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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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的性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统计体制 改革 新经济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创新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创新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在新经济情况下，企业统计的改革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企业统计要改革传统的统计观念

新经济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观念变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统计观念的束缚，以新的理念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新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统计观。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哪些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企业统计服务对象的改革

企业统计是为谁统计呢？我国的企业统计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也有过多次变革，但统计服务对象始终是政府，也就是说企业统计一直是为政府统计的。

在新经济下，由于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的统计主体不同和统计目标的不同，从而导致行为方式不同。作为官方统计行为，在搜集企业信息时，应尽快摆脱对企业报表的依赖，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统计力量以及依靠民间的统计机构力量，采用适当的调查方式和科学的估算方法，以获取客观真实的统计信息，其统计行为直接对政府负责。作为企业统计行为，应摆脱官方统计的束缚，尽快建立适合本企业的统计行为方式，其统计行为只对本企业负责，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就是企业，具体包括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合作者、供应商和客户等。

2.企业统计内容的改革

企业统计什么呢？企业统计工作过去以企业内部信息为主，其统计内容主要是对劳动成果的核算、劳动要素投入的核算、资金存量与流量核算，以及投入产出的分析等内容。高科技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企业统计内容适应新经济的时代要求，满足新经济下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需要。

在新经济情况下，企业统计内部信息内容也面临着变革。除了传统的成果统计、条件统计、存量与流量统计，以及投入产出统计等内容外，应进一步体现出新经济信息特征。如反映高科技含量的设备科技水准统计、产品升级换代周期统计等；反映知识经济的人才创造力统计、无形资产统计等；反映信息化、网络化的企业虚拟运作统计、电子商务统计等；反映人本主义的企业凝聚力统计、企业文化统计，以及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措力统计、资金增值力统计、企业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统计、环境成本统计、企业创新能力统计等等。

3.企业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

如何进行企业统计呢？传统的企业统计分析方法以描述统计为主，调查方法基本采用全面调查，极少采用推断统计方法。在新经济情况下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应体现统计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意识，实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以增强企业统计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统计的过程是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三大环节连接的过程，是与广泛的经济信息打交道的过程，因此，企业统计信息的采集、处理以及分析方法和手段面临着改革。

(1)统计调查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在新经济情况下，由于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多变性，企业要想及时捕捉各种有效信息，仅仅依靠全面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应该更多地采用非全面调查。因此，企业应建立以抽样调查为主的统计调查体系，在采集企业内部信息时，凡是没必要采用全面调查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全面调查的，均宜采用抽样调查，在采集企业外部初级信息时必须完全采用抽样调查。

(2)统计整理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传统的企业统计加工整理是将采集的信息分门别类地设置统计台账并加以汇总，其工作过程是以手工操作为主。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给统计整理手段带来巨大的变革，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实现统计信息加工整理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在高频率、快节奏、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统计要想很好地满足社会对其信息的需求，除了进行及时、准确、完整的统计调查外，还必须进行快速、科学、有效的统计加工和整理。因此，我们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统计加工整理相结合，建立企业数据库系统，以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基本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

(3)企业统计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在新经济情况下统计分析方法应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传统的以描述统计和静态分析方法为主的统计模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了，应该增加现代统计预测方法、决策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加强企业统计的推断能力和动态分析能力。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健全的电脑网络系统以及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能力使统计分析工作与数据的采集和整理三大环节同步进行，从而大大缩短统计工作链，极大提高统计效率。在新经济情况下，现代企业统计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如SPPS、SAS、EVIEW、STATICA等）可以充分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为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优质服务。

4.统计信息源的改革

由于我国部门、行业和社会组织统计间还没有形成相互合作、相互服务的良好机制，企业统计单兵作战，造成了很多丰富的统计信息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传统的企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统计机构来获得，企业内部统计机构主要完成内部信息的采集。在在新经济情况下，企业外部信息采集成为企业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庞大而又复杂的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企业内部统计机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无能为力了。因此，在加强企业内部统计工作建设的同时，还要充分开辟其它的信息源，充分利用统计市场的资源，比如利用民间的调查公司、利用高校的统计力量、利用政府的调查机构，同时还要积极收集各种渠道的二手数据，充分扩展信息渠道，使企业统计在信息化的社会环境里发挥巨大的作用。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统计网络平台，实现统计调查手段的现代化，建立信息调查网页，使统计在线调查日常化，便于企业能够随时掌握一些常用的信息。

统计观念改革实质就是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这三个基本观念的改革，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发展，统计观念也必将随之不断的改革，逐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二、企业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提高统计生产力、改进统计生产方式的关键。新经济不仅促使人们的统计观念变革，同时也对统计制度、统计体制改革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新经济要求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以解放统计生产力、适应现代化管理为宗旨，建立健全现代化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全面满足现代化企业统计的需要。

