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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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合同范文第1篇
委托方（甲方）： _____________
认证方（乙方）：______________
签定地点： ___________________
签定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有效期限：自签字之日起______年内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和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委员会（ccec）的有关规定，合同双方就产品认证项目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内容和范围
1．总则
本合同适用于____________产品认证的初次，扩大范围和复评认证。
对于扩大范围认证，本合同为原合同的补充，原合同仍然有效。
2．本合同为：
初次认证合同
扩大范围认证合同
复评合同
注：扩大范围认证指扩大产品种类，制造（加工）厂范围的认证，扩大范围认证需补充签定合同;已认证的产品种类，扩大型号规格认证时，不再另签合同。
3．甲方申请认证的产品：
制造厂名：
注册商标：
4．乙方通过审查甲方提交的产品认证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审核确认甲方的质量体系是否符合ccec/t03-XX《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要求》;抽样检验产品是否符合ccec/g 《 认证实施规则》，以决定是否同意甲方取得或保持产品认证注册资格。
二、质量体系审核和产品抽样检验
1．正式质量体系审核时间拟定在______年______月份进行，最终商定的审核时间，其偏离度不能超过一个月。（甲方如需预审核，希望审核时间在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预审核时间至少比正式审核时间提前一个月。）
2．甲方取得节能产品认证注册资格后，在 年有效期内，乙方对甲方自获证之日起每12个月进行一次监督检查（包括监督审核和监督检验）。有异常情况时，酌情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3．用于产品认证检验用的样品由乙方派代表抽样或由质量体系审核组抽样。
三、费用及付费时间
1．乙方按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委员会的《认证收费管理办法》，对甲方在本合同有效期限内的认证申请（包括扩大型号规格的认证申请），按下列收费标准收取相关阶段的认证费用，收费时，向甲方发出正式的《认证收费通知书》，甲方应按《认证收费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向乙方缴纳认证费用。
2．收费标准：
a．申请费：基本费用______元/次，同次申请，每增加一个认证单元增收______元。
b．标准确认费：______元（企业标准需要确认时）。
c．质量体系审核费：______元/人日。
认证合同范文第2篇
第一节 电子认证活动中之违约行为
一、民事责任和违约责任的概念
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以民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是对违反民事义务行为的法律制裁。 民事责任主要有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类型。电子认证活动中的民事责任也有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类型，本章论述违约责任，下一章论述侵权责任。
违约责任是指在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时，所应承担的赔偿损害、支付违约金等责任，是保障债权的实现和债务的履行的重要措施，本文主要讨论损害赔偿这种形式。
如前所述，电子认证关系应定性为一种合同关系，既为合同关系，那么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债务或其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时，就会产生违约责任。
二、电子认证活动中之违约行为
根据上一章对电子认证合同效力的分析，在电子认证活动中主要可能出现下列违约行为。
（一）认证机构之违约行为
1.发放证书的迟延或失败
如果一个证书的申请者按照认证机构之要求提供了所需信息并交了费，但或者由于认证机构之很简单的操作失误，或者由于认证机构之系统设备设计上的缺陷或临时发生的故障，认证机构有可能在发放数字证书时发生迟延或失败。在市场上存在多家可供选择的认证机构的情况下，该申请者可能转而向别的认证机构申请而避免损失；但如果当时当地该家认证机构处于垄断地位的话，该申请者很可能因为欠缺数字证书的认证而耽误交易或使交易失败。即使市场上存在可供选择的认证机构，但如果在特定的电子交易中对方只相信特定认证机构的证书，而申请者又因为该认证机构自身的原因而经过迟延才拿到证书或最终得不到证书，该申请者的交易也会被迟延或取消。上述两种情况都会使申请者向认证机构提出违约损害赔偿之诉，因为认证机构与申请者间关于发故数字证书实质是一种合同关系，申请者应提供正确的信息并交费，而认证机构应及时、正确地发放证书。
2.认证机构之私钥损坏或失控
认证机构之私钥损坏或失控的后果之一是其发出的所有证书都应被撤销，这里认证机构违反的也可说是其与签署者之间的合同义务，对因此造成的签署者的损失认证机构应负违约责任。
3.存储器或作废证书表之失灵
如果认证机构的存储器或作废证书表中出现了错误信息，例如把不应撤销的A之证书列入了作废证书表；或者存储器或作废证书表失灵而根本用不成，那么认证机构也属违反了其与签署者间的合同义务，应负违约之责。
4.中止或撤销证书之不成功
假设一个签署者的私钥被损坏了或遗失了，此时签署者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当然是尽快申请由认证机构将其证书中止或撤销。如果认证机构出现不合理的迟延甚至失败，那就应该对签署者由此而遭受的损失负违约之责。
5.认证机构产生了重复的密钥对
如果认证机构由于工作上的差错，向两个不同的申请者颁发了完全相同的密钥对，也属违反了其对签署者的合同义务，应负违约之责。
（二）签署者之违约行为
签署者之违约行为主要是提供了错误信息，不论签署者是故意还是过失地向认证机构提供了虚假的信息，都构成对与认证机构之间的合同义务的违反，应向认证机构负违约之责。签署者之违约行为还可表现为不交费或迟延交费，没有使用可信赖系统，私密钥失控及在私密钥失控的情况下怠于通知认证机构等。
私钥的保管在数字认证中非常重要，由用户自己生成私钥，私钥生成后就直接由用户进行保管，不需要在用户与认证机构之间传递，这样泄密的风险就相对小一些。如果因私钥的损坏、泄漏而导致了虚假或错误的数字签名，那么责任的认定就相对容易一些，肯定是在用户一方。由认证机构生成私钥，私钥生成后还需由认证机构传递给用户，并且有时认证机构还会应用户之要求备份并保管私钥，这样私钥泄漏的风险就相对大些。如果因私钥的泄漏、损坏而导致了虚假或错误的数字签名，那么责任的认定就相对复杂一些，可能在用户一方，也可能在认证机构一方。但由于认证机构的计算机等设备性能一般都较先进，安全可靠性高，因此由认证机构生成的私钥的质量相对于用户自己生成的私钥要高一些，从这个角度讲，私钥被破解而泄密的风险又相对小一些。
第二节 电子认证话动中的违约责任之归责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一）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一方违反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合同时，应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承担的决定性因素。民法上的过错是指行为人通过违反义务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其主要有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有害后果，仍然希望或放任有害结果的发生。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有害后果而没有预见（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虽然预见到了却轻信此种结果可以避免（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心理状态。
违约责任中过错责任原则为大陆法系各国民法所普通采用，并广泛采取推定过错的方式，即由违约当事人负举证责任证明其没有过错。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无论违约方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其违反合同债务的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就应承担违约责任。
在英美法系国家违约责任通常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仅在几种特定情况下对违约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二、电子认证活动中的违约责任应采过错责任原则
关于电子认证活动中的违约责任之归责原则，在大陆法系，仍应采过错责任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违约责任通常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为了保护无过错受害人的利益，在下列情况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1）金钱债务的迟延责任；（2）不能交付种类物；（3）承运人对于通常造成的承运货物毁损灭失或迟延送达责任；（4）旅客运送人对于运送过程中发生的通常给旅客造成的损害责任；（5）旅店主对于通常给旅客携带的物品造成损害的责任；（6）饮食店主或浴池业主对于通常给顾客携带的一般物品造成损失的责任；（7）债权人受领迟延责任；（8）迟延履行责任等。 电子认证这类合同并不属于现在已有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数种特定情况。
那么电子认证活动应否成为一种新的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呢？我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首先，大陆法系中规定的几种采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合同大都属受害方的人身或现有财产遭到了损害，而电子认证活动之主要目的是为电子交易双方提供身份认证，受害方的损害大部分属可得利益的损失，两者相比，认证活动中违约的危害要更间接一些，若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认证机构失之过苛；其次，认证机构只是提供各种身份信息的类似公用事业的机构，它收取的费用往往是低廉的，因而加于它的责任风险亦不应过高；再次，电子认证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认证机构与铁路运输这样的垄断性行业的地位是不可比的，而且从发展的眼光看，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认证业可能始终不会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最后，与认证业务相配套的责任保险还不完善，这也导致不宜对电子认证合同采无过错责任。
