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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起止时间2021-2025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时期是“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这个时间正值中华民族发展之路的重要性拐点,中国正从旧常态跃迁到新常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攻坚期。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更是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我国文化业和旅游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绿维文旅认为,《“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编制要先解决好文旅融合发展的问题。
一.《“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意义重大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是承前启后的规划。《“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将成为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将开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征程,既要巩固提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果,又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第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在文化旅游领域起好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是统筹发展的规划。应紧密结合新时代背景,符合阶段性特征,深入研究文旅和旅游领域的重大课题,找出重大问题的矛盾症结,提出管用实用的对策措施,让《“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中的重大工程项目统筹到国土空间规划中。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是融合发展的规划。文化不等于旅游,文化价值不等于旅游价值,但文化资源、需求与旅游产品、活动密不可分,文旅融合发展不能仅仅依托传统渗透,而是要着眼于产业一体化,以实现两个产业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应该是融合发展的规划,既要认清文化和旅游的差异,也要通过规划实现文化和旅游的乘数效应。
《“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是创新引领的规划。旅游与文化一直以来都是融合发展,旅游强调文化为魂,文化界非常在意如何有效地与旅游结合,从而落地文化价值。因此,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重点不在于它们是否融合,而在于如何运用创新理念引领融合。《“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应该是创新理念引领的规划,目前文旅融合的创新型开发还远远不够,更多是块状结合,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还不多。
二、《“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但是,以往的融合一般属于自发性融合,缺乏系统和科学的理论指导,融合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要指导文旅融合发展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文化旅游融合须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是目前的文旅产品结合仅停留在文化表层,融合内容浅薄,形式单一,游客体验内容单调乏味。另一方面是我国的文旅产品的设计总体上还处于简单融合、模仿的阶段,缺乏对现代元素、创意IP等内容的应用,产品创新性不足。
二是文化旅游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差距影响,我国旅游业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点。文化旅游的开发顺应了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发达的区域,文旅融合程度较高,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尚未形成大规模性的文化旅游产品聚集。因为区域差异,文化旅游发展要找准发展重点区域,树立典型示范项目。
三是文旅融合方法论体系尚未健全。在文旅融合的发展和研究中,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大多只停留在分析融合现状的基础上,对产业融合的思路、方式、结构等方法论体系没有进行深入分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本身主动融合的层面很多,但两者在产业发展模式和架构上存在很多不同,需要探索科学系统的融合方式,实现产业间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四是文旅品牌仍需持续培育。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大国,但是文化输出较弱,更是缺乏文化旅游方面的世界品牌。《“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应该加强文化旅游品牌的建设,扶持龙头企业,让中国文化旅游更多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带动中国文化旅游发展的标杆。
三、《“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编制重点
目前,文化和旅游部已经完成“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正在开展“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专题调研等工作,并且统筹确定了25个“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组织各司局结合本领域工作开展前期研究,为“十四五”规划编制提供支撑。
在《“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编制中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重新梳理文旅资源与现状
