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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业务,往往直接反映着一家银行的服务水平,对银行树立良好的口碑有重要影响。个人业务最主要的内容当属存贷款业务,与人们生活的联系也最为紧密。
《投资者报》对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2011年年报进行了统计,从整体情况看,各行的个人存贷款业务都不同程度的增长。根据综合比较,农业银行当选《投资者报》2012“最佳个人业务国有银行”,光大银行和渤海银行当选2012“最佳个人业务股份制银行”。
农行在客户数量方面稳居首位。作为中国主要的综合性金融服务提供商之一,农行的境内分支机构达23461个,拥有庞大的分销网络。截至2011年末,农业银行个人客户超过3.95亿个,居大型商业银行首位;其中,个人贵宾客户1406万户。此外,其个人贷款余额增长率在国有行中居首位。而光大银行和渤海银行2011年存款余额增长率均超40%,在股份制银行中领先。
个人存款平均占比27%
个人存款方面,截至2011年末,5家国有行的个人存款余额均突破1万亿元。其中,工商银行境内储蓄存款余额为5.8万亿元,居各银行之首;紧随其后的是农业银行,个人存款余额为5.6万亿元。在11家股份制行中,招行存款余额为7513亿元,其他行均在3500亿元以下。
面对2011年市场流动性趋紧,通胀高位运行,个人存款分流压力加大的状况,农行适时调整营销策略,创新存款产品功能,进一步优化自动转账、资金归集等产品功能,研发推广“礼·道”主题储蓄、“双利丰”等特色业务;加强主动负债管理,实现储蓄与理财业务联动发展。
从存款余额增长率来看,16家银行平均约为24%。其中国有行平均为12%,股份制行平均为30%,远远超过国有行。剔除存在整合因素的深发展后,渤海银行增长43.4%居首位,光大银行增长41.5%紧随其后。2011年末,光大银行对私存款余额达到2355亿元,比上年增加691亿元;日均余额1887亿元,比上年增加418亿元,增长28.5%。
据光大银行年报介绍,公司零售业务坚持“整合客户、突出负债、提升效益、加强能力、同业可比”的总体思路,积极推进网点达标计划,实施公私联动机制,大力拓展模式化批量项目。
而从个人存款在全部存款余额的比例来看,16家银行平均占比约为27%。国有行平均占比达45%,而股份制行平均占比只有18%,存款主要由公司客户贡献。
个人贷款以住房为主
个人贷款方面,工农中建4家国有行的贷款余额都在1.3万亿元以上,交通银行为5094亿元。股份制行中,招商银行贷款余额为5569亿元,其他行均不足3000亿元。
各家银行的个人贷款余额同样保持了显著的增长,16家银行贷款余额增长率平均约为26%。其中国有行平均为21%,股份制行为28%。
在国有行中,农业银行个人贷款余额增长了25%排在首位,其贷款余额为1.4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了2860.47亿元。据其年报介绍,为顺应扩大内需特别是支持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导向,其积极发展个人综合消费贷款、“房抵贷”、“保捷贷”等重点产品;支持个私经济发展,以大型优质专业市场为依托,开展个人助业贷款业务。
股份制行中,北京银行增长最快,接近50%,不过和其15%的个人存款增长率相比,发展不太均衡。
引言
选题背景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金融业占据着无比重要的地位,金融业的稳定与否极大地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行。而在金融业中,商业银行是经济市场化的产物,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下形成的一种金融组织。
自2004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陆续上市开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竞争性和市场化的商业银行体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平均资本上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商银行更是在2013年英国《银行家》杂志的全球银行排名中位居第一,标志着我国的商业银行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然而,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资本质量却没有明显的改善。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2016年第三季度,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余额已达到14937亿元,其中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最高,达到2.74%,已大大超过银行业风险2%的警戒线。总体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创七年来新高,并仍有不断攀升的趋势。
纵观全球曾经发生过的金融危机,大多都与银行贷款违约相关。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为例,这场蔓延全球,引起多家金融机构倒闭、被收购的金融风暴,最初就起源于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降低这场危机的破坏力,但仍旧无法阻止这场危机升级、扩散。甚至直到今天全球经济依然没能完全从这场风暴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不良贷款率不断升高的今天,我国的金融秩序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探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无疑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
由表1可以看出,占据总不良贷款余额之比最大的是大型商业银行,超过了半数。而在大型商业银行中,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最高水平。(见图1)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化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水平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的整体金融秩序,为了缓解我国的不良贷款压力,解决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将是一条必经之路。
选题意义
理论意义。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以不良贷款本身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为着眼点,而分析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的较少。本文将在总结、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建立多元线性模型,深入剖析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研究空缺,具有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不良贷款的不断攀升使我国的金融秩序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探明不良贷款的成因,了解各影响因素所在,进而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治理政策,维护我国经济正常运转。因此,本文所探究的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对于改善我国金融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在国外的研究中,Bernanke(1983)最早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探究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现经济运行的波动性是影响信贷成本增加或减少的重要因素,从而对企业还款能力产生影响,使得银行不良贷款随之恶化或好转。自此,许多国外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并作出了一些研究成果。
