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弊端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计划经济弊端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计划经济弊端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速景观设计形式；土壤理化性质；后期养护难点；弊端分析

中图分类号：U412.36+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背景

高速公路绿化景观效果的好与坏能真实反映高速公路建设水平的高低，能使本来生硬、单调的公路线形变得丰富多彩，创造出许多优美的景观，能使的填方路堤边坡和挖方路堑边坡披上绿装；能使新建高速公路对周围环境景观的负面影响降低；使道路两侧的自然、人文景观资源与环境景观有机结合、协调；使高速公路构造物(如立交桥、服务区、收费站及管养区)巧妙地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之中；不仅增大了市区绿化覆盖面积，而且还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优美宜人、舒适、和谐的行车环境。

目前，北京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为892公里，道路绿化总面积约为2100万平米。作为对北京市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高速公路建设是 “十二五”期间交通发展建设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已被列入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一。面对“十二五”期间高速公路养护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绿化养护工作已成为践行“人文高速、科技高速、绿色高速”重要载体之一，而绿化景观设计是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公路建设系统工程的水平，因此，做好北京市高速公路绿化景观设计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2 高速公路景观设计形式存在的问题

2.1道路主体设计与绿化景观设计脱节

在高速公路建设施工前期对道路沿线所实施的绿化工程在后期运营管理中呈现出绿化景观效果是否与周围地貌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融合考虑不全。比如，在西六环路、京藏、京承高速等山区段时，其设计标准高、山区地形地质条件复杂。设计时部分路段未进行分级坡面处理。由于高速公路边坡坡度与坡面安全性和工程量均成反比，即坡度越大，绿化施工难度系数就越大，栽植的绿化苗木成活率较低，且根部固土能力不强，在每年汛期降雨时经常发生山体滑坡、水毁等现象。

2.2 全断面单一型设计形式，易发生引发病虫害

目前，南六环、京哈高速等道路的边坡、平台上设计栽植了火炬树；五环路等道路的边坡、平台上设计栽植了地锦等，导致道路沿线景观单调、呆板；同时因为物种少，造成植物群落抗逆性能力差，极易发生各种病虫害，严重影响道路绿化景观效果。例如，自2009年至今连续3年部分路段边坡、平台上的地锦、火炬树发生了早期黄叶、落叶的现象，除了养护不到位的因素之外，主要是由于品种单一发生了大面积侵染性病害，严重影响了道路沿线绿化景观效果。

2.3多层次密植型设计形式，忽略后期绿化养护工作难点

在高速公路绿化景观设计与施工时，只强调通车时（短期）的景观效果，没有对设计路段的地理位置、土壤状况及道路周边环境进行综合分析。同时，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植物选择上没有考虑后期开展养护管理工作难度及养护经济成本，也忽视了后期养护中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如交通量、融雪剂及周边居住环境等）对绿化苗木成活率的影响；而是苗圃搬家式的种植，在部分路段的中央隔离带、边坡、立交桥区景点、边沟平台内仅有的范围内设计栽植了多层次、多品种的绿化苗木，造成苗木生长层次空间混乱，致使除草、修剪、浇水、病虫害防治等日常养护工作很难有序开展。具体实例如下：一是以北京市五环路为例，在西南五环路2m宽的中央隔离带中曾设计了间距为4m的“红瑞木+桧柏绿篱”的组合形式。当初只注重红色红瑞木与绿色桧柏之间色彩变化，却忽视了红瑞木不耐干旱，不抗融雪剂等客观因素影响，最终导致红瑞木全部死亡；在南五环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中分段设计了 “紫叶小檗（金叶女贞、小叶黄杨）+桧柏绿篱”的组合形式，面对高速车流在捡拾白色垃圾时难度大，工作效率不高；2010年为便于后期养护管理，五环路将原有的组合形式全部改造成为防眩板。在部分路段宽度为70cm边沟平台上设计了“萱草+棣棠+紫叶李”的组合形式，在其生长过程中萱草被棣棠侵占生长空间而枯萎，紫叶李与棣棠、拉拉秧混杂交织，因夏季炎热、潮湿，造成通风能力差滋生了各种病虫害。二是以南六环为例，其道路两侧护网外是农田，在道路景观设计时为强调通车时绿化景观效果在平台上设计栽植了大量火炬树，根部萌蘖能力较强的火炬树侵害了大部分农田，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3 土壤理化性质差，不利于绿化苗木生长

