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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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

道德教化

制度化结构

自市场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的经济生活制度确立以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严重问题，诸如功利价值观的理性膨胀、人文精神萎缩、价值失落、道德失范等。如果仅仅依赖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及其法律保障体系，这些深层次问题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只有同时迈开道德教化这条腿，我们的社会生活才能健康发展。

一

市场经济是从微观层面推动社会经济整体运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其根本立足点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市场行为。市场经济原则赋予每个经济主体以自主、平等的经济地位，并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方式，解决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市场经济不承认经济主体之间的超经济关系，视自主、平等为确定、普遍的原则。但在实际运行中，市场原则的普遍一贯性并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得以最终保证，还有赖于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

市场经济的运转被归结为各个经济主体的竞争，其心理根据在于市场经济原则确认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或者说，市场经济的根本驱动力是个体的“趋利避害性”，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主体才去参与竞争。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反倒被视为“导出”结果，对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已不具有基础性意义。

“趋利避害性”根源于人的“动物性”。从道德教化角度看，这是在人性的提升过程中需要削弱和消解的内容。不过，人的社会生活首先是现实过程，“理想”是在现实层面的升华。伦理道德的“应然”和社会历史的“实然”的绝对对立只能导致混乱。没有有序发展的现实，人性的理想化便失却了根基，对人类的伦理关怀和终极担待便只能是一句空话。市场经济把人的“趋利避害性”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合理利用。首先，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生活制度，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在人的内省、超越意义上讲，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生活类型。故而人的自然属性在有限范围内被刺激、利用，并不必然导致人类内在生活的贫困，也不会对人之为人的理想人性的塑造产生根本性伤害。人尽管有其现实性，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但人与现实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严格决定论”的。人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世界，他不光有向外的追求，还有向内的追求，人是唯一拥有内省能力的动物，应该能够克服那些由于对自身原始生命冲动的利用而产生的负效应。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社会意义上的人的确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总体制约”，尽管在某些时候有过一些可怕的“群体疯狂”。其次，合目的性是规范理论的一贯追求。市场经济通过创造物质财富改变人的存在环境，进而更新和完善人格，提高精神文明水平，所以，市场经济原则上也是一种合目的性的经济生活制度。虽然那种合目的性因其采用的形式而容易变得扑朔迷离，但只要规范调适得当，总能够彰显人的目的性。换句话说，在一定的文化筹划中，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成为“道德经济”。再则，从人格理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给每个经济个体创造了实现潜在可能性的几近无穷的机遇，强化了人的主体性，激发了竞争、自强的进取意识。当然，肯定市场经济把人的“趋利避害性”作为基本驱动力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它完美无缺，也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有相当大的困难。目前的社会问题大体可归为三类：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问题。如失业、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国有经济经营中的短期行为乃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造成国有经济受损等。⑵.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行为主体超越规范造成的问题。如权力腐败、制售假冒伪劣、“黄、赌、毒”泛滥等。⑶. 市场经济运作机理本身造成的问题。如占有欲膨胀、道德滑坡、意义失落；人和社会的平面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金钱化等。第一类问题大部分可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产生新问题，设立新规则，规则可能滞后，但必竟是良性循环。因历史原因，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规则滞后，也是暂时的，不必苛求。难点在于，制度化结构不可能天衣无缝，“钻空子”在现实中存在，理论上也不无可能。“钻空子”的动机说到底还是“私欲”，仅靠完善制度实难根本铲除。第二类问题原本就不是制度化结构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化结构是否能够有效运作的问题，它关涉到人对制度的自觉，关涉到人的道德水准。第三类问题最难办。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这类问题层次便越深，严重程度亦愈高。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以限制“占有欲”为己任的，说它因刺激“私欲”而显得更具活力或许更恰当些。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功利价值观本身是“外向”的，而不是“内向”的，“外展”的而不是“内收”的，而且在向外施展的过程中并无确定的界限。功利价值观作为市场经济的价值铺垫，固有的外趋指向决定了它不会囿于经济生活这一狭小范围，它具有扩张到并企图支配人的全部生活领域的顽固态势。当代的政治、艺术、体育、家庭、人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不同程度地功利化，被金钱所玷污，就足以为证。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实现“目的性”的严重障碍，它们的最终解决唯一可资依赖的只能是道德教化。事实上，没有道德教化的经济生活制度是跛脚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有活力的、能够凸现人的目的性的经济生活制度必然内在地要求道德教化。

