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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来到桑园镇后郝窑村工作,转眼间就一年了。这段时间,我完成了从大学生到村干部的角色转变,从对农村工作的一知半解到现在逐渐能独当一面,这段经历是我人生中应当浓墨重彩的一笔财富,现将自己在这一年的心路历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结合实际,掌握科技,找准自己位置
我是农民的孩子,能把自己在学校所学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是我人生中最骄傲的事情。选聘到村工作后,我了解到我村共有1630亩耕地全部种植葡萄,是地道的葡萄种植专业村,已有8XX年的历史,葡萄种植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95%。引进葡萄种植新技术,提高葡萄附加值,是增加村民收入的关键。三安有机葡萄作为新的种植模式,在我村试验之初,有很多村民对新的技术表示不理解,我和村委会一道,在充分了解“三安超有机食品”的基础上,田间地头边,向他们仔细地解释三安葡萄是世界公认的比绿色食品还健康的食品。随着三安有机葡萄试验成功,每公斤由5元提升到10元,作为无公害食品扩大宣传的基础上,激发了村民种植三安有机葡萄的热情,预计明年我村将扩大有机葡萄种植面积200亩。看到农业科技为农民提高的新收入,我还积极建议村两委明年继续扩大“配餐葡萄”应用技术的推广。努力学习农业科技,推广先进技术,是我踏实村官工作的必备条件。
二.踏实办事,不怕吃苦,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农村工作,复杂而具体,作为年轻人,有许多东西要不仅用眼看,用耳听,更重要的是用心学,养成不怕吃苦,勇于奋斗地精神。今年,投资近百万的“桑园·温泉葡萄观光园”落户我村。工程建设之初,我和两委班子走家串户,与观光园区内涉及到的农户做工作,规划自家的田地,村民们看到村干部能把葡萄种植和旅游观光结合起来,都表示全力支持。工程建设当中,本着对园区工程质量负责的态度,严把质量关,道路两旁的竹篱笆不能有一点歪斜。当时正值夏末秋初,炎热天气晒得皮肤直冒油,心里确实有点苦,但是看到镇党委书记,镇长每天都亲自来到工程现场指导,具体负责工程质量的马主席,白委员不辞辛苦地坚守工程第一线,我心里感触真的很深。我这么年轻,有什麽条件叫苦叫累,所以摆正心态,勤学勤干,积极参与观光园的规划与设计,工程质量监督。新落成的观光园,成为了我县第十届葡萄采摘节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前后迎接了中央、省、市、县各界领导的参观,并受到得了一致的好评,提高了我村科学发展试点村的知名度,看到自己参与建设的工程项目在电视上频频上镜,心里暖烘烘的。
三.体贴民意,互敬互爱,和谐农村新生活
权不在大,为民则灵,位不在高,为民则行。年初,我和村两委认真制定了村容村貌年度规划,设计了我村的的“五化”工程,即硬化、美化、亮化、净化、绿化。协助侯书记一道,我们多方联系北京市发改局,帮助我们进行了1.5万米的自来水改造工程,2万米的街道硬化工程。在街道硬化中,村委会无条件的的拆除了76个占道车库,2个旧院,我看到了村干部团结一致,一心一意的为群众办事的凝聚力,让我感到特别的激动。尤其是今冬的那场早来的大雪,压住了刚刚硬化的水泥路,为养护道路除村委会拿来草甸盖住之外,村民们都自发的清扫干净自家门前的硬化道路,铺上了塑料布,防止冰冻新硬化的街道。真正体现了干部为民办事,百姓为干部解烦恼的和谐新农村,这让我对农村工作充满了信心。让我感觉到了农村生活中,作为一名村干部,被群众维护的光荣。我感觉,我的大学生村官工作是默默无闻的,但我在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办理中,“小陈”的名字能被许多村里人叫起,真的觉得是热别高兴。
四.平台筑起,作为年轻的大学生村官,我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