Vasicek(1987)运用单因素模型,探明了GDP增长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影响,这是首次在实证角度证实宏观经济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随后,研究方向趋向于同时考虑多个因素对不良贷款的影响,以获得更加丰富的结果。Salas和Saurian(2002)通^面板计量模型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期探究西班牙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政策、管理激励、信贷组合、市场支配能力对不良贷款率均有显著影响;Barros c.P.等(2012)对日本银行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因素均与不良贷款率有着密切影响。
为应对不同的写作背景,许多学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例如麦肯锡于1997年提出了CPV模型,以研究宏观经济变量指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Pesaran于2006年提出了GVAR模型,创新性地将全球经济冲击因素考虑在影响因素之内。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相比较于国外,国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果。
谢冰(2009)以2004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宏观经济指标与不良贷款的余额存在负向关系这一猜想,并指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一直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美芳(2013)收集了中国农业银行2008-2012年的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明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负相关,与货币增长率正相关。
陈金媛(2015)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2008-2014年我国17家上市银行季度数据,得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宏观层面受GDP增长率、贷款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M1和贷款总量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
陈奕羽(2015)则着眼于将微观与宏观因素相结合,采用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表明M2增长率、资本充足率及银行资产规模对不良贷款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银行自身的成本收入比、存贷比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文献评述。由上文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虽然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作出了许多分析,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国外研究起步较早,较多地运用了数学模型,而国内学者则较多地着眼于定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定量分析研究则比较少;其次,大多数研究都着眼于宏观经济因素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对微观因素却没有过多考虑。
因此,本文⒃诮杓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将宏观经济指标与银行自身经营数据相结合,探究这两者对不良贷款率的共同影响,以补充当前的研究不足,并为中国农业银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概述
不良贷款定义及分类
不良贷款定义。所谓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即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指偿还出现问题,无法按时支付利息甚至连本金都难以收回的贷款。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主要盈利业务,它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因此,不良贷款成为评价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相比较于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是一个相对值,能够更好地反映出商业银行的贷款结构。在不同规模的银行中,不良贷款额会有很大差别,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一般均会高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但这并不能说明规模越大的银行信贷质量越差。因此,在银行规模不同时,采用不良贷款率作为商业银行信贷质量的衡量值相对比较合理。
不良贷款分类。针对不良贷款的分类,普遍采用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贷款风险五级分类法”的解释,即为了贷款风险管理的需要,对未到期的信贷资产划分为五类:正常(Pass)、关注(Specialmention)、次级(Substandard)、可疑(Doubtful)、损失(Loss),后三类贷款被称为不良贷款(Non-performingloans),也称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各级贷款具体定义如下:
不良贷款成因理论
信用论。金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信用过程,信用是包括时间长度在内的一种预期。因此,任何一种金融活动中事实上都包含不确定性。信用是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它既负有向公众存款还本付息的义务,又拥有向借款人索要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权利。但由于金融活动存在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例如通胀、汇率、利率等的变化,导致这些指标的实际值偏离了借款人的预期,借款人的预期收益下降,最终导致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导致违约。这种违约也就导致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可以说,不良贷款的存在是必然的,商业银行贷款借出与偿还之间的时间差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代经济社会是用信用连接起来的整体,即使仅仅是某一个环节遭到破坏,也将会引起整个系统的混乱,信用不佳的企业将把信用良好的企业也拖入泥沼,从而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因此,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本身就存在着蔓延的趋势,需要尽快出台调控措施。
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脆弱性理论的观点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是宏观经济,它的论证思路是探寻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与银行不良贷款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1)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明斯基的“金融脆弱”理论认为,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涉及宏观经济周期、银行和企业三方面因素。银行是一个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特殊企业,自有资金少,资产负债率高是其一大特点,同时也是银行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具有天然的金融脆弱性。
