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征收土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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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征收土地的政策范文第1篇
最近几年来，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大大提升。然而，在经济迅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推动下，土地征收范围、速度及规模逐渐提高，土地征收诱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激化，土地征收补偿存在很多问题。
（一）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
其一，目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主要由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土地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然而，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并未有包括租金损失补偿、周边未被征收土地受影响的补偿、残余地补偿及迁移费的补偿，当前土地征收补偿缺乏一定的公平性、合理性。所以，当前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并未全方位体现出土地的全部价值，也没有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其二，新《土地管理法》指出被征收土地的补偿为被征收前3年平均农业产值的6至10倍，每个农民的安置补助费为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土地补偿和安置费之和不得超过该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一政策虽然感觉起来比较合理，然而只要大概计算仅仅只是农民大约5年的收入总和，同时各级政府在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勾结开发商，农民真正拿到的补偿少之又少，难以维持农民以前的生活水平。同时，这一规定并未充分考虑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农村特别是城郊地区，农家乐、生态农业等现代化农业迅速发展，土地附加值迅速提高，若还是根据玉米等农作物一般产值进行计算将会大大降低农民真正取得的农业收益，这无疑是激发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
（二）补偿方式单一
当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方式中只有土地征收的安置补偿费用及土地征收补偿费，仅仅只是在《针对提高征地管理工作的规定》这一政策中提到了农村土地使用权和预留地入股的补偿方式。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多数企业难以承担农民安置重任，只有采取货币安置的方法。然而，仅仅只是凭借金钱补助是难以引导农民就业，农民只能依靠这些补助的费用生活，其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生活步步艰辛。在当前的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必须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应对，进一步为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并真正贯彻落实。
（三）缺乏科学的价值评估方法
由政府制定土地征收补偿计算的基础数据，政府按照最近年份的调查数据来制定基础参数，由于成本及自身工作原因，常常间隔5、6年才会变动，相比于市场价格，明显滞后，难以顺应市场的变化。只是对土地的产值进行评价，极易造成与土地真正价值的差异。我国有关职能部门在评估过程中，主观因素掺入较多，主要是按照各种条件进行评价，缺乏理论模型。因此对于土地的评估不能仅仅只采用产值倍数法，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分析各种因素后，明确一个恰当的评估方法。
二、完善土地征地补偿的思考
（一）土地征收的标准合理性
针对当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本文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并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在当前的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中都是按照征收土地的数量予以计算，这种计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造成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因此，本文认为，将土地征收标准合理化是解决土地征收标准而引发的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制定征地统一标准需要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土地质量、不同土地类型、土地使用情况以及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因素进行评估，也需要按照当地农村经济水平及农民生活水平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及及费用。这种计算方法不仅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法，统一补偿标准，妥善处理以前出现在同一地区不同价格的土地征收纠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二）丰富土地征收补偿方式
丰富土地征收补偿方式能够进一步确保农民获得充分的安置。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几种补偿方式：
（1）货币安置。主要有分期、一次性和终身货币安置。当前大多数采用一次性货币安置方式，相比于一次性货币安置方式，终身和分期货币安置更适合农民利益的保护，采取终身和分期货币安置方式能够避免由于物价上涨而产生的问题，按照物价变化情况定期调整补偿费用。
（2）农业安置。拥有丰富土地资源的地区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划分一定面积或质量较好的土地给农民，使其能够继续开展农业活动，自给自足，或者转变为其他农业方式，维持其现有的生活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就业风险。
（3）提供免费的职业技术培训或提供工作岗位。将土地征收补偿当做扶贫工作来开展，其道理就好比给人鱼不如给人渔，只有将生存技能教给农民，才能实现真正的脱贫。
（4）企业补贴安置。若是为了建设乡镇企业而占用农村土地，可以提供当地农民就业机会，也可以将企业利润定期向农民支付一定的生活补贴作为征地补偿。以上补偿方式不仅补充了单纯金钱补偿的不足，而且能够转变我国农民生存技能较差、进入城镇后难以就业的局面，妥善解决了农民长远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三）健全补偿评估机制
