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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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质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阐述我国竟技体育职业化、院校化发展的动因，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促使现代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快速发展，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发展使得竟技体育自身价值进一步提高，竟技体育又逐渐渗透到国家普通高校和专业体育院校中，得到蓬勃的发展。随之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主体，改变了过去由政府部门单一管理主体的模式，出现了职业化、院校化等共同发展的竟技体育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体育体制，尤其是竞技体育体制由原有政府型逐步向“政府一社会”型发展，最终将转变为完全由社会力量办体育的一种模式。近年来，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出现了多种不同高水平竞技体育队伍及相应的多元管理主体。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一现象，以此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趋势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社会学依据。
1、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的动因
1.1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首先，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我国加人WTO，对外开放进人新阶段，表现为由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由局部的开放走向全方位的开放;由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开放走向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全面的产业开放。体育事业在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中属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范畴，那么在这种改革趋势中，对我国体育体制中原有的一些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就必定也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具体到现行竞技体育体制而言，只有对其进行改革才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选择，并将为我国的竞技体育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其次，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来看，我国的体育事业长久以来一直是“政府管理型”体制，顺应政府职能转变，近年来体育系统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严格地说，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面，改革的力度、深度还未能触及竞技体育体制的根本。从长远看，为了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能够尽快地走出改革带来的负面震荡，作为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就应尽早地让竞技者事业的相关资源进人市场，只有这些资源在市场的运动时间越长，才越有可能实现均衡、合理的配置;而体育主管部门则需为这种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制定规则，并为之服务。
1.2商品经济体制下人们体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世界文化的大交流。政府逐渐意识到了单一的奥运会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出现了许多单项体育项目逐渐向职业化、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趋势，足球世界杯赛、国际汽车一级方程式大赛都已成为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运动。国家于1995年6月20日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政府导向作用、各种媒介的广泛宣传，使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往体育就是竞技的单一观念，将竞技与休闲、娱乐、健身有机结合，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中去，将体育的竞技、娱乐、健身等多种功能融为一体，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和社会时尚。因此，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化，竞技体育队伍的职业化，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竞赛组织运营的市场化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和社会现实。
1.3人们体育消费意识与能力的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前2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主流目标，已进人了迅速提升社会发展为主要目标。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将使体育的功能、形式和内容都随之发生变化。体育的性质发生改变，各国都提供了相应的政策以促进休闲运动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开始了5天工作制，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两个长假都有利地推动体育消费的发展。
我国城镇居民收人的迅速增长，使城镇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摆脱了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生活理念，群众体育活动得到广泛开展，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以及体育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强。城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增长率随家庭收人、个人收人的增长呈总体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竞技体育市场的开发集聚了经济能量和社会消费的基础。
1.4职业竞技体育市场的逐步开发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娱乐、休闲形式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喜爱，随着体育产业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体育市场的主客体出现，体育健身、竞赛表演、体育无形资产、体育用品等体育市场应运而生，其中与竞技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观众和球迷群体，竞技体育的巨大市场和经济价值正在被开发和利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也通过市场开发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政府之外的发展资金，缓解了发展资金短缺的矛盾。职业竞技体育市场的不断开发亦将进一步巩固和推动了职业俱乐部管理主体的发展。
2、竞技体育院校化发展的动因
2.1“院校化”是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的目标之一
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结合有着历史渊源，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将体育与教育结合在一起。纵观世界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和提高必须同经济、文化、科技、民族素质(包括体质)等相关因素的普遍发展相协调。竞技体育不断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客观上要求竞技体育应以经济、科技、文化为基础，走科学化、社会化、产业化、实体化的道路，将竞技体育的发展建立在融体育文化、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产业、体育普及为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实现竞技体育“院校化”。
2.1.1“院校化”是实施“科技兴体”的一项具体措施
