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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融入方式;相关系统
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而且这个数字逐年上升。显然,了解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状况并进行相关的专业性介入和辅导,以促进他们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环境,融入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随着社会工作的兴盛,无论是专门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还是以企业为载体的企业社工服务,“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介入逐渐成为外来务工人员适应和融入社会环境的主要力量。但是在服务于外来务工人员的过程中,纯粹的社会工作理论多数只能给予操作层面的指导,因此,通过多角度、多学科的结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理论进行分析,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服务水平都有着指引性的意义。
一、相关综述研究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相关社会研究,许多专家学者主要着重于社会政策和社会发展、社会融合和社会认同的角度阐释外来务工人员的产生及相关意见。马桂萍、孙大志(2007)认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2010)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二元户籍制度等角度出发,认为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三种张力:一是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要求之间的张力;二是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向往和其实现城市化的张力;三是中央政策与地方落实措施之间的张力。华北电力大学胡宏伟博士等人(2011)以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为研究视角,研究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差异和社会排斥的现实状况和影响因素,并提出若干思考。李培林(2003)以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认为外来务工人员会和进驻地人群产生竞争,而且还有群体内部的分化。杰、倪云鸽(2005)从社会认同角度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地位结构因素,认为个体所获得的对所在群体成员身份的认识,影响个体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及社会行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刘阳(2012)从社会融合角度指出,外来务工人员需要通过个人心理层面和社区层面的融入,为最终的制度融入提供心理条件和社会条件。
综上所述,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多集中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政策因素和理论层面,操作层面也趋向于宏观。虽然社会工作的介入层面也处于宏观背景下,但是,其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关注更着重于微观的操作。因此,本文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的层面进行指导理论的探讨。
二、理论分析
(一)社会生命网
社会生命网起源于达尔文的复杂生物链观点,自然界通过生物链构建成一个“生命网”。当“生命网”有新的物种进入时,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需要一个“融入”的过程,达到新的平衡之后才能稳定下来。后有学者把动态的融入过程与相关移民研究相结合,提出“社会生命网”研究。
移民相关研究认为,融的可能性有同化、社会适应、社会融合、文化适应、社会吸纳与社会并入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闫磊借鉴移民研究思想,提出了社会生命网的融入、共生与竞争三维角度。(见图1)
在图1中,A、B、C、O为生命网的基本单位“结点”,这些“结点”可以是一个群体的抽象,也可以是一个小“生命网”抽象成结点。“结点”的存在在于依赖网绳之间的连接、延伸,与其他结点产生联系,分布在彼此的共享网圈中。本图以O为中心,它与A、B、C三个结点分别以不同的“内容”形成关系形式。A、B、C、O组成一个体系圈,但是它们也存在于其他不同的体系圈中,这些体系圈也可能存在交集。每个体系圈除了交集之外,独立自成体系,因此,它与其他体系圈之间存在“边界”。而这个边界就是融入的关键所在。闫磊假设原系统中的每个体系圈中都存在一个“硬核”,这个硬核的形式可以多样,但它本质是体系圈内的一种存在机制,这种机制对进入体系圈的“力量”进行选择、接纳或者排斥。“硬核”的突破,会引起原体系圈的变动,引起生命网的调整,产生“共生”和“竞争”后两个阶段,但实际上,这种动态的过程中,“融入”一直贯穿整个过程,会不断的走向更深层次的融入。
对于社会工作的介入来说,社会生命网的“融入”提供给我们一个介入的突破口,或者思考问题的维度,也可以说,社会生命网的“融入”给予社会工作介入直接微观层面、操作层面的理论指导。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包含一般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的观点,使涵盖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的概念的框架成为可能。该理论把人类成长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聚焦于起情境、个体及两者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注重人与环境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
生态系统理论代表人物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个体发展模型,强调发展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布朗芬布伦纳在其理论模型中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该系统分为4个层次,由内到外分别是:微观系统、中层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见图2)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模型对该嵌入式的四个层次,分别给予定义:(1)微观系统指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这个环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系统的最里层。(2)中层系统是指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3)外部系统是指那些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他们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4)宏观系统指的是存在于以上3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宏观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该模式的包含式系统同时也展示了个体与系统(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个人情境中的行为模式从微观到宏观受到范围扩大的影响,也同时受到反映于个体在不同系统(情景)中的行为、文化、准则、观念等,这类似于功能主义学派帕森斯的能量流动观念。
