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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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范文第1篇

1、农业市场主体制度不完善

第一,我们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组织载体。一些专门从事农产品经营与加工的带头企业、股份制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等,多力量薄弱、规模小、数量少、制度不完善,不能有效带动专业化的生产。其二,农户的合作意识淡薄,合作习惯缺乏,缺乏组织引导农户合作的组织机构,这也导致农户的协调组织化程度低。其三,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农户的组织化缺乏有效的激励制度,也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其四,农村的土地产权划分不明晰,村政府常以土地所有者名义转让农户的承包地。此外,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与土地间有人身依附关系。这也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激励与约束作用的发挥。目前,我国的农业产业化仅仅是初具规模,一些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合作社仍然较少,首先在组织运营中,这些企业不够成熟,无法与农户进行更加有效的协调作业。这些合作组织无法有效的引导农户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工作。其次,这些组织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因此农户的积极性也因此大打折扣。最后,农村中复杂的产权关系也给农村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在农村中,农户与政府之间产权不清,农户土地常常被乡镇政府随意征用。而在下,农户的产权出现凝固化,这样的制度缺陷都在有意无意的阻碍农户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2、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秩序混乱

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又一瓶颈就是无序而混乱的市场秩序,这种局面也客观上加剧了农业产业化市场上的无序竞争。这种竞争只是“表面激烈”的恶性竞争,无论任何竞争者都难以从中得到真正的利益,生产经营处于无序状态,难以形成规模,无法发挥集群效应,很多农户处于亏损状态。其一,农业市场中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农户与农户的产品之间缺乏差异性,难以形成特色,只会形成无序的价格战。另其二,农业产业在市场中的退出成本让很多经销者即使在市场颓势中也坚持低效运转,浪费了市场资源也失去更多的机会。其三,政府存在农业产业市场过度干预的问题,农户往往在经营中束手手脚,经营效率低下。

3、农业产业化缺乏金融体系支持

在农业产业化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于资金的需求让农村的金融活动蠢蠢欲动,但是相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却并不健全,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对农村金融处于打压和限制的阶段,农村金融在中国尚是一个新兴概念,这阻碍传统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步伐。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金融能提供的支持资金少之又少,在我国偏重城市化发展的策略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及资金也都持续流向发达的城镇,农村严重“营养不足”。第二点,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表面上存在,但却并不规范,农村信用社难以维系住这一金融体系,民间借贷又处在法律盲区,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村金融的宏观调控力度,解决这种无序的贷款状态。

4、农业生产合同模式存在缺陷

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合同模式的不健全也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瓶颈。在农业产业化中,农业合同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现有合同中规定的利益分配不够公平,无法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发展。传统农业中的小农户与正规企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很多时候,分散的农户面对企业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农业产业化中的风险分担机制也不够完善。农业市场风云变幻,市场行情可能随时变化,面对各种无法预估和预防的风险,农民群体往往难以应对。在很多合同中,这种风险的承担方往往都是农户。最后,由于在农业产业化的合同中,企业与农户之间往往存在互相投机的现象,一些企业或者农户会为了追求更大化的利益公然违约,这样不利于维护农业产业化的有序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需要经济法保障的必要性探析

1、农业产业化体现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

农业受自然环境气候影响较大,且农作物一般都具有固定的生产期限,这就决定了农作物投资风险大、投资期限长、收益不稳定的特点。然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是生产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发展农业是维持国际稳定、经济健康、社会和谐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通过农业发展可以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市场经济中的形式公平转变为是指公平。这也正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法的立法目的为国家的经济安全、经济自由、引导经济生活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

2、有利于规范农业产业化中的市场主体建设

要规范农业主体的建设离不开经济法的建设。目前,农村的产权划分够明晰,农户的各项权利除了需要确权外,也需要更加明确的划分和立法保障。比如,农业生活中的土地占有权、收益权、处分权等,这些都需要在农业产业化之前理清,否则,一旦与产业化相结合,将会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农业产业化的顺利经营。近年来,《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都为我国农村产业化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3、有助于形成健康有序的农业市场环境

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维护农业产业化市场中的有序进行,就需要建立良好的农业秩序,以此来杜绝农业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美国农业产业化的历史中就有先例,美国曾出台垄断法案来明确抑制农业垄断行为,防止出现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这对于市场而言无疑是必不可缺的制度保证。而经济法则可为实现农业市场的有序化提供健康的法制环境。

三、经济法保障体系的构建

1、完善农业市场主体的经济法保障

要克服农产业化发展的瓶颈,首先应该加强农业市场主体的经济法保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组织、团体都是重要的市场主体。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法都鼓励农业社团、组织的建设,但是乡村政府不够重视,态度不够积极,物质支持力度不够,也没有做好必要的引导工作。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农业民间组织法,完善农业组织的建设等权利。其次,在维护农业权益方面,应该出台相关法规,明确农民各项权益的划分,比如说对于农民在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应该出台相关的确权法规,完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划分土地的各项权益归属,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提高农民积极性,让农村能够依靠投入土地就能获得生活保障、赚取资金。

2、健全农业市场交易秩序的经济法保障

有市场交易的地方就难免出现市场垄断行为,这就需要国家政策法规的干预,来杜绝和限制不公平交易、市场欺诈等行为,保障农户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笔者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分工协作；果业：产业化；农户+合作社；公司+农户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分工合作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这一理论已被人类实践反复印证。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基础上的。虽然目前许多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农业领域的市场化进程仍严重滞后．传统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模式仍在一些地方占据统治地位。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打破传统农业的封闭经营模式，通过推进农业领域的分工合作、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来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

一、马克思的分工协作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协作与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马克思指出，协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

