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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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范文第1篇
1、由我国目前农业现状决定。我国的土地零散，广泛大规模的机械作业无法实现，农民合作社可以将农民和土地组合起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统一管理和种植，做到规模化生产作业。
2、由我国目前的人口组成决定。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文化程度低，技能素质差，接受新事物、新技术迟缓，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业的发展。
3、与国际大农业接轨的必由之路。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多年了，但是农业现状与国际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没有规模，没有效益，没有统一管理，不能保证质量和品质，没有统一销售就进不了大市场，没有农产品深加工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农业合作组织的诞生。
二、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缺乏对农村合作社性质的认识，人民对“合作社”三个字特别敏感，对任何“合作社”都有一种排斥性，不了解现行农村合作社不再是生产合作社，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是为了更好维护社员的独立商品生产，建立在互助、民主、平等、公平、团结、诚实基础上的。
2、政府的指导与管理不到位，部分政府机构对农村合作社的宣传力度不足，对农村工作不够重视，使许多农民对于农村合作社认识不清。政府在税收、信贷等方面提供优惠的政策，不能满足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要求。
3、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亿人，但是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肓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7％，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1.62％。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农村教育基础设施落后，我国目前教育资源主要安排在城市和中心乡镇，而许多交通不便或者人口较少的边远山区所得到的教育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农民素质低、信息闭塞不畅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因此形成了迷信、保守、缺乏合作精神的“小农意识”特点，往往会习惯各自为营、自给自足的独立生产方式，这恰恰与农村合作社提倡的民主、公平、团结、诚实的理念违背。
4、农村合作社缺少融资渠道由于农业产业自然特性明显、生产周期长、缺乏抵押物、资产专用性强、金融需求小、贷款风险高等原因，农村金融投入总量与农业发展不匹配。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的难度较大。目前农民在资金流转渠道上，往往是以民间宗亲信贷为主，这大大阻碍了农民的积极性。而农村信用社与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虽身处农村，但其与合作社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商业金融模式，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了贷款的规模与效率。
三、和谐背景下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新思路
1、提高合作社成员综合素质。提高合作社领导者的素质，领导核心是合作社的灵魂，与合作社兴衰有着密切合作社要定期对社员进行培训联系，即是合作社的策划者又是合作社的运作者，培训项目包括生产技术、管理知识、合作社法普及、国际国内市场行情、最新市场动态等，使每个社员都能做到合作，懂协作，掌握基本的生产和管理常识，共同维护合作社的永续发展。
2、依法引导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在尊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意愿的前提下，依据法律抓紧做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登记指导工作。对已经办理工商登记的，积极主动配合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梳理；对拟登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进行规范；对暂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但具有合作性质和基础的，依法加强业务辅导，一旦条件成熟，将适时引导登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新设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做好章程的制订、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登记申请文件的准备等有关事项的辅导和指导工作；对不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条件，暂不宜登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耐心给予解释。抓好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是近年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行之有效的手段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初期，抓典型，是为了带动农民兴办和加入合作组织；而现阶段抓典型，目的是为了依法规范提高，带动更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走上规范、健康发展的道路。
3、按照“产业有特色、发展有潜力、组织有?舌力”的指导原则，加快典型交流，借以推动和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依托产业支撑，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紧紧围绕已经形成的经济作物产业带及特色养殖业，力求打造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目前，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围绕当地已形成的优势特色产业组建起来的。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让广大农民群众能放心、自愿地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同时，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本着“引导、服务不包办，支持、管理不干预”和“政府搭台，合作社唱戏”的原则，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要求，把重点放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和管理、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上，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人。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义;形式
1978年通过农村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确立了农户的市场主导地位。1984年土地承包期确立为15年，1993年陆续到期，第2轮土地承包期确定为30年。1997年全国全面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的工作，到2000年第2轮延包基本完成，确立了新一轮土地承包关系。农民普遍获得了30年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现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义及形式总结如下。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义
我国总体已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关键时期。农业税全面减免，国家实行强农惠农政策，农业比较效益提高，农地价值提升，农业投资开发机遇增多，各类农业经营组织的农地需求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机会和就业环境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承包农户的农地供给增加，发展现代化农业也迫切需要大量的土地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高效化的生产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越来越显得迫切和重要[1-2]。
1.1有利于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
过去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低，生产技术科技含量低，农业机械化成本高。通过土地流转，在保证流出方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有利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发展规模经营，有利于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实施和推广，有利于现代化农业机械装备的使用和推广，有利于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有利于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1.2有利于农地资源配置，促进土地合理利用
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农民安心外出务工经商，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利于防止承包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减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有利于科学配置和合理利用农地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优化。
1.3有利于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巩固基本经营制度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核心是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谁有权流转、采取什么方式流转。有利于加快农村土地确权与登记颁证，落实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力，赋于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而保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期不变[2]。
2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形式
2.1转包
转包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转包是人民群众自发创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这种形式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运作简便，方式灵活，是农户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形式，对稳定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防止耕地撂荒、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起到积极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3]。
2.2出租
出租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出租是农户将承包土地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农户、单位、个人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通称。
2.3入股
入股是指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发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土地入股可以使农户与土地实际经营者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获得土地经营的增值收益，但入股农户也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将会带动土地入股形式的发展。土地入股只能用于从事农业合作生产，不能组建公司法人。这是因为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和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所承包的土地仍是农户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如果允许承包地入股组建股份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出现经营风险需要债务清偿时，可能导致农民失去承包地和生活保障，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也没有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公司法人的规定[4]。
2.4其他方式
除以上3种形式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还有转让、互换等。
3结语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和出租这2种形式是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形式。对农户来说，既保留了承包土地的权利，又无需直接经营土地就可以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也不承担风险，因此农户积极性高。其不利之处在于租金收益相对较低，也不能得到承租方土地经营的长期红利。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设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用益物权，其流转形式是由法律规定的。流转双方采用何种方式、流转期限如何确定等都要符合法律规定。一些地方探索创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有的违反法律规定，要予以规范。总的来讲，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要受到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现代化农业组织方式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制约。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和方法，为全国的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处理好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4参考文献
[1] 林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研究[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6):56-59.