从生态系统理论介绍可以看出,生态系统理论展现了一个层次性的分析和关联方式,提供给社会工作实务一种思考方式或理论指导,强调实务过程中对人与环境的分析,“将注意力放在:解放、支持和促进个体的因应能力”,生态系统理论给予我们社会工作介入外来务工人员服务提供了一种中观或者较微观的思考层次。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理论探讨
综上所述,社会生命网分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介入模式,而生态系统理论则给予了社会工作介入一个较系统、较全面的因素统筹方式。而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可以说是外来务工人员自身和对环境适应融入的过程。因此,在社会工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介入工作中,需要综合两种理论的指导作用,结合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工作方法进行介入操作。基于上述两种理论的介绍,本文将从融入方式、相关系统和社会工作介入策略三方面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阐释。
(一)融入方式
根据社会生命网的体系圈的“融入”分析,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其本质是一个社会工作协助其融入居住地体系圈的过程,具体有两种融入方式:第一种方式,社会工作的介入协助外来务工人员直接融入或突破原有体系圈(居住地原有系统圈),实现社会融合或新体系圈的构建(见图3)。第二种方式则是,社会工作融入到外来务工人员的体系圈中,并且以社会工作为交集,与原有体系圈(居住地原有系统圈)产生沟通与连接(见图4)。
在图3中,外来务工人员的最初位置是在居住地体系圈之外,外来务工人员通过社会工作介入为载体,经过进入(A点)、调适(B点,包含本土化,个体和整体调适等),突破或者融入/吸纳系统硬核(C点),完成融入过程。此时,社会工作的角色为使能者、引导者和协助者,是一种“功能性载体”的状态。在此介入方式中,社会工作的重点在于协助外来务工人员适应原有体系环境,缓解其融入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提升其融入能力,倡导其自我发展和自我需求实现。
在图4中,首先针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体系圈,社会工作需要一个进入(A点)、信任关系建立(B点)、融入(C点,主要在于对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系统理解)。其次,界定外来务工人员体系圈与居住地体系圈之间的交集,最后社会工作通过交集区间的社会工作介入促成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在此图中,社会工作的角色为支持者和谈判者。简单来说,此种融入方式是要求社会工作者与外来务工人员建立信任关系,给予该群体以专业服务,并以中间角色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在与本地居住人群的交集区间实现融入突破,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层层次的融入。
虽然融入方式提供了两种社会工作介入方式,但是二者的前提是外来务工人员与原有系统圈之间的关联,或者说外来工人员与原有居民之间的“人际距离”。无论两者属于哪种情况,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便是协助或引导二者之间建立沟通的方式和融入的内容(即突破硬核)。
(二)相关系统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适应并不是单独个体的事件,而是受到多层系统的影响。每个系统都直接或间接的与其他系统产生互动,并以其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发展。(见图5)
社会工作的角色为资源整合者,即在个人(群体)和环境(周边系统)的接触面上工作,从而给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和环境资源之间带了沟通和平衡。在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工作介入时,需要充分挖掘外来务工人员相关系统的资源、关系和平衡关系,考虑影响该群体的多维度指标和因素。
(三)社会工作的介入思考
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行动基于社会工作三大操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根据社会生命网提供的介入方式以及生态系统的思考维度,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的发掘和调动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企业、社会、相关政策的能力和资源,提高其适应能力。这里不做详细阐述,但就介入工作中的注意问题做说明。
1、社会工作者角色的把握、转变。
在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和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充分理解掌握角色的功能,充分发挥角色的作用,做好协助者、支持者、资源链接者或者谈判者的工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取得更多的资源和能力,这需要社会工作者实务操作方法和操作技巧的运用和掌握,同时要避免角色失范、角色滞后等问题的出现。
2、外来务工人员影响因素考虑全面。
社会工作介入本质有两方面内容:治疗与预防。一般而言,治疗与预防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比重为2:8,也就是说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本身的社会工作服务比例相对较少,重点在于外来务工人员增能的实现,而这个过程就需要对外来务工人员周身相关系统进行全面考虑,利用或调整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诸类因素,以实现外来务工人员自我需求的满足,自我适应能力的提升。
3、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方式的选择。
不同地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不同,不同地区的原有体系圈的“硬核”也不同,因此,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过程也存在差异。合理的“融入”方式可以有效的减少原有体系圈的排斥,更好的发挥社会工作的功能作用。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社会工作者要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情况,结合原有地区的社会环境,对外来务工人员做出最佳“融入”方式的选择。
4、初期避免触及敏感地带。
外来务工人员属于特殊群体,有着该群体的特殊性:归属感不强、心理敏感度强、受外部影响大及自主能力较弱等,而且本地原有体系圈的自身底线等,因此,在初期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中要避免敏感地带,首要任务是建立与二者的信任关系,寻找沟通渠道和融入方式。
四、结语
本文的分析前提是社会生命网的微观“融入”方式和生态系统的中观维度思考,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工作介入的思考。本文较少涉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和实务操作方法,更多侧重于社会工作进行介入或操作工作的理论指导或者说是一种思维导向。
关键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意义,概念,特征
一、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
