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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农”问题 城乡经济一体化 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分化和发展不和谐问题凸现出来。其中城乡分割、工农失调与城乡发展不和谐不仅是国人关注的“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也关系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探索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出路。
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我们在解决“三农”及城乡一体化等问题时面临着极为沉重的体制障碍。一方面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人多地少,资本积累与投入不足,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量资金源于农业积累、农业耕地被大量占用。在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约束下,“三农”问题不可能单纯靠中央转移支付和从农业内部得到解决。本文就实施城市工商业向农业产业的渗透和扩散,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一、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资本困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下降,两者的脱节和摩擦更加严重。在讨论反哺政策时,总是强调向农村、农业“输血”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地培育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和竞争能力。另外,由于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信用质量低下,民间金融萎缩,农业产业缺乏竞争优势,因而汲取资金的能力极其脆弱。相反,由于工业相比于农业具有普遍的比较优势,农业资本从农村“外逃”至城市经济。这表明农村金融的脆弱性极其严重,其影响农村金融体系的造血和输血功能。为此加快金融体系创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困境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制度改革提升国家财政能力,对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现有的政府主导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梗阻现象,通过金融功能再造等多种手段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持
农业发展必须走科技之路,这是我国人多耕地少的国情选择,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自身选择。基于我国科技对农业支持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结合国外和农业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我国应主要强调生物技术、化肥技术和农药技术以及农产品加工技术对农业进步的影响。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建立农业项目科技进步基金;重视农业政策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技术推广的影响或作用;建立和形成对农民进行有效技术培训的制度保证;建立农村科技合作网络;加强农业技术专家的队伍建设。通过科技支农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科技农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三、农业发展与人力资源配置
由于体制的、历史的、制度的原因,“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和惯,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不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少且逐年递减,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薄弱。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因病致贫”现象严重,使得更多学有专长的人寻找一切机会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人才短缺制约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科技的进步与应用,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造成不利影响,从根本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鼓励城市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到农村发展,实现城乡知识、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共享,优化城乡劳动力结构和技术结构,提高城乡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合理的投资机制将对促进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
农村的发展不仅依赖传统农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而且还应引入新型的农业部门,如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无土种植农业等,融生产、生活、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从而在传统农业内部发展出一个多功能、多形态的农业集成体系。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扩大和开放型经济的纵深发展,农村经济结构、主要农产品供求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在区域上呈现了差异,因此,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使农业产业结构向市场纵深发展;农业经济向第二、三产业渗透,构造组织体系与生产经营方式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农业自然力的比较优势,通过科技投入和政策支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
五、农业产业化与组织创新
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综合经营体制,是城乡互动和彼此协调发展并不断向外溢出技术、扩展社会资本的动态过程。借助一系列中介组织(如农业种植协会、龙头企业等),把各类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延伸到市场,才能在农民、农业和农村中分离出异质型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从农业内部发展出不同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型,最终彻底解决 “三农”问题。其中,产业链的构建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环节。从制度和组织安排的方式上看,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合作社和“公司+农户”。合作社大多是中、小农户自愿联合,集体加工或销售。“公司+农户”模式一般是以经营农产品加工和购销业务的公司为核心,吸收附近农户组成生产基地,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总结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探索最优组织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组织;中介组织带动型组织;专业市场带动型组织;主导产业带动型组;科技带动型组织。
六、工业反哺农业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我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在反哺过程中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工农协调、城乡统筹发展的“反哺与互动传导机制”,把反哺看作是“直接反哺”和“间接反哺”的统一。前者是“政府有形之手”通过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改进农村公共设施,实施优质的主粮生产区工程。后者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农业产业化政策,培育农业的自生能力。与此同时,政府采取贷款优惠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知识、技术和产业服务,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工农产业的协调发展。间接反哺是把以农业、农村为依托的农业产业延伸至城市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与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向农业产业渗透和扩展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联接起来,更侧重政府产业引导下的市场的无形之手对专业化和分工体系的调节作用。探求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互动机制,是转轨条件下中国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举措。
七、城乡土地统筹与土地合理流转
从我国国情出发,分析和把握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保护耕地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土地占用之间的关系;协调建设用地和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降低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与保护农民利益的矛盾;在不同所有权条件下,消除地权歧视,统筹发展城乡土地市场;建立土地集约利用长效机制;实现农村产业组织与农地产权制度有效结合,维护农民权益的问题。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需要新思路,需要超越单纯的工业发展优先的认知范围。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通过多渠道支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中国的全面转型,推进社会全面转型,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强调经济转型。优化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这对于提高城乡社会和谐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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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三农”;途径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的重要论断。怎样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呢?
