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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中部六省;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22-5651-05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农业现代化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础方向,在中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制度与技术变动的过程[1],具有动态性、区域性、时代性等特征,其进程是判断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顾焕章等[2]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以技术因素为主线,论述了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商品化、农业技术进步相关因素,以及农业体制、农业投资等与现代化的相关关系。柯炳生[3]对推进中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行了研究。杨万江等[4]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农业保障二个子系统,对农业现代化的整个系统进行测评,并将现代农业发展过程划分为农业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发达阶段。目前,中国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定性研究比较常见,但定量研究却相对有限。
农业现代化的定量测评研究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5],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工作的前提条件[6]。因此,建立一套较为科学且易于操作的农业现代化综合能力指标体系,对评价农业现代化水平、监测和准确地判断农业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1 农业现代化综合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繁多且复杂,对其进行研究时,首先要构建其指标体系。基于系统性、可比性、综合性、易操作性和代表性等原则,借鉴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先从农业现代化基础、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质量3个方面进行分析,建立了一级指标,随后参照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一级指标所反映的内容,查阅了大量统计数据,通过层层筛选,选取了反映中国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的6项二级指标和21项三级指标,用其评价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表1)。
2 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综合能力评价与结果分析
2.1 数据整理
一份研究报告的价值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数据的准确性和前瞻性,本研究的数据均为2011年中部6省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tjsj/)和中部6省各省2012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较新并且真实可靠。中部6省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如表2。
2.2 因子分析
农业现代化评价的客观性与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方法的科学性[7]。因子分析法中各综合因子的权重不是人为主观地进行赋值,而是根据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大小来确定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为决定权重的主观随意性,使得综合评价更为合理直观。由于数据量较大,因子分析过程是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的。首先将中部6省的原始数据输入SPSS 17.0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得出相关系数矩阵。通过验证得知相关系数矩阵中的大部分相关系数都大于0.3,可以继续用因子分析进行计算。求出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如表3的总方差解释表所示,由于前4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为95.728%,已经超过了85.000%,所以取前4个主因子来综合描述原来的21个三级指标。
主因子与原有指标数据之间的关联程度由因子载荷值即成分得分系数体现。由于初始因子含义不突出,在SPSS软件中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变换,经过25次迭代收敛,得到如表3所示的总方差解释表。同时,将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中各指标系数较大的情况分为四类,结合表4可以重新定义4个主因子。
主因子F1在X2(有效灌溉面积)、X3(农作物播种面积)、X4(机耕面积)、X5(农业机械总动力)、X6(化肥施用量)、X12(粮食人均占有量)、X18(粮食产量)这7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农业现代化物质装备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情况,因此F1可定义为农业现代化基础因子。第一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为43.654%,是研究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时需要考虑的重点因素。
主因子F2在X1(水资源总量)、X8(第一产业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X13(恩格尔系数)、X19(森林覆盖率)这4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基本反映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情况,因此F2可定义为农业发展可持续化因子。第二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为24.619%,是评价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主因子F3在X9(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增长幅度)、X11(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X14(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X15(平均每一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粮食生产量)、X21(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这5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基本反映了农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的相关情况,因此F3可定义为农业社会发展因子。第三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为17.206%,是评价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时需要考虑的次要因素。
主因子F4在X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幅度)、X1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16(农产品当年出口金额)、X17(农业总产值)、X20(农业受灾面积)这5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基本反映了农业生产效益的相关情况,因此F4可定义为农业现代化效益因子。第四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为10.250%,对于研究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主因子F4的重要性要相对差一些。
