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股权激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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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股权激励设计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股权激励方案，上市房地产企业，设计要素
公司的股权激励，是指激励的主体授予激励对象以股份形式的现实权益或是潜在权益，目的在于激励经营者或是员工的工作，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重要的激励和约束工具，股权激励是公司员工全面薪酬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股权激励机制有助于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形成利益共同体，目标趋于一致。
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房地产企业所占的比例较大，从近几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来看，房地产行业的市场风险较大、市场化程度高、人才竞争激烈，所以这些企业较多采用股权激励方案。由于股权激励机制一般都是要经过一年以上的封锁期后激励对象方可获得股票，而且还必须在满足考核条件的基础上才能行权获得收益，所以房地产上市公司采取股权激励方式也是为了稳定经营团队、留住和吸引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
一、股权激励方案的核心设计要素分析
股权激励能否真正激励经营者为提高企业的绩效努力工作，实现其目标，关键在于股权激励方案各个要素设计的合理性。
1．激励对象
通常来说企业管理论文，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是对企业未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公司雇员，包括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和其他对公司发展有着直接影响的关键员工，如核心技术人员，营销骨干。
2．激励方式
国际上最常见的激励方式为股票期权，股改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的基本模式，应当“以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及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实行”。
3．行权价格
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一般较低或者为零，行权价格的制定没有特定的标准。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股票期权激励机制规定，股票期权持有者可以在规定的时期内以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购买或卖出本公司股票。在行权以前，股票期权持有人没有任何的现金权益，行权过后，其个人收益为行权价与行权日市场价之间的差价。
4．行权的绩效条件
通常使用的股票期权注重股价与会计收益的直接挂钩。倘若激励对象的收益完全由股价来决定，其操纵股价的动机就会增强。为减少股价提高带来的收益的不合理性，应更多地使用会计指标衡量经营者的业绩。现在，上市公司设立的行权指标多以财务指标为主。上市公司也可采用更为严格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设定成适合于其本身的绩效考核指标。
5．激励期限
激励期限是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有效时间长度，通常由公司在规则之内自主设置。一般来说，行权期越长，激励强度越弱，但有利于激励高级管理人员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行权期越短，激励强度越大，容易引致激励对象的短期行为。为了兼顾长短期激励效果，公司通常选择分批行权的安排，同时，可因受益人的具体身份及情况而有所不同。经理人员一般在受聘、升职和每年业绩评定后授予股票期权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6．授予数量及比例
在制定股权激励计划时，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要考虑公司究竟应该向激励对象提供多少数量的股票。股票授予数量直接关系到激励对象的未来收益，直接体现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而且，过多或过少的数量均对企业不利。
二、我国房地产行业股权激励实践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沪深两市的数据全部来自巨潮咨询网。由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不时会发生变动，本文参照了证监会2011年4月15日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表，选择的属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行业的企业。
在证监会2011年4月15日的中国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表中，属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行业的企业一共有143家，其中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详细披露股权激励方案的房地产企业有17家。综上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共研究17家房地产企业的17个股权激励方案。这17家企业是：万科A、荣盛发展、泛海建设、名流置业、福星股份、中粮地产、深长城、广宇集团、阳光城、新湖中宝、华业地产、金地集团、苏宁环球、南国置业、中国宝安、卧龙地产、万业企业。
2．房地产企业股权激励各要素设计情况
（1）激励对象
表1 房地产企业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
数量
比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监事
中层管理人员
业务骨干
17
5
6
15
100.00%
29.41%
35.29%
88.24%
合计
常见的股权激励设计范文第2篇
关键词：股权激励 企业管理
一、引言
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特别关注员工的激励。这是因为:其一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投人的程度和效果明显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其二如今最剧烈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
现有的激励理论归纳起来，分为三类:内容型激励理论，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等;过程型激励理论，包括弗鲁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等;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包括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2006年，证监会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激励办法”）并展开股权激励试点工作。本文认为，有效的股权激励依赖于完善的外部环境和科学的激励方案。
二、股权激励概述
股权激励起源于美国，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手段，股权激励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代起，美国部分公司从原主要针对解决员工福利及税收问题的员工持股计划分离出专门针对管理层的激励计划，用于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问题。