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学术范畴而被严格界定和科学论述,严格地说是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人们对政府管理活动进行新途径、新方式、新模式和新机制的探索开始的。在学术界,诸多专家和学者对政府管理创新问题有着研究兴趣,并撰写出相应的理论成果,对于指导政府管理创新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但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政府管理实践活动层面上,没有突破政府管理学的理论境遇和思维逻辑,难以摆脱传统政府管理创新理论的羁绊与禁锢,认为政府管理创新就是管理理念的革新、管理方法的改进和管理内容的变更和管理手段的变换,将政府管理创新视为外在于管理环境而独立存在的实践活动。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主题转向了理论分析的方法论层面。生态学强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协同共生和持续演化,其所内涵的动态、多样、平衡和有序的思想使得其逐渐成为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有效工具。如果将政府管理创新置于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内加以审视,可以发现:政府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与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同关系和共生关系;不论在构成要素方面,还是在要素之间关系方面,乃至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方面,政府管理创新都处于一个构成要素多样、环境因素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可以将这个系统理解为“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典型形态,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必须具备三方面的条件:第一,必须由人和人围绕的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组成。人和政府管理创新要素、条件、活动既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最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实际载体。第二,基本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机制。第三,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要素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是由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决定的,而单个构成要素则不具备,一旦特定功能被取代,系统就会面临升级转型或者解体消亡。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才是所谓的生态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任何条件的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都会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活度。
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认知。认知是行动的先导,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行动过程及结果的绩效水平。目前,一些地区政府在进行管理创新时,既不充分了解自身的管理实践情况,也不全面顾及政府管理创新的内外环境,进而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过程的不通畅和创新绩效的不明显,严重影响了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营造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梳理政府管理创新要素的内在关系,规整政府管理创新的各种环境条件,实现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的动态平衡与协调统一,有利于培养政府管理创新主体的生态认知,使其在政府管理创新过程中既注重要素、环境条件的客观性,也强调要素关系和环境条件利用的差异性和整体性。
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生态文明的不断崛起和生态意识的渐入人心,使得生态理念逐渐成为指导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理念,人们在评价实践活动价值时,不仅考虑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也越来越考虑到实践活动的生态价值。对于政府管理创新而言,生态价值也是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每个政府管理创新活动都可以视为一个生态系统,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例如创新主体、创新对象、创新内容、创新手段、创新机制等,由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有所差异,因而这些构成要素的生态位也各不相同。论文参考,意义。每个要素生态位的错位都会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要素关系的稳定,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有序发展。这也正是目前部分政府管理创新绩效不明显的原因所在。论文参考,意义。通过营造生态系统,来实现政府管理创新要素功能和要素关系的最优化,进而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的生态价值。
最后,有利于增强政府管理创新的竞争优势。对于政府管理创新主体而言,对自身情况和内外环境条件的准确认知是其合理利用内外环境因子,充分发挥管理创新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要有效调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关系,使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要素和要素之间关系的重叠竞争,要素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无序紊乱,都会造成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的功能妨害与效能内耗,进而影响到政府管理创新竞争优势的提高。为此,在内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之间关系的有序稳定,在外部层面就需要保持政府管理创新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内外层面的有机结合形成平衡有序的生态系统,使得政府管理创新过程得以持续开展,竞争优势得以有效提高。
三、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
在持续不断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内外环境关系,体现出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动态性和自校性等基本特征。
1.整体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类似,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空间形态。它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内外部环境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空间形态既可以表现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也可以反映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取向;既可以为政府管理创新目标的确定、创新方向的把握和创新战略的制定提供客观依据,也可以为相关
