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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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的概念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我们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时，至少应准确把握住以下几个要素：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不是由阶级或阶层决定的，而是以掌握传统知识、传统技能与传统技艺的多寡决定的；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历史的产物，但同时又必须以活态的方式传承至今；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传统节日、传统仪式、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及文化空间方面。而那些与此有关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即或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年春，笔者随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赴浙江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会上，副部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他说：北京雍和宫附近有许多算命的，以前城管一来，他们就跑，而现在则是边跑边喊：“别抓我，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长说，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肯定有问题，而从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看出，经过近年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知道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理解准确。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否则，我们就很容易因概念的模糊，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东西，而使真正需要保护、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一个最后被保护的机会。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是这样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承的特点，并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逝去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当然，本公约所保护的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包括符合现有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利于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谐社会的、最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那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我国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作的表述，也基本上源于这个定义。如《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

应该说，上述定义已经触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但在表述上仍有不尽完备之处，需要做进一步的补充、修正和发展。笔者以为，要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一个准确的学术定位，就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传承时间、传承形态、传承内容、传承价值等子系统做出一系列的明确的学术定位，并通过上述子系统的学术定位，来锁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限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没有了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失，即所谓“人亡艺绝”。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呢?有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直接定位于“民间”，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知道，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及传承过程中，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确实来自民间，在我们的日常表述过程中，也确实可以用“民间”来代指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民众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传承人，而民间社会之外的人们无权获此殊荣。如果真是如此，日本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乐、歌舞伎，韩国著名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宫廷祭祀等，都无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为它们都是典型的宫廷文化。但事实上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确实是这些民族或国家最为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理，在中国瓷器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官窑、宫廷生活中出现的满汉全席等，虽不是民间所创，也不是民间所传，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它们也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传承，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许多情况下，倘若没有国家或宫廷的扶持，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传承的。因此，我们将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范畴仅仅定位于民间社会显然是不够合适的。我们认为，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知识、技术与经验的概念，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从政治角度，而应该从知识、技术与经验的角度加以取舍。也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传统文化事象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判断的标准不应该是政治的，而应该是知识的、技术的、经验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是看他的政治出身，看他是贫农还是富农，是平民还是皇帝，而是看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传统知识、技艺与技能。在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仅仅局限于“各地人民群众”，而是同时还包括了除“各地人民群众”之外的“某些个人”。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为开放一点儿的立场来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么，这一群体应该是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知识、特殊表演技艺与技能的特定人群——如艺人、匠人及巫师等。

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限的限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时间仅仅局限于“当下”(“流传于民间”)是远远不够的。活态流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流传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事象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文化事象即或非常优秀，但会由于流传时间的短暂，而无法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1949年以后出现的户县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金山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等，至少暂时都无法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遴选上，各国都有着一定的时限上的要求。以日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为例，它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门槛虽不曾有过明确的法律上的要求，但从这些国家所公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看，历史最短的一般也都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一标准对于一般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将这个标准引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体系，那么，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事象至少也应具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即产生于清代之前且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事象。而产生于清代之后的、不足百年的传统文化事象，则暂无资格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然j这只是个下限，一个最基本的准入门槛。其实，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也应具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如风筝，版画制作技术，昆曲、京剧表演艺术等)。有些还会更长，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钻木取火技术等，至少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之所以被称为“遗产”，一定是财产的创造者亡故后留给我们的财富。财产的创造者尚健在人世，我们又如何能将其赠送给我们的财产称之为“遗产”呢?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形态的限定

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只有时限上的限定已经足够了。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仅有时限上的限定尚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对其传承的形态实施必要的限定。与固态存世的物质类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通常都是以活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判断一个传统文化事象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是看它在传承形态上是不是以活态的方式传承的。譬如，如果还有人以传统的方式原汁原味地讲述满族说部时，满族说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讲述人一旦辞世而又无继承人，尽管我们也承认这是满族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它将不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无法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继续留名。

