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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根据部署,安徽省将重点围绕调结构、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等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按照做优增量、调整存量的双重任务要求,安徽省2018年底将基本实现“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到2020年,产能利用率达到合理水平,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成效。
安徽省政府要求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倒逼过剩产能特别是落后产能退出,保障市场出清、社会稳定。对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存在的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坚持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积极推进破局性、战略性兼并重组和结构调整。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各种形式保护,争取国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盘活企业存量土地。
安徽省将积极促进钢铁、煤炭行业结构优化、脱困升级、提质增效。2016年起,按五年规划、前三年攻坚的要求,压减粗钢、煤炭过剩产能。严控新增煤炭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减量重组保留产能;严控新增钢铁产能,依法依规退出达不到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标准要求的产能,鼓励企业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退出部分产能。围绕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支持和引导煤炭、钢铁、有色、建材等企业富余产能向境内外转移。把职工安置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主体作用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多措并举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安徽省将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积极创造条件将更多的主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推进省属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加快改组完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组设立若干具有保障服务功能或产业引领作用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扩大企业负责人市场化选聘比例,推进有条件的企业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依托优强省属企业,通过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强化同质化业务和细分行业整合,推进同一集团公司内部相同或相近业务、同一产业链业务重组整合。
到2018年,安徽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杠杆率要控制在合理水平,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比重力争超过25%,金融业务主要风险指标达到监管要求。2020年,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比重达到30%,证券化率达到60%,企业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政府负债率和债务率控制在警戒线以内。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产业结构升级;综合改革方案
我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推动是交互进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等都着眼于供给方面,加入WTO是我国需求侧改革的里程碑,从此,我国众多的企业参与了世界产业链的循环,当“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时候,我国的需求侧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对我国产品的总需求构成非常重要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了刺激需求政策,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政府推出的投资计划有其积极因素,有效抗击了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然而大规模投资当中一些项目效果不佳,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今,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面临的巨大难题,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2016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改革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任务凸显了我国生产供给方面的五大问题。
一、 治理产能过剩
我国政府一向注重需求侧管理,然而这次出现问题最严重的是供给侧。钢铁、铁合金、焦炭、水泥、化工、电石、电解铝、纺织、太阳能光伏、手机等行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1967年~2014年,美国产能利用率平均值为80.6%,1991年~2012年,欧盟的产能利用率平均为81.3%,不同国家的在不同时期正常的产能利用率不尽相同,但一般情况下是在79%~83%左右,低于75%表示产能严重过剩。《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显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钢铁、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这份意见于2013年10月份,从文中较为激烈的言辞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对产能过剩的情况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恶劣影响是有充分估计的,《意见》批评了一些企业对市场过分乐观、盲目投资,某些行业不注重调整发展方式,妄想走粗放型的老路子,而事实证明老路子是行不通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GDP过分依赖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这些都是只重短期效益的短视行为。《意见》提出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指标和指导意见,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提出了明确的限期整改命令。
