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试点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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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试点改革方案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统筹城乡；乡镇企业；土地流转；新农村；户籍制度

一、苏南模式：乡镇企业为动力

苏南地区历史是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人民极具重商意识；召开以后，集体企业抓住市场空白和工业基础薄弱的间隙快速发展壮大，初步具有了其自身特色。同时，凭借苏南地区良好的区位优势，吸引了许多上海的技术工人，他们作为“星期天工人”受雇于乡镇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和管理技术；80年代至90年代间，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增长了30多倍，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这一时期，苏南地区将集体农业积累转化为工业起步资本阶段，发展起的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还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及农民的非农业化转移；通过以工促农、以工建镇，苏南地区小城镇迅速崛起，工业化极大的推动了当地城镇化进程。这一时期政府的角色是直接介入主导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对乡镇企业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又将乡镇企业的税收用于当地交通、教育、医疗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90年代后，经济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需求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内外部环境跟80年代相比也有很大区别，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产权模糊、政企权责不分，乡镇企业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在此情况下，苏南地区政府敏锐把握了日益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抢先抓住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的发展机遇，主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实现了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从组织生产资料到任命企业负责人，政府直接大范围干涉企业生产。改制后，企业职工购买部分企业股权，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购买大部分股权的企业经营者掌握企业控制权；而政府在企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明显弱化，退位为企业的服务者，主要规范管理者行为，保障市场秩序和提供社会。

“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改制过程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优秀示范。在所有制结构上，由原先的集体经济为主转向多种经济结构并存；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由初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政府职能上，由最初的政府直接干预、参与企业管理到政府放权，有决策者变为服务者。

乡镇企业是苏南经济的支柱，使苏南可以通过以工补农的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协调工农关系；同时乡镇企业又作为统筹城乡的桥梁，使小城镇得能够作为城乡连接的枢纽，有效的改善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质量和水平，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化进程。

二、天津华明模式：宅基地换房

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天津市同样遇到了土地和资金的制约问题，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政府财政和农村自身积累不过是杯水车薪；天津市政府创新思维，决定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提出“宅基地换房”的办法，让土地资源流动起来，让农村土地蕴含的财富成为推动城乡统筹的动力。

“宅基地换房”即按照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高水平规划、设计和建设有特色、适于产业聚集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农民自愿以其宅基地，按照规定标准换取小城镇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新的小城镇除了农民住宅区外，还规划出一块可供市场开发出让的土地，用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小城镇。

华明模式的“宅基地置换”具体方法为：首先由政府在一定土地周转指标下组织编织小城镇建设规划，用整理出的建设用地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用于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安置房建设；接下来，农村居民可依照自愿原则用宅基地置换小城镇住宅，迁入城镇；之后，政府对原农村宅基地进行整合复耕归还建设安置房占用的土地周转指标，实现占补平衡；剩余的建设用地通过拍卖等途径进入城市房地产市场，获取的收益偿还银行对政府的贷款。

这项改革是否可在全国推广，亟需通过实验检验；本着试点先行，逐步展开的原则，华明镇因靠近机场和东丽湖旅游区，区位优势明显，从2005年开始该地成为天津“宅基地换房”的首批试点镇。通过编织华明示范小城镇规划，将镇域内所有建设用地指标都集中在津汉公路以北和杨北公路两侧，需要占用的耕地通过土地周转指标实现；规划中需要为建设安置房和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通过向银行抵押贷款获得；农村居民于2007年开始入住小城镇安置房，整合节余的资源原有宅基地通过土地出让收益40亿元，偿还银行贷款。相比于建设前，华明镇通过土地整合，既实现了土地的占补平衡和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还新增耕地49公顷，耕地没有减少，土地承包关系也没有改变；此外，华明街道依托临近空港发展加工、物流业，增加了农民就业机会；政府还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还迁农民的社会保险，当其达到规定年龄可每月领取一定的社会保障金，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总的来说，华明模式解决了大城市郊区农村建设散、乱、脏的难题，在整合土地的基础上既保护耕地，同时提高了城市土地利用率；华明镇“宅基地换房”试点的成功对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整合及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提供了新模式。

