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学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基因组学研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基因组学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创造力；基因；多巴胺系统；5-羟色胺系统

一、引言

意识的起源是人类未解之谜，而创造力的产生及表达机制更是谜中之谜。为了解开谜题，各国创造力的研究者如高尔顿（F.Galton）、弗洛伊德（S. Freud）、维特海默（M.Wertheimer）（维特海默，1987）、Campbell（1960）和Simonton（2012）等都尝试了不同的方法。事实上，每一次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带来了人们对创造力的深入理解。最近，有研究者把基因组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创造力的研究之中，使人们看到了理解创造力遗传基础的更多曙光，这个方向可以定义为创造力基因组学（Creativity Genomics），也就是通过创造力心理学和基因组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创造力的基因基础。根据查阅到的文献，以色列和法国的Bachner-Melman等人的研究（2005）是该领域的首项研究，关注的是舞蹈创造力的基因基础，而德国学者Reuter等人的研究（Reuter，Roth，Holve，& Hennig，2006）是该方向的首项有关一般创造力和基因关系的研究。随后，来自芬兰、匈牙利、俄罗斯、瑞典、中国和美国的研究者继续推进了该方向的研究。本文将综述和评论这些创造力基因组学的研究，并对未来的研究做以展望。

二、创造力基因组学的研究方法

创造力基因组学（Creativity Genomics）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创造力心理学与基因组学研究方法的融合。当前通行的方法是通过创造力的测量工具测得被试在不同领域（如一般创造力、音乐创造力等）创新能力上的得分；同时，使用基因组学的方法，通过被试的部分组织（如口腔细胞或血液）来分析其全基因组或特定神经递质系统的基因。进而，分析创造力行为数据与基因数据的关系。

（一）创造力的测量

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均使用了创造力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中核心变量的测量方式是基础，因而我们将重点介绍测量部分的内容。当然，由于创造力问题的复杂性，当前的操作定义和测量方式远未统一。在这里简要介绍这九项研究所主要涉及的四种创造力测评方式。

1.一般创造能力测验

Reuter等人（2006）在他们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创造力的工具是柏林智力结构测验（Berlin Intelligence Structure Test）中的“创造能力”（inventiveness）测验包，该测验的操作定义认为创造力是智力的一部分。所测得的创造力得分来自于图形、语文和数字分测验，每个分测验包括两个题目。图形创造力分测验包括“完成图形”和“联接符号”两个题目；语文创造力分测验则包括“句子组成”和“物体的用途”两个题目；数字创造力分测验包括“电话号码”和“数字测验”两个题目。该测验的图形和语文创造力分测验主要测量的是被试的发散思维，而数字创造力测验主要与聚合思维相关联。该测验在国际创造力研究学界并不常见。2009年所发表的来自俄罗斯的创造力基因组学研究（Volf，Kulikov，Bortsov，& Popova，2009）也使用了该测验中的语文创造力分测验。

2.创造性潜能测量：发散思维测验

美国学者Runco等人的研究对Reuter等人所做研究做出了全面的修正（Runco et al，2011），并在2013年又对其研究做了补充性的评论，引入了多基因关联分析的方法（Murphy，Runco，Acar & Reiter-Palmon，2013）。在他们对Reuter等人的研究做出的评论中，他们认为其所使用的创造力测验并不常见，测量方法上有失偏颇，所以在解释结果方面存在效度上的诸多困难。而且研究中混淆了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同时未检验创造力的重要成分――“独创性”。因而，Runco等人选取了在创造力心理学领域更为常见的创造力测验，包括发散思维测验和现实创造性问题解决（Realistic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发散思维测验用以测量创造性潜能（creative potential），包括语文分测验和图形分测验。在本文所综述的九项研究中，多数都使用了发散思维测验作为创造力或创造性潜能的测量工具。

3.创造性问题解决

在Runco等人的研究中，研究者还设计了具有开放性结尾的、与真实生活相关联的问题情境。要求被试对这一问题提供解答。之后，研究者应用共感评估技术（Consensus Assessment Technique，CAT）从质量、独创性和复杂性三个维度来计分。共感评估技术最初是由哈佛大学创造力学者Amabile提出（Amabile，1982），是指在创造力研究中一种通过主观评定获得对被试创造力较为客观评估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创造力研究领域一种社会生态效度较高、非常普遍的研究方法（Yi，2012；Yi，Hu，Scheithauer，& Niu，2013）。

4.音乐创造力测量

有两项研究使用了同样的测量被试音乐创造力的方法。音乐创造力自陈问卷和音乐天赋测验两部分组成了该测量工具。自陈问卷旨在调查被试所从事的具体音乐创造力活动（包括作曲， 即兴演奏，和编曲）、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和训练。音乐天赋测验包括听觉结构化能力测验（auditory structuring ability test）（Karma，1994）、西肖尔音高辨别测验和时间分辨分测验（the Seashore pitch and time discrimination subtests，简称SP和ST）。SP和ST分测验包含声音物理属性的成对比较，用来测量被试在分辨音高或音程微小变化等方面简单的感知能力。这些测验都有较好的信效度，测验需时共1小时左右（Pulli et al.，2008）。

如果创造力是领域特殊性的，不同领域的创造力其测评方式当然应该是有差异的。正如本文所综述的音乐创造力的测评结构（包括听觉结构化能力、音高和音程辨别以及自评所从事的创造性的音乐活动等）与一般创造力的测评结构（包括在语文和图形等维度上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创性和精进力等等）是根本不同的。但是目前用于特定领域创造力测量的有效工具还少之又少，这应该是未来研究应该着手的方向；此外，我们素来强调的、对创造性比较重要的发散性思维、聚合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在不同领域的创造力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也是一项悬而未决的问题。

3.有关精神疾病和创造力的关系

有关NRG1基因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发现（Kéri，2009）是这几项研究中的亮点之一。因为该研究从创造力基因组学的角度证实了此前有关高创造力和精神疾病相伴随的说法。特别是一些高创造者同时存在精神疾患的个案如文森特・梵高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加剧了人们有关高创造力、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的高创造力与精神疾病之间存在关联的信念。然而，在健康的高智商匈牙利人身上，研究者同样发现了与严重精神疾病高度相关的基因会影响被试的创造力水平。那么为何这种基因多态会造成创造力行为的较高表现呢？研究者给出的初步解释（Kéri，2009）是，与分裂症特征相关的认知抑制的降低导致了高智商人群创造力的上升，而NRG1基因的启动子多态性（promoter polymorphism）会影响前额叶的功能，前额叶脑区是影响认知抑制和创造力的重要脑区。研究者认为，对于这个假设的验证正是未来研究的方向。在他的研究中，只选取了高智商的被试，同样值得探讨的是对于平均智商的被试是否存在同样的效应，另外，对于那些真正从事文学艺术创造力的人群，是否存在同样的基因影响机制？这都是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龚平原.（2010）.多巴胺、5-羟色胺和谷氨酸递质系统相关基因与人类认知能力的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李其维.（2008）.“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心理学报，40（12）， 1306-1327.

