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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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优缺点范文第1篇

变过程中筹资方式的变化情况，从而找出现行筹资方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我国企业筹资状况

筹资是指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和相应手段取得本身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需适量资金的过程，也就是资金短缺方向资金盈余方获取资金并支付费用的过程。筹资活动按是否以金融机构为媒介可以分为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现代筹资由直接筹资方式和间接筹资方式构成，它在我国仅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而在西方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筹资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根据自己不同的国情，形成了以直接筹资为主的英美模式和以间接筹资为主的日德模式。

1､我国企业筹资方式演变。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企业的资金来源也由财政拨款向银行贷款转变。从政府角度来讲，为了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要以银行为媒介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进行资金支持，扶持重要产业发展;从企业角度讲，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不仅填补了财政拨款退位留下的缺口，而且为企业中长期资金来源提供了渠道。因此，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筹资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形成了单一的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筹资方式。调查得知，在这之前由于我国没有形成完善的资本市场，企业的筹资渠道特别单一，以至于许多企业至今还只迷恋于银行贷款这一间接筹资方式，这与日本和德国筹资模式的形成有类似的情况。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思想观念不断转变，个体､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国有企业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在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财政金融改革的进行，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筹资快速兴起，一部分筹资观念较新的企业开始尝试直接筹资这一方便快捷的融资方式。

2､直接筹资模式与间接筹资模式分析

(1)直接筹资模式。在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英美等国，由于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股份制的盛行､证券市场的充分发育等因素，确立了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基本筹资制度，形成了典型的以直接筹资为主的筹资模式。英美筹资模式的主要特征有:

首先，筹资结构中，直接筹资比例较大，间接筹资比例较小。以美英为例，在l990年美国企业的融资存量中，直接融资占有绝对优势，间接融资只起补充的作用(参见表1)。英国也大体类似。

其次，资本市场非常发达。英美筹资模式的基础是资本市场。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英美两国都形成了发达而成熟的资本市场。美国有世界上最大最发达的资本市场，英国则拥有欧洲最大､全球最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两国的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众多，交易规模巨大，交易种类繁多，交易工具齐全。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和监管制度健全且富有效率。各种完备的证券法律法规维护着资本市场良好的运转秩序。

再次，银行在企业融资中处于非主导地位，银行与企业保持松散型关系。由于英美两国银行的历史传统，总体上来说，两国企业的中短期资金主要由银行供应，大规模的长期资金主要来源于证券市场。因此，商业银行在企业中处于非主导的地位;同时，美国的商业银行受法律限制不能持有工商企业的股份，从内部银企之间就形成一种松散型的关系，企业与银行不会产生信贷依赖关系。

英美模式的优缺点: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英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增强其竞争能力，强化优胜劣汰机制，使筹资活动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其缺点在于，企业的最终决策者――股东经常变动，股东缺乏对企业长期投资的意愿，导致公司经营的不稳定性。

(2)间接筹资模式。日本､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两国经济条件落后，政府实行干预经济的政策以及银行企业关系密切等因素，使奉行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的日本､德国等国确定了以银行为核心的基本筹资制度，形成了典型的以间接筹资为主的日德模式。日德筹资模式的主要特征:

首先，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以间接筹资为主，直接筹资起补充作用。在日本､德国等国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中，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筹资占绝对优势地位。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外部筹资总量中银行贷款等间接筹资占80%以上，股票､公司债券等直接筹资仅占10%稍多一点。即使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金融改革之后，日本企业间接筹资仍占外部资金来源的70%左右。德国也大致类似。

其次，银行体制独特，在企业筹资中起主导作用，银企关系密切。日本实行主办银行制度，德国实行全能银行制度。这两种制度下，银行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短期信贷支持，也可为企业提供长期贷款，并可以持有企业相对较多的股份。这样，日德两国的银行与企业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在企业筹资中银行起主导作用。

日德模式的优缺点:日德这种带有强烈政府干预色彩的筹资模式，对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推动经济快速､多边发展的策略。日德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能按政府的意图，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调度金融资源，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从而实现经济的跳跃式增长。同时，银企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推动企业在相对稳定的资金环境和竞争关系中快速发展。但是，日德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缺陷: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资本市场的成长，造成市场经济下直接筹资方式无法得到应有发展;银企关系过于密切，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问题，不利于银行及企业的正常发展;大量的间接筹资导致企业高负债率，阻碍了企业形成良好的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结构，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二､我国现阶段筹资方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的间接筹资方式是在我国渐进式体制改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监控社会资金活动的要求，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做出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单一的间接筹资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的缺点。