四、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的限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笼统地定位在“所有传统文化事象”上未免过于宽泛。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不应该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全部，而应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为精华的部分。抽大烟、裹小脚这类陋俗我们且不去说，就是那些具有中性性质的传统文化事象如行酒令、打麻将，也很难获得“民族文化遗产”这样的殊荣。故此，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大致界定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技能、传统知识、传统节日仪礼及民俗活动等文化遗产贮藏相对集中的几个领域，看来也是经过充分考量的。为什么说上述几个领域文化遗产的贮藏量就一定会高呢?还是让我们举例说明。以传统节日为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一年有365天，但对于一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而言，并不是每一天都同等重要。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对于一个民族优秀遗产传承而言，尤显重要。而这几个特殊日子，正是我们所要保护的节日类文化遗产。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些传统节日作为文化遗产，并对它们实施特别保护?因为人们不但可以通过节日美食的品尝、节日盛装的穿戴，使节日美食、节日盛装的制作技术得以传承，通过参与表演而使传统表演艺术得以光大，同时，庄严的节日仪式还可在无形中疗补人们心灵的创伤，使人们通过神圣的仪式获得更多的心灵洗礼，使人们变得更加团结，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稳定。这就是传统节日的价值，这就是保护传统节日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将传统节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确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充分地反映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历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要点的高度概括。同理，民间文学、表演艺术、工艺技术、民间知识等，同样是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个“富矿”，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不同角度对人类所创文明的高度概括。发掘金矿需要查清矿脉，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样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保护好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含价值的限定

从遗产所展示给我们的内涵上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定位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传统文化事项，显然也过于宽泛。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韩等国经验，要想申报世界级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或科学价值，没有这几项硬条件作保障，要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全新概念时，我们至少要在传承主体、传承时限、传承形态、遗产价值、遗产涵盖范围等几个方面做出严格限定。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存在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将各种“工具”、“实物”及“制成品”等亦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前，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国内学术界，几乎都将“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统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及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术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即或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能一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物质文化的概念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主体 文化信托法人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文化

从1972年签订《世界遗产公约》起，起初我们只重视我们所能看的到和摸的着的文化，例如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以及人类文化遗址等等，即有形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我们人类的快速发展，周围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看不见的文化就是指无形文化。

现今世界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例如我们穿的衣服——西服、牛仔裤、鞋、饮食的西方化，以及我们使用的日常用语当中也有很多直接音译过来使用的外来语词汇。这些变化都在说明我们正在受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影响，慢慢的被其侵蚀。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的趋势下，应该如何去保护自有的文化，及如何展现自己独有的文化魅力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首次下的定义，其定义是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此之前，其名称曾使用过“民间文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墨西哥会议文件）”，“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创作的建议》”，“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杰作宣言》”等不同描述。

（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下的概念，国内大多数学者持认同的态度，但是毕竟每个国家都有他特定的文化，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定义已经大部分涵盖了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对于我国来说完全的适用其概念来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做不到保护全面，于是我国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做出一些补充和修改，最终于我国2011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实物和场所。该法主要规定了政府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应该做的事情，例如通过确认，立档，研究，保存，宣传等行政手段加强保护。

（四）如何更好的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初国内的学者主张用公权力来保护（即保护工作应由政府来承担），也有学者指出要给结合公法和私法来保护，大家都各有各的主张和见解。但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历程来看，从最早开始关注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本开始，我们发现起初各个国家都是采用公法来保护，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呈现另外一种趋势，那就是公私相结合的方式，因为大家发现如果仅利用公法来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太过庞杂，其每个不同的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同的性质，单一性质的法律是很难达到全面的保护的目的，尤其是像我国这样地域广，多民族的国家，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用浩如烟海来作比较也不为过。

对采取多样的方法去保护，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种类也很多，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保护措施，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一点上笔者很赞同黄玉烨教授的观点，黄玉烨教授解释说在保护方法上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如：传统的礼仪，节庆，民俗活动和传统的体育，游艺活动等。它们具有一种公共属性，其具有这个民族或整个国家共同拥有的特征，所以这些就适宜用公法来保护。但是例如：传统医药，传统手工艺则更适合用私法来保护。公法为主，主要是因为对于确认，立档以及筛选传承人这些重要工作，由政府来做比起由民间团体来做这些庞杂的工作更容易建立完好的体系，如果这件事情交由民间团体来做则可能会导致易分散的情况发生。

笔者认为目前想要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套有体系的法律，因为其所包含的种类太多且数量和涉及的领域太广，其不仅体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还体现民族群体的物质权益，因其有些部分是涉及公有的，又有一些是涉及到私有的，很难建立一套法律来全面的概括和保护，既然不能，那我们可以换个方法，根据其多样性的特点，采用多样性的保护方法。

二、目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遇到的问题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目前有诸多问题存在，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界定，保护主体，其保护期限，其客体的分类，是专门立法还是修改知识产权法来保护等等。

我国虽然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其不能涵盖和保护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在其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利用这条法律对一些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个衔接性的规定。