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企业预期利润上升,投机性企业和庞氏企业借款需求也随之上升,使得银行向高风险水平的企业发放贷款的比重加大,导致更严重的金融脆弱性;当经济走势趋缓走向反面时,此类高风险企业收入降低,将出现违约和破产的可能性,不良贷款不断扩大将导致银行破产,进而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2)“安全边界说”(Margins ofSafety)理论。商业银行进行资金借贷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良贷款,但一般都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及时解决存量不良贷款的同时,一般都会采取措施,控制不良贷款增量的上升。具体来讲,遵循谨慎性原则的银行,为了防止自身产生经济损失,即防止发放给企业的贷款无法顺利收回,往往会选择采取一种安全措施,以保证银行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的安全边界范围之内不受损失。
因此,当经济繁荣时,借款企业大多信用较好,银行所接受的安全边界会随之降低,那些本来不能通过审核的高风险企业也能获得贷款;当经济衰退时,那些高风险企业将无法偿还贷款,从而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金融脆弱性加大。
贷款客户关系理论。在70年代,JohnH.Woo提出了贷款客户关系理论。该理论的内容主要是:银行为了长期保持贷款的需求,追求其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会降低贷款利率,扩大贷款规模,以保持与客户的关系,由此导致银行倾向于采取以扩张贷款量为特点的激进型贷款策略。这样,首先银行的贷款质量会受到影响,其次银行的收益也会随之降低,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被削弱,因而,银行不良贷款风险也就增加。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状况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截止到2016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发放的贷款总额为人民币2,253.8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5.22亿。其贷款的五级分类情况见表3。
可以看出,2014-2016年,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总余额逐年上升,由人民币7.661,924亿元上升至8.778,451亿元,不良贷款率也逐年上升,由1.54%到2.39%,再到2016年的2.4%。同时,不良贷款的内部结构也在恶化,损失部分相对占比上升。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发展状况。由图2可以看出,由2008-2013年,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下降状态。这是由于中国农业银行在过去一直在政府的主导下对乡镇企业和农村基础建设项目提供信用贷款,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近些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三农金融业务的占比逐年下降。但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对三农金融业务款和垫款总额仍高达31,208.38亿元,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32.44%,这部分的不良贷款率为3.04%,比总不良贷款率高0.65%。这也是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始终处于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首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可以看出,在2013年之后,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逐年上升,并且上升速度越来越快。这种上升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的,为了找到究竟是哪些原因影响了不良贷款率,本文将继续做出探究。
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模型变量选取及结果假设
本文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
为了得出适当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宏观经济指标选择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微观方面选择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净利差、银行规模(各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本文采用这一指标来代表整体宏观经济情况的代表。基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前文的分析可知,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解释变量2: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本文采用这一指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代表。假设M2增长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为负。
解释变量3:中国农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拨备覆盖率能反映银行贷款的风险程度和社会信用情况。假设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为负相关关系。
解释变量4: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指标。假设农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解释变量5:银行规模自然对数。根据前文的分析,银行规模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还与银行内部的管理结构相关,需要具体分析,因此在此先不作出假设。
解释变量6:净利差。净利差是国内商业银行也是农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体现了农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假设农业银行净利差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数据来源
文章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此次实证分析考察的样本期间为2010年第3季度至2016年第3季度的25组季度样本数据,回归中所用到的银行数据均由中国农业银行各年季报、中报与年报中搜集整理而成,GDP增长率和M2增长率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具体数据见表4。
实证分析
多元回归模型的设计。所谓回归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函数表达式(称回归方程式)。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往往难以用确定性的函数关系来描述,它们大多是随机性的,要通过统计观察才能找出其中规律。回归分析是利用统计学原理描述随机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取了6个变量进行分析,以此建立不良贷款率与GDP增长率(GDP)、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拨备覆盖率(BBFG)、资本充足率(zBCZ)和银行规模(sIZE)、净利差(JLC)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回归方程可以写为:
Y=CI+C2*GDP+C3*M2+C4*BBFG+C5*ZBCZ+C6*SIZE+C7*JLC+U
其中,C1-C7为分别对应的各个变量模型的估计系数,u为残差项。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使回归结果是有意义的,首先需要对模型中的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平稳性。将25组数据导入Eviews进行ADF检验,变量及其一阶差分的ADFz验结果如下:
从运行结果来看,各变量的P值均大于0.05,即在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将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再做ADF检验,得出的P值除拨备覆盖率大于0.05外,其余均小于0.05,即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平稳。对拨备覆盖率进行2次差分后,P值降为0.0016,拒绝原假设,时间序列平稳。