第一，在间接筹资方式下，不论企业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其资本金都主要依靠银行性筹资。由于财政拨款的大幅减少，而企业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在自身筹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向银行大规模筹资，这样就导致了企业资本结构的改变，从无负债经营变成了负债经营。企业适度负债经营，可以发挥财务杠杆作用，提高其自有资本的利润率，取得较大利润。但在现阶段企业过分依赖银行筹资，使企业过度负债经营，加重了企业的还债负担，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企业的高负债率，会加大企业随资产利润率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的难度，从而给企业财务带来风险。同时，企业的高负债率易受银根松紧的影响:当银根紧缩时，利率上升会直接影响借入资金的财务杠杆作用，此时筹集信贷资金也变得困难，这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稳定。

第二，企业与银行的密切关系容易造成类似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金融界发生的诸多问题。比如，银行贷款呆账､坏账过多，一旦企业出现还贷危机，银行就会面临资金周转不灵，甚至破产的问题;同时，银企的密切关系使筹资交易缺乏透明度，容易滋生腐败，易产生大量的呆账和坏账;企业大规模筹集银行性资金也阻碍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这些都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隐患。

第三，从信用评级角度来看，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容易被认为是市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不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筹资形象，对企业以后直接筹资和间接筹资都会有不良影响。因此，单一的间接筹资方式已经不再适合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新型的筹资方式来满足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深、沪两个股市的建立，直接筹资快速兴起，为新型筹资方式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的直接筹资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上市公司质量低下问题：我国的上市公司在包装上市时存在着弄虚作假、资产剥离重组不实等情况；上市后，经济业绩不佳，经济效益呈滑坡态势，发展前景不高，从而限制了这些企业业绩的提高，影响了整个资本市场的成长。同时，资本市场的监督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证监会的监管职能发挥不够充分，券商与上市公司的投机炒作扰乱了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这些问题直接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直接筹资的发展。直接筹资发展的不完善将不利于新型筹资方式的建立。

在分析了我国现有筹资方式存在的问题之后，结合西方筹资模式的优缺点，我们更加意识到建立新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的筹资方式的必要性。我们要广泛吸取、科学地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筹资方式。

三、加快建立我国企业新型筹资方式

1、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使直接筹资与间接筹资之间的比重更加合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间接筹资方式将逐步向市场经济下的新型筹资方式转变。通过对直接筹资、间接筹资基本概念的了解及对西方发达国家筹资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我国新型的筹资方式基本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直接筹资与间接筹资并存，两者相辅相成。第二，直接筹资与间接筹资的主辅问题要由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来决定。第三，新型筹资方式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需要经过较长的发展过程。直接筹资与间接筹资并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筹资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以间接筹资为主的筹资方式还会存在一定的时间，但是随着银行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发展，新型的筹资方式将在不久的将来替代现有的筹资方式，间接筹资的比例将不断下降，直接筹资的比例将不断上升。直接筹资与间接筹资的比例将由企业自行决定，政府只能利用财务杠杆进行间接管理。要建立新型的筹资方式，就要对间接筹资和直接筹资进行优化和改革。

2、优化间接筹资方式，改革银行信贷体制。间接筹资体系下形成的高负债率对企业的危害极大，企业要优化间接筹资方式，就要尽量降低其过高的负债率，使负债率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做到既能发挥财务杠杆作用，又不会造成财务负担。优化间接筹资方式，还要对现有的银行信贷体制作适当的改革。从银行方面来讲，要与企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过分紧张的关系，提高信贷交易的透明度，改革信贷政策，减少银行呆坏账率，提高银行抗风险能力；对于企业来说，要有“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思想，要尽可能按时还贷，保持企业的良好形象，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多渠道筹集资金，尽可能降低筹资风险。