主体了解政府管理创新的本质和规律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参考,意义。政府管理管理生态系统的空间形态主要由社会空间、经济空间和自然空间组成,社会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政治空间、教育空间、文化空间、科技空间和制度空间等;经济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价值目标的主要指向;自然空间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空间范围。自然空间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直接性和客观性。三个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统一的空间形态,共同制约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存发展。论文参考,意义。
2.层次性。结构是要素之间关系的结合形式和联系状态。系统结构是系统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特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形式以及各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形式。论文参考,意义。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既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功能和发展演化规律的有机系统,因此,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既表现社会生态系统的部分性质,也表现有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特征。从规模大小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可分为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主要以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中观结构主要以区域社会环境结构为背景,微观结构主要以某个政府的具体管理环境为背景。从时空维度上,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可分为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要是各级政府行政级别的大小不同形成的结构,横向结构主要是同一级别政府部门形成的结构。宏观中观微观结构相互渗透、纵向横向结构彼此交融,共同形成动静结合、纵横交错的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结构。
3.复杂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是由生态主体和生态环境组成的有机系统。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人员等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主体;对生态主体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各种生态因子的结合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社会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各层面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运作产生影响。不同的生态主体拥有不同的生态环境,同一生态主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需要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生态主体之间及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了适应环境的能力、影响环境的能力,并不断实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演化。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的快速化、社会竞争的激烈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日渐明显,分配差距的拉大、腐败现象的蔓延、阶层分化的多元等社会问题也开始出现[1],使得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更加复杂,给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运作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4.动态性。在生态学的理论视域中,生态因子是指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界环境要素。论文参考,意义。生态因子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各种生态因子的有机结合形成生态环境,每个生态因子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或可调剂性。同样,组成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的因子都是生态因子,各种生态因子对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起着推动或者制约作用。按照表现形式,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可分为社会生态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和自然生态因子,社会生态因子包括文化因子、教育因子、社会制度与政策因子、国际政治因子和科学技术因子;经济生态因子包括消费市场因子、物资市场因子、资金市场因子、劳动力市场因子、产业与产业结构因子、交通因子、通讯因子、国际经济因子;自然生态因子包括地域地缘因子和自然资源因子。[2]各种生态因子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任何生态因子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的变化,进而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5.自校性。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自校平衡性更具有主动性,这是由于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人具有更强的意识性和能动性。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环境发展变化的具体要求,来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从过程机制上看,自校平衡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不平衡所致。物能流转的不平衡往往会带来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功能的不稳定,影响政府管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保持系统内外环境关系的平衡有序,政府管理创新主体就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解决。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管理创新主体通过优化关系结构、调整功能机理和整合运作机制来保持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平衡有序;二是通过适当改变环境因子、规整环境条件和调试环境空间来实现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李景春.研究生党建创新的SWOT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8):46-50
[2]梁嘉华等.企业生态与企业发展:企业竞争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2-25
关键词:理性系统自然系统开放系统生态系统价值观