高速公路上能否栽植绿化苗木，并确保其能够正常生长，在做好日常养护改造的上，最主要的条件是由其土壤理化性质决定；而土壤理化性质的好与坏，与高速公路的路基工程的压实度质量有关。压实度是高速公路质量好坏的重要内在指标之一，只有路基充分压实才能保证路基的强度、整体稳定性，它是保证和延长公路的使用寿命的条件之一。但是，针对高速公路路基这种分层碾压之后，其土壤具有较高的压实度，塑性变形量明显减少，而且所取土质也多为不利于植物生长的生土，甚至是沙土或黏土，且掺有基底石灰土和碎石沥青水泥等废弃料。如中央隔离带内宽度仅为2-2.5m，有利于苗木生长的有效土层厚度不足50cm，其下有时还有无机料或硅管类等公路附属设施；护坡及边沟平台的土壤坚硬，压实度高，对绿化苗木生长极为不利。综上所述，高速公路土层压实度较大，其理化性质不能保证设计栽植的绿化苗木正常生长。

4后期绿化养护中存在的难点

4.1绿化养护经费不足

随着北京市在国际社会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社会公众对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的需求不断提高，对高速公路绿化养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而高速公路绿化养护要求标准高、养护经费低是制约提高高速公路绿化养护管理工作水平的瓶颈。行业主管部门多次召开会议、下发通知、抽查考核，特别是高速公路城区段的绿地保洁工作，其保洁频率由2008年前的每周2次上升至2009年的每周3-4次，直到2012年每日1次。然而，北京市还没有专门针对高速公路绿化养护的定额，而行业内部制定的公路绿化养护定额偏低，远低于市政园林绿化养护定额，造成目前高速公路绿化养护经费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做好绿化养护，保持优美绿化景观的关键因素。以北京市五环路为例，自2008年初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五环路以内（含）路段以城市道路标准开展绿化养护等各项工作，而绿化养护综合费用不足2元/平方米，远远低于北京市四环路内（含）路段的绿化养护费用。

4.2 道路作业安全隐患大，绿化养护工作难上加难

通过查阅了近3年来北京市高速公路中46个交通量观测点，以每月2次采用人工24小时观测方式记录的平均日交通流量数据。在充分考虑北京市高速公路道路分布状况下，抽取了从2008年-2010年期间主要道路上26个相同观测点的基本数据，以2008年的交通量作为基础数据，北京市各条高速公路的年平均观测点交通量自2008年起，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部分路段的交通量骤然增加2倍之多，而在城区段重点道路的车流量增加3倍多。面对骤然增加的交通量，对高速公路日常养护工作造成重大安全隐患。特别是在对沿线绿化苗木浇水、病虫害防治、清杂、修剪和道路保洁时，养护作业车辆的行驶速度远低于正常车辆的行驶速度，且在高峰期时易发生交通拥堵；而且高速行驶的车辆对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威胁，绿化养护工作效率很低。同时，高速公路日常养护作业得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占用、掘动道路核准通知单批复时间范围内才合法。因此，日益增大的交通流量、行业主管部门的文件要求成为提高高速公路绿化养护工作的难点。

4.3 融雪剂的危害性

在冬季降雪时，为确保北京广大市民们出行安全、畅通。采取了“以机械扫雪为主、融雪剂为辅”的道路保畅措施，但使用过融雪剂的残雪，一旦融化水进入土壤中，使道路绿地内绿化苗木造成盐害，特别土层较少的中央隔离带的盐害尤为突出，造成道路绿化苗木长势较弱，后期绿化养护工作难上加难。

4.4 路域环境条件差

高速公路的路域环境相当复杂，特别是以京港澳、京藏、京承等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放射线有部分路段穿越农田、河道、山区；也有部分路段穿越人口稠密的商业区；同路段不同栽植位置也有很多自身独特的环境特点。高速公路山区段风速大，昼夜及冬夏温差大，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汽车尾气释放有害气体，车祸现场或故障车辆遗撒大量油污等因素均对绿化苗木生长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5 总结

为做好北京市高速公路绿化养护工作，前期的绿化景观设计调研与施工是关键，要求设计单位（者）除具备综合景观设计素质修养、高速公路专业知识外，还要综合考虑道路途经的地形地貌，并从后期养护作业安全、养护规范及能满足高速公路不同需求等各种角度认真分析、总结归纳目前北京市高速公路在绿化景观设计上所凸现出养护问题；结合“十二五”期间高速公路养护事业新形势、新理念按照不同的道路结构形式、绿化景观需求，对中央隔离带、边坡、边沟平台等部位提出了符合北京“地区道路特色”的绿化景观设计思路，但不能一律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参考文献

[1] 黄小军，陈兵.高速公路生态恢复若干问题探讨[J].公路环境保护.2003,专刊:2.

