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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通讯作者:温亚利,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经济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803005);国家林业局保护司项目(编号:621720)。
(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陕西眉县 722300;
3.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陕西周至710400)
摘要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缺乏其社会效益计量的研究。该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初步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包括:社会文明进步、人类健康和社会生产生活改善3种类型11项指标。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进行了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每年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总货币量约11.68亿元人民币,与周边区域密切相关的社会文明进步效益为1.68亿元;人类健康效益为1.62亿元;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为8.37亿元。该研究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可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效益内涵;计量分析;秦岭
中图分类号 S759.9;X361;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113-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20
对社会效益的分析过去一直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但是随着认识问题越来越要求更加深刻和准确,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就显得更加紧迫。其中:社会效益内涵、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和社会效益评价模型是社会效益计量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反映了自然保护区本身对周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效益。它既包括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效益,也包括非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效益,即由设立自然保护区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状况,包括有形的社会效益,也有无形的社会效益。具体而言,就是在设立自然保护区后,由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保护区的资源状况,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周边社区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转轨,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变,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该研究试图通过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内涵进行解释,构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指标体系,同时利用一手调研数据或者二手统计资料对计量指标进行计算,目的是揭示就地保护这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式对区域社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为国家区域宏观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促进陕西省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由于研究的需要以及学科的限制,在该项研究中不涉及自然保护区设立而产生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法制观念以及等方面的变化,只能就社会效益中可计量或者可定性分析的部分进行计量分析。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对象,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是指在某种特定生物栖息地保护中,由于其栖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连续,通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建立若干个有联系的保护区,形成一个自然保护区网[1]。本文研究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范围界定为秦岭保护区群的主体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牛背梁以及天华山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岭保护区群地处长安区、周至、太白、眉县、宁陕、洋县、佛坪、柞水等县境内。地理位置为东经107°20′-109°04′,北纬33°16′-34°05′。东西长约150 km,南北宽约95 km。保护区群总面积约251 300 hm2;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
1.2 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于2009年7月12日至8月5日对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群中5个国家级保护区周边19个乡镇46个自然行政村进行入户访谈以及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原则选择样本农户。调查共得到问卷466份,剔除由于户主外出打工而不能得到有效回答问卷,一些缺失数据较多的问卷和有明显偏差的问卷,最终的有效问卷为411份;另外,于2010年7月21日至31日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中其余2个自然保护区(牛背梁及天华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社区进行了调研,最终得到有效农户问卷127份。最后,还收集了大量二手资料,主要包括七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相关资料及问卷调查、各保护区所属县域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相关概念及特征
2.1 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概念界定
自然保护区产生的社会效益既有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会效益,又有与经济活动无关的社会效益。既有有形的社会效益,也有无形的社会效益。因此,迄今为止,关于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明确定义并不多见,保护区社会效益的界定必须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客观、实际地界定。对“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进行科学的定义是研究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关键。中国学者在森林社会效益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因为保护区群属于森林生态系统,其社会效益和森林社会效益有着特殊的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把森林社会效益作为研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基础。张建国、周晓峰认为, 森林社会效益是指森林为人类社会提供的除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外的一切效益,它主要包括人类身心健康的促进、促进人类社会结构的改进以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状态的改进[2];张颖认为森林社会效益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在消费森林物质产品、劳务或者服务时所产生的某种后果的比较关系。具体的说是以森林资源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3]。在综合众多研究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目前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内还没有形成对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明确定义,文献很少。