1.企业统计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我国企业统计制度改革历程来看，明显地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多数企业统计依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计制度，把企业统计只理解为统计报表制度下的企业统计，对现代企业统计的职能缺少充分的认识。即使有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现实统计制度的束缚，未能使企业统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现实的统计制度是两种统计行为并存，即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并行于企业中，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现行的企业统计制度使企业统计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决策的参考作用就有所减弱，或者说就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统计模式属于报告式统计，以满足官方统计报表为主，对企业自身管理的需求不足。因此，企业管理者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漠视企业统计，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统计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报表上报任务，将其视作工作中的负担。因此，以应付的心态对待企业统计，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二是过分“重视”企业统计，由于企业统计是上报数据，企业领导特别是国企领导将统计数据视作政绩，以权定数、虚报瞒报，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

在新经济情况下，企业内部的两种统计行为并存的统计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统计职能的发挥，一方面使官方统计数据真实程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自身统计工作受到干扰。因此，现代企业统计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自我需要的信息型统计。而政府在搜集微观统计信息时，对待大型企业宜采用垂直在地统计方式，对待中小企业则利用民间独立统计机构，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企业的统计信息。这样，既能较为有效地保证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也使企业统计从统计报表制度中解脱出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2.企业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现行企业统计体制在较大的程度上还依然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统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对企业实行统计工作方面的领导职能。市场经济下企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人实体，企业的统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完全是企业自己的行为，政府无权干预。在新经济情况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

三、企业统计理论改革

传统的统计理论以统计指标为主，忽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统计分析理论停留在统计指标的结论性的总结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和推断分析，量化分析停留在较低处理层次。在新经济情况下，统计改革应该以统计理论改革为先行，为统计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改革意识的高素质统计队伍

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现代化企业统计人员应具备基本素质是：

1.具有现代统计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知识。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应用能力。

3.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

4.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并熟悉国际统计惯例。

5.具有现代统计改革意识。

6.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变革与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改革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柳杰民等:市场经济下企业统计改革的探讨[J].南京经济学院院报，2003年3期

[2]张彦伟: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探析[J].南京经济学院院报，2003年4期

个体经济的性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韧性 应激 韧性概念 韧性结构内涵

应激理论表明应激源可以是重大的事件(战争、灾难、贫穷)，也可以是日常琐细（人际交往不和谐、恋爱失败、受人排挤等）。由此可见，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创伤、悲剧等生活逆境。面对这些，人们怎样承受和度过这一危机时刻？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为什么许多身处逆境的儿童并没有被打倒，甚至发展成为“有信心、有能力、有爱心”的人？关于这些问题，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到今天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研究主题——韧性（resilience）。发展心理学、咨询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众多领域围绕这个主题做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形成了对个体面临逆境时应激心理反应研究的独特视角。本文将从韧性的起源、概念、理论与内涵、测量、发展趋势等方面对韧性的研究成果做一回顾与总结。

一、韧性研究的起源

纵观应激研究过程，从应激理论模型可以发现，韧性的概念是从应激理论的研究中发展而来。Selye(1956)提出的应激反应模型，该模型把应激看作是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生物学反应现象，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研究重点是应激产生的躯体症状。应激的刺激理论模式：该模型将应激定义为能够引起个体经常反应的外部刺激，比如，工作失业、比赛失败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研究者往往看重应激源。Holme(1967)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家Lazarus(1978)提出的应激的CPI模型，即认知－现象学相互作用模型。此模型强调个体对应激的认知评价过程，认为思维、经验以及个体所体验到的事件是决定应激反应的直接动因。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研究重点看重认知对应激事件后心理反应的影响。应激系统模型，它采用系统的观点来了解自我调节系统，从而实现了内部平衡状态的控制。即系统会采取自我调节行为来恢复到理想状态。Carver和Scheier(1982)把应激系统模型应用于健康心理学中，创立了应激心理学研究新模式。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研究者主要针对长期处在严重困境和压力之下，个体发展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促进了韧性作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的确立。

由以上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前三者的研究侧重调查逆境的压力、疾病、缺陷。后者研究侧重研究处境不利儿童群体差异和个体差异，挖掘个体自身的优点和潜能。由此可见韧性是结合了应激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它摒弃了以往病理心理学模式转而倡导积极心理学思想，开启了个体面临挫折时应激心理反应研究的新概念。

二、韧性的概念

韧性概念是在对抗性、易染性、应对和抗压力的研究中逐渐发展而形成的。从危机应对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保护性因子对个体发展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此起初使用的是保护因子，保护机制概念。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许多研究者逐渐用resilience来代表保护因子和机制。