长期以来，出于我国体育科研机构分散、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导致科学技术与体育运动实践难以紧密结合，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率不高。充分发挥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和体育院校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作用，建立科训一体化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可以有效解决优秀运动队科学训练的集约化管理问题;体育技术市场培育问题;重点训练基地和优秀运动队的科技建设问题;高水平、适用性强的科技成果开发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问题;以及提高教练员、运动员的科学文化水平问题。因此，竞技体育向“院校化”的战略转移，将会极大地调动普通高校和体育院校的科研力量投人到竞技体育战场，并会给高等院校各学科教师带来更多的直接为运动实践服务的机会，切实解决和突破一些运动训练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2.1.2院校运动员已成为竞技体育领域的生力军
我国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国家为探索一条培养有文化的高水平运动员之路，加速奥运竞技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解决在役和退役运动员文化学习的问题，决定在原国家体委直属的6所体育院校创办附属竞技体育学校，实施“亦读亦训”的培养方针。随后经原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科学论证，将运动训练学专业列为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本科教育正式专业，实行全国招生。各体育院校根据国家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迅速组建了竞技体校和运动训练学系，将竞技体校的专项训练与运动训练学专业办学进行了有机结合与衔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学、初中、高中、本科一条龙的“亦读亦训”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在此后的20多年，各体育院校竞技体育和运动训练学专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竞技运动项群，同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北京体育大学的田径、重竞技项目，上海体育学院的摔跤、拳击、武术、击剑等项目，武汉体育学院的水上、武术项目，沈阳体育学院和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冰雪项目发展迅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在亚运会、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国争光。
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全国57所高等院校内试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运动队以来，到1990年已正式成立了田径、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5个单项体育协会。CUBA联赛在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内已形成巨大的影响，近一两年来，大学生足球联赛也在迅速推进，其它项目如跳水、艺术体操、拳击、健美操等也发展迅速，影响不断扩大、水平逐步提高，发展前景广阔。另外，一直以来作为奥运金牌榜上金牌大户的中国跳水队同清华大学的联姻，成为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代表。
2.1.3“院校化”可为运动员“二次就业”打下择业基拙
竞技体育“院校化”是专业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工程的需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省、市运动队的专业运动员退役后，大多数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企事业单位，从事非体育性质的工作。随着我国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人，企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大批退役运动员长期滞留在运动队，成为运动队在编制、资金、住房等方面的巨大包袱。面对已走到尽头的统分政策和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专业运动员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尽管一些优秀运动员退役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但在人数众多的运动员队伍中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竞技体育向“院校化”战略转移，也可为广大现役运动员获得学历教育和文化知识提供了机会，使运动员在从事专业训练的同时接受较系统的高等教育、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退役后可在较宽范围内就业，不仅解决了运动员的后顾之忧，更有利于改善优秀运动员的知识结构，提高心理素质和思想修养，对提高运动训练水平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
2.2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推动高校管理主体的发展
2.2.1高校进入高水平竞技体育行列的主客观条件
由于国家的长期投资，高校积累了开展竞技体育训练所需的包括体育场地设施和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水平的体育教师两种资源要素，使高校承担一部分竞技体育训练任务成为可能。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对外交流的层面趋于丰富，国际间的交流增多。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重返奥运会，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手段，更广泛参与到国际竞技大舞台上。然而，繁重的竞技任务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财政压力，使得体育部门单独承担国家竞技体育任务的困难程度加大。与此同时，教育部门本身也面临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各种国际高校竞技体育交流的需要，这种形势也促使了教育部门应尽快发展高校竞技体育，参与国际竞争。
从1986年4月一1987年，原国家体委陆续下发了《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的4个有关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法规文件，并正式批复了清华大学等51所高校作为培养高水平运动队的试点院校，把培养高水平的运动人才，组队参与国际竞赛和体育交流，提到了高校体育工作的议事日程上。《规划》颁布后，使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的目标明确针对奥运争光战略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02年3月教育部又给6所大学下放专业设置权力，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均给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法规的保证和宽松的环境。
2.2.2高水平竞技体育文化价值增强了高校参与竞技体育的积极性
竞技体育引导高校校园文化健康发展。校园体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推动校园文化发展的最有效的催化剂，校园体育文化是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缩影，也是社会大文化中一个具体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的核心，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体育文化精神，通过开展竞技体育活动，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运动项目的学习、比赛当中，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喜爱，极大地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而竞技体育文化的精神能够在校园体育活动中体现出来，正确地引导体育文化活动，以使校园文化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竞技体育同时又是提高大学知名度的一种手段。竞技体育管理走向多元化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政府积极支持、鼓励普通高等院校以自身实力建立相应的竞技体育项目。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普通高等院校竞技体育得到充分的发展，水平也随之大幅度的提高。在此情况下，普通高等院校所承办的CUBA联赛、大学生女足联赛、清华大学跳水队等竞技体育得到社会媒体以及政府的广泛关注。同时众多商家对CUBA联赛的赞助也充分体现了其商业价值增强。社会各界对高校竞技体育的广泛关注，无疑是对竞技体育的又一管理主体—高校加大体育工作力度注人了活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高校之间也产生了从生源到就业各个环节的激烈竞争，各高校生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此各高校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实力，广泛宣传自身的办学理念，提高社会知名度，因此，竞技体育给高校提供了一个媒介和一个充分展示、宣传自己的舞台。