今年是我们村科学大发展的一年,建设了许多的新项目。除了建立了温泉葡萄观光园,自来水改造,硬化街道,我们还投资4万元建了文化广场,2.2万元安装了“村村响”工程,投资1.3万元购买专车成立清洁队。
基础如此稳固,发展如此看好,作为后郝窑大学生村官的我,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以下是我对自己下一步工作开展的计划:
1.是要结合实际,发展属于自己的项目,在创业问题上继续动脑筋。多去创业园看看、学习和提高动手能力,多观察,善思考,多请教。在提高葡萄知名度,新辟葡萄销售渠道上多努力。
2.是要坚持走访农户,与村民交朋友,进一步熟悉掌握本村。
3.是要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多渠道锻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字、写作能力。做好政策的宣传者,法律的传播者。提高村民意识,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4.是要继续提高自己在处理村复杂问题的能力。
“打工不要四处跑,就业还是家乡好。”航民集团下属有21家企业,航民本村人的就业一向不是问题。而对于王丽这样的外地年轻人,航民同样也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用航民集团董事长朱重庆的话说,这就是“在航民,只要你有本事,就一定能找到工作。”于是,从最初的忐忑到今天的气定神闲、稳步成长,就成了多数外来年轻人在航民的心路历程。
夜晚,从航民宾馆的高楼窗外看向航民集团的办公楼,常能看到四楼最东面的办公室亮着灯,这盏灯有时会亮到0点。它的主人,就是著名作家陈继光在他的《有一个村子叫航民》的书中形容为“最晚熄灯人”的朱重庆。而在三楼,在朱重庆办公室斜下方的一间,偶尔也会一片光亮,那是王丽的办公室。
在航民集团,王丽担任党委办副主任一职,偶尔整理材料的工作忙不完,晚上她就到公司加班。2002年6月,行将毕业的王丽在武汉见到航民集团的招聘信息便投了简历。没多久,她便接到面试通知,坐火车来到杭州。这是王丽第一次来到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年轻的姑娘满心欣喜;但随后坐上公交车前往萧山航民时,她的心却开始随着沿途或好或坏的风景起伏……“原以为这个村庄在杭州市周边,没有想到那么远,当时情绪有波动。”直到看到航民集团的大楼,王丽才松了一口气。
初来乍到,首先熟悉工作。在忙忙碌碌的节奏中,第一个月很快度过了,月末拿到工资,王丽发现,居然比原以为的800元还多了400元补贴。这个细节给王丽的印象很深刻,“我投简历前问了每个月工资多少,他们可能认为我只是问岗位工资,就说800,而没有算补贴,这和很多企业的风格不一样,我当时就感觉到航民集团很实在。”
在家中,王丽是长女,她初到航民的这一年正值弟弟考上大学。弟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成了王丽的负担。无奈之下,还在实习阶段的王丽尝试找公司借钱。虽然此时王丽的工作还未满一年,但公司非常体谅,使她很顺利地预支了一笔钱。没过几天,朱重庆的夫人听说了这件事,又主动借给王丽9000块钱。这让只身在外的王丽触动颇多。“那时我隐约觉得自己会在航民一直待下去,不考虑去别的地方了。”
最初,王丽住的是员工宿舍的双人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公司批给她一个单间;孩子出生后,随着父母的到来,单间显然不再够用,她却不好意思开口。谁知有一天,当朱重庆得知王丽一家四口住着单间,中间只用一张帘子隔着,便又批给王丽一个套间……
“朱总(朱重庆)是我留下的一个理由。”说这话时,王丽的眼神很坚定。她说她的女儿上学,因为户口不在萧山,本来很麻烦,但集团公司却多方设法,为包括她在内的诸多员工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除了工作岗位上的个人成长,王丽也是航民集体致富的惠及者。问及她的个人所得,王丽笑着说了这么一句令人遐想的话:“每年都有惊喜。”