韧性是个复杂的现象，目前对于韧性界定仍然不够清晰。对于韧性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作为人格特质的韧性，如把韧性定义为一种能够从痛苦的经历中恢复、甚至获得力量和成长的能力。

2.作为适应过程的韧性，如Luthar等人认为，韧性是指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是个体面对重大生活逆境，保护性因素之间相互作用，致使个体积极适应的过程。

3.作为适应结果的韧性，如Fonagy，Steele，Higgitt等人，描述韧性是在困难状态中的正常发展。Rutter将韧性描述为处于高危环境中个体，积极的、发展性的适应结果，这些结果有时比预期的还要好。无论是把韧性定义成能力、过程、还是结果，都是在强调其行为改变是朝向积极的、正向的目标，是描述成功克服逆境的过程。

三、韧性的理论

韧性有三种理论模型，Lewis研究者指出韧性的理论模型最大的贡献有助于更加深刻的理解韧性的概念，并且为研究者了解韧性内涵提供理论依据。

Mrazek和Mrazek两位研究者形成了韧性的生态模型，这种模型结构是指危险因素和个人特质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者定义了十二种人格特质它是高韧性的内在特质：(1)成熟;(2)对于危险的快速反应;(3)寻找信息;(4)决定危险;(5)利他主义;(6)重新认知痛苦经历;(7)积极参与活动;(8)积极抵抗的能力;(9)对于关系的理解;(10)坚信被爱;(11)乐观、希望;(12)与不利影响的分离。

一年以后，韧性的生态模型得到发展，Flzch形成了生命循环的模型。Flzch指出个体一生经历八个阶段：出生、儿童期、青少年、单身、结婚、为人父母、中年期、老年期。每一阶段都有具体的挑战、责任、特点、要求人们恰当的适应与改变，以便有效的应对环境中的压力。

十年后，生态模型和生命循环模型都得到发展，Glantz和Johnson形成了韧性的转变模型，他们定义韧性为交互作用过程的结果。包括以下几方面:(1)具有韧性个体的个人人格特点;(2)外在资源；(3)个人特质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

三种理论模型，无论是生态模型、生命循环模型、还是转变模型核心点都在挖掘个体个人特质、应对技巧和外在资源，正是这些因素能够与生命中的转折点或者一些危险因素进行抗衡，最终达到良好的适应。可见，韧性理论的基础就是如果保护性因素在个体或者是个人环境中出现的话，危机中的个体能够克服逆境，保持积极适应。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保护性因素的研究感兴趣，认为韧性的内涵就是内外保护性因素。

四、韧性的内涵

韧性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内外的保护性因素。Rutter定义保护性因素是指影响个体调整、改善或改变其对危险环境反应的因素，这种调整、改善和改变的目的是对适应不良的预先应对，即防止适应不良的产生。因此国外研究者对于内外保护性因子做了大量的研究。

大陆学者，刘取芝，吴远根据以往的研究为基础，对保护性因素做了全面的总结。

1.保护性因素分成两类

(1)个性因素

个性因素是早期关于保护性因素研究的主要着眼点，指个体内部的，有助于逆境中的个体克服逆境并能积极发展的特质性因素。研究者们发现，内控性、高自尊、对未来的乐观展望、忠诚的宗教信仰等都是有韧性能力 (resilient)个体的个性特征。Tusaic和Dyer(2004)将个性中的保护性因素分为两类:认知因素(cognitive factors)和特殊能力(specific competencies)。

(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包括来自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更大的社会范围的积极因素。首先是家庭环境因素。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最初和最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是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婴儿期、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家庭经历的研究，研究者们发现了许多与家庭有关的保护性因素。其次是“学校环境因素”学校氛围也是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积极的学校氛围”，“良好的同伴关系”等对于韧性的培养非常有意义。再次是社区环境因素，社区环境同样被认为对韧性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成长于较差社区的孩子比成长于较好社区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消极的适应结果。

国外学者Polk根据韧性定义的发展，把保护性因素进行了重新的分类，从而帮助大家理解韧性动态过程。

2.韧性的内涵与结构应该分成四类

(1)性格类型，指那些个体具有的，作为保护因子的特质，包括身体与心理特征，如智力、自尊、自信和自我效能。

(2)关系类型，指那些获得社会支持的社交技巧、自觉服从社会规范和群体规范。

(3)哲学类型，包括有意义的人生经验、目标感和对生活的合理认识。

(4)环境类型，指与环境联系的应对策略、认知策略、问题解决策略、目标管理策略和预测事情结果的能力等。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将韧性的内涵与结构分成:一种关系——与家人与其他人保持一种良好的支持关系，这种关系能够创造爱和信任，能够规范角色，能够给予鼓励和让人安心，从而增强个人的韧性；一种能力——制定切合实际的计划一步一步实现目标的能力；一种态度——积极的看待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一种技能——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一种力量——一种控制冲动和强烈情绪的力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韧性的结构和内涵仍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韧性的内涵与结构正在不断的完善，由简单的保护性因素发展到对保护性因素进行分类、整理和建构上。

