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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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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财政政策

当前财政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当前财政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形势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财政政策

一、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

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现在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在此环境下无法独善其身。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显现出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形势不容乐观。下面就GDP、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这几个指标具体分析一下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1、GDP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http://省略/DRCNET.Channel.Web/。)

由图1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经济依旧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前二个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同时,往年偏快的经济增速到2008年减缓下来,GDP在2007年第二季度达到本轮经济扩张周期的峰值,此后连续五个季度出现回落。另外,2006年和2007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为平稳,特别是2007年GDP增长率在高位运行。2008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动力依然强劲,如果按照前两年的规律,第二季度应比第一季度增长速度快,但实际却出现了下降的态势,说明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开始减弱;第三季度更是下降至9%,比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明显增大,这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走下降通道。

2、固定资产投资

虽然2008年GDP增长速度趋缓,但是投资仍然保持了过热的势头。2008年1―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27614.1亿元,同比增长26.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53365亿元,增长21.6%;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6546亿元,增长22.7%。2008年各累积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明显高于2007年,增长率也基本上比2007年高。

3、居民消费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省略/DRCNET.Channel.Web/。)

根据国研网的数据统计,2008年各月社会消费总额及增长率均高于2007年。但是,2008年卡斯特景气指数显示,2008年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基本上呈下降态势,11月份满意指数已跌破90,达到89.2,预期指数则从98.6降至90.8。由于物价上涨、股市快速下跌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11月份消费信心指数创下近三年最低90.2。持续下跌的卡斯特景气指数及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率,意味着今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会发生改变,内需将会缩小,对经济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财政效应机理分析

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是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F.Harrod)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Domar)开始的。哈罗德把凯恩斯短期静态均衡分析所提出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在同一时期,多马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完全独立地提出了与哈罗德基本一致的经济增长模型,并且还引入了财政政策变量,为后来诸多经济学家探讨经济增长中财政政策的效应开了先河。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把生产能力和总需求处于均衡增加的经济增长叫做必要增长率。当现实经济增长率大于必要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超过生产能力,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当现实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必要经济增长率里,生产能力超过总需求,出现经济萧条。

1、基本模型

假定没有政府财政支出,社会处在充分就业状态,不存在对外贸易,不考虑时滞问题。根据这些条件,多马经济增长基本模型为:

其中,R为必要增长率,Yd为国民收入,ΔYd为国民收入增加值,s为边际储蓄倾向,v为产出系数(即1单位投资所能带来的生产能力的增加)。

2、在多马的经济模型中引入财政因素

多马认为财政既具有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又有提高生产能力的效应。

(1)财政对总需求的作用效应。由于财政政策的介入,总需求的增加可以写为:

ΔYd=ΔC+ΔI+ΔG(1)

其中,ΔC是消费需求增加,ΔI是民间投资需求的增加,ΔG是财政需求增加。

ΔC=(1-s)(ΔYd-ΔT)=(1-s)(1-t)ΔYd (2)

其中ΔT是税收增加额,这个公式表示消费需求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另外:

ΔG=gΔYd (3)

这个公式代表财政支出介入后国民收入增加的乘数式,可以看出经济变动的始发因素就是投资变动。

(2)财政对生产能力的作用效应。生产能力的增加可写为:

ΔYc=v(I+rG)(5)

其中,ΔYc是生产能力的增加,r是财政支出占投资支出的比率,rG是财政投资额。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财政投资的产出系数与民间投资的产出系数相等。该公式表明财政投资的介入会使生产能力增加。

(3)财政介入对必要增长率的影响。为了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生产能力的增加和总需求增加必须处于均衡水平,即:

由于Yd=C+I+G,G=(1-r)G+rG,可得:

I+rG=[1-(1-s)(1-t)-g(1-r)]Yd(7)

公式(9)是考虑财政介入后的必要增长率,式中存在各种财量――财政投资率r、财政支出率g和税率t。这些财量作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各自对必要增长率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对此,下面分别求出r、g、t的偏微分。

投资增加会创造和扩大生产能力,从而促使经济增长。

率。当g提高时,在整个政府财政支出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了消费支出,也就是说更多的民间投资被财政消费所占据,财政投资降低,客观上造成了必要增长率降低。

