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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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标准范文第1篇
一、工作原则
（一）政府主导原则。镇旧城改造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由政府统一组织实施。
（二）统筹兼顾原则。项目建设的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和安置，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
（三）保障居民利益的原则。努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连续性，生活的相对稳定性及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二、工作要求
（一）建立重大项目土地及房屋征收安置目标责任制度、督查制度、工作有效报告制度和工作绩效考评制度。
（二）高标准，严要求的开展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和安置工作，妥善安排搬迁户的生产生活。
（三）结合实际，努力营造和谐的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和安置氛围，在依法、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高效快捷的完成征收补偿和安置任务。
三、征收范围及对象
镇原综合厂全部区域
四、征收期限
2012年1月15日——2012年4月15日。
五、征收补偿和安置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征收范围内有合法产权的成片空地，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进行征收；对具有合法产权的房屋，按照房地合一的原则，采取货币补偿、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征收补偿和安置。被征收的土地和房屋的用途及性质以土地及房屋的所有权记载的用途及性质为准。
违法、违章建（构）筑物和超批准期限的临时建（构）筑物不予补偿。
（一）土地征收原则及补偿标准
通过有偿出让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根据《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以有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利，按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年限扣除已使用年限的有偿费用后，剩余费用退还原土地使用者”。并结合土地开发及利用的实际情况，参照土地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
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按照当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成本价与其后期土地开发整理所投入的资金（以有关部门核准或测算价为准）两项之和给予货币补偿。
依法办理部分手续，但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凭原始凭证据实补退。
1.住房征收原则及补偿标准
对具有合法产权的住房，采取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方式进行安置，被征收人可任选一种补偿安置方式。
（1）货币补偿标准
对具有合法产权的住房货币补偿标准，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划对其进行现场评估，以评估价为依据，参照相关规定给予补偿。
对具有部分产权的住房及附着建（构）筑设施，地上附着物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补偿标准详见附表一）
住房征收奖励：对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征收协议的，被征收人给予奖励，其奖励标准为（见附表三）。
（2）产权调换
根据本项目的总体规划，居民住房在本项目范围内回迁安置。
①被征收人选择回迁安置住房的按房屋建筑面积1：1.2的原则进行产权调换；安置时，被征收人根据补偿安置协议签订时间的先后顺序按规定选房。
②产权置换优惠标准
超过安置面积10平方米（含10平方米）以内的，按安置房综合成本价优惠购买；超过10平方米以上的按照市场价格下浮3%优惠购买。
③回迁安置住房的标准为符合国家建筑标准的合格工程，装修标准为毛坯房（标准另行公布）。
2.经营性房屋和除住房外的其他用途房屋征收原则及补偿标准
居民个人拥有的两证齐全的营业房(底层铺面)实行原地回迁。办公、商场、宾馆、出租住房、工厂、仓库等进行评估，以评估为依据，给予一次性货币补偿，不进行产权调换。
果木及青苗的补偿标准：对具有合法产权土地上种植相关果木、青苗等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补偿标准详见附表二）
七、其他
（一）办理征收补偿协议时，被征收人需要提交房产证，土地使用证，户口册及身份证等相关证件；此次征地前单位或个人擅自与村集体购买土地且未办理规划和用地手续的土地属违法占地，原则上不予补偿；合法划拨或交易的国有土地按取得成本价给予补偿。土地补偿款直接支付给土地使用权人。
（二）征收没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法律执行。
（三）房屋有租赁关系的，出租人应与房屋租赁人解除租赁关系，方可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四）被征收人搬迁时，不得擅自拆除房屋内的门窗，水电，煤气表等设施；
（五）被征收人必须自行交纳房屋搬迁前使用的水电，煤气，有线电视，电话费等费用，如未交清以上费用的，在补偿费总款中扣除。
（六）回迁房屋产权证办理的契税，办证费、工本费在产权调换等平方面积内由征收人支付，超过部分，按规定支付。
九、工作保障措施
（一）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房屋及超过征收期限拒绝征收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征收。
（二）征收公告后，被征收房屋存在租赁关系的，由租赁双方自行解除关系，没有抵押权的由房屋产权人自行解除抵押；存在产权纠纷的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房屋征收部门不承担房屋租赁、抵押及纠纷所产生的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征收公告后，对仍在项目规划区域内新建（改扩建）房屋的，依法实施拆除，对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予补偿。
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标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房屋征收；措施；监管
Discussion on the housing levy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Li Yi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city house demolition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compensation standards,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ompensation measures, puts forward how to strengthen the demolition of the supervision, improve efficiency, so that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the demolition in the gain or at least no one is harmed the interests of Pareto, to achieve improvement.
Key words: housing demolition, measures, supervision.
