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环境质量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区域环境质量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区域环境质量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环境质量；现状；整治建议
1.区域评价范围及评价时段
本工业区规划范围包含两部分：一是北部代家沟工业园，范围南起丹锡高速公路，北至海城河，西至北铁村村界，东到原牌楼镇镇界，规划面积16.86平方公里。二是南部海镁工业园和滑石工业园，范围北起大盘线，南至三角村、大旺村和黄堡村，东至通海产业大道，西至梨树村，规划面积24.04平方公里。
2.功能定位
2.1发展模式
以生态理念和共生思想指导工业区的建设，权衡工业区征地原则和山地地貌的多重特征，形成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工业区。
2.2产业定位
东北地区以菱镁矿和滑石矿产品开采和深加工为主的产业集群。
2.3园区定位
东北地区镁制品和滑石添加剂生产基地。
3.环境质量现状分析
3.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分析
本次规划环境空气现状监测期间，区域内所有监测点位TSP、PM10、PM2.5日均浓度监测结果均超出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的要求；规划区内环境空气质量受到矿山开发以粉尘为主的污染。收集2012年冬季海城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数据，评价区域冬季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所有监测点位TSP均出现超标现象，不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
3.2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区域内拦河上游下房身断面出现石油类超标，拦河下游丹锡高速断面出现COD、氨氮、石油类、BOD超标，已不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体水质标准要求。COD、氨氮、石油类、BOD超标主要是受当地生活污水直排和周边企业排水影响。
3.3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各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中Ⅲ类水质标准限值要求。
3.4声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对规划矿区声环境监测可知，监测期间除东牌楼、杨家甸昼夜间超标外，各测点噪声值均能满足相应环境噪声标准限值要求，区域内声环境质量现状较好。
3.5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土壤各监测点位及各监测因子均能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的二级标准要求，说明规划区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较好。引用参考文献中海城梨树村农田土壤理化性质，土壤Mg2+/Ca2+比例失调，这主要是受区域内镁矿粉尘污染的影响。
3.6生态环境现状
通过现状调查分析发现区域生态环境在水平及垂直方向受人为扰动的程度都较重，区域的工矿景观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无论是斑块总面积还是斑块平均面积都较大，总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年来处于动态平衡当中，但局部生态环境处于一个遭受破坏的过程中。
二、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建议
1.区域发展资源环境保护原则
1.1采用先进技术与装备，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禁止建设限制类和淘汰类产品、禁止使用限制类和淘汰类装备技术，以创建国家生态工业园为契机推进生态工业体系建设。
1.2努力提高区域工业水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和中水回用水平，积极发展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系统，减少废水污染物排放甚至实现采矿、加工过程生产污水的“零排放”；
1.3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积极能源高效利用新技术，切实采取节能措施降低规划能源消耗，落实污染减排措施，降低区域大气污染物浓度；
1.4强化区域地下水污染防控，封闭规划区域内企业自备井，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区建设，远期实现红土岭水库供水为主、区域地下水备用的供水格局，保障供水安全；
2.规划目标建议
2.1产业规模用地调整
根据规划区域现有产业发展情况，结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绿色经济发展方案，评价建议将采矿用地规模控制在现有范围内，重点发展镁质高端耐火材料、镁质冶金功能渣系材料及熔剂、镁质化工材料、镁合金及深加工产品的精深加工和制造；从而达到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目标。
2.2区域总体布局建议
规划在牌楼镇区南侧布置海镁工业园和滑石产业园，其中南部工业园区东部依托现有下房身居住区和海镁生活区规划一处二类居住用地。该用地布局基本合理，居住区位于规划工业区东部，为常年主导风向的侧风向，一般不会受到工业区的影响，但规划居住用地西侧紧邻采矿用地，该采矿区域主要采用露天开采方案，露天开采过程中炸药爆破、汽车装卸与运输都将对居住区产生较大影响，其布局不尽合理。评价建议限制牌楼镇镇区居住区建设，设置区域卫生防护距离及采矿用地控制范围，以降低采矿、精深加工等工业项目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2.3规划区域生态廊道建设
由于区域生物多样性相对较低，生态廊道要求能够逐步恢复区域动植物迁徙和传播的要求，并逐步提高区域的生态多样性。因此，评价建设生态廊道的宽度分区进行控制，海城河、炒铁河两岸设置150～300m廊道、其他水域廊道按60m控制，其它交通干线两侧廊道按30～60m控制。除规划设定的景观通道外，规划区还应重点建设丹锡高速生态廊道、区域南侧岔道沟生态廊道等生态廊道，从而促进区域水系、林地的有效结合，促进区域物种的沟通，维持生态多样性。
2.4区域地表水体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建议
（1）炒铁河综合整治
根据海城市水系环境功能区划，规划区域范围内地表水系主要为海城河以及其支流炒铁河，其中炒铁河为Ⅲ类水体。根据现状监测，目前尚未达到水体标准，主要影响因素为工矿企业、生活污染源等。
①对工矿企业污染源的整治
规划区域内现状所有废水排入炒铁河企业必须实现达标排放；依法关闭沿河两侧距河岸1km范围内所有非法排污企业。
②对生活污染源的整治
加快规划区域城市污水管网建设，进一步提高污水收集率；沿河集镇全部新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禁止沿岸城区和主要集镇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或经处理后不达标排放；依法打击沿岸垃圾乱堆乱倒行为。
③对农业面源的污染整治
严格控制沿河两侧距河岸一公里范围内从事规模化养殖，现有企业需进行污水达标处理；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和高效有机肥、复合肥；大力发展沼气事业，实行人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2）区域污水处理设施规划建议
区域环境质量范文第2篇
关键词：物质能量循环;地区经济新格局;劳动力流动;人才渗漏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2―0037―08
一､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非常显著。与之并存的另一个重大经济现象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大规模地流向东部地区。从1990年开始，出现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民工潮”，并且形成了以大学毕业生和技能人员为主体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此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越来越显著，使东部逐渐成为劳动力净输入地，中西部成为净输出地。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2000年居住地与五年前的常住地不同的人口数量，我们计算了各省在1995―2000年间流动人口的净变动量。东部地区除河北省外，其余十个省(直辖市)均为劳动力净流入地，中西部除新疆和云南有少量的劳动力流入外，其余都是劳动力净输出地。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改变了各地区劳动力的自然供给能力。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变化决定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和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产生叠加影响，改变了地区间的劳动力自然增长的结果，从而改变了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能力的对比，以至于对地区经济格局产生影响。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最终实现新古典均衡。［1］一些调研性的文献揭示了劳动力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机理：［2］［3］［4］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实际上是进行“学习”和“培训”的过程，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回乡创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缩小地区差距。