[2] 王哲博，梁亚荣.海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保护调研[J].中国土地，2010(2):60-63.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范文第3篇
虽然在法律层面仍然缺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规范，但国家政策和地方立法出现了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演变。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扶持的示范社中，联合社超过1/5。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先后公布的多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中，均有一定比例的联合社。2009年，中国银监会、农业部出台了《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将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促进合作社联合以获得更高信用等级和开展贷款联保，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农业部会同发改、财政、科技、水利、商务、林业等部委出台《关于支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国家有关涉农项目的意见》，推动一些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经营，申报项目支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相配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法规、规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预留了空间。农业部计划在“十二五”期间，依据《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重点围绕粮食、油料、棉花、蔬菜、水果、生猪、奶牛、禽类、淡水养殖、农机等10大行业培育100家联合社，扶持其做大做强，进一步指明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从地方来看，越来越多的地方性法规，如北京、重庆、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湖南、四川等省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都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组成联合社，积极引导同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无论将其看作独立的企业，以集体或联合行动存在的联盟，还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其积极作用都被众多学者证实。Sexton认为，合作社能获得大量的经营业务以达到规模经济[1]。Nourse认为，合作社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力量，农民只有通过建立规模较大的合作社才能恢复力量的平衡[2]。Bijman和Hendrikse（2003）认为，农民合作组织能形成反市场垄断的力量，可以减少营销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的影响，保护专用资产投资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Tennbakk也指出，农民合作组织能降低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善市场失灵[3]。还有学者指出，农民合作组织能帮助农户节约交易费用（Staatz, 1987; Cook, 1994; Royer, 1995; Bachev, 2008），并在农产品营销中起到积极作用，确保农民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国内众多文献也表明，农民通过发展合作社，提高了组织化程度，提升了话语权，改善了市场地位，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合作社有利于整合社员资源，形成规模优势，推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有利于促进农产品销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流通环节对农民的盘剥，降低了经营风险，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尽管现有文献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广泛研究，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是一个较新的课题，文献比较少见。张晓山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发展[4]。方玉媚等、方凯等分别对四川果旺果蔬联合社、云南蒙自甜石榴产销联合社进行了分析[5][6]；孔祥智和蒋忱忱（2010）对四川省井研县联合水果合作社的治理机制进行了分析；苑鹏（2008）以北京市密云县奶牛联合社为例，剖析了联合社的产生、运作以及优越性，分析了联合社的发展空间。王艺华、王树恩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发展可以对接大市场，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现代农业进程，增强自我服务功能，提高对社会资源的承接和利用能力，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必然趋势[7]。这些文献主要通过研究合作社联合的典型案例，探讨联合社的作用和发展趋势。综合来看，理论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探讨，尽管远未达到条分缕析、引领实践，但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过程中自发出现的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联合社已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这种情况下，阐析其制度变迁特征，寻求其成长的内在根据，探讨其绩效和治理机制，可以为联合社的规范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框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诱致性变迁，但强制性变迁的收益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诱致性变迁的结果。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源于合作社制度的不均衡
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的新型农业耕作模式，从而改变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格局，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水平较低，主要是手工劳动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但是，下的农户小而散，需要独自面对市场竞争，分散农户和现代经济体系的脱节，导致其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高，经济效率低。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具有市场导向性，农民逐渐转向专业化生产。虽然农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但在一定条件下，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以提升他们的市场抗衡力。因此，农业专业化的过程，也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而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域的农户只有以一定方式组织起来，专业化分工才成为可能，且在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中，只靠市场进行农业分工会使其协调效率受到限制，需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进行农业分工和协调，提高交易效率，以获得更多专业化经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的制度安排，没有市场组织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又保持着市场的灵活性；没有科层组织高昂的管理成本，又具备科层组织配置资源的优越性，从而很 好地契合了农产品交易的特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集体经济组织统不起来、技术部门包不下来、农民单家独户办不起来的困难，使小规模分散农户与市场之间、农业与市场之间，形成一种以经济联系为纽带的组织网络。
虽然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施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但家庭承包经营、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绝大多数合作社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存在着合作社普遍资金困难、带动力不强、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现行合作社制度的不均衡，而制度的非均衡，也就意味着出现了新的盈利机会，进而导致了制度变迁的必然。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发生和发展取决于联合社的预期净收益
从农户和单个合作社来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外部效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
通过把若干同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联合社，可以扩大加工或产品营销服务的规模，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通过统一组织生产、运输、冷藏和销售，统一提供技术服务等，降低了基层社的生产经营成本，也使得购销业务大大集中，购销规模明显扩大，实现了外部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合作社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也有利于农业现代技术、组织方式和资金的投入。因此，只要农业生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合作社规模的不均匀性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有联合的必要性。