经典委托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作为人的内部经营者与作为委托人的外部股东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股东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而经营者的目标通常是增加报酬、增加闲暇时间或避免风险等。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股东无法准确判断企业的经营成果是由于经营者的努力造成的，还是由于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从而无法对经营者实现有效的监督，经营者甚至还可以利用其在信息占有上的优势，通过隐蔽行为获取个人利益，而不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因此，即使存在解雇及公司被接管的威胁，经营者也有可能为了自身目标而不顾及甚至背离股东利益，出现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或逆向选择（Reverse Selection）。这就是所谓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企业的“成本”。
股权激励的核心优势在于经营者可分享公司股票增值所带来的利益，从而使得经营者个人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由股价联系在一起，有效地解决经营者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这种激励模式在满足完善的外部环境和科学的激励方案这两个基础条件下，经营者的行为最终在其内在利益驱动和外在影响的平衡结果的作用下趋向于与股东利益相统一。
三、国内企业股权激励试点工作概况
长期以来，公司对管理者实施的激励政策主要限于津贴、年薪和其他福利，激励不足情况较为突出，成本较高。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激励办法》及其配套的审核备忘录，与《公司法》、《证券法》和相关税收法规一起，初步构建了我国股权激励的法制规范体系。截止目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公告拟实施或已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家数达到了115家。从已公告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看，基本覆盖了股权激励的各种模式。其中，有75家公司采取了股权期权激励模式，28家公司采取了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9家公司采取了业绩股票激励模式，3家公司采取了现金增值权激励模式。由上可见，股票期权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采取的主要激励模式。
就股票期权激励情况而言：从激励范围看，75家试点公司激励对象广泛涵盖了董事、监事、高管与其他核心人员；从标的股票的来源看，除獐子岛外，所有公司均采用了增发股票的方式进行；从标的股票的数量看，首期激励计划所授予的股票期权所代表的标的股票总量占公司总股本的平均比例为6.09%，尽管出现了一定加大首次激励比例的倾向，但《激励办法》的强制性规定有效地遏制了国外常见的无限扩大股权激励比例的问题；在行权定价方面，《激励办法》强制性的规定保证了所有公司的行权价格均高于首次公告激励方案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甚至有5家公司在《激励办法》规定的最低价基础上溢价，溢价比例最高达15%；在行权安排方面，各公司均规范设定了有效期、等待期与行权期，有公司还设置了额外的禁售期，有力保证了长期激励效果的实现；在授予条件与行权条件方面，多数公司采取了净利润加净资产收益率双指标考核体系。
四、国内企业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权条件设置过于简单，容易诱发盈余管理行为
证监会颁布的《激励办法》只要求公司应规定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权的条件，但没有对应建立怎样的绩效考核体系做出进一步要求。从目前已公告的股权激励方案看，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行权条件设置均为净利润及净资产收益率一定比例的增长。
（二）行权条件措辞模糊，影响激励效果
从时间方面来看，存在一些公司行权条件规定措辞不严密，未充分考虑极端情况，从而导致上市公司可能总体上而言业绩没有增长而管理层依旧可以行权的不合理情况。如在分期行权安排上采用某一年度累计行权不超过一定百分比的表述，且未规定作废条款（即没有明确规定当年业绩未达到行权条件时已授予而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导致激励方案存在下一年度管理层可行权额度包含了上年因未达行权条件而无法行权数量的漏洞。
（三）行权价格与数量的调整条款设置不合理，为操纵股票期权价值留下空间
已公告的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均设置了股票期权数量与行权价格在特定情况下的调整方案，主要是当上市公司发生拆股、缩股、增发、配股，以及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特殊事件时，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
五、完善股权激励方案的对策建议
一是对已经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出现的条款设置不合理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通过审核备忘录的形式提出规范表述要求。
二是要求公司在设计行权条件时，应采用多种指标结合的激励体系。如引入主营业务利润、经营性现金流量、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指标作为行权条件，通过多层次体系的指标要求，防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三是鼓励公司根据自身行业情况，引入非财务指标作为行权条件。如房地产企业可以考虑引入土地储备作为行权条件之一，以免管理层为了满足行权条件盲目出售土地储备，损害公司长远发展潜力。
四是加大独立董事与财务顾问的责任。如出台《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补充办法，要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及财务顾问应对股权激励计划认真审核，如已公告的股权激励中出现显失公平合理的条款，上市公司应及时更正，同时对独立董事及财务顾问处以公开道歉、公开谴责乃至宣布为不适当人选、市场禁入等处罚措施。
参考文献：
常见的股权激励设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 公司治理； 公司业绩
一、引言
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现代公司制度的不断发展，不仅实现了企业组织形式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还使得企业资本与所有者相分离，出现了委托问题，而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函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一致性。基于此，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公司治理问题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且人们一致认为，如果公司治理方面的控制措施不存在或者无效的话，人（管理层）很可能会具有侵蚀委托人（股东）利益的倾向。在前些年，公司董事会内部的结构与组成以及如何增强董事会控制能力等问题是公司治理问题中大量讨论的，且也是市场参与者非常关心的话题。然而，在公司治理问题中，董事会的安排及治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股权激励也可以弱化企业内部的委托问题，这是因为股权激励的作用就在于给予人一定的股权，将其转化为委托人，以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我国资本市场于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了股权激励机制。