(一)协作克服了个体生产者的能力局限。从社会经济发展对于人的能力需要而言，个体的人无论有多么能干，劳动能力总是有限的，不能胜任所有工种工序的需要。但当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团体的劳动能力就会极大地增强，会克服个体劳动者的劳动局限。对此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骑兵连做战为例进行说明。“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单靠个人的能力，不但劳动范围有限，劳动生产效率也很低。当个体的劳动主体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完成时，不但完成的质量低下，也难以发挥个体的优势和专长。因此，分工合作。将众多的工序交给许多人去做，个体劳动者只从事专业化的某一环节，必将有效克服个体劳动者的劳动局限，使劳动者可以更加专注有效地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劳动生产率会极大地提高。

(二)分工协作创造了一种全新、高水平的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认为，相对于个人的劳动能力而言，多人的分工协作不但会摆脱个人的局限性，而且劳动者在分工合作环境中进行生产劳动的效率远比单独的劳动行为高得多。“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因为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刺斯坎人等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从整体的角度看，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劳动者若连接起来，分工协作，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能够完成的工作具有无限可能性。今天人类一切惊人的文明成果，都是在全体人类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完成的，都不是少数人的努力可以达成的，分工协作本身刨造了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

二、马克思分工协作理论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分工协作的观点不但对当时工厂作业时代有重要意义，即使今天看，对于指导农业生产也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一直维系着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这种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使农民不但要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技术力量进行多工序的农业耕作，还要承担因自然灾害、市场变化带来的种种风险。这种农户独立完成农业作业多环节的模式已超过了农户能力可以承担的范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农业本身是由多环节、多链条组成大的产业组织。比如，农业的产前链包括种苗培育、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产中环节包括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减灾、农业金融、保险等服务部门的服务；农业产后链包括农产品的采摘、包装、销售、运输、加工等诸多环节。农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如此庞大的产业体系对于农业经营的要求非常高，已不足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可以满足的，解决的关键就是采用分工协作的方法，对于农业而言就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农业产业化就是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通过农户与农业合作社、大市场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联合，采用农户+合作社．公司+农户等模式，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多个环节从单个农户的经营活动中分离出去，农户只负责专业的生产环节，其余产业环节由合作社、专业化市场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等部门完成，解决农户因为要独自承担农业诸多环节而产生的一系列难题，并通过产业组织整体作用的发挥极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正符合了马克思倡导的分工协作思想，代表了今天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

三、推行农业产业化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通过推行农业产业化、通过农业内部的分工协作，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一)在产前的生产资料生产和采购环节，可以降低个体农户采购生产资料的风险．农户进行农业生产之前首先要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然而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专业性，使得农户在鉴别生产资料的优劣方面非常弱势，常常出现购买假农资现象的发生，甚至导致部分地区农业绝收现象的发生。这种分散化的市场行为，也加重了一些农资企业的投机心理，无助于农资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此外，分散化的购买行为，也使得农户在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时的议价能力很低，无法获得具有性价比优势的生产资料。一些农户就采取购买低质低价生产资料的方法来降低经营成本，产生了经营中的许多问题，影响了农产品品质的提升。

而通过农户+合作社的方式将农户组织起来，由合作社统一进行生产资料的采购活动，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不但合作社的议价能力极大提高，帮助农户降低成本，还能赢得生产厂商积极的售后服务，并且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激励及约束厂商形成规范化的经营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商的经营素质。

(二)在产中阶段，通过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可以将长期以来农户自己需要承担的生产技术、资金等问题逐一解决

1、技术扶持。农业技术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只有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才有可能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目前，市场化的要求使得农户单凭经验及民间传授的方式无法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而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比较低的农户自己掌握先进种植技术的能力有限，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就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中，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了保证农产品收购的货源质量，会通过向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及产中的技术服务，保障生产品质。目前，汇源果汁、双汇火腿肠等许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就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户有限的生产技术能力通过大公司的协助得到了有效的提高。

在农户十合作社的组织模式中，合作社会统一聘请农业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专业指导，能够帮助农民更好地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品质。

2、资金帮助。农业生产周期长，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生产投入。农业生产经营时常面临的自然灾害及市场风险决定了农业生产需要较高的投入，然而目前农户有限的资金是无法保证农业生产需要的。

农户获得资金最好的渠道是来自金融机构。但由于农户信贷能力弱，信贷活动分散，使得金融机构向农户提供信贷的动力往往不足。而通过将农户纳入农业合作社，会有效增强农户的信贷能力。第一，通过加入农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还款能力提高，可增强信贷能力：第二，合作社的建立为金融机构进行农业信贷活动搭建了有效平台，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可以直接通过合作社进行，信贷对象信贷能力的评价及贷款的发放可以直接通过合作社的平台进行，进而实现对广大农户信贷的支持，同时也避免了金融机构与分散农户打交道产生的种种问题。

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公司依托自己强大的信贷优势，通过公司担保的方式为农户提供所需的贷款，也是有效解决农户资金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

3、农业产后环节生产力的解放。农业的产后环节涉及到农产品的包装、销售、加工、运输等问题，直接与农民的增收有关。然而，在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下，农户自己要承担上述职能，导致农产品产后环节的低效运行，需要有专业的机构来承担相应的职能，而无论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还是公司+农户的模式，都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里，由合作社统一组织农产品的采摘、分拣、包装，极大地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甚至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使得农产品的销售收益大幅度提高。合作社的整体销售，使其在收购时节的议价能力极大提高，有效保障了农户经济利益的实现，使农民不再为农产品卖难而伤脑筋。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大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会收购与其签约农户的农产品，并进行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无论何种方式，都可以有效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

总之，分散化的农业经营非常需要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协作模式。这样可以克服单个农户经营的局限性，发挥产业化运作的力量，从而创造单个农户经营无法创造的奇迹。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关键所在，陕西苹果产业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

四、陕西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已成为全国果品生产大省、加工大省，目前陕西水果人均占有量236公斤，居全国第一，在全国水果业的位次跃升为第4位。果业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对于地方财政及果农增收的贡献都十分明显。2006年陕西果业增加值达到84亿元，苹果基地县果业人均纯收入达到1，700元以上，占纯收入的75％左右。全省3，600万人口中，大约有1．000多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果品生产经营。目前，陕西果业产业化发展已初具规模。

