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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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政策范文第1篇

本判例中，一审判决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可以“兼得”，二审裁定以“判决结果有可能影响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利益”为由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判决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属于“互补”，这种“戏剧性”改判彰显着社会保险法严防公众“救命钱”流失的规定。在医疗保险案件审理中，要在立法环节消除“弹性”和“模糊”规范，使得法律适用的对象和情节更为细化，尽可能缩减司法裁决中的自由裁量权，使裁决理由富有证明力和既判力。审判机关处理医保支付医疗费用的侵权案件时，应当严守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受害者对医保和侵权人的赔偿不能兼得，根据损失填平原则，人身损害赔偿的是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是补偿性赔偿，如受害人因受伤害得到额外利益，容易诱发故意受伤和骗保等恶性事件。二是侵权人不能因受害人享有医保而减轻赔偿责任，社会医疗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患病时能得到应有的医疗救治，而非减轻有过错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三是保证医保单位行使追偿权，审判机关根据案情可依职权决定是否追加医保单位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并向侵权人追偿其垫付的医疗费用。我国涉及医疗费的相关法律一直在强调凭据支付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具有第三领域的特殊属性，省级法院司法意见关于医疗费用适用代位追偿，从法律规定、保险原理及司法意见中一直在确认医疗费用的互补性质，审判机关执行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属于“互补”审理规制。

1.1基于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4条“医药治疗费的赔偿，一般应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住院费的单据为凭”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之规定，在此专门突出强调医疗费应以“单据为凭”、“收款凭证”等来确定，其法律意义及隐含意图在于医疗费应以实际支出为限，适用互补规制。

1.2基于保险原理

我国保险法和保险实践中一直坚持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划分标准，并将其作为保险公司分业经营的依据，但产寿险的传统划分存在缺陷，忽视了第三领域保险兼具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双重属性的特点，将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一刀切”适用所有人身保险规定，排斥财产保险属性的运用，使保险相关原则和制度在该领域适用中出现混乱。美国将意外伤害险与财产险划归一类，日本确定“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既不属于人寿保险也不属于财产保险，而是属于第三领域的新险种”，而第三领域的属性及本质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基于医疗费用等的补偿原则。

1.3基于司法意见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一)》（沪高法民五[2010]2号）第12条“在补偿性医疗费用保险中，被保险人因侵害产生医疗费用、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保险人仅就医疗费用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后，被保险人可以就其他损失继续向侵权人主张赔偿请求权，保险人则只能就医疗费用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之规定，认可医疗费用适用补偿原则，正向印证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适用互补规制。

2协同规制构建

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在司法领域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援用法条较为牵强甚至强行援用现象，误读或误解保险条款现象，有选择或放大关键风险点现象。反映出医疗保险中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协同效应不足、顶层设计不足，损失补偿原则适用不足，亟需构建医疗保险中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制度、产品、实务”之协同规制。

2.1制度规制

在医疗保险产品中，应构建顶层设计、监管规章、险种名称等制度规制。一是顶层设计，医疗保险规制内容极为简略、尚未形成规范的顶层设计原则、内容和体系，应当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医疗保险中由保险人与医院诊所直接结算医疗费用等规则。二是监管规章，依据保监会《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合理确定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形态，合理界定费用补偿型及定额给付型等核心内容，避免“监管盲区”。三是险种名称，在单一医疗保险险种名称中应清楚标识“费用补偿医疗保险”字样，诸如附加小额意外费用补偿医疗保险利益条款、附加小额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条款等险种；在综合医疗保险险种名称中不宜直接清楚标识“费用补偿医疗保险”字样的，应在保险条款的总则中及保险单证中清楚说明医疗费用在性质上属于“费用补偿医疗保险”，或在保险合同中单列“医疗费用补偿原则”条款，如列明“被保险人因每次遭受意外而接受治疗发生医疗费用，保险人针对其给付的保险金以该次意外合理医疗费用扣除被保险人已从公费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除本保险外的其他商业保险、公益慈善机构、第三方责任人等获得的补偿后的余额为上限”等表述方式，以此特别提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2.2产品规制