维特海默著.林宗基译. （1987）. 创造性思维.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Amabile，T.M.（1982）.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A 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3，997-1013.

Bachner-Melman，R.，Dina，C.， Zohar，A.H.，Constantini，N.，Lerer E，Hoch，S.， … Ebstein，R.P.（2005） AVPR1a and SLC6A4 gene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creative dance performance.PLoS Genetics，1（3），e42.

Baer，J.（2012）.Domain specificity and the limits of creativity theory.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46（1）， 16-29.

Campbell，D.T.（1960）.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creative thought as in other knowledge process. Psychological Review， 67，380-400.

de Manzano，O.，Cervenka，S.， Karabanov，A.，Farde，L.& Ullén，F. （2010）.Thinking outside a less intact box：Thalamic dopamine D2 receptor densities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psychometric creativity in healthy individuals.PLoS ONE， 5（5）， 1-6.

Eysenck，H.J.（1997）.Creativity and Personality.In M.Runco （Ed.），The creativity research handbook （Vol.2）.Cresskill，NJ： Hampton Press.

Guilford，J.P.（1956）.The structure of intellect. Psychological Bulletin，53，267-293.

Guilford，J.P.（1967）.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MacGraw-Hill， New York.

Guilford，J.P.（1979）.Some incubated thoughts on incubation.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13，1-8.

Harrison，P.J.，& Law，A.J.（2006）. Neuregulin 1 and schizophrenia：Genetics，gene expression，and neurobiology.Biological Psychiatry，60，132-140.

Karma，K.（1994）.Auditory and visual temporal structuring：How important is sound to musical thinking？Psychological Music，22，20-30.

Kaufman，J.C.，& Baer，J.（Eds）. （2005）.Creativity across domains： Faces of the muse. Mahwah，NJ： Lawrence Erlbaum.

Kéri，S.（2009）.Genes for psychosis and creativity A promoter polymorphism of the Neuregulin 1 Gene is related to creativity in people with high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20（9），1070-1073.

Kéri，S.，Kiss，I.，& Kelemen，O. （2009）.Effects of a neuregulin 1 variant on conversion to schizophrenia and schizophreniform disorder in people at high risk for psychosis. Molecular Psychiatry，14，118-119.

Lu，L.，& Shi，J.（2010）.Association between creativity and COMT genotype.2010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CBBE），June 18-20，2010.

Murphy，M.，Runco，M.A.，Acar， S.& Reiter-Palmon，R.（2013）.Reanalysis of genetic data and rethinking dopamine's relationship with creativity，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5（1），147-148.

Neve，K.A.，Seamans，J.K.，Trantham-Davidson，H.（2004）.Dopamine receptor signaling.Journal of Reception Signal Transduction Research，24（3），165-205.

Plomin，R.，McClearn，G.E.，Smith，D.L.，Vignetti，S.，Chorney，M.J.，Chorney，K.，…McGuffin，P.（1994）.DNA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high versus low IQ：the IQ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QTL） project.Behavior Genetics，24（2），107-118.

Pulli K，Karma K，Norio R，Sistonen Genome wide linkage scan for loci of musical aptitude in Finnish families： Evidence for a major susceptibility locus at 4q22.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45（7），451-456.

Reuter，M.，Panksepp，J.，Schnabel， N.，Kellerhoff，N.，Kempel，P.，& Hennig，J.（2005b）.Personality and biological markers of creativ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19，83-95.

Reuter，M. Roth，S.，Holve，K.，& Hennig，J.（2006）.Identification of first candidate genes for creativity：A pilot study.Brain Research，1069，190-197.

Runco，M.A.，Noble，E.P.，Reiter-Palmon，R.，Acar，S.，Ritchie，T.，& Yurkovich，J.M.（2011）.The Genetic Basis of Creativity and Ideational Fluency.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3 （4），376-380.

Stefanis，N.C.，Trikalinos，T.A.，Avramopoulos，D.，Smyrnis，N.，Evdokimidis，I.，Ntzani，E.E.，…Stefanis，C.（2007）.Impact of schizophrenia candidate genes on schizotypy and cognitive endophe-notypes at the population level.Biological Psychiatry，62，784-792.

Simonton，D.K.（2012）.Creativity， Problem Solving，and Solution Set Sightedness：Radically Reformulating BVSR.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46（1），48-65.

Ukkola，L.T.，Onkamo，P.，Raijas， P.，I.（2009）.Musical aptitude is associated with AVPR1A-Haplotypes.PLoS ONE，4（5），1-10.

Volf，N.V.，Kulikov，A.V.，Bortsov，C.U.& Popova，N.K.（2009）.Association of verbal and figural creative achievement with polymorphism in the human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Neuroscience Letters，463，154-157.

Walther，D.J.，Peter，J.U.，Bashammakh，S.，Hortnagl，H.，Voits， M.，Fink，H.，Bader，M.（2003）.Synthesis of serotonin by a second tryptophan hydroxylase isoform. Science， 299（5603），76.

基因组学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抑郁症；基因组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9)05-0944-05

抑郁症是一类常见的心理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有较高的自杀危险和复发倾向，流行病学研究提示了遗传因子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迫切希望能从基因水平找到抑郁症发生的原因，以期对抑郁症做出早期诊断。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抑郁症相关基因的研究进行全面分析，包括抑郁症与染色体某些位点的连锁分析，与一些候选基因如5一羟色胺受体基因、多巴胺受体基因、单胺氧化酶基因等的关联分析，深入阐明抑郁症相关基因组的研究进展。

1　连锁分析(linkage analysis)和关联分析(association a-nalysis)

复杂疾病的基因组分型方法最主要的是采用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抑郁症也不例外。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技术。

细胞中每一对染色体的其中一条是来自父亲，另一条来于母亲。细胞分裂时这两条染色体会发生重组。如果决定两种性能的两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靠的很近，那么被重组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因而可留在同一条染色体上，遗传到下一代。连锁分析是用微卫星DNA标记对家系定型，根据家系遗传信息中基因间的重组率计算出两基因之间的染色体图距，再根据疾病有无合适的遗传模式，可分别进行参数分析与非参数分析。即通过家系调查来估计两个基因的重组率，从而进行基因定位的方法。

关联分析则是在不相关的人群中寻找与性状(疾病或药物反应)相关的染色体区域。如果某一等位基因能增加患某种疾病(如抑郁症)的风险，那么患者中含有这种等位基因的频率应高于正常者，即这一等位基因与该疾病存在着关联。

连锁分析由于受到遗传模式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复杂的多基因遗传疾病的研究往往很困难，而关联分析可弥补其缺陷，成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多基因遗传疾病，主基因效应可由连锁分析测知，而辅基因效应则更多的采用关联分析。

2　染色点与抑郁症的连锁研究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研究发现了一些与抑郁症发生相关的候选基因和致病基因，抑郁症相关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抑郁症相关基因在1号染色体上的分布最多，其次是2号、6号、11号。在14号、21号、22号以及人Y染色体上尚未见抑郁症相关基因。从染色体区域分布上可知，Ipl2含有抑郁症相关基因最多，含有TaP、Ta3、Ts5、Ta6、TaT、TaB、Ta9、Ta10、Ta12、Ta13、Ta14、Tal5、TRAR4基因。运用生物信息学的原理和技术，收集、整理、分析既往关于抑郁症研究的所有资料，建立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和蛋白质数据库，是进一步研究抑郁症的病因和防治的基础。