一、建立城市房屋征收补偿体系的基础
城市房屋征收对于被征收人而言，是房屋财产法律处置的经济行为。房屋征收的目的是强制取得财产以实现公共利益，其终极问题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使各参与主体都达到最佳效果。
1、将效益作为首要目标，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将资源分配给能够用它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主体。征收人要实现其投入与产出的最佳效益配比，被征收人要实现其原有资产的最大效益。因此设计征收补偿标准是，要对征收当事人的征收利益依据成本效益分析方法，通过对各利益主体在征收过程中成本收益的变化进行分析，来考察现行征收制度运行的实际经济效果，并可以比较分析不同征收制度下的成本效益情况，从而来判断其制度运行的经济合理性。在成本分析中，需要注重运用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理论来解释法律制度选择和创新的各种动因。
2、分析政府、征收人、被征收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均衡三者之间的关系。拆迁涉及财产权利的转移和收益的重新分配，政府、征收人、被征收人作为利益主体有着各自的目标函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分析城市房屋征收中各个主体的需求和行为，促成和实现各方的合作。利用博弈论可以分析各主体在征收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决定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为了实现合作的潜在利益和有效解决合作中的冲突问题，就需要建立起新制度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二、确定合理的征收补偿原则、内容和标准
1、房屋征收是一种复合行为，一是拆除房屋，二获取房屋占有土地 (使用权)，房屋征收不过是获取土地的手段。理论上房屋征收补偿实际上涉及两部分:一是土地使用权补偿，这是房屋征收补偿的根本;二是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补偿。对住房特别困难的被征收人，还要遵循行政救助原则，给予多于被征收人的损失的利益，因为在特定地域如棚户区改造的目的是基于保障居住安全和改善居住条件，否则就不能取得动迁公益性的合法性。
2、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是房屋征收中最核心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征收人和被征收人的切身利益，也会对当地的经济建设产生直接影响。偏低的补偿安置标准，损害被征收人的利益，影响社会稳定，也造成拆迁难;偏高的补偿安置标准，损害征收人的利益，影响招商引资，影响社会发展。按照以上原则，在城市房屋拆迁时，应当对被征收人补偿的内容和标准包括:
1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2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有关规定，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
三、完善的补偿保障措施
征收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征收补偿协议后，落实征收补偿安置各项措施是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关健所在。房屋征收，征收人应当准备齐全征收所需资金，按征收协议的约定，及时向被征收人支付房屋补偿费、装修补偿费、地面附属物补偿费、搬家补助费、临时过渡费等征收补偿费用。同时，征收人还应向被征收人提供必要的安置措施，并根据具体安置方式，进行安置价格结算。需要征收人购买商品房或者建造成套住宅安置被征收人的，征收人应准备充足的购(建)房资金，及时购买或者建造符合国家建筑规范要求的成套住宅，按时交付给被征收人。实行货币安置的，征收人应按征收协议约定支付货币安置款。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地方把对被征收人的补偿安置当作仅仅是征收人的责任，似乎与政府无关，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建设项目不仅给投资人带来利润，也给当地带来长期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带来当地经济的发展。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征收安置工作，给被征收人以一定的政策扶持。如一些地方向被征收人提供低价商品房或者经济适用房，对原住房面积较小的被征收人实行保底安置政策，对经济特困户由政府给予资金资助等等。既不加重拆迁人的经济负担，也解决了被征收人的安置问题，缓解了征收难的矛盾。
四、完善土地使用权补偿制度
征收补偿不应回避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问题，即应对被征收人进行完全补偿。由于被征收人在城市房屋征收中所受的损失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更大的利益:政府不仅改善了城市环境，还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则享受了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而且土地使用权具有财产属性，土地在使用中，由于资源稀缺和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土地处于一种动态的增值过程中，增值后的土地无论是无偿收回还是按原价格收回，都是有失公平的。事实上，城市房地产权利是包含土地使用权在内的，离开上地使用权的房屋是不存在的，有人称之为“房地一体化”。从严格法治的要求来看，除了一些例外性的征收，行政补偿应当采用完全补偿的原则，以达到填补被征收人因征收所受损害的目的，实现平等保护的法治主义原则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明确在城市房屋征收补偿中应当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五、完善房屋价值评估制度
要完善房屋价值的评估制度，必须确保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是保证其评估结果客观、公正的必然要求，是房屋征收补偿制度应该首先解决的问题。实践中，从各地关于征收的地方性法规来看，主要采用由征收人委托有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方式，这就会使在价格评估时产生人为的不公。因为房地产评估机构大多依附于行政机构，为了保证有稳定的业务来源和收人，其评估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难以保证评估结果的公正和合理。因此，必须切断征收评估机构与征收人之间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杨晓玲:《房屋拆迁征地补偿全程操作》，法律出版社，2007.
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标准范文第3篇
摘要: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这一行为之属性符合私法中的所有权社会化原则，其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普遍存在于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其背后蕴涵着深刻的私权保障要求。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立法理念与技术上较原有法更为先进与合理，但在实体规制与程序设置上仍存有缺失，故公共利益的清晰界定、拆迁补偿标准的明确设立以及拆迁程序的细化规范是解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所出现问题的必由进路。
关键词:
房屋征收;公共利益;私权保障;拆迁补偿;正当程序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用地规模激增使得土地及附着于其上的建筑物之征收不可避免，并因此需要拆除相应土地上的建筑物、安置相关人员。在征收中，产权主体均竭力争取对城市土地中蕴含无明确归属之显化的潜在租值，且相关征收制度被异化所生之权利和权力的冲突与较量，而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之暂付阙如引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关系的扭曲，使得各方以利益博弈者的身份相互对峙。虽然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经颁布施行，但具体的规制内容仍存有漏洞，对被征收人私权保障的力度依然孱弱，暴露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①法律制度的结构性悖论和实践操作中的功能性混乱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私权保障要求
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三款继续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物权法》确立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私法基础与私法要求，填补了规范与事实的缝隙，体现了“法治的基本要求(形式法治)是‘法律主治’”［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这一行为属性符合私法上的所有权社会化原则。传统私法秉承所有权绝对原则，其过度强调个人的绝对权利所带来的弊害使得现代权利观念逐渐由个人权利转向社会权利。德国学者耶林在其《法律的目的》一书中指出:“所有权行使之目的，不独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应为社会的利益，因此现今应以‘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2］而《魏玛宪法》第153条所规定的“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即表征了这一理念。从另一侧面与此相对照的是“对所有权的拘束与个人在社会秩序中承担的内在和外在义务拘束相符”［3］。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私人财产权利都不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国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征收的方式限制私人财产权。这既是所有权社会化限制的表征也是私人所有权的义务所在。诚然，所有权社会化并非是对私人所有权的否定，其本旨是调适所有权保护与所有权内在义务拘束的平衡，在最大程度上使得私人所有权的行使与社会公共利益并行不悖。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所有权并非绝对，基于公共利益的限制(包括征收的可能性)，实乃寓存于所有权本身。所有权的内容兼括权能和义务、限制及拘束，使私的所有权更具存在的依据，而发挥其功能。”［4］因此，所有权社会化并非导致所有权失去独立的价值意蕴，倘若在所有权社会化的过程中对所有权造成了损害，仍然应当参照私权的损失加以救济。