率就等于提高财政储蓄率。

三、中国目前财政政策取向

1、增加政府的投资性支出

这项措施实际上是通过降低政府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率来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相对于资本边际生产率而言,我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高投资率,因为政府投资增加,会提高社会生产能力,经济增长率必然也会随之提高。2008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推出了十项措施及4万亿投资计划,4万亿元中有10000亿元来自中央政府直接财政支出,其余由地方政府及其他非政府机构承担。除此之外,为保证各级政府投资资金的顺利到位,应适当控制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开源节流,监督完成这项投资计划。

2、发行国债,实行赤字政策

赤字政策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是经济低谷时期的一项有效的短期政策。财政赤字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经济复苏。我国目前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无非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增加政府开支,二是减税。根据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减税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在我国两税合并之后,减税的空间已经很小,所以目前我国应适当地加大政府的投资性支出。短时期内提高政府支出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最快捷最有效的来源渠道就是发行国债。我国是世界上赤字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03―2007年,我国财政赤字率依次是2.4%、2%、1.6%、1.3%、0.8%,均低于国际警戒线(3%)。为保证今后4万亿投资计划的顺利实施,保证铁路、城市公共交通及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中央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刺激社会需求,实行赤字政策。

3、加强税收征管

根据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增加税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在政府支出比率一定的前提下,税收的增加意味着国民储蓄率会上升,由于政府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不变,因此,政府可以把国民储蓄率增加部分用于民间投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能力。但这与凯恩斯的经济思想相悖。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凯恩斯指出,要有效地扭转经济大萧条,只能采取举债支出的方法,而不是增税的方法,以扩大政府开支。因为如果政府一方面扩大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却又用增加税收的方式保持预算平衡,这样一增一减,财政支出的扩大就不能起到补偿私人投资和消费不足的作用,而且税收手段往往具有时滞性。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税收的征管力度。在我国,由于税收监管不力,每年的税收流失规模之大令人咂舌。据测算,1997―2006年,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收规模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占当年实际入库税收总额的70%~80%左右。目前应该做的是让该缴纳的税收及时入库,以此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4、扩大农民有效需求

我国农民消费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的有效需求不足,这加剧了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制成品的过剩,不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而且目前中央应对金融危机,首要措施就是扩大内需,在考虑扩大城镇居民内需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农村市场。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扩大农民消费。一是增加农民财政补助,如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稳定农产品价格等,提高农民的有效收入进而提高其消费水平。二是政府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投入,推进新农合制度的实施,使农民群众医疗卫生需求逐步释放出来。三是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农村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农民对家电、通讯工具、耕作和运输机械的消费才会成为可能。

5、加大科技投入

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是基于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设而进行分析的,但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在其他外部制约因素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可以使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很多出口外向型企业濒临破产,其中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原因是由于生产成本过高,利润空间微乎其微。但是也有一部分技术密集型企业存活下来,它们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成本,获得利润。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重视技术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但现阶段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因此,今后我国要更加重视技术进步,使经济增长由量变转为质变。政府对科技的支持,首先要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资助高新技术及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其次,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的优惠政策,如通过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最后,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政府应该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渡过难关。中央应尽快扩大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范围,提高企业技术革新的积极性,另外,具有针对性地继续调高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鼓励企业出口,防止国家出口萎缩。

【参考文献】

[1] 高长春: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以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为视角[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 毕正华: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8).

[3] 郑兴铎:缓解企业出口“阵痛”政府可以做些什么[J].国际商务财会,2008(10).

[4] 王莉卿: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R&D支出的效应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

当前财政政策范文第3篇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取向的分析较为重要,相关部门必须要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与发达国家面对的经济情况,科学面对各类重大挑战,并利用先进的工作方式提升其政策取向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虽然我国物价水平下降,但是,从总体上而言还是呈现较高的位置,投资与消费水平逐渐提升,并且经济结构在逐渐改善。在全球进口率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出口比例有所减少。部分中小型工业企业的经济开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我国宏观经济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2015年的时候,我国GDP有所增长,约为90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了10%左右,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提升,从总体上分析可以得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处于正常的位置,经济增长情况较为稳定,可以有效提升国内的经济效益。