2.外部经济内部化带来的利润
联合社比分散的单个合作社具有更强的市场谈判能力，整合资源的力量更为强大，通过搭建联合社、基层合作社和生产资料供应商、农产品销售商的平台，既能加强合作社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了合作社之间的不良竞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又能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提升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从而打破了原来基层社和农民被动接受企业单方给定的质量等级和价格的市场格局，可以分享更多加工和流通环节的利润。
3.克服风险厌恶带来的利润
农业生产的连续性与长周期性，无法通过内部控制及时扩大或缩小规模，加上农产品的可贮存性差，使农业成为一种冒险事业。而农户大多数是风险厌恶型，在风险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下，风险厌恶无疑会大大消减经济活动，克服对风险厌恶的制度创新能获得潜在利润。联合社通过内部协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规模经济性，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内化农业经营风险；通过契约安排，转嫁一定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得基层社抗风险能力得到提升；通过推广种植、养殖保险，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成员降低生产经营风险。
4.交易费用的转移和降低带来的利润
合作社的联合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扩大了单个合作社的社员数量和资本规模，实现了资金、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集中调配和使用，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同时，联合社弥补了单个专业合作社销售渠道窄、信息来源少等问题，进一步整合了资源，增强了合作社的市场对接能力和竞争力，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
（三）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发展情况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迅猛发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以弥补单个合作社势单力薄等不足。但各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发展情况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尤其以东西部差异最为明显。
1.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总体情况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的快速增长，多数合作社存在的生产规模偏小、科技含量低、服务领域狭窄、市场品牌不响、带动能力弱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迫切需要通过合作社进一步的联合来解决单个合作社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矛盾。而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自身积累资金的增多，将逐步形成设立联合社的能力和愿望；某些规模较小的合作社，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也可能希望设立联合社开展经营活动。近年来，全国大多数省市已经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联合组织，并在联合经营、开展信息交流和维护合作社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表1（见下页）可以看出，虽然从全国来看，单个的专业社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主要形式，但联合社的比例已接近7％。
在农民合作社联合组织中，不乏由地方政府依托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这一类政府主导安排的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而组建的联合社或合作社联合会。例如，河北省、福建省、浙江省及温州市等地供销合作社（总社）筹组成立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这类联合社（或联合会）以横向联合为主，将主要职能定位为政府和合作社之间的沟通平台，承担向政府反馈合作社的意见与需求、政策法规宣传、教育培训、营销推广、对外交流和行业自律等工作任务，带有很浓的行业协会色彩。与政府主导的联合社制度安排不同，民间自发的诱致性联合社制度安排，以同业联合为主。这种民间自发的联合社制度安排，以承认合作各方的“私人产权”和“私人利益”为基础，其组建而成的联合社，并不仅仅是合作社成员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蕴涵了深刻的变化，是合作社制度的深化和发展。目前，农民自发组织的联合社，占了现有合作社联合组织的90％以上。
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发展存在区域差异
我国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发展，是在国家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主要由外部利润诱导的自发创新，因而呈现出自发性、异质性和区域性等特点。各类联合社可以大致分为由同类专业合作社组成的联合社和由特定地域内各类专业合作社联合组成的联合社两种类型。同业联合和地域联合的联合社在职能定位方面存在差异。由于国家法律和政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缺乏明确而统一的规定，即使是同业联合的联合社，在不同区域之间，其业务经营范围、治理结构等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见表2）。对此，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规定大不相同。另一方面，从调查情况来看，多数联合社都对经典合作社原则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但不同区域的联合社的修改方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往往要求基层社具有较大的种植、养殖或营销规模；东部地区更加注重资本报酬，股份化倾向更加明显，而且合作社的管理者逐渐从社员向拥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转变。
从联合社的数量来看，东部地区联合社发展最为迅速，联合社在全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所 占的比例最高，为9.9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联合社发展较为缓慢，联合社在全部组织中所占的比例最低，仅为2.59％，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联合社发展相对较为平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中部地区联合社在全部专业社中所占的比例为7.99％，东北地区联合社在全部组织中所占的比例为8.25％（见表3）。从四个区域平均数据比较可看出：中部地区合作社数量最多，平均每个省有8291.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2.8个联合社，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合作社数量最少，平均每个省2982.5个，77.1个联合社，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进一步分析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虽然专业合作社和联合社的绝对数量并不领先，但联合社占合作社的比例最高，表明东部地区合作社的发展步伐较快，质量管理水平较高；中部地区无论是平均每个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量，还是联合社的数量，都比其他三个区域明显偏多；西部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相对较为缓慢，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联合社的数量比其他三个区域明显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合作组织的发育程度与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紧密相关。
二、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诱致性联合中的作用及其边界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诱致性联合过程中，政府充当着重要角色。但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政府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程度还不够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需要政府不断加大制度供给力度，给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进一步健康快速发展。
（一）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诱致性联合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一方面，制度变迁需要人们自愿的联合行动来完成，但集体行动常常面临高成本壁垒。为提高制度供给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资源来促成诱致性制度变迁。另一方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创新主体来自基层，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发展的变革过程，所需时间长，难以全面实行，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推动力大，但社会震荡大、风险高。二者组合的制度设计能较好地避免一方单独行使的缺陷。加之我国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突出之处是政府力量强大，因此，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由普遍性市场行为到强行性规则的程式转换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用范畴主要在两个方面：
1.政府对联合社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