(一)拆迁补偿的私法基础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确立物权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明确物之归属及利用，保障所有权人对所有权的信赖保护以及合理预期利益，强化所有权的安全属性及稳定性。从私权保障的角度检视，城市房屋拆迁却有违物权稳定性，且极易破坏所有权的安全属性。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物权内容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附着物房屋的所有权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权被相应的房屋所有权人所享有，作为城市土地附着物的房屋所有权亦归城市居民所有。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其不能成为国家征收的对象，不构成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私法基础。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所确立的“房随地一体转移”与“地随房一体转移”的规则，我国城市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从权利流转的归属分析是一致的。城市房屋拆迁直接损害的是城市居民的房屋所有权，所有权的灭失直接导致损害赔偿，因此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的私法基础首先在于对城市居民房屋所有权的侵害。同时，城市居民享有城市土地使用权，而城市房屋拆迁的最终目的即是提前终止土地使用权并收回土地以使土地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所以，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在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拆迁补偿的私法基础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即拆迁主体对被拆迁人房屋所有权以及土地使用权的损害。忽略二者之一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因为此两种基础法律关系关涉补偿原则及范围的问题。
(二)拆迁补偿的私法原则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即依循“公共利益较个人之必要为大(Necessitaspubulicamajorestqua-mprivata．)”及“私人利益，次于公共利益(Privatumcommodumpublicocedit．)”［5］，可以对城市房屋进行拆迁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城市房屋拆迁是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能表明国家力量可以毫无对价地随意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因为“征收虽然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而对个人和集体财产权所做出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是对财产的无偿征收，而是强制性地以适当补偿为前提的权利移转”［6］。“由于行政征收权就是公权力的一种特权，具有自我扩张的性质，加之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征收机关在适用时往往体现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对之进行合理约束，必然会侵犯被征收人的合法权利。”［7］具体到房屋征收法律关系，拆迁行为在实效上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无异，只不过这种行为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具有法律基础，拥有合法形式，因此不能判定为侵权。但征收人因公共利益导致房屋被征收的后果一方面造成被征收人合法财产权的灭失，侵害了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这种后果与侵权行为引发的后果别无二致);另一方面又引起其他主体(被侵害人除外)的受益，并且后者受益之广度与延展性显然优于前者，这在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上尤为凸显，在地价补偿标准方面，我国采用的以法定方式辅之以裁定方式作为计算基数的地价一般来说低于市场交易的地价①，而补偿缺省和计列开发成本时的刻意高估所形成的高估低赔的差额利益更是极易使得被征收人陷入“新圈地运动”。所以，虽然基于公共利益导致的城市房屋拆迁行为不具有侵权性质，但依据民法之等价有偿、公平原则以及侵权法的归责原理，侵权赔偿的标准理应被参照实行，赋予权利人以请求损害赔偿或诉请承担其他民事责任的权利，征收人也应当对被征收人的损失给予公平补偿。《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即使该合法利益需要绝对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基于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却也是不可敷衍了事甚至置之不顾的，否则这将会诱发公权力过度侵犯公民私权现象的产生。所以，从公民私权受法律保护的角度而言，基于因公共利益所生之房屋拆迁补偿必须采取公平补偿的标准，才能更好地保障私权。
(三)拆迁补偿的私法保障范围拆迁补偿的私法保障范围在利益分配上应当包括合理利益的保障范围以及预期利益的保障范围;在保障主体上应当包括直接利益主体与间接利益主体。合理利益的保障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当然属于拆迁补偿的范围。至于预期利益，根据私法精神，出于对被拆迁人利益的充分考虑以及公平原则的要求，也应当纳入补偿范围之中。与此同时，主体保障的范围也应当扩及间接利益主体的范围，才能够保证拆迁补偿的公允性。以美国联邦宪法所规定的征收三要件之一的公平补偿为例，第5条修正案强调:“未经公正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norshallprivatepropertybetakenforpublicusewithoutjustcompensation．)”其部分内涵即体现出多维度补偿的理念:一是有权得到补偿的不仅包括财产的所有人，还包括财产相关的收益人，如房地产的承租人;二是取得补偿的对象不仅包括房地产本身，还包括其附加物，以及与该房地产商业信誉有关的无形资产(odwill)②。此外，1970年联邦国会还制定了《针对联邦或联邦资助规划的统一搬迁补助与不动产征收政策法》(UniformRelocationAssistedandRealPropertyAcquisitionPoliciesforFederalandFederallyAssistedProgramsAct)，规定应当向被征用人补助搬迁费用、搬家津贴以及其他杂项费用。很多州受其影响，肯定搬迁费用等应当计入征收补偿的数额之内③。三是补偿的公平市场价值并不单纯反映被征用财产的当前用途，它还反映该财产适宜投入使用的其他合法用途④。通过全方位的保障，被拆迁人并不会因公益而生的征收、征用导致利益减损，这是符合当代私权保障的民法精神的。因此，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拆迁补偿的私法保障范围在我国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原有法述评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问题的形成与现状从广义“法”的角度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由我国现行的多部法律同时进行规制⑤，既有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又有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行政法律法规，还有如《物权法》这样的民事法律。鉴于涉及法律规范的位阶层次之较大跨度和部门领域之繁多数目，我们必须承认调和我国现行的房屋征收制度兼具复杂性、重要性以及必要性。通过对涉及的各法律施行之时间、具体规定以及实践操作的境况之分析，我国房屋征收问题的形成与现状可得以基本把握。第一，由1990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1991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时间间隔之短暂，我们可以窥知我国对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法律调整与对城镇房屋征收问题的法律调整几近同步。因此，城镇房屋征收问题之独立存在和极易产生纠纷的现状背后必然存有多元化因素，而非仅仅是土地使用权制度的不完善所致。第二，土地与建筑物“房地分离”的本质关系与“一体主义”的法律后果所引致的结构性悖论是导致我国现行房屋征收相关法律问题的重要根源。为凸显房屋的本身价值与独立地位以及便利房屋的流转交易，我国并未延循古罗马法的“一切建筑物从属于土地”的土地吸附地上物原则①，而是采纳了建筑物所有权独立于土地所有权的所谓“房地分离原则”［8］。然而在法律后果上，“房随地走”或“地随房走”的房地一体之自由流通模式，从立法技术和思想上体现的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国家所有权基础上的“国家物权主义”，“在土地国有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从而土地所有权与房屋的所有权)的分离变成强制性的，不能通过相关各方的谈判来加以改变。人们并非是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去选择自己认可的权利分配模式，而是被强制接受某种权利分配结果”［9］。这使得国家在对国有城市土地进行征收的同时，不重视或者根本否认国家对城镇房屋的征收，亦或是只着眼于房屋本身的补偿而回避土地使用权随征收活动潜在租值的显化而导致的利益纠纷。这种房地结构性矛盾实际上根源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更加强调公民对国家安排的绝对服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与发展，房屋流转交易形式逐渐多样态化、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如何促使房产与地产妥适结合以体现客观价值的最优化愈加受到重视。第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自觉而生，在对房屋违法征收的一片反对声中，立法者开始密切关注并愈发重视房屋征收中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这最突出地反映在我国2004年《宪法》第四修正案、2007年《物权法》以及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与施行。在城市房屋征收法律关系中，作为相对弱者一方的被征收人的合法权利越来越受到全面、合理的保障，在补偿范围、补偿程序上也逐渐体现出私权保障的价值诉求。