由以上表达式计算得出4个主因子的得分,然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4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通过F= (38.463% F1+24.474% F2+19.559% F3+13.232% F4)/95.728%计算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F(表5)。
2.3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统计学所研究的“物以类聚”问题的方法,能够将一批样本数据(或变量)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分类[10]。根据分类对象的不同,聚类分析分为R型和Q型两种。R型聚类分析用于指标聚类,Q型聚类分析没有对度量数据之间的亲疏程度给定分类的标准,也没有硬性规定所有数据应该分成几类,而是比较客观地从数据自身出发进行分类[11]。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在SPSS17.0软件上将中部6省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后,采用最远邻元素的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群集成员列表(表中分别给出中部6省在分为四、三、二群集时的情况,数字一样的为一个集群)和聚类树状图。如表6和图1所示,当分为4个集群时,第一类是山西,第二类是安徽、湖北,第三类是江西、湖南,第四类是河南;当分为3个集群时,第一类是山西,第二类是安徽、河南、湖北,第三类是江西、湖南;当分为2个集群时,第一类是山西、江西、湖南,第二类是安徽、河南、湖北。
2.4 结果分析
结合上述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可知,因子分析得分先后顺序与聚类分析结果排序有着较好的一致性,为了深入分析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区域差异,本研究根据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得分将中部6省分为4个层次。
第一层级:河南省。河南省的综合得分为0.537 6,远远高于第二名湖北省的得分0.228 8,属于领先类层次,农业现代化建设在中部6省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中在农业现代化基础这一关键领域,河南省独占鳌头,在农业现代化效益方面也有良好表现,在中部6省中排在第二,而农业社会发展和发展可持续化这两个方面却只排到第四、五名,严重影响到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水平,今后可以考虑将发展中心向这两个因素偏移。
第二层级:湖北省和安徽省。湖北省的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在中部地区位居第二,与安徽省同属于挑战类层次,在农业社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效益两方面均属领先地位,农业发展可持续化因素排在第三,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农业现代化基础弱,需要加大发展力度。安徽省的综合得分为0.218 3,在中部6省中排名第三,与湖北省的分数非常接近,但内部因素却完全不同。安徽省的农业社会发展最为发达,现代化基础也较为扎实,但农业现代化效益和发展可持续化因素的分数拉低了其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得分。
第三层级:湖南省和江西省。湖南省的综合得分排名第四,在农业发展可持续化方面有优势,但其他方面较弱,尤其是农业社会发展方面的得分仅为-1.320 5,在中部6省中排名最低。江西省在中部6省中排名第五,除了农业发展可持续化和农业社会发展方面处于正常水平,其他方面均属于落后地位。这个类别属于追赶类层次。
第四层级:山西省。山西省综合得分排名第六,属于后进类层次,农业现代化基础和发展可持续化得分均落后于其他省份,另外两个方面也是排名靠后,农业现代化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 结语与建议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分别是农业现代化基础、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现代化质量3个一级指标,农业发展水平、农民生活质量、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业可持续发展4个二级指标,以及水资源总量、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机耕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幅度等21个三级指标。该指标体系比较适合中部6省农业的具体情况,设计科学合理,操作方便。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看,不同省在同一指标分数上相差悬殊,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科技资源,使得农业现代化发展内在驱动力不同,导致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参差不齐。为了更好地促进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针对中部各省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采取倾向性政策。例如,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基础和效益得分较高,而农业社会发展和发展可持续化等核心指标分数落后,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忽略了环境因素。在政府主导下,河南省应有效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内的土地、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配置,改善生态环境,推广农业技术,坚持走高效化和生态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以绿色生态为标志的现代农业产业。而农业现代化基础得分较低的省份,在抓好农田基本管理、优先扩展机械化建设、有效利用现有的物质资源条件的同时,还应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效益得分较低的省份,要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的生态农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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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祈宗.系统工程[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新疆是我国粮食后备基地、重要棉花基地、畜牧业基地和特色林果业基地,其农业现代化关系着我国整体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实现程度,也关系着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然而,新疆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大量土地被开发利用以及农业生产方式不断改变,使原本脆弱、易破坏难恢复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新的环境问题的挑战。在我国全面提倡发展低碳经济的当下,“低碳、清洁、循环”的农业发展模式,不仅是新疆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农业碳排放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碳排放量估算及时空特征的研究;二是农业碳排放增长机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包括经典的卡亚恒等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模型和脱钩模型);三是农业碳排放效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四是农业碳减排成本及措施的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有关从农业现代化视角来研究农业碳排放的报道鲜见。笔者全面系统地测算分析了新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碳排放特征及差异,探究了新疆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可为新疆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发展实现由“高碳”向“低碳”、由“粗放传统”向“高效集约”转变提供依据和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排放系数法