的确,在航民,无论是村里的年轻人,还是外面来的年轻人,几乎都能得到相应的发展,而其个人所得也与能力显然成正比。而这,也正如朱重庆所说:“不要担心我们航民拿不出钱,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来拿这个钱。”
采访中,王丽对航民的评价集中在“实实在在”和“踏实”这两个词上,她还同时评价说:“太稳了容易失去激情,也会失去一些创新的精神。”但“相比起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身心俱疲的时候较多、工作和家庭生活难以兼顾等弊端”,她更留恋航民村。
在航民,类似王丽这样远道而来,最终在此安居的外来年轻人还有很多。航民百泰黄金首饰公司的左海燕就是其中之一。小左是江苏人,中专毕业就到深圳打工,后来辗转到了航民,成了一名首饰加工的一线员工。但在一次员工培训中,公司老总朱思宝发现这位江苏姑娘不但平时工作踏实,而且发言条理清晰,颇有见地,于是,先是培养她当了业务员,继之提拔她当了展厅的主管,现在她已是航民百泰首饰销售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年收入达30多万元。当初,曾有人担心小左读书不多,恐怕难以担当重任,但实践证明,朱思宝真是慧眼识人才,各项工作小左都干得很是不错。对此,朱思宝的观点是“宁愿大材小用,不可埋没人才”,又说他坚持的用人标准是“不薄文凭,更看重才能”。
而或许正是这一种“不薄文凭,更看重才能”的用人标准在航民得以推广,所以,航民集团的员工已达12000人,且大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而航民村村民只不过才1100人。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不能不说。
由于航民集团的蒸蒸日上,不要说外地年轻人慕名而来,就是邻村的年轻人也靠着航民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在航民村的过村路上,小超市、小饭店、理发店、水果店、电脑店、黄金首饰零售店……可说是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生意兴隆。而老板们都用这么一句话概括他们的生意:我们靠着航民发点小财!
在航民村澳美印染厂附近的友谊路上有一家海丰饭店,一楼大厅摆着10张餐桌,二楼有13个包厢。老板高海丰说,差不多每天都能满桌,日销售额有两三万元。在萧山瓜沥一带,多数年轻人都爱戴黄金首饰,高海丰也不例外,他的脖子上就挂着一条100多克的金项链。
29 岁的高海丰是航民相邻的友谊村人,11 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他妈妈在航民村西侧的翻水闸口开了一家小小的“桥头饭店”,由于航民集团员工众多,饭店一开张就人气旺盛,光是服务员就有十二三个。读完初中,海丰也做过卖布的生意,终究不顺利,便到饭店帮忙。“那时候真的辛苦。”海丰的妈妈双眼潮湿、脸上却带着微笑说:“海丰读书不多,但这小鬼很有志气,有一次,他气鼓鼓地跟我说,再这样在这小饭店待下去,以后恐怕连女朋友找不到了。”
海丰说,虽说他经常能听到顾客说起,谁谁家孩子进了银行工作,谁谁家孩子当上了教师。但他不羡慕,他偏爱的是独立创业。于是,得益于母亲积累的资金,他开了一家“新桥头饭店”,之后,又重新装璜,以宾馆的规矩规范服务,并将店名干脆更名为“海丰饭店”。因为靠近航民,所以生意做得很是顺当。海丰说,航民人常常光顾他的小饭店,而且像“百泰”公司的老总朱建力、“织造”公司的老总朱立民每次来吃饭,从来都是自掏腰包即时埋单而不是签单的。
在他的张罗下,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新饭店开了两年,他就花50 多万买了一辆奥迪;到去年上半年,他又换成了一辆路虎。
今年年初,老桥头饭店因拆迁而歇业了,海丰的妈妈就到海丰饭店帮忙,但海丰说“不想让妈妈那么辛苦。”虽然,听说附近要开通一条新路,他正又琢磨着,是否要开一家分店。
对此,海丰的妈妈甚是欣慰,她说,年轻人敢于创业,就一定会有前途,想想当初,航民人还不是靠着6 万元钱起家的吗?