二

道德教化是用伦理学说教育和感化人的一种人文精神活动，它既是人文精神的构建，也是人文精神在现实人生中的投射。它运用人类文化造就的一系列优秀成果，诸如价值信念系统、伦理道德规范、哲学人格理论等，塑造人、引导人，为人设置意义世界，创立精神家园。具体说来，道德教化就是对人格的系统构造、培育和提升，使人在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总体上趋同群体的稳定的身心组织，并以此表征人的本质存在状态或生存样式，使人的自我同一性达到某种程度的“程式化”。在伦理道德层面上讲，人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格力量的支配，故而规范人的行为，归根到底是通过道德教化构造价值信念，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进而锻造人的品格、陶冶人的情操，扩展人的生存境界，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唤醒蒙昧的“自我”，节制放荡的“本我”，赞颂神圣的“超我”（暂借弗洛伊德的概念，并非完全接受他的观点），把人类丰富多彩的内在生活世界展现给世人，使那些因而迷失“本心”的灵魂自觉，更多地关注意义世界，关注人生价值，懂得人生的幸福不光在于感官欲望的满足，更重要地还在于心灵的安宁；懂得人生幸福在于外在追求和内在追求、灵与肉、现实人生和理想人生的和谐，使人们能够体验到人类生存的完善而又崇高的境界。

人并非现存的存在，只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不具备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现成规定性，而只是根据内在的可能性不断筹划自己，在永不停息的流程中不断获得自身的本质（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25,31节）。这里凸显的不是人的“现存的存在性”，而是人的可构造性。那么，构造的依据是什么呢？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以某种动机为原驱力，动机则受制于生理和心理需要的满足，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心理需求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心理需求的特性、情趣、意向则受制于作为心理情境的深层背景的价值信念系统。也就是说，人对需求的选择、定向不能完全独立于一定的价值评判。我们认为，“心理境界”决不是纯粹理智推论的结果，而主要是激动人心的价值创造过程铸就的。如果这种理解可以成立，那么，道德教化就意味着确立某种“超越”的价值信念系统，从而营造个体或群体的合目的的“心理境界”，改变人的需求模式，提高人的需求层次。“伦理崇高”行为的“发生学”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一当行为者直接感受到的某种情境与他既有的道德水平和价值信念发生剧烈冲突时，便导致心理失衡，身心组织触发紧张、焦虑、痛苦等不舒服的情绪体验。依照认知心理学中“失调论”的观点，人总是有力求保持自己身心组织稳定、一致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人做出行为选择的内在驱动力。于是，人为了保持自身心理的和谐状态，消除当前情境和既有价值系统冲突而产生的心理紧张和道德失调感，才使选择高尚的“道德行为”成为可能。道德感是在长期道德教化中建构起来的，是行为主体“内化”伦理规范的结果。消除道德失调状态是个体内在地要求与社会保持和谐统一，道德的社会性恰好表征了道德行为的“无私性”。道德教化所要塑造的就是与此类似的心理境界。

市场经济的微观驱动力是人的“”，而造成“社会冲突”的最终原因也是人的“”。因此，“”也自然成为道德教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道德教化所造就的特定心理境界对人类欲望的应答，便是“”的道德化。“欲望”是“本我”的固有特征，是生命体的原始冲动。“绝欲”、“禁欲”必然伤害生命体赖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历史已经表明，禁欲主义是最糟糕的道德教化主张之一。另一个极端则是“贪欲”、“”，历史上除了个别主张主义的人（如魏晋的“杨朱”、古希腊勒尼学派的亚里斯提卜等）而外，几乎所有严肃的思想家都认为使人丧失尊严，使人沦为自我欲望的奴仆，是非人性的追求，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剥夺。只有通过道德教化达致的“节欲”才是完善人性的唯一方式。“节欲”的前提之一是肯定欲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本文认为，这种肯定主要不是由价值系统来实现，而是体现在已经模式化的社会生活规则（如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则）中；伦理道德规范则更倾向于对“”强度的限制和消解。有人担心强调道德教化可能走上禁欲主义的老路，以致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其一，市场经济规则是一种“硬规则”，它以“人欲”为基本驱动力，这对“人欲”的合理性已是直接地、现实地肯定。伦理道德规范作为观念形态是一种“软规则”，不具有对“硬规则”的直接否定性，它只是通过心理调适改变人对欲望的取舍态度，宁可理解为“渗透”、“感应”，也不能理解为“机械作用”。“硬规则”的直接现实性排除了“禁欲主义”死灰复燃的可能。其二，禁欲主义已经为历史所否定，而且我们所说的道德教化摒弃了道德绝对理想主义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排除了使道德教化成为政治手段的可能，仅将其作为“硬规则”的一种具有形上意味的调适和补偿机制来看待。