(一)地方政府及中央部委大力支持陕西果业发展。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果业的发展，他们在全国带头成立了陕西省果业管理局，对果业经营实行统一管理。省政府还不断拿出专项资金对省级苹果示范园套袋和果园耕作机械实行补贴，对龙头企业实行贷款贴息、出口奖励等政策，培育了一批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

(二)优质生产基地初具规模。陕西非常重视对优质果业基地的建设。通过调整果品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扩大了果业优生区建设规模，加大了对果品产业链关键环节如良种繁育、苹果标准化示范园、出口基地的建设力度。以苹果为例，迄今陕西省基地县苹果面积达到82％，占其苹果总产量的88.4％。

(三)建立果业质量追溯体系。为了确保果品的质量，陕西一些地区的果业协会率先在全国对果品建立了“二维码”质量追溯体系，利用红外线识别器就可以查到苹果主人的照片、生产地址、产量，以及化肥使用情况等，实现了有效的质量保证。由于对该技术的引进，目前陕西铜川的公权苹果专业合作社获得了世界银行的1，600万元农业贷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苹果领“身份证”的机构。

(四)实施苹果原产地保护政策，打造陕西苹果知名品牌。为保护陕西苹果的品牌，在国际国内市场树立陕西苹果的整体良好形象，陕西省政府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陕西苹果原产地保护，于2003年9月获国家质检总局批准，获保护苹果面积达26.7万公顷，成为中国原产地产品保护范围最大的产品。

(5L)在果品营销方面，陕西着重全力打造果业营销产业链，推动果业产业化发展．目前，陕西果区兴起了建设果品贮藏库的热潮．全省果品贮藏能力达到260万吨，新增30万吨。为做大果业产业，陕西还在白水县组建了全国最大的苹果物流中心，统一品牌、标准、包装、价格、销售，大大整合了苹果基地的资源，使优质果的价格每公斤提高了3～5元，带动了农民增收。目前，该物流中心入股农户达到2万户，辐射渭南、铜川、延安三市15个果业基地县364万亩果园。

(六)不断扩大果业出口创汇能力。为帮果业做大做强，陕西不断扩大果业出口创汇能力，2006年陕西企业自营出口果品35.94万吨，创汇3.08亿美元，果品出口创汇占农产品出口创汇的81％。自2004年以来，陕西省果品的出口值在以每年1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七)在产业组织上，陕西注重提高果农组织化程度．自2007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陕西积极加大组建果业合作社的步伐，已组建上百家果业合作社，并以各类农业合作组织为单位，对果品生产基地建管并重，指导果农严格执行基地生产标准，重视果园生产投入，使陕西果业在农业产业组织的带领下更加有序地发展。

虽然目前陕西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来说陕西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仍比较低，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分散化种植的问题仍比较严重；加入合作社的果农比例较少；许多合作社的规模小，资金有限，对农户的带领能力不足；优质果业的生产基地不能满足收购企业的需要，经常出现优质果源供应不足的情况；大多数果业的营销仍处于低

水平状态，没有发挥产业组织的效应；对果业的农业金融扶持不到位，等等。只有采取积极措施促进果业产业化经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五、推进陕西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一)提高果农的产业化组织程度．农业生产责任制成功解决了果农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但无法解决个体果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果农的分散经营必使其与统一的市场之间缺少必要的纽带，从生产资料、病虫防治、果园技术及产品销售等环节都缺乏科学指导和监督，生产成本加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因此，需要积极组织果农加入果业合作社，提高果农产业化组织程度。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工作：首先，要加大对果农参加合作社的宣传及组建力度。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地区合作社的建设仍是空白，需要继续广泛深入地向果农宣传有关合作社的理念，帮助果农组建并加入果业合作社；其次，要积极扶持果业合作社的工作。果业合作社的建立属于新生事物，许多合作社无论从经验、经费、人力等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需要得到有关合作社人员培训及工作经验的扶持。政府部门应设立专职机构负责对合作社成员的培训，并邀请专业人士、企业代表、合作社活动有成功经验的人士进行经验传授及培训活动：再次．要加强对合作社的资金扶持。合作社工作开展初期，急需一定的启动资金，对于西部的合作社而言，通过农民入股筹集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难以维持合作社的正常运营，需要有关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提供及时到位的资金扶持。目前，陕西省政府已拨出专款对合作社进行扶持，但由于资金有限。只能对少数合作社进行扶持，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

(二)要加强对果业合作社的整合力度．2007年我国第一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陕西省已成立了上百家果业合作社，大部分都属于规模小、资源有限的合作社，难以有效带动果农致富。由于合作社规模小并分散，导致各合作社之间缺乏相互的合作，不利于陕西果业整体优势的发挥，需要有关部门整合合作社的力量，组建区域级或省级的合作社，将省内的果业资源统筹经营，将陕西果业作为一个统一形象向外打出，避免出现目前的各自为政、品牌遍地开花、恶性竞争严重，甚至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使外地客商无所适从的现象。山东的苹果资源并没有陕西优越，之所以能够跑到陕西前头去，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通过省级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果茶站”扶持了全省的果业生产。目前陕西经济合作组织也不少，但缺乏一个类似于山东“果茶站”一样的在省内有权威和影响力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加大对果业发展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随着果业产业化发展的日益加速，果农与外界联系沟通的程度不断提高。对于包括农村道路、通讯、宣传、商业服务等配套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急需得到政府及社会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积极改善果业生产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果业发展的外在环境。

(四)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通过大型龙头企业带动市场，带动生产基地，由龙头企业把产供销、果工农管到底，是农业产业化实现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各级政府要加大果品龙头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扶持力度，通过下拨专项资金，给企业提供无息、低息专项贷款、贴息贷款和税费减免等方式，对企业购买与果品贮藏、加工有关的关键设备、技术予以支持，并加大对龙头企业信息担保体系的建立工作，解决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难的问题，并对果品出口企业给予专项补贴，帮助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范文第3篇