2.3体育院校的管理主体多元角色地位
2.3.1办学职能的逐步转变
高等体育院校是我国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高等体育专业教育为主要办学职能的教育机构。体育院校调整为以培养体育师资为主的单一系科院校，1980年全国体工会提出“创造条件，把体育学院办成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的中心”的办学指导思想后，原国家体委直属体育院校先后成立了附属竞技体育学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与竞技体育体系相结合的试验田和三结合基地的试点。各体育院校积极探索“亦读亦训”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2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高水平运动人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的环境下，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体制改革，对原属体育院校只保留1所，其他院校下放到地方，实行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政府共建，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的办学管理体制。各体育院校为适应不同阶段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确立了以体育教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特色，服务全国，服务地方的办学指导思想。
2.3.2发展竞技体育是突出办学特色的要求
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对直属体育院校进行体制改革，已下放的原直属体育院校面临着全国体育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形势，又要面临国际体育教育机构进军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我国体育院校由于发展基础的原因，过去更多地强调和突出教育的特点和要求，对行业专业性特点重视不够，而与师范类院校培养师资的办学力量相比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体育院校要跨出以师范教育为基础的办学模式，把体育院校办学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自己在体育领域的主力军作用，《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给体育院校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突出以体为本、办出竞技体育特色，是体育院校发展的需求。
2.3.3发展竞技体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体育院校仅有北京体育大学是部属院校，而其它院校均为地方所管辖或以地方为主的共建院校。因此，体育院校面临着既要承担国家奥运任务又要为地方体育事业服务的要求。从体育院校竞技项目设置目标重要性的调查可以看出，体育院校运动队项目的设置，主要考虑因素是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并围绕这一最高目标制定和实施全运会及大运会目标。
在普通高校竞技体育强劲发展形势面前，体育院校事业发展面临着强有力的市场竞争与挑战。因此，从体育院校事业发展的需要来看，在加强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产业、群众体育人才培养的同时，体育院校应十分强化其竞技体育功能，加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为提升所在省、市竞技体育竞争实力作出贡献。以争取地方政府和社会对体育院校办学的支持，同时瞄准奥运会这一最高目标，强化造就“国字号”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和输送力度，进人国际竞技舞台和竞技市场，提高国家投人比重，在认真履行既为地方服务又为国家作贡献双重职能的作用下，充分体现体育院校的办学性质与特色，促进体育院校整个事业的发展。
3、结论
计划经济体质范文第2篇
哈耶克是自由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其思想涉及多个领域，对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批判即是这些领域之一。哈耶克认为社会中的知识是分散的，每个人都掌握着不同的知识，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都仅仅是社会知识的一小部分，在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将全社会的知识都掌握，因此，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在对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批判时，他首先对自发秩序(市场经济)和人造秩序(计划经济)进行了区分比较。他认为计划经济是通过人为构建出来的，复杂性程度较高，而市场经济是人与人之间自发形成的，复杂性程度随着自发程度而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个体需要服从一定的命令，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个体可以按照一般的规则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哈耶克在比较两种秩序后，从公正、平等、效率三个方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展开了批判哈耶克的计划经济体制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需要注意，哈耶克的批判也存在局限性。
一、计划经济体制思想基础的批判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是建构理性。建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是全能的，对社会各方面的实务都非常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思想将人抬高到神一样的地位，认为只要通过理性就可以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合理化设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由于知识和认识的范围有限，人们也会犯错误，而且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往往是零碎的，也难以进行传递。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对社会任何一件事情了如指掌，因而说人能够对社会各方面都进行合理化设计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哈耶克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驳斥，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在任何的社会活动中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这些知识和能力是非常零散的，凭借一个人的能力是无法完成对整个系统的运作和设计的。
哈耶克强调社会的知识复杂而零乱，这就决定了这些知识并不是存在于某一个人的头脑中，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同时这些知识往往不具备传播性，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唯一性的方式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够独立地拥有对这些知识的所有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市场的作用。知识是社会最缺乏的资源，也只有通过市场才能真正实现知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才能真正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过分推崇理性的结果，由此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效率是非常低下的，也必然对人类的自由造成破坏，他认为想要充分运用理性，发挥人类的智慧就必须维护自发、自由的市场秩序。
二、对计划经济体制公正观的批判