政府是制度的最终供给者，任何正式制度都必须经过政府在政治和法律程序上的确认，才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扩散和推广。即使大规模的市场制度创新需求转变为市场的制度供给也需要最终得到政府参与。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大致包含两个阶段：首先是市场主体突破既存制度，自发响应获利机会，形成普遍性市场行为；然后是政府进行制度供给，对普遍性市场行为的合法性加以追认。在我国，尽管单个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生产经营规模和自身实力的限制，依然摆脱不了抗风险能力差的困境，在参与市场竞争中仍处于弱势地位，有着进一步联合的制度需求。但联合社面临现行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联合社是多个合作社作为成员，联合成立的新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作社。从法理上说，设立联合社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成为合作社的成员。根据合作社法的规定，“成员总数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个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成员总数超过二十人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显然这一比例几乎无法满足设立联合社的要求。因此，从现有法律规定看，尚无合作社联社存在的法律空间。另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虽然仍可以通过社团法人登记、组建公司或吸收合并等方式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扩张和联合的需求，但是和一般意义上的联合社仍存在本质区别。社团法人登记虽然解决了联合社的法律地位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联合社的业务范围，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成立公司无法享受合作社享有的各种扶持政策，且由于对股东有最高人数限制，使得联合社的发展和规模都受到制约；而吸收合并、新设合并等手续较为繁琐，设立成本较高。因此，应推动立法机关尽快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联合社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
2.政府对联合社给予扶持，解决联合过程中市场主体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和困难
西方合作运动大多“自下而上”，即先有基层社，待基层社发展数目已多、有联合的必要时，才共同组成联合社。由于集体行动的内在矛盾，合作社联合往往存在巨大的协调成本，同时，合作社作为弱者的联合，与企业的竞争在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上有可能处于劣势。故在各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总是扮演积极角色。在我国，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细碎化的缺陷，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集体行动方面存在高组织成本，单纯依靠农民在逐利动机驱使下自发行动并不能完全实现诱致性变迁。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迟缓，农村合作金融不发达，农业投资不足，也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发展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应将民间创新主体的自发创造与政府推动相结合，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农民在合作社成长中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组织的基础上，政府适时地进行制度供给，提供核心制度安排，协助民间主体实现制度创新，同时，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信贷、财税和登记等制度，加强合作社成员的合作教育与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合作意识和组织能力。
（二）政府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程度
1.政府参与程度总体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制度供给滞后，影响了联合社的发展
在有限理性、信息高度不对称、传导反馈的时差性等因素约束下，制度供给会呈现一定的滞后性。作为制度环境的核心因子，法律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时滞。立法者有时也会主动地保持缄默，为前瞻性的市场参与者提供试验甚至试错的机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制度供应明显滞后，也使联合社在运行中遇到一些困境，影响了联合社的治理。
第一，无法形成与联合社相匹配的有效治理结构。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是在“能人效应”、外部力量带动下成长起来的，民主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都不尽完善。3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逐步让农民“原子化”，农村 优秀人才流失，留守农民普遍素质较低，缺乏自我组建合作组织的能力。与一般合作社相比，联合社成员之间在资源禀赋、参与目的以及承担角色等方面的异质性明显增加，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突出。联合社的核心成员多为兼职，自身精力有限，而随着联合社规模的扩大，成员参与管理的能力不足和兴趣减弱，合作社由成员民主控制转向专家控制，出现了类似IFOs的委托－问题。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被限定在合作社合约框架下的提供惠顾的群体之中，合作社成员很难促使经理人员的运作符合成员们的利益，成本明显偏大。
第二，基层合作社和联合社的民主管理体制难以建立。基层社和联合社之间经济实力对比悬殊，联合社有充分的定价权，加之各基层合作社大多直接由农民组成，资本普遍稀缺，其角色一般是生产者，而产前和产后的环节由联合社控制，这样，在制度供应滞后、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产前和产后环节的利润多与多数基层合作社无关。由于联合社的股权比较集中，如果制度约束缺位，联合社运营过度依赖大的基层社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内部人控制的倾向更加明显，极易造成联合社组织结构及其决策机制的不正常，从而使联合社变成了少数股东的“富人俱乐部”，联合社全体成员特别是农民成员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公平保护①。民主治理局面的实现与否基本上也就决定了联合会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成员合作社的主流民意，进一步而言也就决定了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合作社农民成员的主流意见。
第三，联合社有排斥小规模合作社和兼业农户的倾向。联合社普遍为入社成员设定门槛。从调查情况来看，同类专业合作社联合组成的联合社，主要是以从事该种农产品生产为主业的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的专业农户的联合，并不欢迎小规模的合作社和兼业农户。这样，联合社的发展明显有利于更具有企业家特性和境遇较好的农民来寻求新的市场机会，但创造一种机制来保护甚至增进弱势农民的利益越发困难。
第四，产权不明晰，滋生机会主义行为。大部分合作社在政府部门引导下组建，常常受多个部门单位支持，在组织资金、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等方面得到多方资助。合作社的联合，进一步使联合社与基层社之间、基层社相互之间以及合作社与农民之间财产关系模糊不清。立法粗陋，产权界定不清晰，加之合作社的新、老成员享有同样的投资和惠顾权，不可避免会激发了外部人攫取动机，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和“搭便车”行为。
2.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制度供给，明确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进行扶持的职责，促进联合社规范发展
过去50年，各国农业合作社企业的集中趋势加速。荷兰1949年供应饲料和肥料的合作社有1160个，1998年只剩36个；牛奶加工合作社从426个，降为6个。联邦德国1950年共有23842个农村合作社，而到1998年这一数字缩减到4221个。但同期的社均成员数则由137个增加到711个，规模明显扩大。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政府推动合作社联合的重点是对合作社进行培训和规范，主要是建立稳定的合作社培训机制，规范联合社的各项职能、制度和组织架构，整合农委、农办、科协、农业局、供销社等涉农部门的资源，明确财政资金的支持方式，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更好地推动合作社联合发展。在治理机制上，联合社应当坚持成员以农民为主体、对成员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民主管理，惠顾返还、资本报酬适度，以及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等基本原则。虽然联合社可以不完全拘泥于国际“合作社原则”，需要从实际出发，适度放宽对资本权利的限制，以利于吸引资金，鼓励联合社向公司化和纵向一体化的方向延伸，并赋予联合社内部治理机制一定的包容性，但不能改变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特征。