因此,为了使回归结果有意义,应当采用不良贷款率、GDP增长率、M2增长率、资本充足率、规模、净利差的一阶差分,以及拨备覆盖率的二次差分进行回归。
回归分析。为了减少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影响,在Eviews中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25组数据进行回归,并检验了模型的拟合优度、模型显著性和变量的显著性。回归结果见表7。
从参数中可以看出,模型决定系数R2=0.962864,调整后的R2统计量为0.948938,也就是修正可决系数为94.89%,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程度较好,说明模型所选择的解释变量是被解释变量的原因。
又可以看出,模型的F统计量为69.141171,模型通过了F检验,犯错误的概率仅为1.52乘以10的负10次方,说明所选择的因变量总体上对自变量有显著的线性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8。
表中可以看出,备变量回归结果的P值均小于0.05,即说明各个解释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从第二列的各个变量估计值可以得出线性回归模型为:
DY=0.001268-0.25809DGDP-O.039672DM2-0.038647DSIZE-0.076141DZBCZ-0.006064DDBBFG-0.776069DπC+u
由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受GDP增长率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货币增长速度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其自身的规模大小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资本充足度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拨备覆盖率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受净利差影响,并与之呈负相关。回归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结果基本相符。
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措施
观察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规模大小与净利差的T值较小,即与不良贷款率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农业银行要想防范和化解不良贷款,首先要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对风险的防控能力,增强中国农业银行在金融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其次要控制规模的盲目扩张,改善内部管理体系,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拨备覆盖率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也比较明显,说明中国农业银行应当适当提高拨备覆盖率,增强对不良贷款的应对措施。
在所有的自变量中,GDP增长率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这说明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虽然与总体经济下行有关,但这种下行并不是不可抗的,农行仍然可以从内部进行实施一些措施进行改善。
由于多种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居国有商业银行的首位,截止到2016年中期,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仍高达2,253.89亿元,其防范和化解任务十分艰巨。
文章首先对不良贷款的定义和分类进行了说明,介绍了三个不良贷款的相关基础理论:信用论、金融脆弱论和贷款客户关系理论。紧接着,探究了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现状和发展情况,发现其不良贷款率呈现抛物线形,2013年之前逐年下降,2013年后逐年上升,而且从农业银行贷款五级分类情况表中发现,不良贷款结构也在逐年恶化。2013年前的下降可以归因于国家对于其支持三农金融业务的强制性要求,2013年以后的上升则将在后文中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探究。
农信社目前作为商业化运行、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企业,具有企业的一般特征,同时与一般企业不同的是,其经营活动与信用和风险高度相关。本文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结合金融企业发展战略的特殊性,以A联社为例,研究河北A农信社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竞争力;以农信社生存和长期稳定地发展并不断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为目的,指明从现状到达长期目标所选择的途径,找到适合农信社的长期发展战略,提升农信社的核心竞争力。
二、五力模型-行业结构分析
这里将运用由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五力模型,对A农信社所处的行业环境进行分析。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的行业环境分析模型-五力模型。该模型指出,影响一个行业的竞争力量不仅是该行业内部的竞争,还包括潜在进入者、可替代产品、客户、供应方等几个方面的因素,这五种作用力共同决定行业的发展情况和盈利能力。
1、现有银行机构的竞争
A联社所在县经济发达、居民富裕,金融机构齐全,其中一些银行的客户群体和A农信社的重叠度高,面临的竞争很激烈。农业银行的存款占银行业全部存款的38.7%,贷款占全部银行业的25.6%;农信社存款占比为32%,贷款占比为30.7%;建设银行贷款占全部的比例为30.9%,但建设银行为向大型国企的贷款,与农信社不形成正面竞争。农业银行成为A农信社最大的现存竞争者。
2、潜在进入者的竞争
行政性政策壁垒是限制银行潜在进入者的最主要因素,但在银监会放宽农村银行金融机构准入后,潜在的进入者数量大大增加。潜在的进入者一类是现有扩张规模的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其正在进入县级金融市场成为竞争者。另一类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成为潜在竞争者。农信社最大的潜在竞争者是与农信社客户群体同质性高的地方性银行机构。随着村镇银行的进入,村镇银行将成为农信社强劲的潜在竞争者。
3、银行服务的替代者
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机构在业务开展上与银行业务发生重叠,其提供的服务可替代银行部分业务。证券公司提供企业融资及企业、个人的投资服务;金融租赁公司为企业购置机器设备提供融资服务;信托公司企业的投资;汽车金融公司为购车者提供贷款服务等都对A农信社的现有服务形成替代性冲击。根据县级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对农信社的业务将形成一定冲击,目前几家证券公司已经进驻该县开展业务。基金公司等虽然对银行服务有替代性,但其业务总量规模小,不会产生很大的替代性影响。
4、银行业务购买者与供应者的议价能力
银行业务的购买者和供应者高度一致,这与普通企业不同。政府、企事业单位、居民自然人等既是银行的资金供应者也是金融服务的购买者。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的业务主要有三种:客户向银行提供资金;银行向客户提供资金;银行向客户提供其它有偿金融服务。客户向银行提供资金,由于目前利率管制,银行以央行公布的利率规定支付利息,不存在议价。但银行为争取优质的资金提供者,会通过其他服务给予优惠,对于优质资金提供者,银行议价能力实质上下降。农信社对获得贷款困难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在资金价格上有很强的议价能力,主导议价过程。对于大型优质客户,由于现有竞争者的压力,农信社向大型优质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议价能力降低。在其他结算汇兑等金融服务方面,农信社的科技结算手段相对弱势,在这方面议价能力较低,只能通过优惠费率的方式增加议价能力。