第二,目前,我国在物价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在CPI方面的增长速度较慢,无法加快其增长速度,难以优化其发展体系,甚至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无法增强CPI的发展水平。例如:在全运会期间,我国能源价格与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国家在对PPI进行统计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在大幅度上升,这就导致我国CPI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拐点问题。在城乡商品销售的过程中,商品的价格指数呈现直线发展趋势,多数商品都处于价格不变的范围内,或是在小范围内商品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1]。例如:服装商品与娱乐文化设施商品等,在实际销售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在2016年的时候,我国燃料商品价格有所上升,相关部门如果不能科学应对能源原材料价格的相关问题,将会影响我国财政政策取向的正确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企业不能提升CPI,将会导致整体提价情况受到严重影响[2]。

二、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要点

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下,财政部门必须要做出正确的取向分析,并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实?H情况,全面开展各类工作,确保自身的正确取向。在此期间,政府部门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点要点:

第一,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之下,经济状态与发展趋势较为明确,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因此,财政部门要将预防经济危机干扰作为基础,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最为重要的就是规避房地产行业风险,改善房地产产品结构,使其可以满足现代化经济发展需求。首先,我国政府部门需要全面分析次贷危机,并利用先进的工作方式处理各类问题。其次,财政部门必须要科学调整房地产商业结构,并对各类敏感时期进行分析,一旦出现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问题,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在保证房地产贷款政策的情况下,降低房地产的价格。在此期间,不可以利用挤压房价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规避房地产房价泡沫的问题[3]。

第二,财政部门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宏观经济情况,保证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分析市场内部需求,并对外来风险进行抵制,满足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改善。同时,财政部门还要明确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积极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养老体系等,保证可以深入落实政府部门相关补贴。尤其是一些生活困难的群体,必须要予以一定的生活补助。对于居民的发展而言,需要控制其多方面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鼓励我国东部的各类企业向着西部的方向发展,并针对转移与科研项目给予一定的奖励,吸引更多企业开展转移等活动,在提升企业积极性的情况下,优化西部的经济结构,促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4]。

三、制定长期的规划目标

财政部门在实际发展中,必须要根据我国宏观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的特点与规律,对其进行积极的改革,除了要保证完成短期目标之外,还要制定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明确财政政策取向,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革,保证可以满足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逐渐提升其经济效益。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财政部门政策取向明确中,必须要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利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对实体经济进行管理,避免出现中小型企业经济断裂或是破产的现象。同时,财政部门要根据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需求,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借鉴发达国家中小型企业财政扶持项目,对自身的财政政策进行改革,利用新方式促进我国中小型企业的长远进步。

第二,我国财政部门必须要科学管理个人所得税项目,对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保证社会公平性的情况下,缩小个人贫富差异,促进我国经济的正确发展。在对个人所得税项目进行管理的时候,财政部门必须要对其免征额度进行分析,明确财政标准,保证可以根据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需求,对其进行全面的优化处理,规避各类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我国财政部门在明确政策取向的过程中,必须要深入改革国有资产的产权,维护国家资产权益,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并针对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需求,对产权进行管理,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各类管理工作。

当前财政政策范文第4篇

一是少数地方无预算编制实施政府采购,未编制集中采购计划实施分散采购。如某地采购办代各个单位采购物品百余项,均没有按时间、品种、采购方式等编制集中采购计划,未实行统一整合集中采购,而是根据各单位情况一个单位一个采购计划,进行分散零星采购;

二是公开招标采购物品比例偏低。有的单位自行采购,事后在采购办备案;有的采购项目应按规定实行公开招标,而采取其他招标方式采购;有些采购项目名誉上采取邀请招标方式采购,实际则未向投标人发送邀请招标书,也未在省级以上政府采购信息媒体资格预审公告;

三是专家库管理不完善,部分采购项目的评委、专家不合规。采购机构的工作人员违规参加了评标,监督机构的人员以评委的身份直接参与采购。采购单位的有关专家,违规参加了本单位的项目评标;部分评委、专家无资质证明参与评委。且在评审掺和了行政首长的意思。

四是部分采购项目程序过于简化,操作不规范。部分采购项目程序不合规,经办手续简单,有关资料残缺不全,档案资料不齐全。

五是购货票据使用不合规。支付本地供应商货款,而本地供应商使用外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