在英美法系，一般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很少与普通法合同法发生联系，然而却有一些特殊合同，无论何时均不得视为会产生绝对的或者严格的责任，其合同债务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尽合理之注意，在这类案件中，法院坚持认为应证明被告有过错始得使之承担责任，尤其是在专业服务场合更是如此；专业人员没有过失而被认定承担责任，这是非常罕见的，换言之，专业人员并非“担保”作出的意见或所提供的服务的绝对可靠性，他们并不一般性地“担保”结果。 具体到美国，提供服务的合同适用普通法，其中对提供专业的合同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如前所述，电子认证合同应属提供服务的合同，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服务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因此在英美法系，电子认证合同的违约责任也采过错责任原则。
三、免责事由
免责事由又称为免责条件，是指当事人即使违约也不承担责任的情形。免责事由可分为不可抗力、免责条款和债权人的过错三种类型。
（一）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既可以是自然现象或者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滑坡、泥石流、雪崩、洪水、海啸、台风等自然现象；也可以是社会现象、社会异常事件或者政府行为，如合同订立后政府颁发新的政策、法律和行政法规，致使合同无法履行，再如战争、罢工、骚乱等社会异常事件。不可抗力一般是法定的免责条款，例如我国《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电子认证活动中，认证机构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而暂停或终止全部或部分证书服务的，也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而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由于法律无法具体规定或者列举不可抗力的内容和种类，加上不可抗力本身的弹性较大，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因而允许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不可抗力条款，根据交易的情况约定不可抗力的内容和种类。电子认证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往往出现在与数字证书申请表一起提供给客户的“责任书”中，也可被规定在认证机构的认证业务声明中。
第三人的行为即使对合同当事人是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也不属不可抗力，不能成为免责事由。例如我国《合同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在电子认证活动中，若因第三方如电信部门的行为而造成认证机构的操作失败或迟延的，认证机构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由而免除违约责任。
（二）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免除将来可能发生的违约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
电子认证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通常都是由认证机构制定的格式条款，客户方只能表示接受或者拒绝，不能自由协商更改。由于电子认证属于一项技术性特别强的工作，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认证机构可否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免除因技术故障而致的违约责任。电子资金转帐与电子认证相类似，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存在对因技术故障造成的违约的免责问题，美国对此持肯定态度。美国《电子资金转帐法》第910条规定，“金融机构没有遵照消费者正确指令，按帐户条件，以正确的金额，及时的方式进行电子资金转帐……由此直接造成的一切损失，对消费者负有责任。”但如果金融机构能够证明没有转帐是由于下列原因之一，则对承担责任有完全的辩护权：“（1）不可抗拒力或其他无法控制的情况，对防止发生此类事件已作了合理的关心，并按情况需要作了努力；或（2）技术故障，消费者在试图启动电子资金转帐时，或在事先授权的转帐情况下，在这种转帐应该发生时，已经知道这种故障。” 对电子资金转帐的这种规定对电子认证来说应是可以参考的。
技术故障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①不可抗力；②关联单位（如电信部门）的失误；③认证机构自身的失误；④黑客攻击。对不可抗力造成的技术故障，认证机构当然可以免责；对由于关联单位的失误造成的技术故障，根据合同法的原理，认证机构不能免责，应先向签署者承担责任然后向关联单位追偿；各国电子认证法一般都对认证机构的技术设备提出较高的要求，如果认证机构没有遵守此要求而造成了技术故障，认证机构不能免责；对于黑客攻击造成的技术故障，我认为应该能够免责，因为黑客攻击往往造成大规模的计算机系统瘫痪，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不可抗力，并且对黑客，认证机构往往无法进行追偿，这一点与关联单位的失误而造成的技术故障不同。
我认为在电子认证合同中，不能笼统地判定技术故障造成的违约是否能够免责，而应区别不同的情况来分析。因此，在电子认证合同中以格式条款的形式绝对地规定技术故障造成的违约可以免责是行不通的，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被判无效。
（三）债权人过错
如果合同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是由对方即债权人的过错造成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一方免除违约责任。在电子认证合同中也存在因债权人过错而免责的情况，例如签署者有使用可信赖系统的义务，若因签署者的计算机系统达不到要求而使认证机构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颁发证书、管理证书及信息的义务，则认证机构可以免责。这方面最简单的例子如签署者的计算机配置太低或使用的软件不合适或有缺陷。
第三节 认证机构之违约赔偿范围
一、认证机构之违约赔偿对象
认证机构之违约赔偿对象首先包括申请证书的签署者，这是不用解释的。需要分析的是信赖方和被假冒者能否向认证机构提出违约赔偿之要求。
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只能由合同当事人一方（债权人）向另一方（债务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也不对合同当事人承担义务或者责任。根据合同关系的相对性，违约责任只能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此处应考虑的合同关系相对性的例外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显然电子认证合同并非是为了信赖方的利益而签订的，更非为了被假冒方的利益而签订的，因此，对电子认证合同仍应坚持合同关系相对性规则，信赖方及被假冒方不能成为认证机构的违约赔偿对象。信赖方及被假冒方可以成为认证机构的侵权赔偿对象，这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二、认证机构之违约赔偿范围
（一）完全赔偿原则和合理预见规则
完全赔偿原则，是指违约方对于受害人因违约行为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完全赔偿原则是现代各国违约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也是各国立法的通例。完全赔偿原则要求不但要赔偿现有财产的损失，还应赔偿可得利益的损失。现有财产损失就是因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财产减少和支出的增加；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如合同正常履行受损害方可以获取的利益的损失，主要是指利润的损失。
合理预见规则，是指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以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为限，或者说，违约方对违约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原则。合理预见规则是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合同法》第113条对之做了规定。
电子认证合同中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也应坚持完全赔偿原则和合理预见规则。
（二）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第308条规定，通过在证书中明确建议的可靠性限制，其颁发者认证机构和接收者用户，建议人们仅在不超过证书的风险总额的限度内交易或对之信赖；除了认证机构违反了法定条件之外，许可之认证机构不对所颁发的证书中因其虚假陈述或错误而对超过证书中明确建议的可靠性程度的数额负责，并且许可之认证机构不对惩罚或警戒性损害赔偿负责，但州政府的强制性要求除外。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认证机构违反法定条件，是指其没有达到机构设立、自身管理、证书业务等方面的规范。
关于证书的错误陈述，认证机构只对证书中写明的信赖程度负责。认证机构只对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免去了间接损失和惩罚性赔偿；免去了利润、利息或机会利益的赔偿；也免去了精神痛苦与损害的赔偿。从赔偿范围中排除储蓄利息（它是以个人银行帐号为前提的），对用户特别苛刻，而使用银行交易的消费者，是潜在的最普遍的用户。
（三）美国华盛顿州《电子认证法》规定的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规定的认证机构责任方案，曾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于是，出现了对之进行改良的方案，即适当减少对认证机构责任的限制，从而扩大对用户（多为消费者）的保护。华盛顿州的立法，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与美国犹他州法不同，华盛顿州立法并没有采用排除“利润，利息，机会利益的赔偿”的条款，它在两方面比犹他州法有所进步：首先，允许利息包含在赔偿之列，华盛顿州选择了对用户的保护，以免其银行账户被错误的提取。如果银行没有认真检查冒充他人，并得到证书的恶意第三人的信用证，让该人凭此证书从银行提走了款项，认证机构将对该损失，在其证书的可靠限度内负责任。这就为在线银行，营造了比犹他州制度更友好的环境（从消费者的角度）。其二，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允许利润与机会利益的赔偿，是一种较好的保护，而这些都曾被排除在美国犹他州法之外。
