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教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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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教育的认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知行 知行合一 重行 德育
中图分类号 B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2）05-0099-05
一
知行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从先秦直到近代一直受到中国哲人的关注，而在宋明时期，知行关系更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引发了关于知行关系的长期激烈争论。
知行关系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自然是一对认识论的范畴。不过，中国古代哲人们所关注的主要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即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关系，具有特定的含义、特别的针对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自1949年以来，各种中国哲学史教材、专著多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阐述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很少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角度论知行。而且，为了驳斥某些西方学者“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的偏见、误解，人们更加着意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论中国古代的知行学说，甚至对宋明理学家着重从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角度论知行有所批评，认为这是“把知行问题伦理化”。影响所及，连不少中国伦理思想史著作对中国古代知行学说作伦理学解读、予以应有的重视也显得不够。其实，着重从道德认识、道德实践的关系论知行，为了正确解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而重知行。这是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特点，而不是缺点。只有恢复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本来面貌，才能对它有确理解，并从中找到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今天从事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之学所重不在知识，而在如何“做人”，“求善”是中国古代之学的宗旨。所以《大学》所列“三纲领”最终落实为“止于至善”。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即高度重视社会道德教育（教化）和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修身）。为使教化和修身收到实效，中国古代哲人对知行这对范畴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长期的深入探讨。
《荀子·劝学》和《礼记·学记》是儒家论学的名篇。前者云“知明而行无过”。后者则留下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的名言。基于《礼记·学记》“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的认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教化和修身过程中的道德认识即道德之知是高度重视的。他们认为，要想达到善，首先应当认识何者为善；要想事事皆符合于道，首先应当认识何者为道。因此，不论是王者的教化或是个体的修身，先当明善、识道，以接受、获得正确的道德认识为先务。孔子虽承认有“生而知之”者，但《论语》一书大量讲的乃是学而知之。孔子有著名的六言六蔽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智）不好学，其蔽也荡（放纵）；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狭隘）；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急躁）；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闯祸）；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就是说，对诸种美德、品行仅仅喜好、羡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它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认识，这样才能把握好各种道德的精神本质和全面要求，特别是它应有的度，否则必将因失度而陷入种种偏颇。这段话是孔子主动告诫子路的，可见孔子对知、学亦即道德认识的重视。对此，宋明儒者有更多论述。比如，朱熹就一再强调：“须先知得方行得”（《朱子语类》卷十四），“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子语类》卷九）他认为人们从事道德修养，当先由学而知。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通过学获得道德之知，才能将外在的道德观念、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认识，先从认识上明辨是非善恶，把握各种道德规范的宗旨、要求。
不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论证道德之知重要性的同时，更强调道德认识必须付诸道德实践。他们一再强调，只知什么是善恶而不能在行动上切实地为善去恶，那就没有道德意义。道德品质、道德境界是通过道德行为表现出来的，只有将所获得的道德认识外化、落实为道德行为，方算有德。早在先秦，《周易》即有“君子以果行育德”的训辞。而孔子则更明确地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对道德切实躬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头等大事，学习文献知识只是“行有余力”之后的事。诚然，这句话未必符合今天的时代需要，但它刻意突出行的意图至为鲜明。荀子也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大学》言学、问、思、辨、行，最终落实的也是笃行。从一开始儒家即认为，行才是学的最终目的，学、知是为了更好地行，离开了行，学、知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重行始终是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基本倾向，这在宋明和明清之际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时期，关于知行的先后有激烈的争论，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争论的各方无不重行。王夫之等强调知来源于行自然重行；朱熹虽强调知先行后但同样重行，他虽说“论先后，知为先”，但紧接着又说：“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至于王守仁，他的“知行合一”说矛头直接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更加突出了行的重要。在这一时期，不同哲学派别的思想家们共同强调的是：“行过一尺方有一尺，行过一丈方有一丈”（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工夫全在行上”（《朱子语类》卷十三），“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为实也”（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中国古代哲人之所以无不重行是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这便是道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精神，善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文字上，而必须落实为行为，离开道德行为则无所谓德、善。对此，宋明以来的几位著名思想家曾先后作了相似的精辟论述。试举几例如下：
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
