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股权激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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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小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 公司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5-0079-08
中国经济崛起依赖于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公司治理是决定企业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良好的公司治理一方面能够降低成本，使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有助于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降低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融入了国际公司治理改革的浪潮中，从完善法律、法规，改善资本市场监管效率，到企业的治理框架和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企业迅速发展的需求相比，公司治理仍然是制约中国公司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诞生一大批新经济、新技术、新材料、新农业及新能源的中小企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小板、创业板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创新，促进新兴战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相比，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规模小、高成长性、高科技、高风险等特点。在治理结构方面，中小型上市公司具有股权高度集中，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程度小，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激励机制对公司绩效产生直接影响等不同特征。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分析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型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特征和存在问题，并考察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
一、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
在公司治理评价方法上。我们主要使用国际通行的“等权重指数编制方法”，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根据中国《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公司治理评价框架体系。从股权结构与股东权利、董事会与监事会运作、信息披露与合规性以及薪酬激励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行系统性评估，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请参考（鲁桐等，2014）。
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最重要因素，它决定着公司控制权的分配，以及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的性质。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枢纽和核心。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方面应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的受托责任。另一方面应实现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指导和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监事会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对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管理活动进行监督。董、监事会成员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以及勤勉尽责是确保其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健全的信息披露是投资者了解公司并对其实施监控的基础，也有助于资本市场吸引资本和保持信心。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确保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所有重要事务的信息，并贯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原则。薪酬激励是与董事会建设意义同样重要的公司治理方式。如何使企业成员特别是经营者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本报告依据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主要包括公司网页、公司年报、公司章程、公司公告、WIND和CSMAR数据库等。数据采集的时间截至2014年7月31日，其中年度报告内容来自上市公司2013年度报告。评价对象包括1056家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时间满一年以上的公司。
二、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的特征及问题
（一）中小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在1056家样本公司中，701家公司来自中小板，355家公司来自创业板，分别占样本总体的66.38%和33.62%。全部样本公司的平均治理得分为51.69分，最高分为75分，最低分为27分。这一评价结果揭示了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的现状，即总体水平较低，差异化非常明显。如果以60分为及格标准，达到及格水平的公司数量为186家，仅占总体的17.61%，这反映了多数中小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高的现状。
从反映上市公司治理表现的四个方面看，表现最好的是信息披露和合规（75.19），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52.79）次之，股东权利的落实和保护（47.09）以及薪酬激励（31.68）则是明显的治理软肋。为深入分析评价体系中各公司治理指标的得分情况，我们分析了得分最低的10大指标，以揭示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风险。在得分最低的10个指标中，股权结构与股东权利方面有4个，激励机制有4个，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有2个，没有信息披露与合规方面的指标。
激励机制不健全是中小上市公司最为突出的问题。在得分最低的10大指标中，“核心技术人员持股比例”、“监事会成员持股比例”表现最差，“是否实施股权激励”的得分倒数第三。
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不仅受到所处地区的影响，也与公司的规模有关。一般而言，随着公司规模变大，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不良治理造成大公司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小公司。因此，一般而言，大公司的治理水平要高于小公司。我们分别以1056家公司资产总额的平均数（32亿元）、员工人数的平均数（2285人）将样本公司划分为大公司、小公司两组，考察两组公司的治理得分差异。在两种条件下，大公司的公司治理平均得分高于小公司。这表明，对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而言，治理水平与规模之间的关系符合一般规律。
股东权利也是衡量公司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良好的公司治理一方面应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也能够从制度上保证中小股东充分行使其权利。大股东除了股东大会外，还可以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等权力机关来行使权利，保证其利益，而中小股东行使权力的主要途径就是参加股东大会或者对公司经营的日常活动进行咨询、监督。
我们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公司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以及日常对公司事务的咨询或监督情况。一是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个数；二是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出席股份比例；三是公司的投资者接待活动状况。统计表明，样本企业2013年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平均为15人，人数最少的为1人，人数最多的为414人。样本企业中参加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主要分布在2人至20人的分布区间，其中只有6家上市企业的年度股东大会有超过100个股东参加，有9家企业的股东大会仅有1人参加。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出席人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它更像是“大股东会”，中小股东参与的积极性不高。通过网络视频直播股东大会的形式，中小投资者可以足不出户就参与股东大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成本，提升上市公司的透明度，但从推行股东大会网络直播的一年多实践来看，仅有少数上市公司积极响应。
