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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品一标;含义;存在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2-0012-02
广德县位于皖东南低山丘陵区,与江苏、浙江毗邻,土地面积2165km2,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全县四周为天目山余脉和黄山余脉所环抱,中部为丘陵平畈,地貌类型多样,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资源储备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现有耕地3.33万hm2、林地11.4万hm2、水面0.67万hm2,享有“中国竹子之乡”、“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2016年荣获“国家级生态县”称号。
1 “三品一标”的含义和创建价值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统称“三品一标”,是广德县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已成为安全农产品的代名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产品生产消费的主导产品,是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战略选择,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标志。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要求产地环境、生产过程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限品种、限时间使用人工合成的安全的化学农药、兽药、肥料、饲料添加剂等,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控制在安全质量允许的范围内,保证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最基本的需要;“绿色食品”作为安全优质精品品牌,产地生态环境要更为优良,生产过程更为标准化,对人工化学合成的生产资料使用更为严格,“AA级绿色食品”生产过程要求不使用人工合成的安全的化学农药、兽药、肥料、饲料添加剂等,倡导、实现健康消费;“有C产品”则不使用化学农药、肥料、防腐剂等,也不用转基因产品,是真正来自于自然、富营养、高品质、安全环保的生态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作为推动特色农业和区域优势经济发展载体,已成为政府保护产地环境、传承农耕文化、彰显区位优势、营销特色产品、壮大产业集群、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深得广大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广德县强力推进“三品一标”认证,并将“三品一标”认证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有力抓手,以“三品一标”认证助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作用明显,对提升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都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2 “三品一标”发展现状
近几年广德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猛,截至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432家,家庭农场1201家。全县现建有水稻部级高产创建示范片6个、部级油菜高产创建示范片3个,0.67万hm2国家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1个,国家级畜禽标准化养殖基地4个,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7个,形成了优质粮油加工、畜禽养殖、苗木花卉、食品加工、竹制品加工、丝绸加工、中药材等七大农业主导产业和草莓、茶叶、水果等特色产业。
“三品一标”创建和认证稳步发展,全县“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创建认证数量共计73个,认证种类涵盖种植业、加工业、畜禽养殖、水产养殖,认证品种包括粮油加工产品、蔬菜、水果、茶叶、竹笋、腌制调味品、生猪、猪肉、禽蛋及其深加工产品。农业“三品一标”认证面积达2.22万hm2,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66%。优质的农产品在全省及江浙沪等长三角市场都占有较大份额,广受消费者好评。“乌松岭茶叶”、“荣达鸡蛋”、“志云水煮笋”、“绿明葡萄”、“惠民早熟梨”、“皖南竹乡毛腿鸡”等认证产品因优异的品质畅销周边市场,其品牌家喻户晓,“志云水煮笋”更是走出国门远销日韩等国。品牌产品生产主体已成为我县农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3 “三品一标”发展存在问题
3.1 宣传不够,认识不足 广德县“三品一标”创建工作开展于2002年,品牌产品创建前期,受经费限制,相关宣传培训不力,基本停留在一对一的咨询服务,缺少系统性、全面性,导致生产主体、消费者对“三品一标”了解不透彻,部分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也难以讲清“三品一标”的具体涵义和区别及其发展的重要性;加之前期社会整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视程度不够,品牌产品市场效益不明显,体现不出品牌农产品较之普通农产品的优越性,导致“三品一标”品牌创建积极性不高,品牌生产发展缓慢。
3.2 基础薄弱,发展乏力 由于目前“三品一标”企业生产规模较小,标准化生产水平相对较低,且市场准入制度进展缓慢,不够完善,产品认证不认证都可以进入市场,加之消费者的认知度不高,一些认证农产品和普通农产品销售价格差别不大,不能体现“三品一标”认证产品的优质优价,经济效益没有明显提高,从而挫伤了企业和农户认证“三品一标”的积极性。政府对农业“三品一标”认证工作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加之“三品一标”认证需要缴纳相关费用,而一些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规模小,起步晚,资金少,虽有认证想法,但是终因无力缴纳认证费用而放弃,从而影响了整个农业标准化建设和品牌创建发展进程。
3.3 保障滞后,推进不力 监管体系及队伍建设不完善,制约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绿色食品管理是保障公众基本消费安全的公益性事业,仅凭目前的人员队伍及经费已难以适应“三品一标”快速发展的形势和质量监管责任的要求,监管措施不到位,风险漏洞依然存在,无法满足全面强化“三品一标”监管的需要。
4 对策及措施
4.1 加大宣传,提高对“三品一标”的认识 利用网络、报刊等媒体广泛宣传“三品一标”有关知识,积极引导广大消费者和市场经营主体正确识别、选购“三品一标”产品;开展技术指导及业务培训利用各项专项整治活动切实提高生产经营主体对品牌农业生产技术的理解及掌握,提升品牌公信力,充分发挥“三品一标”在制度规范、技术标准等方面优势,带动和引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为生产、消费营造良好氛围。
4.2 抓好认证监管,加大扶持力度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积极探索产地准出及市场准入机制,严厉打击违规用标现象,维护“三品一标”品牌信誉。加强基地培育,建立奖励机制,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民生工程项目推进,对“三品一标”认证进行奖补,推动农业标准化进程,调动“三品一标”认证积极性。
【关键词】三农问题,矛盾观,物质观,发展观,解决措施
众所周知,三农问题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许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中,都是在一开始先从农村积累财富的,为了实现现代化,将资金等资源从农村调往城镇,使城镇工业得到发展从而实现工业化。然后再由城镇转向农村,对农村进行农业推动,使农村得到发展从而实现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农村得到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使得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消失,达到城乡一体化。而中国,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使得中国农业受到严重挫折,之后才意识到农业是国名经济的基础,从而改变方针针政策,以农业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首要方针。
一、从哲学角度认识“三农”
1、物质观下的三农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实在的,这种客观实在是人能感知的,但又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目前我国的“三农”问题,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业发展严重滞后, 资源配置无法优化; 农村经济十分萧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人口众多, 劳动力严重过剩。这些情况造成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别, 不仅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的坚实,从而会影响我国上层建筑的稳固。