(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原有法评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所涉及的原有法律法规为房屋征收行为构建了大致的法律框架，但该法律框架还远不能满足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房屋征收出现的诸多法律问题，国家权力运作和公民权利保障相协调的要求无从实现。原有法规制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物权法》等原有法对公共利益都或详或略有所提及，然而，于诸多规制中“公共利益”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不明确性与模糊性，并未降低实践中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的难度，由此行政主体侵损私权的较高概率仍是房屋征收中存有的较大隐患。修正原有法立法技术上的弊端以及规制上的漏洞以击破制度成为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原动力。其次，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晰。我国有关征收的原有法律规制由于对行政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导致其过于膨胀，司法程序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发挥。在征收法律关系中政府毋庸置疑是作为最终归责者的一方主体，但在征收过程中政府作为指挥者、执行者、服务者亦或是裁决者的定位又迟迟得不到明确，而于设法减轻自身机构直接的担责压力或缓解现行补偿的经济负担的考量，政府或扮演多重角色或隐匿幕后，由此导致的主体错位造成认定程序上的混乱，从而引发政府信用危机与公信力下降等现实问题。最后，拆迁补偿安置不合理。第一，补偿安置实质上是充满利益博弈的伪商谈。因行政部门的强势“兜底”，原有法从安置补偿协议的启动到制定均刻有明显的强制性烙印，这就使得缺少双方充分沟通和意见交流的补偿安置协议是一种冲突博弈而非议价博弈。由此，征收方案的制定过程就离“接近于一个完全信息的双方议价博弈，其最后的均衡将趋向于纳什议价解①”这一理想模式渐行渐远。第二，房屋补偿标准偏低，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提前终止后未得到应有补偿。原有法尚未就城市建设拆迁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做出具体规定，将若干问题淡化为仅对征收房屋所有权而产生的补偿安置问题，被拆迁人土地使用权的损失被悄然“隐去”。第三，被拆迁人难以得到真正妥善安置。按照原有法的补偿标准，较低的货币补偿使得大批拆迁户易陷入难以承受按面积差价重新购房的经济压力和在外租房又明显不能满足利益优化的两难境地，最终只能选择迁移到地价相对便宜的城市边缘居住。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用地需求的无限增长，如此迁移循环往复，被拆迁人的地理位置渐次被“边缘化”，最终导致的是整个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被“边缘化”。
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新条例评述及完善之思考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颁布施行，该条例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旧《条例》)在权利保障方面设置更为周全，立法理念、立法技术更为先进与合理，制度的嬗变促使了许多现实性问题的解决，但新条例仍有许多规制有待完善。
(一)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否应正面界定以及能否正面界定作为公权与私权连接点的公共利益一直是备受学界讨论的热点与难点问题。面对因立法的暂付阙如而导致实践中“公共利益”之滥用境况，尽管王利明先生曾在制定《物权法》时就明确指出:“仅仅寄希望于物权法对公共利益内容的界定是物权法所不能承受之重”［10］。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利益承担了揭橥《宪法》第十条②精神的责任，成为《物权法》第四十二条③规定的征收程序启动之实质要件与最终目的之应然归宿。因此，研究公共利益的界定成为完善我国房屋征收法律制度的首要任务。新《条例》第八条就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了具体规制:“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方面，立法上将公共利益作为房屋征收的前置条件，有助于界分公益征收与商业征收。判定公共利益的需要还必须坚持必要性原则，即“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公共利益必须对特定范围内的房屋进行征收，否则该特定公共利益不能实现。也就是说，哪怕房屋征收行为的目的确实具有公益性，但若该方案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不需要通过房屋征收也能实现公共利益的途径，那么该征收行为就不符合必要性原则，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确需’性就不具备。必要性原则能够有效防止政府在为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为削减成本或其他不适当考虑而滥用征收权”［11］。另一方面，在立法技术上兼采了列举式和概括式并举的立法方式，妥善地处理了公共利益因具有发展性、开放性、抽象性和模糊性等特征而引致的难以界定的问题，以相对明确的标准使得在法律实践中更具操作性。通过对公共利益进行列举性的规定，法条能够为一般民众及行政主体提供统一的标准指引，对于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的要求也大有裨益，这种具体化的法律操作模式实质上就是对公共利益类型化分析，正如拉伦茨所言:“当抽象———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补助思考形式是‘类型’。”［12］而概括式的“兜底条款”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之规定，一方面因开放式“兜底条款”的运用而“期待能弹性地、演变地对生活事实加以规范，而不至于挂一漏万或不能与时俱进”［13］;另一方面也使得规制“公共利益”的法律层级有所保障，这决定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都无权创设新的“公共利益”的情形，限制了对“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①。诚然，在房屋征收和拆迁的过程中，就新《条例》列举的六种公共利益而言，“最容易出现公共利益被‘掉包’的情形就是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旧城区改建，在这两项建设中往往存在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交织的情况，而使它们成为地方政府大量引入商业利益的缺口”［14］。因此，在判定因该两项建设需要而进行的房屋征收与拆迁活动时，应该严格审查征收房屋收回土地使用权后的土地使用主体、征收与拆迁的受益者、产权的可能承受人与土地的使用功能等，以确保作为房屋征收与拆迁目的的公共利益在房屋被拆迁后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
(二)拆迁补偿标准的重塑补偿系征收制度的必备要素，注重补偿的征收制度，“既遵循了法制发达国家征收制度的发展规律，也抓住了我国城市不动产征收纠纷的主要矛盾”［15］。房屋拆迁补偿既具有深厚的基础，又体现私权保障的价值内涵，在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房屋拆迁补偿理应体现人权保障的要求以及等价有偿、公平的民法原则。基于注重完善与提升拆迁补偿标准的理念，具体补偿举措应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适当补偿到公平补偿———价值理念的转变。我国2001年颁布实施的旧《条例》对被拆迁人采适当补偿标准，这在实践中多被等同于象征性或抚慰性补偿。依据适当补偿标准，被拆迁人的直接利益无法得到全面补偿，更毋论预期性的利益。此外，行政补偿的范围偏小，补偿基本上只限于财产权补偿，而财产权补偿中也只局限于对直接损失的补偿。2011年实行的新《条例》首次将拆迁补偿的标准确定为公平补偿标准②。公平补偿原则纳入了严密的利益评估机制，并与市场挂钩，实现了私权保障价值理念的转变，对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被拆迁人的利益保护更为周全。然而，新《条例》尚未关注或解决的问题在于:城市居民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虽然归属主体一致，但二者的价值标准却是相异的。新《条例》虽然对被拆迁人采用公平补偿标准，但这种补偿的公平性所针对的对象却不甚明晰。新《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限定了房屋征收补偿的范围:(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从条文字面看，补偿仅限于基于房屋所有权所产生的合理利益，对城市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不在考虑之列。然而，新《条例》第八条关于公共利益需要的界定，“无论是为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的需要，还是为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的需要，地方政府对他人房屋进行征收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而是为了尽快拆除房屋和重新开发、利用土地”［16］。