本文通过对组织理论的脉络梳理来考察组织中的价值面,为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超级秘书网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述评及其启示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参考文献:
从时间上看,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和当地工业发展水平都保持高速增长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各地经济普遍发展的同时,各区域间的差距仍十分明显,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全国人均工业增加值(或工业总产值)最高的10个省市区基本上是人均水平最低10个省市区的4倍。虽然个别份鸿沟系数略有降低,但由于各地区人均工业增加值的绝对量差距不断变大,因此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差距实际上一直在加大。尽管各地区人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一直保持增长趋势,但由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鸿沟系数较大,2003-2009年鸿沟系数基本都超过2,但其系数呈不断减小的趋势,这表明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都在加大投资,特别是最低的10省市区由于受国家政策支持而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工业企业复合生态系统的内涵
西方工业化走的是一条高消耗、高污染道路,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却付出了巨大环境代价。我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国家,没有注意借鉴西方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仍然走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做法,是以全球资源的掠夺换来的。而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劣、传统资源逐渐匮乏的今天,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追求可持续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即社会、经济、环境的协同共生。复合生态系统,也就是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是由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组成的一个复合的复杂的巨系统。
1984年,马世骏和王如松首次提出了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认为它由社会、经济和自然三个系统组成,并且三个系统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制约与互补的关系。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又进一步明确了复合生态系统中三个子系统通过生态流、生态场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的耦合关系,并绘制了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格局和生态秩序,并由此提出了水、土、气、生、矿等环境因素的耦合和生产、流通、消费、还原、调控等人类活动的系统分析方法,揭示了以资源代谢在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滞留和耗竭,系统藕合在结构、功能关系上的破碎和板结,社会行为在局部和整体关系上的短见和调控机制上的缺损为主的生态动力学机制以及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论机理。工业企业作为非物种生态因素,不仅需要自身的持续发展,而且需要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协调,与自然生态相平衡。工业复合生态系统是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制造物质资料的所有企业及其关联行业、部门的综合,促进工业子系统与整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一切生产活动都必须从自然环境中输入各种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从社会环境中输入劳力、资金和信息,经系统内部功能的驱动、运转,使物质、能量在循环和转换的过程中,实现价值和信息调控,最终在向社会环境输出产品的同时,向自然环境输出各种废弃物。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实质上就是该系统输入输出的转换效率;工业企业的环境效益也就是使排出的废弃物小于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保护和维持一个有利工作和生活的良好生态环境。
从一般系统理论的角度分析工业系统,它应具有整体性、相关性、层次性、动态性等特点;而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认识工业生态系统,就不难发现工业系统还具有复合性、开放性和“两重性”等。就单个工业企业来讲,首先是投入产出系统,它需要投入人、财、物等资源,通过企业系统的内部资源转换功能,产出符合市场需求及社会、生态要求的产品、服务、劳务、信息、技术等;其次是开放式人造系统,通过发挥人对系统的作用,实现企业与外部的交换,实现企业目标;再次是动态系统,其目标、条件需要不断地适应外部环境,实现内外的动态平衡;第四是耗散结构体,通过“耗”与“散”,与外部交换能量,即通过吸收转换排出而向外辐射经济、科技能量;第五是具有自组织功能的系统,独立承担责任,获取利益,并通过自组织活动增强自身生命力,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按企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相互关系,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低级协调发展模式———企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生态功能较强而经济功能较弱,经济的发展虽然影响着生态环境的质量,但其影响甚微,企业生态系统的质量保持相对稳定状态。(2)不调发展模式———企业在发展经济时并不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及其承载力的问题,而且此时企业的经济功能较强而生态功能十分脆弱,企业的经济生产力大大超过企业自然生态生产力。(3)强制协调发展模式———政府通过对企业行为的限制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但由于科学技术及管理方法的局限,企业经济增长以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为代价,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又以牺牲企业经济增长为代价。(4)高级有序协调发展模式———企业能自觉地有意识地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综合统一,使企业生态经济处于良性循环运转之中,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处于和谐一致的协调状态。工业企业生态工程与传统工业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工业主要考虑社会环境,其文化基础是自由的市场体系,企业的价值观、组织结构、战略与决策、产品开发、产品的生产与营销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很少考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则是以可持续发展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的,其价值观、组织结构、战略与决策、产品开发、产品的生产与营销等活动建立在时常位与生态位并重的基础上。