2、发展观下的三农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又是永恒发展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 处于不断地产生和消灭之中。事物的上升运动, 是现实世界变化的整体方向和主导趋势。“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 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它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科学地认识事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 正确地指导实践。综观我国改革发展20 多年来的道路, 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1978 年到1984 年, 改革的重心在农村, 改革主要是在农村内部实行。这期间, 农业连续丰收, 6 年间粮食增产1 亿多吨, 一下子改变了中国农业的长期被动局面。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而且也为城市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 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兴起。第二阶段: 从1985 年起, 改革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城市。总体而言, 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使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社会稳定。但是, 从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来看,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城乡居民内部之间等, 虽然都有很大发展和提高, 但两个阶段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它们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 而是在不断扩大, 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平衡。当然“三农”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 必将经过平衡、不平衡的循环往复。
3、矛盾观下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矛盾在我国还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知道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三农”问题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存在状态与社会转型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
首先分析普遍性。目前,“三农”问题还是现代化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哪个国家、何种社会制度,都无法避免这一问题。在我国“三农”问题已被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位。
其次分析特殊性。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 “三农”问题在我国,无论是生成机制还是演化进程以及所处的时代的环境,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近代,由于工业化、现代化的曲折道路,使得“三农”问题更加沉重,加之中国人多地少等特殊国情,使得“三农”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新时期,为了解决种种困难,我国已经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面对新的挑战,我们要面对的是其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的特殊性。在同一运动形式的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下的矛盾会具有其特殊的性质。
二、三农问题的解决措施分析
我国农业水平不高是影响现代化进程的首要原因。因此只有是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才能使农村经济有所发展。“三农”问题是影响我国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要改善这一问题就要从各个方面着手来解决。目前,在我国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有利于农村生产生活的发展,带动农村科技知识水平的进步。而要提高农村的整体水平,就需要我们对分析研究过往经验,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往复过程,逐步的发展我们的农业水平。
只有将缺点改正,不断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才能有力的出力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随着我国的发展,农业发展也应适应这一趋势,要改善其体制结构,使其适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随着科学的进步,各种新鲜的食物也在层出不穷。因此我们还应利用科学技术,不断地创造新鲜物种,在农村不断对新产品进行开发研制。农业要发展离不开农村,农村要进步离不开农民,这样就要在农村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让更多的人有更多地文化造诣。山村出来的大学生必然会对农村农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因此更要注重农村,尤其是农村青年一代文化的培养。
总的来说,更好的掌握问题才会更好的解决问题。只有抓住主要的矛盾,并把握好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才会更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在我国,只有尽快的解决“三农”问题,才能尽快地实现我国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第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基本原理概论第40页,2010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三农问题;发展;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解决三农无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三农问题”分析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
“三农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后逐渐被媒体和官方引用。”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解决好三农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农民问题。农民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素质问题
(1)科技文化素质
一是農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知识水平不适应。
二是科技素质不适应,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能力较低。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农民接受新技术的主动性不强,农村科技力量薄弱,农技推广难度较大。
(2)思想道德素质
一是精神空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当前农民的"物质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农民的"精神温饱"却未解决。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加上现代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使得农民从繁重的农活中解脱出来,劳动量大幅减少,农民的农闲时间一年可达八、九个月之多。除一部分人走向二、三产业外,另外一些人就呆在家中。由于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落后,民俗文化日渐衰落,过去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特色很浓的文娱活动已逐渐消失,以前较受欢迎的农村电影、农村文艺队演出等越来越少。当前的农村文娱活动较普遍的就是看电视,而电视节目的荒诞嬉戏及个别台的前卫乃至强劲的广告,农民因不对口味难以接受。虽然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要求在农村建农家书屋,但许多农家书屋很难满足农民的需求。为了弥补精神空虚,许多年老的农民信迷信,年轻人聚集赌博。农民精神空虚使他们无法得到真、善、美的启迪。更谈不上紧跟时代主旋律,建设精神家园,坚实理想信念。