道是天地间本然之道……德是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者，故谓之德……如实能事亲，便是此心实得这孝。实能事兄，便是此心实得这悌。（陈淳：《北溪字义·德》）
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王夫之：《大学补传衍》）
在此之前，程颐也曾指出，“道”是客观外在准则，人若不行道，“则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须是以人行道始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些议论都是要说明，只有悟道而行道，知善而行善，外在的道德规范才能内化为我自身的品德，善才能成为我所具备的善。如果仅仅满足于对道义、德善之知，而不去躬行践履，甚至以空谈仁义道德炫耀于世，那么德善永远不能成为我之德善，与我永远无关。这一认识是深刻的。
为勉励人们躬行践履道德，中国古代思想家又一再提醒人们注意，他人与社会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标准全在于行而不在于言。孔子早就说，对人的了解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后来，不少人先后指出，人们无不是“以行取人”而非“以言取人”。对此，北朝思想家刘昼有一番很好的议论：“德行未著而称我能，犹足不能行而卖躄药（治跛足的药），望人信之，实为难矣”（《刘子·辨施》）。不少人先后强调：“行高人自重”（袁采：《袁氏世范》卷二），只有道德行为的确高尚，方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概言之，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求道德之知是为了指导道德之行，道德实践才是道德认识的目的。因此，行高于知，道德实践高于道德认识。
二
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知而不行、只说不做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通病。应该说，这种通病并未因自古以来重行的思想传统和对它长期的呼吁、提倡而有所减轻，相反，随着纲常名教日益严苛，这种习气更加严重。大致说来，自宋儒将三纲上升为“天理”，因而更加神圣化、绝对化之后，自“去人欲存天理”的口号提出并流行之后，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将忠、孝、贞节视为至高美德，竞相攀比，于是种种愚忠、愚孝、愚贞、愚节行为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则因道德的要求、标准愈拔愈高，以至要人“革尽人欲”、“无一毫人欲之私”，结果便是引发双重人格，越来越多的士人以理学自诩，高调门大谈仁义道德，而平居所为令人齿冷。这是宋明以来社会道德的两大问题。
应该说，朱熹知先行后的知行观对那个时代知行脱节的社会问题客观上起了助长作用。如前所说，程朱也是重行的，朱熹还曾说过“工夫全在行上”一类话。不过，他们更强调“须先知得方行得”，将“讲明义理”看作是为学的首务。而且，他们所要求的致知又是“穷尽事物之理”，其途径则是讲读。在这种知行观下，那时理学家们所关注的是辨析理气心性、义利理欲，重在讲明义理。在修养方法上则坚持主静，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流风所及，士人皆以讲学辨理为尚，以讲读为业。正如清初思想家颜元所说，宋明儒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存学篇》卷一）。这种避实趋虚、“离事离物而言学”的学风，不仅使不少士人鄙薄事功，也使社会道德日趋空伪，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的恶习更加严重。这些自然不是程朱所愿看到的，但客观影响确是如此。
这种“讲说多而践履少”、知而不行的习气自然要引发有识之士的忧虑，起而矫正之，其理论代表便是明代的王守仁。王守仁指出，那时的士子因受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影响，他们“只在知上讨分晓”，“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而不去躬行践履。结果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那时，“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书林司训卷》，《王阳明全集》卷八），而广大民众也往往是“知得父当孝、兄当弟（悌）而不能孝、不能弟”。王守仁感叹说：“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行脱节、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习气“不是小病痛”，其现实危害与潜在危害是很大的，必须大力矫正。为此，他针对朱熹的知行观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作为“对病的药”。
本文不拟（也难以）对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作全面评价，仅就这一命题对解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关系方面的意义作些分析说明。
王守仁提出这一命题，目的在于纠正知而不行、知行脱节、以知为满足而不肯躬行践履的弊端，教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对此，王守仁有过明确说明。他说，由于受朱熹知先行后说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关于知行关系，王守仁的经典表述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这里，他强调的是知与行亦即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高度统一。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王守仁揭示了道德之知（道德认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他认为，道德之知不同于一般的书本知识，是实实在在的做人的学问。道德知识起于或好或恶的道德情感，因情感而生是非观念，一旦形成正确的是非观，面对诸事便能处置得宜。这便是“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因此，真正的道德之知乃是一种觉悟，它自然包含了按知而行的自觉，势必要表现为行。所以，王守仁一再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举例言之，“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知孝弟”（《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在王守仁看来，不包含行的自觉的知不是真正的道德认识，只有包含了行的自觉的知才是真正的道德认识。
与前相联系，王守仁对德育的特点作了揭示。他一再强调，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灌输书本知识，让人“从册子上钻研”、“在知上讨分晓”，而是让受教育者明辨是非善恶，学做人，旨在教人落实于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教育。一旦失去行的自觉，教化与修身便成虚文，沦为空伪。《论语·学而》记载说：“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王守仁所主张的学（德育）正是如此，即德行优于知识，行高于言，所考察的是外在德行而非书本知识。诚然，王守仁的思想也有偏颇，以读书为可有可无之事，以至在圣贤标准中抹去了知识、才能、事功、贡献。不过，他坚持道德教育应是使受教育者学做人，而非单纯灌输书本知识，这是很有价值的。
三
自1905年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后，中国的教育制度以至中国文化的大格局都发生了空前巨变。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德育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点。以至王守仁认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本”（《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而在20世纪初所建立的新式学堂，所进行的乃是以西学、新学为中心的新式综合教育，虽然“修身”（德育）为一门主课，但新学堂所学毕竟主要是数理化、天地生等课程。诚然，诸多新学家们（包括）一再强调德育是学校教育的“中坚”，但事实上并未能圆满落实。所以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梁启超一再批评那时的学校教育乃是“装罐头的读书教育”，而德育则是“智育的德育”，并未达到德育陶冶情操、培养良好品德、提升人格境界的目的。大致说来，自新式学堂建立之后，如何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乃是几代有识之士所关注的一大问题。时至今日，在现代教育的大背景下，这无疑更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复杂问题。当下道德教育仍然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但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同样不容回避。解决德育的实效性前提应当是正确理解德育的内涵。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浅见。
