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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关键词】计划生育指导;满意度;避孕方式;农村;城镇
doi:10.3969/j.issn.1006-1959.2010.08.026文章编号:1006-1959(2010)-08-2006-02
全面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促进人口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计划生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全面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已成为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方向。群众满意度是评价计生优质服务效果、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计划生育指导面向的是广大育龄群众,其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内容、标准应满足群众需求并达到群众满意[1]。因此,将群众满意度测评引入到计生优质服务评估中,是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实施计划的科学性、适用性及其执行效果、主作质量进行检验的一种重要方法,并能为今后的计划生育指导工作的完善提供参考指标。
1.资料与方法
对5944例并且两年内接受过计划生育指导服务的年龄22-49岁的已婚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指导满意度进行调查。研究内容还包括分析避孕方式了解程度、生殖健康知识培训等影响满意度的因素。SPSS统计处理软件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分析相关结果。
2.结果
2.1农村或城镇育龄妇女与满意度。2007-2009年两年内有5944例已婚育龄妇女本人或其丈夫得到过计划生育指导服务。其中大多数是来本院接受妇科病检查者(55.9%),接受安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者为12.9%,产前检查者为7.8%,分娩者占0.9%,接受计划生育咨询者为3.2%,施行女性绝育术者为1.1%、其丈夫施行男性绝育术者占0.6%,获取和口服避孕药者为13.4%,接受性病检测者为1.3%,人工流产和接受皮下埋植剂服务者占0.1%,接受其他服务的育龄妇女占2.8%。在得到上述计划生育指导服务的已婚育龄妇女中,对所提供指导服务“非常满意”的占43.2%,“比较满意”的占51.1%,“不满意”的占1.7%;而农村育龄妇女中,对所提供指导服务“非常满意”的占40.5%,“比较满意”的占59.1%,“不满意”的占0.4%;城镇育龄妇女中,对所提供指导服务“非常满意”的占45.9%,“比较满意”的占51.1%,“不满意”的占3.0%,农村与城镇育龄妇女之间的满意度无显著差异(P>0.05)。
2.2避孕方式了解程度与满意度。就育龄妇女对其所选避孕方式适应证和副作用的了解程度与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育龄妇女对所选避孕方式“非常满意”度达到(76.3%)(表1),且越了解其满意度越高,在农村育龄妇女和城镇育龄妇女之间无显著差异(P>0.01)。
表1避孕方式了解程度与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指导的满意度(%)
2.3生殖健康知识培训与满意度。近两年参加过生殖健康知识培训的对农村育龄妇女和城镇育龄妇女的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城镇育龄妇女对指导表示“非常满意”的比例为36.9%,有显著影响(P
表2生殖健康知识培训与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指导的满意度(%)
3.讨论
计划生育的切实施行很大程度上需要群众的自觉执行。而群众自觉执行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对计划生育指导的满意度,这会影响育龄妇女在需要时是否主动寻求指导。群众对计划生育指导的满意度是是评价指导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有利于进一步指导未来的工作方向[2]。因此本文就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指导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从避孕方式了解程度、生殖健康知识培训及妇科疾病患病情况等角度对影响满意度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满意度的因素。
本研究已婚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指导的总体满意度较高,达98.2%,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应我国计划生育指导服务质量较好,能够得到被指导者的广泛认可。指导今后的计划生育指导工作的重点需要加强避孕方式的指导方面,落实避孕方法知情选择不仅使群众的生殖健康权利得到了保障,而且是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质量提高的重要体现。