一、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的必然选择
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两个趋向”,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援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两个趋向”,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也是符合工业化一般规律的。在一定时期内,资源是有限的,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决定了有限的资源必然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产业方面。
有关研究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就是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主要标志有四各方面:人均GDP为700――1500美元,农业在GDP总值中的份额为25――15%,农业人口就业份额为55%――30%,城市人口份额为35%――50%。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这个阶段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而我国在2004年时人均GDP按当前汇率计算,估计达到1400美元左右,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4:86,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1.8%。2012年低,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元,城镇化率达到52.57%,财政收入突破?万亿元。这就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如果从道义或伦理角度讲,工业过去剥夺农业太多,现在有义务对农业进行补偿。但实际上,工业反哺农业还有其自身的原因,是工业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目前工业要摆脱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就必须激发或扩大农村市场,而要激发或扩大农村市场,就必须增加农民收入和对农业的投入。也就是说,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需要来看,必须城乡通盘考虑,总体规划,互为资源,功能互补,共同繁荣。为此,去年我们党的十报告上适时地提出了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人类科技所能预见的高度,农业仍是基础产业,农村发展的好坏,决定着工业、商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把农业与其他产业结合起来。由于第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那么实现一、二、三次产业的融合,现实中就是城市与农村的经济融合。这就意味着要破除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分割壁垒。为此,党的十报告上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化”目标,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并举的重要措施。在此基础上还对四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准确的描述,即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使“四化”这个整体系统在互动中实现同步,在互动中实现协调,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过去我们一直提工业化、城镇化并举,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造成的结果是大量的资源向城市集中,落后的农村几乎永远得不到改善。如若长此下去,就很可能会使中国陷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陷阱,尝不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馅饼。所以中央把城乡一体化作为我国跳出陷阱的重要举措适时地提出了。
二、城乡一体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而农村小康是全国小康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以及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原因等造成了城乡差距较大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两者之比为3.10:1,差距明显。二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有一定差距。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1%和40.8%,说明农村居民在提高生活质量和用于个人发展方面的支出与城市居民相比有一定差距。另外,2011年我国还有贫困人口1.28亿,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居民。三是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近年来,国家大幅增加了对农村的资金投入,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1.228万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19.2%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水、电、路、气、通讯等基础设施状况与城市的差距较大,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差距比较明显。四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较大。无论是保障体系的完整性,还是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距。
总之,在城乡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建成全国小康社会,应当按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对城乡统筹规划,全盘考虑,并将重点放在发展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激活农村消费市场,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在内需拉动的坚实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我国目前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城乡一体化有可能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几乎所有的主要方面都贯穿起来,所以,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首先,城乡一体化是攻克我国目前改革难题的助推器。1949年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2.6%,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钢产量是美国的0.2%、日本的5%,不到世界的2‰,按人均算不过0.25公斤多。1952年我国的工业水平实际低于1800年的英国、1890年的法国,接近于1910年的俄国,如果按人口平均,只及英国18世纪后期的水平,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1949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大体为100年至200年间。基于这种现状,为了尽早实现工业化,我国实行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在这种经济结构体制下,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也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当时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两三倍的差距比例。改革开放之后,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但是1985年之后,在城乡分治的思维模式和城市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又一次的出现了以城市和工业为重心的发展倾向,从此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二元体制不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制约作用。这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灭亡一样,二元体制也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为此,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旨在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打破城乡分割壁垒。
另外,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也就是说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政治改革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难以见到成效。推行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不仅是我们经济进入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阶段的需要,也是我们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需要。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及其影响
“三农”问题比较复杂,既涉及到经济又涉及到政治。概括说来,“三农”问题的逻辑关系也就是农民在农村生活居住,生存发展方式也就是简单的土地生产,其根本问题也就是“人多地少”的问题。我国的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影响,因而得出“三农”问题的实质,即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