（四）对认证机构之违约赔偿范围的总结
根据上述讨论，可总结出认证机构可能之违约赔偿范围：（1）认证机构应对因自己在证书之颁发、管理方面的失误而致的签署者现有财产的减损负赔偿责任。这种情形实际上也构成侵权责任，属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这种情形下原告可任选一种责任形式起诉，下一章还将详细讨论这一问题；（2）若认证机构在颁发证书时明确知道签署者是要用于特定的交易的，而且该证书对于交易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则认证机构应对因自己的失误而导致的签署者在该交易中之可得利益损失而进行赔偿；反之，若在颁发证书时认证机构并不清楚证书的具体用途或虽然知道其具体用途但并非该交易的必备条件，则认证机构对因自己的失误而导致的签署者的可得利益之损失可不予赔偿。
如果认证机构不是故意地造成错误认证，则上述（1）、（2）中的应予赔偿的现有财产的损失及可得利益的损失之和的数额不应超过证书中列明的可靠性限制；反之，如果认证机构属故意造成错误认证则（1）、（2）中的应予赔偿的现有财产的损失及可得利益的损失之和的数额可以超过证书中列明的可靠性限制。
三、对有关违约赔偿范围的格式条款之分析
（一）不公平合同条款概述
一般来说，不论是在商业性合同中还是在消费者合同中，不公平条款常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1）直接限制责任之条款；（2）赋予供应商以任意解除合同之权利的条款；（3）限制对方权利之条款；（4）就与契约无关之事项限制一方权利之条款；（5）放弃权利条款；（6）强行之条款；（7）限制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之手段之条款；（8）其他明显异常的条款。
对不公平合同条款的法律规制是出于以下理念：二十世纪以来，格式合同大量涌现，这种合同的一方往往是居于垄断地位的经济组织，合同条款一般都是它们单方制定，难保不含有损害相对方利益之内容；合同的另一方处于弱者地位，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接受，要么走开。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坚持传统的契约自由原则，势必违背正义之要求。于是，各国都开始借助立法来对不公平合同条款进行规制，以达到“强化弱者、弱化强者的契约自由权，以弥补他们在经济上的强弱势差，实现平均正义” 的效果。
（二）对Verisign公司之格式条款的分析
认证机构往往在其认证业务声明中尽量限制自己的责任。目前在全球处于领导地位的认证中心，是美国的Verisign公司，该公司所提供的数字证书服务，已经遍及全世界60多个国家，接受该公司的服务器数字证书的Web站点，已超过几万个，而使用该公司个人数字证书的用户，已有几百万名。该公司的业务声明规定：没有任何一方会对另一方承担间接损害赔偿、专项损害赔偿或附带损害赔偿的责任，无论该责任是可以预见的还是不可预见的；无论该责任是产生于对任何明示或默示担保的违反，对合同义务的违反还是源于侵权法中的虚假表述、过失及严格责任等等，除非是因为一方的故意不当行为或损害达到了人身伤亡的程度。各方都应同意Verisign公司的责任最高限额不超过客户所付给本公司的费用，除非损害是由本公司的故意不当行为所致。某些司法管辖区不允许限制或免除附带损害赔偿或间接损害赔偿，那么上述声明就不适用于这些地区。
由上述格式条款可以看出，Verisign公司将其赔偿范围限定为：对故意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全部损失，包括间接损害、专项损害及附带损害；而对非故意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只赔偿直接损失，排除对间接损害、专项损害及附带损害的赔偿。这样的格式条款有可能被法院判为不公平条款，主要原因如下：如前所述，美国华盛顿州的《电子认证法》将利息、企业的利润与机会利益都包含在在赔偿范围内，而利息、企业的利润与机会利益显然不属于直接损害，因此Verisign公司的格式条款在华盛顿州就很有可能被判违法，而华盛顿州的电子认证立法是对犹他州《数字签名法》之改良，在其后的立法中肯定还有别的州效仿华盛顿州的作法，在这些州里，Versign 公司的格式条款也有可能被判违法。
通过对Verisign公司的格式条款之分析可看出，在电子认证活动过程中，制度的设计需要使认证机构与其客户间在责任风险的分配上保持一种巧妙的平衡：创设电子认证法律制度的积极性首先来自于掌握电子认证这种高技术的实力集团，它们要把技术推向市场，要通过认证业务的开展来盈利，因此最先制定出来的电子认证法往往代表认证机构的利益多些而反映客户即消费者一方的利益少些，犹他州的《数字签名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法律出台后，由于没有合适地照顾到消费者的利益，必然遭到学术界、律师界的批评，于是就会出现修正，例如华盛顿州的《电子认证法》。而修正得以成功进行的经济根源还在于：认证机构也会认识到，如果条件过于苛刻，那么客户就不会情愿接受有关认证服务，认证机构也就难以保持正常的运行。而对客户一方的利益进行保护的度就在于：认证机构感觉到不论怎样，它还是可以赢利的。
我国电子认证业刚刚起步，各认证机构在制定格式条款时应借鉴国际上已有的关于合同双方责任分配的经验，充分考虑消费者利益，达成合理的制度设计，争取“双赢”的结果。
认证合同范文第3篇
原告：北京海淀光明爆炸及安全技术联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力（化名），总经理。
被告：北京市利华建筑总公司（以下简称利华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民（化名），总经理。
委托人：曹建（化名），海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2年8月10日，北京市某区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光明公司诉利华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力，被告委托人曹建到庭参加了诉讼。审判长在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后，要求原告首先陈述提起本案诉讼的事实及诉讼请求。
原告光明公司诉称：1999年初，被告利华公司与天津铁路分局唐山水电段（以下简称唐山水电段）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唐山水电段委托利华公司拆除燕郊火车站旧水塔，工期从1999年4月22日至 1999年5月31日，承包价为178000元。因为种种原因，利华公司未能拆除该水塔。利华公司该项目负责人王仪找到我公司，我公司同意承接该工程，并于1999年5月28日与利华公司签订了一份设计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工程总价款为7万元，我方进场后，利华公司即付给我方2万元，水塔落地即付清其余工程款5万元。同年5月29日利华公司付给了我公司工程款2万元。同年6月10日我方将水塔拆除。同年6月12日，唐山水电段验收合格。但利华公司拖欠剩余工程款5万元，虽经我方多次催要，至今未按约定付款。故我方于2002年5月10日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5万元，支付违约金21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被告利华公司辩称：光明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合同未成立。我公司没有在合同上盖章。我公司考虑到不安全因素，不同意光明公司爆破水塔。王仪无权代表公司在合同上签字。王仪在合同上签字属个人行为。光明公司张力教授作为教学实验对该水塔进行了爆破。王仪私自挪用材料费2万元，支付张力教授的劳务费，该行为未经公司同意，我公司已对王仪作出处分，所以该2万元不是我公司支付光明公司的工程款。因为合同未成立，所以光明公司要求我公司支付工程款5万元及违约金则没有依据。假如合同成立，因为光明公司从未向我公司催要过欠款，该债权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所以我方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长：本案原、被告双方在开庭前进行了证据交换，合议庭决定对以下证据不予采纳：原告方的证据 9 一张收条。其内容为：“今收到北京理工联合大学张力送至材料五份，照片三张。落款为：周振民，北京利华公司建筑总公司，1999年12月21日。”该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曾向被告主张债权。不予采纳的理由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被告方认为该证据的内容证明不了原告曾向被告主张债权，而且被告公司根本就没有周振民这个人。本合议庭曾告知原告补充其他证据对该证据予以佐证，但原告未能对该证据予以补强。本合议庭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所以决定不予采纳。原告对本决定有无异议？
原告：没有异议。
审判长：本合议庭在庭前主持了原、被告双方的证据交换，听取了原、被告双方关于本案争议焦点的意见，刚才又听取了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合议庭将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
1、光明公司诉利华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有没有过诉讼时效？
2、光明公司与利华公司的委托合同是否成立？
原、被告双方对合议庭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有无异议？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没有异议。
审判长：下面由原、被告围绕争议焦点，对庭前已交换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在举证中，每份证据要说明：证据名称、内容、用以证明的案件事实；在质证中，应围绕对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及充分性进行质疑。下面首先由原告举证。
原告：我方共有八份证据，分成三组进行举证。
第一组证据：证据1 利华公司与唐山水电段签订的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利华公司承包唐山水电段燕郊火车站旧水塔的拆除工程，工程款为178000元，工期从1999年4月22日至 1999年5月31日，王仪为利华公司驻工地代表。该证据证明王仪在燕郊火车站旧水塔的拆除工程上有权。
证据 2 两张进帐单。付款单位均为北京市利华建筑总公司第二施工队，收款单位均为北京海淀光明爆炸及安全技术联合开发公司，金额各为1万元，交款日期均为1999年5月29日。该证据证明在我公司与利华公司签订合同的第2天，被告利华公司就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