事实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往往要远高于基于房屋所有权所派生出的各项利益。况且，新《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规定已暗含了地价在补偿中所占有的重要份量;第十九条“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中的“房地产”更是直接显露“地产”在征收补偿中难以被忽略;住建部颁发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一条也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在正常交易情况下的交易金额。由此，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当然包含了对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丧失的补偿，否则“公平补偿”只是“金玉其外”而在实质上对被征收人有失公允———新《条例》对补偿标准所依据的基础对象之暧昧不清的态度值得反思。日后立法需要完善的事项在于:第一，在考虑补偿时，是否需要同时补偿基于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所产生的利益之总和;第二，是否将二者价值进行比较而补偿价值较高者。笔者认为，第二种方法更为合理。原因在于，我国实行房地一体主义，对二者进行总和性补偿一方面会加重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道德风险，加剧公民的信誉危机。如前所述，土地使用权具有独立的价值，且此价值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于房屋而言在理论上甚至更为显著，但是在实践交易中，土地使用权的对价一般已经“吸附”于为取得房屋所有权时所支付的对价中，所以在厘定补偿规制时，也理应将实践考虑其中，故补偿标准按两者价值之和显然并非合理。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所指出的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房地一体”的模式将会更为明显地体现，在补偿价值计算时，立法应参照实践中“地产”之于“房产”价值的“吸附”这一事实对补偿标准进行明晰规制，以两者价值较高者为准。第二，由单一性到多样性———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拆迁补偿方式上，目前我国基本上采以货币补偿为主、实物补偿或产权调换为辅的做法，新《条例》依然没有解决该漏缺①。补偿方式的简单化使得被拆迁人所面临的际遇难以被顾及甚至遭到漠视。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房屋的灭失往往直接导致居民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从而引发新的生存危机，这关涉公民权利的保护及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因此，有必要坚守公平补偿的原则与标准。美国研究不动产征收及补偿的著名学者AbrahamBell和GideonParchomovsky指出，随着公共利益范围的不断扩张，公平补偿几乎成了仅有的对私人财产权有意义的保障和对政府滥用征收权的审查②。究竟什么是“公平补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需要补偿的是因征用行为给财产所有人造成的损失，衡量损失的标准是财产被征用时的公平市场价值(fairmarketvalue)③。在坚持公平补偿标准时，立法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公平市场价值并不单纯反映被征用财产的当前用途，它还反映该财产适宜投入使用的其他合法用途④。纯粹从现有价值出发评估的补偿数额往往难以弥补当事人的实际损失，对被限制和剥夺私有财产权的公平补偿必须包括私有财产的既有价值如被拆迁人处分不动产自遭受破坏的损失，潜在价值如被拆迁人对不动产情感价值的损失以及与不动产所处社区联系割裂的损失、满足个人正当的特殊需要投入的损失⑤，同时还应该将可得利益纳入考虑之中。另一方面补偿的方式必须考虑到分配正义，补偿方式差异的背后蕴含的是价值冲突及利益冲突。庞德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⑥故，为平衡或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立法所提供的补偿方式理应能够保证个人的生活水准不会因为私有财产权的征收或征用而降低。因此，建立多样化的补偿机制成为必须。多样化的补偿方式除了以货币补偿为主，实物补偿或产权调换为辅外，还可以考虑增加安排就业、提供升学机会、扩大社保范围等其他措施，从多方位、多维度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第三，由笼统性到唯一性———补偿主体的特定化。房屋拆迁责任主体不明确是导致房屋拆迁纠纷的重要原因。房屋拆迁中实际包含了两层法律关系———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政府与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收回与房屋所有权征收法律关系，被拆迁人与开发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旧《条例》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在旧《条例》下，何谓拆迁人?拆迁主体是谁?拆迁由谁补偿?这些问题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往往不得而知，加之缺乏公共利益的前提性要求，诸多商业性拆迁大行其便，无所顾忌，这些均使得主体错位、责任承担混乱的现象成为常态。新《条例》第四条则明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互相配合，保障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规定揭示了“房屋拆迁”归属于“征收”，是政府行为，即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政府部门成为公益拆迁补偿的唯一主体而明确归位。新《条例》第四章又就政府职能部门的不法拆迁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责任机制，补偿主体的特定性使得政府的责任得以明定，在权利保护方面避免了被拆迁人求偿无门的被动局面，健全了被拆迁人的补偿保障途径。新《条例》中，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政府部门承担的是严格责任，“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总要会牺牲一些原本由国家、政府、官员所拥有的东西，或者是放弃某些希望取得并且可能取得的正当目标，诸如国家的部分权力、阶级利益、政党影响力、官员职权、工作效率，甚至经济效益”［17］。虽然政府从之前的“幕后”走入“台前”且承担更多的责任与风险，但这与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科学行政理念是相符的。但新《条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在于有必要具体细化被拆迁人求偿程序，拓展求偿救济途径，在归责主体明确化的同时只有构建起健全完善的求偿程序才能在终极意义上保障被拆迁人行使求偿权。
(三)征收正当程序的完善目前，我国房屋征收正当程序的不完备甚至缺失是房屋征收违法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根源。“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使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18］严格程序的规制及施行是达至实体正义的前提，“征收程序要实现的基本功能是:对征收决定权的制约和对被征收方权利的保障”［19］。在我国有关规定程序的法律法规中，保障公民或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尤为必要，正当程序原则应当成为房屋征收高度关注的原则。第一，完善征收许可中的听证程序。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该规定存在的问题是，听证程序的启动完全依靠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在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中，行政主体既是参加者同时又享有决定听证的启动权，缺乏一定的监督机制。新《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可见，该规定在提高听证的公众参与度以及过程、结果的透明度上有所进步。但是，对于何谓听证、何时听证、如何听证、向谁主张听证这些问题的法律规定过于粗泛，听证信息机制的设置依然严重失衡，被征收人缺乏实际参加听证的路径保障以致《行政许可法》赋予公民主张听证的权利有被“虚化”或“架空”之嫌。新《条例》关于听证事项中，只有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才关涉严格听证的问题，在其他事项上则无严格听证的要求。“不管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也不管是哪一级别的公共利益，只要公共利益的主张会引起私人实体利益的限制与克减，就必须存在一种程序系统来保证这种限制与克减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20］尽管新《条例》第九条规定，作出的征收决定必须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等，而这些规划的制定就必须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经过科学认证。这其中完全可以将其明定为必须经过公益调查和公益听证程序。笔者还认为，对关涉房屋征收中的所有事项都应当纳入听证程序，听证应该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所要求的程序进行，听证笔录应当完整、全面，准确反映听证过程及参加者的意见，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正当法律程序就是要求征用当局必须听取被征用人的意见，同时要充分说明行使征用权的理由，而不是根据其单方意志作出征用决定。”［21］对于行政机关未经听证所作出的违法行政行为，应根据征收进程中的不同情况，依法分别作出撤销、驳回诉讼请求或者确认违法判决。第二，完善拆迁补偿安置的评估程序。完善拆迁补偿安置评估程序的关键在于保证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客观性与公正性。旧《条例》虽然规定补偿定价以市场评估价进行确定，但同时又将评估办法的制定权划归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市场评估受到政府政策的左右。新《条例》规定在评估办法上增加了复核评估以及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的权利。在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选任上，规定评估机构应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将被拆迁人的索偿权与行政主体的行政权相剥离，尽量避免行政主体的过分干预。总体而言，新《条例》推行后的最终议价结果较之于旧《条例》应更为趋近公平。由于“健全第三方评估市场，赋予公民以自由选择评估方的权利，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应该是完善征收补偿制度的一个必要进路”［22］。不难看出，在评估机构的遴选机制以及对评估机构的监督等方面，新《条例》仍有细化的空间。第三，完善房屋征收的裁决程序。