在治理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政府监管和调控的职能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应该主动弥补市场在调节资源配置时可能出现的失灵,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在这个问题上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而是相互依托和互补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摒弃一切对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成见,以实践检验为基本的出发点来考虑政府干预多一点好还是市场调节多一点好,经济调节手段应该服务于经济增长这一目的。政府干预的好处是通过指令性政策,一旦找准问题解决起来速度较快、交易费用较低,市场调节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激发民间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为经济发展提供活力和动力。
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压力依然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PPI数据可知,从2011年7月份开始到2016年,我国PPI一直处于下跌的态势,2011年7月~2012年1月PPI同比从7.5%下跌到-0.1%,2012年1月~2016年1月48个月的时间内PPI同比一直是负值,2015年PPI同比跌幅更大,10月份为-5.9%达到五年来最低点。五年来,PPI同比绝对跌幅13.4%,凸显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之大。其中,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在治理产能过剩的前提下,保证经济增长是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
二、 缓解商品房库存积压
商品房库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库存单纯指待售面积,广义库存是指待售面积和施工面积。2015年狭义商品房库存超过7亿平方米,如果按每套100平方米计算,相当于全国待售商品房约有近七百万套,按照我国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计算,可供2 300多万人口居住。这个量并不算太大,与2015年商品房销售量12.8亿平米相比,7亿平米的库存只需7个月便可以完成去化。然而根本问题在于广义库存,2015年施工面积为73.6亿平米,是待售商品房面积的十多倍,如果再加上已经获得批准但还没有开工的商品房、自建房和小产权房等,库存的数量更大。也就是说,2015年商品房广义库存已经至少达到80.8亿平米,按照2015年的销售速度,去化时间为6.3年,其中,商业和办公楼地产库存去化周期为15.6年。按照区域来看,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库存量高于一二线城市,且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库存平均消化时间是一二线城市的2倍~3倍。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位于中部地区的山西省的库销比(库销比=房屋施工面积/2015年销售面积)非常高,且销量弹性小,按照2015年的销售数量计算,山西的库销比高达9.9年,宁夏仅次于山西为8.4年。在省会城市当中呼和浩特库销比最高,为16.1年,其次是山西省会太原,为11.1年。二线省会城市的库销比大都在4.4~5.4之间,一线城市库存水平高低不等,且销量弹性较大,库存压力较小,广州和上海比北京和深圳情况要好。去化周期=当年待售面积/年均销售面积,从2012年开始商品房整体去化周期逐年变长。
去库存的方案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户籍改革制度,十几个省区已经公布明确的户籍改革方案,包括取消城乡户籍之分,多数城镇落户限制取消。户籍改革能够释放需求、打通供需渠道、消化部分房地产库存。然而,应该更加注重房地产供给的宏观管理,加强土地审批监管力度,有效控制房地产供给数量。
三、 降低杠杆率,化解债务风险
2008年以后,我国总需求“三驾马车”中,投资占比一度超过50%,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2012年中国消费水平只达到34.6%,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0.4%,投资严重挤占消费。而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是借债性投资,这种行为构成了我国目前债务危机的源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我国经济的总负债2014年已经达到150.03万亿元,实体部门负债为138.33万亿元,而2014年我国GDP为63.59万亿元,总负债是GDP的2.35倍,实体部门负债是GDP的2.17倍。一般认为总的杠杆率警戒线为200%,我国总负债和实体部门的负债已经超过警戒线,需要引起特别注意。根据麦肯锡研究院的数据,我国2014年总杠杆率超过警戒线达到283%,这个数据与我国社科院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但是对我国债务问题具有警示意义。从风险角度讲,我国实体部门的杠杆率真正值得关注。2014年,日本实体经济杠杆率最高,为400%,西班牙列居第二位为313%,法国281%,意大利259%,英国252%,美国233%,加拿大221%,我国217.3%。有学者分析,我国实体部门的负债率并没有达到日本等国家的高度,所以,不必要担心出现系统性债务风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为123.1%,日本只有101%,日本的总债务率高主要是因为政府债务率高达234%,政府的债务不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而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超过欧盟的警戒线90%,就非常容易导致企业的资金链断裂,这样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我国政府负债当中,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较高,成为我国债务风险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负债主要包括借入款项、债券融资、应付及预收款项、或有负债和其他一些负债项目,其中借入款项包括“银行贷款等借入款项”、“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地方外债、基建信托贷款、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与融资平台相关的银行贷款;或有负债包括担保债务、银行不良资产和隐性养老金债务;其他负债包括“递延税款贷项”、“受托负债”。截止2014年年末,地方政府总负债30.28万亿元,其中借入款项在总负债构成中占有50%的份额,而借入款项当中地方融资平台相关的银行贷款大概占总负债构成的30%以上。地方债务除了总量较大之外,还存在几大风险。首先,增速依然很高,在监管趋于严厉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值得警惕;其次,筹资结构趋向复杂化,债券融资和信托融资的比例都有所提升;再次,到期偿付的债务流动性风险较高,2011年~2013年是债务到期高峰,但是从一些统计结果看,已经发生了一定规模的债务展期和借新还旧的情况,债务逾期情况也较为显著;还有,区域和部门的局部风险值得关注,县级政府债务增速最快,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市县两级,县级债务风险有扩大之势,部门当中高速公路债务负担较重。