相关研究表明,农业碳排放源包括自然碳排放源和社会经济碳排放源2类。自然碳排放源包括植物及生物呼吸、调落物分解和水面挥发等;社会经济碳排放源包括农资(化肥、农药和地膜等)生产使用耗能、机械运作耗能、灌溉耗能和秸秆焚烧等。根据农业现代化内涵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源界定为社会经济碳排放源,同时,考虑到我国秸秆综合利用效率已经达OD%左右,并相继出台禁止焚烧秸秆的法规,所以碳排放源不考虑秸秆焚烧。结合农业现代化特征,将农资(化肥、农药、地膜)生产使用耗能排放归纳为农业化学化碳排放,将机械运作耗能排放归纳为农业机械化碳排放,将灌溉耗能排放归纳为农业水利化碳排放。
1. 2 ADF检验
农业碳排放、农业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导致格兰杰检验和协整检验没有统计和经济上的意义,可采用ADF法进行平稳性检验。
1. 3格兰杰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验证2个变量因果关系的一种计量方法,可以检验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1. 4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决定一组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的均衡关系,可以确定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
1. 5数据来源及处理
化肥(折纯)、农药、地膜的消耗以当年使用量为准;农业机械化能源消耗主要用于翻耕,翻耕面积以当年农作物播种面积为准,农业机械化的电能消耗以当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为准;农业灌溉耗能以当年有效灌溉面积为准;并涉及到农业生产总值。数据来源包括《新疆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新疆50年统计年鉴》和《新疆调查年鉴》。
2结果与分析
新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碳排放的时空特征
新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碳排放量呈现以下显著特征:
随着“对口援疆”战略的推进,新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增加农产品产量,农资物品、农业机械、农业灌溉的活动水平和强度均大幅度上升,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碳排放量持续不断上升。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稳步推进,新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碳排放量可能会继续上升。
(2)农业化学化碳排放量仅在1999和2009年有微弱减少,其余年份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9年碳排放量略微下降的原因可能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乃至新疆农产品市场萎靡不振,农民减少农作物播种面积或者改变种植结构,农资物品使用量减少,导致碳排放量略有下降
(3)农业机械化碳排放量逐年上升,经历了2个增长阶段。2004年以前,农业机械化碳排放量增长速度缓慢,9a间仅增加13. 83 x 104 t,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 62%。
(4)农业水利化碳排放量仅在2002和2003年有微弱减少,其余年份均呈现平稳上升态势。碳排放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由以农业机械化碳排放为主向以农业化学化碳排放为主转变。
3结论与启示
3. 1结论
(1)新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总量、农业化学化碳排放量、农业机械化碳排放量和农业水利化碳排放量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2015年较1995年分别增长440. 79 x 104 , 280. 10 x 104 ,13. 83 x 104和59. 14x 104 t。万元GDP碳排放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特征,由1995年的0. 79 t·万元-1下降至2015年的0. 34 t·万元-1。
(2)新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碳排放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以农业机械化碳排放为主向以农业化学化碳排放为主转变。1995年农业碳排放结构为农业化学化碳排放占30. 43 %,农业机械化碳排放占40. 52%,农业水利化碳排放占29. 05 % ; 2015年碳排放结构演变为农业化学化碳排放占51. 62% ,农业机械化碳排放占29. 33 %,农业水利化碳排放占19. 05%。
(3)新疆各地州(市)的农业碳排放量大小差异明显,人口较多、耕地资源丰富和种植业发展较好的地州(市)农业碳排放量规模较大。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塔城地区、伊犁州直和昌吉州是主要的碳排放贡献地区,累计农业碳排放量占全疆的66. 10%。这些地州也是减排压力较大的地区。
(4)新疆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增长是导致农业碳排放量上升的驱动因素,而且两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生产总值每上升1%,会引起农业碳排放量上升0. 461 %,引起农业化学化碳排放量上升0. 672%,引起农业机械化碳排放量上升0. 326%,引起农业水利化碳排放量上升0. 258%。可见,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化学化碳排放驱动最大,农业机械化碳排放次之,农业水利化碳排放最小。
3. 2启示
农业经济增长是农业现代化碳排放长期的、内在的和最本质的驱动因素,无法绝对、直接地改善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通过相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增长速度,进而降低农业现代化的单位经济增长碳排放量,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碳减排的任务。新疆作为经济后发区,正处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应总结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提出以下几条对策建设。
(1)自治区农业、科技相关政府部门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加强对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相关政府部门要有发展低碳农业的战略眼光,制定低碳农业发展战略规划,在国家鼓励低碳农业的政策和优惠措施出台之前,率先研究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支持与低碳农业发展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涉及低碳农业示范、实验项目的资金投入和补贴,给予低碳种植技术研发以及推广应用的补贴和奖励等,率先建立由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低碳农业发展机制,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三化协调;模糊录属度