3.政府应当避免对合作社联合进行不恰当的直接干预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可能超越阶段、跨越式地发展。在规制联合社的法律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寻求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政府部门的过度干预可能影响合作社的自主性和生命力，最终合作社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调查表明，政府不恰当的干预使一些合作社的联合出现异化。在政府的制度供给过程中，政绩往往被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而引入了政府的效用函数。在进行联合社制度设计时，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村市场资本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政策的刺激下，以实现政绩为预期，过度干预合作社的联合和发展，导致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的异化，结果一些联合社的定位不准，职能不明，体制不顺。有的联合社是“公司十合作社”，以套取政府的优惠政策；有的是假借联合之名义，投资大量资金入股控制合作社；更多的是供销社为完成工作指标，导致联合社只是形式上的表面文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政府在扶持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推动合作社联合，同时，要求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到凡是市场能做好的事，都由市场来做，政府不必干预；即使政府有必要干预，也应更多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和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是从一种制度均衡状态向更高的制度均衡状态转化的过程。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合作社成员对合作内容、合作形式、合作层次必然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为此，合作社有必要走向联合，实现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的合作经营。这不仅仅是因为鼓励联合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确定的合作社基本原则，更是因为合作社的联合存在明显的“外部利润”。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合作社的交易成本、提高议价能力，扩大合作社的业务范围，解决合作社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第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发展的区域差异，表明了同一制度安排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具有不同的比较效用。联合社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绩效，说明制度安排的移植不仅会受到非正式制度环境的约束，而且也会受到产业特性的约束。而经济组织的绩 效，既取决于组织内部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组织制度安排与环境的相容性。因此，联合社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不仅取决于该项制度安排是否满足制度需求，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他们功能的完善程度。这种差异的存在，决定了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中的重要作用，也表明了对制度变迁进行引导和控制的必要。
可见，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健康发展，并加强政府引导作用，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应加快制定推动合作社联合发展的法律规范，即设立发展联合社的制度装置，帮助实现诱致性变迁。这些规范应从农户经营土地规模小且高度均等化这一基本农情出发，对合作社联合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基层社与联合社之间的民主管理，土地的集中投入和使用等，通过联合社治理机制的创新来努力解决。
第二，坚持诱致性制度变迁，关键在于基层社是否存在联合的需求，在于联合社的运行能否坚持独立、自治、民主的合作精神。政府参与联合社的创建隐藏着风险，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示范等方式培育人们对新制度的需求，如果合作社的联合并非基层社社员的要求，高昂的阻滞成本可能使制度变迁得不偿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就整体而言，不是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是农民在逐利动机驱使下自发创新的诱致性变迁。制度的设计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不是政府强制推动。
第三，政府只扮演一个基本行为规范的保障者和制度变迁合法性的最终确认者角色，从而保证市场创新主体在一定限度内有足够的自由进行制度创新，并通过仿效、接受或拒绝的方式对其试验或加强。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注释：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补贴；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增收；法律制度
一、对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认识
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是以农业生产者为主体，按照自愿、民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兴办和运行，组织制度安排更接近于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被称为改革后我国农村的新型合作组织。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非完全由农民自己创建，而是呈现多元主体兴办的特点，除农民以外，主要有基层政府、农业部门、供销社、科协、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
1．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在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设立上，要规定最低人数限制；要用制度规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会员控制，核心是“利用”二字，达到会员控制雇员，而不是雇员控制会员，就是说在合作组织内部，要充分的利用人员和人员关系，争取做到会员入会就有主动权和自，从而更好的良化社员在组织里的地位；要重视合作社的三要素：农民个人产权，农民活动分子，政府支持。农民个人产权与组织内部资金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避免资金混乱造成合作组织内部的混乱；农民活动分子是合作组织内部机构的成立，是理事长、理事、经理产生的主要依据；政府支持是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2．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与社区合作组织、政府之间的关系。社区合作组织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区群体，如社区幼儿园、社区医院、社区工业企业等。它是人类的组织形式中的一部分，是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组建的稳定的合作形式。有人认为社区合作组织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是不矛盾的，首先，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发展上要依靠社区组织和政府的支持；其次，社区合作组织不应该限制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其中更要在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最后，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要在政府、法律上给予帮助，政府的功能是“扶持、引导、服务、规范”。
二、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立法的必要性
1．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的缺陷。从补贴的形式来看，农业补贴可以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政府对农业补贴政策与农民收入关系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不同的补贴方式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也不尽相同。（1）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此项主要是对粮食生产和市场买卖（流通）来进行补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有限，在补贴工作中，补贴力度太小，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不大。近年来，由于粮食价格低，种地的成本比较高。很多在家务农的农民都选择进城打工，如果农民工打工每天按50～80元来计算，一个月就是1500～2400元，而很多地区每亩地的补贴只有60元，每亩补贴只是相当于农民一天的打工收入。很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农民当然愿意出去打工胜过在家种地。（2）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补贴政策的实施，不仅拉动了全县农民对农业机械的需求，而且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农机购置补贴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大型的农机具比较昂贵且补贴额度低，调动不了农民购买的积极性；补贴产品范围受限，难以满足不同区域农业生产需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民不知道怎么去获得补贴。一个农民在农机销售店，全额付款购买了一合收割机，购买时经销商承诺这台机器属于国家农机补贴的机型，可以享受国家的农机补贴。农机买到家后，却在咨询农机部门后被告知，没有经过申请，直接全额购买了机器，丧失了获得补贴的基本条件。可是经销商事先并没有告诉他该如何申请农机补贴，最终痛失了几万元补贴。（3）燃油税补贴政策。从2009年1月1日起，我国计划取消养路费、运管费等六项收费，开征燃油税，实现由费改税的转变，建立按消耗燃油量纳税的运行体制。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并不是受益者，反而是受害者。农忙时机，农用油价格肯定会上涨，农机作业成本就会不断的上升。有农机具的农机具就要提高农业机械收费的标准，最终把成本转嫁到另一边的消费者――农民头上。燃油补贴政策宣传的力度不够，大多数的农民只知道今年的补贴发了，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农药、化肥还是燃油税的补贴。还有些地区的农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钱、补贴什么、作什么用的，对国家政策一无所知。从以上我们的分析中了解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尤其是农业补贴的对象方面。