目前我国的旅游资源评价体系是在传统观光旅游发展阶段形成的,很难满足体验旅游时代的游客需求。我国地域广阔、人文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以及多种公共资源,均可与旅游资源进行融合,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
文旅融合专项规划编制应突破传统的资源分析框架,挖掘能够充分代表自身文化特质、对客源市场有吸引力、整合后能在具有充分市场竞争力的文化旅游资源。建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文化”的旅游资源分析框架,深挖文化旅游资源内涵,建立完整的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体系,筛选出对规划区最具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
首先,传统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内涵需挖掘。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具有较大重合性,但传统旅游资源的边界在延伸,文化旅游资源不再是单一的某个景点或具象的吸引物,它可以是一种城市气质,也可以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应的规划编制中要将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解读,充分挖掘地方的资源价值;吸引更多旅游者,实现产业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赢。
其次,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旅游资源内容在扩充。除了传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以现代文化为支撑的城市创意图书馆、博物馆、音乐节、小剧场等都成为热门的旅游资源。
(二)明确文旅融合发展目标与战略
坚持“以文强旅、以旅兴文”,结合当地文旅资源等级和分布,明确各地文化旅游发展重大任务、重大项目、重大产品,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划区的文旅融合总体发展目标,并且明确产业增值、区域布局合理性、产业结构优化、产品与服务提升等具体目标。
在充分了解当地文旅资源、市场环境、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分析出地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明确地区发展目标和文化定位,完成当地文旅发展的结构调整和重构,制定出文旅产业发展的详细战略和实施方案,培育形成文旅创意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推进组建跨界、跨域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形成旅游、文化、体育、娱乐、康复、餐饮、传媒等融合的产业体系。
(三)制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
对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原生文化等优秀地域文化及遗址遗迹进行保护和修复,保护和培养传承人,通过文旅保护与利用专题明确保护范围、规划目标、功能分区、建立保护管理体系、明确保障措施等,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开发利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需要在分析历史遗存、民族服饰、特色民居、民间工艺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开发利用分析民间习俗、节庆活动、仪式、语言、书法、舞蹈、音乐、戏曲、杂技、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现状,构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为核心的开发利用体系。
(四)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应该成为《“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形成文化旅游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通过业态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等多种创新手段,形成文化旅游产业布局。其中,注重文化创意与旅游融合发展,明确文创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领域,完成当地文创产业发展的结构调整和重构,制定出文创产业发展的详细战略和实施方案。要挖掘文旅消费的新动能,构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建设文旅融合创新业态系统。对于重点产业项目,应该确定行动目标,分解行动任务,保证重点项目的先行突破和落地。
(五)明确重大项目及其空间布局
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对国土空间进行统一部署,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性规划融合,推进“多规合一”。所以,《“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需要明确重大项目及其空间布局。使国土空间规划为文化旅游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这也是《“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落地实施的重要环节。
(六)针对重点领域明确战略导向
1.按《市“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要求,实现全区碳排放强度下降18%的约束性指标。(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2.完成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年度降低目标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进度目标。(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区统计局)
二、基础工作与能力建设
3.完成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并开展相关考核。(牵头单位:区发改委;配合单位:区统计局)
4.推进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实施节能降耗战略,控制能源总量,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力争达到市政府下达目标。(牵头单位:区发改委;配合单位:区生态环境局、区工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局、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统计局)