四、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和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普遍低于6%, 每百元收入中成本居于85元以上。成本高主要是因为用工成本高、社保缴费高、融资成本高、税费负担重。从2011年“营改增”实施试点以来,已经使得企业减税达5 000亿元以上,虽然减税规模较大,但是企业还是表现出不堪重负。2016年将全面推广“营改增”,房地产、建筑业和金融业等都将纳入试点,将涉及近1 000万户纳税人,改革力度和减税规模将超过以往。
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比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低4%,我国同样工资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一成,日本用工成本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此报告引起了国内业界人士的质疑,如果按照每小时工作量工资算的话,日本工人工资是中国的4倍,相比其它发达国家,中国工人的小时工资如此之低,所以他们只能延长劳动时间,通过加班的方式增加月工资,牛津经济研究院显然只采用了月工资,而忽略了劳动时间这一重要参量。然而,相对于我国较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而言,工资的增长速度是较快的,所以就出现一种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现象,工人的绝对工资并不高,但是企业的工资成本却不堪重负,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尤其如此。《2014第三届中国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及30项关键指标调查报告》显示,77%的中小企业主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但是结合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来看,其成本压力大并不是因为用工成本绝对的高,而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走的又是低端产品路线,产品的优势只能来源于一再被压低的用工成本和政府税收优惠,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压低用工成本的同时也就大大减少了居民收入,从而减少了有效需求的健康增长,所以,中小企业目前的发展方式只能是陷入恶性循环。国家陆续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本来是经济发展惠及广大民众的好政策,却打压了中小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中小企业唯一的出路便是转变发展方式。
五、 解决某些部门供给不足即“补短板”问题
“短板”就是产能不足。建国之后我国长期处于产能不足的阶段,凭票购买商品就是产能严重不足的表现,这也是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分配、交换政策,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人民的温饱、减少贫困和饥饿,所以当时我国发展经济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摆脱了那个经济极端困难的时代,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如今这个基本矛盾是否已经解决了呢?如果光从产能过剩的角度看,就会得出肯定的答案,但是把国民经济的“短板”考虑进去的话,就会发现在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高端产品却显得相对缺乏。所以,这个基本矛盾只是部分得到了解决,并没有完全消除。
芯片被誉为国家的“工业粮食”,是所有整机装备的“心脏”,普遍应用于计算机、汽车、网络通信和消费类电子等领域。我国的芯片大部分依赖进口,全球芯片市场规模达到3 200亿美元,一半以上销售到我国,国产芯片只占到国内总消费量的10%,造成我国芯片市场长期被外国人控制的局面,每年进口芯片需要花费外汇储备2 000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和大宗商品。芯片产业一美元的产值可以带动100美元的GDP,美日欧等国家都优先发展芯片产业,以确保其技术领先于别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积极争夺我国芯片市场,将给本土的芯片市场带来不小的冲击。本土制造的芯片技术含量不高,且生产成本较高,导致我国的设备普遍长着“外国芯”,如电子产品中的计算机、家电、手机等制造业都处在国外的控制之下。农村和农业被认为是“短板当中的短板”,总量平衡问题和结构性问题都存在,我国粮食生产连续十二年增长,但产能依然不足,2015年我国大豆净进口8 156万吨,其他大宗农产品也不同程度依赖进口;新农村建设已经实施很多年了,但是各地区进行的速度差别较大,质量也参差不齐,多数西部和偏远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依赖国家财政补贴,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同样表现出严重的供给不足,如城市的地下管道和取暖设备的维修和换新等工程都亟须投资,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就业、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依然不高,也是我国供给侧当中“短板中的短板”。
六、 结合“供给侧与需求侧”制定综合改革方案