既然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熨平地区经济差距，那么地区差距仍然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流动还不充分。因而，随着制度变迁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劳动力充分流动会使地区差距趋于消失。［5］［6］该结论得到李国平､范红忠的实证支持，［7］他们认为，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向东部地区不断集中的同时，人口没有相应地向那里集中，造成核心发达区域生产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2000年以后的调研性文献表明，［8］［9］进入东部地区就业的劳动力虽然提高了人力资本，但是他们倾向于长期留在经济发达地区，“回乡创业”只是极少数人的想法，没有成为现实;因此，流动劳动力不可能成为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点的主创者，劳动力流动也不可能缩小地区差距。有实证研究显示，［10］ 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就地区工资差距来说，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入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11］至于劳动力流动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机制，则有不同的看法。谷书堂､唐杰等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12］范剑勇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13］钟笑寒则从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的技能角度证明，技能差异导致职业差异，职业差异扩大了工资差异，结果地区之间差距呈现出显著扩大的趋势。［14］
已有研究深入讨论了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而对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分工格局的作用机制没有进行充分研究。我们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生了一个循环：中西部地区利用丰富的劳动交换东部地区的工业消费品，并且在循环中出现了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渗漏”。这个循环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地区分工格局：东部地区逐渐成为高科技产业和消费品工业中心､人才聚集中心，中西部地区成为工业消费品市场､人才输送地､资源产业分布地和环境承载地。
二､“劳动换工业品”的物质能量循环
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诱发了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尤其是工业消费品拥有量快速增加，而工业消费品绝大多数产自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输出劳动力所获得的劳动收入最终转化为东部地区工业消费品的购买力。
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劳动收入，除“城市挣钱城市花”的部分外，大部分流到中西部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按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估算，流动中的农村劳动力每年大约带（寄）回农村的货币为2000元，按全国8000万流动劳动力计算，每年返回农村的打工收入总数可以达到1600亿元。［15］另据有关资料显示，1993年，四川省1000多万农民工外出进城打工，总共寄回或带回家乡的资金达100多亿元;湖南省260多万民工共赚回资金30多亿元，江西､河南的民工各赚回20多亿元。［16］这些流到中西部地区的劳动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根据对四川､安徽两省的调查，外出就业使外出户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外出收入已成为外出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外出户的总体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非外出户，在经济相对更不发达的劳动力输出地区，这种差距更为明显。［17］因此，随着外出劳动力的增加，外出劳动收入对中西部居民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推动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上升，从1992年的1786元增加到2004年的8307元，年均增幅达到14%(见表1)。
随着收入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消费支出迅速增加。从1992年到2004年，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7.8%以上，即可支配收入中的77.8%用于消费支出(见表1)，这意味着，收入中的大部分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亦即增加的劳动收入转变为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尽管由于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逐渐下降，但是消费支出的绝对量逐年增加，从1992年到2004年，年均增长幅度达到13.4%。这不仅表明，收入中的绝大部分转化为消费支出，而且也表明消费支出快速增长，预示着中西部地区蕴藏着一个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品市场。
在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性支出所占份额最大(在50%以上)，但是它比较稳定;其次是衣着和耐用消费品支出。衣着和耐用消费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在14%以上，并且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3%(见表1)。与对衣着和耐用消费品支出的高比例和快速增长相对应，中西部地区家庭对衣着和耐用消费品的购买量和拥有量迅速增加。表2显示，2004年与1996年相比，中西部地区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均有大幅度增加(自行车拥有量下降)，如摩托车从5辆增加到20多辆，移动电话从零部上升到100部左右。这说明，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开始转变，由以前的“老三件”升级为“新三件”以及高档耐用消费品。
中西部地区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加扩大了东部地区工业品的市场容量，因为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不是中西部地区。图1显示，11种主要耐用消费品中，东部地区生产的彩色电视机､摩托车和家用电冰箱的产量稍低，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56.84%､65.09%和72.27%;其次是家用洗衣机，占82.11%;其余7种产品，均占96%以上。还有其他的耐用消费品，如淋浴热水器､排油烟机､影碟机､摄像机和微波炉等，90%以上的产量由东部地区生产。由于消费类工业产品的生产集中于东部地区，所以中西部地区因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消费需求转变为对东部地区工业产品的需求。因此，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提高表明东部地区工业产品的潜在市场需求的扩大。
由此可见，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个物质能量循环：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劳动收入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在工业消费品市场上，工业消费品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货款)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循环的实质是，中西部地区用丰富的劳动换取东部地区的工业消费品。
三､循环中的人才“渗漏”
在“劳动换工业品”的循环中，我们假定流动劳动力全部返回到中西部地区，但实际上存在着一部分被称作“人才”的劳动力“渗漏”到东部地区――中西部的人才流失。
劳动力流动使东部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拥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队伍和产业大军，而当地的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难以满足需要，因而中西部转移来的劳动力不仅可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问题，而且过剩供给使东部地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买方地位，掌控着选择劳动力的主动权。东部地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城市里的非正规部门从“民工潮”中获得了劳动力“后备队伍”，并从中挑选出“优质”劳动力充入到各行业和部门。于是东部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就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廉价产品畅销于国内甚至国外市场，从而完成了早期的工业积累和市场扩张。