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强化上市公司诚信意识，加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沟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投资者关系管理已受到上市公司的普遍重视。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认识到满足投资者需求，并向投资者传播公司战略，争取投资者的支持，促进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良性关系，是实现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双赢的有效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我们统计了样本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数据，结果显示，2013年1056家公司平均接待投资者的次数为6次，但中小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差距较大。投资者活动次数为0的企业有164家，投资者活动次数为1―2次的有217家，这两部分企业占样本企业总数的36%。有25%的公司一年的投资者活动次数在3―5次之间。投资者活动10次以上的上市公司占总样本的20%。投资者接待活动最多的一家上市公司在2013年举办和接待了80多次。许多上市公司还在投资者“互动易”平台上公布了投资者活动报告，详细记载了相关信息。
（三）董事会与监事会运作特征及表现
董事会和监事会作为中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核心机关，其本身的设立与运作情况是公司治理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们的评估总分中占有25%的权重。与此同时，董事会和监事会，特别是董事会，作为公司财产的受托人，行使着选聘公司经理和指导及监控公司运作的大权，对公司在股东权利、信息披露与合规以及激励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治理行为，也都有着重大职责和影响。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运作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存在“9人现象”。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的中位数和众数都是“9人”。董事会规模在7―9人的公司占全部样本公司的75%。（2）董事会规模呈现与公司规模相匹配的特点。（3）董事会结构健全、合理。90%的公司都设立了战略、审计、薪酬和提名四个专业委员会，而且专业委员会的运作也与过去相比有了积极的变化。（4）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比例也占董事会的一半以上。（5）六成以上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开。（6）监事会的监督作用还没到位，大部分中小公司监事会仍流于形式。
从董事会的会议次数来看，2013年度1056家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次数为8.85次。60%的企业一年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次数在7次到10次之间，一年召开的监事会会议次数在6次到9次之间。只有15.44%的企业能够做到平均每月1次董事会会议。
有463家企业（占样本企业总数的43.84%）没有非执行董事，只有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两部分人构成了董事会。有1名和2名非执行董事的企业比例分别为23.86%和15.81%。有3名及以上非执行董事的企业比例为16.48%。独立董事最多的6人，最少的2人，80%企业的独立董事为3人。
增加女性董事比例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积极倡导的公司治理改革措施。旨在提高董事会的多元化和决策质量。例如，马来西亚证监会提出的《发展资本市场2013年蓝皮书》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5年实现女性董事占60%的目标。一些北欧、西欧国家，女性董事的比例也有上升趋势。瑞典、芬兰、挪威的女性董事比例目前已经达到30%以上。
在我国，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女企业家群体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增加，女性董事比例的提高也是必然趋势。从统计结果看，有23.77%公司的董事会中1位女性成员都没有，只有1位女性董事会成员的公司比例为34.85%，也就是说有将近60%多的公司没有或者只有1位女性董事。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会成员比例达到40%的只占全部样本公司的6.1%。
（四）信息披露和合规情况
信息披露既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也是资本市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配置导向。过去，我国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多偏重于合法性、合规性，而对投资者真正关心的反映企业经营层面的信息质量重视不够。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对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提出了新的需求。如何在统一规则和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实现适度的平衡是未来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考察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与合规方面的表现，我们主要从“受证监会和交易所处罚情况”、“公司年报财务分析和经营风险分析”、“上市公司公告更正及补充情况”以及“信息披露考核得分情况”等四个方面分别收集信息并进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公司均能做到守法合规，2014年度受到证监会和交易所公开谴责和公开批评的有35家，占全部样本公司的3.3%。
年报的质量是评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主要媒介，我们主要从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和发展能力，内控报告的充实和完整，市场风险分析，公司治理报告、董事会报告的质量等方面按照5个档次分别给予评价。结果显示，在36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年报获得“A级”评价的有20家，占创业板样本公司的5.6%，290家的年报质量基本合格。有45家公司的年报存在信息披露不完整、对风险和经营的分析认识不足、对未来经营规划敷衍了事、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在701家中小板公司中，有12.5%（88家）的公司获得A级评价，75.2%的公司获得B―C级评价，12.2%的公司（86家）获得D―E级评价。
近年来，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过程中摆“乌龙”、打“补丁”的问题屡屡发生，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引起监管层的关注。截至2014年4月16日，已有超过50家公司在年报披露过程中打出了年报“补丁”。其中，仅4月16日“2013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的某食品公司，一次性就更正了11个数据。有一些上市公司原本预计净利润实现增长，但不久就修正为净利润下滑；还有一些公司原本预告亏损，此后又修正为亏损额进一步扩大。宝德股份（300023）先后提供了4个版本的业绩，在2013年10月的三季报中，该公司预计全年业绩将亏损800万至300万元。2014年1月28日，该公司首次修正公告，称2013年将盈利100万至600万元。一个月后公司的业绩快报又出现了大逆转，全年业绩变为亏损1300万元。在该公司最终年报时，亏损数字又变成1105万元。
分析上市公司出现年报补丁的原因，除了公司内部管理不善以外，中介机构把关不严或者为了自己的业务利益与上市公司合谋作假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解决摆“乌龙”、打“补丁”问题的关键，除了加强内部控制，还要加强外部监管中的惩罚力度。数据不准，尤其是一些缺乏根据的、有意误导投资者的恶意数据，会给广大投资者带来极大损失。这要求建立投资者补偿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引导、约束公司提高年报质量。
从2013年深交所公布的对两个板块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结果看，中小板方面共有701家公司参加考核。其中，有147家公司考核结果为A，占参加考核上市公司总数的20.97%；480家公司考核结果为B，占68.47%；68家公司考核结果为C，占9.70%；6家公司考核结果为D，占0.86%。创业板方面，共有355家公司参加考核。其中，80家公司考核结果为A，占参加考核上市公司总数的22.54%；250家公司考核结果为B，占70.42%；23家公司考核结果为C，占6.48%；2家公司考核结果为D，占0.56%。
