、细胞、蛋白或基因，希望通过对单个细胞，蛋白或基因的研究找出影响生命运动规律（即导致疾病）的最微小最特异的生物学变化。但它侧重于线型关系，忽视致病因素的因果网络作用，把医学研究的视角仅仅投射在人体自身某一层次的病变上，只重疾病、重治疗、重个体、重局部病变、重生物性因素。很多疾病有可还原性的一面，可找到特定部位，或微观机制的生理、病理变化。但部分与整体、生命现象与非生命现象之间有质的不同，因此，人体和疾病有不可还原性的一面。完全用还原方法来探求错综复杂的疾病现象是不可能获得对疾病的全面认识的。例如，在现代社会，居于前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疾病、肿瘤和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心理紧张、人格差异、行为不良和环境污染等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光靠生物学手段要解决这类疾病的防治问题显然鞭长莫及 ［2］。当还原论指导下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人类医学研究的需要时，这就需要更先进的方法论及更完善的医学模式，系统论及系统论指导下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就自然进入了人们的研究领域。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的科学。系统思想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论是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LV贝塔朗创立的［3］。系统论原则是整体性原则、结构功能原则、目的性原则及最优化原则。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这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征。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便兴起了以生物-心理-社会为模式的现代医学。生物、心理、社会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度统一，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牵涉到另外两方面，如躯体疾病可以引发心理问题，心理问题引发的适应不良可导致社会功能障碍，社会因素如人际关系紧张、矛盾冲突、压力等又可以导致心理困难出现，产生紧张、焦虑、抑郁、困惑、烦恼等。而长期的心理矛盾又是身心疾病产生的原因，所以应从生物、心理、社会三轴系统着手全面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预防。在中医看来，它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仅具有形质的“人体”，而“形神合一”，“形神相即”的“人”，是形（生物形质）、神（精神心理）活动有机结合的人，形神两者缺一便不成为“人”。 由于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时空之内，形神功能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以分析考虑其功能状态，并结合环境变化诸因素，进行诊断、治疗、预防等一系列医学实践活动，是中医的基本原则。对于这种模式，何裕民教授提出了“环境-形神”医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包括日月、气候、季节、地理等因素）和社会环境（包括社会、人事、文化等因素）两大方面。所谓形神，形者，形体功能也，可视为生物因素；神者，心神活动也，可视为心理因素。“形”，泛指一切物质形体，中医中的形，主要指气血津液、脏腑经络、躯体肌肉等生物机体或生命物质及其所进行的功能活动；“神”，的概念较为复杂，一般泛指精神魂魄、感觉思维、性志等各种心理活动。《内经》认为：“形具则神生”，“形神合一”而为人。这就从医学角度，对形神关系做出了科学的论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则说明人之功能活动无不相应于天地间自然环境。这种环境不仅指自然环境，而且也包括社会环境。“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说明医患间要保持密切配合的良好关系，调动患者本人健康的心理精神活动，对各种疾病的康复都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中医的环境-形神模式有着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这就需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只是运用西医的高科技诊断技术，诊断出疾病再应用中药、方剂进行治疗，这充其量不过是中西医的“凑合”，并没有在理论高度进行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完善，以达到中西医的有机结合。如果西医发展为生物-心理-环境医学模式则更接近中医，理论会更完善，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对疾病有全面的认识，达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使我们不再单纯地注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是将疾病研究重点上升到医学预防保健的高度，因病治病是下策，只有将疾病防患于未然才是上策，只有这样，全民健康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小英.况立洪.从还原论到系统论看医学模式的转变.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