身在航民,很难完全客观、公正地去评价本村的年轻人。
在航民村的老人及了解航民的人的形容中,优越的生活导致年轻群体滋生出一些莫明其妙的“傲慢”,时时处处,动辄出口就是一句“我是航民人”。但实际走访村庄,我却依然能感觉到一种奋斗昂扬的气息,毕竟自豪总是远远高于“傲慢”的。
“我们航民”——在与32岁的航民村妇女主任方琴交谈时,这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
方琴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曾在航民幼儿园工作多年,幼儿园对本村孩子免学费,只收伙食费。所以她讲的最多的还是与教育有关。
“我读小学二年级起,我们航民的学费就开始全免了。” “我们航民的孩子考上中学奖励3000元;考上专科院校奖励6000元;考上本科或研究生奖励10000元。而且,大学生每学年能报销学费8000元,每月补助200元。”“那时,我们航民人带着表格统计时,经常能看到其他村的人满眼羡慕。”……
至于她何以从幼儿园副园长转变成村妇联主任,方琴笑笑说,她所以报名竞争村委会的工作,主要是结婚成家之后,想换一换环境。“我本来就没有野心,工作之外就是相夫教子。”
村委会的工作,虽说有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而且工作对像也可说是非亲即故,但方琴却感到做起比较得心应手。原因是集体经济为村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设施,“比如,有时别的村停电,但我们航民就不会停电”,这样就免去了不少琐碎的麻烦。
就在我们采访的当天,一大早,就有一位老太太到村委会求助,说她家的马桶坏了,需要村里找人去修一下。“她的儿子也在村里上班,但她觉得找村委会更方便。”方琴如是说,“这种事情虽都是小事琐碎事,但要是人员、设备不配套,却不也就是一种麻烦事?”
而村委会就得把这种小事当大事,因为“村民的满意度越高,我们航民也就越体面”。
与方琴相比,36岁的航民村农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国庆则显得比较老成。1998年,陈国庆到安徽滁州当兵,三年后复员,几乎毫无其他考虑,就进了航民集团的保安队;2002年5月通过全体村民的“海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几年后,又兼任了农业支部书记。
许是基于这一段经历,所以陈国庆嘴里的“我们航民”更显得有点内涵。
“我们航民村委会的功能与其他村委会有所不同,”陈国庆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担心创收的事,只是参与经营、承担类似社区服务的功能,因为我们有航民集团这个坚强的后盾。”所以,陈国庆认定航民的村委会不是“管理”村民,而是“服务”村民。“比如那一家村民家里的电灯坏了,那一家办红白事需要拉一根电线,那一家有人病了要送杭州求医,我们都得出面解决;可以说,每个村民从出生到离开期间所有遇到的事,只要不是极端情况,该帮的就都得帮。”
而且,这位从没考虑过要离开村子“去闯闯世界”的年轻“村官”还将职业规划定义为“要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在阐述“体面”的涵义时,陈国龙提了提声调,说:“工作环境要好,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外面有的私人企业可能一年多给两万块钱,但都不如在我们航民村,多一分集体的感觉。”
的确,陈国庆很享受这种“集体的感觉”,目前他的年收入有十多万,“大概是其他村同岗位年薪的两倍”,这还不包括作为村干部的股份分红。对于分红,陈国庆坚定地认为,“这是村集体的本分,也是村民的权利。”
在航民,曾听不同年龄层的人屡次提起,“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在航民找到工作。”而方琴与陈国庆则不约而同地坦率表达了一个观点:在航民村,对于两个能力相当的年轻人,总归是航民村的人优先被采用,“这是基于稳定考虑。”
但实际上,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多数人都或多或少享受到了集体致富的切实利益,因而相当拥趸朱重庆集体致富的理念。在这里,“求稳”,几乎成为全村人自上而下认同的观念。陈国庆说:“对于全村人的资产,投资当然得谨慎;现在的日子已经很好过了,何必搏身外之物?钱多了,无非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应该说,他的这一番话,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我们随后在村中访问到的为数不少的航民年轻人的观点。