道德作为社会道德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人类改造自身、完善自身的关键环节，是一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实现其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人类道德发生发展的历史表明，人们的道德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这其中，既要依靠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也要依靠人类积淀和传承下来的文明的浸染和熏陶，依靠社会道德从外部进行的“灌输”式的道德教育。没有道德教育，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掌握社会生活、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都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是全部教育的中心和重心，“做人”、“成德”被看作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今天，道德教育同样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塑造健全的道德人格，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既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涵，也是教育本质的体现。
综观人类历史上那些享受盛誉的教育家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都在昭示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完善，道德教育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教育都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养，学校也不是纯粹的知识传授机构。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讲的就是改变气质、成人成德，而不是具体的、琐碎的、实证的知识传授。不独中国，西方文化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同样如此。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命题，把教人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作为其哲学研究和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这一传统，在其创立的“亚加德米学园”的门口，虽然写着“不懂几何学者勿入”的牌子，但柏拉图的兴趣显然主要不在研究和讲授几何学，而在研究和探讨社会伦理问题，希望实现他的道德理想国。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德主义的传统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强调的就是对人的美德的培养，是人的完善。
虽然“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完善”这一论断已经成为中外教育家们的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智德双修”已经是教育实践昭示给我们的一种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但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随着现代科学理性的日益强化和泛化，教育的工具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教育体系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实用化，人文精神被遮蔽，道德教育受到漠视。比如，在现代的大学教育中，虽然德育与专业教育一样，被当成一个学科、一门课程，可以换算成几个学分，但德育的理念并没有完全被渗透到专业教育中，没有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这种德育是一种知行脱节的德育，没有切实指向受教育者的品德提升、人格完善与全面发展，背离了德育的宗旨，成为梁启超所批评的“智育的德育”。在中国，除德育课之外，没有哪门课程由中央发文明确其课程设置、学分和基本内容，没有哪门课程编写一本教材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也没有哪门课程每年组织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师资培训。而实践上，德育课的满意度明显不高，实效性亟待增强，德育课处在一种形式上的被抬高与实质上的受冷漠的尴尬之中。可以说，德育课所面临的尴尬折射了中国的道德教育所面临的窘况，暴露出了中国古代哲人所一再批评的知而不行、知行脱节、以知为满足而不肯躬行践履的弊端。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范文第2篇
中国现代的语言教育，一味地借鉴国外教育经验而忽视中国文化的特质。在课程设置上，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学习外语，却把中国古典语言视如敝屣，只是作为现代语文教学的附属。过去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读书必备的“经学”常识，变得比外语还要艰涩难懂，令人生畏。一个外语四级的中国大学生，能流利地讲说和阅读外文典籍，却连浅显的文言都阅读不了，“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末曾见过”(林语堂语)。中国大学生被外国人问起孔子在世界思想家的排名，一定会很自豪地说：“是第一！”当问：“你读过他的《论语》吗？”回答是“没有，读不下来。”我们又从何骄傲自豪呢？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还是悲剧？
阅读古代经典，反对者无外以“古代经典的封建糟粕”为借口。所谓的古代经典，多是先秦经典，大都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时是奴隶制崩溃而封建制尚未确立的时代，何来“封建糟粕”？所谓的“封建糟粕”，不过是封建文人因时所需，对古代经典的再发现和新认识。我们现在不必拾人牙慧，完全可以也对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 ——《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宋儒释“中庸”为“不偏为之中，不易之谓庸”，已把中国人的性格塑造成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庸”重新释为“中和之用”。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范文第3篇
所谓人文教育，其本质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强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化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向科学知识教育倾斜，人文教育逐渐被忽视。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也屡见不鲜。教师们盲目地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让学生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使他们掌握特定的谋生技能，因此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一些专业技能课变成老师和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文史哲等课程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大学教育呈现出过分专业化的弊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2］。