5.完成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下降目标,完成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上升目标。(牵头单位:区发改委;配合单位:区工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局、区统计局)
6.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于上年同期水平。(牵头单位:区发改委;配合单位:区统计局)
7.完成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同比下降目标。(牵头单位:区工信局)
8.完成化肥使用量增量同比持平目标。(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粮食局)
9.完成造林面积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森林抚育面积年度计划任务。(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粮食局)
10.完成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年度任务目标。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比例超过全市平均水平或完成年度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目标。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牵头单位:区住建局)。
11.统计大型公共建筑安装能耗监测系统数量,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含能耗监测记录、能耗统计、能耗分析、能耗审计等情况。(牵头单位:区政府办)
12.完成交通运输二氧化碳控排工作目标,组织开展车船路港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并取得良好效果。(牵头单位:区交通运输局)确保道路运输新能源(纯电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车辆或清洁燃料车辆保有量比上年增长8%及以上。(牵头单位:区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公安分局)
13.组织开展低碳生活方式的宣传及评选等活动。(责任单位:区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14.加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低碳化处理工作。(牵头单位:区城管局)
15.在本区行业开展碳普惠制工作。(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16.开展低碳技术或示范的推广和应用工作并取得良好效果。(牵头单位:区科技局)
17.助推企业申报低碳产品认证。(牵头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区科技局、区发改委、区工信局、区生态环境局)。
18.健立完善基础统计与调查制度及职责分工。(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区统计局)在统计部门配备相关专业人员。(牵头单位:区统计局)
19.安排资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或低碳发展相关工作。(牵头单位:区财政局)创新气候投融资机制,设立相关基金或明确金融支持的具体方式,开展相关试点工作。(牵头单位:区金融办;配合单位:区财政局)
三、认真谋划“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20.研究制定我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达峰路线图和总量控制措施。把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结合实际开展本地“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思路研究,推动二氧化碳达峰路线图行动方案和配套措施的实施。(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四、配合完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相关工作
21.根据省市主管部门统一部署,推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与污染防治监测、管理、执法、考核等体系有效衔接融合。核实我区拟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电行业重点排放企业名单和相关信息,指导企业做好碳市场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的对接工作。加强对碳排放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第三方核查机构的管理,高质量完成重点企业碳排放报告和监测计划的核查工作。按照省市统一部署开展碳交易市场能力建设,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能力。加快完善温室气体排放重点企业管理工作机制,积极配合开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相关工作,切实提高温室气体数据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有效配合省市主管部门,对纳入碳市场企业核查,组织全区重点企业按时报送年度排放报告和开展碳市场能力建设活动。(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
22.发挥区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作用,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召开会议,印发应对气候变化或低碳发展年度工作重点,组织协调布置相关重大工作。建立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技术支撑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部门合作,更好地发挥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按省市主管部门要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适应气候变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积极参加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的培训、参与学习与交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与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统筹融合、协同增效。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控制。促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与生态保护和修复等工作协同推进。(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六、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专项工作