[2] 周超.高速公路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5.

[3] 邓静，赵春爱，周存秀等.平西高速公路的绿化材料选择及景观设计[J].交通环保，2003,

24(2):13-15，26.

[4]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小修保养定额.2008，1.

[5] 甄树敏.浅谈绿化在公路养护中的作用[J].河北林业科技，2005,4:P45.

备注：

计划经济弊端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椎间融合；椎间孔；椎弓断裂；腰椎滑脱症

[中图分类号] R68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7）06（c）-0094-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osterior interbody fusion and intervertebral foramen f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with vertebral fractur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5， i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Dongtai People's Hospital， the clinical data of 120 patients with vertebral fracture degeneration lumbar spondy lolisthesi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60 cases with posterior interbody fusion were as control group， and 60 cases with intervertebral foremen fusion were as observation group. The operative time， hospitalization cost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the JOA scores were compared， the X-ray films were regularly reviewed to observe the fusion and lumbar stability.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hospitalization cost we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ODI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ertebral activity and translucent band width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but the average height of the intervertebral space of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Intervertebral fusion； Intervertebral foramen； Pedicle fracture； Lumbar spondy lolisthesis

腰椎{部裂又称为椎弓峡部裂或峡部不连，主要因腰椎一侧或两侧椎弓上下关节突之间的峡部骨质缺损不连续，其本质是假关节的形成[1]。腰椎峡部裂常导致腰椎滑脱，同时发生相邻节段的退变和椎管狭窄，临床表现以下腰痛、腰后伸痛和局部深压痛为主，部分患者可有下肢放射痛。目前治疗腰椎椎弓断裂伴滑脱的主要方法是腰椎融合内固定术，即可矫正滑脱，也可维持脊柱局部的稳定性。传统后路腰椎融合术在临床上已广泛开展，但存在手术创伤大，术后腰背痛发生率高，脊柱矫形丢失等一系列并发症，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脊柱功能。随着微创外科的发展，临床诞生了经椎间孔入路手术，具有创伤小的优点[2-4]。以往经椎间孔手术主要用于椎间盘的摘除手术，在腰椎滑脱患者的融合术中疗效如何尚待考证。为了比较传统手术和经椎间孔入路手术在伴椎弓断裂的退变性腰椎滑脱症患者中的临床疗效，本文回顾性分析了东台市人民医院骨科收治的伴椎弓断裂的退变性腰椎滑脱症患者，分别采用后路椎间融合和经椎间孔入路椎间融合治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2015年12月东台市人民医院骨科收治的120例伴椎弓断裂的退变性腰椎滑脱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手术方法不同分为两组，其中60例采用后路椎间融合为对照组，60例采用经椎间孔入路椎间融合为观察组。对照组男27例，女32例；年龄（52.3±3.4）岁；病程3～16个月；部位：L3～4 18例，L4～5 21例，L5～S1 21例。观察男32例，女28例；年龄（51.8±4.0）岁；病程3～14个月；部位：L3～4 18例，L4～5 22例，L5～S1 20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相关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①具有典型的临床症状，包括顽固性腰痛，部分患者可伴有下肢射痛和间歇性跛行，经正规保守治疗6个月以上无效，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②腰椎过伸过屈侧位片：L3～5 椎体前后滑移>3 mm，L5、S1前后滑移>4 mm，或终板成角>10°；③斜位X线片证实伴腰椎峡部裂。

排除标准：①病理性腰椎不稳，包括感染性疾病，肿瘤、结核等；②因各种原因不能纳入研究和不能完成随访者；③伴有椎间盘突出症者；④既往有脊柱手术史者。

1.2 手术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后路椎间融合术。患者取俯卧位，胸部垫枕，麻醉生效后，常规消毒铺单。以病椎为中心，取腰部后正中切口，长约10 cm，切开皮肤及皮下组织，骨膜下剥离骶棘肌，拉钩向两侧牵开软组织，充分显露椎体两侧椎板、横突及上、下关节突，以横突中轴线与上关节突外缘交点为进针点，钻孔角度一般向外侧倾斜15°，L5平面钻孔时向头侧倾斜10°～20°，S1平面钻孔在S1下关节突软骨面中点上方2 mm，向头侧倾斜20°～40°。C型臂X线机透视定位满意后，在相应节段安装椎弓根螺钉系统。在纤维环和韧带处作一切口，咬除椎间盘，清理终板，置入1～2枚肾形融合器。安放预弯的连接棒，适度撑开椎间隙后旋紧螺帽，适当加压。