3　某些候选基因与抑郁症的关联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的连锁分析方法是最有效识别基因变异的方法，然而它识别精神障碍复杂的小至中等效应的致病基因的能力却很有限，并且，在准确定义表现型很困难时，这种能力进一步降低。此时就多使用关联分析，尤其是对于多基因遗传疾病，更是成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由于抑郁症与其他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等相比，它与遗传的关系不如后者密切。因而抑郁症相关基因的研究难度较大，而且进展缓慢，目前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候选基因与抑郁症的关联研究上。

3.1　5－羟色胺(5－HT)受体基因与抑郁症的关联研究

5－HT与情感性精神障碍的关联已较早认识到，它能直接或间接调整人的心境。5－羟色胺(5－HT)系统参与情绪、心境、应激等方面的调节，其功能的改变和神经传递异常与抑郁症等精神性疾病发病相关。突触间隙5－HT水平改变及5－HT受体亚型功能的失调则有可能参与抑郁症的发病。

3.1.1　5－羟色胺1A(5－HTlA)受体基因5－HT的效应由大约14种受体所介导，其中5－HTIA受体是中枢神经系统中表达最多的亚型之一，对5－HT系统具有负反馈抑制效应，作为突触前自主受体和突触后受体同时起作用。5－HTIA受体基因位于5q11.2－13区，在其上游调控区内存在一个C(－1019)G基因多态性。抑郁症患者在该区域－1019位可发生C/G的单核苷酸突变，纯合G(－1019)等位基因频率高于正常人群；在自杀患者中更高达4倍。G等位基因携带者人格量表(NEO)及立体人格问卷(ZPQ)得分远高于C等位基因携带者，且同时显示出较高的TPQ损伤回避指数。因此5－HTIA受体转录调控区C(-1019)G功能基因多态性与抑郁表型的易患性密切相关，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3.1.2　5－羟色肤2A(5-HT2A)受体基因5－HT2A受体是一类5－HT激动受体，其作用与5－HTIA受体相反，参与多种精神药物的作用机制。5－HT2A受体基因定位于人类第13号染色体的13q14-21区域，目前发现有5种DNA多态性，其中T102C的多态信息量最高，常作为DNA多态性遗传标志。该基因启动子区－1438G/A多态性的基因型A1/A2频率在抑郁症患者中明显减少，在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的情感障碍患者中也显著降低。江开达等采用5－HT2A的T102C和MAOA的MAOA(CA)n的2个基因座(locus)为研究标志，探讨他们在中国人群的单相抑郁症中的相互关系，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单相抑郁症与单独的T102C和MAOA(CA)n基因座间无显著性关联，但是在具有5－HT2A的A2/A2人群中，单相抑郁症与MAOA(CA)n的114bp等位基因呈显著性关联，其相对危险率(RR)为6.25(P

3.1.3　5－羟色胺转运体(5－HIT)基因5－羟色胺转运体(5一hydroxytryptamine transporter，5－HTT)位于突触前膜，能够对突触间隙的5-HT进行再摄取，改变突触间隙5-HT水平，调节突触后受体介导信号，及下游中枢5-FIT系统和外周5-HT效应。人类5-HTY基因位于17q11.1-12区，其5’端启动子区有一个长为44个碱基对的缺失或插入，形成长(L)或短(s)两个等位基因的功能多态性，构成3种基因型L/L、L/S和S/S，称为5-HIT基因启动子

区相关多态性(5-HTTLRR)。S/S纯合子基因型细胞产生的mRNA水平高于杂合子基因型细胞，对5－HT的摄取量也相应增加，故具有不同5－HTILPR基因型的个体可能对5－HT的摄取不同，进而影响到个体患焦虑－抑郁障碍的易感性及对环境应激的适应性。而针对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也显示了较高频率的S/S基因型和S等位基因，提示该基因型人群可能具有抑郁症的易感性。当受到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后，携带S纯合子者比L纯合子者的抑郁症患病率更高，并可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和更高的自杀危险，亦说明抑郁症是潜在患病风险基因和环境及其它非遗传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1.4　色氨酸羟化酶(TPHI)基因

色氨酸羟化酶(tryp-tophan hydroxylase，TPHl)是5－FIT生物合成反应的限速酶，通过影响5－HT系统代谢来调控5－HT系统的功能，人类TPH基因定位于11p115.3－16第7个内含子上区，其存在A779C和A218C两种多态性，该基因与抑郁症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218A/C的基因频率与抑郁症显著相关，而218A/A基因频率则与双向型情感障碍或重型抑郁症的躯体症状相关。这提示抑郁症的单一症状与TPH1基因的联系较之症候群或疾病本身与之的联系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位于非编码区的TPH1基因A218C多态性与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的改变有关；或者该多态位点为一个潜在的GATA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可能对TPH1基因的表达有影响。

3.2　多巴胺受体基因

药理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脑中多巴胺活性下降，这提示多巴胺受体基因变异与情感病因发病可能有关。大脑中有5种类型的多巴胺受体，分别为D1、D2、D3、D4、D5受体。它们在基因组中的位点已经明确，并且这些基因已被分离和克隆。多巴胺受体基因的染色点如下：D1，5q35.1；D2，11q22.5；D3，3q13.3；IM，11p15.5；D5，4p15.2。分子生物学技术已证实以往的D1、D2代表的并不是两种受体，而是两个受体家族。D1家族中包括Dl和D5受体，D2家族中包括D2、D3、D4受体。D3、和D4亚型是目前研究的焦点。D3亚型较多分布于基底节腹侧近边缘系统的部分，这一部位被认为与思维功能的关系密切，但研究并未发现与抑郁症的关联。D4受体主要分布于额叶皮质，额叶皮质是与情感病理学明显相关的区域，提示D4受体的变化与情感的病因可能相关。由于编码D4受体的基因极具多态性，这些多态性可能影响D4受体的功能，使该基因成为评价情感的候选基因。目前共发现D4受体基因有10种多态性，包括3种静息多态性(silent polymorphism)和7种结构多态性(structure polymorDhism)。目前仅有一个研究发现日本人情感与D4受体基因的48bp重复序列多态性明显关联，其它研究均未发现情感与D4受体基因的其它多态性相关联o