二是农民的小农意识蔓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强化了一家一户的个体思想,弱化了义务观念和国家、集体意识。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趋利性也使广大农民在公与私、义与利的选择中愈来愈向后者偏移。
三是农民拜金主义严重。现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老年人在家种田,年轻人游手好闲"的反常现象。一些小青年说是外出打工,实则混世人生,赚钱不够自己花费的!表现出既贪图钱财,见钱眼开,追求享乐,又好逸恶劳,不思进取,唯利是图。"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的,"啃老族"的和不尽赡养义务的大有人在!
(二)农民增收问题。持续增收缓慢。
①农资及涉农服务价格过高削弱了农民增收效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增长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力度,体现出价格对增收的负向性。②农业内部增收乏力将影响农民持续增收的步伐。③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不高将影响农民持续增收。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就业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而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大多数是缺乏一定的技能而又实在无法外出从业的这一部分群体,她们素质较低,技能单一,经营管理能力较低,一方面难以接受新农业科技知识,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适应不了当前非农产业的发展要求,多为从事传统的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以及低层次的服务行业,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新兴第三产业,所以也制约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及农民增收进程。
由此可见,解决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情况下,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就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专业合作社是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
昌图县十里乡情绿色蔬菜专业合作社是由十里村民委员会出资200万元,和30名村民出地126.69亩(量化股金为7.6万元)、并出资62.4万元,村民合计出资70万元组成了由村民委员会领办的合作社。于2016年6月6日开始筹备组建,于2016年7月22日正式注册成立。是全省为数不多的由村集体参加投资、管理和分红的合作社。
2017年经村委会和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研究决定建大棚种植以胡萝卜为主的各种蔬菜。当年在该社入股的土地上共建了100座钢筋骨架大棚,全部种植胡萝卜、九月青豆角、辣椒、茄子、西红柿、韭菜等蔬菜。当年总收入135万元,纯利润80万元。村里分红56万元,土地入股分红7.6万元,留作积累2.4万元,村民资金入股分红14万元。另外农户在合作社出劳入股分红30万元,于2018年1月3日举行了2017年的分红大会,昌图县电视台天桥山栏目组现场进行录制并于2018年1月5日、6日连续在电视台播放两天。
2018年为了使合作社增加收入该社又增加了新的项目:
1.增加暖棚育苗项目,又建了3000平方米暖棚育苗基地,合作社选拔了一名有经验技术的吕则权去铁岭依农学习,回来后进行技术指导。于2018年1月10、15日就已经育了茄子苗、辣椒苗、西红柿苗;2018年2月5日又育了九月青豆角苗,我们已经在3月18日-22日进行移栽,计划在6月份前多种蔬菜就能大量上市了。由于今年该社自己育苗,时间提前半个月,这样我们的蔬菜也能提前上市半个月,大约能增加收入20万元左右。
2.合作社又投资100万元,建了四个冷库,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可一次性贮藏蔬菜80万斤,实现了冷库储藏措季上市、制冷储藏远销上市、保鲜储藏选价上市,使我们的蔬菜实现了两季种植四季上市,避免了由于蔬菜温度过高不能销售太远的现象,也改变了过去蔬菜集中上市供大于求卖不上好价格的现状,由此又大大的增加了合作社的收入。
(二)合作社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正是从我国当前“三农”现状出发,通过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强调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来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与方法。
关键词:“三农问题”;重要性;解决办法
我国要想实现现代化,促进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三农问题。由此可见,解决三农问题是至关重要,农村的经济落后没有得到发展,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十分缓慢的,“三农”问题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从总体上来说,广大农村的现代文化程度十分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这就是如今“三农”问题的现状,主要表现为:
(一)农村收入下滑,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近些年来农民的收入很不稳定,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很不稳定,因为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于土地,而近些年来地震,旱涝灾害的频繁发生,使粮食的产量大幅度下降,这就造成了农民的收入较低,而城镇的经济水平较高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不受自然的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比较稳定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就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农村的劳动力问题十分严峻。一方面由于我国如今从国外进口的农副产品价格低,质量好,这就给我国农民的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大部分年轻农民选择进城打工,导致农村实际有效劳动力大幅减少。此外,农村的经济水平低,对教育不够重视,致使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素质较低,而城市的现代水平提高后,工业生产对技术的含量要求提高,对工人素质要求相应提高,以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很难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三)农村的社会秩序较乱。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认识不足,在加上经济水平较低,很容易产生一些不满的情绪,他们用一些消极的方法进行抵抗,有些地区出现了暴力反抗等事件,而且农民对法律认识不够,遇到侵犯人身利益的情况不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知道用暴力或者有一些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解决,这些严重影响了农村秩序的稳定。
(四)农业资源短缺基础设施落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道路的不正确性给我国的农业带来了严峻的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就使我国的农业失去了赖以发展的基础,而且水土流失,水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使我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在加上农业基本设施的落后,这都是我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性
