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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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社会调查范文第1篇
关键词：老龄问题；老龄统计调查
老龄统计调查是围绕老龄问题展开的专项统计调查[1]。老龄统计调查本质上属于人口统计调查，但是在统计调查对象上，虽然主要是老年人，但是还包括老龄工作组织、涉老组织机构、养老服务及其福利设施等，因此老龄统计调查既有一般人口统计调查的特点，也有其特殊之处。老龄统计调查涉及的统计调查理论、方法和资料分析的统计技术，与其他成熟的调查研究有相同之处，因此老龄统计调查的研究可以借鉴一般的统计调查技术和经验。老龄统计调查制度应当属于部门统计调查制度。从2004年起，老龄事业统计表纳入国家民政部民政事业统计制度。
1 我国老龄统计调查的发展概况
我国老龄统计调查是伴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而逐步兴起的。1982年以前，我国政府还是没有正视老龄问题的存在，因此没有老龄统计调查正式称谓。1982年，我国应邀参加第一届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政府开始重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后果――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问题和有关老龄问题的调查研究开始得到认同和重视。在老龄统计调查开始流行之前，我国老年人的资料主要来自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和户籍统计资料，专门的老年人调查并不多见。1982年，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成立，之后各省市县老龄工作机构也相继成立。专门老龄工作机构的成立直接促进了老龄统计的发展。1989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成立。调查研究作为该中心的一项基本科研职能和任务，相继进行了多项有关老年人口的专题调查，并建立了老年人口信息数据库。2000年以来，各省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出于宣传和开展老龄工作的需要，相继创办了自己的老龄工作刊物，有关老龄工作、老年人问题的调查论文亦是其刊登的重点。
2 我国学者对老龄统计调查研究探索
当前有关老龄统计调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专门研究老龄统计调查的书籍极少。从目前比较有代表的研究成果看，1992年，莫龙编著《老年人口统计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老年人口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口径，但此书的局限性在于人口学研究的视角，没有涉及老年社会经济、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方面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002年，李宝库主编的《新世纪老龄工作实用全书》，其中由徐勤撰写的“老年统计调查工作”一章，介绍了80年代的我国已有的老年人口调查概况；2003年，徐勤在《老龄统计指标体系初探》一文中，论证了老年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建立老龄工作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以及初步地构建了老龄统计指标体系的框架和统计指标的口径；2004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老龄工作指标体系》和《老龄工作指标手册》两本书中，比较详细地勾勒了老龄事业、老龄工作、老年人口等统计指标体系以及老龄信息管理等框架。2004年，源于此两本书中的部分表格已被国家民政部采用，已经成为我国老龄事业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2]。2002年～2006年期间，华龄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老龄工作年鉴》中，收录了部分省市的老年人口、老龄事业、老龄工作的调查数据；2003年和2009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分别出版了“中国城乡老年人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集”、“中国城乡老年人状况追踪调查数据集”。这两本数据集全面地展示了我国城乡老年人口基本生活状况方面的数据。
3 我国老龄统计调查实践和研究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第一，老龄统计调查的概念、任务和作用尚未得到社会认可。除我们这些处在老龄工作系统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外，老龄统计调查在国内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同。有学者至今没有区分老年人调查和老龄统计调查。我们认为老龄统计调查应指老龄工作机构、老龄科研机构、老年学会/协会、从事老龄问题研究的学者个人等，为了解老龄工作状况或老年人口状况而组织的专题统计调查活动，而不仅是老年人问题调查。
第二，老龄统计调查与老龄调研不分。老龄统计调查不同于老龄工作调研。老龄工作调研主要是通过访谈、实地考察和听取工作汇报方式，了解老龄工作情况或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工作方法。老龄统计调查特指以普查或抽样手段，通过调查问卷专门收集老龄工作情况或老年人生活状况的社会调查方法。
第三，老龄统计调查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调查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20多年来，老龄统计调查报告数以千计，但是我们发现可能由于问卷设计不科学、未使用科学抽样方法、调查实施不严谨、数据分析的粗略以及调查报告撰写的不规范等原因，相关论文的质量存在瑕疵。其根本原因在于老龄统计调查作为人口统计调查的新分支，其理论研究和调查经验的总结还不够。就已经发表的众多调查分析报告看，还普遍存在以下需要规范的问题，诸如统计口径、统计时点、资料来源、计算方法、预测参数、指标定义等等。