我国证监会于2005年12月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也于2006年3月联合下发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这两个办法的颁布实施，正式掀开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大幕。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各项法规的健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还说明我国正全面认识和充分尊重人力资本的价值，股权激励成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股权激励机制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人力资本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变迁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成为企业中越来越有价值的资源，尤其是具有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又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对股东的价值和公司的命运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只有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经营者和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中实行的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考察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不同的控制人性质下和不同的股权集中度下是否存在差异，以期为我国企业的治理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
自Jensen和Meckling（1976）首次提出公司可以通过实施股权激励解决委托问题之后，Leland和Pyle（1977）更指出，股权激励可以弱化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提高公司业绩。此后，大量文献对股权激励是否可以显著提高公司业绩进行研究和检验。
纵观笔者所掌握的国内外关于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文献，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股权激励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即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Benston（1985）认为公司给予高管一定的持股比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指出高管人员持有股票价值变动对股东财富的变化有着正面的作用，这是因为高管人员持股可以削减委托成本，弱化高管的自利动机，如建立“帝国大厦”，最终推动公司价值和绩效的不断增长（Lensen，1986；H.arlson & Song，2000）。Mehran（1995）通过实证研究美国1979—1980年间的制造业公司发现，公司高管人员持股对公司绩效具有推动作用，该结论也得到了Kruse和Blasi（2000）、Low（2009）、Aboody等（2010）、刘国亮和王加胜（2000）、宋增基和蒲海泉（2003）以及周建波和孙菊生（2003）等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的证实。可以说，公司绩效因公司对高管人员实施了股权激励而提高，而对公司绩效的推动作用会在高管人员进行融资收购后变得更为显著（Kaplan，1989；Smith，1990）。股权激励计划还可以增加股东的价值。也就是说，股东价值的增加会因针对公司高管人员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而更加明显（Morgan & Poulsen，2001）。唐清泉等（2009）以我国2002—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高管人员持股还可以对研发活动产生影响，能够大力拓展公司的研发领域，并促进公司价值的提高，即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研发活动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程仲鸣和夏银桂（2008）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出发，以72家试行股权激励的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相对国有控股公司而言，地方政府控股公司的高管持股比例与以托宾Q值表示的企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具有负面作用，即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负相关。Campbell和Wasley（1999）研究了Ralston Purina公司在1981—1991年间的股权激励合约后发现，该公司实施的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并没有增加股东价值，也没有提高公司绩效。在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施行的削减公司所得税政策大背景下，Brown等（2007）研究了1993—2003年间1 700家美国上市公司后发现，高管发放股利的动机会随着其持有本公司股份份额的增加而加大，股东和公司高管人员之间的冲突就越明显，也就意味着公司绩效并不会因给予高管的股权激励而得到增加。俞鸿琳（2006）以我国2001—2003年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姚伟峰等（2009）研究了108家实施股改的上市公司中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发现二者在股改后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见，委托成本以及高管人员与股东的矛盾并没有因为股权激励的实施而降低和弱化，进而影响了公司绩效。
第三，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非线性关系。Morck等（1988）以Tobin's Q作为衡量公司价值的指标，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股权激励的变量，发现高管人员持股是一个动态的利益平衡过程，即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表现出非线性且显著的相关关系，Tobin's Q与高管持股比例呈W型关系，而这一研究发现也得到了McConnell & Servaes（1990）、Cui和Mak（2002）、McConnell等（2008）以及Benson和Davidson（2009）等学者的证实。与国外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我国学者吴淑馄（2002）、王华和黄之骏（2006）、夏纪军和张晏（2008）及李新春等（2008）也均发现公司绩效Tobin's Q与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倒U型曲线关系。
第四，股权激励不影响公司绩效，即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公司的投资趋势、经营风险、行业发展等外部环境因素在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公司绩效与高管人员持股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Demsetz & Lehn，1985）。Agrawal和Knober（1996）的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Demsetz和Villalonga（2001）从内生性视角研究了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不论是大股东股权，还是高管人员股权，均没有表现出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顾斌和周立铧（2007）以沪市在2002年前试行股权激励的6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2002—2005年为研究窗口，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我国的学者程隆云和岳春苗（2008）、唐英凯等（2008）、夏宁（2008）以及徐义群和石水平（2010）等人的研究发现均表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相关性不显著或无显著相关关系。
