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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一)国资管理制度日趋完善,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严格落实《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精神,持续推进国资国企深化改革,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不断推进国资国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是进一步完善了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大力推进“互联网+国资国企”建设,信息化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二是开展国有资产安全隐患大排查和国资国企“靠山吃山”问题整改专项行动,排查安隐患3类5项并全面完成整改,有效维护了国有资产的安全,提升了国有资产的抗风险能力。三是抓好国有资产的摸底和处置工作,减少了国有资产的闲置和流失,并做好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工作,国有资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二)国企改革步伐稳健扎实,深化改革成果喜人。依法依规、科学统筹推进全区国有企业改革。一是福安公司改革方案已经区政府专题会讨论修订,突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方案修订稿已报区政府再次研究审定。二是公司完成股权无偿划转,成为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权责更加明晰,市场参与度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完成组织机构重组,设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并配齐成员,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合理,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作为拟纳入经开区平台公司,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前期的可行性讨论,公司草拟了运行管理方案草案,为下步划转工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三是公司选聘了董事长和副总经理,并完成了增资扩股;公司选聘了副总经理。两公司充实了管理层,提高了管理效率。四是区税务局已经完成公司清税工作,补缴税款后启动注销程序,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合并公司;公司暂由公司代管。四是在区、区成立商贸公司的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正在紧密推进相关成立工作。(三)完善国企分类管理制度,激发国资国企活力。按照《市区区属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实施办法》要求,根据各区属国有企业主要业务定性分析并结合定量测算情况,结合我区实际,将区属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严格实行分类管理和监管,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国资国企活力。一是分类确定国有股权比例,明晰权责;二是分类确定重点监管内容,防范化解风险;三是分类实施经营业绩考核,奖罚客观公正;四是分类核定企业负责人收入水平,薪酬与实绩匹配;五是分类完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优化资金配置;六是分类优化投资项目管理措施,明确职能提高效率。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遗留问题阻碍改革推进。由于历史原因,我区大多数国有企业主要功能是作为融资平台为政府开发建设进行融资。目前,一些区属国有企业的融资贷款尚未还清,导致企业撤销、合并工作无法按时推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优化重组。(二)国有资产处置问题多难度大。部分乡镇国有资产证件不齐,未进行权属登记等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对问题资产补办相关权属证明后方可进行处置,阻碍处置进程,造成资源浪费。(三)廉政建设不力影响改革进程。部分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违反廉洁从业规定,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讲审查和监察调查。因主要负责人的缺位导致原本进展较为顺利的改革进程出现中断,严重阻碍了改革进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做过调查,今年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70%来自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这些投资中有大约70%来自于银行贷款,因此遏制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投资过猛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的举措。央行试图通过控制信贷来实现货币收缩,但政策传递到民营企业这一环后的最终效果并不明显,因此有经济学家担心地方政府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民营企业盲目投资将演化为一场经济灾难,对于进行艰难银行业改革的中央政府来说,这可能预示着银行不良资产再度大幅增加。
当前宏观调控尽管整治了少数民企投资,民营资本的投资冲动仍然很强烈,特别是如果资金是自有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控制。那么,政策部门如何既不伤害民营企业,又能有效地控制铺新摊子呢?
一、政府应大力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投资领域
民营资本的投资进入领域应不再局限于几个过热行业,而是应在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国民经济急需发展的核心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只要加强宏观调控与引导,今年民营资本投资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一是轨道交通、电力供应、蒸汽与热水、煤气生产与供应、水务产业等基础部门将成为投资热点。二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信息服务、咨询业、运输和技术服务等领域投资需求也很大。
二、政府应继续推动“国退民进”进程,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国企并购领域
虽然我国在国企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强调要“有进有退”,放开竞争性领域,但在实际执行中打了折扣,对民营资本的放开仍然不够。
国务院总理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中央宏观调控措施落实情况,会议要求当前要重点做好的工作之一是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基础,积极引导社会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防止盲目铺新摊子。这种思路对于正确引导民营资本虽然出来得较晚,但却是现实的和有效的,如果能够得到切实执行,将会有一石二鸟的效果。
国有企业改组改制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民营企业需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中来,并通过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来减少企业发展中遇到的进入壁垒和过程风险。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李毅中日前也表示,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是国企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式。李毅中说,股份制改革“这个任务我们远远没有完成”。对于股份制改造,今后要做好几件事情之一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国际同行,引入国内民营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民营经济不能进入武器制造业、放射性矿源、电网和部分出版行业。
三、尽快公布《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减少政府审批,扩大企业的经营自
目前,发改委对迟迟不公布该方案的一个说法是,由于配套措施尚未完善,从核准制到备案制的转变过程中,对于怎样规范政府行为尚未有有效的手段,所以目前暂不公布。但该知情人则认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判断经济发热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引起后,担心由于公布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后,企业的自更大,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很多投资没有政府的批准和鼓动是不可能上的,所谓热点行业不也都是由政府审批过的吗?这是审批的负面效果。而没有深层次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些不正常的冷热就不可能不出现,而正常的基于市场的冷热还可能被过度限制。