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念则偏离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和整个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课题。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语言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语言这一工具，认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无外乎听、说、读、写、译这几种能力的习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知识则无关紧要。部分教师“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更是加深了学生这一错误认识。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古代文学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只字不提或笼统概括；学生则更是出于应付考试、拿学分等目的，机械地学习此课程，教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低下。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句话的意思是：“学生们为什么不学诗呢，诗可以激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这是对文学人文教育作用的最高度赞颂。日本古代文学史不仅是一部日本文学发展史，也是一部日本文化、文明的进步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史。它具备文学和历史双重学科的性质，应该是对日语专业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对日本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可以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通过对文学史中出现的著名作家的成长、经典作品的诞生、代表流派的形成等时代背景和历史要素的考察分析，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素养；通过对作品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另外，通过对中日文学发展史的对比以及文化差异的对比，可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等。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教化功能，改变过去教学中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真正获得心灵的熏陶和升华，“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
（一）分析我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中日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建构，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向学生讲授日本古代文学史时，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时代，汉字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漫长的口承时代，使日本进入了文字记载时代，首创了由变体汉文或纯汉文书写的文字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并为假名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兴起，汉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众场合，《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大批汉诗集出现在日本文坛，一度占据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掀起了唐风文化的。初期的汉文学模仿带来了平安中后期的汉文学深层消化吸收，间接地推进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进程。日本古代文学双壁《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白诗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战乱频繁，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中世文学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儒家、道家与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户时代的草子文学、读本等更是处处有中国明清志怪、传奇小说的缩影，甚至出现了以中国的小说为题材的“翻案小说”。通过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日本文学自身发展史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及其深远的影响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解读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审美素养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审美素养的提升应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古代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不仅要包括基本文学常识、文学概念的讲解，更要与经典作品的解读相结合。文学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对文学著作学习、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素养形成的过程。文学经典名著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与某种意识、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不同时代文化渲染下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在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学理论的有效渗透，奠定学生审美意识的思想基石；通过文学经典著作的讲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真正做到“以美启真、以美启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以雄浑、朴实、清新的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其作者层上至宫廷贵人下至普通庶民，题材广泛还涵括了日本偏远地区的民歌———“东歌”“防人歌”等，被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万叶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热爱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国君，奋勇征战；悼念死者，感伤离别；满怀希望，追求自由。通过对《万叶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用文学来表达对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朴的感动———“诚”的文学美意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作品《源氏物语》以光源氏为主线，描写了不同身份贵族男女间的恋爱纠葛及生死别离，“美丽”和“哀愁”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对《源氏物语》的赏析可以让学生理解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精神。与此相对，清少纳言则一改平安贵族们作品中惯有的感伤情调，采取积极的创作态度，通过对自然和人事的描写，创造了“明快”的世界，它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一起，构成了平安朝文学中的两大审美趋势。