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人口比例较大,而我们衣食都与农民有关。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想要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要解决“三农”问题,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一目标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要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就必须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农村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并没有真正的受益,我国的农村还是原始农耕劳作,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农业的科技含量并没有提高,现代化进程依然十分遥远。如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下去,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容易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中国改革也会因此失去动力,现代化的发展也将会受到阻碍,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我国是人口大国,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为了确保我们国家粮食的安全,满足十几亿人口的需要,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团结,实现国家的长治之安,可以使我国更好的推进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使国民经济向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三、解决“三农”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一) 调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就必须要调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在我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不公平,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倾向于城镇,而忽视了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不能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就业、受教育的机会。这是造成我国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较低,素质相对较差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将会造成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不仅影响着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此以往将会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得到了基本的完善,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十分落后,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是不够完善。农村对养老保险的认识不足,大多数的农民都片面地认为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必须改变农民的这一错误认识,而我们国家政府也应该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使农民和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2]。
(二)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
我国实行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在城市中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我国应该取消这种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这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要手段。只有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才可能和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待遇,可以在城镇中找到一份较理想的工作,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轻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压力。
(三)增加国家投入
我国的土地面积辽阔,自然灾害频发,而农村对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我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救济力度,完善这一救济体系,保障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自然灾害对农村人民的影响,使农村人口可以稳定的生活。此外,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农业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产业,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力度对农业进行保护。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十分的重视,我们也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业的发展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村容村貌。
(四)支持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农村的经济,更有效的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基础和前提。要想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向城镇进发,以此来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力。这样可以更好的提高农民的素质,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以来必须要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提高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更好的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曹锦清: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它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相对合理的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就是不平衡和不平等的。
20年的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充分体现出来,这是三农问题的根子。
解决办法之一 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副产品与工业交换表面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还不如说是由提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能力决定的。
透过市场上的平等交换的表面现象来看,决定交换价格的更深刻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能力,分散的二三亿农户,只有组织起来,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比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不断增长的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
解决办法之二 建议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贡献了50年的积蓄,当工商业已经占了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
解决办法之三 建议撤销过多的条条框框。目前的农业地区,要那么多的部门干什么?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改善,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廉洁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农村走走访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到农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老人说,他们的生活比解放前要好得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绪?