农村征收土地的政策范文第2篇
一、农村土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农村土地管理中所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入不敷出。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使得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某些村出去为数不多的机动地承包费以外，几乎无其他收入，更有甚者欠有债务。因此，某些地方将机动地对外发包，强制性的流转农户的承包地，出卖集体地或者高价对外出租而获取高额回报，挪用土地补偿费以及土地流转费的现象较为突出。
2.土地流转过程不够规范，农户权益得不到保障。我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以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土地承包合同共同束缚、约定的。可是，合同存在的不规范性使其执行具有随意性，基层干部私自变更合同、收回或调整农民土地，更有甚者未经承包户许可，就迫使其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侵害。
3.征地补偿款难以落到实处，财务制度如同虚设。部分村级干部并不按照规则办事，甚至严重违反财政纪律，将那些本应发给农户的补偿款私吞，据为己有，私分利息以及贴息款。部分村干部私设账外资产，账务不清，零乱不堪，趁火打劫。部分村干部许可企业拖欠征地补偿费，引起群众不满情绪。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立法、执法存在的不足： 1.在立法中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规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民法通则》第71 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一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集体土地所有权上述的四项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首先，关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权利受限制问题。我国集体土地的占有权及收益权源于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仅能在农业用地和本集体内部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行使有限的占有和收益权能，而对非农用地没有占有和收益的权利。其次，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对其集体所有土地的处置权几乎被剥夺。集体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实际上属于国家。这不仅剥夺了集体土地的出让权，也使本应由农民集体享有的收益流入国库，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缺失处分权。
2.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规定存在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第2 条第4 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问题是相关法律至今没有对所谓的“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导致凡是只要取得土地征收的批文，无论其用来干什么，似乎均符合“公共利益”；尽管《土地管理法》及《物权法》对征收土地均规定应依法予以补偿，但问题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偿标准太低，根本无法保障土地被征收农民的生活；市、县人民政府既是土地征收者，又是补偿标准的批准者，更是争议的协调者，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法律赋予如此权力，本身就无法保障土地被征收者的利益。而对土地征收行为不服，相关法律法规至今也没有赋予被征收者相应的救济权利。
3.法律赋予集体土地被征收者的相关救济权利形同虚设尽管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 条第2 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但在现实中，县级人民政府至今不依法设立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争议的协调机构，拥有批准征收土地权力的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至今也未依法设立相关的裁决机构。
二、改变农村土地管理中不足的对策
1.依法行政，提升落实政策的自觉性。土地管理政策有没有落实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干群关系是否紧密。目前，应当认真学习土地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提升农村干部的法律以及政治觉悟，努力做到不折不扣，言出必行，依法行政，合理运用人民富裕的权力。认真贯彻落实“一户一宅”以及“五个不准”等政策，确保相关政策、路线以及方针的落实到位，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保障农村在稳定中某发展的局面。
2.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在农村掀起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热潮，让农民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以及法规有所了解与熟悉，明确自身的义务，懂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农村干部，应当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培养与教育，提升其法律意识，转变思想，端正作风，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水平。此外，应当积极引导、努力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稳定以及健全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有偿、自愿、依法为原则，努力寻找、探索有利于土地流转的新机制。对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农民有序、合理流转承包地，提升土地利用率，扩大经营规模。
3.转变思想，做到保护耕地和经济发展两手抓。目前，国家加大了土地管理的力度，实施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应当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在保证耕地不受损坏的基础之上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以严格增量、管住总量、盘活存量、集约高效为准则，开源节流，积极开发新耕地，对旧城老村实施大力改造，盘活闲置基地，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相应的使用权流转进行试行，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