A农信社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农业银行。农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后,提出重新面向三农的市场定位,制定了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方案,提出要充分利用农业银行在县域的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更好地为“三农”和县域经济服务。农业银行的战略调整,目标直指县域经济,目标客户与农信社现有客户高度重叠,且将信贷决策重心下移以提高灵活性,加之农业银行还拥有全国结算实时到账、网上银行等科技手段优势,这些举措直接对农信社的现有优势形成强大压力。目前在县级金融市场,农业银行通过重视县域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在存款增长方面已经对A农信社形成强劲竞争。随着农业银行信贷决策重心的逐步下移,在贷款市场也将对A农信社形成巨大冲击。因此,农信社必须根据当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
三、内部竞争力分析
(一)内部优势分析
1、区域性与政府支持
A农信社主要立足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对县级地方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支柱作用,贷款市场份额始终保持在30%以上,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受到县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2、决策链条短,经营灵活便捷
作为属地法人银行,具备决策链条短,经营灵活,效率高的优势。业务的决策性工作可以高效率完成,避免了大银行内部层层上报审批,手续繁琐,不适应中小企业经营快速多变的资金需求的问题。
3、人缘地缘本土化优势
主要立足于当地,比大银行更能获得当地政府和居民的认同,主要为当地中小企业服务,是民营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重要资金支持者,与民营中小企业具有天然的合作关系,在组织存款资金等方面更易得到当地民营中小企业支持。另一方面,农信社的员工主要为当地人,与客户的关系更为紧密,在与当地客户建立和保持业务合作关系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2-0042-05
一、引言
近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对“三农”领域的扶持力度,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统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极大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随着农村地区经济水平不断进步,作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工具的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块“短板”。经过新一轮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农村地区基本建立了国有商业银行、农村金融合作组织、政策性银行和各类村镇银行并存的金融体系。在这些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地区金融网点偏少、信贷资金外流、金融服务品种单一以及农民贷款需求不能有效满足等问题逐步显现。如何加快改善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充分利用金融工具杠杆作用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金融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被引入我国,并成为经济学界研究体制转轨及转轨过程中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新制度经济学是应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分析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产物(卢现祥,2004)。由于农村金融服务具有较为显著的外部性效应,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无法达到均衡状态,合理的制度设计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因此,学者们开始将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框架。邓晶和鲁靖(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农业金融支持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支持弱化的根源是制度供给的不足,所以,政府应该在风险管理、利益补偿、机构职能定位等方面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杜彪(2007)通过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现象,指出政府的两个利益主体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现有农村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这两大利益主体博弈的产物,而农户作为利益相关者却不能参与其中,这种不完整的利益博弈机制必然导致金融制度安排的残缺。蔡四平等(2010)认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组合,农业的弱质产业特性需要有效率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现有文献对我国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分析,以特定金融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研究仍为空白。本文拟以济南市辖内各县域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为切入点,通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探寻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服务农村的有效途径。
二、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情况——以济南市为例
(一)三农事业部改革前的农村金融市场
实际上,在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本以服务农村金融为立行初衷的农业银行已不甘愿在农村“摆地摊”,而是在利润导向下,试图进城“开超市”。1996年8月,农业银行与各地农村信用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经营重心开始逐步转向城市。之后,农业银行逐步调整信贷政策,把县域支行的信贷审批权限逐步上收,信贷支持县域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功能被削弱。
在此背景下,到2000年,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为“省农行”)提出业务转型要求,将“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产品和重点客户”作为服务的主要目标,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大客户、行业垄断性客户、城镇高收入群体客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公司客户等。为贯彻上级行政策方针,济南市各县域支行经营重心开始转移到负债业务、中间业务和清收不良贷款等方面,针对县域和农村地区的信贷投放进一步被弱化,同时农村地区经营网点覆盖率也逐年走低。2008年,农业银行济南市四家县域机构余额存贷比仅为20.32%,贷款市场占有率9.38%,低于存款市场占有率16个百分点,大量农村地区的存款上存或外流。2008年至2010年间,济南市辖区四县(市)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由301个增加到306个,而同期农业银行的网点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33个,乡镇网点覆盖率仅为36.17%,市场占有情况不容乐观。