在医疗保险中，应当规范承保责任、免责条款、约定追偿等设计关键点的产品规制。一是规范承保责任设计，在保险责任中应清楚说明并规范表述方式，如“本合同中医疗费用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对被保险人每次意外伤害事故所实际发生并支出的，符合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本公司在扣除已从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或给付的部分以及本附加合同约定的免赔额后，对其余额按本附加合同约定给付比例给付医疗保险金。”二是规范责任免除设计，根据保险法确定的提示义务及明确说明义务，应在免责条款中清楚说明保险人不承担负有责任的致害人应当承担的医疗费用，如医疗费用中依法应当由第三者赔偿的部分，但第三者逃逸、失踪且虽经诉讼无可以执行的财产或者无赔偿能力的不在此限；医疗费用中第三者已经赔偿的部分。三是规范约定追偿设计，可以借鉴司法意见引入约定代位追偿权，在赔偿处理中约定“医疗费依法应当由第三者赔偿的，第三者不赔偿或者无法确定第三者的，由本保险人先行赔偿后，即依据本约定权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的表述，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代位追偿，强化补偿原则运用。

2.3实务规制

商业保险政策范文第2篇

一是政府机构对平安保险公司等保险机构的作用认识不深，还没有转变过去的观点，还在使用过去传统的社会管理方法的习惯和方法，不善于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有效的利用商业保险这一非常有积极意义的金融工具。地方政府还是习惯用政府机关和手段来做所有的事情，承担所有的风险和责任，并不善于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有效利用市场机制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二是存在错误的社会管理力量。在加快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仍存在过度依赖政府，认为社会建设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的简单看法，不承认社会的多元化，这一观念完全背离了当前社会管理多元化的发展大趋势。三是商业保险意识有待加强。当前，我国公众对于全社会的风险认识不深，全面风险管理的意识还比较薄弱，没有足够的了解社会管理过程中个人及家庭面临的潜在风险，没有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管理进一步营造氛围。比如，当前政策的许多领域仍为空白。现行的社会保障问题更为突出，基层管理，社区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商业保险机构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持。此外，频繁的自然灾害，但并没有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体系，这样的商业商业保险公司发展的积极性不高，作用很有限。不仅如此，当前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有待完善。因为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一些参与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应享受税收优惠，但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这就导致诸如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参与社会管理之后运营成本较高，处于亏损经营。

二、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的行业改革与设想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商业保险公司要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适应实际利益格局，就需要加快调整，根据当前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继续发挥风险管理的综合优势，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管理的责任保险，农业保险等等，并让商业保险公司深度参与社会管理。同时，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全面考虑，加强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宣传，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赢模式。

（一）商业保险行业需要转变发展观念

总体而言，当前商业保险公司要参与社会管理，就必须改变运行机制，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积极探索在企业发展的空间领域内的社会管理，改变片面强调经济效益的错误认识，建立一个长远的眼光，积极为人民服务，打造各种民生保险项目。此外，商业保险公司要加强事前风险管理，减少危险，并通过努力防范风险。具体来说，商业保险不仅要体现在事后的风险损失补偿的价值，而且要做好损失发生之前的风险管理工作。当前，中国保险业积累了大量的风险损失数据，有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更是已经具备了众多大型数据支持，可以发挥更大的事前风险管理。商业保险公司特别要加强与气象、卫生、防疫合作，安全监督等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合作，根据保险标的物情况进行勘探风险，及时找出不安全的因素，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提供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服务，努力化解风险，从源头上有效化解风险。同时，以良好的“经济杠杆”作用督促投保人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二）商业保险行业需要加大创新力度