哈耶克指出人造秩序强调的是社会的公正，也称之为实质公正，对社会资源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公平分配;而自生自发的公正观认为公正是建立在人的权利基础上，强调对人的权利的尊重，认为只要人的行为公正便是社会公正。哈耶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的公正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政府在拥有强制力的前提下对人民的权利进行践踏。只有程序的公正才能保证人的自由，也适应经济市场的发展，个人行为准则以工作做标杆，属于个体知识的范畴，是人的理性所达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组织能够对社会的行为负责任。由此产生的结果也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自由主义追求的是正义观，并对这一观念进行全力捍卫，这种观点是一种否定性的观点，即其所告诉人们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禁止做什么，只要人们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就符合了这一观点的要求，其结果也就是公正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人仅仅被告知不应该做什么，而对应该做什么并不知道;而在计划经济者眼中，社会具有高度的制度，以“理性人”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中，为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定旗杆，社会比任何一个人都具备超强的智慧和判断力，为所有的个人提供社会活动的方向和指导，并为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承担的主要是市场个体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在对社会收益进行分配的时候也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法则来进行，以使社会个体得到公正的待遇。社会权力机构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社会个体的经济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并将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分配给不同的群体，尽管如此，由于权力机构的能力有限，想要将责任和义务分配给适当的人群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实际分配中并不能按照完全的公正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此时“社会正义”便成为一种指令性的经济，使自由竞争的市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自由经济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个人的报酬与其自身的付出在价值方面是一致的，而“社会正义”要求的是以正义或更加平等的方式来对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所分配的任务也是与社会个体的品行相吻合的。而哈耶克则认为这一点是不切实际的。如同两个医术不同的医生，其所获得报酬应该是根据为病人提供的治疗来确定的，而不是更好的品行。
三、对计划经济体制平等观的批判
公平正义中最核心的便是平等，哈耶克站在古典主义的角度对计划经济要求实质平等进行了批判，计划经济要求实质平等的依据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哈耶克首先便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一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根本无法成立。实际上，人人之间并不平等，对于这一说法，他用生物学的理论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每一个新生儿的基因是不同的，由此造成他们的先天构造也是不同的，即具备不同的先天气质，如果让这些新生儿生活在相同或类似的环境中，其长期所养成的性格和气质也产生差异，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才使得社会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人与人之间才能做好取长补短，互相合作，因此，“人人生而平等” 的理念是错误的。
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考虑社会个体的差异性，为了追求计划经济的实质平等，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对经济进行控制。这就好比以家长式的控制能力来决定家庭每一个成员之间的分配额度和比例，并认定其所分配的与个人的付出是吻合的。自此，人们所获的报酬并不再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而是“社会”的强制性认定。而在追求实质平等会阻碍经济发展的这一观点上，哈耶克采取的是反证法，认为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哈耶克指出经济想要获得快速发展，就必须首先使一部分社会个体富裕起来，然后采取跟进和示范的方式来拉动另一部分人群的富裕，而决不能采取平均的方式，即陷入平均主义的陷阱。这就好比一种新开发产品刚上市后价格都比较贵，仅供少部分人群使用，而等到该产品的技术等提升以后，以低廉的成本便可生产该产品，便可以使整个社会都享用到该产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阻碍经济发展的这一观点上，哈耶克是赞同的。
四、对计划经济体制效率观的批判
效率体现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进行了批判，并指出计划经济是一种人造的秩序，而这种秩序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只有市场才能真正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市场经济具备较高的效率的主要原因是该种经济形式具备了竞争和价格这两个最基本的市场要素，现代社会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主体众多的结合体，每一个经济体都在自身的活动范围之内，根据自己的选择和需求选择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这种多元化的经济决策通过相互作用反馈到市场中，由此形成了市场中较为抽象的价格信号。而其他的经济体从该价格信号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决策，从而使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化效应，实现社会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个体可以根据市场竞争状况而形成的价格信号进行搜集并有效判断，这一点比任何政治家所做出的经济决策更加有效。
而计划经济者认为管理当局可以将一些分散的个人知识进行广泛的搜集并进行整合，在获取自认为相对完备的知识以后，可以依据这些知识做出合理的经济判断和决策，而哈耶克认为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上文中，已经明确说明管理当局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将社会上所有的零散的个人知识搜集起来，也并没有能力去充分整合，同时，做出的经济决策也未必是正确的，此外，信息不对称性、传递的滞后性、政策调节活动的滞后等都会使经济决策的作用减弱。市场经济具备较高效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哈耶克认为人性都是自私的，财产私有化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鼓励人们为自身牟利，如此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才具备巨大的活力，经济才会变得蓬勃。如果一个经济系统中不对私有财产认可，则经济如何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是困扰管理当局的重要问题。
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想要在市场中生存并求得更好的发展，则必须对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进行变革，不断发展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得价格优势，而其他一些企业同样基于此目的，不断强化技术变革，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才会向前发展。而在计划经济的市场体制中，价格都是由管理当局来统一制定，企业无法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来获得价格优势，由此企业就会丧失了技术和管理变革的积极性，造成技术落后而成本居高不下的窘境，显然这对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由此可见，与竞争市场经济相比较，计划经济的社会效率是极其低下的，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居多。
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也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哈耶克的批判在某些地方仍有诸多商榷的余地。
第一，斯大林模式具有高度的集权和计划性，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具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能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等同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也不能说斯大林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由于苏维埃政权面临国内外众多的邪恶势力的威胁，想要保持政权的稳定，只能集权。在二战后，苏维埃政权没有对这一集权进行调整，这就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斯大林模式等于社会主义，仅仅是被证明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