4.要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费低，土地增值分配严格不合理，是农民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也是造成大量耕地被征用占用的重要因素。必须尽快提高土地的补偿标准，给老百姓一个合理的补偿。要改革土地补偿标准的计算办法，不能只单纯考虑征地前几年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要充分考虑土地的市场价值，考虑当地农民的最低生活标准，让土地回归其应有的市场价值。要改革补偿的分配机制，合理确定集体和农民个人各自所享有的比例，农民所有的补偿费要直接分配到农民手中。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要仅仅盯住招商引资上项目的成果，同时，还要看到对大量失地、失业、失保农民产生的隐患。
农村征收土地的政策范文第3篇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农民参与的江苏征地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14FXC002）；中国法学会2015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我国农村征地生态补偿的制度建构与运行机制研究”[ CLS（2015）D140 ]。
[作者简介] 彭小霞（1980 ― ），湖北武汉人，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土地征收补偿与生态补偿。
土地征收中农民的生态权是指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依据法律享的有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以维护自身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农民生态权的漠视与我国目前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生态补偿的缺乏有很大关联。减少土地征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以农民的生态权保护为出发点，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征地生态补偿法律机制。
一、农民生态权受损的具体表现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土地征收补偿主要是发放给村集体的土地补偿费、发放给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显著特点是我国征地补偿着眼于土地的经济功能的补偿而忽视了土地的生态功能的补偿。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法律制度的内容中生态补偿方面存在空白，以及征地主体对耕地价值的认识错位，还有土地征收主体、使用主体在土地征收实践中对农地生态功能的漠视，致使农村生态环境随着土地征收的持续推进被严重破坏，农民的生态权遭受损害。我国农民的生态权在土地征收实践中遭受损害的具体表现有：
1. 农民生态利用权受损
对土地的耕种或者说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权是农民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生态利用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工业转型，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不断在土地征收的名义下转变为建设用地，原来种植农作物的农地被大量开发为商业性和工业性的园区。在农村的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大批城市淘汰的生产技术和高污染的企业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环境保护执法强度的提升不断搬至郊区和农村地区，使农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然而，农村对城市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而造成的自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却缺乏有效的生态补偿体系的填充和弥补，农民作为贫困群体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异，对环境破坏的治理和应对显得能力不足，因而只能被动和无奈地承受环境破坏的恶果，农民利用农村生态系统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空谈，换句话说，土地征收中农民的生态利用权在事实上被剥夺了。
2. 农民生态知情权受损
生态知情权是生态权体系中的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权利。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1条对于公众的生态知情权作出了初步规定，但在当前农村土地征收实践中，这条规定并未落实，农民生态知情权和生态利益往往存在隐害的情形，或者说农民在涉及自身生态权益的土地征收事项上缺乏知情权，如被征地用途是否会损害生态环境、征地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是否采取了补偿措施等等农民都不知情。土地征收程序都是政府主导，被征地农民对于征地在审批前不享有知情权，对其审批的过程和结果更无从监督。一些存在严重污染的工业投资和发展计划，在公益征收的旗帜下大行其道。被征地农民在有关生态环境利益的土地征收目的以及后期的土地开发和利用上存在着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这种不利处境直接影响了被征地农民生态权益的保护和救济。
3. 农民生态参与权受损
生态参与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沟通机制，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使各种利益群体在生态的利用、开发、保护等决策上能够表达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平衡和共存。生态参与权是农民保障和实现自身生态利益的一项必须具备的程序上的权利。一方面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和行为习惯的影响，其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式比较狭窄；另一方面，被征地农民参与农村生态保护缺乏激励机制，而且目前的政府主导型征地程序排斥农民参与，农民生态参与权的行使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实践中，农民大多在生态利益被侵犯后通过上访和抗议等非制度化方式参与生态维权。而这种非制度化的生态参与在地方政府维稳目标和片面追求行政效率的惯性思维的支配下，往往遭遇了强制打压或者有意搁置的冷处理，因而农民的生态参与维权行为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另一方面，被征地农民生态参与权的缺失与其生态知情权受侵犯密切相关，被征地农民的环境知情权的缺失直接导致其生态参与权的实现存在困境。
4. 农民生态利益表达权受损