进一步研究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后可以发现，商业保险公司应深入了解当前的社会管理领域，才可以充分发挥其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具体来说，商业保险公司要做好市场细分工作，根据安全需求的不同群体，区分不同种类的风险，分化风险管理计划。同时，根据潜在的市场需求，开发出一些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让商业保险产品丰富，多层次，从而广泛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需要提高产品创新机制，对保险产品开发适当下调，让市场上出现更具有地方特色的保险服务产品。商业保险公司要着眼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求，创新服务手段，应努力扩大参与社会管理面，确保有所作为。商业保险公司参加社会管理，必须要有社会管理创新机制，这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的关键。所以商业保险公司需要加强对保险产品创新，为消费者提供多种风险保障。创新的根本在于产品创新，加强产品创新以促进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才可以更好贴近社会风险的管理要求和满足顾客的消费偏好。商业保险公司应该注重创新，促进多种形式的安全保障形成，提高产品的覆盖范围，提高保护水平。比如，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参与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结合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提供此类保险服务，使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拥有保险保障。当然，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加强渠道创新也非常有必要。回顾这些年我国的发展历史，保险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险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监管方式也不断变化。这都对保险业营销渠道的整合与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要继续完善现有的营销模式，通过直接销售渠道和渠道之间的关系处理，大力发展电销和网络营销，积极探索新兴保险销售渠道的发展，进一步丰富营销渠道的层次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要大力推进交叉互动服务，促进营销渠道整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竞争能力。如此，商业保险公司才可以更广泛、更好地服务社会管理，满足人民的需要。

（三）商业保险行业需要提升服务质量

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是商业保险公司永恒的发展主题，保险业是一个服务行业，依托经济和社会，而且在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中发展。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的商业保险业务运行必须对政府和人民需求负责，并根据政府和人民对创新产品的需求不断加以改变；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的商业保险的运作应主动开发和创造社会需求，积极推进保险损失赔偿、融资、风险管理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引导社会各方了解保险，并通过创新的产品，发展渠道，引导社会需求。此外，商业保险公司还根据不同的风险保障需求，根据风险管理计划。发挥专业优势，做好预防工作，减少社会损失，化解社会矛盾。比如，商业保险公司需要在灾害事故的发生之后，做好理赔服务，维护消费者权益，抓服务质量，促进保险服务水平提升。还比如，商业保险公司要抓服务创新，不断拓宽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手段，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当然，在实践中，商业保险公司需要注重拓展和深化服务领域，积极构建保险服务体系，使党和政府满意，提高全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满意度。当然，我们同时也知道，加强服务创新，是商业保险公司通过服务来参与社会管理的基本过程，商业保险公司需要将服务资源进一步整合，开发更多的增值服务。比如，纵向扩大保险消费链的上游和下游资源，积极参与养老保险，构建健康的管理服务产业链，切实提供社会管理效果一流的增值服务。

（四）商业保险行业需要加强业务监管

商业保险公司从事商业保险工作，其运行机制应提高风险管理和控制工作，特别注意风险控制。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社会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参与管理的类别、产品和渠道，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加强监督和管理，坚决杜绝不理性的价格竞争，销售误导行为。加强分析、监督、问责，促进商业保险风险控制工作，提升参与社会管理的总体水平。商业保险公司应加强应急管理，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和工作机制，形成应急权责明确，流畅的操作程序，明确控制目标，加强责任落实，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此外，商业保险公司应加强自身建设，来提升自己的内部治理，促进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夯实商业保险公司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商业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

三、政府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的建议

（一）政府部门需要创新管理理念

根据党的十精神，我国政府部门应采取转变政府职能的措施，建立有限政府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开放的管理理念，积极通过委托或购买商业服务的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同时，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对保险的认识水平，通过吸引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构建更为科学的保险机制，加强社会管理，提高资本效率意识。