做好市生态环境局对区政府2019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考核迎检和本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考核工作。鼓励和引导企业公布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控排行动措施,组织企业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碳足迹、碳标签等机制及其产品(或标的物)创新和试点工作。推进低碳技术应用和低碳标准、低碳产品认证工作。(牵头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关键词:新高考;人才培养;选考制度;高质量教育体系
新高考改革成效截至目前,浙、沪等首轮试点省份已经有四届新高考学生进入高校,新高考生源的学业发展情况是评价新高考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2020年1月,在前期持续跟踪评价基础上,笔者对试点省份6所高校的93名教师和新高考生源进行访谈,涵盖高校招生部门、教务部门的管理者和任课教师,学生群体包括2017级、2018级、2019级新高考学生,从他们的视角了解新高考生源学业表现与综合发展情况。研究发现可为包括北京在内的后续改革省份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借鉴。从总体上来说,新高考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在满足学生兴趣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效果明显,同时新高考实施综合评价招生等多元录取方式,促进高校科学选才,也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专业结构调整。首先,新高考逐步取消录取批次,实施平行志愿录取,增加了学生志愿填报的数量,减少了学生调剂的可能性,高校教师和学生对新高考招生录取政策认可度较高,这也是新高考改革过程中阻力较小的措施。其次,试点省份探索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春季招生、综合评价招生等多种招生录取方式,实现了从单一评价向多元综合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的转变,满足了普及化阶段高校分类发展的需求。再次,新高考在增加学生和高校双向选择性的同时,也倒逼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专业结构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内涵建设。最后,新高考促进高校内部招生与培养工作的联动,加强高校与中学的衔接,促进高校招生与培养的一体化衔接,拓展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边界。从学业表现上来看,新高考生源质量因为学校类型、专业、招生模式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试点省份高水平大学因为有充足的生源,又可以对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成绩的等级予以限制,可以确保生源质量不降低,省属高校和高职院校部分优势专业生源质量还有所上升。新高考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继而增加了学生的专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1],试点省份将学考成绩与招生录取“硬挂钩”也保障了综合评价招生学生学科基础,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潜力,学习后劲足[2]。但是同时,新高考给高校招生与培养带来一些挑战,尤其是学生选考科目与高校专业要求不一致而带来学业困难的现象普遍存在。北京等四个省市已按新高考模式招生录取,因为考试科目设置、招生录取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性,首轮试点省份新高考生源学业发展状况以及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带来的隐忧,在后续改革省份也可能同样存在,应该引起重视与提前应对。
新高考生源学业质量隐忧
第一,学生功利化选科的隐忧。新高考选考制度增加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成绩。但也有学者认为新高考学生较少考虑大学专业科目要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专业学习基础[3]。因为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的科学性问题,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驱赶效应”既对成绩中下的考生不利,也对成绩优秀的考生不利[4],带来功利化选科倾向。学生会首先选择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而不是感兴趣的科目,试点省份物理选考人数“断崖式”下滑的现象,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跟踪评估发现,没有选考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传统理科科目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专业学习困难,难以适应专业学习要求的学生,有的只能转到文科专业。同时,高校为了确保优质生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倾向于放宽专业选考科目限制,一般是二选一、三选一,甚至不设限,这就造成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没有选考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等传统理科科目的现象,学生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但在严格限制选考科目的情况下,也会带来报考人数下降,学生录取分数线下降。总之,在新高考促进文理融合的改革目标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文不理”,继而带来理工科学生学业困难。尽管部分高校会采取先修课程、微课、加强基础课等多种方式进行补课,但收效甚微,与传统文理分科的学生相比,大学物理课的不及格率增加,学生整体成绩差。