第四，与国外在老龄问题方面的调查所涉及的调查丰富内容比较，国内有关老龄统计调查内容还比较浅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简单。2000年，徐勤在《中国老年人口问题调查概要》一文认为，中国老年人口问题调查对老年人口各方面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意识等背景了解不够；对老年群体中的特殊群体调查少，如高龄老人、长寿老人、孤寡老人、老年妇女、少数民族老人、贫困老人[3]。2001年，陶立群在《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对老龄问题的调查研究综述》一文中，认为与国外老龄问题调查比较，中国老龄问题调查缺乏专题性的、深入的、高层次的、动态追踪调查[4]。从《老龄问题研究》（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刊登的调查研究报告看，使用比较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极少数，绝大多数论文仅仅是简单的统计描述（列表形式）。进入21世纪后，我国老龄问题显性化，同时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国内的老龄统计调查频次急剧增多，内容也趋于丰富，调查方法和技术不断提升、多元化指标体系走向完善。
4 我国老龄统计调查研究方向
由于中国老龄工作的管理体制的特殊性（综合、协调、监督涉老工作部门联合体制），直至2004年才建立全国性的老龄事业统计调查制度。目前我国取得的老龄统计调查研究成果，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全国性的、统一的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奠定了基础性的技术和理论基础，但是在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口老龄化态势监测指标、老龄事业发展评估指标、老龄工作考核评估指标研究，以便建立老龄事业信息支持系统和老年人生活质量综合监测和评价体系。2010年1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启动了“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项目”，首次提出要加强老龄事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这是加强我国老龄统计调查研究的新推动力。
参考文献：
[1]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对“老龄问题”进行了表述，即由人口老龄化而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各种影响到老年个人的问题以及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问题，前者为人道主义问题，后者为发展方面的问题。
[2]中国人口年鉴（2004年），2003年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概况“九、加强老龄工作，启动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中国统计出版社。
[3]徐勤，中国老年人口问题调查概要，老龄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
[4]陶立群，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对老龄问题的调查研究综述，清华大学老年学研讨会主题报告，二十一世纪的挑战――银发中国：中国老年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会议报告来源：省略/zjlt-t62.htm。
老龄化社会调查范文第2篇
(一)数据说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generalsocialsurvey，缩写为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大多数省区，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及家庭的丰富信息，是不可多得的开放式微观数据资料。本文采用的是CGSS第一期的数据资料，包含了2003、2005、2006和2008年的调查数据。在使用前对数据进行了以下筛选处理:(1)只保留四次调查都覆盖的省份，共有27个省份(不含青海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港澳台);(2)只针对城镇家庭居民的数据资料进行研究;(3)将被访问者的年龄限定在18—70岁之间。由于研究的主要变量是家庭的基本生活费支出，为了控制家庭规模的影响，必须把家庭支出换算成家庭人均值，考虑到所使用的数据情况，本文采用OECD平方根规模指数进行换算:将家庭基本生活费支出除以家庭人口规模的平方根即可得到家庭人均基本生活费支出，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均以此指标来代替家庭消费支出。中国各地区间价格水平存在差异，同一消费水平在不同地区的实际购买力是不同的，如果不考虑价格的影响，则不能真实反映消费差距，因此，采用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所有的消费指标进行了以2006年为基期的调整。经过数据的筛选和处理，包括去掉消费数据中1%最高和最低的异常值后，最终的样本只保留了家庭收入和消费为正，并且被访问者年龄以及其他关键变量均不缺失的15248个样本。
(二)数据的基本统计描述表1报告了被调查的家庭的基本人口特征。从表1中可以发现，样本中被访问者的平均年龄在逐渐增加，由2003年的42.49岁增加到了2008年的44岁。教育年限①＊也呈增加的趋势，反映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居民的家庭规模有缩小的趋势，家庭的平均人口由3.32减少到了2008年的2.1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符合中国生育率降低的现实。表2提供了各调查年份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及消费差距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反映出中国城镇居民分享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显著地提高了消费水平。在表2中计算了多个常用的衡量差距的指标，如对数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②＊＊。