（二）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部门应顺应当前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的整体大趋势，对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进行积极支持和舆论引导，促进社会和谐。在政府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的实践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进行适当的宣传，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了解保险，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调动各保险公司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商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同时，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其他保险监管部门也要加强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和协调，促进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为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创造一个最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政府部门需要完善法律法规

对于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来说，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对此，我国政府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将责任保险，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纳入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并归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实现协调发展。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的出台，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效应。减少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后引发的政府管理部门的不适应以及社会矛盾的突发，从而充分发挥出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在化解社会纠纷方面的重要功能和积极作用。

（四）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创新力度

商业保险政策范文第3篇

正如在现代保险制度体系中．论文一般可概括为商业性金融保险与政策性金融保险两大相互对称、平行、并列和补充的金融保险中介那样．在农业保险领域也应该包括农业商业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保险两类性质不同的基本险别鉴于农业保险所特有的、尤其是在制度初创时期的高赔付、低收益的运作情况．商业性保险一般不愿或无力承保，所以，农业保险主要是由政府或政府专门机构承担、主责和先期介入，一般是指农业政策性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而且主要是指狭义的、具有高风险与高赔付率并存特性的经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社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即针对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生产的两业保险。这种狭义的农业保险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的主体和政府支持的重点险种，也是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

根据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缺位及其专门经营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义不容辞地率先承担农业保险这项政策性业务．尽快建立起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

一、政府介入与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只有同时存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制度才是完善和协调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去承保和经营农业保险完全行不通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以及农业保险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性，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我们可以运用供求曲线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自愿投保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保险出现不断萎缩是必然的如图所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不仅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农业本身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的约束，加之农民一般不是风险回避者这一特点，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需求曲线是D。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在这种条件下两条曲线不可能相交。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得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E点．成交数量为QE。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负．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QA

因此．农业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而走商业化的道路难以成功．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但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而且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投保率低和赔付率高，导致经营者持续性收不抵支．农业保险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据统计．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3．96亿元．与历史最高峰相比．萎缩了一半1982～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1985年至2004年间，只有两年微利．18年亏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初级阶段．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为此，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实际．我国应该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成立专门保险机构或职能部门负责农业保险经营．实施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努力发挥商业性保险运作的市场配置作用，降低财政负担，逐步建立起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并存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二、重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机制

关于农业保险经营与发展的模式．国外一般有六种模式：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以及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等发展模式。国内在推进农业保险制度试点中．也可概括为五种模式：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农险政策性业务；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互助保险经营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经营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同时，以独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要手段．构建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主要保障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度。

一方面．从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相互协调发展的角度．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和农业政策性保险应充分发挥其首倡诱导基础上的虹吸与扩张的理论要求．以及世界各国农业保险通过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发展趋势．我国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源．实现农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有机结合，确保政府意图目标的真实实现．还能够减少政府财政支出，避免新机构设立的膨胀和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有利于农发行通过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农业政策性贷款的有机融合，扩大其业务职能范围，更好地发挥政府农业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整体效能，尽快填补我国农业再保险领域的空白，并且现实可行，易于操作。当然，也可以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或其他有实力有兴趣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一部分农业保险的冉保险业务，但必须明确由农发行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并承担对商业性再保险的“最后保证人”角色。同样．对于农业保险中风险巨大、商业保险无力承保的险种，农发行也可以主动经营．并由政府以农业巨灾保障基金等形式负担，但也必须明确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的主渠道作用

商业保险政策范文第4篇

（一）政策性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定位

对大多数农业保险的险种来说，不存在一个完全的农业保险市场。一方面，农户的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低收益甚至负收益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

1.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的参与程度不高。首先，由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使得风险损失率较高，按照这种损失率厘定的保险费率，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大多数农户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或者说是不愿意承受的。其次，如果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很小的话，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试想一下，农户如果连农作物本身的收入都没有兴趣了，又怎么会对农业保险感兴趣呢?第三，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从长期来看，农户的生产者剩余会减少，这也影响了农户的参保率。

