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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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范文第1篇

一、我国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发展进程

建国之后，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分为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为主三个阶段，而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在每个阶段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1.计划经济阶段。计划经济阶段的人力资源主要实行的是计划分配，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主管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工作，企业员工的任免和薪资待遇都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次，政府按照计划给企业配置人员，企业自身没有招录人员的权利，政府按照计划配备的人员在企业几乎没有轮岗和换岗的情况。再次，人力资源配置模式相对固定，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无论其文化程度如何，都能够被安排到企业工作，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则几乎没有进入城市工作的机会。最后，企事业单位员工的录用实行终身制和接班制，劳动人员的子女可以进入父母的工作单位工作，对企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较低，员工普遍认为只要不犯重大错误就不会被辞退，因此对工作缺乏应有的干劲和热情。第二，人力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企业被动地接受政府配置的人员，不但会造成人员和工作岗位的不符，而且过多的人员配置会加剧企业的财政负担，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第三，人力资源的质量偏低，由于企业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和工资差别不大，并且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企业人力资源的知识素养和工作能力普遍较低。2.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阶段。以后，我国逐渐步入了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阶段，这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也出现了重要变化，逐步从计划性分配到市场化聘用转变，打破了传统的人力资源按计划分配的局面。随着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科学性的提高，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渐增大，而且人力资本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间可以自由调配，使各个岗位的人员配置更具有合理性，且更符合经济市场化发展的要求。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聘用制减弱了政府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使工作人员对岗位拥有了自主选择权，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和就业的灵活性。第二，农村人口可以进入城市务工，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的富余问题，不但避免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第三，工作人员可以在单位内部实现轮岗和换岗，使得工作人员能够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特长，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3.以市场经济为主的阶段。十四大重新确定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实现了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科学化和合理化，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首先，人力资源的流动性变大，工作人员不仅可以在单位内部进行调动，而且可以跨行业、跨地区调动，这不但提高了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企事业单位通过招聘来录用人才，不但保证了用人质量，而且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了企事业单位的持续健康发展。再次，工作人员能够自主选择职业，不但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而且促进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发展。最后，实现了工作人员绩效和工资的结合，调动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二、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出现的不足

1.市场尚未发挥出人力资源配置的主体作用。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存在许多缺陷，不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人力资源的供应与接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总体目标。一方面，尽管毕业生具有双向的选择权，但是许多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去国家机关工作，这些毕业生一旦进入国家机关，多数都会稳定下来，具有相对低的流动性，这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主导作用造成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目前仍有部分国有企业为职工子女包分配，导致企业员工的流动性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总之，由于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的主体权利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减少了人力资源的储备，而且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2.人力资源的配置受行业和地区的限制性较大。由于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人力资源信息交流不畅，造成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而另外一些地区却出现了人力资源过剩的现象。比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上海等地的人力资源市场较为繁荣，吸引了国内大批高素质人才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相反，位于我国西部的宁夏、青海等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较为落后，优秀人才较为匮乏，加之人力资源的配置机制较为落后，进一步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外，一些地区实行人才保护措施，限制了优秀人才的流动，违背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力资源的配置要求。3.人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状态仍会长期存在。第一，我国的人力资源市场长期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我国的西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优秀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存在较大缺口。第二，专业的技术性人才较为匮乏。随着我国的生产力不断提高，许多企业相继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但是专业型人才的短缺限制了企业产能的发挥，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第三，人力资源的供需结构矛盾较为突出。由于大学生所学专业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降低了大学生的就业率，使市场呈现人才供应不足与人才闲置的同时存在的“怪像”。

三、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机制的改进策略

1.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培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我国的产业结构也随之进行了调整，结构性失业已成为许多地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减少结构性失业造成的人才浪费，相关部门应积极开展对人力资源的各项培训工作，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增加劳动者的再就业率。针对我国结构性失业所呈现出的具体情况，政府应出台政策来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部门同企业之间的合作力度，通过多种渠道来筹集培训所需要的资金，加大对人力资源培训的投资力度，形成国家、企业、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四位一体”的培训筹资格局。此外，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就业培训信息网络，加强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联系，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人力资源供需矛盾。2.平衡人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完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最重要的是克服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解决人力资源闲置问题，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政府应根据地区之间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现象，完善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促进地区之间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交流，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并通过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其次，优化各类人才的培养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各高校应根据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结构调整专业设置，保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最后，高校应加强与用人单位的交流力度。人力资源供求矛盾是造成人力资源闲置的主要原因，对此，高校应加强与用人单位的交流与合作，了解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情况，保证人力资源供给的合理化。3.赋予用人单位更多的选人用人权。目前我国企事业单位进行人员招录、辞退时受政府的干预过多，制约了企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的自利。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避免对企事业单位招录工作的过多干预，保证企事业单位招人、用人的自利，保证人力资源需求方的主体地位，促使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更加科学、合理。