3.3　单胺氧化酶(MAO)基因

单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 MAO)是单胺类神经递质(5－HT，NE，DA)的灭活酶，因此被认为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病有关。单胺氧化酶具有催化单胺类降解作用，分为A型和B型，定位于人类x染色体的Xp11.23～11.4。MAO－A基因上有两个多态性位点EeoRV和uVNTR，其中EcoRV2－uVNTRl单倍体在男性抑郁症患者中出现频率较高，且携带EeoRV2等位基因的男性患者的HAMD睡眠障碍评分也显著增高。在中国人群A型中，MAOA(CA)n微卫星DNA多态性可有8种等位基因，常见是122bp(基因频率为0.4649)，其次是114p(基因频率为0.2108)。Muramatsu研究了单胺氧化酶基因与单相抑郁症的关系，在52例患者和100名正常人对照中，MAOA和MAOB基因的多态性与单相抑郁症均无关联。钱伊萍等发现与MAO基因紧密连锁的DXS7微卫星标记等位基因频率在单相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人间分布上无显著性差异，但在迟发型抑郁(以40岁发病年龄为界线)中165bp等位基因频率增高。江开达等发现，单相抑郁症与单独的5－HT2A受体基因T102C多态性和MAOA基因(CA)n多态性间无显著性关联，但是在具5－HT2A的A2/A2基因型人群中，单相抑郁与MAOA基因(CA)n的114 bp等位基因呈显著性关联，其相对危险率为6.25(P

3.4　DXS7基因座与抑郁症的关联研究

DXS7基因座是(CA)n串联重复序列的微卫星DNA，具较好的多态性。它位于人类染色体的Xp11.3～11.4区域，与单胺氧化酶(MAO)A和B型基因紧密连锁。钱伊萍等采用PCR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mp－FLP)研究66例单相型抑郁症中DXS7基因座的多态性分布，在66例患者和85名正常人中观察到DXS7基因座有4种等位基因，片段大小为157－167bp，经比较多态性分布表明患者与正常人间在频率分布上无显著性差异。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将患者组分为早发型和迟发型(加岁为界)两组后，发现这两组间有显著差异，迟发型中为165bp等位基因频率增高，早发型中为157bp等位基因频率增高，提示单相抑郁症存在着亚型，发病年龄可作为区分亚型的一种因子，而且经关联分析表明他们间联系的相对风险率(RR)为2.08，P

3.5　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COMT)基因

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eateehol－O－methyltransferase。COMT)是儿茶酚胺的主要降解酶，而儿茶酚胺被认为在心境障碍的发病机制中有着重要作用。Massat等在欧洲进行了一项有关COMT基因功能多态性与早发抑郁是否存在相关性的多中心研究，共人组了抑郁症患者378例(120例为早发患者)，506例双相障碍(222例为早发患者)及628名正常人，发现COMT Val等位基因，特别是Val×Val基因型的高活性与早发抑郁症关联。

3.6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基因

近年来，有关抑郁症的另一个新假说形成：神经毒性作用(和糖皮质激素有关)损伤或杀死了海马细胞，神经保护性缩氨酸功能不足，导致了抑郁症状。Manji等证实了抗抑郁剂的神经保护作用。遗传因素能改变应激后神经毒性因子和神经保护因子的平衡。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m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便是这样一种具有

神经保护作用的蛋白。Karege等于2002年最先报道了抑郁症患者血清中BDNF减少。Sklar等和Neves-Pmira等均在2002年发现BDNF的多态性和双相障碍相关，后来也有证据表明，BDNF多态性也与抑郁症相关。但是，同一个多态和抑郁症相关的证据不足。该基因以及和此假说有关的基因仍非常值得更深一步的研究。

3.7　多巴胺羟化酶(DBH)基因

DBH是生成去甲肾上腺素的关键酶，其活性降低可能增加精神病性抑郁症的患病风险。人类基因定位于9q34，其外显子2的多态性(G444A)与体液DβH活性相关。GG等位基因型抑郁症患者在SCL－90评分中，人际敏感和妄想观念分值较低，故该型可能是患者不发生精神病性症状的保护因子。由于目前对DBH基因与抑郁症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阳性结果重复率较低，需进行大样本多中心实验，以得出确定性结论。

3.8　信号传导(GB3)基因

G蛋白是一具有GTP结合和水解活性的蛋白质，可偶联80％的已知膜受体和各种效应器，在许多受体和第二信使系统间跨膜转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G蛋白由3个亚基组成：Gα、Gβ和Gγ。当受体激活后，其解离成Gα和Gβγ，游离的GTP与Gα亚基结合调节特殊的效应器。近年来不断有临床药理及动物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单、双相情感性疾病病理机制中存在复杂的信号传导紊乱现象。编码G蛋白B3亚基基因的第10外显子上存在C825T基因多态性，这种基因多态性导致G蛋白B3亚基缺失41个氨基酸，产生变异，与信号传导和离子转运增加有关。此多态性可能是引起抑郁症的敏感因素之一，同时鉴于它在信号转导过程中的作用，亦与抗抑郁治疗有关。关于该基因多态性研究目前尚处于初步阶段，对其在抑郁症发病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4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抑郁症及其相关基因组的研究尚在探索阶段。由于技术手段的局限性，单个特异性基因作为抑郁症的危险因素的假说尚不能完全被排除，但是构成抑郁症易感性的更大可能是很多无特异性的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量的研究支持抑郁症是多基因遗传，即这种遗传是由于许多基因的积累作用造成的，没有显性、隐性基因那种明显的传递规律。抑郁症的发生是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目前的研究可以看出，关于抑郁症发病的主要相关候选基因在其发病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尚缺乏明确的定论，阳性结果重复率不高。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①抑郁症属于情感性精神疾病，症状复杂多样，目前对其诊断多依赖临床表现和精神检查，缺乏有效的生物定量指标，在鉴别诊断上存在一定难度。②正常对照的标准尚需明确。③抑郁症是一种复杂性疾病，是遗传和社会生理心理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遗传模式不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可能受多个致病基因控制，其中一个或几个基因变异都能引起相同的临床症状，多个基因之间存在交互影响，每个基因的作用则较微小，而现有的遗传学和统计学方法的检验效能相对较低，因此，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孤立地针对某个候选基因进行单独的关联性分析，可能难以达到显著性水平。④很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基因多态性上，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所研究的多态性可能和某一影响抗抑郁药疗效的功能性突变存在连锁不平衡，而这种连锁不平衡在不同人种中存在差异。⑤抑郁症具有遗传异质性，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和民族的患者遗传背景不同，引发其发病的基因也有可能不同，如果采用遗传背景混杂的群体，则会极大地影响研究结果。可能与某多态性等位基因在不同人种中分布频率不同有关。如东方人5－HTTL PR多态性L等位基因的频率明显较低。S/S基因型频率是L/L基因型的5倍。⑥纳入对象在某些因素，如年龄、家族史等的不一致性，不同研究所选择的抑郁症患者严重程度不同均可能造成统计学的混杂，降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⑦不同的疗效评估标准、疗程，及选用的抗抑郁药物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着重于多基因研究层面，尽量保证纳入对象的同质性，如进行更多的家系遗传研究，以排除遗传背景的不一致性，避免出现假阴性及群体结构分层现象；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大样本多中心联合研究；同时结合抑郁症其它方面的研究进展，利用最新的辅助检查手段。

5　展望

大脑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在功能水平上，它接受多种外在刺激信号的传人，整合加工后产生意识情感和精细的行为调控；分子水平上，相当数量的神经递质受体在突触或突触间隙存在交叉对话，更可窥见它非同寻常的复杂性。这种复杂的结构为基因组学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