市场经济要靠“”来驱动，而“”总是表现为某种确定的心理趋势。就其纯粹的自然状态言，它没有自我约束力，市场规则也没有为其提供“否定”力量的机制。于是，从“私欲”到“占有欲”，“”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把人拖入无底“欲渊”。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私欲”，但“私欲”膨胀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破坏市场规则，导致社会生活失范，其心理基础终究还是“私欲”的满足。这个恶性循环要打破，只有依赖道德教化的介入。道德教化所要做的是给行为主体建构较高层次的心理定势，以资自为地完成“欲望”的道德化。私欲的膨胀最终都演变为某种心理满足的情绪体验，如果抽掉其心理支承，或弱化其内驱力，便为“节欲”创造了内在条件。我们这里所说的建构方式不是基于利害的理智算计，而应该遵循形上、超越的理路。正当功利主义在近代伦理学中炙手可热之时，熊十力先生就指出：“若夫以功利之见而论道德，必以为人各欲遂其谋利功之私，而以己私莫可独遂，必于己外顾及他人，甚至以利诱人而便己之私。久之，因社会关系形成清议种种制裁，逐渐养成道德感。此种肤论，不足与辩。”（《原儒》下卷）明确反对以功利算计充任道德形上学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法制经济。随着历史发展，规则便会日益精细，成为庞大复杂的规则系统。这就产生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人和规则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规则本身不是生活的目的，“硬规则”总不免外在于人，只有道德教化才能造就外在规则的内化过程，使规则不再是对行为主体自由的“限制”，而一变成为人自由存在的表征。由“他律”到“自律”乃是人格自由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规则的内化过程，人就会被镶嵌在规则的夹缝之中，幽禁感、压抑感就会使人喘不过气来。道德教化是更一般地对待人生的方式，甚至它自身就是一种生活，就是人性的超拔和创造。道德教化足以成为人类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现实世界的联接方式，“硬规则”只针对“实然”的人，而道德教化却使人从“实然”走向“应然”，并把哲学的“必然”涵摄于这一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硬规则”只能是道德教化的必要补充而不是相反。绝对排斥内化过程的“硬规则”，对于人生永远抹不掉“”的痕迹。

三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第3篇

银行商业化改革与农户资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间的矛盾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必然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不易监督的特点(文秘站:)，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就比较低。而任何银行它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四分之一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这怎么来解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惟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在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东亚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东亚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

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惟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九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五十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东亚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动力人均土地面积为八百多亩，中国仅为四亩多，相差二百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三，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这已经是被政策理论界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谈了十五年的老话题。按说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当务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全球”，如果考虑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我所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城市化的一切分析，就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一九九八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义的将来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中国所能够扮演的，只能是以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最低价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话，其结果可能要求我们只能像当年搞工业化资本积累那样维持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保证劳动力的低成本，否则追求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就走不下去了。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发展；谬尔达尔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5－0023－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5.06

一、理论简述

缪尔达尔效应特指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所提出的“循环累积性因果效应”，该效应的理论解释被称为循环累积性因果原理，是缪尔达尔对制度经济学的一项最重要的贡献。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最初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具有强化作用的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引申变动,而这一级的变动会使社会经济过程按最初变动方面作进一步的发展[1]。同时，该过程从最初的变动、强化的引申变动及向上的累积过程都不是一个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均衡与非均衡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累积的过程，且互为因果关系[2]。缪尔达尔进一步将这个循环累积运动分为上升和下降两种,即“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3]。前者指某一地区由于某种启动因素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它的发展促进了周围地区的发展并使其附近地区的消费品生产不断增加，从而逐步走出“均衡陷阱”；后者是指某一地区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引起别的地区的衰落。根据该理论缪尔达尔指出，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分，即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引发深圳发展的重要启动因素。一方面,在我国诸城市中深圳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最早、最明显且市场化程度最高;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行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奇迹”。故本文选取深圳数据实证研究。那么市场化跟深圳经济发展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市场化作为特区发展的引申因素是否给深圳带来了“向上”的缪尔达尔运动？如何得出具有循环累积属性的运算变量？如何引入模型加以论证？以上问题是本文实证的主要部分，也是需要实证回答的问题。