（三）探究文学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学是一种心灵文化，是文化的表征，是体现文化精神、具有传播与教化功能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活动，它并非游离于文化系统之外。”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映射着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内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不应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应将其上升到文化层面，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日本古代文学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宽视野，并用广阔的视角去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异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日本文化向来被称为“杂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学史中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杂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外来先进事物所采取的惯有的积极吸收、巧妙融合的态度，从而使学生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歌颂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则展示了日本人对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与中国古代作品的“诗言志”倾向大有不同。对中日文学差异的讲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外来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学中武家社会生活的描写则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则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这些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学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是一门很成熟的研究学科。但该学科在课程的教学研究方面很滞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高等院校古代文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高等院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产生积极影响。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优化高校文学教育实效
前期，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古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偏重于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对课程理念、课程内容缺乏研究，对课程设置的目标不够明确，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推动高校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课程教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对培养古代文学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加剧，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从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方法、课程目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助于增强高等课程竞争力，提高教学效率。
(三)有助于传承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为了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国民修养，当今社会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文化熏陶。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优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开启民智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这门课程没能发挥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应有作用，而随着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课程也需要由知识教育变为道德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
二、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教学方法、手段，缺乏改革理念和目标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偏重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对中国文学教学理念研究不够。虽然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在一定程度可以丰富课堂，提高课堂的活跃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长期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和手段，或者经常性的变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势必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标。对于长期不重视教学理念和目标的研究，不利于学生找到认同感，学习的目标意义不明确，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上，没有目的性，对学习程度界定模糊，取得的效果鉴定不明确，都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重实训技能培养，缺乏相应的实训手段
随着大学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时相应减少，更多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训技能，很多高校在对学生考核评价时偏重于课程实训，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由理论为主，转变为实践教学，给学生增加了相应的实践学时。高校普遍认识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进行实践教学，应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开展实践教学。很多高校会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去引导学生学习，通过观看影片的方式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虽然教学方式有所变化，但是取得的教学效果仍然不够理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长期发展，对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实践技能仍显不足。
(三)重文学作品学习，缺乏国学经典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程内容设置主要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一般是历史传唱，文学色彩浓厚，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这类作品得到了高等院校的重视，在安排课程时对于课时的安排就相对多一些，研究力量也强一些，各高校也纷纷成立专门的国学院，开展国学教育，开始重视国学经典诵读。高等院校在开展课程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时，在国学教育、研究方面的比重更加偏重一些，平时就要求大学生要开展国学阅读主题活动，列出必读科目，将平时的表现和最终考核结果综合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一些学生的阅读主动性不强，疲于应付的思想还存在，笔记报告流于形式，取得的效果不明显。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措施分析