第二，哈耶克强调社会法制的重要性，并对政府的权利进行限制，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仅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对社会的公平性诉求却忽视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除了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以外，还要防范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
五、结语
哈耶克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对古典主义的自由思想辩护中，由于其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性，哈耶克的相关理论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尽管如此，哈耶克仍然提出许多具有实践意义的观点，丰富了人们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认可和研究。他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方式，都体现着学者的风范，现如今，我国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都与哈耶克那个时代的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但是哈耶克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思路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哈耶克对社会个体权利的关注、对社会传统的尊重和对法制的维护等。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各项社会制度和法律都逐步完善，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哈耶克的思想中汲取有价值的思路，充分挖掘指导人类社会发展不受时代背景约束的思想方式和方法，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计划经济体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产业 总体经济 互动中介 格雷欣法则 可持续发展
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高收入国家，经济和文化有明显的收敛趋势，即经济与文化的融合。现代经济充满丰富的文化内容，文化也在以各种形式被企业所生产和交换以创造价值，这种趋势可被描述为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市场已趋于全球化，音乐、书籍、工艺品、电影和其他文化产品已跨出国界，形成了巨大的国际贸易流，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2005）统计，文化产品的全球市场价值大约为1.3万亿美元，文化产品的贸易额也从1994年的393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592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自2000年，文化产业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大约占全球GDP的7%（世界银行，2003）。从1999年到2003年，世界文化产业的平均增长率明显超过冶金、航空、种植、机械、化工、采矿、食品等传统行业的增长率，也超过了一般服务业的增长率（花建等，2005）。
作为新的财富形态，文化产业创造了大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日益扩大的文化市场，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文化产业还可以利用大量的文化智力资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可观的附加值，并在国际市场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争取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合作（左学金，2004）。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形态，对世界市场格局、经济发展趋势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培育创新能力、增强地区、国家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发展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已成为各国竞相争抢的焦点。
文化产业与总体经济的互动
（一）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增长
文化增长也称为文化总量的增长，指一国综合文化国力的增长，包括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文化消费水平及其他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增长具双重属性，既是文化概念，又是经济概念，“既是关于文化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当代转变”（胡惠林、李康化，2003），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大生产条件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文化增长是社会运动过程中的自我发育现象，是一定社会、一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综合国力的体现，主要通过经济和文化总量增长体现。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增强综合国力，不仅要大力提升经济实力，还要提高和发展文化实力，要提高文化增长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速度和力度。
文化增长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经济增长也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指国民财富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增强。无论文化建设规模、文化消费水平，还是文化发展水准，都直接反映了经济总量增长及文化投入状况。因此，在一国文化水平和文化资源量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水平决定了文化投资总量和文化消费水平，经济总量增长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呈同步趋势，当一国（地区）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时，经济增长与文化产业便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文化增长与文化政策有一定关系。我国没把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仅把文化作为消耗国家资金的部门。加之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不是经济发展的重点，无论在产业结构还是在投资规模上，文化产业都远低于第一、二产业的增长。因此，国家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既影响了文化发展的速度和结构，也制约了文化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文化产业发展是文化增长的一部分。文化部门是以特殊的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部门。在经济意义上，文化增长指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在递升过程中所反映的数量关系。这种数量关系反映的是文化经济增长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由这种数量关系所揭示的文化经济发展趋势。
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都揭示了这样的现实：知识可以提高投资回报，反过来又可以增进知识积累。知识可通过溢出效应，在几乎不增加额外投资时反复利用，以缓解资缺对经济增长的压力。而文化经济无论作为技术样式的存在（数字艺术），还是作为知识形态的存在，都显示出其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特殊地位。文化附加值在产品价值中的增加，以及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总量比重的增加，都反映了并推动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增长为主向内涵增长为主转化。
（二）文化产业与总体经济的互动中介
本文认为，经济贡献、文化观念、关联带动、人力提升是文化产业与总体经济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文化产业正是通过上述中介与总体经济进行互动。同时，总体经济又通过经济的质量与数量对文化产业产生作用。其互动机制如图1所示。
其一，经济贡献。文化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门类，必然会有一定的经济贡献。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在微观上表现为单位产品的价值构成中，物质、能源消耗的比重减少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比重增加；在宏观上表现为文化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和从事文化工作的劳动者在全社会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的提高。