观察组：麻醉、同前。C型臂X线机透视下克氏针定位明确后，在病变节段椎弓根外侧缘作长约4 cm切口，进针，取18G穿刺定位针与躯干矢状面成10°～20°缓慢刺入，直至小关节突外缘。经Kambin安全三角穿刺成功后，取出针芯，注入碘海醇常规造影，并再次透视确认病变节段。插入导丝，取出穿刺针，在对应皮肤作约4 cm小切口，插入弧形导杆，插入时注意保护下行神经和硬膜囊。逐级插入扩张套管，磨削关节突。通过常规切开经椎间孔腰椎管减压椎体间融合术（TILF）手术方式摘除突出的椎间盘和髓核，并磨削增生、钙化组织。将咬除的骨质回填，向椎间隙内置入椎间融合器。

1.3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采用头孢唑啉钠静脉滴注预防感染，观察引流量，术后第2～3天常规拔除引流管。卧床行腰背肌功能锻炼。术后1周佩戴支具下地，术后11 d拆线出院，术后1、3、6、12个月分别摄X线片复查，判断脊柱稳定性及腰椎融合情况。同时行改良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评分（ODI）[5-7]。包括腰腿疼痛、日常活动自理能力、提物、行走、坐、站立、睡眠、社会活动、旅行等9项内容，分值0～5分，分数越高，功能障碍越明显。融合标准[8]：在Cage中及其周围见到有连续的骨小梁形成，或融合节段的过伸过屈位X线片，椎体间角度的活动度2 mm厚度的透亮带，或者动力位X线片上可见融合的两椎体间活动度>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5.0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住院费用比较

观察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住院费用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两组术后ODI、融合情况比较

观察组术后ODI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融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两组随访期间X线片表现

两组随访期间椎体活动度和透亮带宽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椎间隙平均高度对照组低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4 术后并发症

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切口均愈合良好，按期拆线。对照组2例出现脑脊液漏，与术中分离瘢痕粘连有关，术后予头低脚高位，症状缓解。随访期间未出现无融合器移位、下沉及钉棒松动、断裂发生。两组均未出现感染。

2.5 典型病例

患者男，45岁，腰腿痛数年，休息不能缓解。术前正侧位X线提示L4椎体滑脱、两侧椎弓崩裂（图1）。行椎间融合内固定术，术后患者术后腰腿痛症状较术前明显改善。能下床正常活动。X片示脊柱序列正常，内固定在位（图2）。

3 讨论

1865年Lambel首先发现腰椎一侧或两侧椎弓、上下关节突之间的峡部骨质缺损不连续而形成假关节，将其称之为腰椎峡部裂腰椎峡部裂[9-10]。该病在我国发病率为5%～6%，也是腰腿痛的常见病因之一.腰椎峡部裂多发生于下腰椎，由于应力集中，常导致退变性腰椎不稳的发生。同时相邻节段椎体和小关节退变，可产生包括椎管狭窄、椎间孔下肢、椎间盘变性、突出所引起的相应腰腿痛症状。有研究表明，在接受手术的腰椎滑脱患者中，8%～11%存在腰椎间孔狭窄[11]。椎间融合术已成为治疗腰椎滑脱的金标准。而经椎间孔入路椎间融合术又是一种新型术式，近年来逐步得到开展。

1982年Harms和Rolinger首先采用TLIF 治疗腰椎管狭窄症，获得满意疗效[12-13]。与后路腰椎椎体间融合术相比，TLIF只须切除单侧脊柱小关节，即可达到减压效果，同时不影响椎间融合器的放置，极大地降低了对硬膜囊、神经的损伤，同时较好地保留了脊柱的稳定性，临床并发症明显减少。本研究结果提示，观察组无一例损伤硬脊膜，术后未出现脑脊液漏，而对照组2例出现脑脊液漏，这与手术中损伤了硬膜囊有关。虽然本研究两组融合例数无明显差异，但是随访期内，研究仍发现观察组椎间隙高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对照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椎间盘退变。这与手术方式差异有关。经椎间孔入路手术在术中仅剥离椎旁肌至关节突关节外缘，保留多裂肌止点，同时潜行去除肥厚钙化的黄韧带，达到椎管减压的目的[14-15]。由于该手术保留了后方韧带复合体（PLC）的完整性，因此对融合术后邻近节段的退变具有一定保护作用[16-17]。同时，从手术一般情况看，观察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费用均低于对照组，ODI也低于对照组，说明经椎间孔手术在减少创伤的同时提高了脊柱功能指数，改善了患者的生活|量，降低了医疗负担[18-20]。

综上所述，经椎间孔入路椎间融合在伴有椎弓峡部裂的腰椎滑脱症患者中具有创伤小、复位理想、临床疗效满意，腰椎稳定性好，骨性融合率高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但本研究纳入病例数不足，随访时间较短，容易发生偏倚。其远期效果和大样本量统计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1] Tsahtsarlis A，Wood M.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er interbody fusion and degenerative lumbar spine disease [J]. Eur Spine J，2012，21（11）：2300-2305.