首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其直接造成的也就是对实现农业发展战略的影响。“人多地少”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土地,可是分散的土地规模、经营权分散和土地利用,决定了土地优化的配置效率难以真正实现,一系列问题决定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的竞争力又远远落后于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因而严重缺乏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其次,“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对土地利用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等方面产生显著的影响。上述提到了土地利用率分散等问题,对于提高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很大的阻碍,这对于农业劳动率水平的提高是很不利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三农”问题的三大核心问题,即农村发展、农业经济模式和土地经营的问题。目前看来,农村发展需要解决的是新型农村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构建这一核心问题;农业经济模式需要解决的是新型乡镇域经济模式的构建这一核心问题;土地经营需要解决的是新型农民利益实现和保障体系的构建这一核心问题。
二、对于三农问题出路的思考
(1)农村级经济组织形式的重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指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准则:“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基本准则”。如今这一准则的指导作用和意义依旧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出的所有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进行全面深化的农村改革才能使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得到保障,而“村治结构”是一大关键问题。就农村建设方面来看,农村的发展是由土地权力和收益决定的,所以说村里的唯一根本事件就是有关于土地的拥有、经营和管理事务,而这些都应该也只能是村民自己来进行管理和决定。一直以来,村治结构都是受上级的管理和“统制”。显而易见,急需转变这种方式。在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村治结构作为新的农村村级经济组织,在新制度下取得了合法性支持。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专业合作组织,使得农村管理的基本格局发生了改变。农村经济组织越来越强大,这就使得村级行政组织在经济上更加依赖。
(2)乡镇域经济发展是农业问题的重心。城镇化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进程,体现了农业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即从乡村型转变为城市型。因此,将其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核心。改革开放依赖,东中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差异越来越大,这也就是因为乡镇域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因为东部沿海省市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将乡镇经济的发展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乡镇经济实现了与城市经济的一道发展。中西部地区则还处于萌芽状态,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还缺少正规的村级收人和经济组织。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很大阻碍正是由于其乡村缺乏经济实力与发展能力。相比较之后,可以发现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村级经济组织和乡镇域经济模式。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乡镇域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为:一是转变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县域到乡镇域;二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战略应当是通过乡镇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发展模式的推动来使经济活力得到激发;三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一系列评价方法和体系的构建和推行,具体有特色经济指标、资源效率指标和农村发展指标等。
(3)农民拥有土地产权的也就是农民问题的实质。农民是“三农”关系中的主体,土地是核心。农民依赖土地生存,可是拥有的土地产出却相对较少,这也是农村矛盾中最基本的一对。所以,“三农”问题的解决应该着手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也是最根本的战略出发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大关键就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农村土地资本化条件渐渐形成之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农民臝得了诸多权利,主要是对土地使用权、收益权的界定,还通过规范产权交易平台的建立来为农民提供支持,令其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以自身的实际需要为依据。因此,农村土地就获得了实现资本化的两大关键条件,也就是流动性和增值功能。在土地流转放开之后,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使流转主体、流转过程中收益归属等得以明确。只有将这些问题解决好,才算是将如今农村土地流转和
“三农”等问题的根本抓住。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也有助于避免“三农”问题成为长期的困扰和阻碍。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三农问题也不仅仅是三农问题,其事关我国发展的所有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单单是在于制度和观念的不平等,还因为尚未确立新的文明政治。所以,要想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不仅要打破当下的一些不合理分配制度,还要在社会制度改革方面深人地进行。三农问题得到解决才有望实现社会的和谐。
一是提出了从创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入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破解困扰我国国民经济深层次发展的“三农问题”,需要有党和政府的足够重视,更需要有明确可行的思路和方案。目前,无论是决策层,还是理论界,普遍认为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是“三农问题”形成的主要症结,而加快城镇化进程则是同时破解人地矛盾和城乡矛盾的突破口,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希望和突破口所在!
作者不仅清晰地阐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上述思路,而且在纷杂的视野中找到了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者在全面分析我国城镇化滞后的各种原因的基础上,站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高度,从“以人为本”的政策思想出发,抓住更核心的农民问题,着眼于调整、稳定农民的就业和消费预期,提出了从更深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入手破解“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
根据中国农业和农村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上农民补贴方式的演变趋势,作者主张通过创新农民补贴方式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以“产品换保障”的特殊方式,将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主要用于启动和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推进农民补贴方式的制度化,以实现多重政策功效。
二是提出了城镇化机制的新理论和完善城镇化机制的新建议
作者对构建城镇化机制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通过研究国内外城镇化特点、城镇化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发达国家和我国城镇化机制进行了历史考察,对国内外城镇化现象特别是我国城镇化转型进程有的一系列现象做出了新的解释和阐述。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是完善城镇化机制政策选择的理论假设。
作者指出,当前我国城镇化机制缺失和城镇化进程受阻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城镇封闭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城镇化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农民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化解农民城镇化的市场风险,提高农民的城镇化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化解市场风险,提高城镇化成本收益率的重要途径,而城镇化的效率也越来越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才是成功弥合城镇化机制缺失的关键。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突破口来完善城镇化机制,不仅可以为加快城镇化步伐构造一个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制度平台,而且可以达到变农民这一占2/3人口的最大潜在消费群体变为现实消费群体、完善城镇化机制、加快城镇化进程、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提供制度保障等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基本政策目标,从而为真正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开辟一条现实之路。这样,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入手推进城镇化,可能成为解决困扰我国国民经济深层次发展问题的最佳政策选择。