本研究参考森林社会效益,给予“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概念界定: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在与自然保护区交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各种需求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它是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对人类社会整体有益的、除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外的那部分年增加效益。它至少包括: 自然保护区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效益;对人类健康的效益;以及对社会生产生活改善的效益。
2.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特征
2.2.1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4]。根据公共物品理论和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可以清楚的判断出自然保护区整体的公共物品特性。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而保护工作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首先满足的是公共的需要,而且它具有较大的外部收益,属于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就是说,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不可能排除任何一个人不享有这种建立的好处,而且,当一个人享受自然保护区带来的生态功能及其他服务功能的好处时,不会减少其他人享有这种好处[5]。为了达到保护目的,国家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约束保护区内的资源利用方式。同时,为了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因此,自然保护区从整体来看是一项应该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
2.2.2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具有典型外部经济性
外部经济性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市场失效和技术等原因把一部分额外效益免费或无价转移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现象,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效果,而这种影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4]。外部经济性活动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增进,国家应该采取补偿政策以利于它们产出的提高。例如,企业的废渣综合利用就是一种外部经济性,因为它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给社会带来环境效益。自然保护区除了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还是科研、教学、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生态旅游的重要基地。从自然保护区设定的目的和所发挥的作用看,自然保护区的产出主要是提供清新的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为野生动植物种等自然资源提供良好的栖息地[6]。简单地说,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就是为了保存一定的生物生存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7],从而为周边社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提高当地居民的农业收入,增强了旅客及其他人群的保护意识等,这是自然保护区功能的一种体现,也是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属于典型的外部经济现象。
2.2.3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无市场价格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并没有参合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因而不具有价值。同样依据公共物品的属性,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也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也不具有价格,因为消费者不愿意个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费用而让别人消费。因此,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具有西方经济学中“灯塔效应”、“免费搭便车”的特点[8]。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周边社会提供了生存所需的优质水源、肥沃土壤、新鲜空气等,同样也为居民的身心健康带来正效应,如居民素质的提高。因此,本研究视为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无市场价值,也不视为商品能进行市场流通(无价格)。
3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3.1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指标设置是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指标设置应依据以下原则[9]:①科学性原则;②全面性原则;③系统层次性原则;④系统动态性原则;⑤简明可操作性原则。其中需要解释的是,系统动态性原则: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是自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对立统一,构成一个多指标、多参数的动态计量系统工程。既要以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基础,又要尽可能囊括自然保护区社会功能的方方面面,还要避免重复计算;既要有统一的计量系数,又要兼顾不同时空的差异;既坚持计量的精确性,又要注重计量的合理性。
3.2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3.2.1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通过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概念及特征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保护区实际情况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本研究初步设计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体系。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的选取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主要是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的方式,选取了那些文献中使用频率较高,同时结合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的实际,综合考虑周边社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现状及主要存在的问题,选择针对性较强的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国家林业局动植物保护司、陕西省林业厅的专家以及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对本指标体系给予最终修改意见,使体系设计的合理性进一步完善。
3.2.2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是基于保护区群建设的整体效益,系统地分析自然保护区群建设对整个自然保护区系统产生的各方面作用,最终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表1)。