学生功利化选科的根本原因是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未能很好地解决不同选考科目之间分数转换的等值性和可比性的问题,很难阻止出现功利选科博弈现象[5]。从对北京第一届新高考生源的调查来看,学生选科相比首轮试点省份更加理性,物理选科人数下滑的并不凸显,但学生选科存在盲目和随意性,其在高校学业发展状况亟待跟踪评价。第二,学业水平考试降低难度。我国从1990年开始正式确定毕业会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减少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意图是将衡量高中毕业生全面素质与合格考试,同以升大学为目的的选拔性高考区别开来,在高中合格考试及全面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逐步减少高考科目数量,也有利于高校根据自身特点选拔新生[6]。新高考在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同时,为了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中选择3个科目成绩与统一高考的语数外三科成绩组成考生总成绩[7]。学业水平考试的质量就成为新高考“统考+选考”科目设置的重要基础与前提。但从跟踪评价来看,浙江省探索外语与选考科目一年两考,学生会尽早参加选考,如果能够达到高分或者满分,就不再学习这门科目,所谓“早考早了”“考完一门扔掉一门”;上海市将地理和生物科目等级性考试固定在高二进行,多数学生会本着同样的目的选择这两门作为等级性考试科目。尤其是物理、化学等传统理科科目,学生选考后会放弃这门科目的学习,这也造成新高考生源学业困难,给高校人才培养带来挑战。北京等后续省份等级性科目考试放在高三年级进行,考试成绩当年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合格性水平考试难度降低,而且在北京高考方案中对学生的合格性考试仅以“合格”“不合格”方式呈现,就可能存在“放水”的情况,学生进入高校后也会很难适应大学理工科专业学习对学生学科基础的要求。这就有违新高考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关联度的改革初衷,应该引起重视。第三,生源质量呈现两极分化。新高考逐步取消录取批次、实施平行志愿招生录取方式,增加学生选择性、专业认同感,继而提升生源质量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同高校同类专业的竞争,使得冷门或者弱势专业产生生源危机,继而影响生源质量和办学质量。同时,新高考选考制度设计及其等级赋分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高考成绩区分度降低。从跟踪评价来看,一方面,同一所学校不同专业之间录取分差拉大,各专业之间的生源差异比较大,同一所学校有的在二段线以上招生,有些专业在二段线以下二三十分,专业之间的分差比较大;另一方面,即便在高水平大学内部的优质生源也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综合评价招生学生在参加学校校测环节,或者入学后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考试的时候,学习成绩有较大差距。这给高校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因为学生成绩明显的差距,同一个专业混班教学难度大;有的学生基础好,有的学生完全没有基础,无法用同一个卷子考试,教学评价难度大。同时,那些长线、冷门、缺乏特色、培养质量不佳的专业,可能在新高考中面临减招或停招、退出的风险,如何突出特色专业,让学校的特色与优势专业脱颖而出,成为高校招生与培养环节的难题。第四,高职生源质量有所下降。我国为解决就业难题,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大规模扩招100万人[8]。当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职院校的大规模扩招功不可没,但其也存在隐患。跟踪评价显示,部分高职院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报考人数多,生源质量有所上升,学生的专业认同度也高,但同时部分院校表示高职生源有所下降。一方面,高职院校探索多元招生录取模式,试点省份实施统招、单独招生、提前招生、“3+2”、综合评价招生等多种招生模式,学生来源多样,学习基础也不同,生源质量呈现阶梯式分布,给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带来较大挑战。另一方面,学生因为选考科目与所学专业的不匹配,高职院校因为师资等局限,也不可能像高水平大学那样开设“大学物理”等先修课程,或者单独编班进行针对性教学,难以弥补学生因选考科目带来的知识结构不足的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60%[9],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新高考生源质量的下降,势必会影响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也会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提出要求。高校人才培养必须应对新高考生源知识结构和生源质量多样化的挑战,尤其是要在招生模式、课程设置、专业结构等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同时,在当前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下,对科技创新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如果高校学生学科基础薄弱,尤其是理工科专业因为“文理融合”的改革初衷而导致“不文不理”的局面,势必将影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新高考生源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都将产生长远影响。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应对策略