也就是说光靠对农民的补贴还是解决不了现行农业补贴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立法上应该大胆的创新，应从对农民补贴转向补贴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2．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立法的必要性。虽然农业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导致农民的利益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农民利益之所以存在丧失和被侵蚀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利益代表主体缺失。没有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业利益集团，单个分散的农民在其他市场主体面前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利益冲突中往往陷于不利的境地。中国人口众多，利益代表主体的缺失使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桥梁，信息传导不充分，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从而降低了补贴资金运行的效率。所以，通过立法赋予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组织等农民利益代表主体一定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在农业补贴中的积极作用，对补贴过程中农民权益维护具有重大的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专业合作社、联合体、服务中心、甚至公司等称谓出现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数量越来越多。
三、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立法的可行性
基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在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财政对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始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在支持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统计，总共支持了800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截止2006年，专项资金已经增加到8000万元。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自身的发展以及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依据世贸组织对于农业补贴的规定，对农业和农业生产者给以适当的补贴。已经承诺放弃出口补贴，因此我国农业补贴主要是指国内支持，包括“黄箱”和“绿箱”两个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的补贴绝大部分是“黄箱”补贴，即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以及种子肥料等补贴，这些补贴约占整个农业补贴的70%。那么它从补贴方面来看立法的可行性到底如何呢？
首先，我国在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方面有着深厚的土壤。在完全按照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补贴政策能够弥补我国在长期的市场化的发展中财政倾斜的问题，在这个土壤中生存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发展国情。其次，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产生的渊源来看。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特征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完善和确立后，在原生产大队（队）的基础上形成的村社合作经济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村社合作经济的作用已经逐渐扭曲和变异，无可奈何地自然充当着各级部门加重农民负担的载体，以至于经济上相当一部分村社合作经济组织“统”的功能几乎丧失殆尽。恰恰此时，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诞生了，事实证明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政府部门在下放的资金投入是对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的最好证明。再次，从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来看。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会员，既是技术推广者又是技术推广的受益者，技术与经济、推广与利润在协会是集二者于一身的统一体。
四、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立法的原则和目标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的原则，主要可以得出以下的几点：（1）经济组织原则。经济组织原则是指在组织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高运行效率原则，还要坚持低运行成本原则。（2）以资金为主实物为辅的补助原则。政府在给予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进行资金补贴的同时，应该通过加大农机具购置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实物为辅的补贴。（3）培训原则，政府应当在制定法律规定的同时，定期的对农业合作组织的成员进行补贴制度上的培训。其次，我们再来看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的目标。（1）完善基础设施建设。（2）技术培训和信息服务。（3）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支持农民合作组织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合作、系列开发农产品，提高加工深度和产品档次，增加附加值，从而迅速拉动农民收入增长。
五、我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补贴执法的完善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和地方没有适时地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示范章程进行指导，而民间有普遍存在合作社基本知识的供给短缺，使得实践中的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补贴中生出许多的问题来。那么针对以上补贴中的不足，笔者认为可进行以下几点的完善。首先，调整农业补贴的对象。像种粮直补、经济作物的补贴等还是直接补贴给农民是最适合的。但是像农机具购置补贴、燃油税补贴等补贴给组织更为妥当，因为按现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农户购置那些大型的农具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一般都是国家财政支持下的农业经济组织才可能买甚至用的上。其次，采用多种的补贴方式。在对农业补贴工作中，除了政府定期给农户财政补贴外,还应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发行政府证券等手段，发挥财政投资对农业扶持、倡导的功能，引导银行、企业、个人投资农业项目，逐渐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投资体系。再次，创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合作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服务，不仅仅是提供技术、信息和产品销售服务，更重要的是开展深加工领域的合作。最后，完善农业补贴法制。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农业补贴法》，农业补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很多都是以政策或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的。
在我国加入WTO背景下，补贴政策的市场化取向，既是一种趋势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与其被动改变不如主动迎接。在完善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上，应该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自发的调节作用，还应该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在农业金融、农业保险、农业投资和担保等方面的制度的安排。在我国转轨经济大背景下，补贴政策的市场化改革仍然会遇到困境。要建立健康长效的农业补贴制度，全社会必须高度关注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各级政府必须完善相关政策，并明确自己的职责,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素质，为推行和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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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炳辉．轻信经销商错过农机补贴．我能要求赔偿吗？[N]．人民调解．解惑答疑．2009（7）
[3]赵碧洪．开征燃油税对农机作业的影响分析[N]．四川农机报．2009（1）
农业合作社法律规定范文第5篇