五、对测量工具的研究

韧性概念的不统一，导致了对韧性的测量有不同的思路，不同学者根据自己对韧性概念的理解，编制不同的韧性量表。韧性作为个人特质的量表，例如Wagnild， Young根据对适应良好的丧偶的老年妇女的研究而编制的成人韧性量表。韧性作为一种过程的量表，例如由Constantine等编制健康青少年韧性量表，主要通过测量个体获得的社会资源的丰富性程度来测量个体的韧性。目前国外比较流行的有Connor和Davidson的韧性量表已经在临床治疗中得到了应用和验证，它能较好地反映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 PTSD）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整体适应状况的改善，这个量表涉及到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变化、控制、精神影响等5个因素。 Block和 Kreman 的韧性量表权威性较高，这个量表因为题量少（14个题目）又可与其它人格量表一起使用而受到欢迎。

六、未来的研究方向

1.研究范围应进一步扩大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对于贫困家庭的青少年、离异家庭的青少年以及灾难后青少年的研究，今后研究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例如可以对癌症病、艾滋病、恐怖事件 、虐待、种族歧视等更多种类的高危情境进行研究。研究年龄跨度也应进一步扩大，由青少年扩大到中年人和老年人。例如一个老化研究发现，韧性强的老年人会认识到身体机能的衰退并不意味着生活走下坡路，收入低不等于不幸福，他们依然意志高昂，对生活很满意。

2.研究领域应进一步细化

韧性是尽管面临挑战、逆境，但能够成功适应的能力、结果、过程。后续研究者对定义中的成功适应这个状态提出了质疑，因为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并不能在所有的领域都显示出成功的适应，例如Luthar等人证明一些高危环境的儿童，在一领域中显示出积极适应，在另一领域显示出问题。由此可见研究者应该具体说明特殊的领域，应该澄清在一些领域的适应决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都积极适应。鼓励研究者越来越多的使用限制性的术语，例如“学业韧性”“情绪韧性”和“行为韧性”，从而不仅使得韧性的术语更加精确，而且使得韧性的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

3.研究理论应进一步完善

韧性的研究缺乏完善和坚实的心理学理论基础，韧性的结构、内涵、定义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每个测验的编制者都有自己的理论构想和操作性定义，致使韧性研究的推广性、可信性受到质疑。另外韧性的内涵的研究多数只停留在静态的保护性因素研究上，对于“韧性是如何产生作用”的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例如，韧性所涉及的这些保护性因素如何构成一个完整的动力系统，互相激发和促进的？未来研究的方向应该提出一种理论，此理论可以通过探讨保护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方式，去解释韧性，及把静态因素变成过程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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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的性质范文第3篇

随着相关鼓励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生产、生活质量水准的不断提升，4G技术应用行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逐步成型，一系列热点产业已初具规模，各行业对物联网的应用需求日益增加。4G是未来物联网通信传输技术的主流，未来发展空间广阔。与4G相关的公司迎来巨大发展机遇，美格智能（002881.SZ）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公司股票于2017年6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凭借资本市场的助力，美格智能竞争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通信模块领域超前布局

美格智能主营业务为以智能手机为主的终端产品的精密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4G通信技术开发服务和4G通信模块、智能终端的研发、销售。

通信模块的行业应用与通信网络的建设密切相关，预计2020年4G运营商的数量将增加近50%。4G网络将覆盖全球63%的人口。

4G通信模块是智能终端设备接入物联网的核心部件之一，美格智能基于4G通信模块拓展物联网产业链，由此进入智能终端市场。

国内4G通信模块市场刚刚兴起，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及先发优势的企业在行业内具有竞争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通信行业的不断发展，国内4G通信模块企业的研发生产能力得到很大提高，逐步参与国际竞争，未来4G通信模块行业将迎来较大的增长。

美格智能自成立以来不断拓展4G技术行业应用领域，以实现方案开发、产品设计以及生产、检测一体化、客户行业定制为目标。在通信、射频、数据传输、信号处理、平台软件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研发实力。