在农业银行逐渐淡出县域和农村市场的同时,农村金融市场开始呈现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局面。到2008年,农村信用社在济南市四个县域的乡镇网点覆盖率达100%,存贷款市场占有率分别为34.12%和50.87%,成为服务县域和农村地区的金融主力军。但农村金融市场垄断,弱势农户不得不接受更高的金融产品价格。当年,济南地区农村信用社九成贷款利率上浮超过50%(见下图)。
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为提升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打破金融垄断局面,逐步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价格,国家和农业银行总行都认为,有必要对农业银行现有制度进行改革,推进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带来农村金融领域更为充分的竞争。
(二)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主要应对措施
2008年3月,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启动,山东等7个省份成为首批试点地区。8月,在前期试点基础上,人民银行等三部委联合出台了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并逐步深化扩大试点范围。
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为“营业部”)开始了改革探索,然而在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过程中,三个棘手问题接踵而至:人的问题、钱的问题和网点的问题。
1. 人的问题。改革伊始,营业部就遇到了该问题。按照统一部署,营业部成立了三农金融分部,设立了农村产业金融部和农户金融部2个专职办事机构,在三农金融分部下设信贷、风险、人力、资金、考核等5个中后台管理中心。同时,将四个县域支行作为三农金融分部的基本经营单元,整体纳入三农金融事业分部管理,加挂了“中国农业银行××县三农事业部”的牌子,并将县域支行原有的“五部一室”精简为“五部”,并将精简后的富余人员充实到前台部门和营业网点,客户经理数量因此增长近八成。然而,这一做法的直接结果是,将大量员工从管理岗位转移至经营岗位,涉及到员工的切身利益。县域支行领导班子和业务骨干对此次改革的认知程度参差不齐,部分员工有抵触情绪,改革初期部分县行的改革推进明显缓慢。
针对上述问题,农业银行召集相关部门进行了讨论研究。农业银行对县域支行绩效分配进行了改革,增加前台和网点员工的绩效工资,适当降低后台人员绩效工资,平衡网点员工心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对部分业务强化薪酬激励,特别是针对“农户小额贷款”,省农行给予穿透式计价,计价工资直接到员工个人,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人员晋升方面,从事“三农”一线的员工优先考虑培训、提拔。
2. 钱的问题。人的问题解决后,钱的问题又出现了。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之后,县域机构信贷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信贷审批权限逐步下沉至县域和农村地区,考核也由原来的吸取存款转变为存贷款并重。由此带来了信贷授权、授信、担保和客户准入等相关信贷业务工作量的增加,农户贷款快速增长,贷款管理问题日渐突出。由于农户贷款客户数量多、额度小、居住分散,而客户经理人员数量不足,一个客户经理管理数百户甚至更多贷款户。在贷款集中到期时,有时难以做到及时催收,不良贷款有增加的趋势。
发现了相关问题后,该行从内外部两方面着手,化解业务结构调整带来的困境。对于内部,提出了以下要求:端正经营思想,正确处理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的关系,致力于增强发展农户贷款业务的内生动力,努力推动业务走上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坚持速度、规模、质量的有机统一,走科学发展、集约经营的路子。坚持业务发展与合规管理、风险管理的有机统一,对省农行电话外呼系统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核查,及时风险预警、强化贷后管理。通过采取责任人专职清收、联合村委清收等措施,到2011年半年末不良贷款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农业银行寻求合作解决方案,在农贷业务上初步建立了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关系,共担风险。据统计,2010年底保险公司赔付金额364万元。
3. 网点的问题。由于农村地区居民居住较为分散,单一网点提供金融服务的物理半径较大,交易后的监督执行合约的费用相对较高。而且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低等特点,单位信贷产品的交易成本比城市地区高120%以上。如何解决农户金融服务需求大与网点偏少的矛盾成为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创新服务“三农”的模式成为三农事业部改革的重点内容,农业银行推出了“惠农卡+三农金融服务站”、“自助终端+农户”和“转账电话、网上银行+个体业户”等三种模式,化解网点不足的劣势。
一是“惠农卡+三农金融服务站”模式。金穗惠农卡除具有一般借记卡功能外,还向持卡人提供农户小额贷款载体、财政补贴等特色服务功能,并提供一定的金融服务收费减免优惠;三农金融服务站直接设进行政村,有专职经理定期或不定期进站服务。农户无需进入网点即可办理信贷业务。二是“自助终端+农户”模式。在没有银行网点的村庄布放自助终端,开展小额现金存取款、转账、自助缴费等业务,为农民提供了“家门口式”服务,成为“有人值守的24小时自助银行”。三是“转账电话、网上银行+个体业户”模式。农村地区的个体业户汇入汇出资金频繁,通过转账电话和网上银行的操作方式,转账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效率大为提高。农业银行依托其服务网络和产品优势,以惠农卡为载体,以电子银行为平台,大力开展农村支付结算体系建设。截止到2010年末,济南市辖内四个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转账电话保有量5311部,同比增长29.76%。
(三)改革成效
在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的推动下,农业银行“三农”业务快速发展,支农能力显著提升。截止到2010年末,济南市四个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存款规模103.8亿元,增幅15.98%;贷款规模37.09亿元,增幅61.33%,其中,涉农贷款规模24.3亿元,增幅43.53%。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农业银行县域支行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实现了“服务三农”与“商业运作”的双重目标。2010年济南市辖内四个县域三农金融事业部实现拨备后利润13463万元,同比增长58.61%。此次改革中,三农金融事业部先后推出了惠农卡、小额农户贷款、农户新居住房贷款、农村养老保险业务、农民发放福利补贴业务、新农合和新农保等十几种惠农金融产品,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多样化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改善了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环境。此外,农村金融垄断格局被逐渐打破,农村地区偏高的金融产品价格开始松动,贷款利率平均下降30%以上。
三、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一)外部推动