六是执行与监督单位没有严格分开,混为一体。有的执行和监督机构分设了,但人员工作在一起。

要解决以上问题,保证政府采购的科学性、规范性,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资金效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完善:

一是完善政府采购预算程序和内容,强化预算编制和约束,根据工作需要和规定程序,适时科学调整采购预算,严格按预算进行采购;加强政府采购计划管理。对列入政府采购预算的采购项目,按照同一阶段、同一品种的货物在采购组织实施形式、采购方式、采购时间等方面进行统一集中规划。扩大采购规模,相对减少采购次数,消除采购活动分散、零星的局面。

二是各采购单位及机构以公开招标作为主要采购方式,严格按法律法规规定的适用情形和审批程序采用邀请招标或其他采购方式,严禁采购方式随意化。

三是加强政府采购基础性工作,建立和完善“三库”档案。建立专家储备库,可聘请外地专家;建立供应商信息库,掌握各地有资质的定点供应商及其经销商品,实行动态档案管理;建立采购项目价格信息库。采购中心要加强对市场价格监测,及时了解各地定点供应商的货物价格信息,实行追踪序列动态分类管理,解决政府采购信息不对称问题,除法律规定的紧急采购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采购外,先预算审批,后集中采购。四是加强政府集中采购工作,增强采购人员力量。采购办人员工作职责应与经办机构人员分开,不得直接参与采购。制定政府采购监督办法,有效对各方人员实施监督管理;

四是完善政府采购相关制度、健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改进政府采购工作方式,规范程序,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加强对政府采购的日常监督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

当前财政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补贴;农业补贴;黄箱补贴;绿箱补贴

作者简介:文小才(1970-),男,河南开封人,财政部科研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为农村财政研究。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128-04 收稿日期:2007-03-07

一、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演变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财政补贴支农,就是指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三农”发展。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二、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存在的问题

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经过多年的演变、调整和发展,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补贴支农总量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与发达国家比,目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水平不高,补贴总量根本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并且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补贴数量虽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补贴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按照WTO《农业协定》我国可利用的支农补贴分为以下几方面:黄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根据WTO黄箱政策规定,我国今后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480亿元人民币,而现有补贴大约平均每年仅276亿元人民币,离480亿元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即所谓的“绿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我国绿箱补贴量较多但结构不尽合理。如我国每年平均支出1514.2亿元人民币,主要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所占比重较小,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2.各地方补贴标准和办法混乱。我国的补贴数额随意性很大,省际间补贴标准差距过大。由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同,以及核定包干基数的因素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而积的差异,各省粮食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例如,江苏省补贴水平较高,水稻亩均补贴20元;山西省补贴水平较低,玉米亩均补贴5元。省际间人均粮食直接补贴金额也相差较大,四川省享受直补的农民人均补贴8元,辽宁省人均25.66元。我国各省补贴的依据也不一样。如粮食直补依据的确定,按照补贴是否与当期粮食播种面积及价格挂钩分为两种情况:(1)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2)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如粮食补贴中,山东省每亩补贴的工作成本为1元。河北省在今年粮食直补工作中,县、乡、村三级共抽调2万多人,每人用了近60个工作日。一般一个乡镇的直接支出费用为2万~3万元(不含人工),直补工作成本约占直补资金的10%。一些省粮食风险基金按季均衡拨付和分两次发放直补款,既不方便农民,也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另一方面,一些省按照当年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在核实面积时需要三次张榜公布核实,工作量很大。另外,有些地方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时,多数农户已备足种子,给良种推广带来一定难度。

4.补贴方式及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1)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的短期化。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方式模糊等现象,影响了补贴效果的发挥。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补贴政策一般与当时中央