完善房屋征收裁决程序应当强化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坚持司法终局原则。根据旧《条例》的规定，行政裁决程序是提起行政诉讼程序的前提条件，如果不满行政裁决，即使申请诉讼，也不能避免房屋被强制征收的命运。赋予政府部门对征收纠纷的行政裁决权后，政府部门在下发行政许可后还对其自己作出的行政许可予以裁决，“在中国现行的房屋拆迁制度框架中，政府既是给予房屋拆迁许可的初始界定者，同时也是判定该拆迁是否为合理拆迁的裁判者，行政许可、裁决及执行的角色重叠，政府一身兼具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23］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时往往肆无忌惮，不利于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行政的特点固然讲求效率，但是在公民权利可能受到极大损害的时候，还应当充分注重正义、公平的要求，这是实现最优效率的途径之一。新《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对房屋征收的裁决权实行司法终局原则的确认。从私权保障的角度而言，只有将房屋征收的最终裁决权由行政裁决转化为司法裁决，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避免行政主体对房屋征收裁决权的权力垄断，更好的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在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中，房屋征收作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容忽视。新《条例》在保障被拆迁人的权利方面虽有显著进步，但关于拆迁补偿的制度设计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立法技术层面都存在着不足。在正确处理社会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的过程中，需要构建起公平合理的平衡机制，强化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健全被征收人权利救济途径，将公平补偿、正当程序纳入法律保障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城市房屋征收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秩序。
参考文献:
［1］孙笑侠．拆迁风云中寻找法治动力———论转型期法治建构的主体［J］．东方法学，2010，(4):10．
［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研究(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49，250．
［3］［德］哈里•韦斯特曼．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M］．张定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68．
［4］王泽鉴．民法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9．
［5］郑玉波．法谚(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7．［6］王利明．《物权法》的实施与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J］．法学杂志，2008，(4):16．
［7］王士如，郭倩．城市拆迁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功能与立法建议［J］．行政法学研究，2010，(2):30．
［8］［15］［16］朱广新．房屋征收补偿范围与标准的思考［J］．法学，2011，(5):26，21，21．
［9］孙笑侠，钟瑞庆等．复活的私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278，279．
［10］王利明．物权法草案中征收征用制度的完善［J］．中国法学，2005，(2):57．
［11］［14］唐忠民．“公共利益”司法审查的相关问题———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例［J］．理论学刊，2012，(10):86．
［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37．
［13］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增订第六版)［M］．台湾:法学系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2009．570．
［17］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359．
［18］王名扬．美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41．
［19］［21］刘东亮．拆迁乱象的根源分析与制度重整［J］．中国法学，2012，(5):145，144．
［20］杨寅．公共利益的程序主义考量［J］．法学，2004，(10):10．
［22］赵骏，范良聪．补偿博弈与第三方评估［J］．法学研究，2012，(3):67．
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标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地发展权；征地补偿；补偿标准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029-03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业用地被政府征用为国有建设用地。2006年，全国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为387.8万亩，自1998年全国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情况呈逐步上升趋势(如表1所示)，但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对征用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按照这个标准，对农民的补偿虽然具有地区差异，但以现金形式补偿的通常都在每亩1.5～5万元之间。而现实中，一般被征地农民每亩补偿只有7 000元左右，并从此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专家研究表明，在征地过程中，如果成本为100，农民得到的补偿只占其中的5%～10%，农村集体及农民所得到的农地征用价格大概为出让价格的1/10，而农地出让价格又大约是农地市场价格的1/5，也就是说补偿价格、出让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比例为1∶10∶50。正是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较低，才使得一些地方违法批地，乱占耕地，浪费土地的现象不断发生。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一种新的制度设计，以法律形式来确定治本之策。而设置农地发展权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一、农地发展权概述
发展权观念的构想和移转办法始于英国。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时英国国会为了疏散工业及工业人口，对拥挤的都市地区进行再发展，同时也为了减少人口和工业遭受空中攻击的威胁等问题，创立了土地发展权移转的法律思想。1947年英国的《城乡规划法》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建立了土地发展权制度。随后美国创建了分区制度及制定了《土地发展权转让授权法》。时至今日，在发达国家土地发展权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并具有比较成熟的运行机制。而我国土地发展权立法至今仍处于缺位状态，但它的价值已在社会生活事务中日益凸显，并且大部分学者也都承认土地发展权的存在，尤其是农地发展权的客观存在。同时，他们也对农地发展权进行了大量论述。如沈守愚将农地发展权界定为“将农地变更为非农用地的变更利用权”。而王小映则认为：“土地发展权是一种农地可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利用的权利。这种权利由土地利用规划所限定和设立，是所有农业经营者都应当参与共享的权利，它独立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并非完全属于某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的范畴”。显而易见，王小映这里所讲的土地发展权为农地发展权。但杜业明认为：“土地发展权是基于土地的所有权，是从使用权和收益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权，是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通过改变土地现有用途而获取额外收益的权利”。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2年编制的《各国土地制度研究》中将土地发展权界定为土地变更为不同性质使用之权，如农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或对土地原有的使用集约度升高等。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农地发展权就是指土地变更为不同使用性质的权利(一般为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是一种可以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