基因组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音乐文化；推陈出新；价值判断

我国的历史久远而深长，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了大量的精华，作为现代音乐专业的学生，我们有义务保护传统文化，将民族音乐发扬光大，让民族音乐走向国外，凸显他在全球音乐中的重要地位。

一、民族音乐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高职音乐教育体系中，民族音乐所占的比例比较少，因此，学生对民族音乐不够重视，所以，高职音乐教育要加强对民族音乐的重视。当今世界，国家地位的排名不仅仅是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还要看这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对于地大物博的中国，几千年下来，蕴藏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国的文化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业经过了多年的沉淀。积累，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不容忽视。所以，传授音乐的我们要肩负起发展民族音乐的未来。

二、让民族音乐成为时代潮流

中华名族音乐文化已经传承了多年，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也很久远，再加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音乐元素多元且丰富。比如，蒙古乐、昆曲、纳西族的纳西古乐、古琴、苗族的半月琴、藏族的马头琴，还有以前的宫廷乐、歌仔戏，曲种曲风丰富多彩，为我们取精提供了大量的资源，我们应该加以好好利用。在音乐课堂上，让学生更多地接触民族音乐，激发他们对民族音乐的热情和兴趣，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民族音乐的渊源和创作民族音乐的先人的智慧。

三、强化民族音乐的认同意识

随着当今信息技术化程度的深入，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多媒体平台下载收听音乐，但大多数学生都偏好摇滚乐、嘻哈乐，很少有学生关注民族音乐。因此，高职音乐课堂上，老师需要一改常态，利用多媒体这个信息平台，为学生多播放一些民族音乐的视频，让学生耳濡目染地感受民族音乐。另外，提升文化修养，让学生渐渐地被优秀的民族优秀音乐所吸引，渐渐去感悟民族音乐，最终爱上民族音乐，将民族音乐的过人之处融入现代音乐创作当中，让民族音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根据如今学生不关注民族音乐的现状，高职教育体系中应当以生为本，将民族音乐的教学应用于实践。

四、寻求民族音乐发展之基

民族音乐中虽然有精华的部分，但也有糟粕的部分，需要学生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对不好的部分大胆摈弃。学会审美，比如，欣赏蒙古长调《牧歌》时，就把自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去体验牧民的生活，感受蓝天白云下追逐羊儿奔跑的，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格。将这种置身其境的审美方法用到各个作品里去感受，长此以往，就能形成良好的音乐品位。情景置入法能带给人音乐别的情感体验，是鉴赏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策略。取精去粕是民族音乐的发展之基，只有在继承了原有优秀音乐元素的基础，才能做到根本同源，将民族音乐发展的枝繁叶茂，同时摈弃了糟粕，才能有一个优秀的根基，在优秀的条件下再进行优秀的创作，如此一来，民族音乐的发展壮大便指日可待。

总而言之，民族音乐是国人的骄傲，高职音乐教育体系应该将民族音乐融入其中，并将民族音乐作为音乐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作为高职院校的音乐老师理当提高自身素质，加强自身民族音乐教学的实力，引导民族音乐跨越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魏文杰.试论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J].科技信息，2011（10）.

基因组学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低头族；心理学成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9C-0039-04

“低头族”是当代一个新名词，它的诞生与现代高科技的快速发展紧密结合。其英文名为“Phubbing”，由澳大利亚麦肯和Macquarie大辞典联手精心设计而来，由phone（手机）与snub（冷落）组合而成，指代一种因专注于手机而冷落周围人的行为。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低头玩手机。”这个网络上流传很广的抱怨，正是很多人真实生活的写照。目前，“低头族”日渐发展成为当今社会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地铁、公交车、餐桌上，甚至于工作、学习课堂、会议上，我们随处可见低着头埋首于电子移动设备的人，他们在智能手机上或上网、或看视频、或聊天、或玩游戏。

据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提供的一项调查显示：77%的人每天开机12小时以上，33.55%的人24小时开机，65%的人表示“如果手机不在身边会有些焦虑”。人们对微型电子产品的依赖已经发展到有些病态的程度，离开手机或平板甚至会和戒毒一样出现各种不适的交流“稽延性反应”。从年龄层次看，年轻人中的“低头族”远高于老年人；从学历层次看，学历越高越习惯低头玩手机；从类别看，以学生族和上班族为主。

不可否认的是，“低头族”早已不只是一种现象，已然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需要家庭、社会、学校等多方的高度重视。笔者抛砖引玉，试图透过“低头族”外在的表象，以心理学视角挖掘其深层次的内在成因，探究行之有效的矫正策略，让“低头族”不断减少“低头”行为，从而恢复正常的人际生活。

一、“低头族”带来的负面影响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把人们带入到一种碎片化状态，“低头族”的出现可以对时间碎片进行创造性利用。然而，随着"低头族"群体的加速发展，其带来的健康、生活、社交、安全等方面隐患逐渐显现，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时代病”，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一）引发个体生理疾病，危害身心健康

“低头族”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容易引发颈椎和眼部疾病。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等容易造成颈肩部肌肉僵硬、痉挛，时间久了会导致颈椎曲度变直、颈椎间盘突出等，会引发多种身心症状和疾病，如头脑发胀，思维混乱等。长时间专注地盯着屏幕，视力会大大下降，还很容易引发白内障等眼部疾病。除此之外，如果头部总是前倾盯着手机屏幕，会影响脖子肌肉的伸缩性，增加脸颊部位受到的地心引力，导致下颌松垂，脸颊下垂，加速衰老。

（二）精力投入过多，严重影响学习与工作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玩手机会使人疲惫，有喜欢的游戏，有爱看的小说，这些会使人的精神时刻处于兴奋活跃的状态，一有空隙就迫切地想做出反应。大脑得不到休息，再投入到工作中时，注意力不能集中，精力不充沛，难以完成工作。“低头族”的出现特别使学生上课时一个个都低着头，课堂不够活跃缺乏互动气氛；学习过程中老师提出的问题学生直接上网搜索答案；课后布置的作业过度依赖智能设备获取信息与答案，学生缺乏积极思考与探索精神，学习能力的退化直接影响其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带来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成绩下降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三）恐惧人际交往与行动能力的退化

长期低头使用手机、平板电脑，时间久了“低头”俨然成为了一种行为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人际交往的恐惧和行动能力的退化。不论社会人士还是在校学生大都习惯了用手机、平板电脑查看信息资讯，通过玩游戏、聊QQ、发微信、刷微博等社交软件来倾诉和寄托自己的内心思想，将最直接最有效的面对面交流挤压得没有空间。同事、朋友、亲人之间面对面时不知如何表达，出现沟通障碍，随之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胆怯、抵触，甚至出现厌恶感；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迅速降温以致冷漠无情。过度依赖网络信息搜索，会减少个人主动思考与探索，降低思考频率，对信息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都会有所下降，行动处理能力也随之减弱。