随着以河南省为主体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发展的路子,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河南省城镇化和工业化得到快速发展,但仍然存在着农业发展的滞后、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发展失调、城乡二元特征突出等问题。
根据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化实现的基础,农业滞后于工业会造成工农和城乡差距,承载较高人力资本的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势必会导致农业的长期落后。同时人口城镇化需要工业化的发展,只有工业化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才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稳定问题[1],所以需要“三化”协调发展。
本文选取了河南省2006-2010年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15个指标数据,利用主城分分析法和模糊录属度概念对“三化”协调度进行研究,对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决策建议。
1 “三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1.1 “三化”协调发展的内涵
协调是指系统内各层次、各子系统之间各种参数、结构和功能的相融、系统之间物质能流运动的稳态[2]。协调发展,是指系统中指标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有机统一,内部子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发展。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关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中,提出“协调度”概念。[3]协调度的分析大多在经济与环境、城乡二元经济、资源与环境、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体现环境与发展的平衡性、效益与公平的平衡性、速度与结构的平衡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实施手段,可以定量定性分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化”协调发展是指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应该重视农业发展,重视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达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等领域的协调发展,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4-12]
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属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范畴,有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个子系统,分别涉及社会、经济和生态三个方面的指标体系。根据“三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方法和原则,本文设计了由目标层、系统层、控制层和指标层所构成,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15个三级指标体系的指标体系(表1)。
2 主成分分析及协调度计算[12-15]
2.1 主成分分析
2.1.1 主成分分析原理
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原指标(比如n个指标)进行重新组合,形成一组新的可以反映原来多个变量信息且不相关的主成分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指标。主成分分析是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线性组合来解释原来变量绝大多数信息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
一般数学上的处理时将原n个指标进行线性组合,作为新的综合指标。然后对这些线性组合的方差进行分析,方差越大的组合包含的原指标信息越多。选取所有的线性组合中方差最大的(比如F1),称作第一主成分。如果第一主成分不足以代表原指标信息,在考虑选取第二个线性组合,第一主成分中已有信息就不再出现在第二个线性组合(比如F2)中,即COV(F1,F2)=0,则为第二主成分。依次原理可以选出n个主成分。
2.1.2 主成分分析基本模型
假设有n个指标,记为X1,X2,X3,…Xn则这n个随机变量构成随机向量为X=(X1,X2,X3,…Xn),设X的均值向量为μ,协方差矩阵为σ。设F=(F1,F2,…Fn)为对X进行线性变换得到的合成随机向量,即
(1)
设a1=(ai1,ai2,…,ain),A=(a1,a2,…an),则有
F=AX,i=1,2,…n (2)
且var(Fi)=aiσai,i=1,2,…n
cov(Fi,Fj)=aiσaj,i,j=1,2,…n (3)
由式(1)和式(2)可以看出,可以对原始变量进行任意的线性变换,不同线性变换得到的合成变量F的统计特征是不同的。每个Fi应尽可能多地反映n个原始变量的信息,通常用方差来衡量,Fi的方差越大表示其包含的信息越多。(1)式的线性变换需要满足以下约束:
①aiai=1,避免Fi的方差无限增大;
②同时F1满足约束①下,方差最大;F2在满足约束下且与F1不相关,达到方差最大;……;Fn是在满足约束(1)下,且与F1,F2,…Fn-1不相关,达到方差最大。
满足上述约束得到的合成变量F1,F2,…Fn分别称为原始变量的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n主成分,而且各成分方差在总方差中所占比重依次递减。在实际研究中,一般仅挑选前几个方差较大的主成分,同时需要对原数据进行标准化。在SPSS18.0软件分析中,采用z标准进行原数据标准化,利用主成分的特征值大小和方差累计贡献率来选取主成分数量。然后将特征向量和标准化后的数据相乘得出各个主成分表达式。最后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出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各个子系统主成分综合得分。
2.2 计算协调度
由各个子系统主成分综合得分,可以利用模糊集合理论对其进行测度,来评价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和状态。协调系数可以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的概念来表示,即可采用[0,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两个系统的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μ(i/j)=exp[-k(Fi-Fj)2] (4)
公式中,μ(i/j)为i系统相对j系统的状态协调度;Fi为i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的实际值;Fi为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协调值,通过建立回归方程得到;k为i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实际值的方差的倒数。
从公式(4)中可以看出,实际值越接近于协调值,状态协调度μ越大。反之说明协调度越低。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国际性组织普遍采用的协调度等级划分如下表2所示:
3 河南省“三化”协调实证“分析
本文针对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了2006-201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河南省统计年鉴(2007-2011)和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1)。首先对指标体系中逆指标进行正向化,采用倒数的方式转换。然后利用SPSS18.0软件对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城镇化和工业化指标体系分别提取了两个主成分,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提取了一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均在95%以上,详见表3、表4、表5。