通过梳理国内外现有文献后发现，学者们对股权激励实施的效果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相对于国内的研究结论，大多国外研究肯定了股权激励的有效性，这可能是因为各个国家和公司的具体制度、行业及环境等因素会对股权激励实施产生影响，而国外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较为成熟，公司股价能够充分体现公司绩效。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尽管我国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引入股权激励制度，但是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都会影响股权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此外，就国内的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选择了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样本数据，且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较低，使得研究结论的差异性较大。有鉴于此，本文以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股权激励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并认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股权激励会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1年为研究窗口，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所有公司为研究的初选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做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等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行业特征的上市公司；（2）剔除当年或上年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结构资料不全的观测值；（3）剔除ST、PT类上市公司；（4）剔除经济状况异常的公司。经过上述筛选，最后得到6 358个公司年度（Firm-Year）样本观察值。需要说明的是，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 11.0。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本文构建如下回归分析模型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探讨上市公司的控制人性质及股权集中度对股权激励作用的影响。
Roej，t = β0 +β1Estockj，t+β2Sizej，t +β3Levj，t +β4Roaj，t
+β5Turnj，t + β6Dstatej，t + β7Oscj，t +β8Year +β9？撞Industry
+εj，t （1）
1.股权激励变量
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目标在于降低高管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抑制他们道德风险的同时激励其努力工作，提升公司价值，增加股东财富。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大多以管理层持股比例对股权激励进行衡量的基础上，本文也以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Estock作为股权激励的变量。
2.公司绩效变量
在衡量公司绩效时，股票市场指标（托宾Q值或EVA）和会计类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是普遍使用的两种指标。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较不发达和完善，证券监管不健全，相关法律法制不严谨以及投资者投机行为等因素的存在，股票市场指标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变量。
3.控制人性质变量
在衡量上市公司控制人性质方面，笔者选用年报中披露的控股股东性质Dstate作为变量，并将其设置为一个虚拟变量，当样本公司为国有企业时，赋值1；反之，赋值0。
4.股权集中度变量
在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是“一股独大”，股权缺乏制衡，即大股东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为体现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及公司的稳定性，本文引入了股权集中度Osc变量，并将其定义为一个虚拟变量，当Shr1
5.控制变量
为稳健考虑，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也选择了公司规模Size（t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t年末负债总额除以t年末总资产）、总资产周转率Turn（t年末主营业务收入净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以及总资产收益率Roa（t年净利润除以t年末总资产）作为控制变量。此外，为了控制行业及宏观因素的影响，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本文分别设置了行业哑变量（Industry）和年度哑变量（Year）。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在得到总体样本数据的基础上，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变量Roe的最小值为-0.3267，最大值为0.3855，均值为0.0871，说明样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较低；Estock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7489，均值为0.0436，说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偏低；Size均值为21.8365，上市公司规模平均为21亿元左右；Lev均值为0.0676，上市公司总负债比例偏低；Roa均值为0.0664，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较低。
（二）多元回归分析
1.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多元回归结果
首先，以股权激励作为解释变量，公司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检验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对筛选得到的数据用式（1）进行OLS回归，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A中可以看出：（1）股权激励变量Estock的系数为正值，并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公司给予高管一定的持股比例，会激励其努力工作，从长期利益角度出发，放弃短视行为，进而增加公司绩效。（2）上市公司控制人性质变量Dstate及股权集中度变量Osc分别与公司绩效呈现负向及正向但不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初步判断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中可能更为明显。