老一辈航民人能读完小学,就是村里的秀才了。但现在,出洋留过学又回村工作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
26岁的朱鹏峰就是这样一位“海龟”。在航民集团下属的达美染整公司,我们见到了朱鹏峰,目前他还与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
朱鹏峰初中毕业就去了英国,在那里待了7年,读完高中读大学,学的是市场管理专业。2010年9月,学成回国的朱鹏峰进了达美染整公司,从一线岗位干起,而这家公司的老总正是他的父亲朱顺康。
去英国学习是父亲朱顺康的决定,这几乎成为贯穿整个采访过程中朱鹏峰唯一无力表达个人主见的回答。“出国,那倒是家长的意思,当时我爸爸有几个朋友一起商定的,把几个小孩一起送去学习。”至于选择市场管理专业,朱鹏峰说:“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完全是点兵点将点到的,没有任何明确目的;后来进厂从一线做起,也是自己的安排。”
进厂以后,朱鹏峰从染缸、工艺组依次开始学起,以观摩、跟踪样品加工过程的方式,迅速熟悉了生产的全部流程。“一个车间约有300多人,大部分是40多岁的员工,相处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之后,他逐步走上了管理岗位,并在“全厂7个车间中,选了效益最差的车间。”然而,在英国学的一套跟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同,所以朱鹏峰仍只能“从头学起,凭着感觉走”。
朱鹏峰参与管理的第一步,就是整治大食堂,改善员工伙食。在大食堂跟员工一起吃饭时,他发现食堂饭菜不好,而且晚到的员工吃不上菜,便开始提升菜色,通过预先留菜或单独加菜等方式,保证晚到的员工也能吃上一顿好饭。之后他还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每年都要为全厂的2000多个员工发放生日蛋糕。
而在如何用人的环节上,朱鹏峰更在意员工的个人想法。“老一辈人可能更喜欢规矩的、踏实的员工,忠诚度很高,也便于管理,但我不看好,我认为员工一定要有主见,如果什么事都要问我,我会累死,我希望自己只是起衔接作用。”所以近两年时间里,朱鹏峰参加了浙江省内及江西、安徽等地的多场招聘会,重点在于招聘轻化工程专业的毕业生。
朱鹏峰还在厂区广设意见箱,与员工分享“车间里那些让人不爽的事”。朱鹏峰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衔接好员工与个别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对于员工的诸多要求,他的理解是:就像站在天平一端,谁都不愿意在下一端,总想到上一端;但是光是抱怨,而不想方法,那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好比两个车间的员工相互比较,有人只抱怨自己拿到的钱比别人少,却不关注自己与别人的次品率、加工量的差异,那怎么行呢?”
当然,朱鹏峰之所以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管理”,这或许与厂里的一次“罢工”有关。当时,因为个别管理人员在督促员工工作时说话语气不当,大家很快聚集在一起闹罢工。虽然矛盾很快解决了,但朱鹏峰反思发觉,管理一线员工不能吼,而应该柔。朱鹏峰的这个想法或与父亲朱顺康的方法相当。据厂里一位老员工说,有一次有个员工在车间里吃甘蔗,一边吃一边乱丢甘蔗渣,朱顺康看到后什么也不说,而是跟在后面捡甘蔗渣,那个员工吃到哪儿,朱顺康就捡到哪儿,直到该员工转身看见为止。
在朱鹏峰的努力下,他所带领的印花车间的经济效益有了明显增长,从最差车间成长为倒数第二的车间。“2011年开始带的这个车间,当时一年3000万;到去年涨到6000万,我今年的目标是8000万到一个亿。”朱鹏峰笑笑说:“接下来,我大概会去新的最差车间了。”
朱鹏峰喜欢打羽毛球,现在一有时间就到厂里待着,很难得有时间运动了。对于自己的创业理想,他说:“我想,很多子承父业的年轻人可能最初都有这个犹豫吧。”这话说得含蓄,却也不无反思,因为也有些员工并不适应朱鹏峰所推行的新管理方式,“有一些资深的老员工,其实已经不太在意钱的问题,而是更需要一份尊重,就像老一辈领导只是给他递一根烟、一起聊聊天、平时请他吃个饭喝个酒,就能解决问题了”,这种“技巧”或许无可厚非,但在朱鹏峰看来,任何人都应当得到尊重,只是尊重与“技巧”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