四、结语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范文第2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地质勘查；开发模式；问题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F407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随着地质勘查水平的不断发展，现阶段地质勘查与开发模式得到了蓬勃发展。由于基础地质工程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时这也对地质勘查与开发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地质勘查与开发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近几年来，总队地质勘查以服务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做大做强为主，其它矿产资源，如石墨、石膏、萤石等地质勘查投入严重不足。地质勘查投入机制单一，仅仅依赖政府和企业出资，吸收社会资金进行资源勘查的程度远远不够，尚未形成多元化的地质勘查投资机制。资源勘查产业单一，未参与矿产开发与其它地质服务领域，产业链延伸不长，服务意识和市场意识不强还有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依赖性。科技力量薄弱，地质勘查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但公司近20年来，随着体制改革和地质勘查经费投入的相对不足，地质勘查技术人员年龄老化、各工种配置不合理、甚至部分工种人员缺乏，技术人员的收益得不到保证，造成地质勘查技术人才流失严重。现代高科技技术手段应用较少，如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等在地质勘查与找矿方面应用较少。特别是地质装备长期未进行更新换代技术水平落后于发展的潮流。

三、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一体化的运行模式

根据有色总公司组建成国家控股公司的机制，矿山和地质应在原有双结构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流转产。以队伍精干，装备优良，技术先进，专业配套的优势，组成新型的地质矿业集团公司。以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一体化的格局，进行改制、改组和改造，逐步到位。

1、改建以地质勘查为主的地质矿业公司

在地质找矿具有巨大远景资源优势的西部地区，以地质战略找矿为主。主要任务是寻找勘探国家紧缺的大型、超大型矿床，以获取国家级规模建设的矿产储量，参与市场调节，并规划进行矿山开发建设；对于探明的见效快、获利高的中小规模的矿床储量，进行探采建设相结合安排工程投入，直接组建新型的矿山进行开采。以国家地质事业费和地质勘查专项基金，作为参股资本金形式投入运行。

2、改建以矿业开发为主的矿业地质公司

以总公司原有的大中型的矿山为主，在矿山分流转产的基础上，以矿业开发为主业，配备少、精、尖的地质勘查力量，组成一体化的矿业地质公司。矿业开发以原有的开采矿种为主，根据市场的需要的资源条件，可以择优其它高效益矿种的开发。地质勘查的主要任务是矿山周的二轮找矿，矿山资源的综合勘查、综合利用(包括矿产)，以及对矿山接替资源基地的对口勘查。运行资金是矿山总体运行资金的一部分。其次是总公司生产发展基金的参股和不同渠道的贷款资金。

3、矿山与地质组成矿业地质联合公司

以资源危机矿山或经济效益较差的生产矿山，现有矿山产品市场容量有限，利用现有矿山的设备、人才和地质勘查已掌握的资源优势，进行联合开采，合股分红。资金渠道采取多渠道融资，也可以与乡镇企业、地方集体进行拼盘。运行机制可以采取多元化的灵活方式。上述三种模式，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全方位按市场机制运行。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一体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在总公司组建的国家控股公司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前提下，做好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的总体规划。在工程布局上，要探采结合、要采先探、大采大探、小采小探、效益共享。在矿种选择上，以国家急需紧缺矿种为主导，以市场容量大的矿种为先导，来加速矿业开发的发展，走出一条适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的新路子。

四、地质勘查与开发的方法

1、与现代化的技术体系相结合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找矿的思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最初的地表浅处进入到地面的深处。这也造成了寻矿的困难性与复杂性。这又相应地对科学技术以及理论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当下所使用的方法来看，最常使用的方法如下：首先，以岩石物理性质的区别作为评价的尺度来研究地表的深度，再依据成矿的内在规律来分析矿产资源是否存在；其次，运用现代化的机械设施来建立寻矿结构，强化寻矿的精确率，提高寻矿的成功率；最后，构建现代化的信息体系，强化对信息的流程化处理过程，包括搜集、处理以及分析等诸个环节。

