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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久的时空长河中,海洋体育文化不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长、变迁、转型以及现代化等过程,形成并传播自身的文化特质,也在体育历史和文化发展、交流中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具有文化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的重要理论价值。通过查阅和分析现有资料,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学术文献仅有9篇,也没有检索到以海洋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于海洋体育的发展。而且,关于海洋体育文化的研究多属于静态的理论分析,鲜有从文化的变迁、传播、冲突、重构等动态视角上的研究。对海洋体育文化的这种研究状况既不符合海洋体育在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难以体现海洋体育文化在休闲时代中的社会需求。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能够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体育运动,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海洋体育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播、碰撞、冲突、调适、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符号和要素、独特文化特质和功能的体育文化。现代海洋体育文化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切实传承传统海洋体育文化。基于这一追求,我们需要沿着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在纵向维度上追寻海洋体育文化演进的脉络,深描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特点,在横向维度上剖析海洋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掌握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有利于把握海洋体育文化发展趋势,驾驭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规律,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奠定海洋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的体育文化亦应百花齐放。海洋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开放型文化,这种海洋文明产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大河文明产生的体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因此,海洋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壮大和完善,不仅可以发挥海洋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塑造人的价值,还可以在体育文化中彰显来自海洋特质的文化特色,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
1.3对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体育立足万里海疆,以身体活动融入海洋自然和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挑战自我、娱乐休闲、强身健体等方面的需求,这促进了海洋体育的快速发展。作为人类创造的独特运动,海洋体育无论是从当下发展模式,还是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海洋体育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实中一些滨海地区盲目开发海洋体育资源,机械设计一些诸如应时应景的海洋体育主题公园,刻板推出了海洋体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环境的营造和文化价值的引导,缺乏海洋文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急功近利,后劲不足,往往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时展机遇。因此,通过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能够了解海洋体育的发展特点,全面认识海洋体育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掌握海洋体育传播的方式和方法。这对于推动海洋体育,繁荣海洋体育文化,推动海洋体育与海洋体育文化的联通和互动,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健康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结语
1.资源再利用
坚持可持续发展,例如海边废旧的船只丧失原有功能,为能赋予它们新的价值,使它们融入到滨城景观当中,可重新刷漆装饰,使其成为景观小品的一部分,节约资源且节省空间。积极寻找滨城中类似的景观要素,通过这种方法获取解决途径,不仅提高些废旧资源的再利用率,还增加了景观的使用功能。
2.动态景观设计
动态景观的含义,一是静态景观表现动势:符号的视觉呈现不稳定性形成动势感觉,比如动感雕塑;二是滨海景观景象的动态:比如滨海景观中汹涌的海浪。在滨城景观设计中展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意境,适合海洋文化符号的使用。