表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
指标体系及计量结果
Tab.1 The measurement system and results of social
benefi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3.3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解释与计量方法说明
每个计量指标如何操作,是指标体系能否正确计量的关键,也会对社会效益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10],因此,对每个计量指标进行解释是必要的。为实现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 运用替代法、成本法和支付意愿法等计量方法初步尝试了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方法, 并运用数学公式建立了11个主要指标的具体计量方法。
3.3.1 科研、教育效益(C11)
科研水平可以表示文化的发展潜力, 此处以有效的科研成果收益为表示量, 通过投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科研经费总额和成果转化率和收益率对该指标进行计算。计量公式 (1):
C11科研效益 + 文化教育效益
N ・f・r + 文化教育效益(用教育成本替代)
N ・f・r + 实习教育费用+出版物费用+论文费用
式中 C11 -科研、教育效益;N -科研经费总量;f-成果转化率;r-成果转化社会收益率。
3.3.2 人口素养效益(C12)
人口素养可以表示自然保护区文化影响社会的程度, 此处以保护区高素质人才的经济收益作为替代量[11]。即将保护区大中专以上学历人口工资与平均工资差额作为计算基底, 综合考虑各类高层次人数(大中专及以上)。计量公式(2):
C12 (G - G′) ・N
式中 C12 -人口素养效益;N-大中专学历以上人口数;G-大中专学历人口平均月工资;G′-陕西社会平均月工资。
3.3.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C13)
人口文化脱贫是新世纪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来体现[12]。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脱贫的效益是非常难用定量的方法去衡量的,这里仅仅是为了需要找出一种替代方法去简单计量。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问卷形式获得周边社区年文化消费平均金额,然后乘以周边社区人口数。计量公式(3):
C13 N・Δf
式中 C1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N -周边社区人口总量;Δf-人均年文化消费增量金额。
3.3.4 社会安定效益(C14)
社会治安条件的改善是人民生活安定和优越的保证, 通过比对来体现林区治安的优良。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案件发生数量和全社会单位面积案件发生数量之差, 结合损失量进行计算[13]。计量公式(4):
C14 (N - N′)/n ・G・r
式中 C14 -社会治安效益;N ,N′-陕西省某年发生林业案件总数量;n-N 与N′间隔的年份;r-保护区群面积与陕西省保护区总面积比;G-平均损失。
3.3.5 人口寿命延长效益(C21)
延长寿命是森林保健的目的和最高要求, 可以采用意愿支付法进行计算。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掌握自然保护区群生态环境可能延长人类寿命的年限和居民意愿为延长寿命支付的额度, 参照当地人口数计算总量。计量公式(5):
C21N ・ΔA ・G
式中 C21-人口寿命效益;ΔA -寿命延长年限;G-意愿支付额度;N -当地人口数量。
3.3.6 疗养防病效益(C22)
吃药治病,不如健康无病。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健康的良友,离开喧闹的都市,到寂静、秀美的森林中来,不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而且不知不觉中有得到健身强体的保健效果[14]。疗养防病效益是森林保健的直观体现。其效益计量可以用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居民医疗支出和社会该项支付的平均值之差替代防病效益, 结合人口数量和区域工资系数进行计算。计量公式(6):
C22 (G-G′) ・N ・r
式中 C22 -疗养防病效益;G-保护区周边人均医疗支付额;G′-社会平均医疗支付额;N -当地人口数量;r-工资调整系数。
3.3.7 居民陶冶情操效益(C23)
自然保护区群内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以陶冶游客的情操,也可以丰富社区居民的感情。该项效益计量可以用统计自然保护区内休闲、旅游的人数, 通过统计其停留平均时间,再结合其平均工资进行计算。计量公式(7):
C23 N・P・r
式中 C23 -居住陶冶情操效益;N-游客人数;P-游客平均游玩时间;r-区域平均小时工资。
3.3.8 劳动力就业效益(C31)
新增就业体现保护区群吸收就业的功能, 也是改善林区居民生活的关键。该项社会效益计量方法可以表述为保护区群年新增就业人数, 结合其平均工资进行计算[15]。计量公式(8):
C31 ΔN ・G
式中 C31-新增就业效益;ΔN -当年新增就业人数;G-平均工资。
3.3.9 劳动生产率效益(C32)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16]。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是自然保护区文化对生产活动进行作用的现实体现[17]。本研究采用的计量方法为自然保护区一年内生产的GDP增长量和保护区存在对GDP的影响系数相乘。计量公式(9):
C32 ΔG・I
式中 C32-劳动生产率效益;ΔG-GDP年均增长量;I-保护区存在对GDP的影响系数。
3.3.10 生活质量提高效益(C33)
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主要是指保护区内居民在家庭和个人物质文化生活提高方面应具有的效益。由于质量提高很多表现为居民对自身生存、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因此,本研究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转化然后进行计量。本研究认为,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年均家用消费品消费的增加是其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本研究欲采用住房条件改善的效益和消费品增加效益来代替生活质量提高的效益。具体计量方法可以通过保护区内居民平均居住面积和房屋均价计算总价格, 综合考虑调整系数计算总量。通过问卷形式,统计出居民家庭日用品及家电增加量,即统计处消费品的平均增加量,然后乘以居民总数。计量公式(10):
C33 X・P1・N + P2・N
式中 C33-居住条件效益;X -年住宅增加面积;P1-单位面积均价;N -该地区社区户数;P2-家庭消费品年增长货币量;
3.3.11 科技推广效益(C34)
科技推广产生的效益主要是指政府组织科技人员到保护区内进行科技指导,并免费提供技术和种植需要的种子、种苗等。因此,科技推广的成果主要是表现自然保护区为农业增收,特别是应用新科技,新技术来管理农业。计量公式(11):
C34ΔG・I・R・r
式中 C34 -科技应用效益;ΔG-粮食单位面积增产量;I-粮食均价;R-农业耕地总面积;r-科技应用比例。
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结果
4.1 科研、教育效益(C11)计量
秦岭自然保护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为科研及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场所。目前,秦岭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等国内科研机构的常年科学研究对象。秦岭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我国每年投入大批经费用于科学研究,根据调研得知,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9年,仅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10年间针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七大保护区)进行项目研究的科研经费之和就多达15亿元,年均1.5亿元(不包括自然保护区地理遥感区划研究经费)。此外国际非政府机构,如WWF(世界自然基金会)、GEF(全球环境基金会)等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进行研究项目投资,保守估计每年有1 000万元左右。根据研究,我国科研单位科研成果转化率均值约为10%[18]。根据研究得知,科学研究的社会收益率为56%-99%[19]。本研究取r70%。根据计量公式(1)计算获得科研效益为11 200万元。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现已经成为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学生的实习、教育基地。近似地以教育费用、出版物费用及研究论文成本估算文化教育效益。经过咨询专家意见,文化教育的效益主要取决于科学研究论文的产出及科技出版物的发行。针对实际舍去了实习、参观等教育费用。根据陕西林业厅及国家图书馆统计数据,1980-2008年以秦岭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题材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及音像制品共计300多种,29年的图书发行总收益为2亿元,年平均为689.66万元。的效益计量仍以支付成本代替收益,根据中国知网检索,1980-2009年,以秦岭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题材的各类论文总计约2 000篇,其中学术论文1 700篇,毕业论文300篇(不包括未上网公示的硕士及博士论文),论文费用1 150万元。因此,文化教育效益为1 839.66万元。