众所周知，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会引起农地价值增长，但事实上从目前的土地补偿标准来看，在给予农民或村集体的土地补偿中并未包含农地发展权的收益，其结果是将农民和集体拒之于土地增值收益之外。
二、我国目前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与国外的比较
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征地补偿标准，是以征收土地的原用途为参照进行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耕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按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同时，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国家法定的补偿依据是以一定条件下的农民基本生活为标准，原则是原生活标准不降低，对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带来的增值问题并未提及，农地发展权的缺位显而易见。从国内外对比来看，国外的征地补偿标准大部分是以当前土地的市价为征地补偿参考标准(如表2所示)。虽然从征地补偿标准中并未直接明确标明对土地发展权的补偿，但在实际的补偿中，这些国家均考虑了土地未来增值给土地所有者带来的收益。如英国，补偿项目除了考虑土地及其附带资产的价格外，还综合考虑了因所征用的土地一旦投入使用而导致的当事人所拥有的其他土地的价格的增加；美国同样也考虑到土地未来增值的问题。如在美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土地征用补偿根据征用前的市场价格计算标准，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的价值，而且考虑补偿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而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土地发展权的归属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发展权归属的争议较大，总体来说主要有两种观点。观点一：农地发展权应归国家，土地开发者必须向国家购买发展权，才能开发农地。农地使用权(农地承包经营权)可在农地用途内自由流转，农户享有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即英国体例。观点二：农地发展权应归农地所有者(或农户)，国家可以向农地所有者购买发展权。农地使用权可在国家购买发展权后以市场方式自由流转，农户享有独立的收益权和处分权，即美国体例。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笔者认为决定农地发展权归属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实现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效益最大化。
从经济利益上看，在土地发展权归属国家这种形式下，政府可获得收益，并且有利于国家对土地的用途进行必要的管制，但土地使用者想要获得土地发展权，只有向政府购买，土地收益的增值部分由政府享有。而对于被征用土地的农民而言，一方面失去了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自己原有土地上产生的收益由使用者和政府分享，而自己得到的只是相对较少的补偿费，农民自然对土地发展权的实施不会有兴趣，甚至采取各种行为阻挠政府对土地的各种发展行为，这无疑会增加政府的管理成本及交易成本。当土地发展权归土地所有者拥有时，土地使用人要想得到土地发展权，需向原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涨价的收益归土地的所有者，但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者处于缺位状态，集体组织并不能保证收益分配的公平性，此外农民受利益的驱使难免出现土地使用混乱现象，也不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单从经济利益上我们很难确定土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因此我们还要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土地发展权的配置问题。考虑到目前我国个体农户的短视性和集体所有者的虚置等因素，笔者认为从整个社会公平和利益均衡的角度来看，将农地发展权归为国有较为适宜。
首先，农用地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增值效益的产生，离不开国家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实践中，国家在将农用地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之前或者之后必然对非农建设用地周边区域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入。这些投入使得非农建设用地能够体现出其潜在效益，从而在流转中产生增值效益。因此，只有将农地发展权归属于国家，才能使国家在集体土地中的这一部分固有财产权得以显化，使国有资产不至于流失。
其次，确立归国家所有的农地发展权有利于保护耕地，使耕地保护置于国家总体规划之下，从而防止有关组织或部门任意变更农地为非农建设用地。而对土地使用方而言，除给集体和农户以应有的补偿外，还要向国家购买发展权。这样，国家可以利用这部分通过出让发展权而获得的资金进行土地整治和建设，使农地的变更使用与国家的土地建设相统一，真正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
最后，确立农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有利于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目前，针对失地农民大都采取货币形式进行一次性安置，但这种方式只保一时，不管长远。对于失地农民来说，他们失去了土地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在土地上获得就业的机会。因此，他们需要在城市非农部门获得相应的就业机会，以保障自己未来的生计，而这就需要对农民进行相应的转岗培训，那么针对于失地农民转岗就业培训所需的费用，也构成了征地补偿费的一个部分。在确立土地发展权归国家之后，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纳入国家财政收入渠道，土地发展收益由土地管理部门代表国家收取，为国家土地管理工作提供稳定的经费。而政府则可以从土地发展权收益中拿出适当部分，作为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培训基金，从而解决好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四、土地发展权价值的确定及农民应当享有的比例
农地发展权价值是假设农业生产处在正常生产条件下能获得正常的社会投资平均利润的情况下，因失去将农地改为建设用地的权利而应得到的补偿。因此，计算农地改为建设用地的增值是在假设农业生产为正常生产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此前提下的农业地租或农业生产资料价值也是正常生产条件下的地租或地价。从这一假设出发，我们可以得出：
农地发展权收益=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农用地土地使用权价格-建设用地开发成本-转换成本税费
即农地发展权的价格应等于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全部增值。
由于国家在将农用地变更为非农建设用地之前或者之后对非农建设用地的周边区域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入，因此对于农地产生的“用途转换性增值”，应该由国家占有。但这种占用并非绝对性的无偿占用，国家需要从农地发展权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用于满足失地农民就业、养老、医疗和失业等关系到农民未来生存和发展问题的相关保障费用的需要。由此，我们可以将农民分享的农地发展权收益归结为农民就业、养老、医疗及失业等社会保障费用的总和。
即农民分享的发展权收益=农民就业再培训费用+医疗保险费用+失业保险费用+养老保险费用等
由此可见，征地对村集体和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的关键是制定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等相关制度安排，并测算出所需的费用，即农民分享的发展权收益，如果这一费用低于农地发展权收益，则按此费用支付补偿；如果此费用高于农地发展权收益，不足部分则应由政府支付，当政府的财力还达不到支付如此巨额的补偿金额时，说明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征用农地的阶段，因而应放缓城市化速度和规模，从而避免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化成果现象的发生。同时，由于这种方式增加了政府非法批地的成本，地方政府将很难从大量的土地征用中获得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政府非法批地冲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地发展权视角下的失地农民补偿应当包括：
1.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部分土地所有权补偿；
2.对农民的承包经营权补偿；
3.对地上附着物补偿；
4.农民分享的发展权收益。
目前，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已对前三项补偿做出了相应规定，唯独农地发展权分享收益缺失(如表3所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所获补偿偏低这一事实。
因此，设立农地发展权，将能够更好地解决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缓解土地征收征用中存在的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同时，农地发展权的设立和实施，有利于我国政府对农地非农化的宏观调控，能够切实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的稳定和团结，促进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
参考文献：
[1] 王正立，刘丽.国外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方式及支付时间[J].国土资源情报，2004，(1)：9-13.