（四）人身安全隐患

有一些“低头族”经常会铤而走险，在过马路的时候依然还在发短信、聊微信，这样非常的危险，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根本无法处理，非常容易发生意外事故。若是交通司机也属低头一族，出事概率则会骤增。有调查表明，司机边开车边发短信时，发生车祸的概率是正常驾驶时的23倍，而打电话是2.8倍。

二、“低头族”现象的心理成因分析

（一）人格特质的差异

人格特质指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情境中保持相对一致的行为方式的一种倾向。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在他的人格特质论中提出了人格的14种共同特质，如外向―内向、自信―自卑、支配―顺从、合群―孤独、理论兴趣高―理论兴趣低等。国内外专家学者结合人格特质理论、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等多种工具，研究人格特质和手机依赖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发现具有自卑、内向、低自尊、缺少自信、幸福感缺失、敏感、依赖等人格倾向的人群，由于自身人格特质因素的影响，比起普通人更容易出现对移动网络设备的依赖，由此加入了“低头族”的行列。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从“低头”时间上看，“粘液―抑郁质”性格的人“低头”使用手机、平板的时间较长，胆汁质的人“低头”时间较少；其次从“低头”频率来看，具有“粘液―抑郁质”性格的人低头频率最高，相对而言，胆汁质性格的人会较少。艾森克人格分析理论显示，粘液―抑郁质类型的人，表现为安静稳定，反应速度慢和情绪不易外露。这种气质类型的人，喜欢独处，不爱交往与倾诉，喜欢把心事藏在心里，内心防御机制明显，较容易做出“低头”状态，尽可能地规避外界，封闭自我。而胆汁质类型的人，行为外向，脾气急躁，情绪冲动和难以控制。因此，胆汁质的人更容易与人交谈，精力相对旺盛，不太会做出关注手机或玩平板的“低头”状态。

（二）认知偏差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年轻人和上班族的求知欲旺盛，社会上的新闻或某个事件常常是他们关注学习的焦点，利用手机、平板上网方便快捷，信息量大而且更新速度快，对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某些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心理自控能力还不够成熟，世界观、价值观取向尚未定型，对“低头”刷屏幕的姿势感觉新潮，心理上盲目跟风；加之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终端提供了丰富强大的应用程序，带来丰富的娱乐和社交软件，使其抵制不了网络的诱惑，对网络上的信息存在认知的偏差，不观望、不思考、不分析，盲目跟风，游戏和社交交友辨别不清产生依赖，这样的心理也促使了“低头族”的形成。

（三）从众心理带来从众行为

从众，是指个人受到他人或社会群体的一致性影响或压力时，自己的认知或行为遵从公众舆论或群体大多数人，甚至出现违背自己意愿的现象，即通常说的“随大流”。人都是高度社会化的，极少有人能够保持独立性，不被同化从众。当生活中到处可见低头看手机、拇指在屏幕上刷新闻的“低头”状态时，个体会下意识地被这种群体同一性吸引进而认同。尤其年轻人，更会把“低头”视为一种潮流、时尚，普遍存在着“别人有，我也要”、“别人玩，我也能玩”的心理，并非出自自身真正的需要，只因为自己这样做了才能和大多人数保持一致。这种心理互相影响无疑为手机、移动设备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大部分人为了避免自己“另类”，都随着大众的脚步前行，随波逐流的现象致使许多人被迫使自己成为“低头族”。从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看，东方文化更倾向于鼓励人们的从众行为，因而东方人较容易产生对偏离的恐惧，所以“低头族”的形成也有一定客观因素。

（四）个体内在的情感需要

需要是人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是人产生行为的动力机制。心理学认为个体表现出的每一种行为背后都有相对应的一种或多种需求。频繁低头的行为背后，表面看是为了打发零碎的时间，实际上是人害怕孤独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反映了人的需要具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了需要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归属与爱处于第三层次，是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最基本的需求。既然人人都渴望有归属感，当在地铁、电梯里面对周围陌生的人群，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宁，自然会向手机抑或是平板寻求归属，满足自我的需求。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较高级层次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有着强烈的渴望，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关注，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每个人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汗水。然而微信、微博、QQ等新媒体社交网络上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不必顾虑重重，从他人那里得到被关注、被尊重，使得获取“自我实现”变得空前容易。在手机或平板上转载并发表评论、晒图片，窥视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的生活动态，能以零成本迅速得到别人的反馈，进而得到最大程度的心理满足感。

（五）社会学习的影响

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是指个体通过对他人行为与结果的学习观察，获得新的行为反应模式，或对已有的行为模式加以修正。其理论显示了榜样的重要性，身边人的行为会深刻影响另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当一个人初生时，毫无生活经验，正是通过学习、模仿和社会化不断成长。当周围人普遍做出某个行为时，个体会习得这种行为方式并跟从，导致“低头”现象的盛行。

（六）追求时尚的攀比心理

手机或平板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工作用具，更是在网络信息时代下的一种文化时尚标志。类似于品牌服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高雅品位，成为青少年群体彰显个性，追求和炫耀的某种资本。其次青少年更易接受新鲜事物，更易感受时尚的前沿，因此也更容易受到时尚的影响，加上某种程度的虚荣心和面子心理，更容易在时尚方面形成攀比，想在同辈群体的交往中赢得自信和他人的尊重。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青少年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低头族”。

（七）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通常指社会各方面包括家庭、亲属、朋友、社会组织等所给予个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每个人都渴望沟通，渴望获得别人的理解和尊重，有情感交流的社会需求。曾经有专家做过“手机依赖与社会支持关系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经常受到家庭成员和周边人的照顾和支持，有苦难时常常受到朋友帮助，这样的人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较低。同时，当人们缺乏关爱、很少有与朋友家人交流的情况时，其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越大；反之，当人们受到朋友及家人关爱越多，其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越弱。现实社会中，由于自卑、内向等性格原因或者其他因素致使个体社会支持较弱的，往往通过手机依赖的形式来排除心理压力，实现心理诉求。

三、“低头族”现象的对策

有专家分析，要想“低头族”抬头需要靠自己内在动力来控制，但是自制力不是说有就有，即使有也未必能够彻底坚持，很多人也曾有计划地去实施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可见，“低头族”不仅仅是自制力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型心理障碍，需要从心理学角度对症下药来矫治。

（一）尊重“低头族”的心理诉求

在社会化过程中，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一个人就会自尊、自信，反之则易沮丧和自卑。“低头族”形成的原因很多，内在的反应肯定离不开心理诉求。作为教育工作者或心理咨询师，要以生活上朋友的方式进入他们的生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互动，准确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在肯定其诉求的前提下，引导他们发现达到目的的正确方式，帮助他们缓解“低头族”的行为症状。

（二）整合“碎片”时间

快节奏生活、大城市交通路线拉长等因素，客观上造成私人时间碎片化，属于个体的“整块”时间越来越少，导致不少年轻人只能抓紧碎片时间，通过数字终端进行娱乐休闲。我们可以把时间“化零为整”将每天零碎低头玩手机、刷平板的时间进行有效集中，固定在每天的某个时间段专门来进行数字娱乐，在这个时间段中“低头族”可以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绪，释放压力。一旦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以再玩手机刷平板，起初实行阶段最好能有专门的人负责监督。这样既可以减少“低头”的次数，同时也将时间有效化管理。