综上所述,科研、教育效益为13 039.66万元。
4.2 人口素养效益(C12)计量
根据2008年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本研究的自然保护区群7大自然保护区全属林业部门主管。根据各保护区管理局给出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保护区群管理局从业人员统计结果(表2)。根据计量公式(2),人口素养效益计量结果为1 918.78万元。
表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林业系统大专以上
就业人员统计表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for employed personnel with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注:本研究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作为林业系统的高层次人才;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均按照12个月计算工资。
数据来源:各保护区管理局资料整理所得;月收入数据由林业从业人员调研问卷整理所得。
4.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C13)计量
在研究人口文化脱贫效益时,剔除了城镇人口,因为这些人口整体文化程度要高于农村社区人口6.7年,本研究只计算周边农村社区人口文化脱贫的效益。采用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农户访谈问卷”中关于农户文化消费的统计数据,涉及7个自然保护区的周边农户(总人口43 642人),共收到378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表明:文教、娱乐等机电消费品支出费用为36.79元,书、报、杂志支出费用为34.51元,教育支出费用为346.80元,支出总计418.10元。因此,根据计量公式(3),人口文化脱贫效益为1 824.67万元。
4.4 社会安定效益(C14)计量
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为数不少的关于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通过开展我国自然保护政策宣传教育,使周边社区人群及游客保护意识增强,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大大减少(表3),与此同时,社区参与(社区共管)保护在保护区有效开展,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生态环境进一步恢复。根据计量公式(4),保护区群社会安定效益为:27.23万元。
表3 陕西省林业违法犯罪案件统计表
Tab.3 The statistical table for forestry criminal
case in Shaanxi
注:案均值 3 203.89元。
数据来源:陕西林业厅统计数据;保护区群林业案件统计数据位各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4.5 人口寿命延长效益(C21)计量
保护区平均寿命的延长可以间接反映保护区建立以来对当地居民身体状况的影响。秦岭自然保护区大部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的,由于保护区统计工作不完善的原因,保护区内及周边人口普查数据缺乏,因此,本研究采用2000年陕西人口普查数据。根据《陕西人口统计年鉴2008》可以得知,同时期,陕西省区域人口寿命呈现分化,其中全省平均人口寿命是70.07岁,陕南人口寿命为72.67岁,陕北67.89岁。本研究采用同省份,有林(陕南)和无林(陕北)区域人口寿命做比较。因此,对比显示,自然保护区群所属县域人口寿命要比无林的陕北相关区域人口寿命延长5年左右。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设置了几道相关的题目来考察保护区区域内居民的因森林延长寿命产生的环境保护支付意愿。样本人群为保护区周边农村社区居民及县域居民,样本数为243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为:农村社区居民支付意愿为20元/年,县城居民支付意愿为50元/年。G取二者平均值35元/年。
根据计量公式(5),人口寿命延长效益为763.73万元。
4.6 疗养防病效益(C22)计量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农村社区居民及城镇居民的年医疗支付分别为:农村108.75元/年/人、城镇180.21元/年/人。G取二者均值,G144.48元/年/人。根据中国2008年人口统计年鉴,我国全社会平均人口支付医疗费用270.55元/年。根据计量公式(6),疗养防病效益为550.19万元。
4.7 居民陶冶情操效益(C23)计量
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各管理局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保护区及周边生态旅游人数呈上升趋势,仅2008年一年保护区群及周边社区共接待游客62.18万人次,本研究通过2008年保护区群内游客问卷调查统计得出游客平均停留2天,各类人群人均平均收入为120元/天。
根据计量公式(6),居民陶冶情操效益为14 923.2万元。
4.8 劳动力就业效益(C31)计量
自然保护区进行的投资也必然带动保护区内劳动就业水平的提高,如为保护区群众免费提供树种、树苗,发展经济林;为保护区内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市场开拓,为农林产品增值服务。修建公路、桥梁,进行保护区建设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保护区劳动力就业。当然,就业有短期就业,也有长期就业;有是直接就业,也有是间接就业,本研究仅对近年来保护区吸纳就业人数进行了统计,据不完全统计, 2000年-2008年保护区群及周边吸收各类就业人员15.68万人(林业统计年鉴及陕西林业厅调查数据整理)。年均解决就业人员1.742万人。因此,本研究采用简单量化分析法进行评估,即按照劳动力的工资与代替其直接效益,2008年吸收劳动力就业平均工资是1 800元/月。则根据公式(8)计算获得,劳动力就业效益为7 627.2万元。
4.9 劳动生产率效益(C32)计量
本研究欲采用2004-2007年GDP增加值(表4),然后采用平均值得出年GDP增量。保护区存在对当地GDP的影响系数采用专家咨询的方式,本研究整理了陕西林业厅及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大学相关领域的教授专家。最后采用各专家给出的平均结果,I取13.58%。根据公式(9),劳动生产率效益为35 862.88万元。
4.10 生活质量提高效益(C33)
首先,本研究在计量生产生活质量提高效益前,先分析一下实地调研的农户生活质量满意度情况。对于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测度,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是采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度宏观或者微观主体的消费结构,并测度居民生活的富裕程度。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根据2009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社区随机抽样,整理问卷得出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消费支出情况(见表5)。计算得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0.503。
表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县域GDP变化量
统计表(万元)
Tab.4 Statistic variation of GDP in surrounding counties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县《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表5 2007-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
消费支出情况表(元)
Tab.5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surrounding communities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etween 2007-2008