[2] Sakai T，Sairyo K，Suzue N，et al. Incidenceandetiology of lumbar spondylolysis：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J Orthop Sci，2010，15：281-288.

[3] Mekhail N，Wentzel DL，Freeman R，et al. Counlting the costs：cas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of spinal cord stimulation treatment for failed back surgery syndrome [J]. Prof Case Manag，2011，16（1）：27-36.

[4] Kida K，Tadokoro N，Kumon M，et al. Can cantilever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C-TLIF） maintain segmental lordosis for degenerative spondylolisthesis on a long-term basis [J]. Arch Orthop Trauma Surg，2014，134（3）：311-315.

[5] Lee JC，Kim Y，Soh JW，et al. Risk factors of adjacent segment disease requiring surgery after lumbar spinal fusion：comparison of posterior lumbar interbody fusion and posterolateral fusion [J]. Spine，2014，39（5）：E339-E345.

[6] Hu Z，Fang X，Fan S. Iatrogenic injury to the erector spinae during posterior lumbar spine surgery：underlying anatomical considerations，preventable root causes，and surgical tips and tricks [J]. Eur J Ortho Surg Traumatol，2014，24（2）：127-135.

[7] Tomoaki T，Tomoyuki O，Kunimasa I，et al. Short-segment fixation without fusion for thoracolumbar burst fractures with neurological deficit can preserve thoracolumbar motion without resulting in posttraumatic disc degeneration [J]. Spine，2013，38 （17）：1482-1490.

[8] Karikari IO，Isaacs RE.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a review of techniques and outcomes [J]. Spine，2010，35（26 Suppl）：S294-S301.

[9] 徐教，毛克亚，王岩，等.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采用两种不同内固定方式的临床对照研究[J].中国脊柱脊髓杂志，2013，23（9）：798-803.

[10] Hu ZJ，Fang XQ，Fan SW，et al. Iatrogenic injury to the erector spinae during posterior lumbar spine surgery underlying anatomical considerations，preventable root causes，and surgical tips and tricks [J]. Eur J Orthop Surg Traumatol，2014，24（2）：127-135.

[11] Hsiang J，Yu K，He Y. Minimally invasive one-level lumbar decompression and fusion surgery with posterior instrumentation using a combination of pedicle screw fixation and transpedicular facet screw construct [J]. Surg Neurol Int，2013，4（1）：125.

[12] Dahdaleh NS，Nixon AT，Lawton CD，et al. Outcome following unilateral versus bilateral instrumenta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a single-center randomized prospective study [J]. Neurosurg Focus，2013，35（2）：E13.

[13] _远明，徐跃根，卢厚微，等.后路腰椎椎体间融合与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治疗退行性腰椎滑脱与不稳疗效比较[J].临床骨科杂志，2012，15（6）：626-629.

[14] Miyagi M，Ikeda O，Ohtori S，et al. Additional decompression at adjacent segments leads to 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 after PLIF [J]. Eur Spine J，2013，22（8）：1877-1883.

[15] Qian Y，Qin A，Zheng MH. Transforaminal ligament may play a role in lumbar nerve root compression of foraminal stenosis [J]. Med Hypotheses，2011，77（6）：1148-1149.

[16] Kaneko Y，Matsumoto M，Takaishi H，et al. Morphometric analysis of the lumbar intervertebral foramen in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 by multidetector-row computed tomography [J]. Eur Spine J，2012，21（12）：2594-2602.

[17] Pai VS，Hodgson B，Pai V. Repair of spondylolytic defect with a cable screw reconstruction [J]. Int Orthop，2008， 32（3）：121-125.

[18] 袁健东，王靖，傅强，等.经改良的 Jaslow 技术治疗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J].中国骨伤，2010，23（11）：832-834.