2、“地、物、化三场异常相互制约”的技术

要对“地、物、化三场异常相互制约”技术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就要了解具体落实的特征与原理，再展开相应的挑选抑或是互补式的运用，从而加强适用性。从其使用的范围来看，该技术经常运用于老矿山的深部与覆盖区。当然，该方法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加以改进。

3、GPS感应系统在采集信息中的使用

作为使用日益频繁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可以经由卫星以及无线电导航展开具体的定位，获得准确的三维数据坐标。该技术的运用需要构建起完整的GPS体系，同时还需要对信号进行监控、接收、转换以及分析等步骤工作。具体的应用原理是，地矿物质中具备较为稳定的光谱吸收特性，这是由于地矿物质中存在相对稳定的化学成分与物理结构。一般而言，每一种地矿物质的辐射能力都具有独特性，据此在勘察找矿中则可运用波普仪测量采样的光谱曲线，将测量结果同资源库中的光谱比较分析，即可识别该地质矿物质中的结构成分。

五、现阶段地质勘查与开发的发展

1、采矿权取得方式发生了变化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通过行政授予的方式将国家出资形成可供直接开采的矿产地无偿提供给投资业主采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了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采矿权必须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取得。一是探矿权人直接申请办理采矿权。二是通过转让的方式取得采矿权。

2、不再沿用落后的开采工艺

采矿权有偿取得后，矿权经营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开采成本，除沿用原有的管理模式外，重点还考虑到资源的回采。

3、部门管理走向规范化

过去的管理是行政命令，现在的管理是依法行政，过去注重于产量和成本，现在更注重于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事故的发生。过去鼓励超产，现在是限产。限制井下作业人数，严格按核定生产能力生产。现在国家加大了矿产资源的监管力度。一是严厉查处和打击无证勘查、开采，超层越界，破坏和浪费矿产资源的违法案件。二是对煤矿现有资源储量实行动态管理。三是对资源面临枯竭的煤矿不再扩大矿区范围，配置新的资源，资源等用完自行关闭。

4、经营方式多元化

多数煤矿老板现在不仅卖原煤，而且将眼光盯在了增加矿产品的附加值上，想办法延长产品链。有实力的煤炭企业实行从生产原煤到洗煤，办发电厂、建焦化企业，组织自己的运输车队的一条龙服务。综上所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的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开发的模式、目的、要求和效果，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只要掌握了市场经济规律，适应新的变化，开拓创新，就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五、结束语

在实际的勘查与开发过程中只要严格切实的执行，认真地对待每个环节，并积极采用先进和科学技术进行分析，能够促进地质勘查与开发模式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华政.地质勘测中的综合物探技术应用分析[J].建材与装饰（中旬刊），2008（3）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先市场”机制；“后市场”机制；收入分配；效率公平观

1 现阶段的效率公平观不应忽略“先市场”机制

1.1 “先市场”机制的存在及介入的需要

任何一个经济生活中的问题，都离不开其所嵌入的社会生活网络。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步，然而探讨我国现今的问题，并不能在单纯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间进行简单切换，而是要认识到，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状态。尽管这种过渡状态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却能提醒我们在看待改革中的问题时，切不能将问题简单化。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在这种过渡阶段中，市场机制不断得到培育。在市场机制中，只要竞争规则是透明公正的，那么先天条件不同所带来的差距，便不能说是不公平。但何谓先天条件不同？这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假如说这种“先天不足”是由权利、资源等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资源占有不均，那么其所引起的贫富差距便不能归结为“先天条件不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源应指生产性资源，而非消费性资源。“关于资源创造和分配的含义颇复杂且绝不是完全清楚的。然而，没有某种最低程度的资源基础，许多人将无法享有选择不同行动方式的能力。没有最起码的资源，他们将极度脆弱和依赖他人，无法作出完全独立的选择，也无法利用表面上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机会。”虽然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进入市场前的阶段，但为了将这种早在进入市场前就存在的权利、资源等分配不均区分开来，权且将其称为“先市场”机制。“先市场”机制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生产要素分配本身，更会延伸至整个生产过程，并影响生产成果的分配。