投资和融资本来就是企业的事情和权限,政府既做不了,也做不好。据悉,投资体制改革方案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诸神归位,尽量减少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参与,不仅将大大削弱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审批权,而且将增加政府投资项目也要引入市场机制的内容。所以,有关人士评论说,发改委是“自废武功”,自我释权。在纠正政府越位的同时,该方案也校正了民营企业在一些投资领域的缺位现象,在过去几乎由政府垄断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仅将允许民营企业投资那些有收益的项目,对那些回报没有保障的项目,也鼓励各级政府要创造条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与此同时,在银行改革中也加入了吸引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参股国内商业银行的内容。
四、政府部门应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速民企发展
政府除放宽投资领域、放宽注册登记及简化前置审批事项外,还可以在财税等各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多支持,如每年安排一笔扶持中小(民营)企业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配套等。
李锦表示,中国的民营资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面对规模庞大的国有资本,其现代管理水平和资金实力都显不足。
观望
中石化6月底公布的混合所有制引资方案中,特别强调了“三优先”原则,其中就有一条是优先内资。市场对此的质疑是,一个近1000亿的引资计划,在中国哪个民营资本有如此实力?
外资也有同样的担心。BP(英国)石油公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张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府“混改”的每一步动向。在顶层设计没有出台前,外资不会有太多具体动作。
这种观望和犹豫的情绪并不仅存在于民资和外资中,国企内部也如此。他们担心的是,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这是触及国企管理者最敏感神经的话题。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国企最大问题在于所有者缺位,企业的管理者不代表所有者的利益,国企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推动它的变化。
周放生指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点是“体制性流失”和“掠夺性流失”,而不是“交易性流失”。所谓“体制性流失”是指不改制的国企,相比改制的国企,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更严重,比如内部腐败、浪费、投资失误、内部低效率。
“掠夺性流失”则是指很多国企的管理者将企业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可以随意处置,这种国有资产的流失比“体制性流失”更可怕。
中国特色
混合所有制并非新事物,最早可上溯到改革开放之初。1999年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曾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战略方针。
改革之初,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成主要来自于经过所有权改造的国企。典型案例如1984年北京天桥商场改建为股份制企业,改制后国有股占50%,银行股占25.9%,企业股占19.7%,职工股占4.4%。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国企改革的重点方向并不是混合所有制改造,而是对国企的放权让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深陷财务困局,不少地方中小国企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成为政府的巨大包袱。此时,单纯放开企业控制权已无法解决问题,国家开始考虑对国企进行所有权改革,以摆脱困局。
在1997年~2003年的国企改革浪潮中,许多乡镇一级的小型国企被出售,许多中、大型国企,通过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万科、联想和TCL等便是此轮国企改革的产物,这三家企业至今仍留有一定的国有股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在其《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研究》一书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国企改革的浪潮,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私有化道路,但中国却选择了混合所有制路径。
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明确的逐渐减少国有股、不断向民间出售国有股的计划,但从长期来看,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比例逐步下降,非国有股比例逐步上升,将是一个大趋势。
目前推进的新一轮国企改革,与过往两次一样,延续着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渐进式改革特点。
虽然一些人对“混改”仍持有怀疑态度,但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表示,“应当看到积极的一面,至少已经触碰到产权问题。”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思想政治工作;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5-0035-001
一、围绕中心,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努力为企业经济工作服务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济工作领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战场,当前,随着我国国企改革发展的推进,既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与生机时,也伴生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如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但改革出现的机制问题,又是不可避免和不可回避的。对此如果而不见,单纯用行政手段强制地推行措施,就会出现欲速而不达。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只有同时运用生动的认识,顾全大局,增强改革意识,处理好长远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才能提高全体干部职工对改革发展的承爱能力,牢牢把握增强企业凝聚力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一中心,依赖思想政治工作强大的舆论支持、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使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围绕企业发展服务。
二、转变观念,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与其它各项管理工作相结合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发展是党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国企深化改革和发展是大势所趋,是职工的根本利益所在。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增强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积级投身于改革发展之中,争做创新改革发展的主人。这样,企业的改革发展就可达到预期目的。企业的改革,特别是涉及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贯穿于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以保证改革方案的推行和实施。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并适应了几十年的传统观念,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必须经过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因此,针对这个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的原则,多做解惑释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保证企业各项工作出现新局面。
三、以人为本,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努力发掘职工的内在价值
随着企业就业机制的变化,要努力发掘职工的内在价值,从而使每个职工、企业的领导者清醒地认识到职工的重要价值所在,以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首先,要关心人。要满腔热情的关心下岗职工的思想和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要积极推进再就业工程,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引导和帮助下岗职工重新创业;其次,要帮助人。当前企业职工处于深化改革的实践活动中,往往会因为物质利益格局的重组和因重新分工而带来的权益变化,产生消极甚至抵角情绪,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发挥,这就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帮助他们正确对待行业,正确对同事,正确对待自己;再次,要激励人。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思想政治工作中来,鼓励大家提高竞争意识,参与竞争,健全和完善激励机制。要在企业内努力形成人人争意识,参与竞争,健全和完善激励机制。要在企业内努力形成人人争先、个个上进的良局面,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企高管薪酬怎么降?