各个衡量差距的指标变化规律是基本一致的，总体表现出上升的态势(除了2006年有小幅下降)，这说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表1和表2提供的基本数据中，我们可以粗略地推断:2003年到2008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口年龄结构呈老化的趋势，而且消费差距也趋于扩大。若将所有观测值的消费支出和年龄分布绘制出全样本的年龄—消费曲线(如图1)，则会发现，消费支出近似呈现出“U”型分布，在18岁到26岁左右，居民消费支出处于最高位，此后逐渐下降;到了38岁左右又开始缓慢上升。消费支出的这种特征可能和中国特殊的人口政策有关，在样本观察期内，18—26岁的城镇年轻居民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主要支出都花在他们身上，他们处于消费曲线的高位不足为奇;26岁以后，多数年轻人都脱离了父母独自生活，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收入并不足以支撑较高的消费，所以消费有下降的趋势;38岁以后基本进入赚取更高收入的黄金时期，消费又缓慢的回升。然而，图1的做法是将所有个体进行无差异对待，忽略了个体之间客观存在的代际差异(不同年份出生在相同的年龄段，其消费水平是有差异的)，这无疑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估计结果并不可靠。对此，本文接下来将运用组群分析方法来测度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及其来源的年龄效应与组群效应。
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分解
(一)组群分析方法在微观调查中，对某一特定个体的终生进行固定追踪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往往采用样本轮换的做法，每一轮的调查样本都会产生变动，这样导致了无法获得真正的面板数据。但是，如果按照某种属性(如年龄、民族、职业等)将各期的调查样本分成不同的组群(Cohort)，在各个样本期内，选择各组群相关变量的均值，则可以构造出以组群为单位的面板数据，这种分析方法就叫组群分析方法(周绍杰，2009)，根据组群来构造的面板数据称为伪面板数据(PseudoPanleData)。伪面板数据允许各个调查期的样本不同，其重点关注的是组群(如同一年代出生的人，职业相同的人)的统计特征，通过组群的各种统计量(均值、方差等)的发展变化，来揭示总体某一变量的分布特征。尽管伪面板数据不是真正的面板数据，但伪面板数据使用的是组群的统计量，减少了个体奇异值的干扰，从而降低了测量误差，另一方面，由于不需要每个调查期追踪固定的样本，这使得样本流失的问题不存在。虽然伪面板数据可以提供某一组群在某一年龄阶段的经济行为，但在实证分析中必须对组群间的系统性差异———即组群效应(CohortEffect)进行控制，否则组群效应将会混合到所估计的年龄曲线中，造成估计的偏误。因此，在进行组群分析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估计家庭消费支出的年龄曲线时把组群效应的影响控制住。控制组群效应的方法是把要分析的变量(在本文中为家庭的消费支出)分解为组群效应、年龄效应(AgeEffect)和年份效应(YearEffect)(Deaton，1997)。其中，组群效应反映了不同时代出生的群体，由于成长环境的差异等导致的代际的系统性差异(例如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群体，其消费行为和80年代出生的群体必然不同)，年龄效应则反映了消费支出的生命周期特点。在实际计量分析过程中，各虚拟变量设定如下:组群虚拟变量以出生最早的组群作为参照组;年龄虚拟变量以最年轻的年龄组作为参照组;T－2个年代虚拟变量根据式(4)转换。
(二)组群构造与消费支出的分解构造伪面板数据要根据观测个体的出生年份来划分组群，Deaton(1997)建议在构造伪面板数据时需要在组群个数和每个组群内样本个数之间进行权衡，其原则是:组群内部差异尽可能小，而组群之间差异尽可能大。本文研究的样本中，调查对象出生年份在1933—1990年之间，由于调查的年份只有四年，我们每10年定义一个出生组，得到6个组群。表3为“组群—年份”构成的伪面板数据在每个单元的样本数。本文的样本年龄分布在18—70岁之间，在四个年度的调查中，年龄最大的个体出生于1933年，在2003年为70岁，最年轻的个体出生于1990年，在2008年为18岁，共构造了58个组群(出生于1933—1990年)，53个年龄组(18—70岁)，在分解出三种效应(年龄、年份、组群)的过程中，共有57个组群虚拟变量、52个年龄虚拟变量以及转化的2个年份的虚拟变量。图2是各组群消费支出的年龄曲线，年轻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位于左边，年老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位于右边。年龄—消费曲线有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除了最年老的组群(出生年份为1933—1941年)，其余各组群的消费支出均表现为随年龄增加而增长的趋势。各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并没有呈现出“驼峰”形状，而在对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中，如对美国(Attanasioetal.，1999)、英国(Attanasio＆Browning，1995)、台湾(Deaton＆Paxson，2000)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年龄—消费曲线具有明显的“驼峰”特征，中国的年龄—消费曲线具有其特殊模式。第二，在相同的年龄水平上，年轻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全部位于年老组群的上方，这表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年轻一代的消费水平。另外，相邻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并未相连接，不同组群的消费支出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曲线上，因此，不能仅仅连接各个组群的年龄—消费曲线来形成一个总体的年龄—消费曲线，必须在控制组群间的差异的基础上来估计一个总体的年龄—消费曲线。图3绘制了年龄效应和组群效应。可以看到:第一，年龄效应几乎保持着线性增长的态势，只有在60岁以后的退休年龄才停止上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与美国(Attanasioetal.，1999)和台湾(Deaton＆Paxson，2000)的“倒U”型特征也是迥异的。从平均意义来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年龄效应增长率约为5.96%。