三是设计了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方案:实物换保障
在我国人多地少,国力、财力、生产力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都相对较低的特殊国情条件下,要将9亿农民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没有先例的世界性难题。
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保障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形式,这意味着没有收入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似乎固定的货币收入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惟一基础。但作者认为,农产品也是一种收入,不过是实物形式的收入而已。对农民而言,实物形式的农产品虽然面临双重风险,却也是比较固定的收入。实物形式的收入只要转换得当,一样可以进行再分配。“实物换保障”的构想,不是仅仅局限于货币收入的再分配,而是认为货币收入和实物形式的农产品收入、股权转让收入、土地经营权转让收入都可能成为再分配的对象。这样,可用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资源就非常丰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通过制度创新,以实物换保障的方式,完全可以实现将农产品等潜在的社会保障资源变为现实资源的飞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成为可能。实物换保障方案,就是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来化解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从而为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开辟了一条现实之路。
摘要:“三农”问题是中国现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也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契机,水土保持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以往“三农”问题突破口的研究分析,结合中国基本国情,从中国水土流失状况、提高农民收入、解放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等角度,因地制宜提出水土保持是山地丘陵区“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保护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土保持;“三农”问题;农民创收;解放劳动力;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990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如何选择最经济、最有效、并且最可行的“三农”问题突破口,专家学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观点。(1)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深加工、发展乡镇企业的农业发展经济策略;(2)发展县域经济与小城镇建设;(3)确保农民就业、发展劳务经济的富余劳动力转移策略;(4)增加农村投入、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税费改革等惠农政策;(5)以新农村为契机解决“三农”问题。
本研究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城镇化),根据中国现有国情,这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并可能将自始至终伴随着社会安定问题与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以往“三农”问题突破口的研究,要么考虑过远,要么一直在围绕着经济,却极少的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水土保持将可能成为山地丘陵区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突破口,不仅能够发展农业现代化、解放富余劳动力、促进城市化进程,并且保护了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1“三农”问题
在生态脆弱的山地丘陵区,“贫穷”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投入长期不足,农业技术停滞,造成了农民教育、技术和经济的“贫穷”,农民剩有的财富只有土地,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农民只有扩大开荒面积,增加劳动力,提高农业产量。然而,由于生产技术难以保障,土地贫瘠,人口压力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愈加贫瘠,人民只得再次扩大生产面积,形成“广种薄收”的局面,导致“贫困-人口压力-水土流失-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
2水土保持是中国山地丘陵区“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2.1水土保持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由于中国特殊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特别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垦,草原的超载放牧,乱砍滥伐,森林锐减,以及开发建设过程中乱采滥挖,对地貌植被的破坏,人为加剧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导致耕地减少,生态功能衰退;泥沙淤积江河,形成小洪水、高水位、多险情的局面,给防洪保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水土流失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头号环境问题。
2.2水土保持提高农民收入
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从而增加人口环境容量,使群众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安居乐业有了基本的保障。政府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程,将水土保持项目建设成为“富民工程、生态工程、德政工程”。2006年8月,水利部对对2003-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项目涉及山西、江西、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7省(自治区、直辖市)45个项目区、57个县。3年来,累计投入6亿多元,治理水土流失4783平方公里,治理区年均土壤侵蚀总量减少1227.99万吨,年粮食总产增长41747.4万公斤,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59877人。
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是逐步实现“两改一变”(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改单一农业经营为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变生态系统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一项有效途径。有机结合生物、工程、农耕三大措施,山、水、田、林、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实现农田增产增收,经济持续发展。2002-2006年实施的黄河水保生态工程乌兰察布市项目,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018.8hm2。项目区累计治理程度达到54.09%,林草覆盖率达到39.58%,减沙效率为47.1%,保水效率为21.6%,水资源利用率40%,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527元。
2.3水土保持解放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市化的过程,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就是农村变城市的过程,亦即农业现代化过程。象中国这样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安定人民与酷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战严寒,修梯田,积累了丰富的梯田建设经验。截至2006年底,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梯田10.26万hm2,农村人均0.26hm2,基本农田达到12万hm2,累计总投资约6.3亿元(国家投资1.2亿元,群众投劳折资和自筹资金5.1亿元),投工1.23亿个,移动土石方6亿m3,使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基本上实现了大旱不减产,小旱保丰收。梯田建设促进了马铃薯、畜草、劳务三大产业的发展,农民年人均从马铃薯种植中直接收入1200元,解放劳动力7.8万人,年人均实现劳务收入780元。
退耕还林工程是林业重点生态工程中涉及面最广、投资额度最大、政策性最强的一项生态建设工程,主要是解决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力争25°以上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全部退耕还林。对宁夏南部山区退耕还林还草农户家庭调查显示,2002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比刚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2000年减少了13.7%,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也从原来的80%下降到69%,农业中减少的劳动力主要流向建筑业,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非农行业。1998年以及2003年数据对比,与退耕前相比,全县总人口增加了0.76%,农业人口减少了0.1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力下降了20.67%,这说明退耕还林对人口资源的分布产生了明显影响。
参考文献
[1]刘丽明,赵敏.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9(5):4245.
[2]宋亚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J].江汉论坛,2000,(8):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