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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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教育正义；改革；挑战；建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96-02

正义(justice)，历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价值理念。在早前的文字记录中，正义包括全部的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亚里士多德相信正义就是平等，他将正义主要用于人的行为研究上；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城邦国中不同等级的人各司其职；休谟则把公共福利看做是正义的唯一源泉。随着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正义被用做一种道德标准来评价社会制度。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1]。教育是现代人成功走向社会的起点，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社会理想。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制度中一个独特的实践领域，它的正义一方面体现着社会的正义，另一方面又促进着社会的正义。所以，要将教育变革的根本原则确立为教育正义，否则没有教育正义的教育变革就是不合理的。

一、教育正义论的基本价值内涵

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体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就是正义。更准确地来讲，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他将影响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和直觉主义的正义观。很明显，这两种正义观存在明显的差别，即一种是以功利为依据，一种则以直觉为依据。从另一角度可以将正义划分为社会正义和个人正义，那么以上罗尔斯所研究的正义主要是指社会正义，也就是社会制度的正义。罗尔斯将正义理解为“公平的正义”，他也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道德哲学是社会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础之一，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总是占据上风，而不改变这个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则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的体制，则很难达到社会制度正义。他指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从这里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反功利主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含义是指社会的每一个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这种正义包括前提的公平和目标的公平，这要求正义原则不仅在最初的原状态下要被一致同意，而且这种正义最终也要产生一个公平的结果，从而达到公平的目的[2]。

教育正义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教育从制度、机构到具体的人的行动，不仅涉及制度与人的具体行动的正当性问题，还有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因为教育的对象直接指向人，所以与社会正义相比，更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教育中的正义，是把教育自身作为一个基本结构来看待，教育正义指向的是教育向着善的方向的改进和建构，即使得教育更为合乎道德，合乎伦理。所以，正义主要指向的是教育中基本制度是否符合正义，是否受正义价值的规范。教育正义如何解决教育权利与义务的问题，是否正义的保障了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以及培育人的完整性，还有教育中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否合乎正义目的，合乎价值伦理标准，从而实现教育内部秩序的和谐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

二、施行教育正义所面临的挑战

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而对于我国来说，公众关注的焦点以及教育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好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目前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城乡发展不均衡，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同一地区会有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发展的不均衡。其次还有部分地区教育乱收费的现象，近几年更是有择校问题愈演愈烈。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缺乏正义性，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是因为缺乏教育正义。因此，仅仅通过均衡发展不同地区、城乡、学校等方法无法解决教育中的不正义问题，因为如果教育中没有正义，则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平。我国的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由此决定教育过度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公正。在教育改革中，也没有把对教育制度的批判上升到伦理的高度，严重地忽视了对公正以及正义的追求。目前，我国教育存在和表现突出的不正义问题有以下三点。

第一，教育未能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权利。我国的教育制度在整体设计上不能平等地尊重和关怀每一个学生，学校以及教育者也未能走出这样的局限，学生的健康和生命权利被侵犯的现象屡见不鲜，教育制度中显而易见地存在地域差异所带来的歧视，对学习中的所谓高分群体与低分群体的区别对待以及另眼相看。

第二，教育腐败问题未能根除。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巨额的择校费问题从幼儿园开始上演，实际上一些是地方教育部门的操作。因为教育不公的问题，学校之间的差距拉大，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所谓好的学校，对择校费只能逆来顺受,而一些地方和学校的教育部门趁此机会占有这种极其不正义的利益，从而滋生教育腐败。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第2篇

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财富观念的变革有着深层关联。因此，有必要在时代语境下对财富观念予以重新定位与思考。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中文和英文的词典中对于“财富”(wealth)概念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符合当今主流经济学中对于财富的一般解释，基本锁定在有价值的物质资料上。但是还要看到，在词源学上，财富(wealth)由单词weal（康乐）和th（情形）两个词组合而成，表示“康乐的情形”或“幸福和繁荣的情形”。而在希腊文中，财富这个词是euporeo，可以被拆成两部分：eu（美好的、幸福的）和poros（通路）。也就是说，财富是通往幸福的工具或道路。词源学的解释，对当今财富的精神现象学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不要倒置在财富问题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要忽视对于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诉求的思考。