计划经济弊端范文第3篇

经济体制是社会形态的反映，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有资产开始逐步产生，从这点而言，计划经济的实行推动了国有资产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凸显，十四大后我国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新型的体制下，国有资产的来源不断地丰富，也更加的科学化、细分化。现阶段我国的国有资产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增长式的国有资产，可以称之为国有资本，另一种是固定类的国有资产。前一种国有资产的来源主要来自国有性质的企业的生产所得，如中石油、中海油等国有大型企业。后一种国有资产的来源是指投入到各级政府部门、行政单位、教育部门等公共产品供给部门的资产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下，国有资产被统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国有资本属于增值式的资产，通过国有性质的企业扩大生产目标，加强生产投入，来实现经营增长，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增涨。国有资产则属于消费类的资产，通过国有资产在企事业单位中的合理分配，来保障企事业单位的合理运转，进而为国有资产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建立市场经济及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国有资产运营纳入到市场体系，参与到了市场的竞争中来。为了能适应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政府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战略方针，国有企业开始逐步走向市场，接受市场检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自身竞争能力，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国有资产的安全保障是其保值增值的本质要求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的提出背景，是在当前经济剧烈转型时期，由于国有企业计划经济“积重难返”或者因国有企业自身涉及业务众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比较严重，部分国有企业出现严重亏损，迫切需要对国有资产进行增值保值的研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是转型时期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因此势必会带有强烈的转型时期的特点和烙印，这是不可避免的。分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应该采用统一分析法，将这个概念放在相应的背景环境下，并通过将“国有资产”与“增值保值”合理划分，逐一进行分析理解来有效的把握这个特殊的概念。“国有资产”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国有资产的增长和扩大，“增值保值”则是市场经济领域的概念，虽然“国有资产”和“增值保值”是一个看似矛盾的两个内容，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二者之前存在内在的统一性。但由于人们意识的僵固化，导致很多人认为“国有资产”和“增值保值”是相互矛盾的，在理解“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概念时，常常容易产生错误的偏见，这并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安全。而且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还会滋生很多的问题，反倒为国有资产的流失或亏损等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因此，理解“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概念，需要综合各方面的专业的知识，需要从多个领域来统筹兼顾，尤其要强化国有资产的安全保障。

三、国有资产的安全保障是其不断流失的现状要求

十六大后构建了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要求，但由于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国有企业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制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资产流失。国有企业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管理体制、分配制度、运营机制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改革，以不断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更好的参与到全球一体化经济格局中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国有企业改制必须深化，但改的内容和目的都应该十分明确，且要遵循一个硬性原则，即国有资产不流失。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程度有三种估计:第一是低位估计，认为国有资产平均每天流失1个多亿元，每年约400－500亿元;第二是中位估计，认为国有资产平均每年流失百分之五，约1000多亿元;第三是高位估计，认为国有资产每年流失高于1500亿元。不管何种估计，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已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保护国有资产已刻不容缓。

计划经济弊端范文第4篇

一、经济体制改革

在这一部分主要是我阅读了《中国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著）这本书后的想法。

我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由三个基本方面构成：⑴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⑵以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和低物价为主要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⑶以计划分配资源、重要部门的国有制和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传统模式的这三个主要内容具有形成上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运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关系。

解放后，我们曾面临着如何在缺少外援和贸易的条件下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出发，我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建设，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稀缺的经济，不利于发展重工业，为了解决重工业发展的要求和现实经济实力之间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抑制市场的作用，人为压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成本。因而，当时便形成了以压低利率、汇率、资本品价格、工资和消费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进一步还需要解决将稀缺但相对价格被扭曲的要素投入到政府置于优先发展目标中的部门，因此便形成了集中分配资源的计划体制，与此相应产生的则是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的化，以便将经济剩余集中到工业部门。

这种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信号的政策环境，不利于我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形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产业结构；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单一的所有制格局，抑制了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了企业经营不善、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足，从而整个经济的低效率。

感想：对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政策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过去的课本上，只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哪些特征、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等等之类的问题一直很困惑。而在读了以上段落后，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对于过去我国实行经济政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实行计划经济是历史的使然，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体制有其诸多的弊端，如价格扭曲、效率损失严重等等，这些都造成了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另外我国的经济政策还与当时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判断有关。我国之所以要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带动其它工业发展的战略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我国只有靠自身力量来发展，以实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并且还要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使得我国不得不选择走这条所谓的“捷径”，而并没有真正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优先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我们从一开始走的“捷径”变成了一条“弯路”。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没有他国的经验可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渐进式改革。