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相挂钩,成为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财政的直接补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2)补贴重点欠明确,某些方面补贴力度不够强。就补贴领域而言,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集中在粮棉产品,虽然已开始有选择地补贴某些优质品种,但还不够普及、稳定;对投入品的补贴几乎涉及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而且很少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的力度有限;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同样面临金融支持乏力的难题,这些均反映出补贴重点不够合理、明确。从补贴力度来看,在一般政府服务中,对农民培训的支出比例很低,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其中没有或很少有补贴,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农业技术推广补贴力度不大,进展迟缓;市场营销服务未明确给予补贴性支持,呈现短缺态势;检验服务因补贴资金缺口大,比较落后,难以满足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出口及国内生产的需要。在国内粮食援助上,一方面补贴资金欠缺,另一方面粮食库存积压严重。(3)忽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农业保险业务出现全面萎缩,农业缺乏防灾补损的支持。在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危害程度不断加重,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也给国家财政造成较大的压力,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用于灾后重建。(4)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使财政、信贷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面临较大难题。由于财政和银行信贷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补贴中占用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

三、完善我国财政农业补贴应遵循的原则

农业补贴制度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经验不多,效果虽显著但不可自满,还需加以完善。完善中应把握好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清晰。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大家感到需“补”、需“贴”的地方很多,因此在执行目前出台的少数农业补贴政策中,有意无意加入了过多的附着功能,使得补贴的目标混杂起来。同时实行直补办法后,农民拿到钱之后,也不清楚或者并不在意政府补贴的具体政策意向,从而使补贴的政策威力打了“折扣”。所以,为了使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出效力,从政策制定者这方面讲,应注意使各项补贴政策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从政策推行者这方面讲,应注意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宣传力度,使补贴政策信号能够迅速准确地传到千家万户。

2.受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是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政府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在实施农业补贴过程中只能间接受益。但农民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基层实施国家补贴政策的“人”、“经营人”,总会有个别人自觉不自觉地“讨”农民的“便宜”,他们在事实上是“反”补贴的力量,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实质上损害着农业补贴。所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加大监督机制的建设,使“跑、冒、滴、漏”降低到最低限度。

3.整合统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功能齐备的农业补贴,必须设计出各类不同功效的补贴制度,对农业农民实施全面完整的保护。在实施补贴中,应注意区分各类补贴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让各类补贴配合使用,起到综合效用,也起到放大各单项补贴功效的作用。现在各项补贴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掌管,容易出现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努力整合各类补贴使之产生“共振”,当是我们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应有之义。

4.操作简便。多年实践证明,最可行的办法不一定是“好”政策,而是简便易行的政策。因为有些“好”政策实施成本过高,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好”政策偏于复杂,不易为基层准确把握,基层往往会简单化操作,使那些复杂的“好”政策产生出了“坏结果”。当然,很多简便易行的政策,缺点肯定不少、漏洞在所难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简便易行的好处是在执行中不容易走样,容易取得政策效应最大化的效果。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也必须朝“操作简便”的方向努力。

四、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目标选择

1.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目标不是体现在地区、部门、企业利益上,而是体现在农民利益上。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就是通过财政的补贴资金让农民直接或间接受益,不断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2.稳定农产品市场,保证粮食等特殊农产品购销政策的畅通。结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特点,财政对农产品市场补贴的重点目标宜放在收购环节上。对这一环节的补贴,不是再对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而是对粮食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正常损耗的补贴。因为现行的国有粮食企业购销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并实现了粮食的顺价销售,不允许、也不可能会出现新的经营亏损。

3.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当前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但直接以撒胡椒式的给予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是授之于鱼,不能够长久;又由于受我国的财政实力的不足和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像欧美等国那样的大量的财政补贴也是不现实的。如在美国种植棉花的农场主3.5万美元的年均收入中,补贴约占三分之一。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自主增收能力是我国农业财政补贴的应有之义。

4.保护农业环境,改善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财政补贴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也就不能促进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农村生态的良好,全国生态就难以达到良好。

五、当前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改进措施

(一)改善农业补贴管理,保护农民利益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法规,使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成为一项长期和稳定的制度。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性、补贴方式模糊性、补贴对象和补贴数额的随意性等,使补贴效果难以集中体现和发挥出来。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规,使之成为支持、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制度。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补贴数量,把对农业的支持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美国把支持农业的资金投入公众化、固定化并写入农业法中的做法对我国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对农业的投资数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建立农业补贴综合管理体制。应强化农业部的职能,或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农业补贴的部级单位或部级的监管部门,整合财政补贴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集中、高效、协调财政农业补贴,解决目前农业补贴多头管理,以及在使用中的“跑、冒、滴、漏”的问题。