(一)调查实施根据研究需要并考虑到调查实施的便利性，对九江市九江县、永修县，南昌市南昌县、新建县、安义县、进贤县和赣州市于都县、宁都县等八个县的水稻种植农户进行随机调查，获取其营销方式选择的基本资料。调查人员为江西财经大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调查前就调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调查技巧进行了统一培训，并于2009年5月11—12号在南昌县蒋巷镇进行了预调研，根据预调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调查问卷做了进一步完善，正式调查于2009年6月18—25日进行，采取调查员与农户一对一面访的形式进行。本次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365份，剔除关键信息填写不完整、信息填写明显有误的问卷26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39份，问卷有效率为92.9%。

(二)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1.年龄情况。339个样本农户中，年龄最小26岁，最大83岁，平均年龄48.7岁。2.性别情况。339个样本农户中，男性248个，占73.2%;女性91个，占26.8%。3.文化程度情况。339个样本农户中，文盲43户，占12.7%;小学文化程度157户，占46.3%;初中文化程度119户，占35.1%;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20户，占5.9%;4.家庭成员非农职业情况。339个样本农户中，没有家庭成员从事非农职业的有86户，占25.4%，有家庭成员从事非农职业的253户，占74.6%。5.水稻种植面积。339个样本农户中，种植面积最小0.6亩，最大120亩，平均5.2亩。6.水稻种植年限。339个样本农户中，种植年数最长47年，最短1年，平均17.4年。7.固定资产转化损失情况。固定资产转化损失是指水稻种植农户如果不种植水稻而种植其它作物，其用于水稻生产的固定资产转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损失情况，损失大小由农户自己进行估算。339个样本农户中，认为固定资产转化过程中没有损失的有25户，占7.4%;很小的有166户，占49.0%;较大的99户，占29.2%;很大的49户，占14.4%。8.家庭主要收入来源。339个样本农户中，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的有251户，占74.0%;来源于非农业为的有88户，占26.0%。9.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交易过程顺畅情况。339个样本农户中，感觉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交易过程很麻烦的有7户，占2.1%;比较麻烦的有43户，占12.7%;一般的113户，占33.3%;比较顺畅的158户，占46.6%;很顺畅的18户，占5.3%。10.是否参加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339个样本农户中，没有参加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有233户，占68.7%;参加过的有106户，占31.3%。11.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339个样本农户中，对农业生态环境不关注的有113户，占33.4%;比较关注的有213户，占62.8%;很关注的有13户，占3.8%。12.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339个样本农户中，没有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有273户，占80.5%;参加过的有66户，占19.5%。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农户选择的营销方式包括自产自销、销售合同、生产合同、合作社和垂直一体化等5种。339个样本农户中，选择传统自产自销方式的有211户，占62.24%;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有128户，占37.76%，其中，选择销售合同方式的有20户，占5.90%;生产合同方式的有53户，占15.64%;合作社方式的有45户，占13.27%;垂直一体化方式的有10户，占2.95%，具体见表1。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受经济、社会、制度、法律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实地调研了解的具体情况，将影响水稻种植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选择行为的因素归为四大类，第一类为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分别用x1、x2、x3表示;第二类为家庭经营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成员非农职业情况、水稻种植面积、种植水稻年数，分别用x4、x5、x6表示;第三类为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固定资产转化损失情况、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分别用x7、x8表示;第四类为外部环境特征变量，包括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交易过程顺畅情况、是否参加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分别用x9、x10、x11、x12表示。一般而言，农户年龄越大，求稳心理越强，越愿意通过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来规避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风险，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与女性相比，男性对销售合同、生产合同、合作社和垂直一体化等新的农产品营销方式可能更感兴趣，更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农户文化程度越高，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也越容易了解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优点，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有成员从事非农职业的家庭，随着非农收入的出现，家庭抵抗农业风险的能力相对提高，加之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相对严格的准入条件和程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户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水稻种植面积越大，农户生产和销售面临的市场风险也越大，越愿意通过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规避农业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面临的市场风险;种植水稻年数越长，农户越知道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优点和好处，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水稻种植农户如果从水稻种植转向其它作物，其用于水稻生产的固定资产产生的损失越大，意味着农户面临的风险越高，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应对农业生产和销售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规避风险;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交易过程越顺畅，说明农户交易过程越便利，农户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参加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更了解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优点和好处，更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关注程度越高的农户，更了解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益处，更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更了解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必要性和好处，更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具体变量的定义和预期作用方向见表2。

(二)模型构建为了明确影响水稻种植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方向，本文将根据水稻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水稻种植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选择行为是一个二分变量，即选择或者不选择。因变量表示水稻种植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选择情况，其中，0表示没有选择，1表示选择了。由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即随着解释变量xi的变化，因变量具有0、1两种可能结果，故本文建立二元Logit离散选择模型，Logit回归模型的分布函数服从Lo-gistic概率分布函数。

三、计量经济分析及结果

为研究各解释变量对水稻种植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选择的影响方向及程度，运用SPSS19.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分析，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整体拟合程度较高。其中，年龄、是否参加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两个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水稻种植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选择;固定资产转化损失情况、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交易过程顺畅情况两个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水稻种植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选择;家庭成员非农职业情况、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两个变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水稻种植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选择。各个变量对农户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选择行为的具体解释如下:农户个体特征变量中，年龄的系数为正，说明农户年龄越大，确实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性别的系数为负，说明与女性相比，确实男性更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文化程度的系数为正，说明农户文化程度越高，确实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家庭经营特征变量中，家庭成员非农职业情况的系数为负，说明有成员从事非农职业的家庭确实更不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水稻种植面积的系数为正，说明种植面积越大，确实农户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可能性越大;种植水稻年数的系数为正，说明农户种植水稻的年数越长，确实农户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的可能性越大。经济特征变量中，固定资产转化损失情况的系数为正，说明用于水稻生产的固定资产用途转换损失越严重，确实农户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系数为负，说明农户收入结构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越高，确实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外部环境特征变量中，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交易过程顺畅情况的系数为正，说明在水稻生产、销售过程中，产销关系更紧密营销方式交易过程越顺畅，确实农户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是否参加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系数为正，说明参加过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确实更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的系数为正，说明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越高，确实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是否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系数为正，说明参加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确实越愿意选择产销关系更紧密的营销方式。