农民的生态权遭受损害时，农民的生态利益表达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出于对现有利益格局和权利制衡关系的理性判断，农民在权利维护上表现出犹豫和畏缩，在这里称其为“柔弱的农民生态权救济行为”；另一方面，随着生态权损害程度的加深和农民自身权利意识的增长，被征地农民生态维权的自力救济力度也逐渐提升。在GDP至上的政绩观的影响，或者说在“资本挟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很容易与污染企业组成利益同盟，却无视被征地农民的生态利益诉求，行政机关主要运用行政命令和行政强制等行政手段对农民的反映、陈情、请愿、上访等生态利益表达诉求进行强制打压，通过国家强制力隐匿社会矛盾和消除不满情绪，致使被征地农民生态利益表达权难以实现。
二、农村征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质
征地生态补偿是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对土地权利人在土地征收中的生态利益进行分配、整合和保障，从而实现对农民生态权的保护。
1. 征地生态补偿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其内容包括：第一，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主要是指农村土地被征后，针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由生态补偿主体提供生态环境服务和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来达到生态的养护，这实际上是生态补偿主体对生态受偿主体所遭受损失的生态利益的补偿。第二，恢复整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时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于开发商在土地开发利用中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以及造成的生态系统的失衡，必须进行治理和修复，这实质上是人类对给大自然造成损失的填补。第三，控制和限制。生态补偿还包括出台一些政策上的优惠措施，具体有：征收生态补偿费、生态税，设立生态补偿基金等将土地征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再生速度范围和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限度内，限制和控制土地开发商对被征地地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剥夺。
2. 征地生态补偿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整合机制。作为生态补偿在土地征收中的延伸和深化，征地生态补偿实际上是对土地权利人在土地征收中的生态利益的重新整合和协调，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征地中生态资源消耗比较多的群体对生态资源消耗较少的群体作出补偿；第二，在征地过程中为自然环境保护作出贡献小的群体对自然环境保护作出贡献大的群体进行补偿；第三，由征地活动所带来的生态受益区域对生态受损区域作出补偿、生态资源开发区域对生态资源被保护区域作出补偿。
3. 征地生态补偿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保障机制。征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护、恢复与治理因征地而破坏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农民生态权的保护。具体说来，是政府按照土地资源开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来不同的征收生态补偿费，同时将纳入预算管理的补偿费转化为专门保护土地生态环境的专项基金，对为保护生态系统而失去更好发展机会的受损者给予弥补，对生态环境的贡献者与维护者进行奖励与资助。因此，征地生态补偿可理解为外部化的生态环境成本的负担机制，是促进环境保护的维护农民生态利益的保障机制。
三、农村征地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构建
农村征地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构建应着力解决农村征地生态补偿实践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谁补偿”、“补偿给谁”、“补偿多少”、“怎么补偿”，其分别对应着征地生态补偿的主体、补偿的对象、补偿的标准和范围、补偿的方式。
1. 征地生态补偿的主体
首先，国家（中央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补偿主体，其承担的主要角色表现在：生态资源的所有者、生态补偿决策的作出者、生态资源的管理者和公共生态利益的提供者和补偿实施者。作为全国整体生态利益的维护者，国家有义务使公共生态利益保值或增值，当人民的公共生态利益受到损失时，国家有责任对生态利益受损的人或地区进行生态补偿。
其次，是土地开发利用者。在征地生态补偿中，土地利用者是以合法的程序征用土地，并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在此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产生了损害，应该进行补偿。因此，土地利用者也是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然而，土地征收实践中，开发商基于市场主体逐利的本性不仅会尽量缩减对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补偿，再加之环境保护观念的缺乏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性，开发商更倾向于忽视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的生态价值。这使得大量的农地的生态平衡功能随着土地征收而丧失却得不到补偿，引发被征地地区以及相邻地区的生态危机。
最后，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行政职能，承担着地方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中央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以及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和监督等多项职能，所以地方政府理论上应作为被征地农民生态利益的强有力的维护者。然而，征地生态补偿实践中，在各种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下，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宥于我国目前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开始大量依赖于“土地财政”；以及在经济利益至上的不当政绩观的误导下，地方政府会与土地开发上结成利益同盟者，置本地区的生态利益而不顾，由被征地农民生态利益的维护者蜕变为被征地农民生态利益的侵犯者和被征地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者。
2. 征地生态补偿的对象