1.2 有利于减少探讨效率公平关系时的偏差

有学者指出，在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一方面，舆论对收入差距过大的批评，往往不仅是针对收入差距本身，而更是针对产生过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前提，即进入市场时机会的不均等，如果这些舆论被片面渲染，便容易出现将收入差距扩大简单归罪于改革本身，而完全否定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改革应该付出的代价，并因此完全否定公平，在我国这种过渡型的渐进改革中，付出代价可能不可避免，然而在今后如何破除“先市场”机制的弊病，并使这种公平在进入市场后得到延伸，减少不必要的代价，是现阶段必须考虑的问题。

2 “先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1）“先市场”机制的公平是前置性的公平，如不能使各经济主体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此产生的“效率”将缺乏正义的根基、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对此的第一个疑问是，“先市场”机制中公平的缺乏，对进入市场后“效率”的影响是否被夸大？笔者认为，“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具有决定性作用，权利分配和资源占有的差异，将导致经济组织间或个体间付出近似的成本，却会获得差异较大的酬劳，在这种情况下，“先市场”机制中公平的缺乏始终牵制着市场机制。第二个疑问是，解决“先市场机制”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何不放开这一问题，转而在进入市场后的分配中进行弥补，以找到更加现实、可行的解决途径。然而笔者认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这种解决思路可能导致忽视问题的本源，而将矛盾中心转移至市场机制本身；另一方面，进入市场后阶段所能进行的弥补是有限度的，如果国家能在分配权的行使中逐步赋予经济组织间和个体间起始的公平，才能带来根本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再者，如果仅在分配阶段寻求解决方案，那么在“先市场”机制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将得不到及时扶持，缺乏终极关怀的制度，即使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其本身的合理性也将备受质疑。

（2）扩大“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需采取系统的解决方案。除了运用法治的力量加大对违法、违规现象的惩处外，扩大“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需要多方面手段的配合。①主导性手段。即逐步从制度上破除市场进入条件的不等，也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首先，在企业等经济组织之间，除了被赋予公共职能的企业外，其他经济主体间的垄断须被逐

大争之世 网游之复活 炼宝专家 混在三国当军阀 重生之官道渐破除，这同时也将影响不同经济组织内部的收入分配。其次，在个体之间，需要培育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障碍，为人们在参与收入和财产的分配过程中提供比较平等的机会。更加科学、人性化的劳动力流动体系，将赋予个体间更多的公平。②配合性手段。解决了经济组织间和个体间表面的机会不平等那* 穿越小说网 言情小说网 免费小说网或许远远够，因为种种问题都与其背后的许多话题息息相关。首先，应赋予起步者更多的扶持和引导。对弱者的扶持并非应一概放在再分配阶段虑，如对于中小企业等处在起步阶段，并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效益的经济组织，在现阶段应给予其法律 、政策上更多的支持，并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为其获得更公平的准入机会提供助力。其次，应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赋予个体更充分、平等的教育资源，破除一些僵化的体制，将会惠及众人，并为个体进入市场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

3 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3.1 对效率的充分尊重是保持企业竞争力、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

探讨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问题时首先要辨明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概念，市场机制的运行必然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而分配不公是在先市场机制中的不公平、再分配中公平难以落实等综合因素下产生，其与单纯的收入差距不能混同。在区分先市场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对于市场机制来说，选择市场就是选择效率。效率不应成为权利分配不公、资源占有不均的替罪羊。市场机制中的竞争带来优胜劣汰，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讳言效率无益改革。唯有尊重社会成员在竞争中获得的劳动成果，才能引导整个社会走向更加宽阔的发展道路。故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市场机制中的初次分配仍应是以效率为主导的。有学者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创造一个能充分激励财富创造的社会环境……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只坚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去激励人们创造财富，到最后就没什么东西可分了，分配只是解决贫富问题的一个方面，不是全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1956到1976年，国家实行了工资和物价的“双冻结”，这种僵化的分配机制导致了非常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劳动者积极性被遏制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难免会成为一潭死水。