实施工业企业复合生态系统的条件
环境污染少和经济效益好恰恰是工业污染防治所需要的“双赢”结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我们作出更多的努力,尤其是大力发展工业企业生态工程。工业企业复合生态系统追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统一的目标,欲达此目标必须硬件、软件、心件三者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一)硬件
硬件指的是技术、设备的改进与创新,工程设计优化等技术手段。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且又处在资源消耗比较多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伴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建设广泛开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资源需求量与日俱增;由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消耗强度大,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浪费严重。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过高,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能耗比重居高不下,主要资源长期处于负担过重的状态,我国已有45种主要矿产资源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促进技术创新、开发新能源、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是解决我国能源长期供应、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
1.技术。科学技术进步是影响工业企业实施生态工程的重要因素,比如组织清洁生产就不仅涉及新的技术、新的工艺与新的方法,还涉及新材料、新能源、新设备、新产品等。ISO环境管理标准体系就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工艺、原材料、产品性能、工艺流程、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提出了要求,这对我国众多的中小企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重视生态技术创新,不仅是降低企业环境污染的主要途径,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2.资金。资金投入是生态工程建设必备的物质基础,我国用于治理工业“三废”的投资逐年增长,2008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达到了542.6亿元,“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投资3.4万亿元用于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为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国家还制定了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针对主要区域实行“受益者补偿和破坏者付费”的政策。企业发展节能工艺、绿色产业、循环经济等,不仅需要相应的科学技术水平,更需要以雄厚资金作为支撑。
3.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增长较快,但第一、二、三产的结构却不合理,工业占大头,尤其是重工业占大头的经济结构,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南方工业发达于北方,沿海工业发达于内地;有些品种过剩,有些品种紧缺。有大量的小型厂家,造成重复建设,资源达不到最优配置,资源浪费严重,单位产量耗能大,生产成本高。
(二)软件
软件指的是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条例的修订,体制改革,综合规划等社会保障,政策法规是推动企业生态工程的有效手段。在发展工业生态环境中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一级政府决策及活动中都应纳入对保护环境资源的考虑、对发展计划和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估、采取经济激励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加强监测并推行污染排放报告制度等。
1.规划。生态规划包括生态概念规划、生态工程规划和生态管理规划。生态概念规划包括自然和人文生态因子规划;空间、时间、数量、结构、序理的生态关系规划;生产、生活、流通、还原、调控的生态功能规划;物质代谢、能源聚散、水系统、交通运输、景观肌理、社会纹脉、管理体制、安全保障的生态网络规划。生态工程规划包括水、能源、景观、交通和建筑等系统工程规划;生态服务管理规划包括生态服务、生态代谢、生态体制、生态文明的管理。
2.政策和法规。工业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它不仅受到国家及区域市场环境、体制、政策的影响,还受到行业协会等中介的制约。尤其是市场及环保方面的政策是影响工业企业是否实施生态工程的“指挥棒”。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要求我国工业企业实施生态工程。近几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政策与地方法规考虑了环境保护的要求,也加大了环境治理与监管力度,但只有让工业企业主动实施生态工程,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复合生态系统。
3.监督与管理。国家环境保护政策需要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相关条例,以保证该政策在地方的实施。然而,一方面,由于污染控制成本过高,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激励,某些地方政府出工不出力的监管导致了国家政策的失效;另一方面,面临既定的污染管理条例,某些企业因为自身利益而隐性抵抗会进一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困难。生态工程的开展必需借助一些有效的管理方法,以便使企业更加有效地组织和计划环境活动,识别、评估环境的改进机会,比如:可以尝试管理体制变化,采取环保部门垂直管理;加强对外资企业、中小企业的监督,避免成为“污染天堂”等。
(三)心件
所谓心件,就是指思想、意识及行为的诱导和能力建设等行为措施。工业企业不能等经济水平到达一定高度后再以数倍的财力、物力来重新治理环境。影响企业生态工程的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分布及人均资源占有量、人类文明、参与行为、管理调控方法等。环保意识的提高,不仅体现于企业的领导决策者,更体现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体现于企业员工及全民的参与。
1.人力资本。类似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人力资本和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曲线。在工业企业发展初期,由于教育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教育水平与污染排放强度呈正相关性;当教育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加强,企业开始重视污染控制。提升全民的受教育水平,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倡导以生态为导向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由此形成的生态文化对现代工业企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2.企业行为。工业企业是否实施生态工程,不仅与自身的效益、规模、产品、技术、生产、设备、管理、资金有关,还与领导者战略眼光有关。影响企业实施生态工程的因素包括企业的效益与规模、企业行业背景、企业决策层战略意识、污染排放经济成本等。这就需要为企业完善一种鼓励资源优化利用的市场环境,从而使得企业的微观行为与宏观目标相融,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相统一。