[2] 沈守愚.论设立农地发展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意义[J].中国土地科学，1998，(10)：l7-19.
[3] 吴郁玲，曲福田，等.论我国农地发展权定位与农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J].农村经济，2006，(7)：21-23.
[4] 杜业明.现行农村土地发展权的不均衡性及其变迁[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社会科学版，2004，(1)：5.
[5] 周建春.农地发展权的设定及评估[J].中国土地，2005，(4)：22-23.
[6] 王小映.全面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J].中国农村经济，2003，(10)：9-16.
土地使用权征收补偿标准范文第5篇
为强化*城市规划区（以下简称*城区）土地统一管理，切实解决多家管地、多头供地、违法用地的突出问题，加快城市建设和发展，根据国家、省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现就加强*城区土地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土地统一征收
*城区（包括开发区、工业园区）所有的建设用地于20*年1月1日起全部收归市国土资源局集中统一管理，统一向社会供地。严禁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各开发区、工业园区、工程指挥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开发经营单位）以任何方式非法出让土地使用权。
城区范围内各类建设需要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由市国土资源局制定征地方案按程序组织征收。严格执行省政府批复的征地补偿标准，严禁擅自提高和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征地补偿费用全额支付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拒不领取征地补偿费用、拒不腾地的，由市国土资源局依法责令其限期腾地；逾期不腾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户不得强揽工程或以其他名义阻挠施工建设。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直接征地和签订购买农村集体土地的协议，不得“以租代征”将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
二、坚持土地计划供应
根据省政府批准的年度用地计划和*城区储量的土地情况，由市国土资源局会同市发展改革、规划、财政、房产、建设等部门编制*城区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城区年土地供应计划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应优先保证工业用地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房地产用地比例应严格控制。未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的土地，不得供应。根据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市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城区年度土地出让计划。年度土地出让计划报市政府审批后向社会公布。对于未取得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土地供应计划指标的项目，相关部门不得办理项目建设审批手续。
三、完善土地储备制度
成立市土地储备委员会，负责决策、协调、监控有关土地储备和出让事宜。市土地储备委员会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主任委员，市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建设、规划、房产等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以下土地由市土地储备中心收购储备：（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而依法征收的土地；（二）已列入旧城改造项目计划或危旧房改造计划的土地；（三）因单位搬迁、解散、撤销、改制、破产、兼并或其他原因调整出的原划拨国有土地；（四）依法收回的闲置土地；（五）政府依法收购和整理的国有土地；（六）土地使用权期限已满、政府依法收回的土地；（七）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无力继续履行出让合同、又不具备转让条件的土地；（八）土地使用者要求政府收回的土地；（九）未确定使用者的土地；（十）原划拨土地需要转让的土地；（十一）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可以收回的国有土地。
四、规范土地出让方式
对商业、旅游、娱乐和房地产等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工业用地不允许划地招商、零地价招商，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市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格标准，由市国土资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其他用地，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也应当采用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
五、规范土地交易行为
严格执行《*省土地市场管理办法》（省政府195号令）。*城区土地使用权交易（包括土地出让和转让）都必须进入*市土地矿业权交易市场公开运作，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禁止场外交易。凡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者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申请改为出让土地使用权、划拨土地使用权单独或者连同地上建筑物和附着物转让、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土地使用权转让以及因土地抵押而引起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法院判决用于债务清偿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等都必须进入市土地矿业权交易市场公开交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自行招标、拍卖或者变相招标、拍卖土地使用权。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集资、合资、联营、联建、抵押、出租等形式处置或使用划拨土地，禁止利用划拨土地从事房地产开发。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以划拨土地使用权或者连同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抵债、与他方易房、易物；任何单位不得以裁定、决定或者他形式将非法取得的土地用于清偿债务。企业改制涉及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的，必须拟定土地资产处置方案，报市政府批准，由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以划拨土地使用权或者连同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进行经营性活动的，土地使用者应当按规定报经批准后按标准缴纳土地收益金。任何单位和个人因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向市国土资源局申请登记。土地使用权未经依法登记的不受法律保护，房产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将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房地产转让、出租抵押的，市国土资源不得为其办理房屋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土地出让受让人依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付清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缴纳有关税费后，市国土资源局方可为其办理土地登记，发放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对未缴清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的，不得发放土地使用权证书。
六、加强城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原有宅基地面积达到限额标准的不能再申请新的宅基地；确需另行使用宅基地的，原宅基地必须退出。宅基地限额面积按《*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执行。农民旧宅基地面积超过省规定限额标准的，超出宅基地限额标准的面积在拆迁或改建时予以收回。一户村民占有多处宅基地的，只能认定其一处有效，其他宅基地按违法用地查处，宅基地上建筑物按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市政建设需要征收其违法使用的宅基地时，只对土地进行补偿，不对违法建筑进行补偿。严禁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村民宅基地。严禁出让、转让或者出租农村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因城市建设对城区村民房屋进行拆迁安置的，一律实行统一规划，集中安置。
七、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一律全额缴入市财政设立的土地收益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偿还土地质押贷款和国有建设用地开发整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免、挤占或挪用出让金等土地收益。对于低价出让土地，随意减免地价，挤占挪用土地收益，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