（五）激励机制
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建立一整套约束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的作用在于通过问责机制有效保护股东利益，而激励机制的作用在于从根本上解决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与公司的利益冲突，激发管理人员的创造性，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对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而言，规模不及主板公司，大多具有高科技、高成长、高风险等特点，多数股东亦是董事会或管理层人员，因此激励机制主要目的是调动高管人员和各层级员工的积极性，使公司上下协力，总体业绩得到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在全部样本公司中，董、监、高年薪总和最高的公司约3906万元，年薪最低的约为34万元，最高额约为最低额的110倍。从分布情况来看，董、监、高年薪总和1000万及以上的有42家，500万到1000万的有185家，100万到500万的有802家，100万以下的有27家。年薪总额在100万和500万之间的公司最多，占样本量的75.95%。按照董、监、高平均15人规模来看，2013年董、监、高人均年薪约为26.53万元。
在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科技型创业企业数量巨大，这类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的主要特征是盈利基础不依赖于固定资产投入，而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比重较大。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需求强烈。自2006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沪深上市公司纷纷推出股权激励方案。截止2013年底，1056家公司中已有316家实施股权激励。在具体的实施形式上，股票期权是最常见的方式，其次是定向发行股票（即限制性股票），个别公司采用股票增值权，部分公司同时实行股票期权和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
数据显示，2013年316家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36.3%，其他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为30.44%。从总资产收益率（ROA）来看，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ROA平均值为7%，其他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ROA为5.04%。这说明股权激励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对业绩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对上市公司调研中，公司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是现有税收政策股权激励的掣肘。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通常适用45%的最高税率，并且纳税义务产生的时点比较早，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股权激励的激励效果。例如，某公司即将进行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行权，其行权价格为18.94元，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为179人，可行权数量为股票期权396.58万份。这意味着公司被激励的董、监、高等员工如果全部行权，那么将拿出7511.23万元，平均每人41.96万元。依照现行的股权激励政策，获得股权激励的人员在股权行权后，就面临执行纳税的任务。目前股权激励对象融资渠道狭窄，且融资的时间、金额等很难与股权激励形成有效匹配。同时，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这对被激励对象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建议可以在股权实际变现后再缴税，这种做法也是国际成熟市场的惯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等成熟资本市场国家都有类似规定。
三、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
评价结果显示，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经营业绩均优于那些治理不良的公司，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综合公司治理评价，在1056家样本中评选出“公司治理50强”。这些“榜样”公司的共同特点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认识到改善公司治理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改善公司治理的过程中，这些公司并不满足于合法、合规的底线要求，而是根据公司的客观条件，不断实践和探索自主性治理的途径。这些由自监管、自愿标准组成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公司实现强劲增长的原因。2013年，公司治理50强的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高达47.47%，而非50强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31.44%。从资产收益率看，治理50强公司高达10.09%，而非50强公司仅为5.40%。这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实现绩效的充分保障。
对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绩效关系研究的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也越高。这说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由于大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股权集中度一定程度的提高，对企业的发展有利。我们也分析了样本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无论是从成长性还是从盈利能力来看，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与公司业绩都成正比例。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越高，公司业绩越好。
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从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公平性等方面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进行了评估。我们根据评估结果分别计算了平均资产收益率，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小板还是创业板，信息披露考核A、B、C、D四个组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呈现逐次递减的关系（见表2），信息披露好的公司其经营业绩普遍较好。
小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范文第2篇
羊年伊始，创业板的“科技风”吹遍整个A股市场，无数投资者趋之若鹜。深交所数据显示，截至3月4日，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为82.13倍，远高于主板和国际的估值。
在此背景下，《投资与理财》记者辗转采访了沪深十余家著名基金经理。在他们看来，就目前创业板的炒作而言，明显投机性太重，很多科技股泡沫最后终将破灭。相较而言，顶层设计完成，改革试点渐次铺开，2015年注定是中国国企改革的标志性年份，国企改革股票不管是从想象空间还是基本面支持，或将比“科技风”更有可为。
沪上一位接近管理层的大型保险基金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目前国企改革的方案已经修改多次，高层高度重视，而且各个地方积极性都很高。据了解，国资改革的方案很有可能3月底公布，混合所有制方案将较预期会有一些更大的突破，会着重解决管理层的激励等问题，而且此次改革的一大重点就是人的改革。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是本届政府的重点工作。通过国企改革，可以解决国企效率低下等问题，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国企改革可以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来增加国企活力，而国企本身的股权激励也是一大重点，可重点关注存在重组预期和股权激励预期的上市公司。
可以预见的是，A股的下一个台风口――国企改革，正在迅猛刮来。
央企想象空间更大 沪广改革较为领先
我国的国企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两大类，相较而言，央企更具优势。齐鲁证券表示，央企集团公司76家，控制185家上市公司，经营业务多样化，治理结构相对行政化，经营业务亟待板块化与清晰化，治理结构需要市场化，中央国企改革想象空间远大于地方性国企。
沪广作为我国拥有国企最多的两省市，一直担当着全国范围内国企改革先头兵的角色。一位国资投资人士告诉记者，上海、广东等国资改革较为领先的地区，企业的投资价值大于一些中西部的国企。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上海市共有69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万亿元。