计划经济体制优缺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 程序 法制化

一、行政程序法制化的意义

（一）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价值中立、操作性强的程序对目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秩序混乱、制度不力的现象是一剂良药，也是中国当前实现法治主导的最佳选择。由于程序具有开放的结果和紧束的过程，随着程序的展开，参加者越来越受到“程序上的过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机也由此形成。程序开始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但其结果却使程序参加者难以抵制，形成一种高度确定化的效应。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法可以作为其制度化最重要的基石。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看出，行政法制的程序化与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市场经济对法律提出的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变到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到间接管理，从计划调控转变到市场调控。从新的政治功能来说，它要求政治体系从要素管理转向程序管理，从内在管理转向外向管理，从保险管理转向保证管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体系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管理基本以要素管理、尤其是物质性的要素管理为主，通过对具体物质要素的具体规划和分配来完成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体系不能再做要素式的管理，否则，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不具备必要的前提。要素将通过市场来分配。政治体系的主要功能将是对程序的管理，即各种要素将通过合理的程序在社会上达成最有效率的交易，同时又是公平的交易，所有交易又必须控制在社会发展的方向上。程序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规范、体制、监督等手段来完成。

（三）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程序权益是实现实体权益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程序权益的法律保护，实体权益也就难以完全实现。所以行政法所规定的相对人的权益必须要有程序权益保障。在我国，程序权益观念淡薄，传统法学理论也存在对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关注多，而对程序权益关注少的情况。随着行政法治观念的深入，保护相对人程序权益的观念也会日趋加强。而行政程序是用于保障相对人权益的主要方式。

（四）规范使用行政权

行政权是国家的公权力，以公益为行使目的。行权转化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后，其行使除了以实现公益为目的外，更须受到行政法律的制约，防止职权滥用，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便是行政法的实施过程，行政程序便是实现公平行使行政权，体现公权力公平行使价值取向的载体。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行政程序对行政权的行使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行政法的程序内容要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按照法定的步骤、方式、次序进行，使行政行为具有可控性、阶段性，便于人们监督。

二、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实现途径

（一）树立正确的行政程序观念

中国行政法学现在需要的是辩证、深沉、扎实的思考和研究。因此，客观、全面地看待程序，树立正确的程序观念，就成为行政程序法制化的核心。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程序优缺点，认真对待程序的利与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正确的程序观念应该是：既充分准确认识程序的必要性和优点，又要看到程序的不足，对程序的弊端予以宽容对待。

（二）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确立

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是行政程序法制化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它是指“各个国家行政程序法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形成的总体特征。行政程序法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立法机关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选择，强化某一方面的作用，这种选择将使一国的行政程序法形成一定的目标模式。”实质上目标模式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目标和价值取向。但在常态的社会中，我们应该贯彻一种有折中色彩的混合模式，既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又不放松甚至放弃对行政权力的维护，因为不管过度倾向于哪一方都将最终造成另一方所代表的利益或财产得不到实际的保障，权利或权力有一面得不到长期的正常运作后，就会实际上影响到以此为要素的社会运行的稳定和市场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

（三）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界定

科学界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关键。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过程中，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科学界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乃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关键所在。在确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时，必须首先明确以下几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不能割裂与行政实体法的联系，在其内容、功能上应当保持与行政实体法的和谐性、一致性。但两者不能等同，亦不能互相替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不能仅仅局限于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而且也必须规范行政相对人和其他程序参与人的行为。由于“人类的预见力还没有完善到可以可靠地预告一切可能产生的事这种程度，况且，人类所使用的语言也还没有完善到可以绝对明确地表述一切立法意图的境界。在这种注意下，我国的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法原则。第二，合理原则。第三，公开原则。第四，参与原则。第五，顺序原则。第六，效率原则。

行政程序建设的大力提倡正是新时期依法行政理念下对正义、平等、自由、公正等价值的呼唤。作为规制政府权力的手段之一，行政程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创新。人们期待政府采取行动解决行政立法中的不足、缓解行政执法中的矛盾，改变行政执法现状。

参考文献：

[1]谭波； 杨治坤； 翟国强.浅析中国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几个问题[J].行政与法，2003.

[2]黄贤宏； 吴建.依论行政程序法制化[J].社会科学研究，1999.