男,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
温铁军:中国三农面临的两大矛盾,第一是国情矛盾,就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农户平均土地规模只有半公顷左右,劳动力转移又相对比较困难,这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政策的问题,主要是缺乏符合国情的、专门的针对小农经济的政策。很多理论界的朋友以为只要照搬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政策,似乎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事实是,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殖民扩张,欧洲转移出去四分之一的人口,大英帝国转移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能这样做吗?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所以中国要搞乡村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贺雪峰
男,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余省市做农村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民自治、乡镇财政、税费改革、土地制度、乡村水利、农民福利、乡村社会性质、乡镇选举、农村弱势群体、新农村建设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乡村建设实验。
贺雪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方面,今天的农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生活最好的农民。在农村调查老人,一些老人说,过去地主家的生活也就今天这样子吧,甚至还达不到,地主有时还两干一稀呢。
但物质的提高,与幸福感的提高,是两回事。例如地主的心理满足感,是来自对周边农户地位的比较。以此反观现在的农民,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并不一定比建国前地主的生活水平差。甚至不比陶渊明差,但他们被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商业气氛所刺激起来的物质欲望所控制,有了强大的需求,但并没有实现这些需求的物质条件。他们被五彩世界的可能性与对现实世界的无力感所折磨,这种折磨尤其因为农村社会的迅速分化与外在的想像世界的真实化,而使农民处于痛苦不堪的境地,他们 的消费欲望被刺激起来,但不能实现。
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我认为首先应该强村弱乡,将来很长一个时期,必须重视村庄建设,限制小城镇建设,通过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外来资源的输入,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秩序和福利。村庄是生活性的,村庄建设与不能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去的农民的福利关系极大,只有当农民可以在经过建设后宜于居住生活的村庄中生活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因为数量庞大的农民的不满,而功败垂成。
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主要专长是农村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并有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和著述。党国英:从表面现象看,三农的问题最直接表现在农民穷、收低、人地矛盾突出,所以人地的比例要调整,大量的农业人口要城市化。这是谈论三农问题的首先要明白的背景。另外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本质是竞争,而农民在信息、组织、知识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这种时候,社会应该建立一些矫正机制,建立规则,借助国家力量,以利益损害进行限制。如果认为利益损害难以避免,那么就应该使其幅度尽量小、痛苦尽量减轻。
在目前原体制中,也设置了一些限制性因素,例如发方发生,农民负担恶性事件,对地主官实行一票否决,如果地大量撂荒,地方官也是有很大压力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操作规则。
男,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著述。2010年12月,被30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戴旭、郭亦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于建嵘:三农问题的背后,是农民与政府利益关系问题。可以回顾一下,1990年代讲农民问题总是社会问题、治安问题;到中期,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到现在,中央的措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以这一问题的认识现在已经日益清醒。