3.成立全国农作物专业协会,保护农民的补贴利益。国外经验表明,成立专业性农民协会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借鉴国际成功做法,建立小麦、大米、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全

国性农民专业协会,加强行业服务,规范交易行为,调解或仲裁有关贸易纠纷,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保护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

(二)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1.切实改变过去财政补贴过多直接投入生产建设领域的做法,探索建立“政府出资,市场运作”新型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加快将财政资金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史多地依法、依规采用补助、贴息、奖励、保险、物资援助、风险补偿、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支持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把钱用到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通过财政补贴,建立对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通过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并刺激银行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提高农业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对目前的财政补贴资金扶持对象、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政策进行清理,减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体制,通过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规费减免等方式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的投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凡是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都可以平等享受财政资金的扶持,从而引导社会资金的广泛投入,丰富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式。

3.积极推行财政对农户直接补贴公示制度。对补贴农户的粮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对种粮农户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资金进行全方位公示,发挥了广大农民直接监督的作用,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4.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如安徽省今年在农村及农村教育的财政体制上将明确三点:对面向农民的补助及支持,通过计算机存档管理、银行卡发放等方式,保证中间不会出现截流、挪用;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变过去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补助为直接对农民学生家长补助,建立一套规范的投入机制;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起消化农村债务的长效机制,调查债务状况、规模及成因,逐步帮助解决农村债务这一难题。

5.保护价政策和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同时应用。保护价政策和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并不是相悖的,按照WTO协议,我国的“黄箱政策”的实施余地还很大。当然,保护价政策的实施要结合市场行情,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政府对不足的差价部分给予补贴;相反,则不予补贴。市场价由中央政府在粮食收获季节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根据主产区批发市场行情检测结果予以公布,保护价粮食可由多家有资质的大型粮食企业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按市场价收购,保护价与市场价的差价部分政府按照不超过合同规定的实际销售量给予补贴。由农民依据产销合同和法定的销售单据到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网点、乡财政所或税务所领取现金。

(三)在补贴对象上实现从全面补贴向重点选择的转变

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力,在总体上不可能采用美国模式,在现阶段期望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进而实行全面补贴是不现实的。理性合理的选择是突出重点、顺序推进,即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补贴到关键区域和重点品种上,以强化其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1.重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仓储建设和出口补贴,缓解农产品的过剩问题。国家实行粮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加,而国家对粮食的消化和转化又很有限,这就必然造成过剩局面。对过剩粮食的处理办法目前只有两种:扩大仓容,增加出口。扩大仓储容量是当前解决粮食过剩的主要办法。要建设容量为500亿公斤的粮食储备库,依靠地方财政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中央财政和农业发展银行的力量。在扩大仓容的同时,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是非常必要的,按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规定,至少在今后5年内也是可行的。增加出口,不仅能有效解决国内农产品过剩问题,而且有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周转,减轻仓储压力,减少保管费用和损失。目前,国内粮食仓储的保管费用为每公斤每年0.11元,占用资金5000多亿元。如果将保管费用用于补贴出口,即使用两年的保管费,即每公斤0.22元,也是合算的,能有效地减轻粮食过剩的压力。

2.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强化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健全农业风险补偿机制。农业保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风险大且难以控制,赔付率高,经营保险业务普遍存在亏损问题,以至许多商业保险企业限制开办或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开展,首先,需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由政府直接开办或政府委托的保险机构开办,经营亏损由财政补贴。这项补贴肯定比财政直接用于救灾支出少得多。不仅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损失,而且能极大地减轻财政的救灾支出压力。其次,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

3.重视农业生态补贴。改革粮食流通补贴制度,将一部分粮食流通补贴转用于对粮农的直接补贴。逐步扩大退耕范围,加大对退耕还林、还草、还水等投入,改善生态环境,所以退耕还林资金要大幅度增加。同时,中韩、中日、中越渔业协定实施后,我国渔民要撤出传统作业区域,为了减少实施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给地方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财政从2004年起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实施渔船报废制度与渔民转产转业。要启用农业结构调整补贴措施,按照农业规划和资源条件,逐步按区域化、专业化来进行农业生产,对不适合当地优势的应进行结构调整,如北方地区减少和停止水稻生产等,可给予结构调整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