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综合反映了我国各产业出现的问题,五个任务并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关的,而是彼此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他们之间互为因果,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所以,解决这“五大任务”的同义语就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新路子,不能再走老路子。社会再生产持续健康进行的前提是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供求平衡,不仅供求总量要达到平衡,而且结构应该趋于合理。此次供给侧出现问题,不仅反映了各主要产业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且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不合理之处。需求方面,长期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处于低位水平,导致我国的需求结构扭曲,靠投资和出口拉动需求的方式只具有短期效应,且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供给方面,长期发展粗放型的低端产业链不仅仅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利润流失和贫困加剧,而且推后了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的时间,供给侧再不进行变革,就会坐失全球产业革新带来的大量机遇,加剧我国经济社会的供需矛盾。所以,此次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它是新时期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又一历史性任务。但是,供给侧改革不应只关注供给方面,而应该同时考虑需求侧,将两者结合起来制定综合改革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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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缘何成为政府施政的热词?其历史逻辑与内核是什么?其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阶段
《齐鲁周刊》: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刘德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下行周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国内来看,我们正经历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阶段,但是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达到收入高水平的阶段,处于一种很特殊的经济阶段,叫做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呈现,是经济发展从中高速向中高端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就是要从供给方面找出口。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这预示着我国的发展方式在经济理论上要完成一种转变。
为何提出这种转变,我们就要从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需求侧和供给侧来看。在我的理解中,需求侧经济属于短缺经济学的发展模式,是在短缺经济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侧重投资、消费。短缺经济学研究的是怎样满足人的需求,它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速度、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从正面来看,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需求侧只考虑发展速度,带来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
需求侧的发展已经无法继续,因此,我们就要从供给侧方面寻求解决办法。与短缺经济学不同,供给学派考虑的是怎样使产品更符合人的需求,同时还要考虑效益问题,这个效益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益,而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贯通在一起的综合效益,所以供给侧注重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讲求双创,注重环境质量。
在不同的时段,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它们发展的动因是不一样的,发展主体是不一样的,所以采取的政策不一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过剩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一种选择,其实就是调结构,调节市场过剩的产能。
新旧动能转换则是从发展动能的角度提出的。新旧动能转换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个大的逻辑里面。我们原来的生产动能和现在的生产动能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就要进行动能转换。
要满足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就得搞创新,比如创造一定的消费产品,来引导消费。对不同的企业来讲,同样的东西讲求品质和功能,便具有一种竞争优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阶段,如果谈三驾马车的话,消费会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位置。
《齐鲁周刊》:现在所讲的这个以消费为主要的阶段和以前我们经常提的扩大内需内涵是否一致?
刘德军:我认为有一定的关系,但还是不一样的。过去所讲的扩大内需还有一种短缺的含义在里面。所以那时候为了扩大内需,我们搞下乡,搞补贴,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需求改革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消费品的偏好,也就是一种消费升级,属于一种个性化改革。
以“四新”“四化”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齐鲁周刊》:在产能过剩的经济背景下,新旧动能转换应该采取什么方式?
刘德军:在我看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推动“四新”“四化”,结合我们的互联网和高科技技术,使我们的产品具有竞争力,产生新的需求,形成新的产业,新的发展模式。这里的“四新”指的是: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四化”则是指: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
《齐鲁周刊》:“四新”之中,我感觉最近几年,因技术驱动而成长起来的大企业是相对较少的,人们似乎更专注于模式驱动,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刘德军:一些新技术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要想在科技上再取得大的进展和突破就非常困难了,企业如今的发展更多依靠新的模式和新的业态,比如共享经济,还有微商、微店。
《齐鲁周刊》:因模式驱动而产生的互联网企业,被很多人定义为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如何看待?