数据来源:调研问卷整理数据。
联合国贫富衡量的恩格尔系数标准:<0.2最富裕; 0.2-0.3富裕; 0.3-0.4相对富裕; 0.4-0.5小康水平; 0.5-0.6温饱水平; >0.6绝对贫困。为了更好地对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收集资料汇总整理出我国恩格尔系数简表(见表6)。
综上所述,从计算结果来看,秦岭保护区群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较上世纪90年代有了较大提高,但尚处于温饱水平,今后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使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是我国各级政府应该考虑的方向。根据农户调查问卷统计,保护区群周边社区从1997-2005年之间住房面积家庭户均增加了83 m2,年均增加9.23 m2。根据计量公式(10),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为8 886.71万元。
表6 中国恩格尔系数简表
Tab.6 Chinese Engel’s coefficient
4.11 科技推广效益(C34)计量
根据自然保护区群内县域统计年鉴及调研的数据,调研组从陕西农业厅及林业厅处的专家访谈中获知,保护区群周边社区至少有1/3耕地应用了科技新成果,因此,本研究r1/3。由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得知,秦岭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耕地应用科技成果可增收粮食约为250 kg/hm2,粮食均价取值为1.5元/kg[20]。根据计量公式(11),科技推广效益为1 352.05万元。
5 计量结果分析
通过一手数据以及二手数据(主要是参考文献资料及保护区统计资料),对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构成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进行了社会效益计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相对值,见表1。
首先,由表1计量结果可以看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由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产生的年均社会效益(C)总和约为11.68亿元人民币。其中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C3)最为显著约为8.37亿元;社会文明进步效益(C1)与人类健康效益(C2)几乎差不多,分别约为1.68亿元和1.62亿元。因此,整体来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产生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为当地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契机。
其次,从表1中个别社会效益计量指标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1)在社会文明进步效益(C1)中,C11 >C12 >C13 >C14。其中科研、教育效益C11相对来说是最大的(1.30亿元),占社会文明进步效益的77.57%,遥遥领先于其他社会文明进步效益指标,原因也简单,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有着世界独一无二的物种基因,这为全世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教育下一代也是自然保护区群承担的另一项任务。社会安定效益是最小的(27.23万元),仅仅占社会文明进步效益的0.1%。这个计量结果还是比较小的,这与保护区群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系,毕竟地处贫困山区的群众离不开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偶尔发生一些偷采偷猎必不可免,同时这个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目前关系依然不和谐,有待政府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做出政策的调整。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素养和文化脱贫效益是差不多的,其中文化脱贫效益的计量结果也反映了周边社区文化生产的投入,这与保护区周边社会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2)保护区群对人类健康效益(C2)中,居民陶冶情操的效益所占比重最大,约为91.91%。这也不难理解,保护区群独特的自然资源为全国各地的人民可以通过旅游享受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带给他们的愉悦心情,计量结果主要取决于全国有旅游支付能力的工作人群,他们愿意为这个放松的方式支付收入的一部分。另外,疗养防病效益及人口延长效益总体占到人类健康效益的8.19%,这部分效益主要取决于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它是在无意识中就产生的效益,由于没有直接计量的方法,本研究采取了周边社区环境支付意愿的计量方法,虽有主观性,但这种方法还是目前最适合计量这两种效益的最好替代方法。
(3)在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C3)中,整体比重是最高的,约为71.69%。在国内外很多关于森林社会效益的研究中,劳动力就业效益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效益是最主要的考察指标,本研究的计量结果也不难理解,保护区群的存在,为中国特别是陕西地区解决了一大批人口就业(其中包括正式编制及非正式就业),其实这部分效益是难以用数字估计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区域GDP年增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带动整个区域的劳动结构及生产形式的改变,社会效益显著。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周边社区农户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也是保护区群社会效益一项很重要的衡量指标,这关乎人们对保护事业的态度及积极性。本研究此部分采用一手调研数据,其计量结果显示,周边社区生活质量的确较以前提高了,但整体还是不太显著,仅占整体社会效益的7.61%。这也说明了保护区管理部分,特别是中国地方政府要注重关心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生活质量,只有社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区与社区矛盾的根源,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
6 结论与讨论
由于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有些学者做了些定性分析,但大部分社会效益分析还是针对森林这一独特区域展开的。对于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必须以经济学理论为主,同时兼顾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辅助,本研究的计量指标只是初步对秦岭地区社会发展能力的一种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指标体系还有待完善,由于社会效益的计量指标数据获取还是比较困难的,采用替代法得出的结果或大或小,这也是本研究以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特别是计量公式(模型)的完善更有助于计量结果的贴切和被社会认可。另外,本研究在设计计量指标体系的原则中已经表明,可操作性是本研究必须依据的基本原则,因此在现实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暂时还不能实现计量的社会效益也是很显著的,比如由于自然保护群的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较以前明显减少,人民生命财产得到有效保护;特别是在家庭保护意识观念方面,保护区周边的农户也发生了极大的思想变化,由原来的被动保护变为现在的主动保护。这是因为,近年来保护区政府的教育、宣传,周边社区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及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农户传统上山安夹放套、偷采偷猎的行为大大减少。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主要是针对森林生态系统、野生动物保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群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不能适合所有类型的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