2.基于控制人性质的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多元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表2-A的结果，笔者按上市公司的控制人性质将全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以检验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否在国有样本和非国有样本中存在差异，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B。从表2-B中可以看出，在国有样本（Dstate=1）下，变量Estock与Roe呈现出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样本（Dstate=0）下，变量Estock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股权对高管的正向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严重，委托关系复杂，高管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使管理者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需要让他们持有公司的股权，以激励他们为公司的利益服务。
3.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多元回归结果
此外，按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再次将全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以检验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否在高股权集中样本和低股权集中样本中存在差异，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C。从表2-C可以看出，在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Osc=1）下，变量Estock与Roe呈现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样本（Osc=0）中，变量Estock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股权对高管的正向激励作用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股权较为分散的上市公司中，股东间形成的内部牵制会互相监督彼此的行为，进而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进行决策；反之，在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很可能会具有掠夺中小股东利益的倾向，给予高管人员一定的股权，会让他们为了声誉、前途等长远利益考虑，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大股东的内部操控行为，增加公司绩效。
4.控制变量与公司绩效
表2中，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周转率Turn以及总资产收益率Roa等各控制变量的符号方向均为正，且高度显著。也就意味着，规模越大、长期负债比例越高、总资产周转率越快、总资产收益率越高的公司，其公司绩效越好。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文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动态方式进行敏感性测试，即除了Osc和Dstate虚拟变量外，其余的变量都以当期与前期的差额表示，共获得4 773个样本数据。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见，高管持股比例Estock与公司绩效Roe呈现出正向且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和高股权集中度上市公司样本中，Estock均显著为正，而在非国有样本和低股权集中度样本中，Estock为正但不显著，这再次说明了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尤其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高股权集中度的上市公司中作用更加显著。此外，其他控制变量均基本延续了前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样本改变后的回归结果均没有使正文得出的结论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制度背景，考察了股权激励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以上市公司绩效作为股权激励实施的最终效果，即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此后还分别以上市公司的控制人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为背景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提高公司业绩，且该种影响在国有上市公司或者股权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说明股权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高管的风险厌恶程度，具有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
可以说，管理层受股东的委托经营管理资产，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契约并不完全，再加上股东和管理层所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如股东希望增加股东财富最大化，管理层则希望自身效用或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使得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企业中最常见、最直接且最普遍的委托关系。可见，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道德风险”，这需要管理层“道德自律”的同时，还需要通过一些激励和约束机制对管理层的行为进行引导和限制。
因此，股权激励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途径之一，自产生之日起，便很巧妙地结合了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在降低成本并矫正经营者行为的同时，还使得经营者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委托人努力工作，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实现长期激励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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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股权激励设计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0010407
一、引言
投资效率一直是公司财务管理中的研究热点，而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因素也非常多。提出MM理论的Modigliani和Miller[1]认为，MM理论成立的条件之一是完全的信息对称，但现实情况却不是如此。因此，在信息不对称和委托问题下会使企业的投资产生偏差，出现非效率投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股东股权结构、经理人效用函数等因素的不同，使股东和管理层的目标产生冲突。在企业投资决策时，经理人有动力考虑自身利益，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投资项目。股东和债权人同样存在类似情况，这就有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低下问题。治理结构的差异也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激励缺陷等问题，公司治理结构能够直接影响企业所做的决策[2]。