刘德军:实际上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对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促进。虚拟经济离开实体经济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我们说互联网改变了人的思维,为实体经济注入了活力,但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互联网就会瘫痪。但如果没有互联网,实体经济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实体经济要想把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出去,必须依靠一定的渠道,还需要一定的信息让人们能够充分了解它,现在互联网就成为向社会信息的一种重大渠道。
《齐鲁周刊》:在您看来,现在的虚拟经济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刘德军:如阿里巴巴、淘宝这些虚拟经济最大的瓶颈就是质量监管问题。全国存在普遍的制假造假现象,其中涉及到很多问题,一是各方的信用问题,商家的制造问题和卖家的信用问题;第二就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它的O管问题,互联网的监管也是一种新的业态,必须形成一种区域化的监管。现在淘宝建设的地方馆对于当地政府也是一种责任,地方要使产品有销路,必须靠需求带动,产品生产出来,要想让人知道这个产品的质量如何,也得依靠互联网。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发展电商经济,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促进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二就是增加老百姓就业的问题,不就业,老百姓就没有收入,就无法带动消费的增长;第三要形成自己的税收,但目前像阿里巴巴这些产业的税收都在杭州,下一步地方上要加强监管,并且要形成地方税收返还。
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抓手
《齐鲁周刊》:是不是所有的旧动能都得转变成新动能?
刘德军:新动能和旧动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动能和旧动能并不是先进动能和落后动能的关系。新动能和旧动能是经济在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发展手段方面的自我改变和提高。就新旧动能的发展动力来讲,就是求创新、促改革,过去也是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所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要对自己的发展方式做出一个快的调整。如果原来的传统动能依旧适应于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可以采取产业升级的方法带动其进一步发展。
《齐鲁周刊》:从山东的经济结构来看,新旧功能转换,我们应该抓住哪些关键问题?
刘德军:第一是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第二是从所有制结构上进行改革,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第三是推动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与南方省份相比,山东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发展。创新主体是谁?靠谁来创新?创新人员的运用问题,以及创新的环境问题,创新激励机制问题,这些都造成了山东与南方省市的经济差距。
今天召开全县全面深化改革动员会暨改革联络员培训会,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改革总体部署,全面落实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精神,安排部署2017年改革各项工作,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担当作为,务实重干,着力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今天的会议上印发了2017年全县改革要点、重点改革项目计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点、改革工作分类考核办法等多份文件,明确了各项改革目标任务,希望大家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等下,市改革办副主任陈红同志还将就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专题辅导,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切实提升改革工作能力与水平。下面,就今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我讲几点意见。
一、总结成绩,分析形势,凝聚改革共识
过去的一年,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县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市改革考核中由第三名上升为第二名,一批事关**发展的重大改革项目取得突破,为我县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是从整体来看,改革任务全面完成。始终坚持把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动力之源,集聚各方力量,有序有力推进各项改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建和纪律检查体制等各方面改革都有新进展、新成效,公车改革、不动产登记改革、国有林场改革和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改革全面完成年度任务,我县参与承担的14项中央和省级改革试点项目扎实推进,县内自选的农旅融合、环龙感湖生态保护区域协作、招商引资、大别山金融工程、县域“四个全面”考评机制等改革特色创新项目亮点凸显,并形成相关制度性成果。教育、医疗、保险等民生领域改革全面推进,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
二是从区域来看,小池改革走在前列。2016年,小池获批全省首家全面深化改革示范区,省、市、县均出台了支持小池改革发展的文件,成立了省、市、县、镇四级参与的推进小池省级全面深化改革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晓东省长、雪荣书记亲自领衔小池改革示范区建设项目。一年来,小池扎实推进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示范区创建,行政管理、产业发展、城乡一体化、跨江合作、生态保护等各项改革走向深入,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改革经验。在今年3月31日召开的全市推进小池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暨小池改革发展推进会上,市委刘书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同时,各乡镇紧紧围绕全县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去年的乡镇全面深化改革单项考核中,小池、独山、停前位居全县前三名,改革工作值得肯定。
