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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历史必修2专题1的第一个学习主题是古代中国农业,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这个主题的叙述方式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等。由于教科书的叙述比较简略,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在学习时搞不清楚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清,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比较困难。本文对这几个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师们参考。
农业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①“由于古代农业主要通过传承、应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发展生产,故又称为传统农业”。②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是以用蓄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进入传统农业阶段。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农业所处的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现代型的和过渡型的。传统型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继续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的农业要素投资收益率低。现代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向新农业要素投资的收益率高。过渡型农业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④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所处状态,类似于农业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型农业。这种过渡型农业,相当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近代农业。总之,传统农业是过去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种农业状态,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同的一种农业状态。
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古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传统农业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统流传下来影响至今的一种农业文化,它与古代农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农业来源于古代农业,是对古代农业的继承和发扬。古代农业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包含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而传统农业则包含了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如“传统耕犁”指的是现在农村还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农具,而绝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现代化史观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对古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古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主要是用来定位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则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古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传统则是延续到现代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②这样,传统农业就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有利于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传统农业做出了哪些反应?传统农业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做出改进;有哪些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等等。
小农经济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经济”。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③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作的质量无法按照统一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特长,因为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工作。④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⑤列宁也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⑥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中,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对照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并不完全是自然经济。家庭农场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古代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古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出卖。那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经济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历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①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被卷入市场经济。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性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则可能占主导地位。当然,从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来看,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郑林,男, 1966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技术史、农业史。
2010年以来我国CPI持续走高,其中食品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所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出现了价格上涨最多现象,是现代流通体系尚未对我国传统农业实施服务与改造的结果。工业品流通有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支撑,所以工业品没有出现产品价格“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想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关键在于扭转农产品缺乏现代流通体系的不利局面,也到了理论界认真研究现代服务业如何改造中国传统农业问题的时候了。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业作为高级生产业或现代生产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总之,增长与停滞、发展与衰退都不过是认识农业经济变化的视角,不要说这样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区域差异广泛存在的中国农业,即使就某一个区域而论,农业经济变迁也往往是增长与停滞交错、发展与衰退互见的过程。历史研究似应注重还原农业经济变迁的真实面目,充分展示农业变迁诸内因以及外部关系,予纷繁错杂的历史图像以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优先序
一、引言
有关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总结出各国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方面带有的规律性的趋势。其后麦金农与肖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阐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农村经济的特性、“金融抑制”、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退出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弱化趋势。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让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服务,使其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需求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宁波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试图在制度上对当前的农村金融支持提供发展的优先序依据。
二、宁波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1.宁波农村经济的特点
宁波经济一种外向型经济,有天然的深水港,贸易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宁波的农村经济也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不一样,在宁波X县Y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1000余户农民,仍然经营传统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不足40%,而这40%经营传统农业的农户中有87%主要经济收入为规模养殖水产所得,剩下的13%虽然也经营传统农业,但是规模小、数量少,农业收入平均只占总收入的10%左右。该村中另外60%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制造业的工作,其中80%的人靠办厂生活,不在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多是生产汽车零部件或纽扣之类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销量好、订单多的产品。从以上数据我们看出,宁波贸易及物流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其实现了转型。尽管还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但是基本上农村经济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农村经济,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如水产养殖业的农户,其中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原产品初加工流程。宁波农村经济的这种特点对金融支持的要求和其他地区农村是不一样的,在有限的金融资源约束下,怎样更加有效的配置资金,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就产生了金融产业发展的优先序问题。
2.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式有很多,从产业的角度可以分为: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再加上财政支农方面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包括了金融支持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是农村内部自发性的是内生的经济活动我们暂且不考虑政策上对其的影响。宁波农村经济现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农户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分为农业生产性经营和制造业生产性经营。这两种生产经营方式有其各自的特征,所以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