为了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要用知识产权来保护，但是知识产权法没有具体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于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当非物质文化受到侵犯时，如何去适用和操作，一直都不是很理想，并且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在这些众多问题中，如何才能做到更好的保护，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其保护主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随着21世纪世界化，情报化的急速发展，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发生多样的变化，在此始点上，如何扩大和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产生的积极良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国内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政府通过经济援助来保护的，随着我们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政府的压力会变的越来越大，毕竟政府提供的资金和物质都是有限的，而且仅仅依靠政府提供的资金也不能完全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我们大部分人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其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体国民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公众参与这项保护活动中。公众的参与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以及制约和监督的良好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世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两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息息相关的主体：它们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即传承人），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在某种意义上传承人也可以看做是保护主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大致可分为：（1）政府职能部门；（2）学界；（3）商界；（4）新闻媒体。而笔者发现国外有些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护主体则更多样一些，有些国家靠国民自己，或者依靠非盈利组织来保护，这大大激起了国民的保护意识，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和保护效果。

（二）《国民信托》——第三方管理团体作为保护主体

笔者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早在1962年韩国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当中，制定了对所有者不明，所有者或管理者管理困难亦或认定为其主体管理不适当的时候，可以指定由第三方管理团体来保护的法律制度。像这样的公众参与方式当中有一个方式叫做“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

国民信托是指国民信托法人利用从国民，企业，团体等寄赠或授予得来的财产及会费来保护那些拥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资产并保全和管理，提高当前及未来生活质量的依靠民间自发性活动的力量来保护管理的行为。

这一概念来源于英国，自1895年创立，成立之初的目标是永久保护全国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美的土地与建筑。

与英国的国民信托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国民信托活动，英国是根据特别法制定的向全国推进且以中央为其国民信托的中心，连接其他地域信托活动的全国型活动。而日本则是以地域为主，地域和地域之间信托运动形成一种网的形状互相连接的方式进行的地域型活动。如今这一活动不仅仅在英国，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而且还发展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展开。

（三）韩国的《文化信托法人》

然而这一概念到了韩国之后，则很好的用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上。

在2007年3月25日韩国文化厅和环境部共同制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资产的信托法》开始正式实行。其法律条文里规定了文化遗产国民信托委员会负责管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该法第三条第一项指出，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可以设立《文化遗产信托法人》。

而且韩国在实行这一法条之后，这些信托法人们积极的开展活动，展开许多宣传活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及保护作用。

（四）可适用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笔者觉得韩国的《文化遗产信托法人》这一概念可以借鉴，首先韩国和中国的文化都是亚洲文化，比起中国跟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比起来差异性不大。而且这样一来，公民也可以参与到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主动的作用，政府对此的财政负担也会减少许多。

如果引入《文化遗产信托法人》这一概念，我们也无需专门立法，直接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增加有关信托保护的法条即可。在法律上规定这些法人的权力义务，例如有权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规定一段时间公布其财政支出的账目等。

在监督方面，可以让国民自己去监督这些《文化遗产信托法人》，此外我国的文化部也可以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对其进行监督。

如果引入了这一概念，关于在保护模式的选择上，因为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经做好了确认，立档，研究，保存等建立体系等的工作基础，且我国中央政府具有较大的行政能力，这种权利结构的分配，可能不太适用于日本的国民信托概念，而英国式的以中央为信托中心连接其他地域的模式会更有利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国的文化部在这里可作为这个中央信托中心，连接其他各个文化信托的法人，而这些法人和文化部可以互相监督。

三、结语

目前各个国家开始关注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保护方法上，每个国家都有其保护上的优点和缺点，对于那些适用于我国的优点，我们可以拿来使用并完善我们的保护制度。

并不仅仅是在我国，其他国家也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主要靠公法来保护，但是仅仅靠公法是不够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身边很多东西都会有权益的纠纷，有些需要知识产权法的保护，需要私法的保护。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但是其对私权保护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衔接性规定，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长大的，所以我们每个国民都具有责任去保护他，所以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物质文化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学科建设；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8-02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既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珍贵记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建立并完善了具有方法、预案、规范、条例作用的工作指南，展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重托，为达此目标，我们愿吃尽天下所苦，且虽百死无憾！”的学者风范和文化使命感令人钦佩。作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年来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总结，该著作的问世必将为保护工作者正确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学术指导和理论支撑。

物质文化的概念范文第4篇

苑利在发言中称这次大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身份，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到这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竞赛中来，充分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民参与、多方参与的特点。他指出， “2000多年前，有人把中国优秀的民间歌谣加以归纳整理，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诗经》。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我们更多的介入，更多的行动。”此外，通过竞赛前的各种讲座、阅读以及竞赛过程中的学术讨论，非遗概念得以进一步厘清，非遗知识得以进一步普及，科学保护理念得以进一步建立，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使得民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质量得到较大提升。