三是从重点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出台并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及《五个专项行动方案》,县发改局、县经信局、县房产局、县金融办、县改革办等部门主动发挥牵头协调作用,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率先完成省市下达的化解过剩产能的各项目标任务,房产库存平均去化周期稳中有降,“放管服”、“营改增”、商事等改革扎实推进,累计为企业减税5000多万元,企业成本明显下降,市场主体、精准扶贫、基础建设等补短板工作有效推进。
虽然我县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客观上来分析,存在改革牵涉面广、改革成本过高、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协调难度大等问题,导致部分改革进展缓慢。从主观上来分析,主要表现为“四个不”。一是不想改。一些同志对改革存在模糊认识,错误地认为,改革是高大上,基层发挥的余地不大,与自己关系不大,喊喊口号、表表态就行了,因此被动地等待改革、消极地对待改革,根本没想在改革上有所作为。二是不敢改。一些领导干部求稳怕乱的心理占上风,担不了风险,下不定决心,使不出狠劲,一味求稳怕乱,不敢担当作为,不敢直面困难和问题,改革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就退缩,只作浅表性、纸面上改革,没有真正付诸行动、取得突破。三是不会改。主要表现是改革和工作“两张皮”,脱离了具体工作,导致改革无从谈起。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僵化、能力不强,把握不了改革的方向,找不准改革的重点,理不清改革的思路,遇事只会三斧头,推进改革无从下手,出了问题又束手无策。四是不平衡。部分单位抓改革工作力度不大,对改革研究和抓落实不够;有的工作表面化,对工作任务没有拿出具体实施方案,任务不明确,要求不具体,没有实行项目化管理;有的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把改革当口号,改革工作落实在总结材料、统计数据和表格上,具体的改革成效不明显;有的仍将一般性工作、改良混同于改革,导致改革质效不高,群众获得感不强。这些问题,在很多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认真研究,逐项解决。
党的十以来,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三年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33次,审议改革文件220份,各领域标志性、支柱性改革基本推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全面深化改革已经从“夯基垒台、选材备料、立柱架梁”走向全面发力、纵深推进的新阶段。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会议12次,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继召开会议9次,专题研究部署改革工作。4月10日,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会议,县委马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对全县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县改革部署上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确保改革方向不偏、举措不乱、力度不减,推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形成更多有影响力的改革特色和亮点。
二、把握关键,精准发力,提升改革质效
2017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关键之年必须拿出关键举措。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抓改革工作,首先要把今年的改革任务落实好。要把握关键,精准发力,使实劲、出狠招,以强有力举措推进各项改革,确保各项改革落地生根,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就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现在不少干部不知道怎么改革,根本原因就在于问题意识不强、问题导向不明,发现问题不领先,分析问题不深入,解决问题不耐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问题出现在哪里,就改到哪里;哪个方面的困难最大,哪个方面的矛盾最多,哪个方面的群众反映最强烈,就从这个方面率先改革、突破。要始终聚焦问题,对于中央和省市确定的改革试点和已经出台方案的改革任务,必须在第一时间予以实施,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积极稳妥地推进。在抓好上级改革政策落地生根的同时,更要立足**实际,善于创造微观搞活的小气候,推进一批接地气的改革,用改革的办法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促进发展。比如,很多乡镇发展面临资金瓶颈,筹资难、融资难,就必须通过改革,创新乡镇投融资体制机制,盘活资产资源,运用市场化方式破解资金难题,为乡镇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再比如,张湖原种场,存在管理体制不畅、欠资压力巨大、社会稳定压力大等长期积压的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破解。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抓改革抓落实的靶向。现在问题摆在眼前了,如果视而不见,还不知道改,就讲不过去了,就要问责。
二是要压实年度任务。要围绕落实全县改革要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和14个重点项目,进一步细化、压实改革任务。特别是各专项领导小组牵头单位要迅速行动,抓紧制定具体的改革要点或改革实施方案,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要进行深入研究,增强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确定的每一项年度改革任务,都要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改什么、怎么改、谁来改、改到什么程度,都要细化、量化、固化,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改革任务重、涉及部门多的改革项目,牵头单位要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责任,促进落实。各地各部门也要迅速制定本地本部门的改革要点或实施方案,确保改革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有具体的实施举措。