第二，组群效应曲线也基本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组群效应的增长率约为3.33%，这一结果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给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带来了更多的上升空间。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组群间的消费支出差异十分明显，年轻组群的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年老组群，因此，在目前老龄化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政府应该通过加快完善中国养老体制、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调整，提高年老群体的财富水平，促进全社会的消费增长，提高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三、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与消费差距变动的分解
(一)消费差距的分解为了便于对总体的消费差距进行分解，我们参照Deaton＆Paxson(1994)、Ohtake＆Satio(1998)及Caietal(2010)等人的做法，选取对数方差来衡量消费的差距。由图4的年龄—消费差异曲线可以发现，几乎在每个组群内，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都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这表明了消费支出存在着显著的组内不平等。其中，Varlnyjk表示可以被分为j个组群和k个年龄组的总体人群的对数消费方差;chortm表示组群虚拟变量，当m=j时为1，否则为0;agen是年龄虚拟变量，当n=k时为1，否则为0;αm和βn则分别为我们要估计的消费差距的组群效应和年龄效应。图5显示了消费差距的年龄效应βn，从中可以看出，消费差距虽然随年龄的变化而波动，但其基本趋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这说明，在某一组群内(即出生在同一时代的个体内部)，随着年龄的增长，该组人的消费差距是逐渐扩大的，这暗示着同一时代出生的群体进入老年阶段后消费差距会更大，那么在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尚未完善的环境下，个人如何合理配置其有限的财富，平滑其一生的消费则是个体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表4是组群效应αm。结果显示，各个组群的估计系数都为正数，而且统计上均显著。由于我们的参照组是出生于1933—1941年之间的群体，全部为正的估计系数说明出生于1933—1941年之间的一代人，其消费差距是最小的，之后随着出生年代的推移，组群效应也越来越大，从出生年代为1942—1951年的0.06增加到出生年代为1981—1990年的0.186，增加了两倍有余。这个特征也容易理解:出生年代较早的一批人，其收入来源有限，接触到的消费市场品种也较为单一，他们的消费差距必然不会太大;而出生年代较晚的一批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消费品市场的极大丰富都为他们产生较大的消费差距提供了条件。这里，消费差距与消费支出的组群效应均表现出相同的规律，即组群效应随着出生年代的推移而增大。根据前文的分析可得到中国城镇居民年龄与消费支出的一般规律:年轻一代的消费水平要高于年老一代，年轻一代的消费差距也大于年老一代，在同一代人内部，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差距是不断扩大的。但仅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并不能发现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是否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变动产生了影响，本文接下来将对消费差距的变动进行分解，以考察人口老龄化在消费差距变动中的作用。
(二)消费差距变动的分解基于Ohtake＆Satio(1998)、曲兆鹏和赵忠(2008)的方法，我们把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从2003到2008年的变动进行分解，把消费差距的变动分解为“人口效应”(即老龄化效应)、“组间效应”和“组内效应”。具体做法如下:令sit为每个年龄的样本在总样本中的比重;σ2it为控制了出生组之后，每个年龄样本的消费对数方差;Xit为每个年龄样本的消费对数均值;i=18，19，…70;t为调查的年份。根据方差的定义和设定的上述变量，我们把消费对数方差变形，分解成三个部分。从表5中可以有如下发现:第一，消费差距的变动在各个时间区间内都为正，且变动量逐渐增加，这反映了在样本区间内，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的确是扩大了，而且消费差距的扩大有恶化的趋势。第二，出生组内的消费差距是总体消费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其作用强度有增加的趋势，而与组内效应相比，组间效应很小，这说明了中国城镇居民在2003—2008年间消费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同一出生组内老年人和年轻人消费差距的拉大，这与图5中控制了组群效应后消费差距随着年龄增加而扩大的年龄—消费曲线相对应。第三，各个时期人口效应分解的结果都表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差距的影响都不容忽视，这一发现与曲兆鹏和赵忠(2008)不同，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表明老龄化对不平等的影响非常微小。而本文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差距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作用有增强的趋势，这暗示着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在中国城乡间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值得更深入研究。
四、结论与建议
老龄化社会调查范文第3篇