Bhren 等[3]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及环境越好，越能够降低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构成因素及其对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治理结构包含许多构成要素，比如股权结构和性质、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等。股权的性质不同，所有者的缺位状态也有所不同，产生不同的投资决策环境；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差异，产生股东相互制约投资决策的效果也有所不同。因为独立董事的有效监督，使其在约束股东和经理人投资行为时发挥制约作用。而包含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会特征，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在影响投资效率方面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良好的高管激励会促进管理层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而降低成本对非投资效率的影响。以上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部分，都会时刻影响着公司所做的每一项投资决策，从而产生投资效率的差别。
一、文献回顾
治理结构包含许多构成要素，比如股权结构和性质、董事会特征、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等。股权的性质不同，所有者的缺位状态也有所不同，产生不同的投资决策环境；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差异，产生股东相互制约投资决策的效果也有所不同。因为独立董事的有效监督，使其在约束股东和经理人投资行为时发挥制约作用。而包含独立董事在内的董事会特征，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部分，在影响投资效率方面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良好的高管激励会促进管理层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而降低成本对非投资效率的影响。以上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部分，都会时刻影响着公司所做的每一项投资决策，从而产生投资效率的差别。
（一）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
由于产权的性质不同，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在银行授信方面往往占有绝对的优势。集中的银行授信和过多的流动性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企业投资效率，所以有必要对国有企业的授信进行监督[1]。同时，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引致企业投资的非效率。相较于私人控股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更加严重[2]。因为，当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时，所有者缺位导致监督失效，政府干预和管理者自信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大股东为非国有时，为保护自身利益，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从而降低过度投资的概率。
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激励效应”和“壁垒效应”[6]。当“激励效应”大于“壁垒效应”时，股权集中度的强化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而当“激励效应”小于“壁垒效应”时，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却降低了投资效率。因此，把握好适中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股权集中度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正向刺激企业投资效率[3]。冉茂盛等[4]通过选取1999―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经实证研究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股权制衡度较高，可以抑制大股东侵占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形成对大股东利益输送的牵制。因此，制衡的股权结构是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标志之一。而股权过于集中，制衡度较差，大股东就有可能控制董事会或监事会，谋取自身私利，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股权制衡度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效率。然而，孙兆斌[3]利用边界效率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1999―2004年两者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成为企业投资效率提升的障碍。
（二）董事会特征与投资效率
领导权设置关系到一个公司极其重要的方面，而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被普遍认为是阻碍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5]。因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决策权和经营权集于一身，个人权力在公司的角色中过于膨大，股东和董事会监控的能力和意愿也相对减弱[6]，同时也容易与股东产生利益冲突，导致非效率投资。
Bacon[7]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产生的意见差异越多，可供企业选择的也越多，越能做出较好的经营决策，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和投资效率。虽然董事会人数较多会使时间成本增大，但董事会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所以董事会规模对投资效率具有正向相关作用。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过大会阻碍企业的决策，导致绩效低下[8]。
张功富和宋献中[9]研究发现，董事会治理越好，非投资效率出现的概率越低。独立董事可以减少因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而造成的投资不足问题[10]，因为独立董事不受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直接控制，能够对公司进行更好地专业性判断，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对股东的保护越好，企业投资效率越高。
Lipton和Lorsch[8]认为，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能够提高董事会效率，董事会会议开得越频繁，董事们也就越乐于履行那些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职责[11]。但Jensen[12]认为董事会会议讨论的多是公司日常事务而不是管理层表现，往往是走形式的情况，其次数和频率还是少些为好。
（三）高管激励与投资效率