四、简短结论及政策建议

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粮食类家庭农场；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生态理论；粗糙集；分层线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2-0096-08

一、文献综述

家庭农场不仅具有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缩减城乡发展差距等多种功能，还在机械和科技成果应用、绿色发展、市场开拓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是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之一。但家庭农场在我国属于新的农业经营实践，其成长尚处在起步阶段，且很不平衡。

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因素及扶持政策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制度供给滞后是影响家庭农场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1]，而农地制度是基础性制度环境，政策支持是坚强后盾，农业培育与培训制度是重要推进器，农业社会化服务是重要支撑[2]。让农民和科学家共同参与到创新过程，有助于推动家庭农场可持续性发展[3]。人力因素是影响家庭农场成长的根本原因，不能确定继承人的家庭农场会撤资或进入静态经营模式[4]。生态系统中服务、技术、市场、融资、自然、政策和文化环境对家庭农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5]。近年来，农场规模的相对变化、与农场相关的沉没成本和农场多样化影响家庭农场主成长意愿[6]。此外，家庭农场间展开合作，能够实现共同发展[7]。

各国应基于现实国情，制定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8]。清晰的农业发展思路、适宜的土地制度、精准的政策扶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稳定的法律生态环境以及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9]。目前，我国家庭农场普遍面临着经营规模扩大难与水平提高难、信贷融资参险难、求助社会化服务难、扶持政策覆盖难等问题[10]，应改革农地产权制度、培育职业化农民、加快发展农村金融保险业、完善社会化服务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11]。

可见，国内外学者围绕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因素及扶持政策，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第一，国外学者在家庭农场成长方面已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体系，但由于成长阶段、土地制度、农业补贴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国外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适用性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第二，国内研究大多选取的是宏观视角，且以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为主，而基于微观视角，运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相对阙如；第三，家庭农场的成长受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制约，其影响因素不仅来自于家庭农场个体层面，还来自于区域层面，且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往往存在着交互作用，但现有研究大多未讨论不同层次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和数据结构分层问题。

粮稳天下安。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黄淮海平原的487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首先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研究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可能影响因素。其次，依据粗糙集理论进行属性约简，以删除冗余或不重要的可能影响因素。再次，把重要的可能影响因素引入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个体层面变量和省域层面变量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结构性影响差异和交互作用，以便于厘清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机制，为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变量设置

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相近[12]，其成长受到个体层面和省域层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分别作为其个体层面与省域层面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一）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内部资源是企业长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和组织资本资源是其具体体现[13]。此外，我国家庭农场要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离不开资金支持[14]。因此，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资源基础由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和金融资本资源构成。

1.物质资本资源。物质资本资源是指家庭农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实物资源，是其他资源发挥作用的基础。具体而言：第一，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适度将有利于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第二，生产设备的完善程度对家庭农场成长具有显著影响[15]283，有助于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第三，农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分散的，存在收集和传播信息较难、交易环节较长和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而家庭农场可通过不断完善网站建设来有效破解上述农业难题。显然，经营土地规模的合理程度以及生产设备、网站建设的完善程度是反映粮食类家庭农场物质资本资源的主要指标。

2.人力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主要是指家庭农场主和成员所具备的经验、知识和技术能力等，对其他资源的发挥有积极带动作用。家庭农场成长是农场主妥善经营和成员辛勤劳动双重作用的结果，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他们的决策执行力和资源配置能力[16]，而家庭农场主和成员接受培训次数的多寡显著影响家庭农场收益[17]。由此，可通过家庭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和年均参与培训次数、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年均参与培训次数来衡量粮食类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资源。

3.组织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是指存在于组织之中、由组织成员在开展活动中所逐渐形成的合力，也是指组织内部管理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资本。组织资本资源的多寡对家庭农场合理配置资源有着显著影响。政府对家庭农场的鼓励和表彰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家庭农场管理规章制度是其发展的内生力量[18]7。此外，商品销售区域反映了家庭农场扩大产品市场和拓宽销售渠道的组织能力[19]。有鉴于此，选取家庭农场获得政府表彰次数、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和商品销售区域以测量组织资本资源。

4.金融资本资源。金融资本资源是指用于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的投入，金融资本缺乏将影响家庭农场的后续成长[20]。当前，我国家庭农场普遍面临着贷款难、融资难、参险难的问题[21]。可见，粮食类家庭农场贷款难、融资难、投保的难易程度是反映其金融资本资源的重要指标。

（二）企业生态理论

Moore类比自然生态系统，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概念，认为相互作用的企业组织和个人所形成的群体即企业生态系统[22]。粮食类家庭农场位于所在区域的生态系统中，必须不断与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流。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和自然生态三个方面。

1.社会生态。社会生态是指家庭农场为追求长期稳定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包括其所在区域的法律、社会文化和服务生态环境。稳定的法律环境和适当的政策支持对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极为重要[23]，与农业合作社同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同样需要一个扶持政策体系完善、政策落实程度高、法律法规健全的法律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对家庭农场内部核心价值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家庭农场的成长。家庭农场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反映在当地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创新创业精神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氛围等方面。其原因在于，当地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农场成长产生显著影响[24]，让农民参与到创新过程中是家庭农场规模扩大的影响因素[25]，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家庭农场获取信息以弥补内部知识资源不足[26]。此外，农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作用的发挥是有限的[27]，还需要政府及经营组织提供相应的社会化服务以助推家庭农场成长。因此，政府、经营性组织和农业合作社所提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构成了家庭农场的服务生态环境。