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特征：

⑴增量改革。即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证明是成功的。

首先，对于矫正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增量改革可以避免一个调整成本。经济改革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持续性，有赖于它能够带来即时的收益和支付尽可能少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改革最佳的轨迹应该是使增长直线上升而避免一个J字型的增长。

其次，增量改革有利于维持改革过程中稳定与速度两种要求的平衡。

⑵试验推广。我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展的，而是每项改革措施都从较小范围的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其实行范围。所以，这种方式也意味着我国改革的局部性特征。无论是对于自上而下自发式的改革措施，还是对于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这种试验推广的特征都存在。前者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过程，后者如企业承包制的试行和创建经济特区等。

这种改革方式的主要优点是:①尽可能地减少改革风险；②这种试验性的自发改革，与增量改革相结合，能够及时提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号；③为市场的建设和发育创造了一个过程。

⑶非激进式改革。实行非激进式改革，首先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衔接。其次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激进式改革必然强烈地损害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会招致猛烈的抵制，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不实行以私有化为中心的改革方式，避免了资产存量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因而可以保持接近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分配状况。

感想：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虽然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弊端，如价格扭曲会仍然存在，因而导致效率损失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改革方式却是成本最小的，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这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因为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损失，不会引起他们的抵制。相比之下，激进式改革一夜之间将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推倒，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价格扭曲能在很快的得到纠正，效率得到重新恢复，但是这种改革的成本却是比较大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收到损失，引起他们的抵制，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社会动荡。

二、关于改革阻力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不会遇到阻力。这是因为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它更一般的是非帕累托改进，必然会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这就会引起利益受损人的抵制，阻碍改革的进行。关于对改革阻力的认识，我主要是通过阅读樊纲教授的文章中了解。

（一）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相对阻力有以下两种具体形式：

第一，社会成员分成明显的利益集团：能够在改革中受益从而拥护改革的集团；因改革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从而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团，无所谓的中间势力。这时，对改革的阻力表现为明显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第二，社会上每个人都认为旧经济体制应该改革，每个人都称自己为改革派，但每个利益集团都根据自己的特殊利益或从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出发，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每个人都想把体制改得对自己更为有利；人人都在喊改革或深化改革，但各个人的不同含义，结果是大家争论不休，改革迟迟进行不下去，或发生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都可能指责其他人是改革的阻力，但事实上可能每个人都同时构成对有效的改革的一种阻力。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重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感想：对于相对阻力来说，如果受损利益集团的势力越强大，那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而对于绝对阻力，只能用经济的发展，让人们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或者说服人们相信改革定会给他们带来足以弥补眼前损失的好处，消除人们心中恐惧时，人们才会相信改革，才会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对改革。

（二）可消除的阻力与无法消除的阻力

不可消除的阻力有:⑴一些无法通过物质补偿而消除的精神损失所引起的对改革的抵触；⑵无法彻底消除的相对损失所引起的对改革的抵制；⑶与改革“阵痛”有关联的阻力。

除以上情况的阻力都属于可消除的阻力。

感想：对于可消除的阻力，一般可以通过补偿或者赎买的方式来消除。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补偿、该补偿多少才能消除阻力，这是一个难操作的问题，因为如何衡量补偿的量是个难题。再者政府是否具有这个能力去补偿呢？当然如果能够解决以上问题，那么改革的阻力也必然会消除，使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可称之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当改革收益者的收益足够弥补改革受损者的损失，并有剩余时，这样的改革是有效率的。对于不可消除的阻力，更多是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来降低，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教育、劝说的方式来降低。

三、后记

计划经济弊端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制度变迁　转型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方面的因素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广泛地实行市场化改革，从经济体制上消除了与以市场经济为本质特点的世界经济的差距；二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发展政策上减少了国家对涉外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世界经济在空间概念上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其中，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本身既是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表现，又是经济全球化逐步推动的结果，同时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欧洲和亚洲一共有30多个国家，占全人类1／4的人口，卷入了这场壮观的变革。这些国家，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型国家。

理论上，经济转型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转换，即从一种制度状态进入另一种制度状态；另一种则特指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发生的制度变迁，即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实践中传统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暴露，东欧国家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正是改革的实践，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开始把体制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研究之中。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新设计的过程，转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发展的能力。由于转轨的途径和步伐各有不同，转轨的方式有好几种。其中，有的国家只是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进行改革，如中国；有的国家则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如俄罗斯。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意味着实质性的改变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这是一个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另一次尝试。所以，对转型国家而言，转轨取得最终成功的机会就在于恰当的制度设计能否有效运行。如果对制度安排没有足够的关心，自由化和私有化就无法带来社会预期的经济的效益；如果对实现新体制没有明确的规划，或者对新体制的运作一无所知，就无从谈起及时完好地实现转型。因此，转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成功完成制度的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至关转型国家改革成败的关键，好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表现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取得了广泛的认同。