在弄清楚财富本源意义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厘清财富的社会内蕴。其实，财富作为社会分工所积累，是剩余产品积累形式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财产稀缺性的认定，也是人类由无意识的交换行为向自觉的交换行为过渡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财富的积累过程其实就是财富及其财富观念形成的过程。在私有制社会，剥夺与被剥夺、占有与被占有、平等与不平等乃是其间过程的历史特征。正是基于对“剩余产品”的产权化、私有化的确认，“剩余产品”才获得社会制度框架内所能定义的“财富”概念的内涵。因此，在私有制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地对待剩余产品，才会使得具有私有产权性质和社会属性的财富得以诞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才使得财富的意识形态变成等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更是因为这种不平等，财富才成为少数人持有的“财富幻象”、社会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财富体系的三次变革

迄今，人类已经实现了三次财富体系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这是“创造财富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方法”。人类不再靠大自然恩赐，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自然界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了。在这次财富浪潮中，大多数农业社会里以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为生产单位创造了我们所称谓的农业文明。第性财富体系和社会（即工业主义）出现于17世纪的晚期，在地球的许多地区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和剧变的浪潮，这次财富浪潮是基于标准化生产流水线的制造技术，按照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最大化的普遍原理建设起来的，所带来的是工业一体化。第三次浪潮大概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在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和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力结构上的巨大变化说明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开始过渡到了以知识或者脑力劳动为基础的产业经济。

其实，财富体系的建立不是神秘秩序的显现，也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伟大杰作，而是“大自然的隐秘过程”的必然。透过历史我们发现，财富体系的建立需要三个因素：其一，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货币配置社会资源的意义被发现，在利益支配世界的意志驱动下，西方进入了财富体系扩张的时代，西方政治谱系由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神性的人逐渐向俗性的人转换，使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得以发育。其二，财富体系的政治制度设计与说明。从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来说，通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设计，使资本主义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获得同构，从而为财富的扩张提供制度设计与支持。在制度设计中，国家的本性与人的贪婪性两极相通，“恶的人性”被假设为国家政治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僵死转为活力的重要视点。其三，财富心理的培养和财富精神的张扬。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既是财富精神的历史积淀，也是财富精神张扬的内在需求。因为，该设计契合了三个重要理念：首先，贪欲作为人性之本，在金钱的法则下，驱动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种“原子化的裂变”，并使人的社会性转换为一种市场的物性。其次，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性的基础，它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政治的治理应更加权重追逐财富的原则。追逐私利与合理性地混合应成为一切行为的典范。最后，政治被市场经济加以通约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用欲望来驯服和制衡欲望。这三种财富扩张的哲学理念与政治谱系的同构，乃是西方资本制度发育的重要“理论基因”。

三、财富扩张及分配逻辑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联

财富逻辑是一个包括财富繁荣、危机、萧条、复苏等多环节的完整链条。扩张与繁荣，危机与萧条，都是财富逻辑过程性展开的表现形式。在金融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财富扩张及分配逻辑的必然。历史上，社会财富分配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直接分配使用价值，也就是用伦理的概念，或者等级制的制度直接分配，也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使用的分配方式。以帝王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占有了社会的全部剩余财富，使生活系统维持在紧张的状态，所以这种使社会发展很慢。

第二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本的分配方式。不再直接的分配作为物资资料的财富本身，而是分配一种瓜分财富的权益――价值。价值是分配财富的一种市场权利，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用来分配财富。这个价值能扩张人的欲望――占用全社会财富份额的欲望。

第三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产证券化这一特殊的财富分配方式。就是把一切预期能够生产出社会权益的资产，统统进行证券化。证券化后产生的虚拟经济体，使实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延伸为虚拟经济中“社会金融关系”，而具有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则将这个金融关系网络的触角深入于全社会各个角落，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控制力量。实体经济的财富逻辑也由此延伸到虚拟经济领域而不断积累，并且最终被倍数地放大而表现出来，最后爆发为金融危机。由此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使资本变异为虚拟资本，财富变异为虚拟财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转移和积累财富扩张风险，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所在。

四、财富观的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爆发于西方的金融危机给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工具化、智能化的手段，创新财富新源泉，增加社会财富，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也是一个关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问题。在构建我国的财富观念和财富体系的时候，理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1）自觉把握世界财富革命进程，创新财富新源泉。（2）深刻把握财富原理，促进财富创造。（3）完善财富体系，增进人民福祉。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离群青少年；网络；社会排斥