证据3 唐山水电段出具的证明材料。该材料的主要内容为：“我段所管辖的燕郊火车站旧水塔由光明公司爆破成功。爆破前由王仪带领光明公司的张力教授会同我段负责人与天津铁路分局的领导一起讨论了爆破方案，同意按张教授的方案实施。2000年和2001年张力教授多次来电诉说王仪拖欠工程款，我方也曾几次催促王仪转告利华公司应按合同付款。” 该证据证明王仪曾协助我公司履行合同，以及唐山水电段曾替我公司向利华公司催要欠款。
第一组的三份证据证明：我公司有理由相信王仪在燕郊火车站旧水塔的拆除工程上有权，王仪以利华公司的名义与我公司签合同的行为应属于表见，所以光明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
第二组证据：证据 4 《燕郊车站32米高钢筋混凝土水塔定向倒塌设计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水塔定向倒塌设计施工合同》）。该合同规定：甲方为利华公司，乙方为光明公司 .乙方负责安全地完成水塔定向倒塌工程；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工作，工程现场联系和指挥的负责人为王仪。工程总价款为7万元，乙方进场后即付2万元，工程结束（水塔落地），甲方即付清其余工程款5万元。本合同双方签字即生效。甲方签字人为王仪；乙方签字人为张力。订立合同的日期为1999年5月28日。该合同是我公司提出诉讼请求的依据。
证据 5 唐山水电段出具的工程验收证明。其主要内容为：“光明公司于1999年6月10日上午10时25分按预定方向放倒了燕郊车站32米高的钢筋混凝土水塔，周围环境安全无损，我方验收满意。验收日期为1999年6月12日”。 该证据证明我公司完成了合同义务。
证据 6 利华公司开具的两张发票。 付款单位均为唐山水电段，项目均为工程款。1999年5月9日付款10万元，同年6月17日付款78000元。该证据证明利华公司收到了旧水塔拆除项目的全部工程款，进一步证明我公司完成了合同义务。
第二组的三份证据证明我公司已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应于1999年6月12日付清全部工程款7万元，减去证据 2 证明的其已支付的2万元，被告尚欠我公司工程款5万元。
第三组证据：证据 7 证人彭有武的书面证言。其内容为：“燕郊火车站旧水塔爆破拆除的前期工作，如切割的钻孔等，是我负责施工的。爆破完成后，工程款一直拖欠着。2001年3月和5月我两次租车和张力总经理一起到燕郊去找王仪讨帐。有一次我们守侯在王仪父亲的家门口，碰到王仪驾车带着老婆孩子来了，王仪说，没有钱。王仪说他住在西直门外大街18号地下室，可以到那里找他。以后张经理告诉我，王仪早就搬走了，王仪说了谎话。作证日期为：2002年6月5日”。该证据证明我公司曾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两次向被告主张债权，从而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以及王仪的品质不好。
证据 8 证人李峰的证言。证人李峰出庭作证情况（略）。证人李峰的证言证明曾与张力教授一起到王仪父母家找王仪催要欠款，但只见到王仪的父亲，未见到王仪本人。
原：以上证据 3 、证据 7 及证据 8 证明我公司曾于2000年、2001年多次向被告催要债权，从而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所以我公司于2002年5月10日起诉被告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审判长：下面由被告对原告方的证据进行质证。
被：原告方第一组的三份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王仪有权代表利华公司与原告签合同。
原告方的证据4 《水塔定向倒塌设计施工合同》。该合同不但没有我公司盖章，而且签字人王仪也没有我公司授权，所以该合同不成立。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
原告方的证据6 利华公司给唐山水电段开具的两张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原告方的证据3 唐山水电段出具的证明材料。该材料中关于“我方也曾几次催促王仪转告利华公司应按合同付款。”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唐山水电段根本没有催促王仪转告我公司应按合同付款。
原告方的证据 7 证人彭有武的书面证言。因为证人彭有武没有出庭作证，所以我方对该书面证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原告方的证据 8 证人李峰的证言。因证人李峰承认“对光明公司负有管理责任”，即证人李峰与原告方有利害关系，所以我方对该证言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假如该证言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原告方曾向王仪的父母及儿子主张过债权，王仪的父母及儿子代表不了利华公司，而且他们也没有转告王仪或利华公司，所以该证据证明不了原告曾向我公司主张过债权，与待证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性。
审判长：下面由被告方举证。
被告：我方共有三份证据。
证据 1 证人王仪的证言。现我方申请证人王仪出庭作证。
审判长：允许。传唤证人王仪到庭作证。
证人王仪走进法庭，走上证人席。审判长在告知王仪作为证人的权利及如实作证的义务后，首先由被告对证人王仪进行主询问。
被告（以下简称被）：请问你的名字？
王仪（以下简称王）：王仪。
被：请问你的工作及职务？
王：在利华公司工作，任公司预算员。
被：你现在住在哪里？
王：住在首都机场天竺镇3栋1单元5号。
被：你是否是利华公司在水塔拆除工地的负责人？
王：不是。
被：水塔拆除工地的负责人是谁？
王：二处处长郭风（化名）。
被：利华公司同意你与光明公司签订的合同吗？
王：不同意。
被：你怎么知道利华公司不同意你与光明公司签订的合同？
王：我拿着合同去征求利华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民的意见，他当场表示不同意，利华公司也未在合同上盖章。
被：你和谁一起去的？
王：和张力教授一起去的。
被：利华公司不同意你与光明公司签订的合同，张力教授知道吗？
王：知道。
被：张力教授参与水塔爆破了吗？
王：参与了。
被：光明公司的其他人参与了吗？
王：没有。
被：请你解释一下张力教授参与水塔爆破的原因？
王：张力教授对此工程较感兴趣，想把此工程作为教学实验。他向学校申请了科研费，学校也派人去录像。我方请他作为爆破水塔的工程师，给他提供食住费及活动经费，所以张力教授参与了水塔爆破。
被：打到光明公司帐上的2万元是给谁的钱？
王：给张力教授的食住费及活动经费。
被：为什么打到光明公司的帐上？
王：因为利华公司的财务纪律规定：大额款项不允许支付现金。张教授说他有办法，让我打到光明公司的帐上。
被：光明公司给你发票了吗？
王：没给。
被：利华公司知道你给张力教授2万元的事吗？
王：我给的时候公司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被：利华公司第二施工队有帐号吗？
王：有。
被：你给张力教授的2万元使用的什么款项？
王：是我私自挪用的材料款。
被：利华公司对你私自挪用材料款的行为是如何处理的？
王：利华公司给我记过一次，并将该2万元逐月从我的工资中扣除。
被：水塔拆除后张力教授向你催要过欠款吗？
王：没有。
被：唐山水电段替光明公司向你催要过欠款吗？
王：没有。
被：你的父母及儿子告诉过你光明公司来向你催要过欠款吗？
王：没有。
被：我方第一轮主询问完毕。
审判长：下面由原告对证人王仪进行反询问。
原（以下简称原）：利华公司与唐山水电段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写着“王仪为利华公司驻工地代表”，是吗？
王：是。
原：该合同证明你是工地负责人，对吗？
王：不对。
原：在法院的调查笔录中，你曾承认自己是“拆除水塔工程的工长”，是吗？
王：（迟疑了一下才回答）是。
原：你是否曾在《水塔定向倒塌设计施工合同》上签名？
王：是。
原：你是否带张力与天津方面洽谈爆破方案？
王：是。
原：利华公司是否收到拆除水塔的全部工程款？
王：是。
原：你是否认识彭有武？
王：不认识。
原：我方申请证人彭有武出庭与王仪对质。
审判长：允许。传唤证人彭有武出庭。
彭有武走上证人席。审判长告知彭有武作证的权利、义务后，原告询问了彭有武的姓名、工作单位、现住址等基本情况。（略）
原：彭有武你是否认识他（用手指王仪）
彭有武（以下简称彭）：认识。他叫王仪。
王：我不认识你。
彭：请问，被爆破水塔上放炸药的眼是谁打的？水塔爆破后，是谁清理的现场？
王：我雇人做的。
彭：你能说出被雇人的名字吗？
王：这与案件无关。
审判长：王仪，请你回答彭有武的问题。
王：我记不清了。
彭：以上工作都是我的施工队做的。有进帐单为证，付款单位为利华公司。（并向法庭出示进帐单）
原：彭有武请看一下这份书面证言的内容是否真实？（将证据 7 证人彭有武的书面证言交给其过目）
彭：证言的内容是真实的。
（证人彭有武退庭，被告方对证人王仪进行再主询问）
被：你在水塔拆除工地上负责什么？
王：我负责安全技术。
被：我方对证人王仪的再主询问完毕。
审判长：原告对证人王仪还有要询问的吗？
原：有。
审判长：下面由原告对证人王仪进行再反询问。
原：你在水塔拆除工地上有权自行处理资金，对吗？
王：不对。
原：在水塔拆除工地上谁有权自行处理资金？
王：二处处长郭风。
原：打到光明公司帐上2万元资金是经过郭风同意的，是吗？
王：（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郭总走了后，我自行给张力教授2万元。
原：（张力教授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假如我接受了你的2万元，那么按常理，我不会再代表光明公司来起诉利华公司，对吗？
王：（迟疑了一下才回答）不对。
原：我方对证人王仪的再反询问完毕。
审判长（以下简称审）：请问证人王仪，水塔是如何进行爆破的？
王：先打孔，然后加入金属氧化剂，通电后，混凝土涨酥，水塔就慢慢垮了。
审：这种拆除，是否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
王：不需要。
审：原、被告双方对证人王仪还有要询问的吗？
原：没有了。
被：没有了。
审：请证人王仪退庭，庭后签字。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证人王仪一直颠着腿，一副很随便的样子，并且有时说话反应较慢。）
被：证据 2 利华公司对王仪的处分决定。其主要内容为：王仪私自将2万元材料费给张力教授作为劳务费，该行为违反了公司的财务纪律，给王仪记过一次，并将该2万元逐月从王仪的工资中扣除。该证据证明支付到光明公司帐上2万元，不是我公司履行合同的行为，而是王仪的个人行为。
被：证据 3 证人郑民的书面证言。其主要内容为：王仪和张力教授来征求我对《水塔定向倒塌设计施工合同》的意见，作为利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当场表示不同意。该证据用以证明被告未与原告签订爆破合同。
审判长：下面由原告方对被告方的证据进行质证。
原：关于被告方的证据2 利华公司给予王仪的处分。我方认为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通过王仪的工作，利华公司仅支付2万元就完成7万元的工程，为公司挣得178000元工程款，公司还给他处分，这不符合常理。
关于被告方的证据3 证人郑民的书面证言。因为郑民是利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其内容应属于当事人陈述，不属于证人证言，而且该陈述也是不真实的。