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方面，苑利强调，“看一个民族文化是否断流，所依凭的不是你有多少文物，而是看你有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已灭绝，则说明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已经断流。”

苑利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在于树立正确保护的理念。改变一些错误的保护观念，这也是他此次出题的思路。进而从非遗的概念、非遗不能改变的内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角色、非遗传承模式、文化生态保护区、活态传承、传承人、非遗的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等8个方面厘清了非遗保护的各项界限问题，特别是非遗传承不是“花开花落两由之”而需主动记录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

苑利表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首先要树立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一旦理念出错，就如同给孩子系扣子――第一个错了，接下来将一错到底。” 同时他认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绝不仅指老子、孟子、庄子创造的文化典籍，还应该包括鲁班、毕N、黄道婆创造的文化技艺。这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息息相关，更能体现中国特色。”

在谈到传承人应原汁原味地进行传承时，苑利强调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传承人的最大价值是其信息传递价值――他们总能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将一种又一种的传统技艺，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传承下去。这一点是物质载体无法取代的，而这也恰恰是人类所急需的。衡量一个民族传统是否已经断流的基本尺度，不是保存至今的文物，而是传承人传承下来的传统技艺。

物质文化的概念范文第5篇

5岁的田青是一位中国佛教音乐与古琴方面的专家，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副主任。该机构由政府设立，负责保护中国传统的表演艺术、美食、仪式、节日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如田青所说，在中国，这类传统文化正逐渐深入人心，但其复兴的性质却是不明确的――他们是对活态传统的恢复，还是为城市化的中国人提供旅游观光的景点？在一间飘散着墨香味的书房里，《经济》记者带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未来的思考采访了田青。

“非遗”现状：理解是关键

《经济》：作为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您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非遗吗？

田青：要弄清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就要先了解对应的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壁画、代表性建筑和艺术品、手稿等。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人们世代相承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比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

《经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2006年成立，这个机构主要承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哪些工作？

田青：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国家中心”，2006年成为中编办批准成立的正式建制的国家事业机构，这充分表明国家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目前“中心”主要的工作是承担好文化部交办的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工作。

《经济》：目前的保护工作中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田青：应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意识观念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官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当丰富，但是保护意识薄弱。尤其是20世纪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而彻底的否定，使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了灭顶之灾。经过100年持续不断的摧残，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瓦解。虽然政府和专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与整体的破坏趋势相比，保护的难度是相当大的。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浮出水面，但是整体思路的扭转是困难的。

《经济》：具体有哪些不正确的观念？

田青：有一个叫“发展”的观念误导了很多人。许多中国人、地方官员甚至文化工作者自己都认为一切东西都需要发展。比如，现在所有的地方戏都认为要排演新剧目，要在乐队中加入大提琴，要有低音才丰富。好像这个就是代表发展了，不然就土了。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发展和保护完全是两回事。不是发展了就是保护了。虽然说从《诗经》到唐诗，再到宋词，都是有所发展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都是在自己文化的根基上的发展，虽然形式变化了，但是民族审美标准、民族情趣没有变，“DNA”没有变。提倡发展的这些人内心都有一种深深的、挥之不去的自卑感。认为所有民族的东西都是落后的，只有异文化的东西才是好的。他们的“发展”更多的是“嫁接”，是把外国的东西硬加在民族文化之上，审美观念变了，传承的载体也变了。“破旧立新”、“不破不立”曾经像今天的“和谐社会”一样被全体国民推崇，一切旧有的而非西方引进的，都被视为落后的东西，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网上看到对中医的鄙薄，对英语的迷信，甚至春节晚会对待原生态民歌、对待戏曲艺术的态度，都向我们昭示，热闹的表象背后是对遗产的漠视。

表面上看，我们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很多了，事实上还远远不够。让全社会真正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起码还要用3年的时间。过去是没有这个概念，而现在是有了概念了却不理解这个概念。

“非遗”未来：抢救放第一

《经济》：近年来一直听到学术界大力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说法现在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大力支持。您如何看待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田青：全国各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甚至做得比较差，也没有能力去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些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做出了很明显的成绩，比如云南、浙江，都是做得比较好的，现在有十几个省都公布了自己省级的名录，其他的省也在陆续公布。还有一些地方，比如甘肃的环县，虽然是个贫困县，但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把当地的皮影收集、整理后用来演出，他们还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尽自己所能建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皮影博物馆。浙江省政府每年都要投巨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经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今后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田青：今后工作的重点是传承人的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而且靠传承人来传承，比如传承人的认定，国家对保护单位的经济上的资助等……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实际的问题，都需要通过调研，通过讨论来逐步地解决。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将越来越重要。

《经济》：您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景怎么看，期望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