二、参数设定与模型选择

特区以至全国之所以实行市场化改革，本身蕴含着一个先验理论假设，即市场化能促进经济发展。由于市场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制度和行为的变迁过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实行“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是市场化的根本途径，而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按照市场化的发展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变更以及新制度的设计与构造，故需要设定市场化指数和经济发展的程度系数。

关于市场化指数，学术界具有不同的测量方式。何一鸣（2007）用投资市场化率、非国有化率以及地方政府市场化程度三个指数加权，从而得到市场化指数[4]。樊纲（2004）则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构筑一个复杂的市场化测量指标[5]。为了简化和数据获取的方便，本文将参照以上两种方法将市场化简化为对外开放和市场主体的培育，即从开放程度（KFCD）和市场主体多元化程度（ZTDY）两个方面进行市场化程度的测量。其中开放程度系数（KFCD）由历年的外贸依存度来替代，市场主体多元化程度（ZTDY）则由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非国有资产投资的比重替代。

以深圳为例，用E-Mi表示i年进出口总量（万美元），ri表示当年汇率，从而有KFCDi=(EMi*ri)/GDPi。以TI、SO、CO、OT、HMT和FF分别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有投资、集体投资、其它投资、港澳台投资和外国投资，则：

ZTDYi=(COi+OTi+HMTi+FFi)/TIi=1-SOi/TIi

另设历年市场化系数SCHDi=KFCDi/max(KFCD)+ZT

DYi/max(ZTDY)。同时，鉴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化进程越高，故用Mri表示市场化进程，则：

Mri=SCHDi+Mri-1,i=1981……2006，其中Mr1980=SCHD1980

为了判断历年市场化程度，定义市场化程度指数MDi?缀[0,1]，当MDi=0时表示经济体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MDi=1则说明经济体已成功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当i

另假设经济发展度Eri=GDPi+Ert-1，其中Er1980=GDP1980。同理经济发展程度系数EDi=Eri/max(Er2006)。从而分别得出各年份的ED和MD，从而得出具有循环累积属性的变量ED和MD。

三、模型检验

由散点图知，深圳经济特区自成立以来，市场化程度系数（MD）都领先于经济发展程度系数（ED）。故可初步证明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尤其是对外开放驱动的特征。但ED和MD并不是简单的线形关系，故考虑分别对其取自然对数。从Ln(ED）与Ln（MD）的散点图可见，二者存在明显的线形关系。为了检验与是否存在稳定明显的线形关系，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稳定性检验，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法，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ADF检验结果表明，按AIC和SC最小原则Ln(ED)和Ln(MD)原时间序列在1%显著水平上具有不稳定性，存在一个单位根。从一阶差分序列来看，Ln(ED)和Ln(MD)的ADF(c,t,o)绝对值都大于临界值（1%显著水平下的Test critical values）绝对值，从而不拒绝有一个单位根的假设，故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为此，可通过建立Ln(ED)和Ln(MD)的回归方程作进一步的协整检验。

通过方程回归和Cochrane-Orcutt法修正的一阶迭代处理后，得到各项参数均良好。

log(ED)=2.712796462log(MD)-0.3692499922+[ar(1)=0.6976614667]

t=(14.90605)(-2.380352)(8.436085)

R2=0.996318 ；D.W=1.618424； F-statistic=3111.674

由上式可见，该回归方程的各项检测参数和方程都较为显著，且拟合度高，经过一阶迭代后方程亦不存在自相关，D.W良好，回归方程通过检验，但需进一步判断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通过对该回归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ADF（c,t,o)检验下的t-Statistic 为-4.813518，p为0.0008（〈1%），协整检验通过，故可以认为Ln(ED)和Ln(MD)序列是平稳的，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函数关系。

四、结论

由以上的模型检验可知Ln(ED)和Ln(MD)存在协整关系，从而具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条件，检验结果见表2。

由于P值均小于5%，由格兰因因果检验可知Ln(ED)与Ln(MD)互为因果，且Ln(MD)对Ln(ED)的解释力更强。由此可证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是基于以对外开放为主的市场化过程，对外开放对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作用[6]。同时经济发展反过来强化和加快了市场化即加速了转型进程，也加速了对外开放进程。可见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互为因果，从而证明了转型的渐进和诱致型特征，即不断循环累积的谬尔达尔过程，而且是“向上”的谬尔达尔过程。

参考文献：

[1]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10.

[2]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32.

[3]李增刚.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及其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5）.

[4]何一鸣.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制度变迁研究[D].广州：广东商学院硕士论文，2007.