数据显示，另一国企大省广东省，国资控股A股上市公司共有60家，在绝对数量上仅次于上海国资委。但与上海、天津相比，广东国资资产证券化率低，2013年证券化率不足20%，在主要省市中处于倒数第二。但是广东国资委国资证券化率的目标是在2015年达到60%以上，这些差距将倒逼广东省加快改革步伐。
据公开资料显示，广东国企改革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30家左右营业收入或资产超千亿的大型骨干企业集团。而目前广东国资系统资产总额超1000亿元的企业只有8家，并购重组将成为广东国资委优化资本布局的重要手段。混合所有制改革目标是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比重超过70%，二级及以下竞争性国有企业基本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超过50%的国有企业将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空间巨大。
两条投资主线
2015年国企改革出现部分市场人士想象的那种大刀阔斧式的改革的几率不高，更有可能是有限突破，缓慢推开，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更多参与的机会。本刊记者通过研究发现，投资国企需要紧抓两条主线和四类改革热点企业。
主线之一就是“大集团小上市”，从资产证券化的角度来看。比如上海国资委控制的一些上市公司中，不少都属于大集团、小公司的类型，其后续资产注入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按照“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的要求，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企业制股份制改革，实现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
其中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较为典型的例子，2013年其母公司东浩兰生集团的营业收入已达到千亿元级规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服务业大集团。但是该集团证券化率极低，兰生股份2013年仅实现营业收入12.39亿元。
主线之二就是从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眼下主要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引入民营管理团队、市场化选聘企业高管等方式，提高企业效率。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很多都选择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来推动改革。据知情人士透露，作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面，在激励约束分配机制设计方面，或将有制度层面的突破，“其中，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研究把国企股权激励的审核备案权限下放到各地国资委。”
安信证券建议关注具备国企改革预期及可能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共振效应值得期待;以人为本的轻资产、高技术民营公司，如同时具备定增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将强化员工与公司的联系，向资本市场释放未来业绩高速成长信号。
四类改革热点
不同类型的企业定位不同，改革思路存在差异的可能性较大，投资者的个人偏好也不一样。在了解主线之后，还要对不同的企业进行不同的分类，来进行投资指导。
按照制度设计，国务院国资委将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其中，商业一类企业主要是指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商业二类企业主要是指主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或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经营专营业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企业;公益类则是那些以社会效益为导向，以保障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的企业。
商业一类企业的改革空间大于商业二类，而商业二类的改革空间又大于公益类企业。很显然，竞争类企业的改革空间最大。
而在这些企业中，还有一些改革热点企业，值得注意。
其一就是国资委“四项改革”试点企业的旗下上市公司，包括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其中，中国医药集团和中国建材集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方案已经获批，并进入正式操作阶段，上述集团旗下的相关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也表现惊人。
其二是军工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局局长许达哲此前已经要求国防科技工业主动作为，突出军工混改、科研院所改制、军工资产证券化和军民深度融合等重点，要加大力度、加快节奏，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
分析人士指出，在深化国企改革和资产证券化提速的大背景下，国防军工板块的股价催化剂将不断出现，具有资产整合预期和持续成长性的品种值得重点关注，军工企业未来一段时间都值得重点配置。
其三就是那些充分竞争性行业，比如食品饮料、家电、零售、地产、航运造船等，国资委将加快其重组整合或者退出。百联股份近期的停牌，更是加大了市场对竞争性行业的期待。
小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范文第3篇
自此，基金公司可正式通过子公司，获得投资于“未在证券交易所转让的股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权利”等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通道。“想不出比这更宽的投资范畴了。”业内人士评价道。
数家基金公司在一周之内迅速上报方案。11月16日，嘉实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和平安大华基金公司首批获批，牌照发放之迅速超出业内想象。
上海某基金公司总经理助理对《财经》记者表示，在公募基金规模两级分化趋势愈演愈烈之时，监管政策赋予基金公司二次站队的机会，这也是中国基金公司有机会构建集团化版图的起点。
据悉，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在履新之后，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路调研各地基金公司，期间曾提出，要在现有的基金公司中，诞生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型资产管理集团。
基金公司能否在内部和外部实现协同运作，未来业内是否能在竞争中做大，基金公司如何同券商、信托在资产管理公平竞争的大平台上进行争夺和博弈，是未来的看点。然而目前，业内对此事尚无清晰的思路，多重想法从何处切入实践，还处于初获自由的茫然之中。
绝大多数基金公司，面对投资范畴的乍然放开，一时懵懂，尚不知路径。上海某基金公司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公募基金长期牌照受保护，一直对于监管政策亦步亦趋。习惯于凡事审批和上报的基金公司，对于如何放开手脚来达到业务多元化，面临思想层面的转变。
快速获批注册
据悉，新批的三家子公司均在办理工商登记程序中，预计一个月内可完成注册。
工银瑞信获批设立的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工银瑞信基金全资出资。嘉实基金的全资子公司名为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同时获批的平安大华的子公司为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全资控股，注册资本2000万元。
在中小基金公司看来，设立专户以及专户子公司，均是规模有所突破的新通道。在第一批获批子公司中，平安大华基金作为小基金公司的代表，动作迅速。
依赖股东方中国平安集团（601318.SH）的综合金融优势，是平安大华基金的优势所在。然而，平安集团旗下各子公司遵循市场化原则，并严格进行独立核算，能否形成协同效应堪疑。此外，平安信托的业务扩张也很迅速，能否从既有利益中切分一块，也是难点。
平安大华基金另一优势在于成立较晚，资本金占用较少，可集中精力着手子公司的发展。然而，上海某基金公司高管表示不同观点，大公司可持长远眼光，在发展子公司的过程中，可以不追求在数年内达到盈亏平衡，但小公司积累微薄，子公司的盈利压力较大。
对大基金公司而言，投资范围的扩大，为其提供了冲击大型资产管理集团的机会。
多年来，嘉实基金的多元化布局已初见规模。嘉实基金在境内拥有正在申请牌照的嘉实财富管理公司，其香港子公司设立了嘉实另类投资公司，并与阳光传媒合资嘉实七星媒体私募股权基金。今年9月，其香港子公司与英国高诺富基金在港成立嘉实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某基金公司子公司筹备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嘉实基金能否在子公司之战中拔得头筹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一个突破口，集中优势的资源，获得规模的迅速扩张。嘉实基金自身的资本金并不足以支撑其在销售、衍生品、通道和收益权等各方面都取得成功。
事实上，嘉实的多方尝试并没有迎来大规模的发展。在以银行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之内，中国基金公司距离冲击世界一流资产管理公司的实力，相距甚远。