（三）寻求替换法

所谓“替换法”就是寻求另一种方式来替换“低头”状态，比如用“抬头”来替换“低头”；用看书或体育运动来弥补“低头”玩手机看平板带来的身体破坏……通俗讲就是将个人注意力进行转移，不要一有空闲时间就想着“低头”，寻求一件与“低头”一样让个体感兴趣的事情来填补空闲零碎时间，让生活充实而忙碌，逐步取代“低头”的习惯。不过，对一些“低头”频率过高甚至有强迫行为的人而言，需要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师进行干预才能得到改善。

（四）自我正强化和系统脱敏行为疗法

正强化又称“阳性强化”，指个体做出某种行为或反应，随后或同时得到某种奖励，从而使行为、反应强度、频率或速度增加的过程。比如昨天“低头”的时间是1小时，但是今天只用了40分钟，然后明天只“低头”30分钟……。即关注自己的点滴进步，每次进步后都以适当的形式奖励自己，包括心理和物质上的，这里的“奖励”就是阳性强化理论中的正性强化物。通过正性强化时，行为改善中个体所体会到的快乐来累积前进的动力，每天积累一点，从量变到质变，最终脱离“低头族”行列。

（五）自我暗示与鼓励

基因组学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研究生；学习型组织；障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6-088-04

学习型组织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学习性、人本性、能动性、创新性、计划性等特点，既能弥合团队发展与进步之需，也能彰显和运用团队中各成员优势达成自身与团队成员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在研究生培养中，创建学习型组织是顺应社会发展和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要求，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等方面将发挥重大的作用。但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中，基层组织、部分导师及学生在认识和做法上阻碍了学习型组织的创建。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应对，不断地挖掘和探索更好、更高效、更具实用性的办法，消解研究生学习型组织创建的障碍因素，以求使学习型组织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中真正地发挥其功效。

一、学习型组织的内涵

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创始人彼得·圣吉（Peter M.Senge）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具有高于个人绩效总和的综合绩效。在学习型组织中，组织成员可以不断超越自己，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造就组织和组织成员共同向往的结果，培养具有前瞻、全新和开阔的思维方式，实现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并且使组织成员在组织中学习如何共同学习。

随着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毋庸讳言，学习型组织理论对于创建高水平的研究生学习型组织无疑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研究生学习，相对于诸多社会角色而言，其角色对于学习本身来讲“专业性”更强。因为一般来说，研究生的角色是学生，不仅把学习作为主要目的，而且是把学习作为自己的主业，也就是说，研究生的生活中学习时间占据了主要生活时间。因--此，研究生学习组织既具有学习型组织的共性，也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其中最明显的特性为组织成员是专业学习的“学生”。而对于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界定，有学者认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是某一群体的研究生成员在共同目标指引下注重学习、传播、运用、创新知识的组织，以学习为主要目的，提供相应的学习条件，在一定的管理机制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学习交流，实现个体与组织的互动成长。在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中，组织的发展以个体的发展为基础，组织为个体的自我超越提供环境，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新型关系，学生由单纯受教者转变成组织利益的共同创造者，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同时也担负起促进组织整体水平提高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组织中提倡观点多元化，注意培养辩论和探索精神。

二、构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意义解读

（一）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与自学能力

学习型组织是否具有促进组织成员开放和学习的文化，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学习型组织开放、民主、团队合作和具有高度灵活、适应的学习机制，能激发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同时也能使学生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从而为学校和研究生学习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促使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变化，也对研究生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能力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点之一，创新型研究生越来越受到追捧，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精神衰退。只要是一个对此稍有兴趣的人就会发现：人们在文化创新和思想建树上的淡漠和荒芜，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通病。”——王坤庆在其所著《精神与教育》一书中这样陈述。笔者则认为，既是通病，这种淡漠与荒芜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学生身上。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思维的定式对已有知识的固有信任，都使学生思想和行动中或多或少缺少一种创新精神与能力。学生自学能力偏低的情况也同时存在。所有面临的现实问题都要求我们尽力排除原有研究生教育中遏制学生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发展的不利因素，而学习型组织所具备的能动性和创新性的特点恰好弥补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这一不足。在研究生培养中创建学习型组织，可以让组织中的学生各抒己见，交流心得，在交流中碰撞，引发新的学术争辩，开拓新的思路，开辟新的认识角度，在培养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同时也养成了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发展所提倡和需要的。因此，创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对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自学能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的一个新的要求。

（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快研究生的成长

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带来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无疑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学生多了，可导师的数量和质量却停留在原来水平，而随着导师与研究生数量比失调的出现，导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指导减少，交流更是少之又少，甚至还出现导师记不住学生名字的情况；在沿袭原有研究生培养模式下，持续多年的研究生扩招，生源质量也出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对研究生培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如何铲除不利因素，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研究生教育任务的重中之重。增加导师和学生的相处时间和交流机会，促进教学相长，是解决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的关键。而学习型组织的特点正能满足这点需求，将其独特的组织方式、活跃的组织气氛、平等和谐的组织关系、创造更高绩效的组织目标等优势条件融入到未来研究生培养当中去，为生多师少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成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织形式，将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对于个人学习起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能有效地促进研究生的学习效率和进度。实现个体学习与组织学习相结合，使学生体会到个体价值融入到集体价值当中是个体价值的更高体现，从主观上激发学习积极性，从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在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中，组织成员的关系为伙伴关系，而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单位为研究生学习团队，团队学习则是一个组织成员问不断合作的学习过程，其目的就是使团队智商大于个人智商，使个人成长速度更快，并使学习力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在传统的学校学习中，学习以个体学习为主，在当前知识与信息激增与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形势下，这种传统的学习方式因受制于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从而使个人获取的知识与信息十分有限，而在学习型组织中，通过导师、学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生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不仅可以节约学习时间，增加学科知识，而且还可以拓宽视野，不再局限于本学科狭窄的范围，从而使研究生在团队学习中迅速成长，增强综合素质与能力。

三、研究生学习型组织构建的障碍因素分析

在研究生培养中，创建学习型组织是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客观要求。构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准备和支持，但笔者发现在构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障碍，束缚了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构建。障碍研究生学习型组织构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认识与观念偏差，对学习型组织缺乏深入了解

认识与观念层面对学习型组织的接受、认可度是其能否真正广泛应用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学习型组织理念传人的时间还不久，目前仍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管理理念。学习型组织最先广泛运用于企业，而在学校的研究生教育中引入学习型组织，无疑也是一种很新颖的理念。“新”则意味着在其应用、熟识的广度和深度上有一定的差距，也就意味着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当中，对引入学习型组织仍旧不是很广泛。据笔者了解，当前很多高校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中，仍旧沿袭传统的教育与培养模式，而对于学习型组织，一方面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导师和研究生对这个新颖的事物还缺乏了解，或是说还了解不够，另一方面有些学校的管理者、导师和研究生对创建学习型组织不是很热情，缺乏积极性，甚至是持无所谓的态度。亦觉习惯了传统的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模式，对接收一种新颖的教育与培养理念则缺乏应有的思考和紧迫感。因此，在创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中，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导师和研究生对学习型组织缺乏深入了解，在认识与观念层面对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接收和认可度是决定学习型组织能否真正广泛运用的前提。