三、赣州模式：新农村建设

赣州市使江西省面积最大、农村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2004年9月，赣州市委、市政府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的决定，创造了“江西经验”和“赣州模式”。

“赣州模式”初期以“三清三改”为切入点，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和改水、改厕、改路；后期，则以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好一新”为主要内容，即以村镇规划为龙头，建设新村镇；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新产业；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组建新经济组织；以创建文明村镇为先导，塑造新风貌；以“亲民、为民、富民”活动为抓手，创建好班子。

“赣州模式”经验的特点有：一、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创建了群众自治组织，实现农民的自主管理、自主实施、自助服务；同时，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起领导、监督、奖惩作用；形成了一套“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干部服务、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政府在财力、技术上适度给予支持和指导，却避免了过度干预、大包大揽的现象。二、赣州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方式方法得当，赢得农民认同感；“五好一新”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故赣州市政府选取了最易实施和取得成效的村庄整治作为切入点，“三清三改”有效的治理了农民脏、乱、差的居住环境，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备感实惠，充分激发了农民的积极参与性，使得后期实施的“五好一新”也能受到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三、赣州在本身经济欠发达、金融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建设资金筹措犯难，政府创新渠道建立市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财政、群众、社会共同筹资、政府统筹安排资金的方式。

新农村建设原本是一项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行为，“赣州模式”使该行为转为自下而上，从政府包办转变成农民主导，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参与性，取得实效不再流于形式；“赣州模式”更是针对欠发达地区的新农村发展的探索，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城乡统筹上侧重点不同，如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发展，“赣州模式”给出了参考。

四、嘉兴模式：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在户籍制度改革外以前，嘉兴市农村和城镇人口大约各占一半，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城乡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户籍制度实质是资源在城乡间的不同分配方式，且这种分配方式的差异造成了城乡不公平问题，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04年，嘉兴市出台《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率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户籍管理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对全国的统筹城乡工作产生重要借鉴性意义。

嘉兴市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三个阶段，在初步推进阶段中，凡是在城镇有固定住所和稳定职业的公民，都可自愿在常住地申报登记城镇户口；在深化改革阶段，逐步取消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保、就业、教育、生育等的政策差异，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基本条件，以法制化、证件化、信息化管理为主要手段的统一的城乡户籍登记制度，实现了外来人口的本地化；在全面推进阶段，采用了直接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改革方案，取消农业户口，基本消除了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社会功能的现象，实现了居民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教育、退伍安置等领域的城乡一体化。当地公安部门还简化了户口迁移手续，凡是在一个县（区、市）场内迁入、迁出户口，可直接在本地派出所办实行一所办理。

农村宅基地试点改革方案范文第2篇

2007年6月，成都被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下而上”的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试验”。

9年来，这场仍在坚定前行的“国家试验”取得了重大成果，一个同发展共繁荣的新型城乡形态如山花烂漫在天府之国大地上绽放。

“自下而上”的新探索点燃改革星星之火

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成都统筹城乡改革，最初始于一种“无奈”。

本世纪初，历史上曾经人烟稀少却美丽富足的“天府之国”——成都，由于人丁兴旺，土地不堪重负，面临窘境：全市人均耕地已不足0.6亩。

渴望发展、渴望富裕的成都人，被逼到了工业企业建设“无地可用”、农业规模经营“无地可寻”的境地。与此同时，长期“二元结构”形成的城乡差距不断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如何走上一条科学发展之路，成为摆在成都市1100万人民面前，也是摆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滚滚车轮前的一道“必答题”。

改革的“初体验”就在这样被动中“自下而上”地发生了。紧邻成都市主城区的近郊双流县，既是一个农业大县，又是成都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建设用地非常紧张。为统筹解决多方问题，2003年，双流县第一个“吃螃蟹”，推出了后来被作为整个改革“基本手段”的“三个集中”。

“三个集中”即为：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条件；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现代化。

“三个集中”拉开了成都统筹城乡改革的大幕，贯穿了改革的全过程。这一自下而上点燃的星星之火，迅速在成都市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熊熊燃烧。