其二，文化观念。具有特殊性质的文化产业能够传承、改变、重塑，甚至创造新的文化观念，而文化观念将直接刺激和引导个人、群体、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影响个人、群体、社会的兴趣偏好、消费观念、消费倾向，进而影响总体经济。“绝大多数商品交易在建立起某种社会关系前是不可能成交的，要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商品，首先要让人们接受自己的观念”（尹永波，2004）。
其三，关联带动。“关联带动”是指文化产业通过为其它产业提供文化附加值，并与其他产业的关联作用来影响总体经济。文化一旦成为充满活力的经济因素，便不可阻挡地通过纵向关联和横向关联两条路径，向一切可能的产业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壮大了自己，也大大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延伸和升级。
其四，人力提升。人是经济活动中核心的、最具能动性的要素，物质资料、科学技术、价值观念、管理调控等都需要通过人来实现。人力素质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文化产业能够通过提升人力素质来影响总体经济。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文化都是从精神的角度“生产”和“再生产”人。文化培训的投入，是为了再生产出具有新文化和掌握新科技的劳动力；文学艺术活动的消费，是为了通过鉴赏性的休息，解除疲劳，调节人体生理机制，以再生产出精神充沛的劳动力。文化消费是人自身的内含或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动力。文化产品能够作用于人的智力、观念、思想、能力，并能从整体、根本上引导、培育人力素质。通过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就为总体经济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和各类人才。因此，健康的文化产业不仅能够通过直接的经济行为作用于总体经济，还能够通过文化、教育行为作用于总体经济。
（三）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
文化产业从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两方面，通过经济贡献、文化观念、关联带动、人力提升等中介，支撑、带动、促进总体经济的成长。
第一，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许多西方国家，以文化产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的产值已超过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后工业社会即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美、日、英等国的文化产业已成为最大产业，一个国际传媒公司的产值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中国专家预计，2050年以后，文化产业将超过信息产业和自动化、机器人、计算机辅助组织管理而占产业结构的70％－80％（王哲平，2003）。文化产业需要的自然资源不多，主要依赖智慧创造，故而信息时代文化产业占据经济增长的大部分份额。
第二，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就业率。文化产业主要属于第三产业，除创意过程外，生产、销售过程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是太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具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点，从而成为许多地区主要的就业产业。此外，还提供更多的临时就业机会。
第三，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文化产业内部及其与其他产业的联盟、融合或重组的趋势出现，促进产业整合。二是文化产业在特定地区形成高度的产业集聚。如文化创意产业最发达的地区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这些城市既是世界经济中心，也是区域乃至世界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三是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乘数效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第四，文化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产业结构重心开始从工业化转移到信息化，与此相适应，产业竞争也从规模经济的制造工作转移到创意竞争的知识型现代服务业，经济增长方式开始依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自主创新。以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文化产业不仅可将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创意资源转化为经济成就，提高产业经济的附加值，还会通过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再利用及激发来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独立的产业形式存在，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二是通过产业渗透的方式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以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形式拉长产业价值链。好的创意，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市场占有率，并使传统产业和产品焕发新的生机。
第五，文化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价值支撑。主要表现在：
一是文化的导向赋予经济发展以价值意义。经济制度的选择、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政策的制定，无不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决策者文化水平的制约。文化给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思想、理论、舆论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二是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能够促进社会主体间相互沟通，保证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一定的组织内有序开展。三是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经济活动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越厚重，其产品的文化含量及由此带来的附加值也就越高，在市场中实现的经济价值也就越大。日本汽车制造业每年贩卖新型车的收入达4万亿日元，其中有一半属于出售“文化符号”的收入，另一半才属于销售汽车的纯收入。同样在日本，如果印上一个“G”字，原本价值700日元的女式布制提包可以卖到7万日元，增值100倍（日下公人，1989）。因为“G”是表示有米开朗琪罗、罗西尼创造的意大利超级流行文化符号。四是传播价值观念，形成价值和形象认同，进而形成文化产品和非文化产品认同。以韩剧《大长今》为例，它不仅引发了国人的韩剧热，大大推动了韩国文化制品的出口，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还带动了韩国旅游、美容、餐饮、服装、化妆品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韩国怀有好感。
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化市场的“格雷欣法则”
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需求互相创造、彼此推动的机制，在低俗文化产品长期成为主流产品的情况下，会促使消费群体产生对低俗文化产品的偏好甚至痴迷，促使低俗文化产品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者文化素质下滑的结果是：一方面，低俗文化产品的畅销和市场份额的畸形扩张，另一方面，优质文化产品的市场份额日益缩小。上述现象是文化市场的“格雷欣法则”，可称为“庸品排斥良品的趋势”，体现了文化生产中的“市场失灵”，意味着文化低、劣品的重复生产和占领市场。文化生产中的上述“市场失灵”，在实行文化生产自由放任的国家，表现得极其鲜明。其深层根源在于文化产品的内在矛盾：艺术、社会价值与商品价值的矛盾。表现为消费偏好与生产的偏离。文化生产中一些创作者往往会产生将商业价值追求超越和脱离艺术、社会价值创造的非理，这种现象表明，文化生产偏离了艺术、社会价值创造这一精神生产的本质，而从属于对商业价值的追逐；文化工作者陷入“市场陷阱”，将严肃的精神生产变成了一般的营利活动。文化生产由此出现“畸化”，偏离了正轨（刘诗白，2005）。
（二）文化生产与需求的两种循环
文化生产的良性循环模式：在优良文化、艺术品为主流产品的场合，文化良品影响和塑造消费群体健康的文化心态，引起对文化良品需求扩大，由此又促进文化良品生产扩大。这就是商品性文化经济中的生产与需求的良性循环，它意味着文化生产经济效益和艺术、社会效益的并进，这是文化生产健康发展的路径。