子公司的培育也并非一朝一夕。据消息人士透露，以销售见长的嘉实基金，顺势成立财富管理公司原本最为业内看好，然而，由于行情萧条和人事调动原因，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方案，导致财富管理公司至今无人担纲。
银行系的工银瑞信基金，在子公司筹备上显得得天独厚，依托股东工商银行的背景，将在银基合作的通道业务上发力，工银瑞信基金预计其子公司未来三年内管理规模可逾3000亿元。这一数字低于业界普遍预估，据悉，银行内部系统的利益协调，会对银行系基金公司开展通道业务形成一定阻力。
除上述三家外，包括易方达、博时、天弘等基金公司也纷纷提交申请，并等待批复。
上海某基金公司市场营销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各家均在筹备子公司，但目前处于“定盘子”的阶段，即商量股权分配、是否高管持股，以及是否引入外部资金等。
在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中，要求基金公司对子公司控股50%以上，而《暂行规定》正式下发文件中，仅要求控股，基金公司不仅可以个人持股，而且也可引入外部有资源的股东，如信托、央企、城商行等。
目前获批的三家子公司，均为母公司全资控股。上海某基金公司高管对《财经》记者表示，当真要股权激励，令高管个人出资数百万元，而子公司预期几年间无法盈利，还需慎重考虑。
尽管部分高管对持股有所迟疑，但子公司持股向个人股东开放，的确为股权激励开放了口子。以人为本的公募基金，却采取以资本为核心的股权制度广遭诟病，长期以来引发基金公司高管离职潮，大量优秀基金经理奔向私募。正在修订中的《基金法》草案中规定，基金公司5%以下的股权向个人开放，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据接近易方达基金的人士表示，易方达基金已经明确了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员工可以持有60%的股份。
通道业务起步
最简单的通道类业务，可能成为基金公司子公司发展的起点。
华宸未来基金市场营销部总监万云对《财经》记者表示，从事股权投资等复杂业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和资源，中小基金公司对此并不乐观。从相对简单的通道类业务着手，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票据类和信贷类，是通道业务的两种主要形式，其实质是帮助银行将需要计提资本金的资产，转化为不需要计提资本金的资产，从而将表内业务转向表外，释放信贷额度。此外还有诸多其他模式，如在利率上限被锁定的情况下，通过某个理财产品针对某一客户定向发行，最终投向银行的某一笔协议存款上，相当于变相高息吸收存款。
基金公司寻求进一步发展，必将挺进资产更多的领域。基金公司曾囿于二级市场，投资范畴仅限于股票市值21万亿元，债券26万亿元，同银行总资产127万亿元不可同日而语。如何从66万亿元信贷规模中分一杯羹，成为基金公司子公司的第一步。
某基金公司子公司筹备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银行系的几家基金公司优势毕现，在通道业务上会占尽先机，银行系基金公司依仗通道业务有望在规模上达到5千亿至1万亿元。
然而，通道业务同质化严重，利润率相当微薄。银信合作时期，通道费通常在3‰左右。2012年开始，券商蜂拥而至，通道费急转而下，迅速降至0.5‰。据悉，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继券商之后以0.25‰的费率杀入市场。
因此，通道业务规模虽庞大，但对行业盈利影响力有限。某基金公司子公司筹备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未来估计会杀到0.1‰，则5000亿元的规模也不过5000万元的利润。
完全的创新很难，除简单的通道业务之外，基金公司设想更多的是复制信托模式，这也依赖于股东背景。
某基金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通道业务可满足几家银行系子公司的发展需求，而非银行系的基金公司，可采取信托模式，外聘带有资源的人才，并接手信托受监管不能从事的部分融资业务。
前述业内人士表示，新的业务模式以及激励模式会涌现，包括信托公司所采取的团队制和业务提成模式，从而推动一批人把基金公司此类业务发展起来。
信托行业的爆发式发展，是最近两年的事，银行表内资本的流出，是信托业得以迅速膨胀的基础。
2009年下半年银信合作大兴其道之时，银行在信贷规模用完之后，将信贷资产打包卖给信托公司，或者借道信托公司，将贷款项目打包成信托产品，并通过银行出售给投资者，从而带来了信托业的快速发展，至2012年二季度末，信托业规模已达到5.54万亿元。如今，券商、基金纷纷放开监管要求，对此块蛋糕攻城略地在即，已有围攻之势。
公募基金长期依赖二级市场的信息披露，对于信贷的风险控制十分缺乏经验。
某基金公司战略发展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很多人甚至连房地产的抵押权证都未见过，也没有经历银行当年一轮一轮的资产剥离和发展曲折，迅速冲进市场，风险不容忽视。
在不具备刚性兑付能力的情况下，子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安全性会大打折扣。在《暂行规定》中，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是子公司设立的唯一硬门槛。
前述基金公司战略发展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激进的基金公司可能会爆发风险。以投研团队代客理财为主的基金公司，本身资本金有限，抵御风险的能力远弱于券商和信托，尤其在牌照发放宽松的当下，吸引丰厚的资本金显得更为困难。
“在对风险没有明确的认知时，一旦有产品兑付风险，会拖累整个公司的发展。” 博时基金总裁助理刘东说。
通道业务的政策风险也不言而喻，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近期曾公开称，要关注银行表外理财产品的泛滥，“这基本上是一场庞氏骗局”。有媒体报道称，银监会正在展开一场风险排查运动，目标即为今年以来风险暴露较快较多的领域，如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表外业务等。
业务趋向多元
海外大型公募基金集团的投资组合中，固定收益、年金和养老金，以及资产抵押证券（ABS）等收益权产品占绝大多数，与国内以股票型基金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大相径庭。
“专门成立养老金投资的子公司，管理ETF基金的子公司，在未来都有可能。”华宸未来基金市场营销部总监万云说。博时基金总裁助理刘东对《财经》记者表示，专户业务、房地产信托、股权质押、艺术品奢侈品等，都有可能成为子公司涉及的领域。
据悉，不少基金公司对于在收益权、私募股权投资（PE）等方面的创新，产生了一定的想象。
所谓收益权，属资产证券化的范畴，即通过对方让渡一定的财产权，而使份额投资者获得了稳定的收益权，如股权收益权、物业收益权、资产收益权等，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也属此类。
在资产证券化探索中，有投行资源的券商已先行一步。7月20日，中信证券上报一则以欢乐谷主题公园门票为标的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此前，该公司亦设立以南京公用控股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为标的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依赖股东方的资源，各基金公司也可各显其通，如国投瑞银基金是国投集团旗下的三级子公司。今年8月，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邹劲松表示，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与国投瑞银基金正共同开发REITs，且已将该方案提交给证监会。
某基金公司中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以商业物业租金约5%的水平，仅可满足公募或理财产品的收益需求，对于私募和资产理财计划来说远远不够。基金公司可将房地产开发阶段和持有阶段相结合，进行资产组合，收益权可达到10%以上。
在摸索阶段，各基金公司彼此既竞争又合作。华宸未来基金市场营销部总监万云对《财经》记者表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资产管理计划，如保障房项目，数百亿元的总额很难由一家基金公司全部吃下，多家子公司如银团贷款般合作，既可以分摊风险，也可以互相认证。
可是，资产证券化的设想虽然美好，但基金公司能否拿到资源和项目，在基础设施承建中能否进行高额融资，以基金公司目前的规模和声誉，也存在困难。
前几年，面对一级市场的火爆，公募基金呼吁政策放开PE投资的尝试从未停止，然而真正开放之际，发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理念存在巨大的鸿沟。
前述基金公司子公司筹备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公募基金的文化目前并不支持其从事PE业务，是否外聘团队也很困难。一个是在二级市场上做股票的主动投资，一个是需要对某个项目进行深挖，二者是极其难的文化上的融合。“有多少基金经理愿意作为派驻董事去投票，来参与一个公司长期的发展？”
前述筹备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人才和资金的储备、经营理念的成形、组织架构的完善，都需要时间。把基金公司放到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市场内进行竞争，是大势所趋。
小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范文第4篇
深振业A（000006）：公司公告称大股东深圳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远致投资自2014年6月26日至10月15日期间，合计增持公司股本的2%，本次增持完成后深圳国资委及远致投资持股占总股本的34%。公司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生命人寿累计买入公司股本4.64%，而同时国资委自上年度增持2%完成后的第二天即开始了又一轮的爬行增持，且不到4个月即完成了本次爬行增持2%的限额，国资委夯实其控股地位的意愿显著，未来通过各种渠道进一步提升持股比例的趋势明确。深圳国企改革持续推进，整体思路一是做业务整合提高经营效率，二是借力股权激励解决所有制混而不合的困境。公司是国资委近几年唯一持续增持的公司，看好其作为地产业务整合平台的价值。