伴随“民工潮”出现的“孔雀东南飞”表明流往东部地区的除简单劳动力外，还有大量人才，即熟练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创新型人才，以及高学历人员。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劳动力流动中的人才流动，文中将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界定为人才，未受过高中教育的界定为简单劳动力。流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从未上学的到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各占一定的比例。从2000年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看，有23.7%的是人才，而且69.5%的人才流入东部地区就业(见表3)。劳动力中人才的流动性更强､流动的成功率更高､在东部沿海地区定居更容易。从劳动力流动的个人特征来看，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更容易迁移，而迁移的成功率也更高。［18］［19］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情况可以看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效果与其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相关;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与其外出就业及收入正相关。［20］大量事实表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难度已经增大，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难以在东部地区就业和定居。
在长期的劳动力流动中，东部地区凭借经济优势“撇取”了中西部劳动力中的人才，使就业人员中人才比例越来越高。为了发展本地经济，中西部地区在政策上限制人才外流;而国家也鼓励和支持人才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中西部地区人才外流的趋势仍然没有扭转。从1996―2004年间，东部地区就业人员中受高中以上教育人员的比例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996年的3%扩大到2004年的9%以上(见表4)。这不仅表明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大量“渗漏”到东部地区，使就业人员中人才比例降低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并推高了东部地区的人才占比;而且表明中西部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东部与中西部的人才占比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将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员作为高级人才，那么这种高级人才的流失更严重。表4显示，1996―2004年间，就业人员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员比例，中西部的比例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的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1996年的差距不到2%，2004年扩大到5%。这说明中西部地区高级人才的流失比一般人才的流失更严重。
劳动力流入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主要的是，伴随劳动力流动，中西部地区出现人才“渗漏”，大量人才一去不复返。人才“渗漏”，使东部本来就丰富的人才获得了一个极大的增量，人才积累加厚;中西部地区本来稀薄的人才资源更加短缺，形成人才空洞化。人才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低下，已经严重影响到城镇的发展，影响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于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均造成了不利的影响;［21］并形成一种人才外流――经济不发达――人才更加外流――经济更难发展的恶性循环。
四､地区经济新格局
综合劳动力市场和工业品市场，我们发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循环(见图2)。在劳动力市场上，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然后返回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提供劳动，并从东部地区获取劳动收入;伴随劳动力流动，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渗漏”到东部地区，一去不复返。在工业品市场上，工业消费品从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以货款的方式流向东部地区。
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循环的存在表明：(1)消费品工业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的耐用消费品工业，并且产出量大､竞争力强;中西部地区消费品工业发展滞后､竞争力弱､种类缺失，出现消费品工业空洞化。(2)以消费品工业为核心的整个工业体系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以消费品工业为中心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按地区分组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公布的2003年的1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东部地区产量超过50%的工业品有75种，产量超过60%的有60种，产量超过70%的有40种，产量超过80%的有26种。而且产量占比例高的产品都是消费品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相反，中西部地区工业品种类不齐全，有些消费品产量为零，产出量超过50%的工业品只有25种，而且产出量高的产品主要是能源､资源和化工产品。(3)中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劳动力流动获得的劳动收入的增加转化为消费支出的增加，最终转化为工业产品购买力的增强。随着中西部地区收入的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消费品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4)中西部地区不仅为东部地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且大量人才流失到东部地区。
这个循环正在生成一个新的地区分工格局：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输送地和人才的培养地，以及工业产品市场;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品和高技术产品无力与东部地区竞争，所以主要发展能源､资源和化工产品，而这些产品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因此，可以说中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的资源和环境供给地。东部地区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人才､市场､资源､环境发展消费品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逐渐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变成经济结构合理的经济中心。
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中西部地区利用暂时丰富的劳动力､人才､资源､市场､环境换取东部地区的工业产品，并没有建立起具有自生能力和竞争力的工业，一旦资源和环境优势丧失，经济自生能力就会更弱，工业化更无从谈起。东部地区在分工中居于主导地位，利用工业化优势促进工业化向更高水平迈进，其经济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分工的结果是，中西部地区工业空洞化､人才空洞化，不是利用自身的工业发展吸纳剩余劳动力，而是通过向东部地区转移劳动力，这加剧了人才､资源､要素､市场和产业向东部地区的聚集，从而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五､结论与建议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使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形成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物质能量循环。这个循环的存在说明，中西部地区面临着人才空洞化和消费品工业的空洞化;东部地区人才积累日益加厚，工业集聚力日渐增强。这个循环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分工格局：东部地区演化为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和经济中心，中西部地区成为劳动力的流出地､人才输送地､能源和资源的供给地､环境的承载地和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这种地区分工的外在表现是，形成以劳动力流动为纽带的工业中心和工业，或者经济中心和经济。劳动力流动不仅没有熨平中心和的经济差距，反而使其扩大;这种扩大的经济差距反过来刺激生产要素和产业向中心聚集，于是中心和进一步向两极发展。因此，在没有强有力的非市场力量(政策)的作用下，劳动力流动会使中心强势增长，弱势发展，对中心的依赖逐渐增强。