高管激励的方式和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效率[13]，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种观点认为，高管激励能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良好的薪酬激励能较好地抑制高管因自利行为引发的成本，从而提高股东与管理者的相关性，降低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概率[14]。同时，股权激励使股东和经理的利益趋于一致，促进投资效率提升。罗富碧等[15]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5年面板数据检验了高管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显示，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所以，良好的薪酬激励机制是联系股东与管理者利益、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有效机制[16]。
另一种观点认为，股权行权条件的约束，使经理层为达到业绩指标等行权条件对利润进行操纵，损害公司长远利益，降低投资效率。姚伟峰等[17]运用随机前沿模型（SFA）分析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股权激励与投资效率关系不显著，而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却阻碍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所有者缺位，使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的委托问题更加严重。而银行授信资源的集中及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比不上民营企业。一方面，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股权的分散使得成本问题严重。随着其持股比例的提高，第一大股东有动机去关注公司的投资活动，从而使投资效率有所提升。但当达到某一水平时，一股独大的优势使大股东产生利益输送的动机，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需要除第一大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来制衡其侵占行为，达到监督大股东、平衡公司投资活动的作用。基于此，针对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假设：
H1：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H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曲线关系。
H3：股权制衡度越强，企业非投资效率越低。
董事会特征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促进企业效率。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经营权和决策权集于一身的职权设置，产生内部人控制，损害企业投资效率。虽然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有利于信息的充分沟通和投资决策效率的提高，但有时成本的增加也会超过其所带来的收益。董事会规模大，一方面能够降低总经理控制董事会的几率，另一方面可以从多角度、多背景下提供差异化决策，帮助企业获得所需的资源，提升投资效率。而较大的董事会规模能够聘任有能力的董事，避免任人唯亲，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笔者认为，董事会人数越多，越有利于产生优化的决策方案，促进投资效率。由于独立董事的特殊性，其客观性、独立性能使企业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而董事会会议越频繁，董事会成员沟通越充分，日常投资活动开展就越顺利。基于此，针对董事会特征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4：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上市公司，企业投资效率更低。
H5：董事会规模越大，企业投资效率越高。
H6：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高。
H7：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企业投资效率越高。
股权激励实现了股东和包括经理层在内的高管利益的一致，使公司长远利益和个人利益良好结合。而良好的利益协同效应超过了利益侵占动机，降低了成本的负面效应。激励理论认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成本，而有效的激励能够协同股东和高管利益，降低侵占效应带来的成本。所以，恰当的激励可以促进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8：企业高管薪酬越高，企业非效率投资越低。
H9：高管持股激励可以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
（二）样本选取
为反映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有和民营两类不同实质控制下比较的最新状况，本文选取2010―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由于模型的部分变量有滞后期，所以本研究实际所涉及到的数据范围为2009―2012年。考虑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状况，对初始样本数据按如下原则进行了筛选：（1）为避免异样的数据对整体回归产生噪音影响，本文将ST和*ST公司的数据剔除。（2）为使本文实证回归的结果更具有稳定性以及信服力，剔除异常值。（3）为使本研究更具有可靠性和真实性，剔除财务数据连续时段缺失的公司数据。经过筛选，本文最终选择5 164个样本观察值，其中国有企业观察值2 686个，民营企业观测值2 478个，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使用的软件是Eviews60。
（三）变量定义
1投资效率回归模型变量设计
本文以Richardson[18]衡量企业投资效率的投资期望模型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借用Biddle 等[19]的研究方法，将模型残差用来衡量非投资效率。从国内外研究文献看，Tobin-Q值是最常见的反映公司投资机会的变量，但由于其计算的结果跟中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有出入，故补充更具实际特点的其他控制变量，用于控制和处理投资机会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选取衡量企业投资效率的模型如下：
表2显示，Invi，t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非投资效率均值为0040，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没有明显差别。但Invi，t-1中，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明显大于民营企业的投资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或政府政策更强引起。这初步验证了H1。Tobin-Q值上，民营企业明显大于国有企业，说明民营企业成长性较好。资产负债率上，国有企业稍微大于民营企业，这可能得益于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优势。Cashi，t-1值上，民营企业远大于国有企业，可能是对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要拥有对于资产规模更多的现金和短期投资，以应对突发的资金需求。此外，国有企业的公司规模大于民营企业。
[17]汪健，卢煜，朱兆珍 股权激励导致过度投资吗？――来自中小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5）：70-78
[17]姚伟峰，鲁桐，何枫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层激励与企业效率：基于上市公司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9，（12）：77-86
[18]Richardson，SA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 The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2）：159-189