2.从商业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的供给程度很低。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始终是阻碍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瓶颈”因素之一。其次，我国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以及地区差异性使得商业保险公司面临极大的技术和管理难题。第三，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在经营其他保险业务的边际收益大于农业保险业务的边际收益的情况下，退出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3.从农业保险自身属性来看，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一方面，农业保险对于分散风险、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对于保障农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具有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特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和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好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农业保险的最终效益是外在的，是属于全社会的。农业保险的这种正外部性直接表现在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和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两个方面。

从以上三个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保险要真正发挥好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的作用，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农业保险必须是政策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发展农业保险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二）当前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仍然面临问题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定位决定了农业保险的发展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但政府行为的介入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当前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的两个角度加以具体分析：

1.农户农业保险参与率的角度。农户的农业生产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他们才具有比较强的投保农业保险的意识和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因此，帮助农户提高他们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是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途径之一。但是，农户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的提高除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外，还涉及农村产业政策、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那么，在当前绝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政府对农户提高保费补贴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一方面，这种补贴必须达到农户对农业保险有足够的购买力水平；另一方面，这种补贴在使得农户买得起的前提下，还必须使农户感到购买农业保险划得来，即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预期收益相比较其他非农收益足够高。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达到这种补贴水平，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说，政府的财政是无法做到的，即使能够做到，这种财政投人结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也是令人担忧的。

2.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供给率的角度。农业风险的复杂性和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使得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只有在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优惠扶持政策使农业保险的利润率与公司其他财险的利润率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才有动力开办农业保险业务。要达到这一目标，政府的财政补贴必然是难以为继的，政府当前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财政补贴是有限的。而且，政府的这种有限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如果掌握不当，不仅不能解决农业保险中较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甚至会加重，即形成投保农户与保险机构之间以及保险机构与政府之间双重的道德风险，由此产生的损失最终将由政府承担，政府财政将面临极大的压力。

因此，在政策性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必须寻求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措施。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创造性地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一个新的构想－－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以有效地避免以上提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足。

二、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的构想

（一）“联合体”模式的基本涵义

本文所提出的“联合体”模式，既不是指多家商业保险公司共同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共保体”模式，也不是指类似于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合作保险模式，而是指在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框架内，将农村基于农户合作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包括生产合作社、行业协会等与商业保险公司组成“股份制联合体”的一种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首先，政府根据农村不同地区的生产特点和区域差别按照农户自愿的原则，通过一定的手段，将农户归人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其次，在政府主导下，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与商业保险公司建立由商业保险公司控股、合作经济组织参股的“股份制联合体”；第三，在具体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时，政府除了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支持以外，对农户的保费补贴等措施不再直接面向广大分散的农户，而是面向农户所在的合作经济组织，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对象也不再是单个的农户，而是以合作经济组织为单位进行承保。

（二）基于农商合作的“联合体”模式成立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做法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同的产业规模需要不同的组织机构与之相配。我国农村具有深厚的互助合作传统，这种“联合体”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在我国广大农村有着天然的基础和适应性。接下来，本文将从当前农业保险“市场”三个层次的行为主体的角度出发，深入、详细地分析这种“联合体”模式之所以能比较好地适应我国当前农村实际情况的主要原因以及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的主要做法。