3.2 这一时期的调整应着重制度的完善，并确立理性的目标模式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表述，似乎隐含了在初次分配中也要注重公平的涵义。第一，总的来说，进入市场机制后的初次分配仍应是以效率为主导目标的，而现阶段调整的重点应放在相关制度的完善上，如确立各项标准和保障制度。因为如果缺乏制度支持，部分主体现有收益的获得也将缺乏保障。这种制度完善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因而具有过渡性质。例如相关报道指出，《工资条例》可望在年内出台，其核心 内容 是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机制，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和欠薪现象。 第二，这里强调的公平应当是一种“适度公平”、“理性公平”。首先，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切忌一刀切，应当在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基础上来“限高”、“扩中”和“托低”，从而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中逐步形成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举例来 说， 目前，我国私营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5%-6%，如果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这些企业员工的工资，企业将有可能大量倒闭或裁员，这样就会使得这种努力是得其反，也不利于产业升级。 其次，从生产单位等内部来看，“限高”、“扩中”和“托低”宜被处理成“一体两翼”的关系，即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限制较高收入，提高最低收入的标准，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假如在内外都能理性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那么其与效率目标的冲突便可以缓和，而这种过渡性的调整也将冲淡进入市场前资源占有不均、权利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3.3 效率与伦理观的冲突与融合

在如今的市场机制中，“效率”目标日益被赋予了其他的要求，如在公司法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金融法制中的“社会责任投资”、“绿色金融”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要求经济主体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逐渐承担主体内外的伦理责任。有观点指出，效率与公平背后，实际上是商业社会、经济活动是否存在道德的问题 ，比起“非道义理论 ”来说，“道德同一论”更值得赞同，即认为商业社会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故应遵守社会的常道，受社会伦理纲常的激励和约束。 从经济组织的角度来看，效率的获取与其被赋予的伦理责任存在一定冲突，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效率被赋予伦理责任或许确有其内在动因，并且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4 “后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经营者 激励机制 激励方式 设计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253-02

激励是现代管理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职能，这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激励中牵涉到的信息问题所决定的。随着管理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飞速发展，现代激励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前沿。

一、激励客体和对象趋向集中于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

在以往的激励工作乃至当前的改革中，凡涉及激励，往往着眼于对一般职工的奖惩和精神激励，而对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企业经营者来说则缺乏理论探讨和实践。其实，对于普通员工的激励，相对来说是较为容易的。由于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存在和深化，每一职工的操作和工作越来越单一、明晰和有形，确定性的工作表现为工作方法、方式、工业流程的标准化。这种细致的分工意味着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一系列准确、精密和具体的涵盖其工作数量、工作质量和工作速度等方面的考核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对职工的奖惩方式和奖惩程度，合理地分配组织激励资源。而相对来说，首先，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其工作主要是决策、计划和人力资源开发，其经营管理工作的直接成果主要是主意、指令、宗旨、目标、规范、制度，是软性的、无形的，同时其努力程度、能力、风险态度、投资倾向和决策正确性等内涉变量和滞后显示变量囿于信息、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很难及时准确地用简单的考核指标来衡量。其次，企业经营者的间接劳动成果（即企业表现）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和归因。其可察变量（如资本利润率、企业成长和增长速度、全员劳动生产量、产值、成本、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维而是多维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是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其可察因素往往是多维因素、非线性作用的结果。这时偏倚、强调某一因素和特性会产生不适当的刺激作用，因此平衡各方面的因素，进行恰到好处的激励决定着激励机制的制定、激励资源的合理导向和配置。再次，企业经营者的劳动成果――企业表现，非但隐含着异常复杂的背景（如努力程度、能力、风险态度）而且还受到不少非经营者所不能控制因素的影响（如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下由于企业目标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而导致的激励不准确、不规范、不公平和证券市场投机行为等）。因此，对于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诱导日益成为现代激励理论的研究重点。

二、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已有的激励理论主要是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激励被认为是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的意愿，而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某些需要和动机为条件。因此，流行的管理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动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激励理论，这包括默里的需求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激励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阿德佛的ERG理论、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另一类是以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激励过程理论。这种理论以系统和动态的目光来看待激励，这主要包括弗鲁姆、波特和劳勒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迈克尔・罗斯的归因理论和轨迹控制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激励过程理论体系较之于激励内容理论体系从系统性和动态性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从根本上来说仍以对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为基础的行为特征为出发点。而人的心理需求难以加以观察、评估和衡量，属于内涉变量；同时心理特征必然因人、因时、因事而异，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各种激励方法实施的可重复性差，由此而难以把握；随着人们对于激励条件的适应性，任何激励因素都会变成保健因素，致使管理组织激励资源的稀缺性和激励因素（如工资、奖金）的刚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使得管理激励难以持久。因此，激励往往被认为是属于管理艺术和领导艺术的范畴，是一种令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的工作。