一、离群青少年的出现和现状

所谓离群青少年，是指沉溺于家中的自由安逸而不愿与外界接触的青少年，他们夜以继夜地躲在家中，并形成了依赖电脑和网络、与现实隔离的生活方式——“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送饭上门管饱就成”。据中国青年报社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合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的4 610人中，有56.9%的人认为自己身边存在宅男宅女。不可否认，这个群体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群体中一支“颇有实力”的亚文化力量，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

首先，离群青少年涵盖的意义较为广泛，包括疯狂迷恋动画、漫画和游戏的“御宅族”，害怕与社会接触的“茧居族”等单纯以某一原因闭门不出的青少年族群，大多数在社会上饱受挫折并渴求家中安宁的青年人都可以用一个网络新词来形象概括——“宅青”。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许多社会问题相继显现，如激烈的社会竞争导致人际关系淡漠，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导致社会不公正以及巨大的社会压力导致个人幸福感下降等，都使得社会地位相对边缘化的离群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沉重、压抑，而筑起自我孤岛的方式无疑是这个稚嫩的社会群体的一种避难策略。第三，离群青少年虽然是一个刚刚崛起的族群，但其影响力和带动力却十分惊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离群”的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需要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二、社会排斥：青少年离群现象的根源

笔者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一现象的成因。

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拉诺Rene Lenoir）首次提出“社会排斥”的概念。这种偏见和歧视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意指主导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群体的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有很多不同面向，但若以青少年为出发点，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别，即制度性排斥、文化排斥及人际交往排斥。

1.制度性排斥迫使青少年自我隔离。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旧的社会制度也处于不断地变革和重建过程中，一套科学完善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在主导群体握有社会权力的前提下，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年人被排斥在各个社会制度（如教育、训练、就业及社会福利等）的“门槛”之外，造成了社会对青少年的显性制度排斥。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正处于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渴望摆脱束缚的人生阶段，具有特立独行和反叛性的特征，因而往往被视为各种和不合社会规则的始作俑者和问题制造者。

2.文化排斥导致青少年自我排斥

美国社会学家莫顿认为，个人若是缺乏文化所包含的目标以及社会所认可的手段，那么就会产生退缩的心理，导致个^躲避任何与现实生活世界接触的机会，拒绝任何与社会做互动的平台。这便是一种文化自我排斥的状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规范体系逐渐消解，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没有一套科学明确的价值体系可以为人们所接纳和内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仰缺失的危机。

3.人际排斥将青少年推向自我封闭

面对现代社会陕节奏、高压力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每个人都忙于竞争、疏于沟通，人际间的关系越发淡漠和隔离，越来越趋向表面化和事本主义。一些青少年由于自身的性格特点，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往往会在交往中遭受人际排斥和孤立，从而感到沉重、压抑，内心深处产生了矛盾。

三、对青少年离群"现象的理性思考

“离群”处于一种脱离社会的非正常状态，给青少年自身以及整个社会都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理性地分析“宅青”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途径。

1.“离群”给个人及社会带来的影响其一，“离群”造成青少年的社会焦虑，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当青少年习惯于这种离群索居并且自我封闭的调节方式后，加上缺乏有效的社会援助，他们的社会真实感就会减弱，社会适应力也随之下降，与他人建立社交关系的能力就会减弱。其二，“离群”现象不利于社会整合，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1858—1917）基于当时欧洲发生社会革命和动荡的背景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概念。通俗地讲，社会整合是指按照某种规则或规范调整或协调社会上各自独立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要素，使之成为统一体的过程或结果。

2.“离群”问题需要青少年个体与社会共同解决

“离群”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排斥。“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只有社会加强对青少年的支持和关怀，以宽容的态度接纳这些“宅男”、“宅女”重返社会，他们才能走上健康、积极的生活道路。首先，要打破社会对青少年的标签化认识，如“垮掉的一代”、“草莓族”、“问题青少年”等，应当认识到社会环境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增强学校、家庭、社区等对青少年的关怀，使他们对外界产生信任感和归属感。其次，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引导时要以这类青少年的兴趣、爱好为切人点，进一步挖掘他们的优点，通过不断的鼓励来降低其自卑心理，帮助他们找回重新走向社会的信心和勇气。第三，要尽量畅通离群青少年与外界接触的渠道，提供相应的环境，让有着相同经历和感受的同辈群体走到一起进行交流和互动，以引起相互之间的精神共鸣，认识彼此的个人素质和价值等，在提高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基础上，再逐步扩大其交际圈。

参考文献：

[1]网瘾本质是强迫症，社会应创造更多“宣泄”渠道.广州日报，2007—03—13.