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新高考背景下,应该重视新高考生源质量的监测,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从政府、高校、高中、学生、社会等多角度统筹引导学生和学校的理性选择;关键时候高校要有危机意识,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特色专业建设,提升办学实力;系统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完善高考制度的科学性与公平性,促进大中衔接,统筹考虑高中教学与考试、高校招生与培养等环节,建设发展性、开放性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第一,重视新高考生源质量监测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随着高考综合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拓展,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成效将成为影响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新高考生源质量直接关系着学生全面发展、学科专业建设、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等发展成效,关系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继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应该高度重视新高考生源质量监测,加强高考综合改革跟踪评价研究,研制高考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完善对新高考学生学业表现与综合发展的跟踪评估机制。完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建立起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习结果为导向的学生评价机制和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第二,深化评价改革,引导学生合理选科。目前,教育部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三种途径引导学生合理选科:一是教育部出台《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引导高校合理限制选科。二是第三批8省市实施“3+1+2”科目设置,限定物理或者历史作为首选科目。三是启动选考科目保障机制。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功利化选科问题,还是要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政府部门、学校、学生、社会等统筹协调,协同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对高中和高校的外部评价机制,改变以高考升学率、最低录取分数线等为标准的评价导向,引导高中转变育人导向,推动高校加强内涵建设,促进学生个体全面健康发展,同时以制度约束和引导个体、学校的理性选择,实现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协调统一。第三,加强危机意识,推进高校内涵建设。新时期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引导高校审时度势,对新高考可能带来的生源质量冲击有充分认识,及早应对,集中精力加强高校内涵建设。一是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大类招生下的专业分流、转专业等制度建设,处理好宽口径培养与专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效率、学习质量。二是优化专业结构,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符合学校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专业结构体系,突出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发展,完善专业准入、调整与退出机制。同时,对国家需求的基础学科和特殊专业要予以保护。三是加强高职院校发展保障,缓解普及化阶段高职院校发展面临的多重压力,包括多种招生模式生源质量差异、高职院校扩招、民办高职升格为本科等带来的外部压力,探讨适当拓展优质高职院校与优势专业上升空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四,加强统筹协调,系统推进高考改革。高考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到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机构、高校、高中、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领域,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高风险、高利害、高关注度的综合改革。系统推进高考改革包括:一是系统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基于试点省份改革成效的系统评估,对后续改革省份改革方案和相应的保障措施有充分预估,做好风险预案。二是系统推进考试招生制度的完善,完善高考选考制度、选考科目等级赋分制度、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安排等,加强高考制度的科学性与公平性。三是系统推进考试、招生、培养全过程的衔接,加强学考与高考关联度,尤其是以“合格”“不合格”划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省份,应提供各门考试科目的原始分,高校招生录取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予以参考,从而保证高校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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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重新核定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里,核电可谓横跨两个领域,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对于核电,国家政策的导向由长期的谨慎态度日益转为积极,在新一轮的后危机时代下的全球挑战将显得尤为促迫。
在政府决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背景下,随着中国核电设备国产化率的不断提升,未来10年,中国核电建设步入高速增长的黄金期,预计总规模将高达1万亿元。按核电设备占项目总投资50%及设备国产化率80%计算,核电设备总投资将达到5467亿元,国内核电设备生产企业在未来10年有望分享4375亿元的市场份额。
中国核电“逆向繁荣”
随着传统能源供给的日益紧张以及气候变化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国家将发展核能置于满足能源需求、增强能源安全的战略地位,中国也不例外。发展核电可以改善中国的能源供应结构,有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改善大气环境。当前中国核能利用水平还较为落后,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能源供给仍主要靠煤炭解决。
欧洲和日本都是传统的核能利用大国,其核能利用水平非常高,尤其是法国,整个国家70%以上的电力来源于核电站,但是由于欧洲和日本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受挫严重,经济实力不足以在短期内建设和维护那么多电站,因此只能关停一些老旧的电站,并取消一些核电站建设计划。