（二）尚未形成浓厚氛围，缺乏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促进机制

当前在外部环境上对创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也还尚未形成浓厚的氛围，也缺乏相应的促进机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学校对创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甚至认为可有可无，这在上面已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同时一些学校的领导、导师对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研究也还不深，从而对学习型组织在理论宣传上并未表现出应用的积极性，也未形成广泛的声势，因而要想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中真正创建并践行学习型组织就只是空中楼阁。二是一些学校对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了解、研究还不够深入，即便在创建和引用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也未配备或制定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管理制度，而一个组织若没有基本规程可循，没有激励机制激发，没有基本制度保证，这就为学习型组织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中的创建和运用带来了很大难度。

（三）成员间沟通不够积极，缺乏交流

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无疑首先需要对学习型组织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有浓厚的氛围作为支撑，但学习型组织的创建也离不开成员间的沟通与交流。然而，在当前的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当中，对于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中的主要对象——导师、研究生，他们之间却缺乏沟通与交流。通过多年的研究生管理工作，笔者发现导师与导师、研究生与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并不是很多，尤其是近些年以来研究生招生不断扩招，而对应的导师数量却赶不上研究生扩招带来的数量变化，于是出现一个导师带四五个学生，甚至更多学生的情况。这无疑使本来在我国传统的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模式中那种师生沟通与交流较少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同时，研究生的学习也更为独立自主，研究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并不多，实际上很多研究生对于学术的探讨也并不热忱。但是，我们知道学习型组织需要成员间进行不断的沟通与交流，并通过经常的沟通与交流才能促进组织和组织成员不断成长。因此，在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构建中，成员间缺乏沟通与交流也阻碍了学习型组织的发展。

（四）团队意识不强，合作创新能力较弱

创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也需要成员间的团队合作，但当前一些研究生却缺少团队意识，合作创新的能力也较弱，这也严重地制约了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具有积极的团队合作精神是学习型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必须要求各组织成员具有团队合作意识，因为学习型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团队或集体的智慧来发展彼此，成就组织内成员。但是，据笔者了解，当前很多研究生仍没有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对研究生学习存在很强的功利性，认为研究生学习就是为了毕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固然这种思想本没有错，但如果只为拿一纸文凭，或者只为毕业找好工作而学习，却忽视研究生学习阶段知识的积累以及综合素质的提升和能力培养，这无疑走向了唯工作的极端。同时一些研究生在团队中害怕别人超过自己，宁愿一个人单打独斗，也不愿奉献互助和与他人合作。这种行为也制约了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创建。

四、消解研究生学习型组织构建障碍因素的对策探究

（一）提高认识，普及学习型组织理念

在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当中创建学习型组织，是在时展和研究生教育改革新形势下发展研究生教育的一条新途径和新思路。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中的学习不是简单意义的学习，而是一种再创造和不断加工过程中的学习，是研究生学习型组织各成员将已有和所接收到的理念、信息和知识相结合，然后通过不断地补充、调整和修正，将自己原有的知识加以创新而进行的学习，然后使各组织成员不断追求和发展新知识，变得更为丰富、饱满。

为了克服对学习型组织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营造良好的氛围，笔者认为，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相关的各级管理部门、学校要积极倡导学习型组织理念。理念要前行，认识和观念是先导。因此，创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相关的各级管理部门，要积极通过各种宣传教育和骨干培训等途径与方式让更多的研究生管理者、导师和研究生了解有关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基本内涵，明确学习型组织的基本框架与模式，理解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内核与理论精髓，从而让学习型组织理念逐渐深入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的各个成员中，使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的管理者重视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创建，让导师和研究生积极踊跃参与和组建学习型组织，为创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在认识与观念上提供准备，深入人心。

（二）抓好结合，建立学习型组织促进机制

重视研究生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相结合、全员学习与全程学习相结合，建立研究生学习型组织促进机制。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构建，需要有相应的机制作为支持，并注意根据适应学科的发展与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建立导师指导下的多种学习方式，具体可从以下三点着手：首先，对新方法、新理论和研究与学习中的难点问题，可以充分利用集体和团队的力量进行共同讨论，调动参与者的学习积极性；其次，对于研究生各自研究的具体问题，为了更好地提高研究生对新知的运用和吸收能力，笔者认为，可以采取“自修+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再次，对于研究生学习中碰到的系统知识，则可以采取“主读+分讲”相结合的方式，即先由研究生自己通读相关教材或论著，再分别选取个别章节进行主读，然后通过小组学习与讨论会分讲各自的主读章节，从而利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达到既节约学习时间，又能对课程全面了解的效果。同时，也要积极推进全员和全程学习，尤其是导师要身体力行，树立终身学习观念，积极倡导理论与实践、教与学相结合的学习理念，为研究生学习树立榜样。

另外，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构建，也需要强化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过程管理，逐步形成规范的学习机制。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笔者认为，第一，要建立一定的工作汇报制，动态掌握研究生在某一规定时间内的学习情况，并根据情况共同约定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从而扩大研究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第二，根据大家合议制定不定期专题讨论制度，以帮助解决各成员在平时学习时所碰到的难题；第三，若学校或研究生有条件，可以积极鼓励研究生参与到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与研究工作当中进行学习。除此之外，研究生学习型组织构建所在高校还需努力创造，建立一个有利于组织学习的环境，例如，完善组织学习制度，建立有效的组织学习激励机制，为研究生组织成员进行个人、团队和组织学习提供良好的条件，从而为研究生创造善于学习、乐于学习和安心学习的环境与氛围。

（三）加强交流，实现研究生学习型组织扁平化

要想真正解决成员间缺乏沟通与交流的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改变传统的组织模式，即实现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结构与管理的扁平化。扁平化管理是企业为解决层级结构的组织形式在现代环境下面临的难题而实施的一种管理模式。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原来的有效办法是增加管理层次，而现在的有效办法是增加管理幅度。当管理层次减少而管理幅度增加时，金字塔状的组织形式就被“压缩”成扁平状的组织形式。

传统的组织一般是金字塔式的，而学习型组织结构则是扁平的，因此，为了为创建研究生学习型组织做准备，一方面需要导师与导师、研究生与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进行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主动加强联系与问题探讨；另一方面就是实现组织的扁平化。通过笔者的观察认为，建立以导师指导组、研究生学习小组为主的两层结构，研究生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可以在导师的协助和指导下制定组织的发展规划，商讨组织的共同愿景，而研究生学习小组则是具体学习和讨论的主要参与者，这样的两层结构有利于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与沟通，研究生能直接感受到组织整体发展的前景，导师也能亲身体会、了解研究生的学习动态，如此才能形成互相学习、相互理解、整体互动思考与协调的发展群体和团队，也才能产生持久的、巨大的创造力和学习力。

（四）互助共勉，注重团队合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