传统农业的特点是投资期限长、风险大,但是资金的回报率也高。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2009年受海洋气候影响,该村养殖虾的农户基本上都亏本,而2010年养殖的虾蟹产量和销路都很好,初步测算其资金回报率都在200%以上。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中,60%的人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或需要资金引进新的养殖技术或设备,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取得过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现阶段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撤出了乡级营业点甚至某些比较落后的县级营业点。农村现在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机构只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相对于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农村经济体,有限的信用合作社显然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其次农村房屋及土地产权的不完全、不清晰使得农户无法通过抵押或质押来取得贷款,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户们反映很多时候的贷款要靠村里或镇里的干部或有经济实力的人的担保,这样无疑会加大农户的贷款成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租金,同时也无法保证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最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事业单位后,其绩效考核和职工工资待遇都同营业利润有关,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人,信用社更多的是将农户的储蓄存款拿到工商企业处发放贷款,尽量避开风险较大的传统农业领域,不仅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反而是从农村“抽血”供应其他产业。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传统农业产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难从银行产业取得,也不具备发展证券业的条件。所以只能依靠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入,财政支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直接通过项目投入到农业产业,比如养殖基地的建设投入或农户的免费技术培训等;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补贴来激励其加大对传统农业的金融支持。另外要大力发展保险业,鉴于农业风险大的特性,发展保险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有保险的支撑会消除农户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农户自身对农业产业的投资。但是低的保费收入赔付比使得保险公司对此并不热衷,这也同时需要政策上对保险业进入农业领域给予支持,如税收减免等,也可以由财政出资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财政支农和保险业的发展对于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要有所侧重,前期已财政直接投入为主,以此来增加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赢利能力;后期通过保险业的介入来激励农户的自发投资,同时减少财政直接投入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农村的非农业经营生产领域对金融的支持需求又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即制造业的农户中,其中90%曾取得过信用社或农业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人认为金融机构无法满足自己的贷款需求,但是该村中的民间金融很发达,亲戚朋友甚至是钱会、合会等的资金拆借活动很频繁。宁波农村的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分工程度特别高,多数家庭的工厂产品单一,只做一道工序,正是这种生产单一产品的模式使得他们的产品专业化程度高。但是资金的短缺使得他们无法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当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时,显然仅仅依靠农村经济自身的投资再生产无法满足对资金的需求,这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如果通过财政支农来解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显然这样发展起来的制造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迟早会被淘汰掉。只有通过政策上对银行业倾斜,诱导银行重返农村扎根,在现阶段农村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情况下其资金回报率必然高于城市里其他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激活农村经济后,将会有更多的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直到城市与农村的资金回报率大致相同。另外也要发展证券业,规范民间资金流转。
三、简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对金融支持的形式有所侧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宁波农村的传统农业领域要优先发展财政支农和保险业;在非农产业要优先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前期要加强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加大对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补助激励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但是要做到补助或其他形式的投入要以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为考核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免费或资助农户引进农业技术以及收集相关信息。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保险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或直接由政府组建保险公司专门为农业保险。
3.在非农生产领域要大力引导商业银行的进入,在政策上为银行在农村设置网点或提供贷款提供方便,吸引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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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农业;内涵;特点;建设的着力点
农业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产业,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石油农业)漫长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出现了生态农业,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且发展势头很快,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许多专家指出,生态农业不仅高度地涵盖了各种先进农业的理论和模式,而且使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模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出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的统一,可以说这是农业理论和农业生产上的一大突破,是人类长期追求的一种最为理想的农业。
一、生态农业的内涵与特点
“生态农业”是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来的,1981年美国农学家M.WoIthington将其定义为,生态上能够自我维持,低投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在随后的发展中,世界各国关于生态农业的名称不尽相同,有的称为有机农业或自然农业,有的称为生物农业或无公害农业,还有的称为持续农业等。虽然名称各异,但内涵却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化肥、农药、动植物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或基因工程技术的生产体系,施用有机肥或长效肥,采用轮作或间作等方式种植,更强调建立生态平衡和物质循环。 根据基本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特质,笔者认为,生态农业就是在洁净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生产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生态农业既继承了传统农业中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和“机械农业”高产高效的双重特点,同时又摒弃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石油农业”、“机械农业”资源消耗量大、污染环境的缺点,是一种避免环境退化、技术上适宜、经济上可行的现代农业发展的捷径,代表了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国的生态农业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与其他类型的替代农业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追求高产、优质、高效为目的
农业发展目标有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满足温饱需求为核心(数量安全);第二阶段是满足相对富裕(质量安全);第三阶段是满足高质量生活的生态环境、食品质量与未来繁荣(环境资源安全、产品高质高效)。中国农业处于第二阶段。它产生的背景、出发点和目标不同,发达国家的生态农业等替代农业是针对石油业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兴起的,其重点是要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实物产出数量少,而可获得的价格较高)。而我国的生态农业是根据中国人多地少和经济不发达的国情而提出的,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求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它既要求有高产出(包括食物、原料、饲料等),又要兼顾合理地利用、保护资源(包括土地、空间、水、肥、气、热、光、生物、劳力等资源)和改善农业环境,使农业持续增产和稳定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效益的统一。
(二)传统农业的精华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一方面要注重总结与推广我国传统农业中适于生态农业的经验和做法,如合理轮作、种植绿肥、施用有机肥、横坡打优、修建水平横田等等。这些都是广大农民十分熟悉并且愿意接受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加紧研究与大力推广先进的生态农业新技术。如为了减少白色污染而研制的光解膜、生物农药、生物化肥、秸秆还田、节水灌溉等等。实践表明,在生态农业建设中,只有这两个方面的措施结合起来了,效果才能更好。
(三)强调物质的适当投入
长期以来,人们有各种误解,以为生态农业就是不施农药、化肥,甚至不用机械电力,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生态学原理的。实际上这只是单纯地倒退到传统农业阶段,而不是真正的生态农业。这种倾向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尤为明显。我们不反对化肥、农药的使用,合理的投入对于生态农业来说包括两方面:适度的投入量、适当的投人物。适度的投入量就是要保证使生态农业的生产过程要有相应的足够的物质循环强度和能量流动通量,这是由于生态农业的开放度大及要求高效生产所决定的。
二、发展生态农业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