致谢:感谢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贾建生副司长、陕西省林业厅动管处周灵国副处长对该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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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Social Benefi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HU Chong-de2 SI Kai-chuang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Taibai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Meixian Shaanxi 722300,China;
3.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Zhouzh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ZhouzhiShaanxi 710400, China)
您好!我是车辆小学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一名小学生。
我们生长在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地球上,是地球母亲母亲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在此同时,我们却不顾后果的破坏各种资源,不但使它们不能再生,还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在大街上,一些再乱扔垃圾的人屈指可数,还有一些不讲卫生的人的人随地吐痰,一个个细菌蔓延开来,使人胆战心惊。为此,我向您诚恳地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1:请让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不但影响市容,还污染了环境,请市民们不要乱扔垃圾,更不要扔到海边。
2:建议市民们自己组织一个环保队,去制止身边乱扔垃圾的人,并进行教育和提醒。
3:市民们要在马路旁边多多种树,树会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使空气更清新。
希望大家好好保护地球,让它不要破碎。
一、引言
与传统旅游相比,生态旅游具有生态、环保等优点。自然保护区具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独特的自然景观,是进行生态旅游活动的理想场所。但如果开发和管理不当,就会对保护区生态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环境和资源危机。因此,保护区在开展生态旅游时,首先要意识到资源环境对于生态旅游的重要性,采取严格的措施,才能确生态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旅游活动对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虽然生态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育,但不少地方也存在利用保护区优良生态环境为“旅游”服务的现象,这加剧了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冲突,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一)对植物的影响
火灾是植物最大的威胁,会对植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烟头、野炊等均可能导致森林火灾的发生。旅游设施的兴建和游客踩踏除了会直接导致植物的死亡,还会影响植物种子的萌发和群落的演替,造成植物种类减少、种群结构变化。另外,游客的采摘也会对植物造成伤害,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掠夺式的采摘往往会使这些物种濒临灭绝。同时,游客的进入还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危险。
(二)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游客的进入,打破了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规律,增加了它们的精神压力,影响了它们的繁育,导致动物种类和数量不断减少。比如在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曾经在河滩灌丛常见的鸟类、兽类以及爬行动物等,有些如今已难觅踪迹,一些物种甚至开始向外迁徙逃离。游客的投喂,改变了动物的觅食习惯,降低了物种野外生存能力。还有一些不法之徒,在利益驱使下,大肆捕杀野生动物,对物种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
(三)对土壤的影响
旅游设施的兴建和游客的踩踏会引起地表、土壤板结、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化。土壤环境的破坏,会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降低土壤动物数量和活力、打破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对水体的影响
水体污染主要来自于区内酒店、餐馆等场所排放的废水以及水上娱乐项目产生的尾气、燃油排放和游客丢弃的生活垃圾,这些污染物极易造成水质的污染,威胁水生动植物的生存。由于水体清理难度大、自我修复速度慢,因此很多污染是永久的、不可逆的。
(五)对大气的影响
大气污染主要来自服务设施和车船的废气排放。煤气和液化气燃烧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烟尘;汽车所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铅化合物;固体垃圾堆积产生的恶臭等,都会对保护区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个别保护区甚至开设了野炊项目,这不仅增加了火灾隐患,也对空气造成了污染。
(六)对景观的影响
一些保护区完全不顾保护区环境承载能力,大量兴建旅游设施,破坏了保护区自然景观和原始风貌。由于旅游道路的开发建设,人为形成了很多干扰廊道,造成了生境的破碎化,降低了保护效果。有些保护区甚至违规建设索道,大面积炸毁山体,严重破坏了区内自然景观,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失。
三、对策
(一)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
建议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纳入法制轨道。各级政府要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加大执法力度,任何项目都要坚持先环评再建设。对环境破坏大的项目,要坚决禁止;对环境保护者要给予相应的政策、资金扶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严控游客数量,加强环境监测
在旅游开发前,应先对保护区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估,并在运营过程中严控游客数量。应定期对保护区的环境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旅游开发对保护区环境的破坏。
(三)加大环保宣传,倡导文明出游
利用一切媒体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生态旅游资源不可再生的教育,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时,保护区要精心策划旅游线路,在游客游览过程中融入环保讲解的内容,帮助游客树立环保意识,保护区内生态环境。
(四)加强部门协调,深化综合治理
要加强旅游、林业、环保、建设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系和信息通报制度,以便形成合力,增强监管力度。建议成立由林业部门牵头、其它相关部门和相关专家共同组成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管理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环境保护和治理等工作。
四、结语
[关键词]Note7自燃;三星公关;消费者权益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40
1引言
近日,苹果7的上市如火如荼,而三星Note7的爆炸事件却接连不断。截至2016年9月底中国的六位客户相继曝出其购买的三星Note7国行版手机发生爆炸,[1]而这些手机均被三星(中国)于其9月份的公开声明中列为“安全版”手机。令人遗憾的是,三星作为国际知名企业,做出的回应却差强人意,甚至声称中国用户人为烧毁手机,有“碰瓷”嫌疑。直至10月初,在外界舆论以及中国相关机构及团体各方施压之下,三星(中国)才公告召回全部国行版Note 7手机,共计约19万台,并向中国消费者致歉。
那么三星的哪些行为侵害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而我国现有的法律又赋予我们消费者哪些法律武器呢?