由上面的基本结论，我们推导出两个推论：
(1)剩余劳动力转移重要，但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更重要。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是一种劳动力转移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流动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东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但是，这种转移方式是一种暂时性的劳动力转移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劳动力的转移，一旦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减少，劳动力便会大量回流;这种转移方式是东部地区用人单位降低劳动报酬和不改善工作条件的筹码;这种转移方式真正实现转移的是人才――人才“渗漏”，而这恰恰有损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实现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也是一种劳动力转移方式。这是一种实现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性､永久性的方式。
(2)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比剩余劳动力转移更重要。从上面的推论知道，要实现剩余劳动力的根本性转移，必须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实现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流动。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是转移其剩余劳动力的前提。另外，中西部地区问题是发展滞后问题。其之所以发展滞后，是因为其工业发展滞后。当其工业发展起来之后，不仅可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而且可以阻挡人才流失，甚至可以吸引东部的人才。所以，中西部地区当前的关键任务是发展工业。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市场力量会引导城镇化建设和劳动力转移。
综合基本结论和推论可以发现：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劳动力流动造成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循环，这种循环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分工格局，而这种分工格局不仅扩大地区经济差距，而且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但是，发展中西部地区工业才是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性方略。那么，如何突破这个循环和分工格局实现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呢?我们的建议是：
(1)政府调节是突破循环和打破分工格局的外在力量。前面的分析假定没有政府调节，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劳动力流动造成一个循环和催生一个分工格局，从而扩大了地区差距。当然，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东部地区产业､生产要素的回流和经济辐射作用，也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况且当前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集中在能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夕阳产业。因此，短期内要打破这种地区差距的均衡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调节是在市场配置要素的基础上，在制度上､投入上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2)政府的作为应集中在制度和产业政策的供给上。中西部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人才资源､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和能源，但它们被东部地区的工业吸引，并向东部地区聚集。为何东部地区的工业没有被中西部地区的低成本生产要素所吸引，并向中西部地区聚集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资金流动比劳动力流动受阻碍更少，产业应该向中西部地区集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政府力量改变了市场力量的作用方向。同样，政府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和转变制度供给，仍然可以改变生产要素和产业的流动方向。
中央政府除了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之外，关键要在制度和政策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规范市场秩序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来说，中央政府要不拘一格地鼓励外资和私营经济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引导它们在中西部地区发展新兴工业和信息产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随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传统工业日渐衰落，而工业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南部地区的新兴工业和信息工业蓬勃发展，于是出现了人口､财富和经济活动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22］中国的地区差别与美国当时的情况极为相似，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工业发展缓慢，几乎是空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和加工工业非常成熟。因此，在信息经济和高技术经济趋势日益明朗化的条件下，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就是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容易调整､容易升级，有利于直接发展新兴的高技术工业和信息产业。但是，要实现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在资金､产业政策上的大力引导和推动。
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就是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和工业发展上的后发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在制度上保证投资者的权益，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东部资金和私人资金，引导它们投向信息产业和新兴工业，而不是鼓励它们投向传统的制造业和初级产品的加工工业，更不能承接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直接实现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可能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短期的不利冲击，追求短期政绩的地方政府一般拒绝实施这种长期战略。为了使地方政府从短期政绩和长期战略的矛盾中摆脱出来，中央政府应该进行以政绩考核制度为中心的配套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姚仲枝，周素芳.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J］.世界经济，2003，（4）.
［2］崔传义，潘耀国.农民就业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的十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庾德昌，王化信.外出农民回乡创业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4］邓祖善.农民就业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的十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5］蔡等.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1，(2).
［6］蔡，王德文.比较优势差异､变化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2，(5).
［7］李国平，范红忠.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J］.经济研究，2003，(11).
［8］王奋宇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9］白南生等.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10］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6).