根据各子系统提取主成分的特征向量和标准化后的数据得出主成分表达式,然后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出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各个子系统主成分综合得分,即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最后利用公式(4)算出两两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详见表6。
表6中F城、F工和F农分别代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μ(城/农)、μ(工/农)和μ(城/工)分别代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和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度。
从表6中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河南省“三化”发展过程中两两子系统之间基本处于良好协调发展,但是2008年以后协调度出现降低趋势。在2008年以前基本上处于优质协调,究其主要原因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从2009年开始虽然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城镇化发展的速度要比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快,所以协调度有下降趋势。说明目前河南省“三化”协调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的发展状态优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化”协调发展存在协调度下降趋势,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工业化发展的滞后。滞后的工业发展速度不能满足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对岗位的需求,就业不稳定的劳动力就会回流农村或者候鸟式流迁。这种农村劳动力流动形式不利于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经营,势必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工业化不能提供稳定的就业,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城镇化进程。所以在推动“三化”协调发展过程中重视工业化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岗位,这将是目前河南省“三化”协调亟须解决的问题。
4 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河南省“三化”协调度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速度较慢;(2)城市化发展进程不能一味追求城市面积的扩大,应该追求人口真正的城市化;(3)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应该增加从业人员比例,加快产业承接转移,降低工业能耗,注重工业对环境的影响;(4)农业发展应该注重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注重农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针对以上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1)完善城乡二元制度,促使农村劳动力往返式务工转化为城市永久居住;(2)制定工业发展利用资源和影响环境标准,落实低碳发展战略,保护生态环境;(3)政府应履行其服务职能,探索农业发展规模化、专业化路径,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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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163-02
一、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一种全新的城镇建设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统筹城市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以新型工业化发展为引擎,注重经济发展生态化的重要性,逐步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公共服务公平化、合理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以人为本,即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够平等地享用城市化的教育、卫生、户籍、就业、公共服务等公用资源,不断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
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技术装备为依托,充分运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不断改造传统农业,并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改革手段,运用现代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协调推进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新型城镇化本质就是“农转非”的过程,即人口与生活方式两种形式的转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有助于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享受城市生活,从而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创造健康条件。新型城镇化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源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撑,人才和市场支持,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需求市场,同时新型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推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
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共性特征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体现出如下三方面共性特征:
1.强调人的重要性。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都强调了人在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性,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原则基础上。新型城镇化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城镇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让中国大多数农民到城镇定居,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只有农民的综合素质提升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再教育机会不断改善的过程,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城市文明,即使是留在农村的人口,通过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度改革,以农业工人的身份再就业,从而有更高的收入,享受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
2.突出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体现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共赢,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不断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改革途径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在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同时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逐步打破“城乡分割”、“重城轻乡”的偏见,切实将“三农”问题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提高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影响力,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并为城市发展提供大力支持。