关于被告方的证据1 证人王仪的证言。我方认为该证言多处不真实。证人王仪对自己雇用的施工队长彭有武都说不认识，可见其不诚实的品格，而且王仪至今仍是利华公司的员工，与利华公司有利害关系，所以对于其有利于利华公司的证言，应不予采信。
合议庭在听取了原被告双方的辩论后，进行了休庭合议，并当庭进行认证。
审判长（以下简称审）：被告方的证据2 利华公司对王仪的处分决定。合议庭认为原告方的质证理由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原告方的证据 8 证人李峰的证言。合议庭认为被告方的质证理由成立，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至于被告提出的张力教授进行教学实验的主张，因为只有证人王仪的证言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69条（二）款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为证人王仪与利华公司有利害关系，王仪所作的对利华公司有利证言，并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所以不予认定。
原告方的证据1、证据2 证据4、证据5、证据6及证据3 中关于王仪带张力与天津方商谈的内容，被告方没有提出异议或被告方证人王仪予以认可，对以上证据予以认定。以上证据证明：爆破水塔属于被告方的工程，被告方的工作人员王仪不仅以被告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合同，而且还预付了工程款，做了有关的协调工作。虽然，被告方提出了反证，即证据 3 证人郑民的书面证言。但该证据不但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张力的陈述相矛盾，而且其证明力明显弱于原告方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73条规定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所以对证人郑民的书面证言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关于表见的规定：行为人没有权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所以王仪以利华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应属于表见，该合同是有效的。原告完成了合同规定的爆破任务，被告拖欠合同款应属于违约行为。
原告方证据 3 、证据 7证明了多次向被告方催要欠款的事实，虽然，被告当事人与被告方证人王仪予以否认。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72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及第73条规定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为原告方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方证据的证明力，且与以上认定的合同成立及被告方违约的事实相互印证，所以合议庭对原告多次向被告方催要欠款的事实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0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因原告方曾向被告方请求债权，从而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所以原告方的债权并未过诉讼时效。
在以上认证的基础上，经调解无效，合议庭依法作出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对本案举证、质证、认证的评述
（一）对本案举证的评述
由于本案进行了庭前的证据交换，所以在庭审开始就对于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予以排除（该排除也可以在证据交换中进行），从而节省了开庭时间。由于庭前证据交换时，当事人双方已了解了对方的证据情况，所以在开庭时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很容易达成了共识，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提高了庭审效率。本案当事人双方都申请了各自的证人出庭作证，并对证人进行了充分质证，从而便于审判人员对证人进行察颜观色，贯彻了审判中的直接言词原则，有利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心证。本案在举证中运用了一证一说明，分组举证，综合论证的技巧，使待证案件事实一目了然。
（二）对本案质证的评述
认证合同范文第4篇
李某因做生意急需用钱，通过朋友赵某向王某借款10万元，约定1年后还款，并签订了借款合同。赵某出面用其所开的一辆夏利车为李某担保，王某未审查该车手续，即与赵某签订了保证合同。1年后，李某因生意赔本，未能按期偿还借款。王某遂将李某及赵某告上法院，要求李某和赵某分别承担债务责任和保证责任，偿还借款10万元。
分歧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保证合同中的担保物夏利车不属赵某所有，赵某当时只是借用，早已归还原车主。显然，王某与赵某所签订的保证合同无效。但就赵某应承担何种责任问题，存在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某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作为担保物，王某未加审查，故双方对保证合同的无效都有一定责任，赵某应付主要责任。根据《担保法》第5条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案应将李某与赵某列为共同被告，2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债权人和保证人均有过错，造成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和保证人应负民事责任，即由缔约过失这一过错导致保证合同无效而产生的侵权责任，而不是担保责任，不能让保证人赵某承担担保责任，本案应该判决驳回原告王某要求赵某负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
认证合同范文第5篇
我国合同法的制定，曾大量借鉴国外和国际上的先进立法、判例和学说，属比较法的产物，因而适用中会出现一些疑难问题，其中又以合同责任的相关问题最为复杂，存疑最多，争点也最多。本报刊发的这篇文章，聚焦争点，探析法理，希望有助于加深对合同责任的理解。
一、合同义务的扩张与合同责任的重构
（一）合同义务的扩张
在以往的合同法理论上，合同义务即当事人约定的义务（给付义务）。不过，在现代合同法理论上，强调债权目的的实现，履行过程中的义务已不限于约定的给付义务，为了实现债权目的，根据诚信原则和交易习惯，还要求债务人作出必要准备、不应作破坏债权期待的行为、在整个合同过程中尽必要的注意以保护相对人的人身、健康、财产等法益，这便是附随义务。我国合同法接受了这类理论，规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可发生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除这种履行过程上的附随义务外，我国合同法另外又规定了先合同义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与后合同义务（第九十二条），将合同义务（合同法上的义务）进一步扩张。在我国法上，所谓合同义务的扩张，指的便是以给付义务为核心，出现了包括附随义务、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在内的义务群（参见图1）。
在立法上一般性地规定合同关系上的义务群，大概我国合同法开了历史的先河，因为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这方面的规范基本上都是表现为判例法的形式。
（二）合同责任的新构造
在我国的学说上，“合同责任”概念本身就是一项争点（参见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第8页；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26页以下）。本文所说的合同责任，是因违反“合同法上的义务”而发生不利的法律后果。与上述合同义务的扩张相对应，相应地在我国合同法上也出现了合同责任扩张的现象。该现象虽与国外学说所谓的“契约责任的扩张”相似，但仍存有少许差异，比如对于德国判例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法理，在国外理论上被作为合同责任主观的扩张，我国学说虽对此不乏介绍，但原则上不应作为合同法上合同责任扩张的内容，因为合同法强调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仅个别条文允许第三人享受合同权利（如第二百三十四条将合同权利及与承租人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因而，目前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责任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合同责任客观的、时间上的扩张。本稿所谓“合同责任”，主要指缔约上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与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责任（参见图1）。
关于违约形态，学说解释不一。合同法颁布以前，争论最大的是应否吸收“先期违约”。合同法肯定了先期违约作为一种违约形态（第一百零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现在看来，违约形态包括先期违约与现实违约两类。具体言之，先期违约包括“明确表示不履行”（履行期前的拒绝履行）和“行为表明不履行”（履行期前的履行不能）；现实违约分为“不履行和履行不符合约定（第一百零七条）”，“不履行”包括履行不能和拒绝履行，其特点是发生在履行期后；“履行不符合约定”包括履行迟延和不完全履行（包括瑕疵履行与加害给付）；在合同履行需要债权人协助场合，受领迟延亦属于违约，其中拒绝受领可归属于不履行，不能按时受领可归属于履行不符合约定（参见图2）。
合同法对于违约责任改采了“严格责任原则”，这一做法参考了CISG（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及PICC（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合同法意图与国际公约接轨的表现。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其内涵实际上与大陆法系的“债务不履行责任”有所不同，表现在“担保责任”已经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之中（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五条等）；另外，“违约”与CISG使用的non－conformity of contract概念亦有所不同，体现在相应的责任上，我国的违约责任已经可以把对人身造成的“扩大损害”纳入进来（第一百一十二条为此解释留有了余地）。