2.经济生态。经济生态是指家庭农场提高效率、增加经济效益的物质环境，主要包括市场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生态环境和融资生态环境。第一，家庭农场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影响[28]，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价格波动程度以及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程度是市场生态环境的重要衡量指标。第二，农业技术革新对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益提升有推动作用，而技术需求满足程度、技术培训满足程度和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等技术生态环境则影响推动作用的发挥。第三，金融方案的多样化，能为农业生产的金融需求提供支持[29]。为适应家庭农场的成长需求，一个融资渠道多元、融资需求满足度高、融资期限与实际匹配度好的融资环境必不可少。

3.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是指当地的自然环境。一般而言，农业自然环境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气候等。本文选取当地的土地状况、农业用水状况和当地气候对农业生产的适宜程度三个指标，来测量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自然生态环境。

（三）济绩效

经济绩效是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重要基础和衡量标准。当其经济绩效提高时，生态绩效、社会绩效等也会得到改善[30]。经济绩效可从以下两个层面衡量：一是财务指标。销售收入增长率是衡量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较好指标，可用来测度其毛收益和市场规模变动。利润的高低影响粮食类家庭农场的长远发展，可用来测度其净收益和长远发展能力。二是获利潜能。机械化程度反映了粮食类家庭农场技术效率的高低，品牌化战略有利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31]。因此，本文选用近三年平均销售额增长率和年利润、机械化程度和品牌知名度四个指标衡量家庭农场成长。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粗糙集理论。本文设置了34个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可能影响因素。这些可能影响因素不仅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重叠，而且对成长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在建立线性计量模型时，引入的应该是重要解释变量。若引入的解释变量数目太多，会导致模型精度低。因此，本文首先依据粗糙集理论，选取重要的可能影响因素。具体步骤为：（1）明确问题；（2）建立原始决策表；（3）数据预处理；（4）属性约简。

2.分层线性模型。本文要同时分析粮食类家庭农场个体层面和省域层面变量对其成长的影响，这样就构成了一个“个体-省域”的两层数据，可以看成一个两水平模型。对于不同层次的数据，传统的线性模型在进行变异分解时，对群组效应分离不出，从而增大了模型的误差项。鉴于这种局限性，本文选用分层线性模型，其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下标i代表的是家庭农场（个体），j代表的是家庭农场所在省份；Yij表示模型的因变量，即家庭农场成长值，Xpij和Dqj分别表示家庭农场个体层面和省域层面的预测变量，而εij和μpj分别表示家庭农场个体层面和省域层面的随机扰动项；βpj是家庭农场个体层面预测变量Xpij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γp0表示第j个省域层面变量对βpj回归的截距，γpq 表示第j个省域层面变量对βpj回归的斜率。

（二）数据来源

黄淮海平原粮食产量占我国总产的34.3%[32]，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是其重要组成省份，且各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家庭农场均逾万个。因此，选取这5省作为调研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预调研于2015年12月在山东省展开。依据预调研数据，对问卷展开信度和效度分析，并调整问题项。基于调整后的问卷，于2016年1-2月实施了正式调研。考虑到样本选取的科学性和分层线性模型的特点，在每省各选取10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按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各调研粮食类家庭农场2个。问卷由经过培训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采取与家庭农场主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填写。共发放问卷500份，剔除漏答关键信息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487份，问卷有效率为97.4%。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属性约简结果

1.初始决策表。以487个调查样本为论域U；运用熵值法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指标权重赋值，进而测算家庭农场成长值，以构建决策属性D；以可能影响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个体层面因素和省域层面因素作为条件属性集C，构建初始决策表。

2.数据预处理。由于本文所有变量皆为连续值，需将原始的连续型数据进行离散化处理后再进行约简。采用等频率离散化方法，将等频率区间数设置为3，其结果（部分）见表1。

3.属性约简。基于属性对决策的重要度，利用Johnson约简算法，删除冗余或不重要的条件属性。对约简后的指标重新梳理并标记（见表2），以把这些重要的可能影响因素引入分层线性模型。

（二）分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1.零模型分析。在没有加入任何自变量的情况下，进行零模型分析，旨在将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总体方差在两个层次上进行分解，以判断第二层模型建立的必要性。其具体公式为：

结果显示，第一层截距的信度估计为0.753，远高于0.5的标准，表明样本均值与真实家庭农场成长值接近。从表3的固定效应可知，省域层面因素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具有正向预测效果，其回归系数为0.673。随机效应的卡方检验显示，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在省域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应在第二层模型中增加省域层面变量。

基于组内相关系数公式ICC=0.015 0/（0.015 0+0.028 7），可计算得到省域层面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为34.32%，即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差异有34.32%由省域间的差异所导致，其余的65.68%则由个体的差异造成。由此可知，个体层面因素是影响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主要因素，但省域层面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2.半条件模型分析。在零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农场个体层的变量，以构建半条件模型。为确保变量的稳定性和避免多重共线性，采用稳健性标准误差对半条件模型进行回归。半条件模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结果见表4。

从固定效应结果来看：第一，生产设备完善程度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正向影响程度最高。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方式以机械化作为支撑，而生产设备的完善程度则是其机械化水平的具体表现之一。这与平瑛等[15]的实证分析结果相一致。第二，贷款难易程度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粮食生产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决定家庭农场应收应付账款同样具有周期性特征，承担着高额的资金周转成本，贷款越容易越有利于粮食类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有序开展，这与Karimov[33]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第三，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具有积极影响。教育能提高家庭农场主的决策执行力，使其成为有效配置资源的管理者，从而为家庭农场成长提供有力保障[16]。第四，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Chen等[18]对山东省诸城市的实地调查支持了这一结果。越是纪律严明、管理规范的家庭农场，越能凝聚力量，保证其生产的稳定性。第五，L远来看，如Panda的研究结论[17]一样，成员参与各种培训对家庭农场成长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于起步阶段的我国粮食类家庭农场而言，一方面，由于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成员参与各种培训需要投入成本，这使本来资金捉襟见肘的家庭农场加重了运营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粮食类家庭农场成员受教育程度不高，其参与培训的效果往往需要时间来吸收和消化。因此，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在短期内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和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的随机效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省域间存在明显变异。另外，生产设备完善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的随机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省域间不存在明显变异，其相关关系不依赖于省域而不同。