依照世界核能组织的资料,2007-2009年间本该有17座新反应堆投入运行,谁知最后只有5座得以发电(2007年3座,2009年2座)。此外,还有4座反应堆于2009年退役,日本和德国都有相当数量的反应堆由于各种技术原因而处于闲置状态。据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供应机构的估计,欧盟(目前占全球核能发电量1/3的区域)有可能未来十年内减少20%核能发电量。在全球范围内核能利用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却在加快推进和平利用核能的进程。
截至目前,国务院已核准34台核电机组,装机容量3692万千瓦,其中已开工在建机组达25台、2773万千瓦,是全球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反向研发的中国路径
目前,第三代技术AP1000的引进及国有化的前景,成为当前内陆核电站获批的技术前提。
AP1000技术由美国西屋公司提供,其转让技术主要包括核岛工艺与系统设计,并提供主要设备的技术规格书和指导图,以及核蒸汽关于系统的主设备基础设计。其他设备,根据SNPTC(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西屋商定,由西屋(分包方)联队提供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技术。已经或即将进行技术转让谈判有如下各项:①反应堆压力容器②蒸汽发生器(南韩斗山)、③反应堆内件与④控制棒驱动机构(WEC下属的核电设备制造部NCMD)、⑤爆破阀(美国SPX公司)、⑥反应堆冷却剂泵(美国EMD公司)、⑦环吊、⑧装卸料机(美国WEC下属的NuPar 公司)、⑨安全壳一体化顶盖(意大利ANSALDO)等项。
Frost & Sullivan能源和电力分析师曹寅表示,除了上述9个项目外,国产化难度高的大锻件、主管道和关键核级阀门等不在此列。
“目前中国核电走的技术路线是反向研发,即先引进最尖端技术,然后再反向吸收,并在吃透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突破,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突破,避免了从头开始的大量时间投入,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即国外公司转让给我们的技术往往是过时的,或者即将过时的,对于一些尖端技术,他们并不肯真正让中国人掌握,我们过去常说用市场换技术,但是现在看来,市场我们是送出去了,但是技术却并没有留下来,跨国公司将技术优势视为立身之本,怎么可能将最尖端的技术轻易转让给中国呢?更何况,发达国家政府对于像核能这样的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非常敏感。”
产业链的核能路径
目前的核能利用仅是核裂变方式。核裂变相较于核聚变其能量产出非常低,非常不可控。而且,和反应后产生的核废料成为危害生物圈的潜在因素,其最终处理技术尚未完全解决反应堆的安全问题也需不断监控及改进。
另外,由于核不扩散要求的约束,核电站反应堆中生成的钚-239(核武器原料)受控制。并且核电建设投资费用仍然比常规能源发电高,投资风险较大。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核电建设包括了燃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电力辅业集团、发电企业核输配电企业等几个环节,具体主要分为:一是核燃料、原材料生产;二是核电核心设备制造及核电辅助设备制造;三是核电站建设及运营维护。
而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来说,利润分配格局也大有不同。目前,在上游即核燃料及原材料生产环节,我国还没有核燃料的上市公司。而对处于中游的核电设备制造而言,由于垄断程度高,技术壁垒高,在产业链条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定价能力强,同时,在其他辅助设备领域,由于核电产品属于高端产品,毛利率也普遍较高。此外,虽然上网定价权在国家主管部门,但由于政策倾向,处于下游的核发电企业盈利能力较火电、风电强。
因此,综合来看,核电设备制造业受益核电建设最大,如从事核岛和常规岛制造的上海电气、东方电气,以及从事其他设备制造的中核科技,其次是从事核电厂运营的申能股份和皖能电力,而为核电建设提供原材料的方大炭素和嘉宝集团也将受益核电建设。
曹寅分析,对于我国的核能利用来说,主要有潜在问题:我国的核能技术标准化进展缓慢;国内自主研发和生产的核电设备没有多少经验,没有经过多少实际运行的考验,可能会出问题;国内各省一窝蜂的上核电项目,急于求成,定会导致发展不合理,最后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甚至发生安全事故。
核电设备大蛋糕,中国分几何?
据德邦证券测算,未来10年核电总投资有望接近1万亿元,而核电设备占其中的60%,约6000亿元。毋庸置疑,未来10年1万亿元的战斗任务将在核电产业链众多企业之间进行分配,但设备制造商才是主战力量。
天相投顾分析师认为,目前我国核电站总体国产化率约为50%~60%,规划到 “十四五”规划国产化率大于80%。按照装机容量超过7500万千瓦来计算,预计核电建设总投资将达到9400亿元,设备投资约4250亿元,如果按核岛、常规岛、辅助设备国产化率70%、80%、90%计算,那么国内设备企业面临3100亿元的市场。
目前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修改意见是到2020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应调整为6000-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到2020年将有3500-4000亿,每年设备需求量约为300亿元。核电的成本主要有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构成,其中设备购置费用约占50%左右,在核电设备中核岛设备约占设备的45%,常规岛设备占比为30%,另外辅助设备占约比为25%。核岛是核电站安全壳内的核反应堆及与反应堆有关的各个系统的统称。核岛的主要功能是利用核裂变能产生蒸汽核岛设备,包括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稳压器、主管道、主泵、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等。
曹寅分析,核岛设备是其中最大的市场,也是对技术要求最高的市场,其中蒸汽发生器,压力容器,泵和阀门市场最大,要求最高。由于核岛处于完全密闭状态运行,要求设备在辐射环境下能做到绝对可靠运行数十年,这对设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非常高,国内制造企业主要有上海电气集团公司、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四川三洲川化机核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
核电常规岛的原理和结构都与火电(燃煤)汽轮组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同等发电容量的蒸汽轮机组,核电蒸汽轮的直径比火电蒸汽轮机要大一些,使用的材料也有部分不同,制造要求更高。目前常规岛同核岛相比,国产化率较高,但仍然需要大量国外技术和产品支持,国内参与企业还是核岛设备提供者,如上海电气等。