另外，合同法虽规定了后合同义务，但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如何，却未做出具体的规定。笔者以为，仍应按违约责任处理，但不能作为严格责任，在构成要件上应当要求债务人具有可归责性（称为合同终了后的过失）。
二、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由德国学者耶林提出的“缔约上过失”理论，以及后来德国判例的发展，对我国亦有相当的影响。民法通则中已经部分地包含有对缔约上过失的规定（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等，参考了PICC和PECL（欧洲合同法原则）的规定，对先合同义务及缔约上过失责任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一）责任要件
在学者通常见解上，要求（1）当事人为缔结合同而相互接触（接触关系）；（2）一方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义务违反）；（3）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具有可归责性（归责事由）；（4）损害的发生。另外，在我国法上，并不要求相对人无过失；如果相对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失，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适用范围
依所欲缔结的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可将缔约上过失分为合同未成立型、合同无效型与合同有效型。关于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问题，由德国学者莱恩哈特于1896年最早提出，1912年在德国被法院判决采纳，自此以后，肯定合同有效缔结场合的缔约上过失一直成为德国和日本的通说见解。然而我国的学者通说对此是不予承认的。
笔者以为，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虽未言及合同成立与否，其实已经为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责任留有了法律上的存在空间。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其具体情形可包括：1．违反情报提供义务的情形（合同有效场合）；2．可撤销合同被变更的情形；3．因撤销权的消灭而变为完全有效合同的情形。
（三）法律效果
在我国法上，缔约上过失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涉及两个问题：（1）被害人所可请求的究为履行利益，抑或仅系信赖利益？（2）所可请求的若为信赖利益，则应否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此两点甚有争论。
在我国通说上，缔约上过失的赔偿责任以信赖利益为原则，并不承认履行利益的赔偿，这与其不承认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是相一致的。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应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原则，存有否定说（崔建远“缔约上过失责任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与肯定说（张广兴《债法总论》第56页）。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有的主张适用可预见性规则限定其范围（梁慧星《民法》第144页）。当然，如果在缔约阶段未尽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则加害人所应赔偿的系所谓维持利益（完全性利益），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界的问题。
如果以合同未成立型、合同无效型与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的存在为前提，在对这些场合统一把握时，大概需要放弃信赖利益的概念，使缔约上过失责任人赔偿因违反附随义务、注意义务而发生的损害。
另外，我国通说不承认合同有效场合的缔约上过失，当然也就不会承认缔约上过失场合的合同解除权。一些日本学者强调对消费者受害的救济，主张在访问贩卖、通信贩卖等场合，允许以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作为缔约上过失的法律效果（北川善太郎《契约责任之研究》第287页；本田纯一“关于‘契约缔结的过失’理论”《现代契约法大系》第1卷第207页）。此类问题，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多起来，作为对策，当然可以由消费者以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应否承认以缔约上过失为由的合同解除权，尚待进一步探讨。
三、强制履行
“强制履行”是一个自责任角度使用的概念，同一内容自权利的角度，则称为“履行请求权”（狭义的，又称履行诉求权）。合同法区别金钱债务（第一百零九条）与非金钱债务（第一百一十条），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履行请求权。以下主要侧重非金钱债务的履行请求权进行分析。
一）履行请求权的界限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后段规定了不得行使履行请求权的情形，即：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除此之外，我国法上明确规定了减轻损失规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在适用该规则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履行请求权；另外，在适用情更法理的场合，实际履行将会有悖于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所以也会限制履行请求权。
（二）履行请求权的类型
在我国合同法上，履行请求权除了包括“本来的履行请求权”外，也包括“补救的履行请求权”。后者被称为“采取补救措施”（第一百零七条），具体包括修理、更换、重作等方式（第一百一十一条）。
“补救的履行请求权”当然也要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对履行请求权所作的限制，值得探讨的是，除此之外，是否还应有特别的限制规则？合同法的规定是“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如果买卖的标的物属于种类物，在给付的标的物有瑕疵的场合，如果修理的费用超过了标的物本身的价值，则应当允许出卖人主张更换，买受人执意修理便属于不合理。
（三）强制履行的措施
在我国合同法上，强制履行指的就是“直接强制”，但在民事诉讼法上，则是存在着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的。
民事诉讼法针对债务人的债务是交付金钱、财物、票证、房屋土地等（属于所谓“与的债务”范畴）规定了“直接强制”（第二百二十一至二百二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七至二百二十九条）。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专门对“交付财产和完成行为的执行”作出规定，在进一步明确“交付财产”的债务可以直接强制外（第五十七至五十九条），于第六十条规定了“完成行为”的债务的强制履行，这一规定将直接强制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完成行为的债务，惟对于什么样的完成行为的债务可以直接强制，尚不明确。
关于“代替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作了规定，债务人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代替执行限定于“为的债务”（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对于以法律行为为目的的债务，是否可以采用“判决代用”，这在我国法上是不明确的。
关于“间接强制”，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作了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是否有应用上的顺序限制？在日本法上，直接强制、代替执行与间接强制三者有着适用上的先后顺序关系；在我国法上，尚看不出有这种适用顺序的限制，而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债权人可以选择，另一方面，法院也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及公平理念酌情处理。
四、损害赔偿
（一）要件
作为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四点：违约行为、损害、因果关系、无免责事由。
关于损害，是否非财产损害亦可以作为合同责任上的损害赔偿的对象，在我国原来的法律上是欠缺规定的，学说上为一争点。原通说上对此是持否定的意见（梁慧星《民法》第420页；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400页），持肯定意见的为少数说（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第197页）。不过，在司法裁判中出现了一些案件，比如冲洗的胶卷被丢失、寄存的骨灰被丢失、美容被毁容之类的案件，这些案件中都涉及到非财产上损害问题，而且都是存在着合同关系的。因而，这一问题实有必要重新检讨。我个人的见解是主张在违约责任损害赔偿中允许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拙文“非财产上损害与合同责任”《法学》1998年第6期）。从比较法来看，多数是允许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特别是PICC第7?4?2条第2款与PECL第9：501条第2款，都明确允许赔偿的对象可包括非金钱损失。我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也已经为此留有了解释存在的余地。
关于免责事由，法律规定的为不可抗力（第一百一十七条）。在改采严格责任原则后，免责事由的范围大小就显得格外重要。当事人固然也可以作特别的约定，但仅就法律的规定来看，我国的严格责任其实比英美的严格责任还要严格，因为在英美法上，存在着合同落空原则，而合同落空的范围，则比不可抗力要广泛得多。
（二）赔偿的范围
合同法规定“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作为限定赔偿范围的手段（“法的因果关系”），我国法没有采纳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尽管条文中有“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是采纳了在比较法上居于有力地位的“可预见性规则”。