[2]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0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l999：245.

[3]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4.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6-0244-02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瑞龙.论中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J].经济研究，1994（5）.

[2]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范文第5篇

关键词：便士报革命；民主市场社会理论；述评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1

一、便士报革命的原因：民主市场社会崛起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勇于打破传统并成为后来报业典范的“便士报”，这种报纸最具开创性的特征就是售价为1便士，这次变革被称为美国新闻业的“商业革命”。便士报革命的原因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主市场社会”崛起相关。

1.经营方式的改变

1830年以前的商业化报纸和党报的情况是：内容上以政治内容为主，有部分广告，财源来源于政党；价格一般是六美分，发行量低；报道的相关立场并非中立，读者群多为商界和政界的精英；报纸的作用是商业信息，成为党派宣传的工具；办报极端个人化，一人身兼数职。

便士报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经营上大量发行吸引广告，不依赖社会关系和政党关系办报，这使美国新闻业的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价格上售价一便士，发行量大；内容上迎合广大民众，逐渐关注崛起的贸易运输制造行业的中产阶级；新闻来源上新闻成为报纸的重心，开始聘用记者。

2.科技的作用

对于便士报出现的原因许多学者分别提出了“科技论”、“识字率论”、“自然史论”等观点，试图探讨这场变革产生的原因。新闻业的发展推动了科技的革新，科技的进步为这场新闻业革命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是产生的原因。识字率是报纸发行量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类是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但同时又创造出自己的历史，有时甚至还打破了塑造自身的条件和限制。

3.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

便士报革命的原因与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相关。关于现代新闻业的起源，习惯上一致追溯到便士报，现代新闻业是随着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而诞生的。“民主”是指贵族统治的政治文化被大众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所取代。由于杰克逊时代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使普通人获得了选举权，政党体系取代了立法预备会议，越来越多的人以从政为业，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化”的影响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参与市场活动，市场上出现了品种繁多的货物，而且市场文化也渗透到美国人的社会意识中，这种文化是民主的文化。

二、便士报革命带来的变化

1.城市中产阶级对社会平等的追求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向前，形成便士报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和新兴资产阶级这一全新的信息消费需求群体，而民主化的浪潮使人们趋于追求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包括追求信息的客观及信息获得渠道的平等，加之经济发展造成传统社区瓦解形成现代社会、对公众或他人信息的大量需求，以上种种催生了便士报，引发了这场新闻业的革命。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呼吁着政治平等和经济机遇的平等。在这期间，便士报便在提倡民主的社会环境中树立自己中立的形象。因为只有在立场中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谈到客观性的存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新闻客观性还并不是新闻人的专业核心理念和本身的做事原则，而仅仅只是一种能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的方式而已。

2.社会概念的形成

“社会”是由城市、陌生人和个体构成的冷漠世界。人们获得自由，焕然一新，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同时又要承受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赋予的重负，人们一面想了解陌生人的故事，一面又要竭力避开公众，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城市中产阶级在那时兴起，他们多为熟练的工匠、大大小小的商户和三教九流的零售商，这些人有能力跨入政界、商界，并推动相关领域的变革。

三、便士报对新闻和现代社会互动关系的评论

1.便士报对现代新闻的意义

便士报作为现代新闻业的起源，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运用民主市场社会理论分析便士报革命的原因，可以让受众通过宏观的视角看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对新闻业的作用，反过来新闻业的发展也反作用于社会生活。这与19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关系密切，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框架，能帮助我们解读便士报，而便士报也解释了社会结构。

2.便士报对现代社会互动关系的意义

通过解读便士报崛起的原因，我们看到现代新闻的起源离不开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社会生力产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同时也是推动新闻业前进的力量。

通过对便士报革命的民主市场社会理论的述评，我们看到在“民主市场社会”文化的土壤下，才能产生相信“事实”而不是相信“现实”或者价值的“客观性”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