［11］钟笑寒.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12］谷书堂等.空间平等与总体经济效率――中国区域经济格局转型分析［J］.经济研究，1994，(8).
［13］范剑勇.经济全球化下的就业政策［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14］钟笑寒.改革时期中国各地区工资演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15］蔡.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6］朱鸿召.中国流动人口心态调查［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17］杜鹰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18］段成荣.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J］.人口研究，2000，(2).
［19］刘俊.江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规律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1，(7).
［20］周逸先，崔玉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与就业及家庭收入的相关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1，(4).
［21］张呈琮.人口迁移流动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J］.人口研究，2005，(1).
区域环境质量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境治理 边坡 压脚 减重 洪水
1.引言
随着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兰州市工程建设用地逐步向城区外围的黄土梁峁斜坡地带扩展，移山填沟开发土地资源并进行工程建设的项目日益增多，在南北两山绿化区已建和待建的景观建筑陆续增加。土地开发区工程建设时，大填大挖破坏了原始地形地貌，形成了貌似平整的高边坡、高填方建设场地，隐伏着黄土与填土湿陷、地面沉降、滑坡、洪水与泥石流等环境工程问题。本文介绍某文化重点工程环境治理设计的经验和体会。
2.场区环境现状
该工程场区为兰州市北山九洲台南麓黄土梁峁斜坡地带，在兰州市地貌区划图上属梁峁窄谷区(Ⅱ1区) 。黄土覆盖最大厚度达300m左右，自下而上主要由巨厚的第四系早更新世黄土(Q1) 、中更新世黄土(Q2) 和较薄的晚更新世黄土(Q3) 组成，仅在沟谷斜坡地带搬运堆积有坡洪积全新世黄土(Q4dl---pl) 。其下部为薄层早更新世冲积砂砾卵石(Q1al)。第四系地层以下为区域性夷平面，由寒武系皋兰群各类片岩或片麻岩等变质岩类组成黄土梁峁基底。
工程场地原始地形为丘状黄土山峁，近20年来历经削山填沟绿化，降低了30余m，形成了占地120×200m的黄土平台。场地西侧为虚填方形成的高边坡，坡高自北向南在15～30m之间变化，平均坡度40度左右，按规范属三级土质边坡。西侧边坡坡体上部为人工堆填土，中部为坡积冲积次生黄土，深部为风成老黄土。为提高地基承载力，采用了预浸水加强夯处理地基湿陷性，由于受强夯振动影响，在坡面局部产生了3个部位错落或八字形裂缝，均属后期堆填层内的浅层错落，错落体积小于200 m3，虽不致影响场地和拟建建筑物的稳定和安全，但对其产生的再次错落必须重视。经验算，西侧高边坡在干燥状态下处于极限平衡状态，但在灌溉水入渗饱和及地震等不利条件下，将处于失稳状态。因此，必须要进行该边坡的治理。
场地上游东西两条分水岭之间流域面积约0.35km2，平均坡率0.3左右，集中暴雨时上游来水将对场区产生洪水危害，并且场地西侧冲沟为沟谷汇水的唯一通道，该冲沟被南侧一条人工填筑的土桥所阻拦，一旦形成汇水，也将危害西侧边坡稳定。
本工程场区的环境影响主要为：西侧30m高边坡在浸水及地震等不利条件下的失稳滑移和场地上游沟谷洪水泥流侵害。
3．西侧边坡失稳滑移的治理
3.1边坡的最小稳定安全系数
参照《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02)、《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274-2001)和《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之规定和本工程的重要性，将边坡的最小稳定安全系数取为1.2。
3.2边坡的稳定验算
根据西侧边坡的工程地质剖面（C1-C1断面，C2-C2断面）及各层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对西侧边坡的稳定性进行验算，验算采用瑞典条分法，并且考虑8度地震影响（表1）。
西侧边坡稳定计算表
表1
断面
最危险滑动面
安全系数
圆心X(m)
圆心Y(m)
半径R(m)
C1-C1
0.564
27.456
27.461
0.912
C2-C2
-2.073
43.526
区域环境质量范文第4篇
我们认为环境金融创新将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模式、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制度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创新活动,如“碳金融”创新交易实践就包括了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合作等多领域的创新。此外,除了在银行信贷、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领域里进行环境金融创新以外,还可以运用包括环境产权交易市场、中小环境科技企业融资、环境知识产权抵押融资以及环境基金、风险投资、海外资本市场、中小企业集团债券等环境金融创新形式。[10][14][15]另外,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会导致一项企业或项目因为忽视环境、资源和生态因素而遭受谴责、处罚、成本增长甚至失败,如小火电、小造纸、小化工等企业因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被关停,这一过程会给金融机构融资资金带来风险。因此,在一般传统融资项目中,金融机构也需要针对环境需求、环境影响和环境监管的变化进行项目评估和业务操作层次上的创新。金融机构的环境金融声誉理论模型Tadelis(1999)的研究指出,声誉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其形成需要长期积累并付出艰辛努力,是具有价值的企业最主要的无形资产类型。DunbarandSchualbacb(2001)的研究认为,声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声誉源于客户、供应商、投资人和政府等各利益关联者对企业的综合评价,一般来讲,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收益状况、诚信状况对企业声誉有着重要影响。随着环境保护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提高,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因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形成其声誉的重要影响因素。Fombrun(1990)的研究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意识与能力已经构成对其声誉形成的重要影响。BrownandDacin(1997)的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影响企业声誉,并因此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服务的认同与选择。SenandBhat-tacharya(2001)、MohrandWebb(2005)等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影响企业声誉,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行为及价格定位。[16]与一般企业比较,品牌和声誉等无形资产对于从事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而言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利用一切机会树立客户信心和政府监管信任,除了保持经验安全、防范风险意外,随着人们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要求的提高,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也是金融机构树立品牌形象、积累良好声誉的重要方面。金融机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属于金融机构的重要社会责任,金融机构的环境意识与行为除了影响其金融创新市场选择之外,一项重要的影响是其企业品牌声誉,并潜在地影响其市场地位、产品定价和长期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中,“赤道原则”为金融机构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制定了基本原则。