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是在外部力量推动下启动的。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从总体上说,制度是稳定的,表现为均衡状态,但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个体对现存的制度都满意,保持现状只是由于变革所支付的成本并不与收益相对称。在进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银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决定了低下的制度变迁收益;与此同时,尽管农村金融服务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但现行制度却没有应有的补偿机制,制度收益不足以补偿其成本的支出,农村金融服务改革缺乏推动力。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要想使农业银行将经营重新转回到农村金融市场,必须加以足够的利益驱动。2007年初,国务院为农业银行确定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十六字方针,明确了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经营方向。2010年5月,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等部委明确了三农金融事业部政策优惠内容。对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试点县域支行的涉农贷款,参照享有国家对农村信用社同等的财税政策;对试点的县域支行,比照农村信用社收费政策,免收业务监管费和机构监管费;对试点的县域支行,实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0年12月31日印发了《关于中国农业银行深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试点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116号)。自2010年10月1日到2011年9月30日,县域支行的涉农贷款利息收入按3%征收营业税。以济南市为例,2010年共免征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营业税196.49万元,免征所得税金额107万元,监管费减免10.02万元。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实施,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外部性得到补偿,服务“三农”的积极性逐渐提升,三农事业部改革的补偿性激励因素具备了。
一旦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等引起收入的增加不能实现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也可能应运而生,并使这些潜在的收入增加成为可能。贷款利息是银行收益的主要来源,如果贷款利率能够有所提高,收益也会有明显增加。从2004年10月份起,金融机构(城乡信用社除外)贷款利率不再设定上限。商业银行贷款和政策性银行按商业化管理的贷款,其利率不再实行上限管理。这意味着农业银行可以根据经营的需要和信贷需求方的风险情况,灵活调整利率价格,以覆盖金融风险。制度变迁的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改革的制度性激励因素具备了。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底,济南市三农事业部贷款利率平均上浮30%—40%,虽然大大低于农村信用社的利率水平,但收益水平仍明显提高,存贷利差由2009的4.14%增长到2010的5.17%,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贷款风险造成的损失。利率定价权的放开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基层行的利益,使其对开展涉农业务产生内在的动力,强化了商业运作机制。
(二)内部优化
农业银行三农事业部作为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讲求的是风险和效益的统一。外部政策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还要依靠微观的实施策略,如何保持既定成本条件下的风险可控性,是三农事业部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交易成本可理解为达成和实现交易而发生的费用,它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的耗费,存在于交易关系的各个方面,既不可避免,又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一种浪费。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交易费用是制度变迁的核心,而交易方式和制度变化也会影响交易费用。
三农事业部改革过程中,如何降低农业银行与农户间的交易费用成为关键。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制度的选择及变迁都取决于交易费用的比较。由于农业银行与农户间的交易十分频繁,降低成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实现交易的标准化。与农村信用社相比,原来农业银行在县域和农村地区的本地化水平较低,在提供信贷资金时需要花费更多的信息搜寻费用。改革后,营业部将地方政府确定的342个农村信用村作为小额信贷投放的重点。通过银政合作,由政府部门牵头和村委会协助,与诚信评议小组联合对村民进行信用评定,按照不同信用级别确定授信额度发放惠农卡。农户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可采用保证、抵押、质押、农户联保等多种方式申请贷款。这样,农业银行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大程度上降低了对村民信用评定的偏差,避免了单家单户的调查和审批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意味着社会效率的提高,由此产生更大的社会福利,银行及农户同时享受到了交易成本降低带来的福利增进。
交易费用的各项内容和大小各异,各种组织和契约的出现和变化都可以视为在交易费用约束下的选择结果。制度设计的基本目标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农业生产的时节性很强,资金需求具有短、急、小的特点,为获得竞争优势,在农业银行乡镇网点覆盖率水平较低的现实情况下,制度选择上必须依靠现代化的支付手段减少农户在办理业务时承担的额外交通费用和时间成本。通过发放惠农卡,农民可以随时在金融服务站通过自助设备完成存取款、贷款、转账等业务,或通过POS机和转账电话等工具足不出户就完成资金的流转。据统计,到2010年底通过惠农卡得到贷款的农户数2.3万户。同时,对暂时不能实现网点覆盖的乡镇,通过派驻三农服务流动车辆缩短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服务半径,促进了小额农户贷款的发展,贷款余额达7.13亿元,是2009年的1.6倍。
四、相关结论及建议
通过此次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县域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经营决策权进一步增加,各类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也明显降低。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出,使得农村地区居民对信贷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得到改善。改革对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也具有极强的外部效应,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三农”金融市场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需求过剩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服务“三农”的外部性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改革初显成效,得益于国家财税、金融宏观政策的支持与倾斜,得益于其自身信贷流程改革,以及推进现代化支付等因素。
要继续推动改革,实现彻底的制度变迁,我们认为,要继续完善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以三农为着力点,扩大受惠面。建立与地方政府组织长期的合作关系,通过多种形式的利益机制,促使地方政府组织配合农业银行加强贷前、贷中、贷后管理。要坚持交易标准化的原则,将先进技术与信息透明化结合,进一步降低农业银行和农民间的交易费用,实现风险和效益的平衡。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实现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可持续性。要明晰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定位;进一步细分县域和农村金融市场,开展差异化经营。政府部门应注重各种政策的搭配协调,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商业化保险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强与三农事业部改革的对接,强化风险分散机制,促进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邓晶,鲁靖.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J].金融与经济,2005,(6).