自2013年公司管理层更换后经营拐点逐渐显现，拿地提速，最近半个月内公司分别在广州和西安获得两个住宅项目。积极拿地的同时公司还尝试Q房网等新型销售渠道积极去化。15亿元公司债发行正待证监会审批，公司整体周转速度和负债率都将有所提升，看好公司目前的经营拐点。
操作策略：二级市场上，近期该股成交量放大明显，加上近期加息利好公司所在行业，可关注。
赞宇科技：三块业务有序扩张
赞宇科技（002637）：公司作为表面活性剂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优势体现：首先，产能规模最大，同时布局完善，生产地和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其次，产品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公司AES市场占有率第一，达到约30%，未来将受益液体洗涤剂占有率的提升；MES作为替代LAS的最佳选择，性价比优势明显，未来随着市场普及将逐步贡献业绩。
相比石油原料，用油脂做部分精细化工的成本优势明显，替代石油原料的油脂精细化工空间巨大，预计到2015年，国内脂肪酸市场需求量将达到180万吨左右。杭油化Ⅱ期项目主要开发油酸、氢化脂肪酸、单碳链脂肪酸、助剂等产品，将大幅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和下游油脂精细化学品开发创新的范围。
未来第三方检测在我国检测市场占比将持续提高。资质是检测行业的主要进入壁垒，浙江省共有两三家独立检测机构，公司主要侧重食品和日化检测领域。目前，公司检测服务规模较小，2013年实现收入3496万，毛利率水平61.6%，属于典型的大行业小公司。为了满足公司未来检测业务拓展和研发平台的发展需要，公司新建研发中心，2014年底建成后公司检测业务将打开增长空间。
操作策略：二级市场上，该股股价走势已成趋势，关注通道下沿的介入机会。
中国太保：成交量总体攀升
中国太保（601601）：预计2014年太保产险保费增长14.5%，预计全年综合成本率超过99%， 高于行业约1-2PT。主要原因：准备金重估拉高成本率3PT；车险电网销占比低、客群中团体客户占比较高；非车险中农险和信用险占比低等结构特征。
太保产险一方面努力提高车险盈利水平，具体措施包括渠道优化、理赔管控、应对商车改革等；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非车险业务，不仅打造传统领域优势，而且努力培育农险、信用险、政策责任险等新的业务增长点。
展望未来，综合成本率拐点已现，空间打开。第一，商车改革、新能源汽车扶持、高端车反垄断等政策利好，推动车险发展；其中商车改革是险企风险定价和服务能力的比拼，大型险企在客户资源和数据挖掘的优势将有助于导致市场集中度提升。第二，新“国十条”下，农险、健康险等新兴业务将快速增长，太保已蓄势，新增长点可期。第三，准备金调整已到位，无后续影响；第四，成本管控投入已结束，中后台控费、理赔管控、车险渠道与客群调整、非车险结构调整等举措，效果将逐步显现。例如电销综合成本率已经由2013年投入期的103%降至2014年的96%。2015 年将出现综合成本率拐点，承保盈利值得期待。
操作策略：二级市场上，该股在加息利好刺激下放量上攻，目前价位总体不高，可关注。
冠城大通：突破平台压力位
冠城大通（600067）：公司上半年销售表现较好，销售额同比增长 95.22%；三季度，公司销售状况基本同步市场，进入四季度，公司北京项目入市规模将会增加，全年来看，预计公司销售将会达到 50 亿，主业表现比较理想。
公司的新业务模式具备极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军工产业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锂离子动力电池成组在各个军工产品中的应用领域将会逐步扩大。5月至今，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转型布局的速度以及合理的布局结构展示出公司对于业务转型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且具备较强的执行能力。在已经获取锂电池优质企业并且成功获取军工产业订单后，并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向产业链上下游扩展的可能。军品供货利润丰厚，同时锂电池组具备广阔的应用拓展的可能性，从转型方向还是未来的发展空间，公司的转型愈发成熟。
“军工”和“锂电池”是冠城大通业务转型的两个关键词。最新的获得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为今后向军品供货，提供了前提条件。
操作策略：二级市场上，近期公司股价突破平台，成交量放大，后市可保持关注。
招商银行：关注估值修复机会
招商银行（600036）：田行长上任后，向市场发出了强烈的扩张信号。拖延许久的A+H股配股方案终结，招行顺利再融资340亿元，提升资本充足率；2013年全行新增网点95家，增速提高至10%，继续巩固大零售优势地位；公司金融与同业金融经过流程改造和组织架构调整全力追赶，弥补短板。
招行的公司金融突破保守印象，再现市场潜力。2013年企业存款客户基数增至56万户，增速由过去两年的不到11%大幅升至16%；创新型小企业数量一年增长近2倍达17344户。反映同业非标资产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迅速追赶。
从收入方面来看，公司2014年三季度末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13.3%。其中，利息收入1，653.5亿元，同比上升31.5%；利息支出830.8亿元，同比增加56.5%；净利息收入822.7 亿元，其中规模因素贡献21.7%，利率因素贡献了-4.4%。手续费净收入实现57.8%的增长。公司按照“二次转型”的思路，仍然会加大非利息收入占比的考核力度，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来源。
操作策略：二级市场上，近期各路资金大量进入A股，股价普遍低于净资产的银行股价值洼地有望被修复。
煌上煌：上升通道中
煌上煌（002695）：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在开店数量上， 通过外延式门店扩张带来营收增长和单位固定费用的下降，而当年门店开发由于店面转让费和租金等费用计入当年财报，故一般在第二年才体现新增门店的效益。2012年，公司上市后对门店进行整顿，对一些盈利能力不是特别突出的门店主动关闭，2013年因为遇到禽流感影响，下半年开店停滞。但2014年，公司重新回到快速开店阶段，2014年上半年公司新增门店约230家，全年预计能新增 450-500家，年底达到约2400家门店。
目前公司销售区域集中在江西、广东、福建，其中江西占比70%以上。2014年向安徽、河南、山东扩张，全国仍有大片空白市场，外省扩张潜力巨大。绝味的成功已证明加盟模式可行，公司有望复制绝味成长之路。预计2014-16年公司每年新开门店约400家，2015年收入增长将加速。
小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范文第5篇
在此前近一年的时间里，包括这位官员在内，与科技创新有关的各部委官员与专家智囊，一直在进行密集的讨论与调研。“最近几天，我们还在深入多家科技企业考察调研。”5月18日，该官员告诉记者。
以上密集工作的落点，是正在加速胎动的科技体制变革。
据《财经国家周刊》独家获悉，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在酝酿新的顶层设计突破，新的改革方案已经完成起草并提交决策层审议，实质性政策有望在今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
4月17日，在《财经国家周刊》组织了“科技体制改革闭门会议”上，多位相关部委的司局级官员参与了讨论。与会部委官员透露，本次改革方案将强化整体设计，突出重点任务，务求取得实效。其中，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强化协同创新、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建立更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等内容，将成为核心思路。
一位与会人士透露，科技体制改革已受到决策层高度关注与支持，将成为十后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其原因在于，自上世纪末以来，科技竞争已逐渐成为大国角力的最高主战场。在这个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全球社会经济结构正日趋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个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生产力的新型文明形态正在形成，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各国争夺经济发展主动权、抢占产业振兴制高点的核心关键。
在这些事关国家经济兴衰的大国博弈中，企业已成为各国产业主导权争夺的不二主力。
问题是，多年来，中国主要的科技创新资源一直在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化的主体倾斜集中，虽然自1985年以来，中国已出台三次科技体制改革的大举措，不断推动科技与产业接轨，但直到现在，科技创新资源分配失衡、创新保护不足、研发与市场脱节等创新体制与创新环境问题，还是中国企业以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障碍。
“以前，科技体制改革修了一条路，让科技企业可以在上面开车跑。而现在，不少企业已经做大了，变成了法拉利，我们的路却还是以前的乡村公路。”一位科技企业负责人说，“我们需要一条更宽、更平、跑得更快的高速公路。”
知情人士透露，在本次改革中，科技管理体制、扶持政策和资源分配等顶层设计都将有重大突破，并将出台更加明确的政策落实方案，确保“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目标真正落实。
除此之外，如何建立更高层面的，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决策机制，也是决策层正在讨论的议题，“一个更加有效统筹科技创新资源的创新框架、甚至一个主管科技创新的大部委，也有可能在以后的几年内成立。”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
改革核心一脉相承
科技创新实力的竞争，是企业的战场，还是国家的科技战场？