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的金融机构必然能够树立负责任企业的形象,从而提升企业声誉,取得消费者市场选择和政府监管的充分信任,提高金融机构的品牌价值,间接为企业创造收益积累基础条件。因此,金融机构的环境金融业务一方面需要从市场角度进行金融创新,另一方面也应从社会责任和企业声誉角度形成环境行为的自我道德约束。政府的公共环境金融理论模型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税收等行政渠道,但税收等形式的政府财政收入受到税法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各个区域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在需要增加开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金融渠道筹集资金,以获得政府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再配置,我们可以将政府这种通过金融渠道筹集资金并用于公共支出的方式称为公共金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环境属于公共品的范畴,需要通过政府财政形式的公共支出来保障供给。但是,我们认为政府公共财政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便是完全需要由政府负责提供的环境公共品,也可以通过金融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以政府和金融的共同力量结合使环境产品与服务获得更充足的供给,在时间与空间上提高资源在环境领域里的配置效率。政府可以通过向公众或商业银行发行环境治理债券等金融形式筹集资金以保障环境投入,我们将这种由政府以金融方式进行的环境投入称为公共环境金融。我们认为政府尤其是区域政府可以运用公共环境金融并按照各区域的环境需求进行投入,通过区域环境质量的提高吸引各方面投资并使本区域各项要素增值,增强区域的要素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增长,偿还环境金融融资资金。[18]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区域性视角,我们下面的实证分析将基于以下假设:假设1: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与区域环境质量具有关联性,即区域金融发展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负面或积极的影响。这一假设暗示,如果在区域金融发展中金融机构与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没有环境因素的关注,则会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如果通过金融视角和金融环节关注环境、制约环境损害行为、激励环境改善,则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关注环境问题,有利于环境事业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假设2:区域环境金融投资能够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即通过金融方式筹集资金对环境领域的投资能够对改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传统理论认为环境治理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责任,财政投入是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资金来源,尽管已经存在金融来源的环境资金投入,但是环境金融投资对环境改善的作用程度必然受到其规模和方式的制约。因此,这一假设事实上暗示如果环境金融尚未对环境质量改善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需要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使环境事业能够更多地利用金融这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融资渠道获得更充足的资源配置。假设3:环境金融具有区域性特征,即处于不同经济区的省、区、市环境金融规模与形式存在区域差异性。环境金融应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知程度、市场化水平、公共服务能力等因素相关,中国不同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而环境金融在不同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应存在差异性。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以及国家环保局的环境统计年报对于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状况的统计主要包括气体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和固体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等指标,我们认为其中空气污染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涉及范围最广,是最具综 合性的环境质量指标。空气质量指标中“二氧化氮含量”的来源既包括工业源又包括生活源,主要由广泛使用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燃烧产生,而且是国家统计局城市空气质量指标中的氮氧化物含量指标,能够较为综合地反映区域环境质量。因此,我们选取“二氧化氮含量”指标表示各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需要说明的是,“二氧化氮含量”指标表明的是环境受污染的状况,因而其为负向指标,即该指标越低表明环境状况越优,反之亦然。“人均区域金融业产值”综合反映了各类金融产业、各类金融业务的发展水平,较能综合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选择这一指标作为代表区域金融的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包括内地29个省、区、市(由于数据缺少而没有包括青海、2省、区,以下相同)的相关数据,未加特别说明的数据时间均为2007年度。我们建立如下式(1)的计量分析模型:(式略)其中:Q代表以“二氧化氮含量”表示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F代表以“人均区域金融业产值”表示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从实证检验的结果中我们发现,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5%水平上对区域环境质量水平有较为显着的解释作用,对于我们的基本假设1,实证检验结果首先表明区域金融发展状况与区域环境质量有着较为显着的关联性;其次,我们发现解释变量“区域金融业产值”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值,由于环境质量指标“二氧化氮含量”为负向指标,因此说明区域金融发展尚未将环境问题作为重点考虑的因素,目前的金融活动没有重视环境因素,金融机构尚未在其业务活动中将环境作为关注目标,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无论通过自身的直接作用或是通过其融资业务的间接作用都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检验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目前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提示我们可以从金融角度关注环境问题。环境金融的区域环境质量效应实证分析中国目前各区域针对环境治理的各项投资来源中,来源于金融方面的投资是否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做出了显着性贡献是我们关注金融影响环境问题的又一个主要方面。因此我们将进一步对中国区域环境金融投资状况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将以区域环境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仍然采用空气“二氧化氮含量”表示区域环境质量;采用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区域2006年度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数据,以“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等形式的环境投资,各投资来源指标均采用各区域的人均数据,“银行贷款”即环境金融形式。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采用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指标为2007年度数据,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指标为2006年度数据。