美格智能始终坚持在4G无线通信技术领域进行积极布局，2012年就率先与高通签署专利授权协议，成为国内首批开展基于4G/LTE核心模块的研发企业之一。

2014-2016年，公司4G技术行业应用的销售收入分别为3422万元、6822万元、12094万元，连续两年接近翻倍，同期4G技术行业应用的毛利率分别为44.93%、40.57%、47.99%。这项较高毛利率的业务快速扩张，在全部收入中占比不断增加，带动了公司业绩提升。2014-2016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0310万元、38850万元、47965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462万元、3184f元、4671万元，均持续较快增长。

精密组件优质客户不断增加

美格智能的精密组件业务主要应用于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移动智能终端市场。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智能终端市场规模、发展趋势、出货量直接决定了相应精密组件产品的市场需求。

随着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制造领域国际化和部分优势品牌成为行业领导者，市场趋向集中，手机市场前五大品牌的市场份额超过 80%。这些行业领导者对精密组件供应商的产品品质、研发实力、价格水平、交货期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规模相当的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近年来，精密组件市场呈现规模较小、缺乏核心技术的企业被淘汰的趋势，优质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提升。

由于国产智能手机竞争力的提升，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出货量大幅增加，国内智能手机精密结构件的产能需求旺盛。平板电脑、智能硬件等其他智能终端的普及，也对国内中高端精密结构件厂商提出了更高的产能要求。

随着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更新和升级，精密组件作为高度定制化的非标准件，需要根据下游终端产品的规格、参数、技术要求进行设计和生产；同时，消费电子行业厂商对于产品交货期的要求很高，能否满足大规模订单并保证交货及时性是其选择供应商时重要的考核指标。美格智能秉承以客户为核心的理念，与客户建立了高效、快速的双向联动机制。

个体经济的性质范文第4篇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摘要：经济适用房是国家的一项旨在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制度，这项制度本是一项较好的惠民政策，但由于执行上的种种困难，目前其去留问题都饱受争议。目前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表现为供给小于需求；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购买经济适用房，导致大量空置。这两方面构成了一个悖论。笔者从产品的非同质性出发，以规格的高低作为区别属性，将经济适用房市场划分为高规格市场和低规格市场，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降低资产专用性是解决经济适用房空置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经济适用房；空置问题；建设规格；产权；资产专用性

“房价、教育、医疗”最近几年一度被誉为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新三座大山”。在城市，目前出现了大面积的中低收入人群买不起房，为了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问题，国家推出了经济适用房政策。这一政策本该受到符合条件的人群的欢迎，但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经济适用房极度的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却又是经济适用房的大面积空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供给既小于需求又大于需求。供给与需求的这一悖论是如何产生的呢？其是否真正构成一个悖论呢？这一矛盾需要如何解决？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一、经济适用房供求矛盾的本质

当下经济适用房供求之间的矛盾，在表面上违背了当下的经济学原理。因此，要解释这一矛盾，我们需要首先对经济学中供求的原理做以解释。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其中一个必备条件就是产品同质。显然，市场上的经济适用房不具备同质性这一条件，也就是产品具有差异性。如果我们根据这种差异性将市场进一步划分，问题将可以得到解释。

市场上的经济适用房可能在多种属性上表现出差异，但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笔者只提取规格这一属性，按照经济适用房规格的不同，笔者将经济适用房市场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市场，高规格经济适用房市场和低规格经济适用房市场。根据目前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供小于求是高规格经济适用市场上的特征，供大于求是低规格经济适用房市场上的特征。这是两个不同市场上的特征，而不是统一市场上共同出现的特征，上例中显然混淆了这种关系，导致我们认为其中出现了悖论。事实上，在经济适用房整体市场上表现出的是供小于求。

二、高规格经济适用房将导致投机行为

本节将分析价格限制对经济适用房市场的影响，以及价格限制下建设高规格（本节及以后章节仍沿用上节中规格这一属性对经济适用房进行分析）经济适用房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的分析将从没有经济适用房政策时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即假设就以商品房的标准建设经济适用房，在进行价格限制之前，其供求曲线即为商品房的供求曲线。如图1。

在进行价格限制之前，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为PO，供给量等于需求量为QO，在E点供求达到平衡。现在对价格进行限制。价格限制为P2( P2<PO)，此时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为Q2，但建筑商愿意供给的数量只有Q1，所以消费者只能得到Q1的经济适用房，出现了供给小于需求，此时只要出价高于P2的购房者均有机会买到经济适用房，出价高于P2的购房者之间将出现竞争。产权经济学家巴泽尔将竞争的对象界定为处于公共领域的产权，他认为价格限制会使一部分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只要人们界定产权的成本小于产权所带来的价值，人们就有动力去界定这种处于公共领域的产权，攫取置于公共领域的这种资源。回到本例，在图中消费者只能支付货币P2，愿意支付的货币高于要求支付的货币，这样人们就有动机去花费资源来将出于公共领域的产权据为已有，巴泽尔认为愿意支付和要求支付的这种差额(Pl-P2)将用时间来支付，即通过排队来解决。当然，排队是一种解决办法，但在界定经济适用房购买人资格的交易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寻租行为、道德风险行为更是一种普遍的界定产权的方法。这样就导致经济适用房被那些出价较高，且具有寻租能力等的人获得。在图1中他们为出价高于Pl的这一群人，他们大多是一些投机者，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的中低收人群体由于不具备寻租等能力而未能购买经济适用房。这个结果显然与国家制定经济适用房制度的初衷相悖。