三是要围绕重点突破。要在分类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重点。今年全县的改革重点,就是年度要点确定的各项改革任务。其中,小池全面深化改革示范区创建的1个省级项目、2个市级项目、1个全县重点综合改革项目、10个县级重点专项改革项目又是重中之重。对省市改革项目,要确保按照上级要求的质量和进度扎实推进,不折不扣实施到位,做出可圈可点的成绩,做出可以复制的经验,做出可以推广的模式,力争走在全省全市前列;对全县重点综合改革项目,也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项目,要集聚力量,探索突破瓶颈的有效途径和长效机制;对10个县级重点专项改革项目,要立足**实际,认真研究、统筹推进,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抓落实,确保推一项、改一项、成一项,真正解决一批制约**发展的实际问题。
四是要实行项目管理。现在每一项改革,都会牵动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需要各方面配合支持。要建立以改革项目为中心的运行体系,实行项目化管理。各改革专项领导小组、县直各单位要认领、细化、分解今年的改革工作要点和重点,形成具体改革项目,严格按照立项审批、方案起草、组织实施、督察考评、验收结项等程序来落实。每一项改革任务,都要转化为具体的改革项目,明确内容举措、明确时间节点、明确专班责任,项目化推进。某个项目明确由某个专项领导小组、某个部门负责后,其他专项小组和部门都要无条件配合,互相补台,“同台唱戏”,全力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能讲级别、讲层次。对改革项目的推进要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责任包保、销号管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要建立健全信息报送、工作衔接、改革台账等制度,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运行配套的工作机制,确保改革工作体系高效运转。
三、明确责任,强化担当,促进改革落实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抓改革是一项重大政治责任。各地各部门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
一是要各负其责。各改革专项小组是全面深化改革“作战指挥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操盘手。县委主要是统筹协调、全面部署,每一个专项小组地位十分关键,承担了改革项目的具体推进工作,责任很重。特别是12个专项领导小组牵头单位,要切实找准自身定位,认真研究相关领域重要改革问题,提出本领域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协调推动有关专项改革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各参与单位要认真负责地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积极主动,敢于担当。各地各部门改革联络员要切实发挥沟通联络作用,及时向县改革办报送本地本部门推进改革的工作方案、改革举措、改革动态、存在的问题和好的经验做法。宣传部门要注重挖掘,多宣传推介我县改革好经验、好典型、好做法,不断扩大我县改革的影响力。
二是要做好结合。改革不能孤岛化、碎片化,不能脱离于工作实际,要融入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与全县十大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以改革的思路、创新的举措推进各项工作。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与“四大行动”结合起来,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四大行动”,抓紧抓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夯实**发展底盘。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与保障、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围绕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突出问题,推出一些立竿见影的改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改革获得感。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紧盯年度精准脱贫目标,落实扶贫攻坚措施,确保完成全年脱贫任务。
三是要担当作为。发展需要改革,改革需要担当。当前,改革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打攻坚战,涉险滩、闯急流的关键时期,“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如果瞻前顾后,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遇事“难”字当头,遇难“退”字当先,怕担责任、怕担风险,定然是一事无成。因此,各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履行改革职责,勇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发扬迎难而上、敢干敢为的担当精神,把本单位摆进去、把本地方摆进去、把本人摆进去,当好改革促进派和实干家。
2016年12月30日,贵州省出台《盐业体质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于2017年1月1日与全国同步启动盐业体制改革。
《方案》明确,放开贵州省所有食盐产品价格,取消食盐准运证,允许省外食盐定点生产、省级食盐批发企业进入贵州开展食盐批发业务,贵州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区域经营。盐改遵循“突出食盐安全、注重统筹兼顾、坚持依法治盐”的基本原则,以确保食盐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为核心,在坚持食盐专营制度基础上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管理方式,健全食盐储备体系,加强法规建设,严格市场监管,建立公平竞争、监管到位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一 : 质量
盐业体制改革后,质量如何保证?