激励，尤其是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以往的激励理论和实践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激励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一项职能，并依附于其他职能（如决策、计划、人力资源开发、指挥、控制）及其衍生的目标，激励归根结底是在对其他职能履行状况评价的基础上促进其他职能更好地开展的职能。因此，激励工作的真正科学性在于以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规律为依据，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和联系。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规律是指管理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一般劳动和其他工作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联系。目前，已经探索和归纳出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8种特性，即权力性、知识性、成果无形性、效果的间接性、效益的滞后性、随机性、创新性、信息不对称性。企业经营者只有遵循其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规律才能做好企业经营管理工作。

同时，对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性质和规律的研究，也提供了解决激励和约束问题的方法论。可以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性质和规律出发，设计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根据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效益的滞后性，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主要是决策、计划和人力资源开发，与一般劳动和技术工作相比，管理工作的时效更强，其效益具有滞后性，企业管理工作的成果与失误可能经过若干年后才能显示出来，企业当前的效益可能得益于当前管理决策的正确，也可能是以牺牲今后的长远效益为代价的。因此，可以设计出年薪制、远期收入制、股票购买权、长期雇佣制、资产连带制、决策责任制等激励约束机制。又如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具有权力性，管理就是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是筹划、组织和控制一个组织或群体的工作。凡是直接生产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独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管理工作具有权力性，即指挥别人的权和强迫别人服从的力。管理要通过各种职能机构和人员的职、权、责活动来进行，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无论职位高低、责任轻重，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企业经营者除了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力以外，还不同程度地对企业资产享有剩余索取权（包括股权、债权、红利、奖金、薪金），合理地拥有权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有效激励因素。因此，又可以设计出团队生产、民主管理、参与式管理、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股份合作制、管理激励和产权激励的适度结合等多种方法方式。

三、从激励方法、方式的研究过渡到对经济机制的设计和研究

企业作为有机联系的自组织系统主要包含和充斥两种主要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处于管理系统中的核心位置，通过四通八达的信息网络与物（包括生产资料、生产设备、资金、运输工具等）和其他人相联系。在人与物形成的对立统一中，人与物之间主要存在着知识的信息不对称。由于真正的生产力是作为死的劳动的物的因素和作为活的劳动的人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而且生产力的大小即物的因素在生产力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人的能力的发挥，因此，激励就必须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不断努力学习和创新，使人减少对物的知识的不对称，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认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相一致。另一方面，在人的组织系统中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处于信息交汇中心，与企业外部管理层，如企业资产所有者或上级主管部门相比，企业经营者（即人）掌握的信息多或具有信息优势，而委托者掌握信息少，或处于信息劣势，同时企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包括动机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从理论上讲，知识不对称是可以解决的，而动机不对称则难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又必然导致逆选择行为和败德行为。

由于企业及其组织内部充斥着四通八达的、纵横交错的信息流和信息网络，同时又伴随着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传统的仅限于局部的、具体的、微观的激励方法、方式只能对有限时间和空间的信息，予以疏导和规整，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企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企业人员尤其是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激励成为管理学、组织行为学、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前沿研究领域。

解决问题的关键途径在于经济机制的设计理论。以系统、健全、完整和适宜的经济机制自动有效的整合和规范企业的信息通道，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尽量少的成本和组织资源来更好地完成组织功能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经济机制和制度的设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市场机制的设置，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制度设置，但由于现实中的三种市场皆为不完全信息市场，因此就给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和企业内部经济机制的设计留下创新的空间。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其运作机制的设置主要目标是规范和调节市场秩序，兼顾市场效率和公平，为企业创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使市场信号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利润指标和经营绩效，使企业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佳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对企业制度的设计则主要是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公司制下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所导致的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使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各级管理者之间激励趋于相容，同时构建和完善产权激励机制和管理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盖勇.薪酬设计与管理第八章.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丛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2.于洪君.经营者激励机制设置操作规范第十二章.现代企事业绩效考核评估与激励机制设置操作规范.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