3.倡导集约化发展模式。近年来,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由于资源浪费严重、城镇化不健康的扩张、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水污染、空气污染、食品卫生等问题日益引起广大居民关注,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城市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原则,注重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运用,合理有度地开发土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科学规划耕地和建设用地,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
三、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的共性问题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共性问题:
1.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河北省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方面发展缓慢,乡镇一级污水处理厂尚未建设,配套设施项目建设滞后,收集处理率不高。城镇化建设推进过程中,单纯追求GDP,更多关注看得见、成效快、收益高的“短视工程”,而广大居民生活真正需要的交通、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却相对滞后。农业建设方面,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现有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已经严重不适应疏水、排水要求,再者用于农业建设的技术装备水平较低,抗灾减灾能力不强。
2.发展理念相对滞后。从河北省城镇化建设发展理念滞后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上,河北省第一产业生产集约化程度较低;第二产业以钢铁、煤炭、建筑材料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产业发展的失衡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2014-2015两年的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排名中,河北省连续两次有7个城市入选。农业发展理念的滞后主要体现在现代管理手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较少和农民综合素质有待提升。“十二五”以来,河北省农产品出口总量有了显著增加,但相对发展缓慢,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低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和科技推广应用难度逐渐加大,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障碍。
3.创新驱动力不足。我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创新驱动力不足问题。城镇化建设中交通阻塞、内涝成灾、环境污染、信息分享滞后等问题集中折射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创新技术发展滞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创新技术的配套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创新驱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自主研发能力有待于提升,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落后于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科技人员紧缺,基层农技服务队伍老龄化,农民在接受和运用科技成果能力有待于提升等方面。
四、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三点建议
1.统筹谋划,强化基础工作的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建设的稳健推进离不开扎实的基础工作,其中包括道路交通、园林绿化、信息技术、土地资源规划、居民户籍制度改革等。各级政府应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统筹谋划,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良好局面。在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建设推进过程中,切实注重解决农民问题。一是解决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可通过合理规划第三产业的发展,引导闲置的人力资源投身新型服务产业,通过职业培训提高其谋生技能;二是切实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户籍管理,消除城乡两种身份,提高居住在城市中农民工的主人公意识,使其真正享受城镇化的各种待遇;三是改善政府的公关形象,正确处理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通过走基层、勤调研等形式掌握基层居民的民声所需,切实解决大众关注的基本问题,树立政府威信。
2.完善教育,转变发展模式。加快完善第三产业职业技能培训、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培训,不断拓宽各种类型培养渠道,开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使广大农民理解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掌握现代农业以及新型职业的应用技巧,将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作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对象,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相关政策措施,为其创业、再就业提供便利条件。要加强城乡协调谋划,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一是重点在城市和农村的生态系统水源地保护和综合治理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逐步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分区分类管理,促进双方良性发展。优化城乡环境,加强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建设。二是转变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的血液中,实现城市建设的人口、经济和环境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三是倡导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建立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浪费农业资源现象的查处力度。四是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的发展步伐,实行“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供应链管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推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凸显农业多功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