成员的同质性或异质性，在研究集体组织的效率的文献中是一个传统领域。在合作社研究中，从Le.Vay（1983）开始，成员的异质性开始受到关注；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成员异质性已经引起了许多农业合作社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产品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加入WTO以后农业逐步与世界接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中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浙江等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运而生并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黄祖辉等，2001；张晓山，2004；徐旭初，2005）。从形成过程来看，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是生产大户、运销大户、龙头企业、供销社等少数“带头人”在获利机会的驱使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同时各级政府出于对“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的关注，也积极参与到其中。基于此，现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所有权上呈现一些鲜明的共性：产权的股资本化态势明显，少数大的出资者与多数小的出资者并存；少数带头人组成合作社的理事会，掌握合作社的发展战略、定价机制和收益分配等事务的决策权；在提取了公共积累后，主要采取以出资额和交易量（额）的方式分配合作社的盈余（黄祖辉等，2001；张晓山，2004；徐旭初；2005）。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所有权上为什么会呈现上述特征?如何评价现阶段的所有权安排?本文希望从成员异质性的视角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以增进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的认识。
二、资源禀赋与成员的异质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参与主体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自然资源：20世纪80年代的普遍实施以后，农民获得了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农民有动力也有能力经营好自己承包的土地。然而，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承包的土地规模不大，加之土地流转不畅，规模经营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相当困难，生产大户的数量相对而言较少。（2）资本资源：受“城市化发展战略倾向”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十分有限，加之农民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相当困难，多数小规模农户的资本资源匮乏。合作社作为一种从事农产品销售和加工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资本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而且逐步增加。在小农户资本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拥有资本资源并且愿意对合作社投资的成员数量有限。（3）人力资源：在农产品普遍过剩的情形下，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并有效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是合作社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了生存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两类成员的需求必不可少：一类是擅长农产品营销的运销户，一类是经营管理人才。小农户由于规模有限，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成为这两类人，人力资源对合作社而言也是稀缺资源。（4）社会资源：在农村社区，非正式制度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处理诸多事务，比如，对内协调社员行为，对外与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打交道等。在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具有良好社会资源（威望，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员必不可少。然而，农村社区里的“精英”人物也是稀缺的。
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成员参与合作社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同的，在合作社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差别的。对绝大多数普通农户而言，他们只有有限的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是缺乏的，由他们组织创建合作组织的可能性较小。从个人理性的角度而言，普通农户也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作为集体而言存在“外部利润”分配到个人部分是非常有限的，为了获得不多的收益而花费成本、承担风险是不可取的。所以，在合作社的形成过程中，大多数普通农户主要充当惠顾者的角色，目的是通过合作社获得产品销售的帕累托改进，他们是合作社的普通社员。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产品普遍过剩、农业产业化浪潮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形成的，很多合作社从一开始都具有纵向合作的色彩，对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需求强烈。因此，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专业生产大户，掌握一定农产品销售渠道的运销大户，农民社区里的“精英”人物，以及拥有一定资本实力和管理能力的龙头企业和供销社，才有能力组织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同业者及利益相关者带动起来。同时，也只有组织和个人有动力创建合作社，在借助合作社促进个人业务发展的同时，通过技术、市场和组织管理才能等资源的分享使其他参与者也获得好处。与此同时，一些涉农部门（农技部门，基层组织等）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或者经济利益考虑，也会利用所掌握的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个人和组织由于能够意识到合作组织的优越性，愿意面对风险，能够承担创建成本或运作成本，是合作社创建的主导力量。他们是合作社的主要所有者和控制者，为合作社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是合作社的核心社员。
由此可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不同要素所有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契约组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中，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成员的要素投入、参与目的、对合作社的贡献以及所承担的风险不同，进而形成异质性的社员结构：普通成员和核心成员。
三、异质性社员结构下的财产所有权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作为签约人的企业参与者必须对自己投入企业的要素拥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没有产权的人是无权签约的。这意味着，明确的产权是企业存在的前提；没有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从合约经济学的角度看，财产所有权是指经济主体对投入企业的生产性要素或资源（资本）的初始所有权。狭义的财产所有权指的是股权，广义的财产所有权既包括股权，也包括债权和人力资本所有权。财产所有权在企业具体体现为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是由所有权主体享有的。至于分享比例和权重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如资本结构、法律和习俗、要素的供求关系、资产的专用性和流动性、风险态度等，不同企业会有很大的不同。
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存在的异质性社员结构必然会影响其产权安排。少数核心成员是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稀缺的关键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如何确保其对投入要素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合作社按照社员的产品交易量（额）来安排产权结构，核心成员对其所投入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要素的控制权和收益权自然难以体现。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要素，从产权的属性上归其所有者占有，但一旦核心成员将其投入到合作社很难排除其他社员的使用和收益，比如，社员可以通过参加合作社分享运销户的销售渠道、生产大户的技术、精英人物的社会关系等资源，并获得这些资源的部分收益。在对其所投入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要素产权残缺的条件下，由于对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贡献难以直接进行量化，核心成员必然倾向于资本化的产权结构。通过占有合作社相对多数出资额，核心成员可以获得合作社的实际控制权，进而通过有利的剩余分配方式实现对投入合作社的稀缺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普通社员对这种产权安排也是能接受的，原因在于，在农产品普遍过剩、“卖难”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大多数普通社员最关心的是农产品的销售和收益问题，只要核心社员控制下的合作社能够解决普通社员的市场进入和价格改进问题，他们就没有太大的异议。事实上，很多普通社员正是意识到资金、技术、市场渠道和社会网络等资源对他们而言的不可获得性，而基本认可核心成员占有相对多数出资额的产权结构。
在采用资本化的产权结构条件下，普通社员要获得社员资格一般要支付一定的出资额。这既是核心成员的“强制”行为，因为通过让普通社员出资的方式可以减少其机会主义行为；然而，核心成员不会让普通社员支付很多出资额，因为这样会稀释他们的部分权益。这也是普通成员的“自愿”行为，因为通过出资不仅可以获得合作社的使用权，还可以取得对合作社盈余的分配权；然而，出于资本有限和不愿承担过多风险等因素，普通社员一般也不会出资很多。对通过出资的方式投入合作社的资本金，普通社员拥有占有权（在社员退出合作社时，很多合作社的章程都规定可以退回入社资金）、使用权（可以向合作社投售产品和使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等）和收益权（按出资额分配盈余），但一般没有转让权。由此可见，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采用资本化的产权结构必然形成少数大的出资者（核心成员）与多数小的出资者（普通社员）并存的格局。资本化的产权安排界定了社员的出资额和相应的财产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但没有赋予财产的转让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所有权，是异质性社员结构下不同类型社员“博弈”的结果，也是被不同类型社员所共同接受的一种“均衡”结果。当然，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普通成员和核心成员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财产所有权（股权）也会发生相应调整。