(一)科学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理念和目标
科学设置本课程的目标，使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掌握基本的文学作品知识和文学史常识，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悠久传统和主要特点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对于基本常识要熟练掌握，对于文化常识能够正确判断。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和艺术特点，能运用文学、语言学、美学、历史等相关知识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流派进行分析和评述，在宏观上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线索。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高等院校在加快推行古代文学教育教学手段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技术在高等院校非常普遍，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可以很形象的展示教学内容，让学生很容易接受理解。使用很普遍的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声光画的方式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很深入的了解，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为教师提供诸多素材的条件，因为在制作这些音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需要大量的背景材料，如果没有便利的资源和条件，会极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做出的多媒体资料借鉴意义也很有限，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对资料的选取要本着实用，能够扩大大学生的文学视野，能够形象的说明问题，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克服过去单纯的灌输式的教育，不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学习，深入的研究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在研究古代文学课程时要结合其内容和特点，在网络化时代，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检索和收集相关学术最新研究成果显得日益重要。将过去那种传统的古代文学与现代网络文献检索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展现在大学生面前，可以有效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为他们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很多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被文化部门，广电中心拍成了优秀影片，在全国各大剧场进行放映，这又为大学生研究了解古代文学提供了一定的途径，使得大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得到学习，激发研究的兴趣。
(三)树立新型学习观，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引向深入
对古代教育的认识范文第5篇
从孔子兴办私学,为门徒讲授《诗经》等古代文学作品开始,中国古代的优秀典籍就成为教师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并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科。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先辈们积累并总结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和方法,体现了这一学科最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学思并重”“传习结合”的教育理论,提出“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知新”的精辟见解,还指出教学中应遵循“有教无类”“循循善诱”的教育原则。中国古代文学在以后的岁月中,作为一门重要的课程始终遵循着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对于这些行之有效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教学方式方法,我们要很好地继承。但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随着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急遽发展,时代环境、社会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仅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各种新信息、新思潮、新理念的冲击,而且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古代文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历程后,如何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去熏陶、感染读者,使读者从中受到知识的启迪、思想美和艺术美的熏陶,从而激发出更强烈的爱国激情、艺术才情、美善感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教师学者化:古代文学教师应是“学者型”教师所谓“学者型”教师,是指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参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并取得一定的教学成就和科学研究成果的教育专家。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高质量教师,首先应该成为他所从事专业领域的学者。教师学者化首先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教师应该具有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部分,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重要而深刻的体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家们纯心灵、真性情的抒发,还是担负着“载道”重任的言志之作,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一部浩瀚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生动、真实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作为“学者型”教师,应该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程,并对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特征、走向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深刻理解影响文学走向的文化动因和文学得以生成的文化土壤。例如,如果教师不深刻领会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分化、大瓦解所导致的“士”阶层的蓬勃兴起,就很难使学生理解何以在那一时代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学现象;如果教师授课时不联系魏晋士风的变化、魏晋玄学的发展和佛教的传入,就很难使学生理解“竹林七贤”的怪诞、正始文学隐晦曲折的特征和玄言诗的风行;如果教师不结合宋代“理学”进行讲授,学生就难以理解中国文学的风度气韵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会由唐代的雄浑、壮阔而转向了宋代的内省、自敛。教师必须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深刻的文化内涵,把握文学与科学、宗教、哲学、艺术的关系,才能使学生在研读文学史、涵咏文学作品的同时,去探寻古人与今人心灵相通的东西,从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古代文学不是故纸堆,而是有着鲜活生命的。比如在讲到《史记·货殖列传》的时候,笔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之后又结合现实,将20世纪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政策做对比,使学生认识到正确的经济政策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地把他们对司马迁的经济观和对现有经济政策的认识与感受谈出来。这不仅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思维,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必须以自己学者的风范去感染学生,使学生逐渐认识到学习古代文学不只是读几首诗、背几篇文章那么简单,古代文学中别有洞天。