1.农户方面。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不足一方面体现在由于收入相对低下农户买不起昂贵的农业保险产品，另一方面体现在由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预期收益不高和农业保险本身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使得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大都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产品。（1）从解决农户参保意愿的角度来说，加入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当前家庭联产承包体制下提高自身市场经济地位的一种有效途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形势要求下，农村中的社会化服务对一般农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联合体”模式要求，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农户要取得各种农村社会化服务，必须加入当地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以资金参股的方式参与并分享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果，股金由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以当地农户的一般平均收入和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以一定的比例收取，建立农业保险风险基金，当然个别农户要提高自身的保障水平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农业保险的购买；另一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派遣代表到商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部门共同参与并监督农业保险的决策运行。在这种体制下，分散的农户基于自身总体收益（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业收入都与合作经济组织发生着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动机考虑，是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来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而且，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都彼此熟悉，农户将钱放在合作经济组织内是比较放心的。（2）从解决农户购买力的角度来说，本来相对于价格昂贵的农业保险产品，小规模经营的一般农户是难以承受的，但由于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建立，单个农户只需要出少部分的钱就可以以团体保险的方式购买农业保险产品，而且政府部门的保费补贴也进一步减轻了农户的投保负担。

商业保险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业保险 社会保险 互补性合作

一、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区别和联系

保险起源于对潜在风险的防范。保险的本质是风险分担。因此，考察保险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商业保险比社会保险诞生的时间要早的多。但是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在国家中扮演的角色是根本不同的，这是由于二者有着根本不同的行为主体和价值追求。

商业保险的行为主体是企业法人，其目的是盈利，其手段是分担被保险对象的风险，主要是经济风险，以提供经济保障，或者对某种损失作经济补偿。而社会保险的行为主体是政府主导的，其目的是保证物质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其手段是为社会上某一特定的弱势或者特殊群体提供收入或者补偿。其本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从以上区分可以看出，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似乎有着千差万别。

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保险是一般保险的原始形式向社会保障领域的延伸。”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同属于一个社会的风险承担体系。在各自的风险承担对象上有着某种程度的互补性。社会保险的主体往往不具备独自参与商业保险的能力，“社会保险的发展以商业保险仅仅保障那些具有投保资格的人们为条件”，因此，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更充分的风险保障。

二、时代背景下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合作的必要性

从国际背景上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速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社会保险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北欧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是，福利国家政策在高保障水平的情况下，也加大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在经济危机的世界背景下，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破产。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水平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社会发展水平为尺度，量力而行。同时表明，“单一的传统保险制度模式已无法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保险保障问题”。为此，世界各国开始探索多支柱、市场化为方向的社会保险制度变革。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中，商业保险开始逐渐渗透到社会保障的领域，形成了彼此互动的良好局面。无疑，这为解决高福利难题提供了新视角，为避免重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业发展道路提供了方向，也为我国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合作互动提供了模板。

从国内来看，近年来，为了改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我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城乡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这都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深，我国亟待社会养老的人数越来越多，财政负担势必逐渐增大。因此，未雨绸缪，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势在必行。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有机融合就成为时代之需。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融合，有利于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实现国家保险水平的整体提高。二者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关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融合，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有赖于二者的积极合作。这样既注重了效率，有保障了公平，既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繁荣。

总之，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合作互补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整体保障水平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和手段。

三、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互补合作的手段

（一）完善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的政策、法律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曾经指出，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必要补充。而具体的操作层面的规则、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关于二者合作的相关法律保障也在探索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必须在法律的保障范围内，在政策的许可下才能进行。因此，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保障商业保险企业的合法权益和保险主体的合法权益是实现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互补合作的根本前提，也是二者合作的现实基础。

（二）提高保险公司资金保值增值的能力，提升商业性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服务水平

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合作有赖于商业保险自身水平的提高和完善。商业保险在保障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的前提下，才能不断拓展参与社会保险的深度和广度，才能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而保险公司商业性养老和医疗保险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商业保险进一步介入社会保险，实现二者的深度合作。

（三）发挥商业保险自身的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通过国家的扶持和政府的介入，为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障打开绿色通道。可以通过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降低或者减免税收的形式，调动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要按照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不断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加快保险业发展， 积极引入保险机制参 ，与社会管理， 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推进公共服务创新”的要求，努力研究开发新的险种，”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 加强业务能力培训，扩大保险覆盖率， 不断提高自身实力， 服务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涂云海.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比较[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05）.

[2]魏瑞清.浅析失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