与日本民法第416条相比，我国法的特别之处在于：（1）我国法没有区分“通常损害”与“特别损害”，而是对所有的损害统一地适用可预见性规则；（2）就适用可预见性的时点，我国法明确规定了“订立合同时”，而非“债务不履行时”；（3）就预见的主体，我国法规定为“违反合同一方”，而不是双方“当事人”。日本民法第416条的规定本是学自英国普通法及法国法，自我妻荣以来，日本通说上则是按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解释，这可以说是日本民法“法典继受”与“学说继受”双重继受的典型代表；不过，日本近时的学说上对第416条的解释又出现了返回本源（即英国普通法及法国法）的新动向。我想日本民法第416条解释论的展开，对于我国民法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
（三）赔偿额减额的要素
1．过失相抵
在损害赔偿法上，过失相抵是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时的一项重要的规则，合同法草案中曾有规定，后来又被“双方违约”的条文所替代。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三条，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学说称此为“双方违约”。此概念能否成立，在我国民法理论上曾属一项争点（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82页以下；王利明“论双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民商法论丛》第3卷第27页以下）。现在看来，虽然个别场合可以存在双方违约，而相应地各自承担其违约责任，本属当然之理，法律不作规定，亦不致出现问题；另外，从比较法来看，鲜有规定“双方违约”的，我国制定民法典时，亦不必保留这一规定，而应当规定过失相抵规则。
过失相抵是指仅发生一个损害，惟对于该损害的发生，被害人亦与有过失或者与有原因。双方违约与此不同，是指双务合同的两方当事人彼此违反了各自的债务，并可能相互造成损害，这样，就存在两个违约行为，并且由此发生两项损害。由此不难看出，两者是存有明显差异的。
合同法没有规定过失相抵，构成法律漏洞，法官可以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作扩张解释，使这个针对侵权责任规定的规则扩张适用于违约损害赔偿。现在我国已经开始起草民法典，其中过失相抵规则是作统一的规定，抑或是像日本民法那样分别侵权责任（日本民法第722条）与违约责任（日本民法第418条）于两处规定，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减轻损害规则
减轻损害规则最初是在320多年前的英国普通法上创设的，称为Mitigation。在大陆法系，对减损义务或是欠缺规定，或是纳入过失相抵。在我国法上，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了这一规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是什么关系，是首先应当辨别的问题。对于可避免的损失，固然可以看做是赔偿权利人的过失，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减损规则看做是一种过失相抵。但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针对可避免之损失而言，其效果是存有差异的，两种规则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也是不同的；减损规则的运作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而现代的过失相抵规则的运作逻辑，则是按过错程度及原因力确定责任的大小范围并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摊，如此，似乎不应简单地将二者等同。我以为，我国法上减损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的分界线应当以时间来划分，过失相抵分管的是损失发生的阶段，而减损规则分管的则是损失扩大的阶段。
3．损益相抵规则
在现在的我国法上，没有专门规定损益相抵规则，但在学理解释上，是普遍承认这一规则的，在司法裁判中也是如此。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这一规则应以明文规定下来。
五、违约金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违约金，从其逻辑关系来看，是以赔偿性违约金为原则，以惩罚性违约金为例外的。另外，合同法上规定的赔偿性违约金，并非是德国法上的作为最低额的损害赔偿额预定的违约金（德国民法第340条第2款），换言之，不是抵消性违约金，而是排他性违约金。
（一）构成要件
违约金责任的构成要求有主债之关系的有效存在，有违约行为。而对于违约金责任的构成要否违约人具有归责事由？则属一项争点。一类观点认为，在严格责任原则下，作为当然的推论，违约金的构成不以过错或归责事由的存在为必要；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即使是在严格责任原则下，违约金责任的构成，在解释上也应采限缩解释，要求以违约方有过错为要件（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622页）。笔者以为，应当区分赔偿性违约金与惩罚性违约金，在赔偿性违约金场合，由于其性质上是作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强调的是对因违约造成的损害的补偿，因而不必要求债务人具有归责事由。在惩罚性违约金场合，由于其目的在于给债务人心理上制造压力，促使其积极履行债务，同时，在债务不履行场合，表现为对过错的惩罚，因而，应当要求以债务人的过错作为其承担惩罚性违约金的要件。
另外，是否要求证明损害的存在及其大小？就惩罚性违约金而言，由于非为损害赔偿，所以违约金的发生不以损害的发生为必要，不成问题。容易发生争论的是赔偿性违约金的构成要否以损害为要件。如果单纯自逻辑推理来看，既然赔偿性违约金性质上为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当然要求有损害的存在，即使不必证明其大小，至少也应证明其存在。不过，当事人约定违约金的目的之一即在于避免证明损害的麻烦，因而，在解释上不应当以损害的存在及其大小的证明为要件。同样，以上仅为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场合，如果当事人有特别约定，自然应当按其特别约定，无须赘言。
（二）违约金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关系
违约金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如何，与违约金责任的类型及性质有关。
1．惩罚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
惩罚性违约金非属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债权人除可以请求违约金外，还可请求本来的给付或代替给付的损害赔偿（填补赔偿）。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须予注意的是，此处的“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应当解释为针对迟延履行的纯粹的惩罚性违约金。法律在这里允许惩罚性违约金，并非迟延赔偿额的预定，因而在债务人迟延履行场合，债权人在享有惩罚性违约金请求权的同时，还可以主张履行请求权，如果因债务迟延履行受有损害，则仍然有权请求赔偿（迟延赔偿）。
2．赔偿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
排他性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并非立于债权人可自由选择的地位，而是有违约金场合必须适用违约金。排他性违约金是对最高额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定，但损害赔偿可能有不同类型，排他性违约金究竟是属于哪种类型的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则应当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而定，指导精神是不允许重复填补。如果约定不明确，则应当由当事人进行主张和举证，法官可以结合违约金的金额、合同的标的等，按照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作具体的判断。
抵消性违约金，在我国合同法中虽没有规定，但不妨当事人特别约定。由于抵消性违约金是最低数额的赔偿损失，故在违约金之外如仍有损失，则仍可以请求赔偿。当然，这里也同样应当遵循不允许重复填补这一指导精神。
（三）违约金与履行请求权及合同解除权
在发生违约的场合，可能同时存在违约金请求权与履行请求权，在严重的违约场合，还会存在合同解除权，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值得探讨。自理论上说，损害赔偿额的预定，应当无碍于履行或者解除的请求。合同法虽然没有如此明确的规定，但从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来看，也应当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
六、合同的法定解除
合同解除作为违约的补救手段，就其本来的功能而言，在于非违约方“合同义务的解放”，由此而派生的功能尚包括非违约方“交易自由的回复”及违约方“合同利益的剥夺”。
（一）一般法定解除权的要件
在法定解除中，有的是适用于所有合同的规则，称为一般法定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另外，还有法律针对特定的合同规定解除的规则，称为特别法定解除（比如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二百六十八条等）。在一般法定解除中，又可以区分因客观原因的解除与因违约行为的解除。以下先就因违约行为的法定解除进行分析。
1．不以归责事由为必要
解除的本来的功能既然在于使债务人从其合同义务中解放出来，因而，合同法在解除权的行使上，不以违约人具备归责事由为必要，这一点从最初起草的学者建议稿开始便确定了下来，正式的合同法保持了这一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大陆法系的理论。
2．违约行为的分析框架
我国合同法最初的建议草案是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框架进行规定的，对于履行不能、拒绝履行、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等分别作了规定。这种详细的规定后来被认为过于繁琐，自第三草案开始集中于一个条文加以规定，并且引入了CISG中的根本违约的某些因素，这一改动对于合同法具有宿命的影响，也为后来就一般法定解除权的学说解释的不统一埋下了种子。一类见解是按根本违约解释；不过，就立法起草人的本意而言，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特别是第二款与第三款，仍然是坚持了大陆法系的框架。
（1）拒绝履行
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相对人便可以解除合同，且无须催告。这一规定参考了英美法上的先期违约。在学说上，应否要求催告，属一项争点。