【摘要】通过对现在城乡计划生育现状的了解,并结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出发,分析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二孩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行性以及重要性,以促进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的完善,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打造和谐的城乡一体化环境。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社会保障
城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社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自2005年以来,我镇个体企业主男孩户存在领养孩子现象,有了领养孩子的先例,就出现了个体企业男孩户对象发展自已生育的现象,这两个主要原因对我镇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目前,我镇计划外对象怀孕后经我们多次上门做工作,对象户拒绝采取补救措施,造成很多个体企业主计划外生育二孩的意愿日趋强烈。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起到很强的限制和引导的作用了。因此各省级单位调节城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很必要的,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从城乡生育政策的现状出发,提出适合城乡生育计划的二孩生育政策,以不断的促进生育政策的完善,更加的贴近实际生活。
1 加快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我国在生育问题上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例如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人口数量瞒报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城乡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不利于城乡的和谐发展。近年来很多城镇的计划外生育始终处于反弹势头中,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总目标实现困难重重,我镇也面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局面,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约束性和指导性随之减弱。具体表现在:首先,一些通过政府将城乡的行政级别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村居民成为了城镇居民但是实质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善,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在外面发展的很好但是子女依旧在农村接受教育,生活水平其实已经等同于城市人口的竞技水平;其次,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剧,需要有更多劳动力来补充这部分的需要,有多余的劳动力能够照顾老人,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再次,现在的很多独生子女,性格上发展不完善,由于独生子女从小备受呵护,养成了叫娇生惯养的习惯,同时家中没有兄弟姐妹,不能体会互助和分享的意义,造成性格和人格上的偏差;最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内需来推进的,而人是拉动内需的唯一的因素,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消费者,所以必须要保证城乡的人员的充足;除此之外,实行城乡二孩的生育政策,可以调剂人口的性别比例,打破性别失衡的局面。综上所述,适度调节城乡的生育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是利国利民的重大决策。
2 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过程中二孩生育政策的可行性
这一生育政策在上海已经开始了尝试,上海作为一个思想很前卫的大都市,有着很强的预见性,上海就宣布了符合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针对这种现象,一些人提出了质疑,说上海是公然违背国家的政策,但是这个效果积极的,是明显的,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缓解了这方面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带动了城乡的消费,
2.1 “二孩的生育政策”符合大部分人的心理意愿,养育两个孩子可以保证养老,能够使生活丰富,能够完善孩子的性格,在对城城乡居民的调查中,生育子女数的平均值为1.9,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居民赞成每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赞成养育一个孩子的意愿远远的偏离了正常值。
2.2 “二孩的生育政策”有利于控制人口的性别比,缓解城乡老龄化的进程,维持整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平衡,而且能够稳定并促进计划生育率,这对城乡的和谐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2.3 “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违背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政策,我理解的这个低生育水平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一个合理的区间,生育率这个区间保持在1.5左右就可以视为正常;
2.4 “二孩生育政策”的前提还得是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来保证,随着我国城乡经济水平的发展,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了养育两个孩子的条件,而且整体城乡对教育的认识也字逐步的提高,这也就保证了城乡的孩子有比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3 实行城乡统一的二孩生育政策必须落到实处