我国征地生态补偿的对象主要是农村集体组织和被征地农民。根据我国《宪法》第10条的规定，农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合法所有主体，农民是农村土地的合法使用主体，因此农村集体和农民是土地征收生态补偿的最直接利益相关主体。随着农地的大量征收，客观存在的农地生态价值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下不断减损，但作为土地征收主体的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经营主体的开发商却无偿消耗了农村土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农村集体和农民为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付出没有获得弥补，生态补偿在征地补偿中的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耕地锐减，大量土地抛荒、闲置的现象，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农村集体和被征地农民成为征地中生态利益的最大受损者和牺牲者。除此以外，从整体主义生态观考察，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一起构成生态系统整体，主体在某一块土地上的经营开发行为会对它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土地被征收很容易造成土地单一农用形式被人为分割为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两种，使农用地的规模利用率降低，不仅影响了周围未被征用的残留地的耕种，而且也使相邻土地的生产率下降。因此，相邻地区农民和残留地经营者也是征地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①，有权利要求获得生态补偿。
3. 征地生态补偿的标准
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农民在土地征收中的生态权，应该确立公平的征地生态补偿标准，使农民在土地征收中的生态损失得以合理的弥补。而公平的征地生态补偿标准必须结合征地补偿和生态补偿各自的特性，以征地补偿标准为基础和参考，体现为区域性、市场性和合法性的特征。首先，这里的“公平”并非抽象的泛指，而是指确立征地生态补偿标准必须考虑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所以，公平的征地生态补偿标准不是“一刀切”的统一采用同一标准，而是根据被征地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破坏程度等方面不同的特征，确立区域化的生态补偿标准。其次，确立市场化的征地生态补偿标准，必须大力发挥市场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形成合理的土地资源价格，在确立具体地块的价格时，以相邻地的市场价格为参考并根据市场行情加以调整和修正。再次，征地生态补偿标准确立的合法性。征地生态补偿，其实质是政府在公平的基础上对被征地农民及相关区域生态利益的重新调整，其结果表现为政府以行政、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保障生态环境以及公共的生态利益，可以说政府主导着整个征地生态补偿过程。然而，在土地征收中，排除农民的参与，由政府单方面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其公正性和合理性让人质疑。所以，政府在征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过程中，必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并通过采取向社会征求意见、开展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积极吸收农民的实质性参与，并对补偿中的争议应该允许农民提起诉讼，以减少和遏制征地生态补偿中的违法失职行为，保证征地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合法性，最终维护农民的合法生态利益。最后，补偿标准制定中，还应适当考虑了未来农业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等因素。
4. 征地生态补偿的范围
生态效益损失。土地征收，将土地的农用属性转化为建设用地属性，在改变了土地用途的同时也改变了土地所维系的生态平衡。因此，对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必须付费和补偿。体现在土地资源的利用上，就是土地开发经营主体必须对开发土地资源的行为付费以弥补该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从而使土地利用行为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征地生态补偿的范围应包括征地给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以生态环境损失量和生态建设或恢复的效益量为补偿标准，尽管目前生态影响的定量评估技术尚不完善，但这不应该成为忽视征地给农村带来的生态破坏现象的借口，因为生态补偿标准在计算技术上的困难只能决定着生态保护的时间节点问题，而不能决定着是否有必要实施征地生态补偿以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保护的问题。
间接财产损失。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征地补偿主要集中在与被征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关的直接财产损失，而对于因征地而导致的相邻土地和未全部征收的残余地生产、经营收益减少而造成的损失却无涉及，尤其是失地农民在征地前能无偿使用的公共资源因土地征收而被限制，如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农民生活所使用的水资源、燃料、饲料等都是可以无偿使用的集体公共财产，然而农村土地被征收后，农民身份上的农转非的改变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便利。这些因土地征收而导致的财产上的附随损失，相对于失地农民的直接的青苗损失、房屋损失而言是一种间接财产损失，理应获得补偿。为弥补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直接补偿的弊端，征地生态补偿制度在补偿范围上应将此类因生态破坏和环境改变而导致的间接财产损失包括在内。
精神损害补偿。无论是城市化发展需要的征地，还是生态保护需要而实施的生态移民，失地农民都面临着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文化适应上的困难。以维护失地农民发展权为目标定位的征地生态补偿，不仅要在财产上合理补偿以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更应该在精神上将失地农民从恐怖、痛苦中解脱出来。因此，征地生态补偿对失地农民精神损失的补偿，不应仅限于治标的给付一定精神损害补偿金，应根据失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对症下药地增加复制原有生活环境的补偿方式。就复制生活环境的补偿方式而言，征地机关应该要尽可能在被安置地区为失地农民模拟和创造与原居住环境相似的自然环境、社会和文化氛围。保证失地农民能住在被征地生态环境中或周边地区，让失地农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应作为补偿失地农民精神损失的治本之策。