笔者以为，不可否认，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范的情形（不安抗辩）与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会存在重合的现象。而按照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实质上对解除权的发生要求了“催告”，而在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的字面上，却没有这种要求，二者出现了分歧。为了协调这种分歧，对于第九十四条第二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当参照第六十九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
（2）迟延履行
合同法实际上区分了非定期行为与定期行为（尽管在字面上没有使用这样的概念），在前者场合，要求经过催告，始可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在后者场合，则无须催告，直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前段）。
（3）不能履行
自始不能履行是合同无效的原因，嗣后不能履行是合同解除的条件。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发生解除权（第九十四条第一项），其他场合的不能履行，不论债务人是否有过失，都可以作为违约行为，因此而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债权人当然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后段）。
（4）不完全履行
就不完全履行的合同解除问题，在日本学者通说上，如果事后完全履行尚属可能（追完可能），可作为本来债务的履行迟延，按非定期行为迟延履行场合的解除权发生要件处理；如果事后的完全履行不可能，或者已经没有意义（追完不能），则可以准用履行不能的规则解除合同（我妻荣《债权各论》上卷第174页）。在我国合同法的建议草案中，曾有与此相似的规定。现在，则可以作为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发生解除权。
3．根本违约再检讨
并非所有的违约行为均发生解除权，原则上是要考虑违约的严重程度的，这是合同严守原则（合同法第八条）的当然要求。因而，合同法要求违反的是合同的“主要债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三项）。依学理解释，违反从义务及附随义务一般不得解除合同，但致合同目的落空时（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3页），或者因此危及作为合同基础的信赖关系时（拙文“论根本违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可以解除合同。
“根本违约”，本是一个起源于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后为CISG第25条所吸收，进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及学说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便参照CISG规定了根本违约作为解除权的发生原因，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立法没有将可预见性作为构成根本违约与否的要件，而这一立场影响至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后段。而不以可预见性作为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是否合适，学说上对此亦存有质疑。从比较法来看，PECL第8：103条亦要求了可预见性。这一问题，在我国实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检讨，而对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应该说在整体上，仍然保持着大陆法系的分析框架。
（二）不可抗力与合同解除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不可抗力，作为一种客观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时，该合同应该消灭。但通过什么途径消灭，各国立法并不一致。德国法及日本法是基于双务合同双方债务存续上的牵连性，采取合同自动消灭的原则，原则上由债务人承担风险。依PECL第9：303条第4款，如果一方当事人因完全的和永久的障碍而依第8108条免责，则合同于该障碍产生时起自动解除而无须通知。我国合同法则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由于有了解除程序，当事人双方能够互通情况，互相配合，积极采取救济措施，因此具有优点（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4页）。而且，风险负担与不可抗力之法定解除权仍然是并行不悖的。这种做法并非我国法独有，在PICC第7?1?7条（不可抗力）第4款，便规定了合同解除权不受不可抗力规定的影响。
不过，值得反思的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已经规定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这样，是否还有必要再通过普通的解除权行使的方式（意思通知）解除合同？既然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这时让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从反面讲是赋予其权利保持合同效力（即不行使解除权），但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而通过自动解除的方式结束合同关系，不是更好吗？
（三）解除的效力
关于解除的效力，在学说上存有直接效果说、间接效果说、折衷说、债权关系转形说等理论。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对解除的效力作了一般规定。
1．合同解除与溯及力
在我国学者通说上，原则上承认解除具有溯及力（直接效果说），惟对于继续性合同例外地承认不具有溯及效力（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375页以下；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438页以下），这与日本的判例和通说是一致的。另外，也曾有见解主张合同解除不应当具有溯及效力，仅向将来消灭合同关系（折衷说，梁慧星《民法》第314页以下）。不过，我国合同法关于解除的规定（比如第九十八条），参考了CISG、PICC、PECL的规定，而这些国际公约及模范法均不承认解除具有溯及效力，这点对于我国的民法学而言，是值得反思的。
2．恢复原状义务
在我国通说上，由于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因而解除具有溯及力场合，当然地发生权利复归的效果（物权的直接效果说），恢复原状义务惟表现为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物权的请求权，这一点与日本通说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见解不同。
3．损害赔偿
在因违约而发生的法定解除场合，非违约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在学者通说上，赔偿范围为因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履行利益）、因返还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信赖利益）等（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383页）。个别见解反对解除场合可得利益的赔偿（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478至479页）。 七、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统合
合同法在第九章“买卖合同”中就瑕疵担保问题作了规定。在德国及日本法学上，关于瑕疵担保责任的性质素有争论，大致分为两派：法定责任说与债务不履行责任说。我国合同法的起草人在瑕疵担保责任问题上，是支持债务不履行责任说的（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148页以下），这一立场同样反映在合同法中；另外，合同法在违约责任的构成上采严格责任原则，更进一步缩小了两种责任之间的差距，可以说实现了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统合。
（一）权利瑕疵担保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了出卖人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但对于权利瑕疵担保的责任，没有作出特别的规定。在解释上通常认为，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就无权处分与权利瑕疵担保问题，依我国的权威学说，可能出现第三人向买受人主张权利的情形，大概有四种：其一，出卖他人之物；其二，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其三，出卖抵押物；其四，出卖租赁物。第一种情形（无权处分）属于第一百五十条但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情形。其他三种情形，均可以发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第3版）。依此见解，因无权处分所签订的合同（或他人物之买卖），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属于效力未定。另外也有不同见解，主张此类合同属有效合同（拙文“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人民法院报》1999年11月23日第3版）。在日本民法上，以他人的权利为买卖的标的物场合，“出卖人负有取得该权利并将之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第560条），只要他人之物尚在，便不作为原始不能而使合同无效，而使出卖人负有移转该权利的义务，该义务不履行时，则因此使出卖人负担保责任（我妻荣《债权各论》中卷一第276页；稻本洋之助等《民法讲义5》第121页）。
（二）物的瑕疵担保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是对物的瑕疵担保作的基本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五条）。合同法的规定参考了CISG与PICC，没有区分种类物与特定物，对于瑕疵担保责任采违约责任说，第一百一十一条不仅不区分特定物、种类物，而且不限于物，包括劳务和无体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