[3]张坤世.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几个基本问题[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

计划经济体制优缺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才租赁 优缺点 对策 

 

人才租赁是一种新型的用人形式，自从它开始出现并运行以来，就受到了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从2000年以后，人才租赁在我国开始流行起来，辽宁、江苏、福建、广州、北京、上海等省市都相继使用这种新型的用人模式，上海市实施的“人才柔性流动”战略中就包含了人才租赁的内容。从事人才租赁的机构也不断涌现，其中仅广州市涉及人才租赁的机构就有100多家；在北京有人才租赁资格的公司就达几百家。同时人才租赁的业务量也在逐步上升，福建省的20多家企业从海峡人才市场租用的人才达400多名，而南京市在2002年底，已经有5000多位租赁人才在数十家企业的多个岗位上发挥着作用。那么究竟何为人才租赁？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优缺点？怎样才能使之更好的发展？它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如何？笔者将就此展开探讨。 

 

人才租赁产生的原因 

 

人才租赁是指人才租赁机构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聘请用人单位所需的人才，交付给用人单位使用，同时为所聘人才发放薪酬以及代办养老保险、档案托管等人事业务，最后由用人单位支付相关费用的一种用人方式，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其产生原因。 

 

人才市场化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人才资源的配置都是由国家进行统一计划分配，它忽视了人才产权，束缚了人才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人才市场逐步被纳入整个市场当中，打破了过去用人“统包统配”的局面，“单位自主用人”和“人才自主择业”的双向选择机构已经形成，人才市场化的进程加快，市场成为我国劳动力配置的基础性力量。然而市场配置也有它的盲目性，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配置方式来提供服务。于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宽松，人才的自由流动，使得人才租赁成为一种可能，因此，人才市场化是人才租赁产生的前提条件。 

 

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复杂化导致成本增加 

人力资源管理从档案管理阶段发展到组织职责阶段，它所包含的管理内容也越来越多。传统的人事管理是某一职能部门单独使用的工具，与其它的职能部门没有太大的联系，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要求人力资源部门成为一个企业组织真正的规范、决策和制度部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开发每一个员工的潜能，更侧重于制订人力资源规划、开发政策等，而临时员工的招聘及培训、工资分配、社保办理等事务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人事成本，增加人事管理的工作量和管理成本。 

由于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复杂、高成本及受严格规范的控制，出于各种原因，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将一些人力资源活动外包出去。人才租赁行业就是应了这种需求而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 

 

就业压力增大和就业观念转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高校扩招、单位体制的不断深入、劳动力新增量不断加大，而我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又十分有限，这就使得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大力发展非正规和弹性的就业形式，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成为解决就业出路的一个重点。 

就业形式能否得以转变，还取决于劳动者个人的就业观念能否与之相适应。传统的就业观念是终生在一个企业“服役”，一个人一生只从事一项工作。而就业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科技发展，知识更新加速，传统产业逐渐被新型产业代替。岗位在变，劳动者也在变，自由职业者开始出现，而且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也迫使就业者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就业出路来创造就业机会，于是人才租赁就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企业临时人才需求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面临的市场常常会发生一些波动，而企业又要关注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于是企业希望能以较少的人力投入产生较大的产出，因此企业在用人当中，有时可以把自己内部的核心员工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由一些临时人员来完成一定的项目，而如果为这些临时人员开展招聘、培训等工作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而且还要求人力资源管理者对他们进行激励并为他们在公司工作期间的一切行为负责，无形之中就增加了管理压力，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这一难题转交给人才租赁机构，由他们来解决一些繁琐的程序，企业也就更有精力来处理公司的其他问题，更好地对公司的未来发展进行决策。 

对于一些规模小、转型快的企业来说，他们养不起太多的人才，往往不愿意长时间聘用某一方面的人才而使成本提高。他们更多的只是短时间需要某类人才来解决相关的技术难题，人才租赁就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让他们在需要人才时有人才可用，不需要时又不必养人，大大降低了人事成本。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正是有了用人单位这些需要，人才租赁业才得以产生并发展起来。 

 

人才租赁的优点与存在问题 

 

人才租赁的优点 

人才租赁对社会的好处 有效整合人才资源，优化人才结构。人才租赁打破了传统的人才国家所有、单位所有制，将用人与管人、养人分离开来，使人才流动更为灵活，也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人才租赁机构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通过引导人才产权的流动和提供专业化服务，实现人才资源共享，提高人才利用率，能较为有效地整合人才资源，优化人才机构。 