农村征收土地的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营土地 内外动力 制度基础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利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农村土地使用权进行了私有化调整，的实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度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以接近甚至超过10％的速度增长，土地作为一种地方政府主要政策工具，在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中仍然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1 “经营土地”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土地使用权力主要集中于地方县一级政府。政府在征收(征用)土地和出让土地方面具有垄断性权力。在区域激烈竞争背景下。“以县为主体出让土地并与上级政府和投资者进行收入(税收)分成的体制是一种非常具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开发，以“经营城市”为名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将土地低价征收并出让给制造业投资者，鼓励制造业部门超常规发展并加速工业化进程，进而推动本地服务业部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房地产业部门)，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以土地为政策工具，开拓地方预算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税收)和预算外(土地出让金)财政收入来源，通过所谓“土地财政”，实现了政府收入的最大化。
这便是所谓的“经营土地”。以土地作为“经营城市”的政策工具，上述模式带来了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然而，该模式的代价也十分高昂：“以‘区域竞次’来吸引制造业投资、并成为全世界中、低制造业中心，实际上已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长期负面影响”。
2 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政”：“经营土地”的外部和内部动力
1994年，中国推出分税制改革，中央一方面把财权上收，即将一般预算内的主体税种划分为政府收入，而将非主体税种划分为地方收入，使得地方政府预算收入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把各种事权下放，地方政府的实际支出责任显著增加。对地方政府而言，资本短缺、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与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基础设施急迫待建之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矛盾。为化解与日俱增的巨大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来解决这一矛盾。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干预(尤其在支出这一方面)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突出。所以财政支出是万万减不得的，甚至必要时还须增加。那么，剩下的方法就只有增加政府的收入了。地方政府最终选择大规模招商引资，通过所谓的“经营城市”，千方百计扩大税基等形式收入，增加财政收入。“经营城市”实际上就是“经营土地”。因为分税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开始“经营城市”，所以说，分税制改革是‘经营土地”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
如上所说，地方政府之所以“经营土地”。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增加自身财政收入。所谓“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政策工具，为开拓地方预算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税收)和预算外(土地出让金)财政收入来源，在区域竞争中通过低价、过度供给工业用地以及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的行动而采取的财政最大化策略。“土地财政”是政府“经营土地”的内在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经营土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行为往往不会带来直接获利，甚至是亏损的。那么，为何政府部门还会不惜血本进行制造业招商引资呢?其原因不仅在于制造业会为政府带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关键还在于制造业发展的“溢出效应”，本地服务业受其巨大推动作用的影响会得到飞速发展，政府也将由此获得丰厚的营业税和商、住用地出让金收入。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政府在区域竞争中为了招商引资，不惜通过“竟次式”的恶性竞争。为制造业投资者提供低价土地、补贴性基础设施，并降隔劳工基本汉益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标准。
3 城乡分割与土地征收制度：“经营土地”的制度基础
我国当前土地制度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的特征，即国有土地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体土地主要集中在农村，政府所拥有的垄断性的土地征收权是联系两者的唯一纽带。
首先，所有权的划分是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分割的基础。《宪法》明确规定了两种土地所有权，“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把土地分为三类：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用土地。国有土地主要供给城市建设用地，农村集体土地主要供给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
其次，政府所拥有的土地征收权完成了这种制度分割。《宪法》还规定，城市建设用地的所有权性质必须是国有，因此，如果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要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首先完成集体所有到国家所有的性质转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看来，我国土地流转与征收制度有着十分独特的性质与结构：土地所有权性质的转换只能通过政府的土地征收权来实现，只有政府才能有权把集体所有土地转换成国有的城市建设用地，政府是联系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唯一纽带。
农村征收土地的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款；农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039-02