谈及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有很多诸如原因、影响因素、机制及其路径依赖等问题吸引我们的视线。但这里，笔者想另辟蹊径，以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探讨其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

经济全球化促进制度安排的借鉴与趋同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指全球所有国家都被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始点可视为15世纪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甚至更早。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很少有国家仍然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现代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日趋加强，以贸易、金融和国际化生产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步。现在，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越广越深的国家，它的增长就越会按照全球经济增长趋势发展。由于转轨经济完全可以以一种追赶型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所以它们应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在这种背景下，显然，经济系统的开放性成为了引发其制度变迁的诱因之一。越是开放的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经济系统的交流来获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识，从而扩大可供其选择的制度集合。事实上，如同通过技术的引进可以有效降低独立开发新技术的成本一样，通过借鉴别国的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经验，也可以大大节约一国用于制度设计与创新的研究费用，大大降低其对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试验成本。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新的制度设置必须建立在计划经济中并不存在的新组织的基础上(因为那时不需要它们)。经济转轨不但呼唤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制度，而且需要对新的行为模式加以学习。企业、银行、公务员和政府官僚，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须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并尽快学会新的模式。所以，笔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表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为各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开放和制度借鉴提供了非常之良好的契机。

首先，转型国家的经济转轨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表现之一，又是经济全球化推而广之的结果，此外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转型国家之所以会在20世纪末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除了中央计划经济本身的一些弊端导致国家经济效率极低，国民生活水准下降，从而从内部产生制度变革的要求之外，某些转型国家突破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限制，开始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恢复经济往来，从而亲眼目睹和亲身体验了其制度效率也不无关系。

其次，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扩展对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现状的一种客观描述，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渗透，未来的最终发展趋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则是必经的一个阶段。这些集团以其显著的经济成效吸引着各一体化组织外围的转型国家，因此，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仅是转型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绝好机遇，同时一体化组织制度趋同的要求，无形当中也为各个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可选择的模式。

目前，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在转轨经济体中，有许多国家正在与更多的发达国家开展各种交往活动，转型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积极性很高。对于某些东欧国家来说，为了转轨的成功，他们期望加入欧盟。这当然是一个困难而长期的过程，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整个经济和政治转型中最令人鼓舞的努力。如果能够顺利地加入欧盟组织，那么欧盟的经济制度就会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加入欧盟的期望，成为了中、东欧转型国家努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系转轨的动力之一。到1996年，已有10个转型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开始与欧盟进行合作。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包括具备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存在民主制度，尊重少数民族，合理管理公共事务等等。为了实现加入的目的，它们必须加快制度框架的改革以达到欧盟的要求，因此，在努力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会以欧盟的制度安排为路径，逐步与之趋同。

1997年的马德里峰会，捷克、匈牙利、波兰被正式邀请在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关于成员国资格的重要决定是由美国参议院于1998年4月30日做出的。虽然北约成员国资格只是严格的政治决定，比欧盟成员国资格的获得容易得多，但是，加入北约将有利于这3个国家加快与欧盟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同时有助于加强外界对这些国家经济状况的信心，并加强外资的进入。

相似的努力，亚洲的转型国家也在进行着。这一地区的目标集团首先是东盟。越南在1995年成为东盟的成员国，老挝则于1997年加入东盟。柬埔寨的加入因为1997年夏天的政治动乱而被拖延了。东盟成员国资格对这些转型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在考虑到它们与其他东盟发达成员国的巨大发展差距时更是如此。区域一体化是唯一可以使欠发达的转型国家保持比富裕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减小经济差距的方式。这取决于，第一，是否东盟扩张的过程有利于转型国家市场改革的进程，并且最终使其真正转型成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第二，是否自由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可以使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毋庸置疑，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越南已经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势，价格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某些自由的监管都有利于资本市场和外商直接投资，所有这些都因为加入东盟而得以催化加强。不过，东盟成员国资格并不要求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条件，这些都可以在加入之后的适当时刻按集团所建议或期望的方式进行改革。这样，就有时间来支持转型国家所进行的必要的改革与调整，这可能会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在转转型国家之间很可能会产生某些以国际合作和经济增长为宗旨的新区域组织。在苏联解体和经互会解体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新地区之间的重新一体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资格绝对可以推动转型国家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