有些农村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生存环境也相对封闭,思想观念也不能得到快速的更新,加强全面推行村民自治,以村为单位制定村规民约,推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省条例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在审批宅基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等利益分配时,现在审批宅基地已经实行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的优惠政策,收益分红方面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还没有到位,还有对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不按期上环、结扎、环孕检、外出流动人员不办理婚育证明的人员拟定处罚条款,由政府、计生办督促、指导依村规民约章程处罚和奖励。从而制约不遵守、不服务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行为。我们第一,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重点是农村地区,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第二,必须从国家政策的高度狠抓落实,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还要加快城乡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三,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过程的经验告诉我们,健全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缓解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问题,进而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维护城乡生育政策的稳定。
3 结束语
从上面的几点可以看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二孩生育政策”可以满足城乡群众的生育意愿,也可以保证国家低生育水平的号召,同时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是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二孩生育政策正处于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结合点上,所以要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在目前对政策研究尚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社会调查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要以现实情况为标准,在实际调查中,为找准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加紧制定科学的城乡计划生育的政策,以争取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为准则,不断的促进龙岗镇生育政策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晓华,张小林,梁丹.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与建设实践及其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5,14
老龄化社会调查范文第4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一直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特别是大规模的居住区开发建设。在欣欣向荣的城市发展背后，一些城市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城市特色减少、活力降低、原有居民的生活方式与邻里关系被打破。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以人为本”“生态文明”，要求城市发展由粗放式向内涵式生态文明城市转变，从重“量”到重“质”的转型，这种转变既是国家层面城市发展建设战略问题，也是城乡规划学科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居住作为城市第一主要功能，其规划建设该如何以人为本，体现当前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既是规划实践者面对的问题，也是规划教育者应思考应对的问题，即如何培养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规划人才？
一、时代背景特征
（一）“增量规划”向 “存量规划”转变
近年来，深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提出“存量规划”的概念，其城市规划的重心已由空间扩张的增量规划向城市建成区功能优化调整的存量规划转变。各城市七八十年代建设的居住区面临着内外功能与外貌形态不适应当前城市发展节奏与居民生活要求，急需新一轮更新改造。而中国现行各大院校规划教育主要服务于空间扩张的增量规划，基本是以新开发为主的居住区规划理论与方法教学为主，大多数教材中不包含旧居住区更新改造相关内容，因此，这样的教学体系不能满足社会发展趋势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
（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对老龄化社会的定义通常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2014年末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1%。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50年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2051年老龄人口将持续稳定在31%左右。
可见，中国老龄社会已不可逆转之势迅速到来。居住区作为老年人生活依托的主要空间，如何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居住区规划教学应对此作出专业教育与应对。