我们认为,区域环境金融投资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相应的影响存在1年的时滞是合理的。我们建立如下式(2)的计量分析模型:(式略)其中:Q代表以“二氧化氮含量”表示的区域环境质量水平;Fj(j=1,2,3,4)分别代表“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等形式的环境投资,F4即为我们要检验的环境金融投资。数据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所显示的实证检验结果中,我们发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4项指标中,“排污费补助”和“政府其他补助”两项来源于政府公共支出的项目,分别在10%和5%水平上对区域环境质量水平具有较为显着的解释作用,而“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来源的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作用均不显着。表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环境金融尚未对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做出显着性贡献。同时,由于我们所采用的表示环境质量水平的指标空气“二氧化氮含量”为负向指标,而政府投入中发挥最显着作用的“政府其他补助”对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的影响为正,说明各区域政府的环境投资仍为被动模式,是迫于环境压力而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公共环境影响行为处于起步阶段;同时,这一检验结果也暗示中国各区域未来需要向统一环境投资规划、环境风险防范、预先环境投入、优化环境质量主导的环境投资主动模式转变,以提高环境投资及环境影响行为的效率,降低环境投资和环境影响行为的成本。环境金融的区域效应实证分析尽管我们的上述实证检验显示中国各区域环境金融投资尚未对各区域环境质量改善产生显着性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仍然关心各区域间环境金融投资水平是否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即发达区域是否已经先于欠发达区域开始重视环境金融的投入,从而检验我们基于基本理论分析对于环境金融区域性特征的认识和假设。实证分析将以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表明各经济区域性特征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以上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来源中的“银行贷款”指标各区域人均额表示;区域虚拟变量则包括表示东部、中西部区域的虚拟变量等反映区域性特征的相应指标设定。我们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来表示不同的经济区域特征,将青海、外的中国内地29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西部2个区域①,分别以RGi(i=1,2)表示东部和中西部虚拟变量,则有:(式略)依据前述理论分析和基本假设,我们建立环境金融区域效应分析的计量模型以对理论分析、模型和基本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基于年度时点水平建立基本计量分析模型如下式:(式略)区域环境金融投资的东部效应和中西部效应均达到10%的显着性水平;东部经济区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中西部经济区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东部区域的区域环境金融投资水平普遍明显高于中西部区域。尽管实证分析第二部分的检验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区域环境金融尚不能对区域环境质量产生显着性影响,但是环境金融区域效应的实证检验仍然表明环境金融具有显着的东部、中西部区域效应,即东部省市区域的人均环境金融投资额普遍显着性高于中西部省、区、市。一方面,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仍属以制造业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对环境和资源的消耗也带来了对环境治理投资的相应需求;另一方面,东部区域随着经济、社会的领先发展已开始更多地运用金融方式增加对环境的投资,改善和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
中国当前阶段环境金融总体未对环境质量改善发挥显着性作用。根据理论分析,我们认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可以通过环境金融创新、金融机构环境金融声誉、政府公共环境金融等多个方面、多种形式对区域环境建设和区域环境改善产生影响。首先,对于能够私人化的环境需求,可以进行环境金融的商业模式创新,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使企业、个人的环境需求以一般商业金融方式得到满足,并形成正常的商业金融循环模式,类似实践中《京都议定书》配额项下的碳金融交易形式等在形成环保新机制的同时也在促进金融创新和开辟金融业务新领域。其次,对于正常的融资活动,基于市场声誉的考虑,尤其是在未来中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国际化过程中,金融机构需要增强其环境领域里的社会责任意识,遵循国际间已经达成一致的环境保护共识,形成系统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金融监管部门也可以对金融机构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强制性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环境影响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公共监管以及激励。再次,对于政府财政所承担的公共环境供给,可以通过政策性环境建设金融或商业性环境建设金融补充政府财政在环境投入方面的资金不足,也可以采用发行环境建设公债等融资方式,利用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未来公共收益偿还融资
区域环境质量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社区；综合干预；精神分裂症；服药依从性；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 R473.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8-63-03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严重精神疾病，病程多迁延，有反复发作或不断恶化的倾向，除了精神症状外，往往社会功能不同程度的受损，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给其家庭和社会也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Romney等[1]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首先是精神症状的控制，其次为服药依从性。有研究[2]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维持治疗1年内的复发率为40%～50%，单纯依靠抗精神病药不可能完全解决患者的康复和复发问题。为探讨开展社区综合干预的可行性康复措施，并评价其干预效果，本研究对112名经系统治疗后出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社区综合干预，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1年12月在新会区第三人民医
院出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112例，男61例，女51例，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56例，本研究经过医学伦理委员批准，及患者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入组标准：（1）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3]；（2）目前在社区与家属生活在一起，受教育程度均在小学以上，有接受精神卫生健康教育的能力；（3）取得患者与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严重的躯体疾病、人格障碍、酒精或者药物依赖者。
1.2 方法