《方案》明确,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全省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执法工作,市、县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区域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执法工作。各级经济和信息化、公安、司法、卫生计生、工商、食品药品监管、农业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依法加强食盐安全监管。在全省原有600多名食盐市场执法人员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盐业执法队伍建设。
同时,严格按照国务院《盐业体制改革方案》规定,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企业及其负责人和高管人员信用记录,纳入国家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地方政府指定网站建立健全信息公示制度,对拟进入食盐批发领域的社会资本要在准入前公示有关信息,并每年定期公示所有企业及其负责人的有关信息。对有违法失信行为的企业和个人,依法实施联合惩戒,对行为后果严重且影响食盐安全的,依法采取淘汰出局或行业禁入等措施。
“按照国家‘只减不增’的要求,以贵州省现有83家食盐批发企业为基数,不再核准新增食盐批发企业,无食盐批发许可证的各类企业不得在贵州省从事食盐批发。”贵州省经信委消费品供应处处长徐谦说,这一规定将有效净化食盐市场。
据介绍,省级食盐安全监管部门将加快建立食盐电子追溯平台,所有进入贵州省开展食盐批发业务的企业及产品,必须进入该平台,利用大数据手段,加强食盐安全监管,实现食盐来源可追溯、流向可查询、风险可防范、责任可追究。
同时,原来贵州市面上唯一流通的“碧源”食盐包装袋上将印制“变量二维码”,消费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追溯产品来源,或进行投V等。贵州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全省大型超市设有500多个销售专柜,2万多个零售点,在全省偏远农村将增加“盐天下”专卖店,确保消费者吃上安全食盐。
此外,贵州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将进一步加强工业盐产品质量监管,依法查处不合格产品,虚假广告和侵权假冒行为。工业盐批发企业必须建立保存完整的购销记录,严格防止工业盐和其他非食用盐产品流入食盐市场。
关键词二 :价格
如何确保食盐价格稳定?
贵盐集团市场营销中心总经理戴启智分析,从市场供需来看,贵州虽不属于食盐生产省份,但每年从湖南、四川、湖北、云南等省购进盐约20万吨(包括工业用盐、日化用盐),远远超过需求量。“所以,整体来看,全省食盐市场供大于需,食盐价格整体会趋于稳定,波动不大。”
《方案》要求,放开贵州省食盐批发和零售价格,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食盐品质、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遵循公平、合理、诚信原则定价,并建立食盐零售市场监测和采取价格干预机制,特别是建立边远贫困地区价格监测机制,灵活选择政府补贴运销费用或直接补贴贫困人口等方式,保证边远贫困地区人口能够吃得上、吃得起合格碘盐。同时,加强食盐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哄抬价格、串通价格、囤积居奇等行为,切实维护食盐市场价格稳定。
为确保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时食盐和原碘的安全供应,贵州建立了由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组成的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依托省内食盐批发企业现有仓储资源,按不低于贵州省1个月食盐消费量的标准,建立省级政府食盐储备,将省级食盐储备相关费用列入财政资金渠道予以保障。同时,完善企业食盐储备制度,限定在贵州省开展食盐批发业务企业的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鼓励企业在最低库存基础上建立成本自担的社会责任储备,确保食盐市场稳定。
关键词三 : 企业
企业如何应对盐业体制改革?
戴启智坦言,此次盐业体制改革对于贵盐集团来说可谓喜忧参半,喜是因为允许省级食盐批发企业开展跨省经营,可将贵州食盐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拓宽销售市场。
忧的是外地各生产企业进入贵州市场经营后,将大大影响贵盐集团的食盐销售量。对此,2017年,贵盐集团减少了购盐量,并与合作企业达成“盈利同享、亏损同担”共识。同时,增加盐产品品种及规格,多形式对产品进行宣传,提高知名度,并组建专业的销售团队,到临近省市开拓市场。
“除此之外,集团公司还同步进行了系列改革。”戴启智说。
对内,缩减子公司和部门。贵盐集团在全省有80个分公司、71个子公司,改革后,原有的营销、管理、配送三个部整合为一个部门,职工则安排到公司旗下相关的第三产业部门,节约配送成本和管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