计划经济与市场范文第5篇

一、供电企业经济管理与市场营销之间的关系

经济管理水平与市场营销效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供电企业经济管理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可以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通过各种技术革新以及发明创造活动不断提升产品背后的附加值，提升电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市场营销活动的更好开展。另一方面，供电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顺利进行，也为企业发展变革储备了丰富的资金资源，推进企业发展变革的不断深入，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对于供电企业发展，应注重经营管理理念和市场营销理念同步创新，同步发展。因此，供电企业必须紧紧围绕市场营销来开展工作，通过经济管理服务理念的优化来有效拓展市场营销空间，在满足用电客户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服务成本；通过获得市场最新资讯来把握市场动态，并及时调整营销策略有效开拓市场；通过加强员工的绩效管理，促进员工创造力的发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提高经济效益。

二、供电企业经济管理与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

1.营销战略调整相对单一 。受固有管理模式的影响，目前的供电技术手段、管理水平远不能满足商业化运营要求。有的供电企业营销战略调整相对单一，缺少对用户需求的深入分析，电力营销过程中缺少完善的售前、售中以及售后服务机制，电力市场的有效需求与电力营销之间的相互脱节现象明显，影响了电力营销的正常发展。

2.经营方式缺乏创新意识。由于供电企业一直处于长期的垄断之中，由政府集中管理和控制，经营方式依然以计划经济为主。这就造成供电企业在经营管理方式上长期处于封闭模式、电力垄断的现象，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经营方式相对落后，缺乏创新意识。因此，供电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管理上都存在着重安全、轻管理的现象，提升服务质量遇到困难，不利于供电企业经济发展。

3.营销理念相对滞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供电企业的营销理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大部分供电企业对优质服务的认识只是简单的停留在表面服务上，如街面宣传、微笑服务、设施更新等，而对于一些深层次的服务，如办电速度、供电稳定性、停电损失等方面的内容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从观念和意识上看清服务的重要性，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供电企业的发展。

4.管理模式有待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供电企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原先以产品为导向的内部管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需求。当前供电企业的内部管理还没有真正转到客户需求的核心内容上来，电力营销、客户服务并没有提升到全体员工和部门的高度，经营计划、设备检修、电网维护等环节仍然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的现象；电力营销的信息化程度比较低，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有发生，管理模式有待进一步改善。

三、加强供电企业经济管理与市场营销的优化对策

1.创新管理方式，促进企业发展。创新管理方式是供电企业优化市场营销，提高经济效益的核心。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供电企业坚持生产为营销、营销为市场、服务为客户的全新观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不断对自身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创新，加强企业经济管理的时效性，不断更新各项技术，使企业的资源得以高效整合，推动企业迅速健康发展。

2.完善管理体系，拓展营销途径。体系完善是供电企业优化市场营销，提高经济效益的保障。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供电企业要加强市场营销管理，就应该建立一套完善、高效的市场营销体系，充分凸显客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主体地位，深刻认识到供电企业内部生产、计划、调度、财务、销售、服务等部门在市场营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职责，并根据市场变化积极寻找新的电力增长点，拓展市场营销的途径，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产品，保证市场营销的顺利进行，不断提升企业生产效益。

3.转变营销观念，强化市场意识。转变营销观念是供电企业优化市场营销，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供电企业要想努力实现电力供应的高质量和优质服务，就必须转变营销观念，增强市场意识，以顾客为中心，以市场为主导，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从而保证供电企业成为用户满意的电力供应者和服务者，提升市场竞争力。

4.调整营销策略，满足客户需求。客户需求是供电企业优化市场营销，提高经济效益的落脚点。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供电企业本着“一切从顾客中来，一切到顾客中去”的服务理念，紧紧抓住用户的实际需求，并根据电力市场的变化趋势和用户用电方式的变化，及时调整优化市场营销策略，通过合理的价格引导用户完善用电消费结构。对于不同性质的用电客户，供电企业应该采取单独计量计费策略，如工业生产用电、居民日常生活用电以及办公用电等，尽量实行分别供电、分别收费的办法，保证电价的合理性，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的电力，实现企业自身的最大利益。

5.加强人才建设，提高员工素质。人才建设是供电企业优化市场营销，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供电企业要想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必须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优化调整人力资源，尤其要注重市场营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壮大营销队伍，并引入人才竞争机制，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比才学、比能力、比服务的氛围，促进企业管理服务水平的提高。同时供电企业要加大对于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多开展专题知识讲座或是竞赛等活动，逐步提高员工的职业素质与能力，为企业的经济管理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