3.完整模型分析。为考察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和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省域间的变异，引入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3个省域层面变量，构建完整模型如下：

如表5的固定效应所示，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与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的斜率显著正相关。其原因在于：第一，扶持政策要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家庭农场主熟练掌握、正确运用。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农场主，能真正掌握和运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扶持政策，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因此，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会强化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和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正向关系。第二，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强的省份，其辖区内的社会化服务不仅种类繁多，在服务效率和服务成本方面也不尽相同。家庭农场主需要权衡多样化的社会化服务从而做出最优选择，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场主往往具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因而，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会强化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和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正向关系。第三，粮食生产和经营是粮食类家庭农场收入的主要来源，受教育程度高的农场主往往具有采纳新技术的强烈意愿，以期获得更高收益，多元化的技术获取渠道则为其新技术的采纳提供便利条件。可见，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会强化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正向关系。

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和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与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的斜率显著负相关。家庭农场所在省份的扶持政策体系越完善、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越强、技术获取渠道越宽敞，无偿技术培训的机会越多，越会弱化成员参与培训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短期负效应。

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对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的斜率显著正相关。近年来，我国对于家庭农场资格条件、登记管理的政策正逐步完善[34]，特别是对家庭农场的年检和审查，使得家庭农场更加严格律己，追求管理规章制度的规范化。此外，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对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和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影响不显著。

在增加了3个省域层面变量后，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和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的随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个体层面变量在第二层上得到了较好的解释，无需再添加更高层次的变量进行解释。

进一步的方差缩减比例表明（见表6），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相关有22.92%能被省域层面变量所解释，家庭农场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和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负向关联有17.41%能被省域层面变量所解释，省域层面变量对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和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相关解释比例为30.3%。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生态理论，采用粗糙集和分层线性模型，探究了个体层面变量和省域层面变量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结构性影响差异和交互作用，结果表明：（1）成长差异主要由个体层面因素所导致，但省域层面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小视。（2）个体层面的生产设备完善程度、贷款难易程度、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和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对其成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则在短期内产生负向影响。（3）所在省份的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程度除了会强化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外，还与农业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能力和技术获取渠道宽敞程度一起，共同强化了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正向关联、弱化了成员年均参与培训次数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之间的负向关联。

基于上述主要结论，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下：（1）支持家庭农场完善生产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应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不仅要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日常生产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农业机械敞开补贴，还要突出补贴重点。（2）创新融资模式。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无需抵押和担保即可获得贷款模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农业担保公司和农业发展基金，为粮食类家庭农场提供金融支持和担保支持，以有效破解家庭农觥按款难”。（3）转变家庭农场主再教育模式。培育家庭农场主自我学习能力，对具备上网条件的家庭农场主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相应的再教育，并发挥第三方组织在家庭农场主再教育中的作用。尝试“社区教育”形式，以社区或县为单位，鼓励邻近粮食类家庭农场主互相交流和学习，营造多元化的信息和技术获取渠道。（4）推进粮食类家庭农场规范化建设。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既要切实落实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年检和审查制度，又要对规范和诚信经营的粮食类家庭农场进行表彰和宣传。（5）真正让扶持政策和社会化服务成为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助推剂”。在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同时，应强化对基层干部的培训，使其面对家庭农场的咨询能有效地进行答疑解惑，当好粮食类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和社会化服务的“解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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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必要性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近年来渔民收入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通过组织创新将千家万户渔民组织起来，提高渔民的组织化程度、克服小农经济，才能加快渔业经济发展。

党的后，对渔业经营体制实行改革．由过去大集体生产经营变为分散的家庭经营为主体的经济形式，这种生产经营体制，．确定了渔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渔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家庭经营制度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设计，在既定的制度和结构下渔业经营制度的变迁能量，经过3O年的过程已基本释放完毕。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1995年，渔民收入年增长35％的快速增长阶段；到1996—1999年进入渔民收入年增长4．05％的超缓阶段，1999年至今，收入进入滑坡阶段，年均减少3．6％。分析渔民收入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渔业内部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所致。也是渔业、渔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和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从深层次分析制约渔业经济发展的因素：(1)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家庭小农经济无法适应大市场社会化生产的需要；(2)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渔区资源等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渔村基础设施落后，渔业的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与城市差距大。(3)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工程建设、城市开发，交通运输大量占用渔业水域、滩涂，渔民生产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4)渔业高投入、高风险是家庭经营无法抵卸的。(5)渔业资源持续衰退，水污染日益严重。归纳起来，就是以小农本位的渔业经营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组织创新将千家万户组织起来，提高渔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克服小农经济的弊端，加快渔业经济快速发展。

所谓的组织创新，就是指以自愿为前提，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采取合作社、公司、股份企业，协会等紧密的组织形式或采取和约联结(如订单、合同)、资产联结(定金、代销产品)、物权联结(如租赁、承包委托)等松散组织形式，将分散的家庭联合起来，整合为规模性经营集群。实现渔业产业连的延伸与扩展。形成规模优势、竞争优势、技术优势、垄断优势、无形资产优势。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笔者认为，用组织创新，将家庭经营组织起来，从根本上突破渔业经济发展的困境，当前需要突破五个误区。

一、在思想认识上要破除“回老路”的误区

家庭经营是党的农村政策基础，也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制度基础。要在稳定水面、滩涂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基础上探索不同的流转形式。促进渔业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针对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组织创新将分散家庭组织起来，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从理论上讲是符合客观规律，是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选择。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过去渔业生产力水平低，个体劳动对生产因素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将集体经营改为分散的家庭经营十分有效。促进了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30年的发展，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渔业资源竞争日益加剧。以及渔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加大，个体作用相对减弱，通过组织创新组织起来，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渔民对新组织的要求会越来越迫切。