3.人性化设计
不能单强调城市景观系统或某元素的功能,而缺少了人与景观的参与性。在满足了堤岸防洪功能的前提下,它充分展示了人和水的密切关系,人本具备亲水的天性,所以这也是滨水景观设计中常见的表现方式。
4.特色海洋文化的标志物设计
标志物广泛的内涵作为辨认滨城的元素,它可以是天际线、建筑物,也可以是城中的广告牌。海洋文化标志物作为视觉的控制符号,具有特定的意义,规划布局影响游线安排乃至游人的行为和心理,所以要注意和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
5.特色海洋文化的专项设计
在现代城市景观规划当中,专项设计基本上结合整体、功能、艺术、文化的属性。作为综合系统,分为公共设施、视觉系统、景观构筑物和铺装等,特色海洋文化专项设计应当贯穿于滨城景观元素之中,从城市景观的细节来展现不同滨城的特色气息。
6.利用生物景观
较为常见的是植物景观,在北方滨城景观设计中,常见的是将植物配置模式中的灌木修剪成规模不同的动感曲线,以此展现滨城海洋文化。
7.特色建筑设计
建筑具备时代的气息,有最初起步的沧桑感,也有新时代崛起的现代感。尤其新兴的城市建筑,要做到功能性和艺术美的协调,而对于表现不同城市特色的建筑个体或建筑群体,则该有更高的追求。
8.城市色彩设计
提及滨城色彩,在我们脑中浮现的是最能体现大海的蓝色,而不同的城市中的“蓝”由于提取对象不同,表达的内含也是有所区别的。
二、结语
摘要:由
>> 海洋文化的张力与气魄 骆越国与南越国关系探析 “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研究 新时期舟山海洋文化的振兴之路 海洋文化,生活文化的海洋 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 海洋文化与闽商精神 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 基于海洋文化观构建的海洋文学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舟山:海洋文化的国际盛宴 论京族的海洋文化 扬起海洋文化的巨帆 多元文化影响下的秦汉南越国包装设计 海洋文化与海南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思考 利用海洋文化资源发展广西海洋文化产业的思考 明清时期中国与英美海洋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 海洋文化:学校特色化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以海洋文化促进德育的思考与实践 学校“海洋文化”主题全员运动会的创意设计与实施 海洋文化教育特色的校本课程设计与实施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南越国
[5][6][7][1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476-477页
[8]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第九卷・舟车,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31页
[9]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史话”组:《秦汉时期的船舶》.《文物》1997年第4期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11]《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0页
[12][16][17][18]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287页
[13]广州文管会:《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75页
[14]汉.班固:《汉书・严助传》卷六十四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第2778页
[19]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卷九十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第3852页
[20][21]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卷二十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年,第1670-1671页
隐珠中学是一座滨临大海的农村学校,学校恪守“为人生奠基,让生命精彩”的办学理念,依托课题研究,推进素质教育,用心打造海洋教育特色。学校按照“学科引领,校本深化,活动助推,文化升华”的思路,努力构建海洋课题研究、学科教学渗透、海洋知识普及、海上帆船活动为一体的海洋教育体系,引发全校学生认识海洋的兴趣、热爱海洋的情感、建设海洋的意识。
学校自2005年涉足海洋教育,2007年被评为“青岛市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先进集体”,2010年首批被命名为“青岛市海洋教育实验学校”、“青岛市帆船运动俱乐部学校”、“青岛市帆船运动特色学校”, 2011年立项申报青岛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蓝色海洋教育实验研究》,学校以“面对真问题、开展真研究、获得真发展”为科研宗旨,以课堂为现场、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活动为载体,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小课题研究,历经三年,学校校园环境、海洋教育教学、学生海洋意识培养、教师科研氛围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二、课题研究方法
在课题研究与实践中,我们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以主体教育理论为思想基础,采取了实践研究法和反思性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海洋教育实践过程中进行研究工作,边实践边反思边总结,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教学实践和课题研究。