公务员工资拿多少合适?
隐性收入、非法收入如何管?
如何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
普通职工收入倍增,落实靠谁?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税收如何调?
特邀专家: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苏海南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胡仙芝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陆 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功成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白景明
课题组成员:贾立政 陈阳波 魏爱云 马 静 刘 建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然而如何拿捏这对关系,却绝非易事。
“公平”是人类建设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但是过分追求公平,往往会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致使整个社会陷入均贫状态,教训深刻。目前欧洲某些高福利国家遇到的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过分的平均主义有关,失业的人可能比上班的人过得还舒服就是典型表现,但改革这些不合理的福利制度,欧洲却举步维艰,至今尚未取得重大进展。
“效率”是促进经济发展、财富增长的源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这本身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取得的重要进步,然而效率也必然带来贫富分化。更为严重的是,灰色收入、不法收入的大量膨胀,正在不断侵蚀社会公平的底线。在西方发达世界中,美国是福利负担较轻的国家,也是比较注重效率的国家,然而几乎在每次大选中,围绕是否给富有阶层增税的激烈争论都是选举焦点,给富人增税有利于实现公平,却有损经济效率,这正是公平与效率的艰难抉择。
市场经济发育完善的发达国家,尚且仍在探索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与之相比,中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面临的困难更大。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还很短,各方面制度还很不完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进一步发展面临许多障碍,深化改革还有许多硬仗要打,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硬仗之一。打仗前就希望能制定出详尽完美的计划,开战后就按照计划一步步去打,这是不切实际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如此,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二、公众意见最多的收入分配六个问题
综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针对不同群体的多轮调查数据(受调查对象32013名),结果显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位居“公众最期待的改革”第二位(仅次于“惩治腐败”),得票率达65.9%,可见公众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期望之高。此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见的出台回应了民意,值得赞赏;但如何把方案中提出的许多方向性的原则落到实处,仍需攻克诸多难题。
为此,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综合多轮调查和专家采访的基础上总结出公众意见最多的六个问题。
难题一:国企高管薪酬怎么降?公众对民营企业家高收入,主要是羡慕嫉妒,而对国企高管的高收入则主要是“愤愤不平”。许多人认为,国企高管多由政府行政任命,而非通过竞争产生,国企高管很可能“转身”成为政府官员,那么如何界定其角色,到底是公职人员还是企业家?另外,很多人认为,国企挣钱太容易,国企高管的高收入也不合理,应该限制。但如果让国企高管仅仅拿死工资,又如何调动他们经营好企业的积极性?