两者实为一体。任何全球性企业的崛起，都离不开整个国家科技体制、政策与资源的倾力支持，而企业的实力增长，也将带动国家经济乃至举国产业的全面振兴。
参与方案起草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真正明确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的根本，是真正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一位参与本次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说，因为只有企业，才知道市场需要哪些技术，并围绕这些需求有效地调动资源进行创新。
“这与此前的三次科技体制改革核心战略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位科技部官员表示。
1985年，科研院所开始打破“大锅饭”走向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5000多家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全面进行企业化转制。在这两次改革基础上，2006，中国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科技产业发展进行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顶层战略设计。
一位参与过研究制定纲要的政府部门人士回忆，在战略研究阶段参与其中的研究人员超过2000人，被咨询的国内外各领域专家过万人，整个规划的制订历时3年完成，并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层面的科技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在这三次改革中，核心思路都是让科技与市场接轨，最终将科研资源由科研院所转向企业。改革方案中甚至明确要求，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聚拢，科技项目必须以企业为实施主体，面向市场应用的研发项目都要由企业牵头。
但“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在落实层面还是受到各种制约。
一位央企负责人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还没有感受到“主体地位”，事事都要审批，处处都是“婆婆”，一个科研项目跑十几个部委司局是家常便饭，通过政府部门的立项和审批甚至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数年时间。在市场变化越来越快、企业对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的周期要求严苛的情况下，两者不同步很难发挥科研成果的作用。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国家的扶持资源都是跟着科技项目走，但在这些项目中，表面上企业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但实际上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选题机制大多还是由院所和高校牵头提出，相当多专家并不具备跟踪产业技术和市场前沿的能力，多从自己的特长和偏好出发选题，造成了研发方向与市场需求的脱节，真正由企业提出立项的不到20%。
这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和高校策划时开一个会，项目申请完后各行其是，申请验收前再开一个会，凑够专利数，通过验收后皆大欢喜，项目却可能就此搁置。
“整个‘十一五’，我们拿到了一个多亿的国家项目拨款，绝大多数项目都是研究所为主体在牵头，我们干了什么呢？进行技术验证。课题完成后，技术的核心我们没有，都在研究所，而且离市场非常远。”一位国企负责人说。
而根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了解，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中，将进一步明确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体制。
细化落地措施可期
外界更关注的是，改革方案将如何真正落实对企业创新的扶持。
“在此前的改革中，很多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一直得到了彻底执行，但科研资源还是在以传统的方式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场主体汇集。”一位参与方案起草的专家说，与其他改革一样，科技体制的改革本质，也是对原有资源的再分配，以及对现存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势必牵扯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这是以前的扶持政策未得到真正落实的重要原因。
上述企业负责人说，直到现在，因为没有利益往来，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很多未转制的科研院所依然不愿意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即使是已经转制的院所，也往往因为竞争而不愿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加上目前国内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共享和合作程度较低，不少行业内的企业都是整体技术储备不足，进而造成了整个产业的落后。
在财税政策等方面也同样有些问题。“我们前段时间搞了一次28省市的问卷调查，实际的情况是，因为细节不配套、核定范围受限制、操作复杂等原因，中长期科技规划中明确的研发费用加积扣除等优惠政策，落实其实并不好，很多企业的实际抵扣额甚至不到30%。”一位部委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时不我待的是，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企业正受到海外巨头越来越多的围追堵截，从标准控制、技术封锁、产业垄断、价格驱逐、资本并购、专利诉讼、贸易壁垒到政治、文化抵制，外资厂商正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科技企业挤出市场。
比如中国集成电路核心企业中芯国际，就是在高速扩张的上升时期，被台积电的诉讼以及日韩企业发起价格战打压，导致公司实力大幅衰退，旗下的成芯等资产也流失到外资厂商手中。珠海民企赛纳科技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该公司在推出中国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激光打印机时，就曾引来外资力量的专利诉讼与大幅降价抢夺市场等狙击。
“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将面对很多新的困难，已经不是靠企业自身可能解决的。”一位长期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诉讼的律师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比如对重要行业进行整个产业链的扶持拉动，如TD-LTE与大飞机；对一些产业关键环节需要不计成本进行追赶，如芯片与发动机；对一些海外企业带有贸易壁垒或政治色彩抵制手段的应对，如恶意的“337诉讼”等，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规划与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就目前而言，政府部门还习惯于像过去一样，大多是以普惠式的‘撒胡椒面’，或是在政策上开一些小口子，主要靠企业自己去国际上打拼，并没有给予我们足够扶持。” 一位企业负责人说。
“改革文件将会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一位参与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透露，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新的改革文件中将有更多针对实际问题的具体政策，以及政策如何落实的具体措施，甚至可能有详细的量化指标。
“比如说，将来具有产业目标的国家科技项目，原则上由企业来牵头实施。”该人士说，过去，国家科技项目原则上都是大学、科研院所，863计划、973计划，包括科技支撑计划来牵头实施，未来只要是明确的项目，原则上将改由企业牵头实施。同时，还将鼓励企业牵头联合大学和研究机构来成立一些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通过这个战略联盟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此外，针对很多国有企业因科技投入造成经营考核压力的问题，未来国资委的考核标准也会有所变化，国有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将视同利润进行考核，此举将刺激国企扩大科技创新力度。而此前外界讨论较多的扩大企业研发费用税前抵扣政策优惠，以及支持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及其他政策等，都会有较大的进展。
“总而言之，新一轮的改革将通过强化企业的创新实力，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顽疾。”参与方案起草的专家说。
该专家认为，要真正确立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是一个庞大的，需要长时间建立和完善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真正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改革现有的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制度和科技评价奖励制度，支持骨干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员进入企业或创办企业，并落实在此过程中的技术转移机制和产权、股权激励机制，建立科技支撑产业的完善机制等，以全方位市场化机制，引导科技资源向企业集中等各个环节的改革与完善。