如今，走在成都平原上，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一切都尽在规划之中。你再也见不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大办企业乱象了，取而代之的是规模齐整的工业园区，漂亮得可与城市别墅媲美的川西民居，以及繁荣兴旺的新型城镇和农民集中居住区。

户户青瓦房，家家大宅院；门前水泥路，屋后大花园；水电气光纤，直通家里面……短短几年时间，曾因贫困而远近闻名的新津县袁山村，就依靠统筹城乡改革发生了历史性嬗变。

“国家试验”推动改革迈向核心“深水区”

经过3年多的自主探索后，2007年6月9日，成都市的统筹城乡改革迎来了历史上的重要一天。这一天，成都市与重庆市一起被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成为“国家级”试验区，成都市的改革开始向“深水区”迈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为自此之后整个改革的“核心”。

2008年年初，成都开始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

它的出发点，是为了切实保障城市化加速条件下的农业基础和耕地资源，并以此为前提确立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农村土地和房屋的合法转让权。成都改革者所“瞄准”的，是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城市化发展与土地保护的时代性难题，并努力成为破解这道难题的“应试者”和“探路者”。

他们首开先河，以地方财力建立全市范围的“耕保基金”，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户提供养老保险补贴。这为城市化和农村资源的大规模流转设立了一道保护耕地的“防火墙”。

之后，成都在农地确权的基础上，以土地指标交易带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大集体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据统计，成都市已实施完成土地整理面积近370万亩，新增耕地40万亩。

农村的土地节约出来了，又如何合理转化为城市发展空间2006年，成都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市，变过去对土地的“位置控制”为“总量控制”。

成都市国土局副局长黄晓兰说，我们利用这个政策，使土地在城乡之间“飞”了起来。低价值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飞”到高价值的地区。既解决了城市化发展需要，又使边远农村获得较高的土地收益，实现城市和农村共享改革成果。

据统计，2004年至今，成都市通过土地整治投入和带动资金共计150多亿元。实施了“飞地”政策的农村，平均每个农民从城市化土地增值中收益3.2万元。曾经沉浸无声的土地，开始为农民带来真金白银。

“静悄悄的变革”启示改革前行方向

成都“动房子动地”的改革，攸关五六百万农民的“身家性命”，曾让很多人担忧不已。然而，9年过去了，从整体来看，这场变革基本实现了平稳进行，没有出现较大的社会波动。

虽然静水深流、困难重重，成都的改革却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前行。

统筹城乡改革这些年，无疑是成都民生改善幅度最大、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3655元，增长到2011年的9895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66∶1下降到242∶1。

一系列数字和事实的背后，是成都统筹城乡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尊重民意、维护民利、顺应民心宗旨的体现。

是否迁入新型社区集中居住——农民自愿；土地是否参加流转——农民自愿；村级公共服务资金使用——村民自主……让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监督者和受益者的民主管理方式，保障了成都改革“不走样”。

2008年年初，成都率先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这是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成都平原的农民又像30年前一样，满腔热情又认真挑剔地参与到改革中来。

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说：“多年累积的陈芝麻烂谷子等矛盾，一下子全冒出来了。清官难断家务事，交给上面的干部处理，难保公平，群众也不一定买账。没想到，交给群众自己搞起来的村民议事会，所有矛盾迎刃而解。”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说，“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集体智慧是无穷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成都的改革试验，恰恰是把权利重新还给了农民。”

如果说，管理民主为改革撑起了“底气”，成都始终坚持的社会公平原则，则为改革做好了“兜底”的准备。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说，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从民生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破冰”，促进城乡公平化，防范和化解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近年来，成都市不断探索并初步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就业、户籍等制度和覆盖城乡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在被称为“最彻底”的户籍改革方案中，农民不以牺牲农村的财产权益为进城条件，不需要放弃农村宅基地换取住房，不需要放弃土地承包权换取社保，扎扎实实地体现了“公平”二字。

成都的改革者认识到，要改变的不仅是城乡“硬件”差异，更重要的是从“软件”上建立“一体化”的体制机制。9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先后出台了100多个文件和法规，从财政、教育、社保到土地、产权、户籍等，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文件摞起来有1尺多厚。正是这些“软件”，促进了成都城乡间深刻的“化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