文化生产的不良循环模式：在文化次、劣品成为主流产品的场合，文化次、劣品影响和塑造消费群体畸形的文化心态与不良偏好，引起对文化次、劣品生产进一步扩大，形成次劣品的重复生产，这是商品性文化经济中的生产与需求的 不良循环，它意味着文化生产经济效益正增长而文化艺术、社会效益零增长或负增长，这种情况表明次劣品的大肆泛滥和文化生产偏离正轨。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实行商品性文化生产中，应该自觉用生产与需求的互相创造和互相促进以及文化市场主流产品形成的规律，构建良性的文化与经济互动机制。
（三）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力
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指文化产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产业利益最大化以及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内涵是公平，既包括代际公平，也包括地区公平。任何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横向纵向两条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李康化、王一侬，2003）。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在不损害后代利益和其他地区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适度开发各种文化资源，满足当代人对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需求。如果说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生态伦理，那么文化产业的发展强调的就是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文化发展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心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文化产业并不是一个自我维持、独立运转的封闭系统，它要不断获取信息、智能、技术、资金、自然资源等，避免过多消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而通过智能资源等的不断投入与优化整合，推动文化产业实现扩大再生产。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更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国民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构成了文化产业系统的外部环境。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各种生产要素、文化需求、文化市场发育程度、企业治理结构、政府政策和法律状况、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首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具有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该国文化需求状况。而一个国家公众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内容和需求程度，对该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次，一个国家文化市场发育程度也与该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包括人力资源、资本、文化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流通情况等。第三，竞争机制对提高文化竞争力尤为重要。文化产业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发展，离开了竞争也就没有竞争力可言。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文化企业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市场竞争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第四，政府行为和法律状况。一个国家政府行为和法律状况，是构成文化产业发展外部环境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否、支持与否对一个产业的初期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政府管理体制、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行政效率，以及法制健全程度等，直接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五，文化传统。与其他产业相比，一个国家文化传统与文化产业有着更为深厚的联系，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良好的产业内运行机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文化产业与其它产业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等互利、和谐共生的产业经济关系，并与总体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1.胡惠林，李康化.文化经济学[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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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花建等著.文化产业竞争力[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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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康化，王一侬.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产业论坛第二届年会综述[J].社会科学，2003（2）
计划经济体质范文第4篇
完美计划经济下重复建设的不可能性
马克思早年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前提下诞生的。经济在一国之内仅有一个计划决策中心，并由这个计划中心负责收集信息，最后制定出全国各地、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协调、运转顺畅的庞大而细致的计划体系，并通过逐级下达而得到贯彻执行。此外任何单位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计划的决策权。如果这个模式是完美的，投资多少、投资于哪个行业或哪个地区，计划中心完全可以根据总体经济而事先作出精确的安排。因此，在完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会出现所谓的“重复建设”。
完美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与现实计划经济中的重复建设现象
完美计划经济需要建立在一系列极其苛刻的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而事实上，这些条件时至今日尚未出现过，而且也无法估计在未来多长期限内才会形成。现实的所谓计划经济都是放松了完美计划经济假设的“不完全计划经济”。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计划在经济运行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决策上也拥有相当的权力。投资决策的分散至少使重复建设具备了可能性，但为什么要重复建设还要取决于中央计划决策当局的偏好。比如“”时期，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建设了大量的“小高炉”、“土高炉”，并由此引发了投资过度膨胀。由此可见，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重复建设主要表现为一种在中央政府默许情况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种决策选择。
完美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复建设是必要前提
根据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完美的市场经济就是完全自由的经济，经济的计划和决策权被分散在无数个个体手里。每个市场的参与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非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因此，完美的市场经济要求有众多的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各种决策，从而形成充分竞争，并在充分竞争中发现真正价格。投资是市场参与者重要的决策行为，所以，仅就投资而言，只有在市场上形成大量类似的投资（也可称为重复建设），才能真正形成充分竞争的关系。否则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垄断，而垄断就意味着效率的损失，这是完美市场经济所不能容纳的。
现实的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阻止重复投资