在九十年代初,农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当时开始建立乡镇财政体制,乡镇成了独立的利益体存在,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乡镇政府的财政开支,由县财政拨付,这时候,就必须从农民那里获取,两者成为利益的直接博弈者。一方面农民因政策带来的边际收益逐步减少,越来越不愿交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因为钱难收,就增加更多的人手,人手更多,要供养的钱也就越多,这就形成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所以说三农问题的直接表现是在经济上,例如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但背后是管理体制问题。
解决的办法是要从调整利益关系着手,更重要的是调整权力结构。事实上政府不可能短期时间把农村变为城市,政府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责任,那么最好的政策就是让农民休养生息,不要打扰它,不要剥夺它,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事实上要实现休养生息,古时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只有官权退才能民权进,在现代意义上的基层自治,对上面是复杂的问题,以下面来讲,其实可能很简单、很好解决。农业问题是土地效益问题,农村问题是农民就业问题,是核心问题。农民问题是权益问题、收入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九十年代中期日益凸显。我感觉粮食生产的增加、种粮效益的下降、农民负担的增加,是个双重挤压的过程。目前学界不少人认为要取消农民的各种农业税费,但也有人认为,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不能完全取消。
李昌平
男,汉族,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中国民间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
李昌平:的体制是为了吸取农业剩余,把农村的资源转到城市,转到工业去,老百姓没有积极性。消极怠工,没有剩余,拿什么给城市?所以公社失去了作用。
改革之后,农民创造的出路是分田单干,后,家庭成为经营单位,劳动积极性提高了,一亩增加了200多斤产量。但通过税费方式,又把农民和村级集体剩余给了国家,村一级组织已经不是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了。没有经济基础的村级组织,事实上也没有自治的基础条件。我们看,时期,我们是把家庭管得死死的,大家没有积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结构,把村一级组织的资源管得死死的。
20多年来,只是前进了一步:过去是把农民、组织、基层政府捆死,现在是解放了农民,但捆死了组织、基层政府。我们现在改革的重点的难点,应该是去激活组织。过去是激活家庭,现在靠激活组织释放能量。国家不应该再收税了,要把农民的积累留给基层组织,留给村委会,建立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
三农问题根本上是权利问题。在时期,农民没有任何自,责任制后给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释放,给农民权利的过程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村生产力的过程。把农民解放出来以后,粮食增加产量,1985年允许办乡镇企业,使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所以农民得到了在农业以外的收益。
80年代后期允许农民进城,每年有几千亿的收入返回农村,这是另一次解放。我们这么的看,实际上农村的问题,只要你给他们权利,他们就会发展。
农村孩子安全之忧折射发展之痛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儿童溺亡及坠亡的事件不断曝光,其中很多是农村留守儿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这些悲剧在将农村儿童安全问题推向公众视野的同时,也暴露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本刊特选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教授,就探寻解决思路,进而为那些受城镇化影响的农村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成长环境等观点刊发以飨读者。
文/张凤云
问: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而失去生命。其中坠亡和溺亡占了很大比例。那么以您的研究来看,这些年有好转的趋势么?
叶敬忠:这几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没有什么好转,这个问题一直有,而且越来越严重。
问:我们搜集了最近报道出来的一些案例后发现,很多坠亡或者溺亡的事故都发生在农村孩子身上,有留守在农村老家的,有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来到城市的。您觉得这说明什么问题?