（三）居住市场需求转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居住观念从追求“生存性居住”向“高品质居住”转变，对居住区的景观环境、绿化生态环境、配套设置、社区邻里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
购买的不再仅仅是一个住房而是一个完善的社区。而当前的居住区规划教育主要侧重于让学生掌握居住区住宅的规划布局，而关于居住区景观环境与空间环境设计无论从理论教学还是课程设计都未引起足够重视，景观设计更是缺乏系统性，基于满足使用者实际需求的设计意识和理念还未形成。
二、原有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原理教学与课程设计脱节
城乡规划学科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特征，因此，主干课程一般都制定了原理、课程设计实践两个教学环节。课程设计是规划原理学习的深化与知识体验。在教学中经常会出现学生拿到居住组团设计任务书一脸茫然，无法将居住区规划的基本原理在设计中实现，更难以实现知识的活学活用，即出现原理到设计断层的现象，课程设计的教学效果较差。
（二）景观设计缺乏创意
学生缺乏系统的景观设计知识体系支撑，特别是针对居住区景观环境设计知识体系，因此，在学生做完规划布局后，对于景观设计往往无从下手，缺乏创意。此外，担任课程设计的专职教师大都有城市规划的专业背景，对于居住区景观设计他们更多地是评价，对于指导学生设计往往深度不够，最终出来的景观环境多为一片绿地，缺乏多样化，从而影响最终方案的效果，达不到应有的功能需求。
（三）教学手段缺乏多元化路径
信息化正不断影响和改变着我们，对于城市规划教学也同样如此。而很多科任教师，特别70年以前出生的中老年教师，他们利用信息化平台辅助教学的能力偏弱，而90后的年轻一代深受现代科技的影响，他们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很高，思维活跃、自我意识较强的学生更希望、更接受与教师实时互动的学习形式。而当前的教学仍然以面对面单向传输的课堂教学为主，因此，已经远远不适应当前信息化时代的要求。
三、教学思路调整与探索
（一）完善教学内容
首先，增加旧居住区更新改造知识内容，重视这部分知识在居住区规划原理中的作用。在教学中完善旧区更新知识体系，不仅是旧区规划的理念教育，同时，还包含设计策略与规划方法等具体知识体系的建立。重视传统居住文化与社会问题的思考，通过旧区更新改造，提升各个城市旧城区的功能与品质，特别是1998年之前住房实物分配政策下建造的住区。
其次，加强老龄化社会城市规划应对教育。社区养老是中国养老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居住区规划教学中，针对老人群体的居住需求，从行为心理学角度分析其空间需求，加强规划设计应对措施。
再次，加强住区景观设计知识体系教育。如将景观设计相关课程在居住区规划设计之前开设，将以如何实现图面表达为主的景观设计转变为以如何被居民使用与感受的空间设计，以适应当前“高品质住宅区”的要求和居民的生活需求。
最后，在修建性详细规划课程设计环节，转变以新开发为主的居住区规划设计为住区新开发、旧区更新、老龄住区（或者特定群体住区）规划三种形式并存的设计任务形式，让学生自行选择，后期通过成果汇报，完善不同选题知识体系的建构，如表1。
（二）教学环节设计程序改革
教学环节由“理论实践”变为“理论体验实践”。“体验”环节的设置，不仅是用活生生的案例进行现场教学或让学生体验实景带来的视觉冲击，更主要的是通过从物质空间与居民需求和物质空间与居民精神归属两??层面设置问题与教学目标，让学生带着疑问与任务去现场体验与调研。在最终汇报环节，可以邀请专业物业管理人员与住户代表共同参与讨论，在此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进入课程设计和做出更好的设计作铺垫，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科研和社会调查能力（表1）。
（三）增加方案科学评价方法教学内容
大数据时代的带来，对城市规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引导城市规划与建设，学者需要数据的可视化研究，以及对物质空间的评价。当前对新的方案生成的量化评价分析主要以软件模拟、数据预测、与相关规范限值的比较为主。对于旧区改造环境的分析主要通过仪器检测或监测，分析内容涉及声、光、热、风、空气品质、土壤等。这些量化评价知识体系与方法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使方案与设计更具有说服力与科学性，因此，城市规划教育应适当引入相关知识体系。
（四）适应信息化时代多元教学手段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与人民物质水平的提高，为多元化的教学提供了良好基础。借助于网络，利用电脑、手机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辅助教学尤其适应当前的教学环境。如网络教学平台、微课、微信群、QQ群等。网络教学平台可以针对一些普适性问题（图1），以固定格式的模板来回应学生常见问题与困惑；对于一些用文字表述不清楚的问题，可采用微视频辅助网络教学来解决（图2）；而微信群、QQ群则相对比较灵活（图3），可针对学生突发问题随时答疑。
老龄化社会调查范文第5篇
熏蒸疗法属于中医外治法的范畴，作为中医外治疗法之一，熏蒸疗法借助热力和药物共同作用，熏蒸人体相应部位，通过扩张皮肤毛孔及毛细血管，加快血液循环，使药物通过皮肤表层吸收，进入血液循环，从而起到消炎、退肿、止痛、化淤、祛风、除湿的目的。是集保健强身和美容悦颜等目的于一身的一种疗法。熏蒸疗法是劳动人民和古今医学家长期与疾病作斗争和进行卫生保健经验的积累，具有悠久历史。
现代“藏蒸”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藏药配方及先进的生物萃取技术，经现代的规模化生产成药，再通过高科技负氧离子熏蒸设备，经过严密的湿度，时间控制来调节药疗蒸汽的产生，以达到对症防治，精准保健之疗效。
科学表明，熏蒸通过独特的治疗方式 在临床上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对骨伤、皮肤、五官、肛肠、妇科疾病的治疗具有优势，而且对内科 ，儿科病症也有显著的疗效，同时它也具有美容美发的作用。是养生康复，强身防病的重要手段。
熏蒸疗法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明显的保健疗效，但苦于现代熏蒸保健多置身高档消费场所消费阶层高，普通百姓难以接受。雪山堂藏药熏蒸休闲会所将这一传统保健项目重新带回到百姓身边，从而填补了一个空间非常大的市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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