三、低规格经济适用房将带来政策效率

当降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规格之后，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每一价格下经济适用房的需求量的降低，表现为需求曲线的向内移动，新需求曲线为图2中的Dl。此时，供给量仍为Q2，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的经济适用房数量仍为Q1。但有一点发生了变化，此时凡是出价高于P3的购房者均可以买到经济适用房。较之高规格下的P1，此时购房者群体的收入已大为降低，即政策惠及到了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此外，此时出价高于P4的这部分群体再购买经济适用房已无收益，所以他们会退出该市场，投机群体数量减少。这对于实际需求者是有利的。

除了能达到政策目标外，较低规格的经济适用房也更有效率。在高规格的情况下，以排队、寻租、道德风险支付的价格为图中的P1-P2部分，这部分实际上并未生产出新的产品，是效率的直接损失。当规格降低之后，这部分的损失减少为P3-P2部分，效率损失也大幅度减小。

综合以上两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低规格建设经济适用房可使政策更多惠及到低收人群体，且更有效率，因而是一项较好的制度。

四、解决经济适用房空置问题的途径探讨

低规格建设经济适用房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每一价格水平下经济适用房的需求量的减少，即需求曲线内移，这使许多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这也放弃了对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我们还是用图来说明。如图3，在低规格情况下，需求曲线仍为D1，但在此规格下，我们可以制定一些制度来使需求曲线绕点P4旋转，比如旋转到D2处，此时在每一价格下需求的数量都将增加。但由于低规格的建设标准依然存在，仍可达到排除那些收入较高的投机者的效果。如此既可使政策惠及到低收人人群，又可解决经济适用房的控制问题。当然，图3只是一个理论的设想，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还有待论证。

根据我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购房人因特殊原因确需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由政府按照原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回购。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满5年，购房人上市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应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具体交纳比例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政府可优先回购；购房人也可以按照政府所定的标准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后，取得完全产权。

从该条中我们可以解读出经济适用房的资产专用性：首先，购买后不得上市出售，也就是说用于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这笔投资不再能够用于其他用途，而大部分中低收人群体购买经济适用房仅仅是为了一个过渡，过渡期之后，甚至购买后较短一段时间都有可能有意向将这笔钱投向完全产权房的购买或其他用途，但这显然受到限制；其次，转让的对象必须是政府，而转让条件也是由政府制定，权利与义务的高度不对称导致政府有较强的投机行为，对购房者造成合法伤害。这两点是经济适用房资产专用性的主要表现。

对于专用性资产，如果能建立有效地合同结构专用性资产的投资依然能够进行，但对于经济适用房，合同的主体是购房者和政府。前者的投资具有高度的资产专用性，后者在合同签立之后具有较强的道德风险，这显然不利于建立较好的合同结构，专用性资产很难得到投资，经济适用房的空置随之出现。所以，要解决空置问题，降低资产专用性是的必然选择。

五、对策与建议

综合前文的分析，笔者对解决经济适用房的空置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继续保持经济适用房的低规格建设，以排除投机行为，保证中低收入者能够买到经济适用房，保证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效率。

(2)在第一条基础上，放宽对经济适用房交易年限和对象的限制，降低经济适用房的资产专用性，以增强中低收入人群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达到经济适用房的市场效率。

作为市场行为与政策行为结合的产物，经济适用房不仅要达到市场效率，更要达到政策效率，这两个要求之间常常出现矛盾。以上提出的两点建议，能够在较大程度将这一矛盾化解，即达到了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效果，又为解决目前经济适用房的空置问题提供了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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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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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虹．经济适用房产权与收益问题研究．城市开发．2006.

6．张小敏，我国经济适用房产权问题探析．法制与社会．2012.

8．牛毅，经济适用房的产权研究，产权导刊，2006.

9．陈福新，城市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07.