2三星公关声明[2]
2016年9月,三星公司对外公告声明,内容表明其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Note7产品与其他国家市场上流通的有所不同,两者来自不同的供货商。因此,广大消费者可以安心使用。在声明后的几天,三星公司根据旗下的产品检测部门的检测报告又一次对外公告称中国市场上流通的Note7的自燃问题主要是源于外部加热所致。然而,这种说法遭到了我国泰尔检测中心的报告否定,后者对送检的样品检验后确认手机爆炸与机身外部加热无任何关系。
消费者看重一个商品的品质,但有时候,他们更需要的只是一个态度。对于三星手机自燃事件对我国的公关处理方式来看,树立一个良好的信誉需要二十年,毁掉它,就在这一刻,而且在此次公关处理中,对于三星集团的损失事小,而对于中国消费者一直以来对于三星品牌的好感急剧下降才是三星应该考虑与反思的问题。关注度越大的品牌,对于公关处理越难,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就可能对于全世界的三星用户及潜在用户存在影响,更何况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呢!企业遭遇危机,诚信与负责是它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谎言一旦露馅,就会陷入品牌危机甚至有可能被讨伐和抵制的地步,如果处理得当,敢于承担责任,不仅可以降低消费者的损害,还可以重新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3以案说法[3]
2016年9月周李久先生前往福田区一家商场挑选手机,当时正值三星Note7的日,销售方强烈推荐三星Note7给周李久,在得知周先生担心三星Note7会像国外发行的手机一样出现电池爆炸问题后,销售人员、店长以及三星华南区经理均当场保证:“中国三星Note7的手机采用不同电池供应商,在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他担心的那种情况”,基于该保证,周先生购买了两部三星Note7手机。购机后没多久,他便接二连三地看到国内三星Note7爆炸和自燃的新闻,多家中国航空公司也对三星Note7下达“封杀令”。继国家质检总局约谈三星后,三星(中国)发起有限召回,而周先生的两部手机并不在召回之列。由于担心已购的手机也会发生爆炸,提心吊胆的周先生前往销售处,要求退货退款,同时,周先生以手机销售方和三星在出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对方支付三倍赔偿金。这一诉求遭到手机销售方的拒绝,理由是周先生所购手机的电池的供应商有别于召回的那批测试机,不存在质量问题,且周先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也没发现手机有任何质量问题,因此无法给他退款或赔偿。商谈未果,周李久一纸诉状将手机销售方和三星都告上了法庭。在等待判决结果之际,10月11日,三星(中国)公告召回全部国行版三星Note7手机。周李久先生诉销售方与三星公司,人民法院已下达案情受理通知书,受理此案。
那么在本案中,周李久是否有权要求销售方和三星退换货款并支付三倍赔偿金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国相关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八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4]。第二十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4]。
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4]
在周李久状告三星一案中,周李久作为消费者享有人身财产安全权以及针对产品安全状况的知情权,而销售方在国外多部三星Note7l生爆炸之时,非但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反而向周李久做出保证,保证国行版三星Note7不存在任何瑕疵,不会发生爆炸,这一行为违反了本法第二十条中的规定。那么,对于以张思童为首的所购三星Note7发生爆炸的几位消费者而言,该法律是否赋予了他们相应的索赔权呢?