[19]Biddle， G C， Gilles ，H， Rodrigo， S V 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 48（2-3）：1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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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向凯 论财务报告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9，（2）：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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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Analysis Based on the State-owned
and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JIANG Ling1，CAO Yuqiang2，LIAO Dongsheng
（1.School of Economics &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3.Business School，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常见的股权激励设计范文第5篇
1 优化股权结构
由于许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尽合理，控股股东一股独大情况较为常见，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本性，从而导致公司治理的效率偏低。①加快建设多层次股权市场。壮大主板、中小企业板市场，创新交易机制。强化资本市场的产权定价和交易功能，拓宽并购融资渠道。推进退市制度改革，制定市场化的退市制度。推进优先股试点工作，加快发展丰富的直接融资方式，补充企业资本，进一步丰富我国资本市场的证券品种，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优化股权结构，也有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②培育理性成熟的机构投资者。目前，在我国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公司和社保基金在内等A股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仍旧占有很小的比重。相对于散户而言，由于理性机构投资者入市资金数量大、持股时间长以及具有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从而更加注重投资的安全性和长期利益，因此，对于股市而言具有“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为了遏制中小投资者投机，引导理性投资理念，从而促进市场高效规范的运作，必须大力培养成熟理性的机构投资者。通过以上方案的实施，在稳定股市的前提下不仅实现了国家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同时还建立了以法人股为主的股权结构，从而开辟了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道路。
2 加强董事会管理职能
为了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必须对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权和分工予以明确，因此，应当分设董事长和总经理。目前很多上市公司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从而不仅严重削弱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还降低了董事会的独立性，此外，由于二职合一意味着自己监督自己从而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如果两者分任就会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制约监督关系，从而改变了董事会形同虚设的现象而有效提高了运作效率。此外，还应当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完善和优化，同时对董事会下属四个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予以充分的重视。
3 强化监事会的权威
目前，新修订的公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均规定只有具有法律和会计等专业知识或具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才能担任监事，这样的规定无疑对监事会的权威予以强化，从而改善了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不重视监事会以及监事会缺乏权威的现象。此外，通过增加监事和监事会的职权也可以达到强化监事会权威的目的，例如：监事会可以要求公司董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和外部审计人员等出席监事会会议并回答所关注的问题；监事会发现董事经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法违规等现象时，既可以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反映，也可以直接报告给证券监管机构和其他部门；监事出席董事会会议并有权对决策事项提出质询和建议；对于发现的经营异常，监事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介入，所产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监事具有提出罢免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建议权；上市公司应采取措施保障监事的知情权，为监事正常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协助，任何人不得干预、阻挠等等。这些政策的完善将有利于树立监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权威。
4 健全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小投资者的代表，独立董事的地位及作用应得到重视。受制于控股股东“一股独大”，中小投资者股东意识淡薄、参与公司治理的经验能力和途径有限、维权手段有限，独立董事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为试图解决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小投资者代表缺失的问题，我国于2001年建立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此制度要求为了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独立董事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尤其对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予以关注。
健全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代表性，有利于保障广大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参与权。改进独立董事履职机制。为使独立董事真正发挥作用，建议出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南》，建立独立董事履职工作底稿制度；推行独立董事定期集体接待中小投资者制度，就上市公司重大问题接受中小投资者质询，听取中小投资者有关履职的建议。这样既促进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又为切实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添砖加瓦。
5 设计有效的股权激励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