四、异质性社员结构下的企业所有权
企业是由不同财产所有者组成的，企业所有权显然不等于财产所有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张维迎（1996）将企业所有权理解为“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所谓企业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s）是指对企业总收入扣除所有固定合约所要求的支付后的剩余额的要求权；而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1），意指在企业合约中所未明确的状态出现的相机处理权和决策权。本部分接下来采纳张维迎的观点，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两个方面来讨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企业所有权。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
除了获得合作社的使用权以外，对社员而言参与合作社的价值还在于分享合作社的剩余。剩余索取权是相对于合同收益权而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指的是对合作社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产品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后的余额（盈余）的要求权。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大部分合作社都把部分盈余作为公共积累留在合作社，扩大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能力，保持合作社的持续发展。以浙江为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包括风险金、公积金和公益金三部分。提取公共积累以后的合作社盈余一般都分配到社员个人。因此，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的分析，可以从对公共积累的剩余索取权和对分配到社员的盈余的索取权两个方面着手。
由于盈余允许部分或者全部作为公共积累保留，合作社的剩余自然延续到多个时期。在剩余延续到多个时期的情况下，要在每一个时期末客观地度量每一个社员对公共积累的索取份额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首先需要追踪每个社员在每一个时期内的投资和产品交易量（额）；然而真正困难的是计算与该投资和产品交易量（额）相对应的公共积累的分配份额，并且让社员据此能够预期其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因此，对公共积累的任何分配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会额外地增加度量的难度。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核心成员由于对合作社进行了较多的专用资产投资，已经跟合作社“捆绑”在一起了。合作社可以利用公共积累和普通社员的出资作为预先支付，以达到把普通社员和合作社连接在一起的目的。由于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社员的预期行为，公共积累把普通社员与合作社利益“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成了抵制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上面提及的度量问题虽然不能明显排除社员间索取权转让，但是转让只有在同时满足双方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小的情况下，由于受让者的交易量可能与出让者的交易量不同，其他社员将会受到转让结果的影响；因此，社员的私人转让行为在规模较小的合作社里一般是禁止的。对公共积累的剩余索取权缺乏明确的分割，必然导致社员对这部分剩余索取权的不完全性：没有权利通过资产处置来减少公共积累份额，对清算残值也没有索取权，也不能转让剩余索取权。这种排除对公共积累剩余索取进行评估的合约安排，节省了“讨价还价”等交易成本，对处于发展初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是有利的。
对分配到社员个人的盈余的索取权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剩余索取的基础（依据）的确定，也就是这部分盈余如何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由于社员与合作社存在多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比如，一个社员可能在向合作社提品和资本金的同时从合作社购买投入品，这使得多重索取基础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只考虑两种剩余索取基础－－产品和货币资本的话，至少有以下四种剩余索取基础安排：（1）产品交易和资本供给作为独立的剩余索取依据。对任何一种索取基础而言，都没有事前的支付，合作社的剩余在社员之间的分配在每一个时期结束时通过讨价还价过程进行。（2）产品交易和资本供给两种索取基础“捆绑”在一起。社员按比例把资本贡献和产品交易有效结合在一起，单一的产品交易和资本供给都不是剩余索取的基础。（3）对资本支付固定回报。比如，按照银行利率或者社员普遍接受的一个回报率对资本支付固定回报。资本不再参与剩余分配，所有的剩余在社员之间按照产品交易量（额）进行分配。（4）对产品支付固定回报。比如，合作社根据市场情形“随行就市”或者社员之间认可的其他合同形式对产品支付收益。支付产品的固定回报以后，剩余将按照资本贡献在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由于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的要素贡献不同，他们对剩余索取基础的要求自然不同：核心成员希望资本在合作社的剩余索取中发挥主导作用；而普通成员则希望产品在合作社的剩余索取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第一种索取基础安排而言，事后的讨价还价过程成本高昂；而且，事先对索取的不确定性会对社员的行会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安排难以被接受。让资本获得固定回报，剩余按产品交易进行分配，同样难以接受：一方面，核心成员贡献了合作社的主要资本，承担了大部分风险，而没有对最终剩余的索取权，他们（生产大户除外）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在核心成员拥有合作社经营的自然控制权条件下，普通社员对扣除资本的固定回报以后的剩余难以把握，他们既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也不愿意承担获得信息的成本。那么，权衡和取舍的结果是在剩下的两种制度安排中进行选择。由于核心成员考虑的问题是，在确保其投入的资本获得满意的剩余索取权的同时调动普通社员的积极性并避免其机会主义行为发生；而普通社员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如何获得产品销售的稳定可靠的回报的前提下尽可能参与合作社的剩余分配。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基础的安排只可能是，对产品支付固定回报，最终剩余按资本投入进行分配；社员需要投入资本后才能获得产品交易权，这样产品供给和资本供给这两种索取基础事实上“捆绑”在一起。资本供给剩余索取安排通过资本化的产权结构安排予以体现。由此可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财产所有权上的资本化态势，实际上是剩余索取权的外在体现。
出于“公平”和保护生产者社员利益的考虑，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7条规定“可分配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本社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法律的实施无疑会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安排带来影响：对于拥有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而没有多少交易量的核心成员而言，如果坚持法律规定，必然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使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因此，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尊重合作社成员基于资源禀赋和角色差异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法律规定作为合作社获得政策和资金扶持的重要先决条件，循序渐进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制度调整。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合作社的章程、合同等“契约”中由于未来不确定性而无法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核心成员提供了合作社创建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关键生产要素，由于“先天”掌握合作社经营管理所需要的一些资源，比如市场渠道、社会关系和企业家才能等，核心成员拥有合作社生产经营上的自然控制权。通过资本化的产权安排后，合作社的社员绝大部分都是合作社的出资者；但是，核心成员拥有合作社的相对多数出资额，普通成员一般只拥有少量出资额。由于拥有相对集中的多数出资额，核心成员更有可能获得与经营管理相联系的剩余控制权；而普通社员由于出资分散和个体出资单薄，多数将与出资相联系的剩余控制权（投票、异议和退出）留给自己，将与经营相联系的剩余控制权委托给主要由核心成员组成的管理者。从管理者的选择角度来看，当社员成为合作社股东时，剩余控制权可以派生出两个子控制权：一是社员在合作社的管理者选择方面具有最终控制权－－选择控制权；二是管理层一旦被任命就具有合作社经营方面的控制权－－经营控制权。选择控制权使得社员有权决定是自己还是别人、是甲社员还是乙社员来行使合作社的经营控制权。在缺乏外部企业家市场的情况下，社员只能在合作社的内部选择管理者。核心成员由于在合作社创建和发展中提供了关键生产要素和专用资产，承担了合作社创建的组织成本和经营风险，他们理所当然希望拥有合作社的经营控制权，所以他们会选择自己作为合作社的管理者。普通成员由于自身不具备管理者的素质，多数一般不会选自己当管理者；选别人的话也倾向于选择核心成员：一是核心成员相对更具备管理能力，二是核心成员对合作社进行了较多的投入，相对更可信。这样，无论是从能力的角度、还是股份的角度以及选择的角度，核心成员都顺理成章地成为合作社的管理者，获得合作社的自然控制权的同时拥有合作社的主要剩余控制权。普通社员也拥有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主要体现在与其拥有的合作社的出资相对应的选择控制权，比如投票、异议和退出等，但是，这种剩余控制权的影响相对而言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