1.研究手段:实践活动、现代教育技术、学科教学渗透
2.研究对象:全体学生(受益者)、全体教师(应用者)
3.研究时间:本课题于2011年5月立项申报青岛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研究:
第一阶段:2011年6月-2012年6月,准备阶段与初步实施阶段。
第二阶段:2012年7月-2013年12月,全面实施阶段。
第三阶段:2014年1月-2014年9月,应用成果及总结阶段。
4.研究组织:成立了课题组,对研究人员进行明确分工。
三、课题研究解决的问题
1.塑造海洋特色环境,创建海洋育人氛围
虽然我校地处海滨,南依风景秀丽的黄岛区城市阳台、海水浴场,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沿海孩子的生活越来越城市化,海洋意识越来越淡漠。学校自2010年申报青岛市海洋教育实验学校以来,在教学楼开辟蓝色海洋教育特色文化长廊,做到让每一面墙壁都说海,每一个边角都讲海,使校园充满了海洋气息和浓郁的海洋文化氛围。
通过宣传橱窗、校园广播、校园网、班团会、国旗下讲话等途径,为师生系统地讲解海洋文化知识,使认识海洋、探究海洋的意识深入到每位师生心中。
2.依托海洋教育资源,发挥海洋地域优势,建立海洋教育基地
建成海洋教育实验室、海洋科普图书室和海洋图书阅览室,建成由海洋动植物标本展览、船模陈列、学生海洋作品展览几个版块组成的校内海洋文化陈列室,供师生随时参观阅读观察研究,为学生提供最直接的感官体验,为学生了解海洋、走近海洋提供物质保障。已招投标购置海水淡化机、海浪发电实验模型等实验设备。
依托帆船运动,拉动海洋教育发展。作为青岛市帆船运动俱乐部学校,学校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帆船运动,每年暑假组织学生参加青岛市国际帆船运动训练营活动,多次在青岛市中小学帆船运动中获奖。学生在帆船运动中,激发了了解、热爱、探究大海的热情。
3.积极拓展海洋知识教育活动载体
如结合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世界海洋日等重大节日,在学生中组织《蓝色的家园》读书心得、小论文征集等评选活动。组织开展海洋剪纸、海洋绘画、海洋书法艺术作品、海洋贝壳作品创作比赛、海洋风景摄影等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活动,延伸与拓展学科教学。组织或鼓励学生与家长共同参与灵山湾拉网节、金沙滩文化节,让学生置身于海洋文化气息中更深地了解海洋、热爱海洋。通过开展以海洋文化为载体的实践活动,更好地落实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寒暑假中,各年级各学科结合蓝色海洋教育,组织开展以“海洋科技、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在假期中开展实践性、探究性学习,撰写海洋知识小论文、考察报告等,保证了海洋教育的连续性。
4.开发以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校本课程
在开设地方课程《蓝色的家园》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学科教学渗透海洋教育,将学科知识与海洋有机结合,将海洋教育课程与课时整合,从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环保、海洋文学、海洋开发、渔业生产、海洋体育、海洋维权、海洋战争等方面进行教育,使海洋教育系统、规范地进入到每一个班级。遵循“发现问题――生成主题――实践探究――开发课程――课程实施”的校本课程开发程序,逐步编辑形成《让海洋浸润课堂――海洋知识篇》、《让海洋浸润课堂――海洋维权篇》、《让海洋浸润课堂――海洋战争篇》三本海洋教育系列校本课程。
5.整合课程与课时,开展海洋教育小课题研究
注重研究的实效性,将课题研究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课堂教学改革密切结合,宁少勿多,宁精勿杂。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使现代海洋教育涉及各个年级、辐射各门学科,要求各学科教师根据本学科特点开展海洋教育。如美术学科的海边写生、海洋手工品制作,信息技术课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进行电脑制图描绘开发未来海洋的蓝图。每个教师学期初制定学科渗透海洋教育计划,撰写学科教学渗透海洋教育教案,以课堂为阵地,找准教材与“海洋”结合点,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海洋文化教育。各科立足学科实际积极开展小课题研究,积极开展让海洋浸润课堂实践探究活动。
四、课题研究成果
1.依托海洋教育,提升海洋意识
通过《蓝色海洋教育实验研究》课题研究逐步推进,以课堂为现场、以教学为中心、以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为切入点的研究氛围日渐浓厚,教师根据自身实际、个人兴趣和对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立项研究的积极性逐步提高,教师的海洋教育意识和课程开发能力显著提升。学校的海洋教育氛围日渐浓厚,学科教学渗透海洋教育的结合点逐渐增多,初步开发实施《让海洋浸润课堂》系列校本课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推进“海洋知识进课堂”,学生形成了正确的海洋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逐步引导学生认识海洋、了解海洋、重视海洋,提高海洋意识,普及海洋知识,树立正确的现代海洋观念。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热爱海洋、保护海洋、探索海洋奥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蓝色海洋教育正成为学校显著的办学特色。
2.学校海洋教育工作经验不断推广
课题组成员刘相华、薛少臣合作撰写的论文《特色强校,打造海洋教育特色品牌学校》发表于《中小学校长》2013年第八期;《用心打造海洋教育科普教育特色》经验介绍刊登在《教育文摘》2014年第六期。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