经济发展要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这是一个不可挡的过程。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各种行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必然会加重城市的空间压力，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紧缺，为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国家大面积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来，土地征收速度越来越快，征收面积数额相对较大，做好土地征收后农村土地补偿分配工作，尤其是及时足额将土地补偿款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中，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不仅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将影响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乃至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大局。
一、农民征地补偿费发放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可避免的出现土地征收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尽管中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征收或者征用土地应当给予补偿做了明文规定，但补偿标准不够合理，补偿方法相对单一，补偿安置责任不够明确具体，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补偿费发放环节落实不到位。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对征地的补偿采取一次性安置补偿，给失地农民发放一次性安置补助费，将失地农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完全推向社会和市场。但由于法律制度、政策体制等原因，征地补偿费的发放在执行环节遭遇棚架，失地农民无法真正得到应有的补偿款项。他们只能拿到补偿标准很低的征地补偿款，有些甚至连法律所规定的较低标准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也往往不能兑现，许多地方政府还进一步压低土地补偿费用，真正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中的补偿款却寥寥无几。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更无法应对现在社会的通胀压力，逐渐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创业无钱”的边缘群体。利益受损的同时，不满情绪也在上升，农民抵制征地，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在不断加剧。这些基层矛盾逐渐演变发展势必影响地方政府工作的开展，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阻碍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被征地农民补偿费发放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土地征收中造成被征地农民补偿费受侵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相关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因素，也与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相关，还有政府利益本位取向与自律不足的因素。
1.补偿程序不完善，缺乏农民的参与协商机制。补偿过程中虽有公告和听证的规定，但缺乏农民实际参与听证的保障渠道，被征地农民难以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辩权。法律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补偿方案制定后才公告告知农民，对农民提出的意见只在确需修改的情况下才改动补偿方案，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参与权。此外，发生纠纷后，法院往往以征地补偿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护不能实现。现有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裁决不服的救济途径，《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该规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纠纷的救济途径，而不包括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处理。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各方不能对征地补偿标准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征收部门裁定，而且该裁定为终局裁定，相对人不能向人民法院。这种制度安排给征收方以过大的权力，而被征收方连起码的司法救济权都没有，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又得不到合法合理的征地补偿款项时救济无门，极易造成对被征收人利益的损害。
2.现行的政策体制存在缺陷。目前中国的征地安置补偿款项都是按照现行行政管理级别层层划拨的，市县确定安置费用后，将款项拨付到乡村一级，再由乡村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安置。尽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平调、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但现行这种体制弊端是中间环节多，利益多头，容易造成土地征用费被地方财政、乡镇村截留甚至乡领导、村干部私下里瓜分，被征地农民拿不到足额的应得的安置补偿费用，正常的权益受到侵害。容易激化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谐。
3.地方利益的驱动。全国经济利好的大体局势带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决心，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于利益本位思想和政绩至上的观念，盲目招商引资，为上大项目，出政绩，不惜牺牲农民利益，以零价格出让土地，以吸引投资者的眼球。或者是先征再补，甚至是征而不补。投资者享受投资优惠政策的同时，被征地的农民却得不到合理妥善的安置。地方财政没有土地收益，拿不出征地安置补偿费，只好牺牲被征地农民利益。在这种不良利益驱动下征收土地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赢得了政绩，外来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但损失最大的还是土地被征收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