为社会富余人才提供流转渠道。在我国，一些企业拥有大量的优秀人才，但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能“人尽其才”，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人才资源在一定范围内要进行重新配置，因此就产生了一批富余人员，而人才租赁是一个人才产权分离、流转的过程，能很好地解决分流、下岗人才的就业问题。除了人才租赁机构与用人单位合作的形式，还可以由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之间进行租赁合作，派出人才，为富余人才提供流转渠道。 

计划经济体制优缺点范文第4篇

直接的横向信息流是两个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的两个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换。间接的横向信息流指的是两个平级单位的信息互换要通过第三方来进行，这个第三方必须既非两个单位的共同上级，也非两个单位的共同下级的单位，可以是与信息互换的两方平级，也可以与信息互换的两方无关。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体系下，信息交换都是横向信息流。彼此没有直接决策权力的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相互交换信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体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横向的信息流动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与纵向信息流相比，横向信息流的主要优点是：时效性。横向信息的流动往往比纵向信息流快捷，这是因为横向信息流特别是直接的横向信息流无需经过复杂的中间过程，就能完成信息交换。与纵向信息流动相比，横向信息流动会更好地保证信息的时效性。灵活性。与前面所说的纵向信息缺乏灵活性相比，横向信息的灵活性比较强。信息交换可以不经过一些预先设定的严格程序，而是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并且信息交换的双方可以根据自己决策的需要排除无效信息，快速捕捉和整理有效信息。横向信息流也有自身的缺陷：一是不便于规范管理。横向信息流更多地是学校在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后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导致了灵活性，也导致了管理上的不便。二是不便于信息集中。横向信息流是不利于信息结构的集中的，也就是说，与事件相关的当事人中没有一方可以获得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在这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某些决策必然是盲目或者错误的。三是不便于统筹规划。上级部门无法掌握所有信息，少了一些可以用于把握全局的依据。在做出与组织相关的大的目标的决策时，不能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协调和统一安排。横向信息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中存在的横向信息流。它包括图书馆之间的信息交流；实验室与负责器材设备采购的单位之间的信息互换等。二是由于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体制引入市场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横向信息流。它主要包括高校图书资料采购的各种招投标信息。三是非正式通道的横向信息。例如，今年来在各大高校中迅速兴起的BBS就是学生个人或学生和老师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学生社团、学生会、班级现在越来越多地利用这类非正式的横向通道进行信息传导，从而影响图书资料管理。由此可见，信息通道对信息流的意义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纵向通道和横向通道都是实际存在的，且二者在分工上有差异，即它们各自负责的信息内容和作用上有差异，所以不可能互相取代。第二，纵向通道和横向通道各自有其优点和缺点，而且这些优点和缺点基本上是互补的。所以要予以两种通道相同的充分重视，在使用每种通道时都要注意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优点、避免缺点或弥补方法的不足。第三，对于纵向通道的规范主要可以采用制定规范或行政措施来实现。对于横向通道的规范则要复杂一些，需要通过间接的措施来调节。