据这件专家透露，这些问题在改革方案中都有可能得到体现，“虽然这些政策的落实需要时间，但通过科技体制的引导，中国将让高校和科技院所真正转向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并切实解决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激励和创新保护问题。”
会不会成立“创新部”？
除了企业创新的问题，对目前的中国科技管理体制度也一直有争议。
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看法是，与培育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相比，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显得更滞后一些。相对激进的看法则认为，正是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了诸多企业扶持政策的难以落实。
此前，中国科学院曾在2010年就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受访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技资源的配置机制存在问题，关键是国家部委多头管理、部门条块分割现象严重。
一位科技主管部门的官员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在科技工作的职能管理分工上多有交叉，掌握、配置科技资源以及制定科技政策的部门和单位也较多，加之部门间沟通不够充分，致使对重大科技政策的执行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领导。
“除了国家发改委与科技部外，很多部委都下辖与科技有关的司局。”一位专家说，“这些司局都有各自的行政责权与经费预算，而且对科技政策的理解与执行思路往往不一致，各个部门的政策定位都是围绕自己的主要业务在转。”
“有一次，财政部出了一个政策，另一个部门不认可，结果让企业无所适从。”一位企业负责人说，如果没有更高层面的牵头，类似的问题可能还会出现。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还习惯于“包办”思路，充当“教练员”，从科技规划，到课题经费开支、时间节点、评审验收等都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和影响力，致使科研过于行政化，既阻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又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的行为。
对此，业内人士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中央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国家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改革总体方案，统筹组织实施。同时建立跨部门高层科技战略决策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强化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领导机构作用，按照“大部委制”原则，推进政府部门科技事务综合管理职能的合并。
在此之前，关于是否应成立“创新部”已经在坊间引起讨论。不过，也有人士认为，由于科技大部制改革涉及的部委职能部门众多，形势与利益复杂，所以成立“创新部”将遇巨大阻力。
对此，有关专家建议，可以考虑分步实施，由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主持，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科技资源配置的协调沟通，推动科技资源共建共享。然后进行局部的职能整合，可以首先将相关部门职能合并，之后进一步归并整合有关政府部门相关科技管理职能，最终形成“大部委制”格局。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建立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统筹协调部门这一计划，目前也已经受到决策层关注。
生长“苹果”的美国土壤
关于苹果改变世界的故事，近来最经典的或许是以下一则：一位中国妈妈问4岁的女儿，桔子的英文怎么说，女儿回答是“Orange”；问香蕉，回答是“Banana”；最后问苹果，女儿的回答是“iPhone”。
苹果正在创造巨大的市场神话。仅在中国，仅2012年第一季度，苹果的市场营收就达79亿美元。这意味着，苹果每天能在中国拿走5.5亿元人民币。
很多人认为，苹果的成功来自于“颠覆性创新”，无论是整合产业格局、引领革新潮流，把握市场脉搏，笼络人才搜罗技术，还是坚持工程向设计让步，苹果的市场敏感和创新活力都在凭借难以超越的创新统领市场。不过，在专家看来，美国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科技政策与环境，更是苹果能得以生长的土壤。
在此之前位于加州的硅谷凭借其“鼓励冒险、刺激创新、容忍失败、绝少束缚”的信条和文化，已催生了包括Adobe、苹果、思科、eBay、谷歌、facebook、英特尔、惠普、甲骨文、Twitter等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全球性巨头企业。
“在其他地方，失败了可能就再没办法翻身，但在硅谷，要是不创办公司，反而会被人认为是失败的。先做一个，不成功可以再做一个，慢慢就能体会到如何创业了。”华人企业家贾石琏说，在美国，无论投资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大家都能容许犯错，这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
与此同时，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环境也更加鼓励企业进行创新。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明确科研人员可以对自己的创意拥有所有权并出售获利，并对其给予法律保护。此后多年来，维护他人的创新权益，以及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一直是美国科技文化中的重要基因。
“在硅谷，周围的人乐于帮助创新型企业成长，并从中与你一起获益。在中关村，有人愿意成为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但同样也有不少公司希望通过拷贝你并将你踢出局。”资深IT人士，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如此评价中美创新文化的最大区别。
比如，在苹果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大公司排挤，反而得到了很多大公司的注资。另一个例子是，2012年4月10日，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Instagram的小公司，而这家公司被收购前没有任何收入，只是融资了700万美元，只有6名员工，核心资产只是一款应用程序，通过手机拍照，利用社区和认识的人进行分享。
这样的交易与商业模式，在中国的互联网界则是“不可接受的”。互联网巨头们似乎更乐意通过剽窃的方式，抢劫小型创新互联网公司的“Good Idea”，而在巨头之间也到处充斥着抄袭和反抄袭的争吵。
“对创新的保护机制不足，在深层次上伤害着中国企业创新、微创新的情感和热情。对互联网而言，政府部门大部分时候不是不愿意保护创新，而是不知如何保护，有时候甚至不知该保护哪一方。”一位互联网公司负责人说。
三星背后的国家力量
5月2日，市场调查机构IDC了第一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报告，三星在总出货量（9380万部）、智能手机（4220万部）出货量双项指标上，分别超越诺基亚（8270万部）和苹果（3510万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
三星的领先不仅在手机领域。这个1938年凭借鱼干、蔬菜、水果出口起家的家族企业，今天已成长为拥有32家大型子公司的超大型集团，业务领域横跨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多个领域，有近20种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居全球企业之首。
这些成绩并非三星集团自身所能成就。在其背后，凝聚了整个韩国政府乃至韩国国民的力量。事实上，三星集团的成长，一直被视作韩国创新刺激政策的典型样本。
在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三星等本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实施政府采购。与很多国家不同，韩国通过立法方式，认定韩国科技部可直接要求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乃至由政府投资和补助的机构和团体，优先采购韩国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甚至对处于全球化竞争的行业，例如汽车、计算机等，规定即便韩国本土产品价格更高，也必须优先采购。
与此同时，对依附于三星等大企业的中小企业，政府也以政策进行了创新引导，从而形成了以大公司为龙头的完整的“技术创新链条”和“产业链条”。
在韩国，中小企业以制造业为主，多依托大企业成长，向大企业供应半成品和零部件，很少会出现销路难的问题，保证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如在三星集团的产业链上，就有数百家中小企业各有分工、为其服务。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极为重要，是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至2010年，韩国的中小企业的数量已达300万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50%，韩国国家和地方的财税收入近60%来自中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