叶敬忠:从表面上看,是农村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粗心大意,监护不到位造成的。但是从深层次看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这跟人们的价值定位有关。这么多年来,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现今,在国家层面,盲目追求GDP已经饱受诟病,但是这种追求却越来越内化到了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目前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和膜拜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你看现在的农村,过年前大家都陆续回家,过完年又急急忙忙出去。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父母外出打工了,孩子留在老家;或者父母出去干活了,带到城里来的孩子独自留在住处。
另一方面,每个家庭以及农村社会对于物质以及经济的追求,也使得留在农村的人们在从事生产的时候,都想最高效地利用每一寸土地。我去过很多农村,发现很多地方的鱼塘,都是用挖土机挖的,而且为了生产效益,尽可能将每一寸水面都挖掘成鱼塘,四周堤坝的坡面很陡,几乎是垂直的;而堤坝宽度很窄。但是,这些堤坝有时又是农村儿童上下学的道路,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能说农村的家庭不重视孩子,但是跟追求物质相比,显然是把物质放在了第一位。当然了,这些农村家庭的价值观是受整个社会的心态以及价值观影响的。
第二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以城市偏向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农村资源在不断往城市流动:土地、劳动力,包括社会照料这样的东西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去了。虽然这些年强调城市反哺农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的进展,但真正跟农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多欠账。这些都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和安全环境改善的乏力。
第三,我们现在谈社会转型,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以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说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原来是城市的还是城市,它要转变的其实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所以阵痛一定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农”。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转型会有阵痛,所以我们就坐视其存在。
追求物质、追求经济,加上城市偏向,以及社会转型,所以很多事情一定是发生在农村或者农民身上。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溺亡或者坠亡的事故高发在农民家庭,不管这些儿童是在农村留守还是待在城市的出租房里。
问:当前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否与之密切相关?这对我们有何警示?
叶敬忠:为什么这么多人外出务工,它就是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的背景导致的。这种人口流动直接导致了农村社会人口的照料赤字,比如本该得到照料的农村孩子没有得到父母的照料,而他们的父母则到城市去照料别人了,这在目前农村社会非常严重。发生这些事故就是这种照料赤字的一种体现。
很多农村的父母是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洪流中被挟裹着前行的。这些农村家庭出现的问题,必然与城镇化紧密相连。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吗?看看这些农村的孩子就知道答案了:留在农村的,由老人带着;带到城里来的,父母工作的时候又没人管。
事实上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城镇化,我们的城镇化到底要搞到多大程度才适合我们中国的社会,以及我们的城镇化还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我们也应该思考,是不是所有到城市打工的人都想要城镇化,以及应该如何还原一种真正的,大家能够安居乐业的乡村生活。
问:我们能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减少此类事故的发生?
叶敬忠:像这样大的社会问题,不管是留在村庄的还是在城市的这些孩子,任何工具性的做法都是值得鼓励的,比如在池塘边搞个警示性的标志,放一个竹竿,对孩子进行教育等等,都是好的。但是工具性的措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根本的是要改变这种以追求经济为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
问:深层次的问题或许不是一日两日就能够解决的,农村家庭的打工冲动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改变的。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降低农村孩子发生此类意外的概率?
嘉宾:家庭履行好监护责任是必须的。在农村父母外出务工这个大的背景下,有孩子的人们首先应该做好家庭安排。这个家庭安排特别重要的就是对孩子安全的安排,一定要考虑好是不是有充分的人手代替自己对孩子的照料。到农村你可以看到一些极端的案例,一对老人管了三个五个孩子,很难周到照料。孩子出去了,老人又要顾家里的各种事情,他还要管种地。农村父母在衡量家庭的幸福、包括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家庭面对的物质压力的时候,都应该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以后可以有,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有些事情疏忽不得。
从社会承担的责任方面,我们的村庄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特别是假期中,以及平时在孩子放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巡逻队?把村里一些热心人组织起来,有时候可能根本不需什么费用。村里的水塘就那几个,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也就那几个。村庄并不缺少热心人,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退休教师组织起来,在假期里给村里的小朋友辅导功课?我们的很多村庄都有大喇叭,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喊一喊,或者给那些外出务工的父母发条短信,提醒他最近哪个地方发生了儿童安全方面的事件?我想这些农村的父母肯定会非常重视,并对自己孩子的安全问题注意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村庄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者说非常欠缺。
还有我们的城市,也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那些从农村来打工的父母,如果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有个地方可以托管孩子,可能就不会出现坠亡的事情。我们的城市社区真是应该张开双臂,拥抱一下这些来自农村的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天天在为你家打扫卫生,为你们盖楼,为你们修路。真正要做这些事情并不那么难。那些热心的大爷大妈,带着红袖章,他们对公益性的事情还是很积极的。
关键是组织。这就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为社会发挥作用提供一点条件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