二、信息集中

高校图书资料管理要构建一种简单、明了、固定的信息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集中，而高校图书资料管理的有效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信息集中。关于信息集中的问题，就像经济学家里昂尼德•赫维茨指出的那样，如果经济体系的参加者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够获得关于一切其它当事人面临的环境和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全部信息，那么，信息结构就是集中的。从这一概念出发，在一个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中，如果至少有一名决策者能够获得关于一切其它当事人面临的环境和他们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全部信息，那么信息结构就是集中的。信息集中的极端情况是：中央计划部门获得一切关于图书情报信息，然后再通过层层传达，对各级各部门发出指令。与之相反，信息完全不集中则是另一个极端状态，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下，没有一个当事人拥有关于任何高校图书资料管理情况的信息，不知道或不关心任何高校图书资料管理者的未来行动。信息通道指的是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通道。其中，横向的信息通道又包含了直接的横向信息通道和间接的横向信息通道。纵向的信息通道指自下而上，上下级之间的层层传达，比如说科研经费的申报就是属于一个信息的纵向传导的过程。横向的信息通道指的是同级之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之间的信息传导。直接的信息传导指的是两个部门之间互相交换信息的过程。比如说，图书馆与教学管理部门之间需要互相交换信息，以便使得图书馆的藏书能满足教学需求，这属于两个平级部门之间信息的互换，是直接横向的信息传导。间接的信息传导指的是两个部门通过两个部门之外的第三方作为中介，进行信息传导的过程并且第三方既非上级部门也非这两方的下级部门。典型的信息的横向传导的例子是：图书资料设备管理部门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心之间存在很多横向的信息传导，其中有直接的横向信息传导，也有间接横向的信息传导。一般地说，纵向的信息传导更适合于信息的集中，因为纵向的传导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上下级之间传导信息的过程，自下而上的信息上报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由下级往上级集中的过程。若将两种横向通道相比较，则是间接的横向信息传导比直接的横向信息传导更有利于信息集中，因为在间接横向信息传导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第三方收集了其它两方的信息，信息在起中介作用的第三方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集中。信息的传导方式指的是通讯能力的质和量。从制度上来说，完善的信息制度、规范的信息传导流程是信息顺利传导、信息集中的保障。从技术上来说，传导信息所使用的工具直接影响了信息传导的质和量，以及效率。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互联网成了高校图书资料管理的最重要的信息传导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的优点不仅在于其大容量和方便快捷，而且在于预先设定好的规范流程为信息传导提供了更规范、更统一的路径，这些都有利于信息集中。信息的处理是指从大量信息中筛选出有效信息并分类整理的过程。信息的处理能力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影响信息集中的。一是速度。信息处理得越快，有效信息的传导就越快，信息就可能尽快地集中。二是筛选和分类整理的有效性。高的信息处理能力意味着筛选出来的信息是完整的并且不含多余信息，分类整理是快捷并且正确的。也就是说，良好的信息处理能力意味着选择和整理信息的有效和速度有利于信息集中。传导所用的语言是指每个决策者都有用以描述信息的“内部语言”。在高校内部，这些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对于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意思，能够被完整并确切地加以理解。但是，为了同其他高校交往，他就必须使用某种“外部语言”。一个信息对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高校具有同一含义，就成为“共同语言”形成的必要条件。当各参加信息互换的高校使用的语言不能被其它高校所理解时，就会产生语言问题。因此，在高校图书资料之间的信息传导，有时候会需要将“内部语言”转换为“共同语言”以实现信息的传导。“内部语言”转换为“共同语言”的难题之一，在于转换过程中有可能丢失部分信息或使某些信息产生不符合原本信息含义的歧义。

三、高校图书资料管理信息机制的构建

计划经济体制优缺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实证研究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较经济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即使是哈耶克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律，而非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科尔奈等重点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和隐性通货膨胀)，没有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运用文化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因和绩效。

事实上，经济学早期的大师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约翰・穆勒也认为，文化有时候比追逐个人利益更重要，马克思则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说明文化的来源。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的时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文化也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较经济学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由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的观念所决定的。

文化被经济学家冷落，却在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马克斯・韦伯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新教精神的渊源，剖析了新教在促进16－18世纪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勤奋节俭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本菲尔德认为，文化是解释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发达，就是因为意大利南方人狭隘的自利主义文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尔德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经历过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国家积累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兰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价值观等联系起来，并认为信念、价值观影响了经济绩效，虽然他列举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宽容程度、诚实守信等内容，但他把信念、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途径的思想，对施莱佛(Shleifer)、津加莱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研究的一类重要内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日本帝国快速崛起而后走向灭亡的文化动因。文化比较研究强调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经济、政治体制的塑造作用，这种思路及其研究结果对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较经济学一度相信，造成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差异，而比较经济学家并没有深究经济体制的由来。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绩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急剧下滑。转轨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已经不能仅仅用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解释，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稳定性。人们被动地从父母、社群等处获得文化的熏陶，一般会接受自小获得的文化并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样的机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文化基本是稳定不变的，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只能被动地适应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学者将文化纳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中来，形成了比较经济学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另一种以津加莱斯、基尔索等为代表。罗斯菲尔德对比较经济学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模式，他对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如本尼迪克特等关于日本文化的学说)，崇尚基于历史和统计资料的具体分析而非数理或计量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历史研究”，津加莱斯等认为文化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对于罗斯菲尔德而言，基尔索、津加莱斯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他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简明模型，依据跨国调查的数据，选择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称这种进路为“实证研究”。