被指导对象的满意度是从被指导者的视角反映对指导服务质量的看法,除了受指导服务质量的影响外,还不可避免受到被指导对象对指导服务期望值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等因素限制下,贫困、落后地区农村的育龄妇女对指导服务的期望值可能较低,也就容易表现出高的满意度。但是本研究中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均对指导服务的满意度较高,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本地区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其它经济、文化背景差异不大的缘故。但是本研究中对于城镇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培训对计划生育指导满意度影响较农村育龄妇女更显著,这为我们未来的计划生育指导工作区别对待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指出了参考方向。
总之,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指导的总体满意度很高,而对总体计划生育指导满意度来说,避孕方式了解程度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影响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的满意度的因素有所不同,具体指导开展过程中应注意有针对性的指导。
参考文献
【关键词】单独二孩政策;Leslie模型人口趋势预测;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013-01
一、问题分析
以Leslie模型进行对人口结构的细节性预测,利用现有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下未来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性别比例、老龄化水平的预测,通过调查数据计算“单独二孩”受益群体的数量比例及相应生育率的变化,从而得出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未来人口的结构模拟预测。分析比对实行和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两种情况下未来人口数量结构,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结合评估结果,评价现有的研究结论。
二、Leslie人口预测模型
(一)Leslie模型建立
出于母性繁殖的考量,为简化计算,Leslie模型在建模过程中只考虑女性的数量,总人口数量则通过一定的男女比例进行折算。年龄以周岁为基准,时间以年为单位,分为91个年龄组,以1岁为年龄间隔,由于90岁以上人口数量较少,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故以90岁及以上人群为一组。
(二)Leslie模型求解
由于本模型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初始时间则为2010年,以2010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及性别比例代入预测公式进行人口预测,得到的人口数量预测。
从Leslie矩阵预测人口的方法中可以看出,该方法的基本构思是假定该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预测时期内不发生变化的,即Leslie矩阵没有对这两个变量的变异性进行考察。如果该国的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有一定的变化,而非出于一个稳定的情况,这种变化带来的误差将会随着预测中Leslie矩阵的幂运算不断变大。经多次重复性计算后,对生育率和死亡率进行平均统计,确定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均值分别为初始值的0.84与0.65,依此重新进行2010-2030年的人口预测。
三、模型分析
Leslie模型在预测人口总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模型构建原理:按性别分组,以女性某一初始时期的分年龄别人口数作为一个列向量,通过年龄别生育率、年龄别死亡率构建Leslie矩阵,左乘分年龄别人口数的列向量,得到新的列向量即为预测的女性人口,通过男女性别比例推算总人口规模。所以Leslie模型是以离散的人口相关自变量、性别分组及某一初始时期的人口发展数据为机理,能对未来一个或多个区域进行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预测的综合模型。但是严格来讲,Leslie矩阵必须用生命表系统来构建,如果缺乏生命表系统,也可以根据相应的统计数据构造近似的矩阵模型。
由于我们可用的数据为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并没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动态变化。我们所选用的模型需要对人口生育率变化有所体现,而Leslie矩阵中就涉及到生育率变量的因素。而如果人口在一段时间内平稳增长,使用时间序列方法能够很好地在短期内对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有效的预测,所以我组成员采用了时间序列分析把生育率进行优化。
而Leslie模型虽然对中长期的人口预测相对准确,且对生育率也进行了优化,然而以后的生育率变化是无法体现的。所以本组对基于年龄结构生育率处理有一定程度的误差,从而导致了Leslie模型的系统误差。
参考文献:
[1]韩晓庆.基于Leslie模型中国未来人口策略模拟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2]乔晓春.“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及相关问题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会带来什么?――2013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中的一些发现[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4(1).
[3]张哲.“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4(5).