一、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近年来,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体,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一般较小,信用评级和落实担保较困难,普遍存在贷款难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和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提高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主要是指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科技含量高、创新性强、成长性好,有良好产业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内,或在高新区外但经过省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的,从事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新材料及应用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核应用技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环境保护新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和其他在传统产业改造中从事新工艺、新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依据中国农业银行与科学技术部全面业务合作协议的总体安排,双方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和服务的对象,以双方高层领导为核心,建立科技与金融全面业务合作推进委员会,负责双方合作业务的决策和协调,并成立专门的推进小组,切实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担负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及科技成果商品化及产业化较成熟的中小企业,各级科技部门要积极予以政策上的倾斜和引导,促其尽快实现向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转变;各级农业银行要积极予以信贷扶持,为其提供全方位、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二、建立适应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特点的项目运作和政策体系
不断加强农业银行与科技部的密切合作,按年度制定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计划。双方每年第四季度共同组织安排下一年度的项目计划,根据计划筛选、确定下一年度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目标范围。各地科技部门和当地农业银行也可以因地制宜制定计划,确定支持范围。各级科技部门、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要与当地农行主动联系,密切配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推介、说明活动,将本地区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信用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向当地农行推荐,并协助农行对项目的技术情况进行评估和跟踪。在项目筛选过程中,银行要充分听取科技部门对企业的资信状况、盈利能力、技术水平和发展潜力等方面的意见,必要时聘请科技部门和中介评估机构等有关方面的专家组成咨询小组,界定中小企业的科技含量、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从中确定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目标范围。
农业银行将进一步研究改进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和授信标准。
农业银行可适度下放中小企业短期信用审批权限。对经济发达、信用环境好、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对集中、信用担保体系比较完善的地区,经总行批准,可实行区域化的信贷政策,适当简化审批程序。对符合条件的优质科技型中小企业,可采取公开统一授信和可循环使用信用等方式;对符合条件、时效要求高的信用业务,可采用特别授信和特事特办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经有权审批行批准可以发放信用贷款。
对经各省科技部门认定,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高、市场前景广阔、信用记录良好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科技部门要努力给予贷款贴息等有效方式的支持;同时,对满足农业银行规定的,在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业务时,可以根据农业银行相关规定适当减免保证金;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可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基础上,适当下浮。
三、积极开展金融创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各级农业银行在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同时,要积极与各地高新区和科技园区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为其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其不断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整体水平。各国家级高新区管委会要积极与地方农行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支持农业银行在园区内设立支行,双方共同为园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服务。
要开发适应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根据其需求,为其提供本外币存款、贷款、结算、结售汇、银行卡、保险、融资顾问等各项服务。
创新担保方式,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担保难的问题。对提供贷款担保存在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以由借款人提供符合担保规定的企业有效资产、个人财产以及保证担保组合,采取抵押、质押、保证的组合担保方式,尽量满足其贷款需求。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省级以上科技部门确认其技术专属权的,报经人民银行同意后,可以试办专利权质押贷款等新业务。
继续实施农业银行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贷、保、贴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动员适宜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基金贴息和银行贷款支持。
四、提高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效率
各级农业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申请,从客户申请到受理不得超过1个工作日,贷款答复一般不得超过14个工作日。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额度较小、资金使用频繁等特点,为提高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效率,对区域经济和信用环境好、科技型中小企业较为集中、不良贷款比率低于10%的二级分行,经总行批准后,对AA级以上优质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业务可以采取有权审批行贷审会审议、行长审批确定其年度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和担保方式,在授信额度和授信期限内发放短期贷款,可由经营行按照客户部门调查、信贷部门审查、行长审批的流程办理。
各级科技部门要积极会同各级农业银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高效、快捷的融资服务,缩短项目申请、技术评审、整理汇总推荐等中间过程,并及时将科技部门重点支持的好企业、好项目向农业银行推荐。
五、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切实防范信贷风险
各级农业银行和各级科技部门在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要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切实防范信贷风险。
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不予贷款支持。要防止在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现象。
要避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盲目扶持。信贷扶持的对象,一定要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具有较好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前景。对于缺乏市场前景、效益不佳、信用不良的企业,即使具备一定的科技含量,也不应予以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