本文在这里首先将阐述“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然后对比两种研究进路的特点，并作评论，最后本文指出比较经济学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斯菲尔德。罗斯菲尔德首先定义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被社群赞赏的经久持续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会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为法律提供基础，但又超越现时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它对制度的塑造和对经济活动方式的调整来实现的。文化影响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一个国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这些体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团的偏好)来运作，文化还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稳定，使得“较差的体系并不必然被优势体系扫地出门”。

罗斯菲尔德指出，人们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们过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却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限制个人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行为。罗斯菲尔德进一步发展出文化的复杂系统观，他认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混合体，文化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被放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等概念中，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各种要素的复杂混合物，不能简单地贴上“集体主义”之类的标签。罗斯菲尔德关于文化的这种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来演绎文化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是具体而细微地探索每一个经济体中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

罗斯菲尔德认为，现实经济体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对待个人在黄金定律(即个体公平竞争中互不侵害的原则)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态度。如果一个经济体能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是来自于竞争自发产生的规范(即“自我规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最高经济效率的普适性经济体，罗

斯菲尔德称之为A类体系。但是，现实的主要经济体都不是A类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独特文化的不完美体系，罗斯菲尔德称它们为B类体系。B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受独特文化的规范，文化会限制黄金定律发挥作用，或者取代黄金定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对个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会限制自由竞争、鼓励社会优先考虑一些目标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目标和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经济体的参与人为实现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断地扭曲竞争体系，这就导致权力发挥作用。文化规范下的经济体会出现垄断、寻租等现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现实的经济体系全是B类体系，在文化和权力的规范下，各个经济体实际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权者更偏好的经济体。文化和权力集团扭曲市场规律(主要是供求法则和凯恩斯法则)的程度，决定了各个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潜力。罗斯菲尔德为了比较各经济体的相对优劣，选择了A类体系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标杆。A类体系具有最高的绩效，而B类体系的文化规范则修改了A类体系下企业和市场的运作规则，改变了A类体系下的组织模式(A类体系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是完全竞争厂商)，也改变了供求定律或凯恩斯宏观经济规律背后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发生扭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A类体系相对比，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确定各种文化规范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相对绩效。

罗斯菲尔德比较了五个经济体(美国、西欧、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运行模式、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研究发现，这五种经济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还是美国，中国也会有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欧陆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滞、中国和俄国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转型理论方面，罗斯菲尔德认为，俄国由于威权主义的持续影响，还远未转型成“正常国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要优于俄国的休克疗法。因为各国都是文化规范型的经济体，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很多偶然事件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性，经济系统也不能简化成某种原则，一个制度则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罗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传统的”，因此转型开始时人们不会知道最佳路径是什么，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转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实验，需要从干中学。

总的来看，罗斯菲尔德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以个人规范的经济体为最有效率的标杆，而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视为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文化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理念、目标与方式，再通过经济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改变平等竞争权力方面的活动)影响消费品市场供求、劳动力市场均衡、投资决策以及利率、货币和对外贸易等宏观经济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化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这样，罗斯菲尔德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体制影响的完整解释。

三、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实证研究”

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领军人物如施莱佛、津加莱斯等也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尔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莱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框架。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可代际传承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因此，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变作为中介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总结起来，“实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

依据上述范式，基尔索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要选取适用于计量方法的可量化变量。由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实证研究必须挑选不受经济波动和制度变更等短期因素影响的文化变量。基尔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这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不随短期经济绩效和经济体制影响，也较容易在问卷调查中量化。在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方面，基尔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这是因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学者证实，信任行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研究。经济绩效则用具体的经济行为或人们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来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的储蓄额、进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范式也就变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经济行为范式。

基尔索等首先进行了关于文化和经济活动态度的实证研究。文化的变量是宗教，而宗教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经济活动的态度，它们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对待政府的态度、对妇女工作的态度、合法性规则(Legal Rules)、勤俭(Thfifti－ness)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看法。程度采用种类、是否自小就处于宗教环境中、是否经常去教堂或参加宗教活动等来衡量。结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别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规范，无神论者正好相反。有的人总体上更支持勤俭持家，更支持市场经济，认同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个人应该承担责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种宗教中，越是从小在宗教氛围里成长，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宽容程度正相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宽容，但它们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倾向于私有产权，伊斯兰教比较不喜欢私有产权。新教显著倾向于用公平换激励，只有天主教显著主张应该教育孩子们勤俭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认为人们是懒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条的改变也促进了信徒经济态度的变迁，以天主教梵二会议(1962)为转折点的实证分析发现，出生在梵二会议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宽容，更尊重妇女权益，但却更反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