【关键词】大学英语口语教育 立体化教学 英语口语能力
一、培养学生英语口语能力的重要性
作为新时代下新课改的重要部分,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势在必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大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重视程度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提高大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今社会,中国想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就必须要让更多的国民学会世界的通用语言,而由此引发的大学英语教育的改革中,越来越重视英语的实际利用能力,英语的听、说、读、写各个方面的提高,是检验一个英语学习者是否熟练掌握英语的重要考核标准,特别是现在的英语能力评测标准中,英语的听说能力尤为重要。因此,为了避免各个高校出现英语学习与英语实际应用之间出现脱节的问题,各个高校就应该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英语交流平台,切实的提高大学生们的英语表达能力,从而让他们能够在进入社会时能更快的适应社会的全球化发展,成为当今社会需要的国际化人才。
二、对普通全日制学校大学生英语交流能力的分析
1.主观角度分析:现如今大学生英语表达能力的培养中,出现了两个极端的现象,一个是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越好,则越想学习,接受新知识的速度也快,另一个是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越差,t越会厌学,甚至放弃英语学习,不愿意接受新知识,勉强接受,也会很快的遗忘。而将这两种情况相对比而言,大学生进入社会之后的情形则是大相径庭,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大背景下,则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其自身价值和在专业领域方面的才华也会有显著的不同。
2.客观角度分析:这就不得不说到我们传统的英语教学,以老师和书本为中心,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无论是在课内还是在课外,都无法让学生在英语学习上得到很大的提高,有些甚至已经适得其反,让学生们谈“英语”而色变。此外,最好的英语教育更应体现在教学环境中,而现在的英语教学环境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再加上英语课外知识以及英语实践操作演练的缺失,直接影响了大学生们英语表达能力的提高。
三、立体化英语教学对大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提高的积极影响及策略
1.积极影响:所谓立体化英语教学,意思就是在英语教学中,应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样式的、多内容英语教学。这样的教学方式无疑会给英语课堂教学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与英语课堂教学的紧密融合,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环境,从而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特别是英语听说能力。但无论是英语课堂和英语立体化教学的第二课堂,都要以学生为中心,英语活动要尽量做到主题明确,内容充实且新颖,形式多样,再通过以计算机多媒体教学为辅,努力为大学生搭建更好的英语学习平台和英语表达环境。
2.策略:首先是英语学习软环境的改善,各个高校都应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英语交流环境,丰富其英语生活,例如定期的举行英语演讲比赛,丰富英语广播内容等,学生长期浸润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自然会慢慢的适应,从而为激发他们的英语学习兴趣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增加硬件配备,例如开通英语网上学习,建立网上英语学习图书馆等方式,让学生可以更快的查找英语资料,了解英语语言文化,了解东西方的语言文化差异。这些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的英语学习。在英语第二课堂中,在相关英语学习政策的扶持下,举行各种各样的英语口语竞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英语学习的机会,才能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英语口语表达的技巧,从而在技巧之上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和飞越,从而激发他们的英语学习兴趣,让他们的英语学习可以由恶性循环逐步转变为良性循环。
四、结束语