“学者型”教师还应该具有前瞻的眼光,具备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科研能力,但他不应该只沉浸在旧纸堆中去考据、索引,而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研究和了解古代文学中那些与现实人生联系密切或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能陶冶情操、培养健康人格的人文色彩浓郁的文化精髓上。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把自己的科研心得和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把当今科研领域的新观点、新理念、新动态及时介绍给学生。这样使教学始终与现实接轨、与时代同步。
(二)教师应该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所谓先进的教学理念,包括:新的教学观、学生观、师生观。作为“学者型”教师应认识到自己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还是学生发展的合作者、参与者、促进者与指导者。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积极主动探求知识的欲望,引导他们去尝试学术研究,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可以在课外搞一个有教师参与的学术论坛,让学生把自己的学习心得通过论坛这个平台表述出来。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又可以提高学生研究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形成知识的良性循环。
新的学生观认为,学生不但是教育的对象,而且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每个学生作为独立的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教师应关注每个学生,因材施教,在注重学生整体发展时,注意张扬个性。近年来,随着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研究视角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观点和新理念,因此,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不能一味因循传统,要具有创新意识。同时,新的师生观也要求教师重新审视传统的师生关系,即所谓的“师道尊严”。教师应该是知识的权威,但不应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讲授知识或以挑剔、审视的眼光去面对学生,而应该是在释疑解惑的过程中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和沟通,为学生创设快乐的学习氛围。新型的师生关系既有利于教学的开展,也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学生潜力的开发。
(三)教师应该是美、善的传播者和塑造者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体验。研读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的审美意识的培养、道德情操的树立、心灵世界的净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通过生动的形象、深刻的理趣、丰富的想象和高超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作家的人生理想和审美情感,使读者在阅读后产生或轻松、或愉悦、或超脱、或悲哀、或感叹的情感体验,从而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和真正的审美享受。
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学作品的怡情作用,在教学中适时地对学生进行美的启迪和塑造,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发扬真美,以娱人情”①,要将美育融于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可感的形象,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接受真、善、美的熏陶。如屈原那为了实现“明君”“贤臣“”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那“道不同,不相为谋”“辞万钟”的优厚待遇,“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志节品格;杜甫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和范仲淹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品格;文天祥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等都使同学受到极大的精神震撼,同时也受到心灵的洗涤和净化。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雄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新淡静;“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的飘渺朦胧,使学生在对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景的鉴赏中感受到一种生活的美,从而生发出对自然人生的无比热爱之情。
二、教学手段现代化: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及时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将现代化教学手段引入古代文学课堂,在本学科领域进行多媒体教学实践,在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下制作出不同风格的,更具有直观性、生动性、趣味性的多媒体课件,从而使古老的教学内容借助现代化的手段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样就会提高教学水平,增加教学信息量,更好地适应信息时代古代文学教学的需要。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达到如下教学效果:
(一)使复杂的事件图表化如《秦晋之战》,讲述的是秦、晋、郑三方的军事、外交冲突和纠葛。其中重要的情节有“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郑皇武子辞杞子“”先轸论战”“秦师败“”文嬴请三帅”等,事件复杂、关系错综、头绪纷繁,叙述起来,须费很多口舌,可学生理解的效果并不好。但如果运用电脑课件,将其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且避免了繁琐的叙述。
(二)将相关的背景材料文字化在介绍古代作家、引证材料、相互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大量的文字板书,如果运用电脑课件直接提供给学生,再辅之以简单的阐释,即可节约教学时间。
(三)使熟悉的内容新颖化笔者在讲授中学课本中就已出现的《陌上桑》时,主要针对其侧面描写的手法。这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创意,但笔者借助多媒体的手段,为课文配上深情的朗诵,同时为突出侧面描写的妙处,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李延年的《佳人歌》、《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走出采石场时的画面用课件展示出来,使学生通过生动的画面去体悟侧面描写的妙处,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对此诗有全新的审美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