难题二:公务员工资拿多少合适?从工资收入来看,公务员属于低收入行列,在调查过程中,许多基层公务员认为自己收入微薄,生活很不宽裕。然而公众普遍认为,公务员有权有势,一定有大量的工资外收入,比如福利、津贴等。但是对于津贴到底有多少?福利到底多丰厚?似乎目前政府机关也没有统一标准,“实权部门”和“清水衙门”的差距很大。近年来,每当有公务员涨工资的消息,公众意见就很大,但公务员的工资就应该多年停滞不前吗?这又是一个难题。
难题三:隐性收入、非法收入如何管?相比于工资、福利的差距。隐性收入对公众容忍底线的挑战更为直接。许多官员,依靠权势攫取大量隐性收入,由此产生的腐败问题为公众所深恶痛绝。而如何铲除腐败,取缔非法收入,显然难度极大。
难题四:如何限制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尽管我国目前没有对垄断行业的清晰界定,但大部分人都将烟草、电力、石油、金融、通讯等列为垄断行业。而且不少公众认为,要对垄断企业改革难度很大,似乎垄断企业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成为实力雄厚、待遇优厚、背景深厚的硬骨头,如何调整“垄断行业”的收入已经成为众人高喊,却始终不见回音的老大难问题。
难题五:普通职工收入倍增,落实靠谁?不少低收入者,尤其是民营企业中普通劳动者,对收入倍增缺乏信心。有舆论认为,政府只能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收入进行调整,但涉及到民企,政府很难有作为。
难题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税收怎么调?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措施,然而许多人将目前我国的税收形容为“劫贫济富”,挣工资的全额交税,高收入者在避税上,却能“八仙过海”。如何实现公平地分担税负,让低收入者少交税,高收入者多交税,中国尚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需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中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面临的困难尤为艰巨。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还很不健全。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需要把握好几个关系。
关系一:如何在满足公众期待与避免陷入民粹主义陷阱中求平衡。纵观中国历史,贫富差距的扩大总会导致均贫富思想的盛行。然而,实践一再证明,绝对平均主义只能导致“均贫”,而不是 “均富”。虽然各阶层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均有提高,但低收入人群“相对剥夺感”日益加深,对于这种相对剥夺感,政府既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使其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也要引导公众树立理性预期: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应希望通过改革达到“均贫富”的目的。
2011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搞好经济”和“搞好分配”的关系调查中发现,52%的受调查者认为“二者互相促进,在‘做大’的同时可以‘分好’” ,45%的受调查者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搞好分配更重要”,说明在现阶段公众对公平的价值诉求已经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各级决策者只有重视并回应公众的这种要求与心态变化,才能做出更符合民意的政策选择,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学家邹东涛指出,“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这客观上要求个人收入的增长,首先来自生产和市场领域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成为“民粹主义”,让全体人民都完全“平等”起来,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关系二:如何在多元诉求中取得共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不同阶层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诉求不尽相同。目前社会对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已取得共识,落实起来也相对容易。但对于限制高收入人群收入,则存在明显争议。应不应该限制?该限制谁?怎么限制?许多阶层认为应限制垄断行业收入 ,然而我们对什么是垄断行业仍然缺乏清晰的界定,又谈何而来限制其收入。
关系三:如何处理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收入分配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绝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甚至也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制度问题,收入分配状况深深植根于经济、社会、政治的整体状况。在“针对收入分配领域,您感受最强烈、最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公众调查中,“遏制各类灰色收入,使收入更加透明、阳光”位居第一,得票率为90.6%,但遏制灰色收入,牵涉到反腐败。除此之外,统筹城乡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要求官员改自己,更是难度极大,细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可以发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几乎是当下中国改革的“枢纽”之一。真正将意见落实下去,要靠各地区、各部门做大量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见》不可能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所谓的“实施细则”,而只能是指导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目前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期望很高,不少人希望通过改革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政府应该从公众的热切期望中,感到压力,承担起责任。但在具体的改革方案上,我们要重视自身的经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更有必要渐进有序、积极稳妥地予以推进。
四、借鉴国际经验才能少走弯路
虽然国际上尚无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系统方案可以借鉴,但是一些国家在收入分配上的具体做法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
首先,要允许不同阶层的公开讨论。收入分配调整事关各阶层切身利益,不同阶层有不同意见非常正常。比如在美国历次大选中,税收总是成为核心议题,并引发激烈争论,但这种争论并未衍生出社会撕裂等严重后果。也许公共讨论的效率比较低,也未必能制定出所谓最佳的方案,但至少经过讨论的政策会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转型期的中国,这种经过争论、妥协而最终达成的和谐至关重要。
其次,收入分配政策要着眼长远。在这方面,一些福利国家的教训值得借鉴。以希腊为例,其国家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现有的福利负担,但政党为了赢得选举等短期利益,总是不断向公众抛出各种福利承诺,结果导致国家陷入破产边缘,并最终使希腊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受损。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有较高期待,对此政府理应承担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公民可以“免于恐惧”的生活,但也要坚决防止染上“过度福利病”。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过高的福利水平,必定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也是不可持续的。
另外,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政府理应承担起责任,但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等、靠、要的思想是绝对要不得的。以法国为例,民众长期享受过高福利,并认为理所应当。政府曾屡次要对福利体系进行改革,但改革一有真动作,民众就要游行示威,民意的压力使大部分改革半途而废。因此,对于尚处在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分好蛋糕”绝不意味着放弃“做大蛋糕”的努力,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还要一直鼓励“创业致富”的重要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指出,“一个国家不可能通过对低收入者的补贴或者其他类型的转移支付来形成富裕的中产阶级,要使数量众多的低收入居民成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使一个国家从贫困的国家经由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发展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必须依靠财富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