关键词: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权重;沈阳市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1.生态城市的概念
生态城市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中首次提出来的。有关生态城市的概念和内涵先后出现过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生态城市进行简单化和现实化,第二种观点将城市完美化和理想化。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是第三种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城市是自然和谐、社会公平、经济高效且具有美感的复合生态系统,强调自然、社会和经济三者互惠共生、协调发展。
2我国现行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
(1)指标体系不全面,层次结构不合理
生态城市建设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其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基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国家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分为系统层和指标层,系统层包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三方面。而其中反映资源和能源利用状况的仅有关于能耗和水资源消耗与利用的4项指标,且分属于不同的子系统。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等二次资源的利用化程度,在指标体系中并没有体现。另外,城市的社会发展涉及住房、居民收入水平与分配以及科教文化等多方面,而国家生态城市指标体系只列出了城市化水平、采暖区集中供热普及率和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三个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城市社会发展状况。
(2)指标体系未分配权重
权重是反映某一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相对重要程度的定量分配,而国家生态城市指标体系中并没有考虑各指标对实现生态城市总目标的权重,并且指标权重的分配得当与否,关系到整个指标体系能否客观反映考核对象的实际。
(3)指标体系不能体现各城市的特点
国家颁布实施的指标体系虽能够反映城市发展的共性,但却体现不出城市发展的特性。例如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均以万元GDP为基准,只有新鲜水耗是以单位工业增加值为基准,不能很好的体现沈阳市这种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全国重工业基地的工业发展状况及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和资源利用率。
(4)生态市创建考核方案不合理
现行的生态市创建考核方案是环办[2005]137号文件《关于印发全国生态县、生态市创建工作考核方案的通知》,该考核方案存在两个问题。一 、方案中的指标体系是环发[2003]91号文件《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中提出的,而2007年已经对原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现执行的是环发[2007]195号文件《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订稿)》,而新的指标体系颁布实施后,仍没有针对该指标体系的考核方案出台。二、现行考核方案中对基本条件和各项指标的赋分方法是“达标满分,不达标零分”,无法体现考核年度指标值与标准值的差距或者达标后的先进程度。
3沈阳市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生态城市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然而,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时刻对其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因此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一方面旨在建立一套设计合理、操作性强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生态城市建设过程可量测、可监督,让城市管理决策部门明晰生态城市发展方向,掌握城市发展阶段和不足之处,以期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另一方面旨在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沈阳市生态城市建设进展进行评价和测评。
3.1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建立
基于对生态城市概念和内涵的理解,本研究将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分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四个系统。通过查阅和收集国内外现有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频度分析法,选取出现频率较高的指标,在此基础上进行优选,得到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采用专家咨询法对初步指标体系进行筛选,确立最终的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见表1。
3.2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对于一个包含多因素的评价目标来说,各指标对目标实现的贡献程度是不同的,为了表征这一差别,需要引入“权重”的概念。评价指标的权重是对各个评价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数量表示。科学合理的确定指标权重是评价方法的重要环节之一,权重的大小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综合评价的结果。常用的权重确定方法有专家调查法和层次分析法等。
本研究对子系统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四个子系统的权重依次为0.2、0.2、0.35和0.25。对专题层和指标层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Saaty T. L.提出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该方法通过两两比较重要性建立判断矩阵,通过判断矩阵的特征值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根据以上方法确定的指标体系权重见表1。
结语
基于对生态城市概念和内涵的理解,针对我国现行生态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及考核方案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沈阳市为例建立了生态城市建设与评价的多层次分级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使生态城市建设过程可量测、可监督,也可以运用其对沈阳市生态城市建设进展进行测评,从而推动沈阳市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应指出,该指标体系还有待在生态城市建设与评价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 孙忠英,姜华. 基于生态城市理论的城市发展方向探析[J].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2,01: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