个体经济的性质范文第5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在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对经营制度、领导体制、劳动就业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权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对企业中统称为工人阶级的各类工人的生活境遇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普通工人。1990年以来的大多数研究发现，在以市场化导向为目标的组织治理结构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获得（socioeconomicattainment ）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再分配者，而不利于直接生产者。普通工人不但在收入分配，而且在企业资产权力的分配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成为最容易被剥夺和地位最不稳定的弱势群体，而管理人员或经理的权力在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得到极大的增强。

本文关注的是：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普通工人地位受损以及经理权威主义的崛起会导致工人什么样的行动回应。工人行动选择的逻辑是什么？这些策略性行为是否会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对中国的社会走势与改革前景会产生非常关键的影响，因此，对于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地位变化及其行动回应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改革进程与相关政策设计的把握，使改革能够真正朝着有利于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的目标发展。

二、研究思路与分析的理论框架

地位受损与集体行动倾向性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宏观—宏观问题。本文在强调宏观层面的制度、结构因素影响的同时，在解释上主要是通过低于系统水平层次的个体行动选择分析来进行，并对个体行动选择的社会性结果进行分析，这一思路受到了科尔曼处理宏观与微观关系立场的启发（见图1）。

本文的分析侧重于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对于工人行动选择逻辑及其行动选择的形塑，试图通过经验研究将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之间进行有机的结合。

对于工人社会行动，特别是集体行动的研究和探讨，比较有影响的理论解释有五种：泰德·古尔的相对剥夺理论、斯梅尔塞的集体行动的决定要素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麦卡锡与查尔德等的资源动员理论以及马克思、列宁与葛兰西的集体行动理论。这些理论的概念与陈述可能各不相同，但其对集体行动原因的解释，基本可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比较强调个人心理及其特质因素，如相对剥夺理论与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另一种是比较强调结构（制度）因素，如斯梅尔塞、麦卡锡与查尔德以及马克思等的集体行动理论。这两种理论视角长期以来指导着对行动的分析，并存在着何者为先的争论。在对工人的行动取向进行分析时，本文提出了一个情境理性行动分析框架，试图在个体与结构之间进行联结。既强调对行动的分析要考虑个体的感受与选择，又认为这种感受与选择受制于制度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影响。

情境理性（contextboundedrationality ）被维克托·尼等界定为“行动者的行动选择是受到嵌入于制度环境的成本与收益计算的影响”，但仅仅强调制度是不够的，市场供求状况、结构等物质环境要素对于行动选择同样施加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情境理性界定为：行动者的行动是在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及其形塑的资源框架下，进行成本与收益计算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在本文中，情境理性中的理性，强调行动者的偏好和目的受制于情境的约束，理性具有多样性与变动性，即随着约束条件与机会结构的变化，理性的内涵也会发生改变；情境理性中的情境，是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立场上的情境，结构对行动者有约束，但行动者在结构中不是被动的。在实践上，行动者的行动有一种权宜性取向，即根据情境选择适合自己的行动，选择的准则不是收益最大化，而是满意、合适。行动者在情境约束下权宜性地选择合意行动的现象说明了结构约束是有一定弹性的。

形塑工人行动选择的情境要素有三大类：制度环境、物质环境、由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交互作用形塑的资源。情境与行动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动态的、过程的视角看，可以用图2中的图式来表示（见图2）。

三、研究对象和经验材料

普通工人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他们是具有认知能力（即有能力表现出作为社会成员理应具备的技能）和反思能力的行动主体，这种反思能力贯穿在日常行为流中，体现在行动者的推理意识和实践意识上，是情境理性的行动者。具体到笔者进行经验调查与个案访谈的企业中，普通工人主要是指具有工人身份并在企业中直接参与生产或辅助生产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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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企业个案访谈与调查资料。

文章利用了沈阳、上海、太原、广西4个省市5个经历了各种制度变革（尤其是产权变革）的国有企业的访谈资料。

第二部分：各类人员的访谈资料。

第三部分：问卷调查资料。

四、基本发现：无集体行动

李静君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一些国有企业的调查，从阶级经历角度分析了工人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劳动政治。她认为“集体无行动（collectivein-action ）”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政治形式，这种集体无行动表现为：冷漠、不合作、公共责任的侵蚀、积极性缺乏、缺工、工作场所的无效率。

对我们调查的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发现改制企业中确实也存在李所指称的集体无行动现象。

赫希曼（hirschman ）对消费者行动的研究中将面对组织绩效衰减时消费者或成员的行动回应分为退出与呼吁两类，这使我受到启发。我把观察到的工人的应对行动大致分作三类：第一类：服从。服从是案例企业中工人最为普遍的行动选择方式。

一种服从是认同企业制度变革及其目标要求，行为上表现为合作与投入的主动服从。被访谈的企业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都提到这是目前大多数工人所采取的回应制度变革及其结构性约制的行为方式。