辅助装备部分主要是指支持核反应堆系统正常运行和保证反应堆安全的辅助设备。主要辅助装备包括核反应堆控制设备、各种仪器仪表、各种管道、阀门、冷却装置以及各种核辐射防护设备等。这些设备已经能够大部分实现国产化了,而且这个市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机会更大,比如仪器仪表,电气设备等,国内民营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早已超过国有企业。
据曹寅介绍,当前,国际核能设备市场几乎被法国美国日本三国的重工企业垄断,尤其是法国的阿尔斯通,阿海法,法国电力,美国的西屋、GE等,日本的三菱等, 但是近两年来,韩国企业异军突起,韩国电力公社前不久前更是从法国企业联合体手中抢走了中东一个上百亿的大单子。
对于像阿海法这样的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市场是其保持增长率的救命稻草,因此他们都加紧布局,希望能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分上一杯羹,他们要不在中国建厂,要不和国内主管机构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共同开发技术,建立技术标准,以期在未来获得垄断收益。
“对于跨国公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人人都是活雷锋, 毕竟资本以逐利为本性,因此不能指望通过市场能换来最尖端的技术,但是也不能闭关锁国,将这些企业拒之门外,理智的做法是在尖端领域我们加大独立研发力度,比如核岛的主要设备。 在某些高投入,长周期的技术领域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比如核聚变研究的国际合作。”曹寅分析师指出。
日前,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关于科技重大专项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从今年7月15日起,对承担《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民用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的单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零部件、原材料,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这项政策旨在扶持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研究开发,将有力地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高端装备制造业指的是现代制造业的高端部分,是为国民经济各大行业提供先进技术设备的产业,是各项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及各类新兴技术的集成载体,它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各个行业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所以说,向高端延伸,从高端突破,抢占高端领域,是选择,是决策,更是战略。
当前,我国核电设备某些项目实现了首台设备的国产化,但离产业化的路还有相当的距离。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表示,实现设备国产化是我国核电规模化建设和自主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实施的核电自主化战略,既为装备制造业创造了重大的历史机遇,也对装备制造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三代核电AP1000关键设备和部件的研制成功,证明了我国核电装备的基础和能力,增强了实现设备国产化的信心。
但是他认为,核电设备国产化的关键,不仅在于首台套的突破,更在于后续批量化生产需要的技术积累、工艺控制、管理理念文化和人员素质,要实现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装备制造业企业与核电技术研发设置、工程建设等相关方面共同努力,实现核电企业与装备制造业企业在关键技术研发、质量管理控制核安全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要进一步形成利益紧密相关,良性互动的产业格局,并以持续开放的产业政策,加强与国外企业的长久合作,同时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全面促进装备制造业的持续创新的发展。
人才、管理缺位,产业安全堪忧?
日前,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指出,我国核电发展态势良好,但存在诸多隐患,中国缺少专业人才及经验。
核电安全问题是所有发展核电的国家任何时候都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对我国来说,从核电的起步到现在,核电安全始终备受关注,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核电建设和运行一直保持了良好的运营记录。那么,当前我国核电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面铺得很广,这么大规模的建设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同时,许多核电建设团队也是新组建的,管理经验不足,高级管理人员不是很充裕。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够一如既往的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是不是能够确保我国核电建设的质量,满足设计标准和安全法规的要求,确实是一个新的问题。从建设方面来说,由于建设项目全面铺开,在运核电厂很多管理骨干、运行骨干被调离核电厂,必冲击核电厂安全运行的体系和制度。从技术上来看,我国现在采用的二代核电技术是成熟技术,它在安全上也是可以接受的。三代核电技术比二代技术的安全性更高,但是它现在正在做依托项目,依托项目做完后还有后续项目和重大科技专项,将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
另外,设备的制造质量和现场的施工质量必须确保。现在我国对设备制造的质量非常关注,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有好的设备才能组成好的系统,它是核电厂安全运行的基本物质保障,所以说对设备制造质量和现场施工质量的有效控制,是我们整个工程建设质量的一个中心环节、一个根本。当然为了保证设备和施工的质量,无论是设备制造厂还是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必须有效运转,使得每个环节都符合质保体系的要求,每个人都熟知他所从事的工作和质量之间的关系。
目前,中国有六所培养核专家的大学。据中国核学会一名官员预计,未来十年左右,中国每年需要5000到6000位核电专业人才,而目前每年仅能培养出20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