基尔索等首次按间接影响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的范式，是分段进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对信念或偏好的影响，再考察信念与偏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证实文化对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文化主要选用宗教和地域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节俭的意愿作为代表，经济绩效主要用人们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储蓄以及再分配意愿为代表，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美国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对信任有正向影响，欧洲国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勤俭持家的偏好对国家储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亚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尔索等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差异对经济绩效(主要是国际贸易和FDI)的间接影响，样本来自欧洲国家。基尔索等先考察了欧洲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继而考察了信任对进出口贸易和FDI

的影响。在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尔索等考虑了相同程度、地理距离、对该国的了解程度(用一国报纸上关于该国的新闻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是否来自同一古代语言、法律根源和类型是否相同、两国历史上是否交战、两国人长相是否类似(主要是头发的颜色)、两国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结果发现，和法律渊源接近、语言出自同一语系的国家相互之间更信任，而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之间较不信任，长相和基因接近也对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响。两国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力度也越高。

基尔索等还研究了文化对人力资源禀赋的影响。2008年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考察男女经济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识水平(主要是数学水平和阅读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男女经济平等程度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来衡量，该指数越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文化则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问题是：“当工作机会有限时，你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吗?”妇女活跃程度用参加工作的适龄妇女劳动力数量，还有一个指标是妇女政治参与度，也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里，男女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数学能力上，而且在阅读能力上都有提高。当然，男性的数学分数仍然高于女性，但这种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不再明显而且和GGI指数无关。

上述四个方面是近年来基尔索等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证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文化对经济活动态度有直接影响，对经济绩效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偏好和信念，具体来说则是信任和经济生活态度。实际上，基尔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氛围也更利于经济增长。

四、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主要特点与评价

罗斯菲尔德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基本范畴、研究范式和结论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基本范畴方面，个人规范、文化规范的概念是罗斯菲尔德框架所独有的，也是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个人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区别，突出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个人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毫无拘束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会规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来源和性质决定了个人活动的范围和结果，也决定了经济体系整体结果。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没有对人性做出基本假设，没有引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没有建立一些可以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其范畴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对现实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描述。历史研究范式没有演绎推理，更没有数理模型。罗斯菲尔德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逻辑和可证伪的假设的体系，而是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描述或者说思想实验。在对比研究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时，历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际资料，对经济体的各个维度逐项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

基尔索和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则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保持一致。他们提出的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线性传导机制非常容易形式化，虽然基尔索等还没有建立一个数理模型，但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确定文化对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后，基尔索等人提出了可证伪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文化、经济绩效、信任等概念较难量化，基尔索等采用了变量，利用变量之间的计量关系推断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比较来看，“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鲜明的区别。“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论，再进行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信文化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存在几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历史研究”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实证研究”则竭力把文化范畴的内涵缩小到一两个维度以便把握。其次，“历史研究”中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而“实证研究”则仅限于若干种可能的传导机制。再次，“历史研究”不进行实证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存在一个和被比较体系维度一样的最有效体系作为标杆，而“实证研究”是去寻找间接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不对现实进行描述，看重数量关系，且没有一个标杆。

虽然都能发现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两种研究思路还是各有优劣。“历史研究”非常具体，并且贴近现实，能对现状进行直观的考察。“历史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英美、西欧、日本、俄国。我们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现实，也能利用其描述而进一步分析。但是，“历史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抽象的演绎理论体系，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规律、各种要素对文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另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罗斯菲尔德坚持用新古典框架作为标杆，而不采用现代制度分析理论，这使他的学说遗漏了很多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等，而这些正是文化发挥作用的途径。“实证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文化影响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进一步影响经济绩效的理论，为继续探索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机制开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尔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还太狭窄，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变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偏颇之嫌，不能具体看到不同经济体中文化影响的真实场景。基尔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但近现代以来经济发达、经济观念较先进的社会本身就是欧美基督教社会，所以文化因素和经济绩效容易产生自相关问题，在研究设计上还值得商榷。

五、结论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