同样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4]第五十条:经营者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或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4]
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十一条规定了相关受害者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对于因所购商品导致消费者的人身或者财产受到损害时,该法针对负担赔偿的责任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消费者既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这赋予了消费者在时,对于被告主体的自由选择权,既可以挑选其中一方,又可以同时将两方都告上法庭,这对成功执行有利于消费者的判决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对于2016年9月19日三星发表的声明中,推断当日Note 7爆炸的原因是外部加热所导致,暗指中国消费者“碰瓷”这一行为,根据10月19日中国泰尔实验室出具的报告显示,其中被送来检测的一部三星Note 7手机并非由于外部加热导致爆炸,内源性高温是Note7最终报废主因的这一事实,相关消费者可以在诉讼中根据本法第五十条要求三星对侵害其名誉权的行为进行赔偿并赔礼道歉。
4结论
三星Note7手机宣传:对比一个月之前,三星便已宣布全球停售Note 7,并召回已发售的产品(国行版Note 7不在召回范围内)这一行为,我们不难看出,三星对中国消费者和外国消费者的保护实施了“双重标准”,可悲的是三星不是唯一一家企业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过“双重标准”的外国大公司。类似的情况还有宜家的“夺命抽屉柜”,麦当劳的“抗生素汉堡”,丰田的“召回门”等。
究其根源:首先,在于我国对消费者保护方面的相关立法不够完善,据律师岳嫔奖硎荆“从法律设计上来讲,我们的处罚力度并不大,因为我们国家目前并不支持这种惩罚性赔偿,对于这种产品出现缺陷不召回的情况,最多也只是罚款几十万元而已,对于一家企业来讲,几十万元罚款是九牛一毛”。其次,在于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在监管行为上存在疏忽,例如,中国产品质量监管部门在应对三星爆炸门事件上采取相应措施方面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事后也没有积极主动地对经营者的产品瑕疵做出回应、检测,或者责令经营者采取一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措施。这令我们意识到,中国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的一方,了解必要的法律知识,在适当时刻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迫在眉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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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保护区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的被保护的区域,是根据法律划定了一定的面积给予保护和管理的区域。根据建立的目的和具备的条件的不同,分为自然遗迹保护区、生态系统保护区和生物物种保护区三种不同类型的保护区,不论何种类型的保护区都是以保护为主,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可持续发展建设,利用自然资源结合科学研究和教育、旅游等活动,让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得到发展。但是在成立和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实际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要想让自然保护区得到更好的发展建设,还需要建立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本文就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简单探讨了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之路。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建设
我国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的国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的目的就是保护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一切保护区内的发展建设都是在保护的基础上来有所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是在当地生态系统和自然状态、地理条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和经济关系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发展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对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自然保护区现状
(一)自然保护区网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我国的自然保护区自1956年建立至今,自然保护区已经初步实现和发展为自然保护网络,发挥着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自然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系统的工程,不仅关系着自然环境和资源,还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保护区网是以保护自然资源为基础,管理和发展这些资源以得到可持续发展。
(二)管理监督体制的不完善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自然保护法也有待完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涉及整个保护区内的资源、交通和旅游等各项建设和日常管理,合理有效的发展建设活动可以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维持生态环境平衡,增加自然保护区的经济效益。自然保护区内的管理机构繁多,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的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对各个管理部门的监督体系缺失也导致管理机构功能不能正常运行。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加强自然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在提高环保意识的基础上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管理,才能保证自然保护的管理水平。同时,由于保护观念的落后,对管理人员的要求不高导致了鱼龙混杂,加强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建立相应的考核标准,才能在根本上提高管理水平。
(三)基础设施落后,管理和发展力度不够
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的迅速发展增加,由于自然保护区投入的资金有限,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发展。在一些地方资金的不足已经影响到日常的保护管理和维护工作,保护区内的居民生活水平不高。由于管理薄弱和资金短缺等各种原因,许多保护区内甚至还存在非法狩猎和滥砍滥伐现象,过度利用自然保护资源,过度开展旅游业等。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水平还很落后,管理机构人员的缺失,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经济的发展的矛盾,都是影响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问题。我们要重新认识和规划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经济的发展关系,在自然保护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发展当地经济,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奠定物质的基础,同时以当地经济的发展为自然保护工作提供经济的保障,提高自然保护的建设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
二、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建设的策略
(一)加强环境保护意识。
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首先我们要从基本的意识上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观念。自然保护不仅仅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包括社会经济、区域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协调人与资源、人与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在人与资源的关系上,强调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改善,而对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则要求在保护资源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体现生态资源的利益最大化,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加强管理力度,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相关。在一些地方上认为的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会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与自然保护发生矛盾冲突,我们要更新观念,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自然保护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可持续的发展建设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则是自然保护管理工作经济基础,为提高更高水平、更有质量的管理工作提供经济保障,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提高自然保护区的发展能力和资源利用率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要根据其自然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和地理环境的特点来发展,在保护资源的基础上进行种植业、养殖业及相关的加工业的产业建设,以人类活动的适度原则来发展生态旅游业等,调整自然保护区的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管理人员专业水平,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检测体系,为及时掌握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提供依据,科学保护自然资源,增自然保护区的自身发展和经济能力。
三、结语
总之,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长期工作,需要我们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着眼于长远和全局的利用,根据不同的保护区类型找到合适的管理模式,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科学发展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