同完美计划经济一样，完美的市场经济也从未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过。就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看，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总是不满足作为价格的接受者，通过垄断而成为价格的制定者并由此获取超额利润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因此，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阻止其他参与者的进入就成为其重要的策略。这种行为的结果表现在投资上就是阻止重复投资的发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都有强硬的反垄断法，恰恰说明垄断行为在它们的市场经济中是何等突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完美的计划经济与现实的市场经济之间，就投资而言都有抑制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一致倾向。无怪乎经典作家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通过垄断形式而最终进入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现实的计划经济（或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与完美的市场经济都会形成并要求重复投资，在这一点上两者至少存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尽管在不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复投资主要是由各级地方政府造成的，而完美市场经济的重复投资则是建立在众多非政府市场参与者参与的前提之下。
计划经济体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丽江攀枝花 经济一体化 宏观分析
在丽江攀枝花经济一体化的初期，是需要通过两地政府间的紧密合作来推进的，因为按照区域能力结构理论，如果两地的综合发展能力差距太大的话，那么两地之间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有必要对丽江攀枝花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层面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两地政府有着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便实行了地方经济分权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促使每一个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绩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而竭尽全力的竞争。丽江和攀枝花都处在我国西部地区，总的来说，与东部发达的地区相比还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丽江攀枝花的经济一体化，对丽江而言，将有利于其融入攀西经济圈，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攀枝花而言，也十分有利于其融入滇西经济圈，成为四川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阵地。随着两地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地政府都意识到了与对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二、两地两种资源优化配置
（一）模型假定 1、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丽江和攀枝花两地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两种资源：政策资源（行政管理的强度和方式、上级政府政策的供给等）和市场资源（要素的丰裕程度、市场容量与自由度等）； 2、丽江和攀枝花两地政府对上述两种资源的偏好具有完备性、反省性、传递性、连续性、单调性和严格凸性。
（二）模型分析 假定在经济一体化时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总量是既定的，政策资源为P，市场资源为M，丽江和攀枝花两个行政区分别记为1和2，资源分配满足下列条件：
P1+P2=P------------------------------（1）
M1+M2=M---------------------------（2）
在图1里，假设两种资源初始分配处于两地的效用水平Ⅰ2和Ⅱ1的交点a，此时并没有到达帕累托最优。这是因为，通过改变这一初始分配状态，例如从a点移动到b点，则丽江的效用水平从Ⅱ1提高到了Ⅲ1，而攀枝花的效用水平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还是Ⅰ2，所以在a点上仍然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同样，a点移动到d点也是一样的。点b、d、f都是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在这些点上则到达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任何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这些切点有无数个，它们的集合构成了效率曲线VV′，是帕累托最优的集合。此时，市场和政策两种资源的边际替代率是相等的。
图1 两地两种资源配置的埃奇沃思盒状图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两地的双赢，即一个地区效用水平的增进是不能以
另一个地区效用水平的降低为前提的，至少也要维持现有的效用水平，否则一体化将难以推进。例如，从初始状态a点移动到e点，两地的效用水平仍然是Ⅰ2和Ⅱ1，但是丽江政策资源的使用水平降低了，市场资源的利用水平则提高了，而为了维持两地现有的效用水平，就必须允许攀枝花增加政策资源的供给来替代市场资源的减少。
无论丽江市还是攀枝花市政府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在短期内偏好于使用政策资源，适度的使用政策资源是合理的，特别是在推进一体化的初期，但是过度的使用政策资源将带来两个消极的结果：第一，政策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并使其逐步演变成了保护内部市场的行政壁垒；第二，由于政策资源总量P的既定和公式（1），造成了两地为了争夺有限的政策资源而相互抵制、恶性竞争，进而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三、两地间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
我们通过两地两种资源模型分析了丽江攀枝花两地政策和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下面，我们以行政壁垒引发的市场保护与开放的问题为例，进一步对两地政府行为进行博弈分析，以求解答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做如下的假设：⑴本区域有两个利益主体，分别为丽江（地区1）和攀枝花（地区2）；⑵将1和2看作是有理性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决策的主体，即他们将根据自身区域利益的要求来决定自己的行为；⑶参与者1和2的决策分为两种纯策略是市场开放和市场保护；⑷在初始状态下，地区1和2的收益分别为I1和I2；（5）地区1进行市场保护，其保护成本为C1，地区2进行市场保护，其保护成本为C2；（6）地区2的某一产业竞争力要强于地区1，如果地区1采用市场开放的策略则地区1的一部分市场份额将被地区2所夺取，其比例为K（0
根据以上假设，我们可以构建如图2所示的博弈模型：
图2 地区1和2市场开放与保护博弈模型
我们可以从图2看出，博弈的精炼纳什均衡是（{市场开放，市场保护}，市场开放）。先考虑地区2的战略，对于每一个地区1给定的战略，找出地区2的最优战略，当地区1的给定的战略为“市场保护”时，因为I2-C2
因此，拥有竞争优势的一方始终都会采用市场开放的战略，而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一方，选择什么战略，则取决于保护市场的成本与市场开放带来的收益损失的大小，保护成本大于收益损失则会选择市场开放战略，保护成本小于收益损失时则会选择市场保护战略。K值越大，地方政府选择市场保护战略的动机就越强，而C值越小，地方政府执行市场保护战略的难度就越小。进一步讲，K值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地要素禀赋、产业发展程度和水平所决定的，一时间是很难改变的，而C值则是可以通过刚性的约束机制的建立来加大保护成本来加以改变。
四、结论与讨论
以保护内部市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壁垒的形成，将严重的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长期来看，两地间实现市场的一体化，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将有利于两地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双赢发展，但从短期来看，一体化将毫无疑问的对竞争优势较弱的一方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也可以考虑实施在一体化的初始阶段，由竞争力强的一方给予竞争力较弱的一方以补偿，直到产业在整个区域内实现地域内的分工和充分整合为止的战略。另外，也可以建立刚性的约束机制，加大实行市场保护战略的成本，以期达到合作双方合作、开放、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李忠民，李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问题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1）：9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