立体化英语教学,实际上就是弥足了英语课堂教学的不足,将一个半小时的课堂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好的英语学习环境。大学英语立体化教学对大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有着很多积极的影响。而如何做好大学英语立体化教学,如何让大学英语立体化教学与现在的英语课堂教学做好衔接,这是每个英语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为使学生更好的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满足当代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我们应做好英语立体化教学的推广和优化,为塑造更多更好的国际化人才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花生;深耕深松;含水量;产量
中图分类号 S5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6-0019-01
阜新地区宜种花生地多年未深耕深松,少数地块即使深翻过翻地也比较浅,长期耕作形成了坚硬的犁底层,严重影响了花生根系生长和降水下渗,限制了花生产量的进一步提高。2013年通过试验探讨了深耕深松打破犁底层对花生植株生长和荚果产量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在阜新县招束沟镇地宫村,该地共有36行、行长120 m,地势平坦,土质为砂壤土,活土层15 cm,重茬种植花生20年以上。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2个处理,即深耕深松处理、未深耕深松处理(CK)。于整地起垄前的3月24日对中间10行(480 cm)进行深松和旋耕,耕深28 cm,其他行为对照。播种、施肥、田间管理完全相同。分别在处理组与对照组相临的位置选取3个点,每点处理与对照各取6行宽、5 m行长作为1个小区,这样共设3个试验小区和3个对照小区。
1.3 调查方法
生长期降雨后5 d测量土壤含水量,收获前对各小区分别测量主茎高,取平均数[1-2];收获时对各小区分别在田间摘荚果,用纱网袋晾晒至恒重时称重计产,分别用处理组与对照组各小区的平均数折合产量进行比较[3-6]。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地7月5日降中雨,7月10日用土壤水分速测仪分别测15 cm和25 cm土壤含水量;9月20日测量主茎高;9月28日收获,并分别测量了单株结果数、单株果重、百果重、百粒重。各项测量结果见表1。
7月5日降雨,7月10日测土壤含水量,15 cm土层,深耕深松处理含水量为15.5%,对照组含水量为12.2%,深耕深松处理比对照增加3.3个百分点;25 cm土层,深耕深松处理含水量16.3%,对照组14.3%,深耕深松处理比对照组增加2.0个百分点。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表明深耕深松处理降水流失的少,下渗的多,在相同降水条件下储存水分较多。
在一定范围内花生的株高是其生育状况的标志,深耕深松处理区的花生长势明显好于对照区,对照区花生株高24.8 cm,深耕深松处理区花生株高29.3 cm,深耕深松处理比对照组增加4.5 cm,株高增加是其生育状况良好的表现。这表明,通过深耕深松改善了花生生长的土壤环境,提供了较多的水分和养分,促进了花生的生长发育。
深耕深松促进了花生的生长发育,改善了产量性状,提高了产量。对照组单株荚果数7.7个,单株果重12.5 g,百果重163 g,百粒重59.5 g,产量3 247.5 kg/hm2。深耕深松处理区单株荚果数8.4个,单株果重14.5 g,百果重172 g,百粒重63.0 g,产量3 780.0 kg/hm2。深耕深松处理单株荚果数增加0.7个,单株果重增加2.0 g,百果重增加9.0 g,百粒重增加3.5 g,产量增加532.5 kg/hm2,增产率为16.4%。
2014年和2015年在田间观察时均发现,深耕深松处理区花生长势明显好于对照区,在2015年7月9日降中雨后的第3天,测定了15 cm土壤含水量,同时取样测量了植株鲜重。这年花生生育中后期本地区严重干旱,深耕深松处理区表现出了较好的抗旱性。因此,收获时进行了相关的测量和统计,结果见表2。
2015年深耕深松处理组15 cm土壤含水量比对照组高3.4个百分点;7月12日取样测量花生植株鲜重,深耕深松处理区比对照组单株鲜重增加2.2 g,增幅19.1%;深耕深松处理区花生主茎高、主茎节数、分枝数比对照组分别增加3.2 cm、1.5个节、0.4个分枝;深耕深松处理区花生产量比对照组增加510 kg/hm2,增幅25.8%。上述数据表明,深耕深松处理的第3年仍然有效果,特别是在干旱年份效果比较明显。
3 结论与讨论
阜新地区花生地已经重茬20年以上,多年未深耕深松,活土层不足15 cm,多年耕作形成了坚硬的犁底层。犁底层的土壤致密、坚实、透水性极低,并严重阻碍根系下扎和降水下渗。只有打破犁底层,才可有效地增加雨水的渗透量,减少地面径流,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壤的保墒蓄水能力,使旱薄地在雨季接纳的雨水,形成土壤水库;同时犁底层的破除,有利于花生根系的下扎,使根系的营养范围扩大,可以吸收到较深土层的水分和养分。
通过深耕深松打破了犁底层,加深了活土层,增加了土壤蓄水,增强了旱地花生的抗旱能力,促进了花生的生长发育,当年提高花生产量16%以上;在严重干旱的第3年增产25.8%,这表明深耕深松处理的有效期至少有3年。可见,深耕是克服花生重茬障碍、提高旱地花生产量的重要错施。因此,对活土层不足20~30 cm的旱薄地,应进行大梨深耕深松,破除犁底层,使耕作层再增加10~15 cm。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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