社区综合干预措施成立监护小组，包括患者家属、镇卫生院精防医生、乡村医生、村残联干部、村民政干部、村治保组长等组成，对研究组的每例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康复方案。由经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科医师对监护小组成员进行集体式授课培训，每位乡村医生负责本村精神分裂症患者，每月上门家庭干预1次，持续时间1年。干预内容包括药物依从性干预、家庭健康教育、心理干预，向家属提供应对技巧，对患者提供社会技能训练指导和应急处置。主要包括：（1）药物依从性干预：讲解疾病的发病诱因、预防、治疗等知识，使患者对自身疾病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向患者及家属反复说明连续、系统的药物治疗是预防精神病复发的关键，交代服药中注意事项以及可能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的一般表现和处理方法；提供药物维持治疗，由本院精神科医生进行定期随访并发放药物。（2）家庭健康教育：鼓励患者家属多给予患者关心和照顾，使患者获得良好的家庭支持和关怀，感受到亲情和温暖，并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讲解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婚恋和生育问题，鼓励患者正确认识自己的疾病，不管别人怎样看待，努力做到自尊、自爱、自强。（3）心理干预：医生定期对患者进行解释性支持性心理治疗，帮助患者分析发病的诱因，指导如何正确发泄愤怒、控制情绪及正确对待生活、家庭及工作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帮助，促进心理康复。（4）社会技能训练：鼓励患者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针对患者进行药物管理、个人卫生管理、购物及使用交通工具。（5）应急处置：对有肇事肇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由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派出精神科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干预，包括药物不良反应的紧急处理、言语干预、紧急药物治疗和保护性约束措施等，必要时联合公安或者派出所工作人员采取紧急住院治疗。
1.3 调查项目及测量工具
采用服药依从性调查表、再次住院调查表及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4]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在干预前后调查患者服药情况、再次住院情况及生活质量各评定一次。
1.4 统计学方法
将所有资料输入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研究组平均年龄（34.9±15.2）岁，平均病程（6.4±1.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6±0.6）年。对照组平均年龄（36.2±15.4）岁，平均病程（6.0±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4±0.6）年。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受教育年限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比较（表1）
3 讨论
社区综合干预是以社区为基础，在坚持药物治疗的过程中，动员家庭和社会力量，开展对精神病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康复，帮助患者建立巩固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的一种实用的服务模式。只停留在单纯药物巩固治疗的水平上，对患者的全面康复是有限的，应该积极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患者预后及复发，不仅与药物维持治疗有关，而且与家庭及社会对患者的态度有关，社会支持能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应付压力的能力和社会功能。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的控制和预防病情的复发不仅需要抗精神病药物的维持治疗，更需要患者保持较好的服药依从性。通过社区综合干预，使患者和家属对精神疾病有了正确的认识，引导患者将病情好转与服用药物联系起来，使患者意识到服药的重要性，由被动消极治疗变为主动积极治疗，提高服药依从性[5]。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再次住院率（16.01%）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再次住院率（42.86%），说明通过社区综合干预可以有效降低精神分裂症患者再次住院率，这与相关研究[6]结果一致。
医学的目的不应该只是延长生命，更应注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其社会功能。有研究[7-8]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与精神症状呈负相关，与整体功能恢复呈正相关。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区中如不及时给予综合干预措施，精神症状易复发，加重服药依从性的缺损，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其社会功能的进一步下降。通过社区综合干预，可以改变家属及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增强其治疗疾病的信心，减轻了病耻感，可以提高患者应对生活事件的能力及家庭对患者的应对技能，改善患者家庭中的亲情关系，提高患者的生活和社交等多方面的能力，减少患者在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等心理社会应激，增加社会支持的力度。研究组患者经社会技能训练后，社交沟通能力提高，适应性增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明显，亦与相关研究一致[9]。本研究GQOLI-74评分显示，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在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方面显著高于自身干预前水平，与以往研究[10]结果一致，表明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采取相应的综合性社区干预及康复措施，能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
总之，在社区中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综合干预，能够降低其再次住院率，有效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及其生活质量，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Romney DM.Psyehosocial functioning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in sehizophrenia：a Reanalysis [J].Schizophrenia Bulletin，1995，21（3）：405-410.
[2] 陈彦方，宫玉柱.心理教育对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影响的4、5年观察[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0，33：175-178.
[3]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第3版.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2001：75-78.
[4]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12（增刊）：74-81.
[5] 王国华，崔丽娟，江志君，等.加强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对患者治疗依从性影响[J].现代护理，2007，13（8）：2078.
[6] 王兴元，汤丽君，范荣珍，等.健康教育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陪护家属心理健康的影响[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0，16：68.
[7] 王延祜，唐济生，柴新生，等.社区综合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康复效果的对照研究[J].精神医学杂志，2009，22（4）：244-246.
[8] 施季华，曾祥莉.医院、街道联合干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社会功能的作用[J].中国社区医师，2010，12（1）：143.
[9] 翁永振，向应强，陈学诗，等.精神分裂症院内康复措施及其疗效的一年随访[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2，35（1）：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