2．市场需要新组织。随着市场对水产品的生产优质化、标准化、规模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水产品在国际市场遭遇绿色壁垒日益严重．家庭分散生产已很难和市场有效对接和参与激烈竞争。通过新机制组织起来是明智的选择。

3．从实践上看，将渔民用新组织组织起来，既有国内外成功范例，也是把握与时俱进的战略选择。

100多年前，欧美、日本等国家就大量出现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组织，涉及生产、加工、流通、信贷等服务领域。早在1810年由美国康涅犹榕州的奶牛农场主组织起来的奶牛协会。目前。美国82％的农场主加入了农场合作社。澳大利亚出口大米全部由大米生产合作社提供。丹麦奶制品90％由合作社经销。世界渔业先进大国日本对渔协会的组织还专门颁布了《水协法》。日本渔业协同组合，简称“渔协”，是以日本渔民为基础，为发展渔业生产、渔业流通、渔业信贷、保险、维护渔民正当权益，而依法自愿组合起来的民间渔业经济组织，它对上代表渔民与政府对话，对下贯彻落实政府间接的宏观政策意图，其宗旨是通过协同组合发展生产力，提高中小渔业者经济和社会地位。当前，日本各级渔协都拥有自己的码头、油库、冷库、渔市场等后勤设施，自身具有较完备的经营服务功能，已形成自我体系。全国沿海数十万渔民，几乎都参加了渔协。

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渔业协会、渔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据农业部统计，2007年全国各类农业合作组织i5万个，参加人员3486万人。据有关部门统计．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现已成立的合作组织有16个．参加人员2680人，带动农户13000户．全行业销售收入达4．5亿元，群众从中得到收入1360万元。从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看。这种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视。(1)通过在区域和一定层面建立合作组织，可以减少渔民之间对渔业资源的相互竞争强度，而转变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通过专业组织创新。将分散渔民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的力量，提高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的竞争力。(3)有利于技术交流与培训，提高执行各种渔业法规的自觉性。(4)加强了政府与渔民群众的联系与沟通。

二、在组织上要破除“单一”的误区

以创新组织，将渔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经济组织，不是恢复过去的“统营、统管”，海洋渔业资源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渔业生产外部不经济性大。一艘渔船的捕捞作业对另一艘渔船的生产作业会产生不利影响；一艘渔船增加捕捞程度，扩大渔获量，就会影响另一艘渔船扩大渔获量的可能性；一块海域养殖密度过多，造成环境污染会危及邻近养殖海域的养殖经济效益。海洋渔业资源是典型的流动性。具有使用权难以界定的特性。建立长效、明晰的渔业资源使用权和收益权制度。对于提高渔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基于以上分析，创新渔业经济组织，应针对不同情况在形式上有所区别。

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要沿着发展政府主导型捕捞专业渔民合作组织，推动渔区合作经济尤其是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高政府渔业管理绩效的路径演进。对涉及海洋渔业生产上游与下游活动，应沿着市场主导型渔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路径演进。对海域养殖渔业可沿着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企业主导型(企业+养殖户)f作经济组织的路径演进。同时，创新组织还要把握住“三不论”原则：

1．不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只要具备功能就行，即能把渔民组织起来，一定程度上提高对接市场能力和经济效益，采取公司、协会，协作体、合作社、合伙制、股份制等任何组织形式都可以，都应鼓励其探索发展。

2．不论组织规模大小，能够增加效益就行，即区域上的不求所有人都进入组织，产业上可以捕捞、养殖或加工、销售、服务各种组合的形式，只要能够产生1+1大于2的效益。都可以先组织起来。

3．不论组织的紧密程度如何，只要群众认可就行，即只要渔民群众愿意参与，共负盈亏都可以实践。例如：可以采取“统一生产、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的紧密型组织。也可采取统一销售、统一加工、家庭分散生产的半紧密型组织或以合同订单，委托生产加工的松散型组织。

三、在工作方式上要破除“为组织而组织” 的误区

创新组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1．创新组织必须有支撑该组织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必然没有生命力，不能促进渔民增收。也是长不了的。推进组织创新要把握“五求五不求”，即不求数量多，但求有生命力；不求参加人数多，但求群众真认可；不求规模大。但求效益高；不求环节全，但求真管用；不求起步猛，但求逐步强。

2．创新经济组织不能脱离渔区、渔民的需要，要推进创新组织将渔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经济组织。当前要围绕推进倍增发展，选择新经济组织的生存基础、生长基点，应注意解决渔业、渔村、发展渔民增收的瓶颈问题，当前重点是建设捕捞、养殖、加工、销售、服务“五大新经济组织”。

四、在工作思路要破除‘‘否定过去”的误区

发展新经济组织，将渔民组织起来，不是重新洗牌，否定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

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改革的基石，也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制度基础，建立新经济组织，是要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克服劣势，提高渔民组织化程度，有效保护渔民的合法权益，并不是否定双层经营体制，回归到“大锅饭”的老路。同时，建立新经济组织，尽量规避从现有的企业、公司的饭碗中抢饭，要立足把渔业经济做大做强。

五、在工作措施上要破除“无所作为”的误区

1．积极引导。向广大渔民广泛宣传创新经济组织的必然性。必要性。向渔民讲清楚新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产生机制、运行方式等相关知识，让广大基层干部和渔民充分认识到创新经济组织能提高规模效率和竞争力的道理增强意识。创造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调动广大渔民参加合作社、公司、协会等新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认真借鉴。要认真总结推广一批渔业专业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和热心为民、乐于奉献带动渔民致富奔小康的典型。一方面对典型要给予大力扶持、指导、协调和服务，促进典型不断完善升级，形成实践探索、总结提升，再实践再提升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引导其他人员认真研究和借鉴典型的先进经验，让身边的事启发身边的人，激励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