另一种是消极服从。调查中发现，相当多普通工人的服从是消极的、无奈的。即工人虽然不抱怨，不退出，并服从制度安排对他的要求，但对企业制度变革的目标并不认同。

第二类：退出。退出作为一种行动选择在五个企业的工人中都存在，既有主动离开企业到市场经济中寻求新的获益机会的，也有在企业推行新的制度时权衡利弊以后的主动内退和待岗。

第三类：个人倾诉。个人倾诉是吁请（voice ）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吁请主体看，可以区分为集体行动与个人吁请。集体行动是那些旨在改变规范与价值的集体努力，是一种利益组织起来的行动，请愿、联名上诉、集体上访等集体抗议是常见的集体行动。个人吁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采取社会抵制、程序抵制、机器抵制等行动来表达不满，在行动上表现为消极不合作、缺工、效率低下等，这种行动的集合大体相当于被李静君所称为的集体无行动。另一种是个人倾诉，指采取个人抱怨，向管理者、管理者的上级表达不满与利益诉求的行动。

总体来看，案例企业大量存在的行动选择是退出与服从（一种可以称之为积极的无集体行动的行动形式）。这里的无集体行动是指没有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其具体表现形式为服从、退出与个人倾诉。而之所以称其为“积极的”，主要是因为：第一，正是这些大量个体行动的集合构成了中国社会总体上的稳定，使得改革得以继续推行；第二，相对于集体无行动而言，服从、退出与个人倾诉作为情境理性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对于行动者个人以及企业制度改革目标而言是比较积极的。

五、情境理性的行动者——对工人行动选择的解释

（一）惩罚性正式制度与“守法逻辑”

根据正式制度对工人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影响，可以将其区分为惩罚性正式制度与预防性正式制度。

惩罚性正式制度往往具有压制、惩罚的作用，一旦发生了这种制度所不允许的行为，会受到法律、法规及其背后的支持系统（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的惩罚。在社会学中，惩罚性正式制度被看做是正式的社会控制，其主要功能是对越轨实行消除和遏制，使人们遵从社会规范或国家法律。就其与集体行动的关系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消极的防范集体行动的社会控制机制。

惩罚性正式制度通过合法性机制对行动者的行动产生约束，合法性机制使行动者采纳在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形式、做法，行动者的这一行动逻辑可称为“守法逻辑”。

从制度指向的对象对于某种价值、信念、规范、定义体系的认可、支持而言，惩罚性正式制度下的“守法逻辑”是两种不同的合法性机制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承认制度变革及其相应的惩罚性制度安排的合法性，行动者因这种合法性而觉得没有必要进行集体行动，或把集体行动看做是违法的，好的公民应该守法。即行动者不是因为害怕不遵守制度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这样的制度是应该的，我把这种“守法逻辑”称作“认可惩罚性正式制度下的守法逻辑”（以下简称为认可性守法逻辑）。另一种合法性机制表现为行动者因为制度的强制性、威慑力而不敢进行集体行动，因为意识到一旦进行集体行动将会遭致惩罚，我把它称为“畏惧惩罚性正式制度下的守法逻辑”（以下简称为畏惧性守法逻辑）。

1.认可性守法逻辑

从企业层面看，工人对于惩罚性正式制度的认可主要基于其对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的认可。不仅在岗的工人对于惩罚性正式制度的实施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以换取经济上的获益，即使是下岗的职工，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意识到工人利益的争取首先必须是这种利益的存在，如果企业效益很差，那么这种利益几乎无从谈起。

企业对效益的追求不仅使其强化了惩罚性正式制度建设，增加了对员工服从的要求，也在这种追求效益的过程中产生了大批下岗、待岗、内退人员，从1993年开始，在以增强国有企业效益为基础的制度变革、结构调整过程中，下岗这个人们曾经陌生的词汇，已经演变为如今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下岗成为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的常规性事件，也成为工人随时遭遇的事件，相当多的工人也在下岗、待岗事件的常规化过程中学会了适应。

从国家层面看，对惩罚性正式制度的认可主要是因为相当多工人认为集体行动不符合共享性规定，是违法的，好的公民应该守法。工人并不是害怕不遵守制度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这样的制度是应该的。

罢工、请愿、游行、静坐等行为被工人界定为是不合法的，是“闹事”、“坏事”，合法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工作或生活，在碰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或不顺心的时候，要选择其他的行动来化解，认可性守法逻辑下工人的行动选择将是无集体行动。

2.畏惧性守法逻辑

从国家层面看，惩罚性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某种其不赞成的、被界定为危及到社会稳定与安全的行动进行压制。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一些压制或惩罚某种危及社会稳定、安全的惩罚性制度安排，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制度安排通过长期的理论教化与实践学习，使一些行动者充分意识到选择某种危及社会稳定的行动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行动者因对惩罚性正式制度安排的畏惧而选择制度允许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