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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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政策范文第1篇

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道路并不平坦、复苏格局也存在较大的分化,但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的速度好于预期,这说明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在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近期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幅震荡也显示,未来全球可持续复苏仍然面临较大的挑战,尤其是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直接引发全球经济关于“二次探底”的担忧。

因此,从全球视野观察,全球经济正处于后危机时代的剧烈动荡和政策调整期,这一阶段将会是从危机应对到全面持续、稳定复苏的过渡时期。2008～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及史无前例的危机应对,政策基调则是全球同向与一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可以说是危机应对最为困难的一年。2010年开启的后危机时代的过渡时期,全球经济呈现复苏格局与退出政策的分化,此时全球经济正在步入复苏道路上复杂的一年。

国际观察:

引发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担忧的主要风险

复苏格局与退出政策的分化

进入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复苏格局差异化逐渐明显,而发达国家内部美、欧之间,欧元区内部南、北欧之间的复苏分化也不断明朗。复苏格局的分野直接导致了政策退出的分化。可以预计,2010年不同国家的退出行动的步伐、时机与程度将呈现非常大的差异。换言之,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将由危机应对时期一致的行动、单向的大规模刺激不断转向后危机时期的退出政策分化。

如果我们将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格局大致分为三个大的板块:以英美集团为代表的消费国、以新兴市场和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生产国、以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国,那么这三大板块的复苏格局与退出政策的差异十分显著。

首先从消费国的情况看,前期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大,以过大规模的金融援助和财政刺激,以资产负债表衰退为代表的危机已得到遏制,金融系统不断得到修复,实体经济已基本走向“V”形复苏的右方,低储蓄、高消费的模式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家庭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不断减少并转移到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从最新数据观察,美国的失业率已降至9.7%,逐步走出“无就业的复苏”困境,虽然复苏进程不如预期那么快,但基本不改其向好前景。从目前的分析看,危机过程中主要在补库存动力推动下的前期的复苏,正在逐步转换为设备投资带动的新增长的动力。

其次从生产国的情况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德国、日本等传统生产型经济体,依托其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保持相对稳定的复苏进程。从可持续的前景看,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实现内源动力推动的可持续复苏,而退出政策的过程也将根据实体经济复苏的进程与速度同步进行。

从资源国的情况看,由于原材料、资源、大宗商品受全球经济复苏与全球需求的影响较大,这些国家也呈现相对较大的波动。经过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以及十分宽松的货币流动性,资源价格出乎意料的大幅上涨。这导致主要资源型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盈利能力上升非常快,因此相比之下,巴西、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退出政策方向比较明确、态度也比较坚决,澳大利亚连续加息,现在已经是第六次。

总体上,这三种国家在复苏格局与退出节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从特定意义上说,后危机时代的一个常规性主题将会是世界经济格局中这三大板块国家相互依托、同时也相互博弈的国际范围内的新版“三国演义”。

欧洲债务危机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阴影

1、债务危机是否会引发全球性风险?

自2009年12月份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希腊债务问题不断发酵,对于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持续的冲击。市场普遍担心,希腊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甚至担心希腊债务危机会在欧元区蔓延,从而再次引发全球性危机?鉴于希腊在欧元区内的有限影响以及救援机制的即时推出,欧元区核心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将危机限制在欧洲范围之内,不至于引发全球性风险。

然而,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机制存在较大的成本,而且接受救援的国家必须承诺严格约束财政支出计划,这意味着与IMF贷款条款挂钩的7500亿救援资金虽然可以抑制债务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第二波,但是也为欧元区经济复苏和全球经济复苏投下了阴影,目前金融市场的动荡本身即说明这一担忧并没有因此而全部消除。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7500亿的救助计划对提振市场信心的意义要远大于真正解决债务本身的意义。这一计划短暂提升了全球的风险偏好情绪,全球主要资本市场指数在消息公布后的首日均有强劲反弹,欧元在昙花一现的反弹后则继续向下。这是因为市场担心7500亿的市场规模是否意味着欧洲债务危机的程度已经与2008年美国救助雷曼兄弟时的规模相当,所以巨大的救援计划也使市场对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产生担忧。如果危机进一步深化,欧洲各国自顾不暇,国际金融市场是否会出现包括原材料在内的大幅度波动还有待考察。

然而,整体上特别是从企业角度而言,与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相比,这次债务危机的冲击又小于次贷危机,也不太可能会对市场造成系统性的冲击,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经济的复苏态势已经形成,经济环境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不会再重演大规模的衰退情景。中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时内外叠加形成的、十分激进的去库存化导致的严峻情形很难再现,美国经济经历负增长后,也逐步走向了较为稳定的复苏之路。因此,整体上,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风险也将存在,但复苏的通道已基本确立。

其次,经过金融系统的修复和去杠杆化过程,美国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已经大幅度下降,已由危机时约60倍左右的水平压缩到目前的30倍以下,因此经过持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和消化,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改进十分迅速。

再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有了较为成功的处置类似事情的经验。欧元区内部,德、法等核心国家仍有较强的能力将危机限制在欧洲,从而减轻对全球市场产生系统性所可能产生的冲击。

最后,2008年第四季度蔓延全球资本市场的悲观情绪与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有关,对投资者而言,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一次欧洲债务危机对民众心理层面的冲击远没有这么大,这为政策选择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2、债务危机仍会为全球复苏投下阴影。

尽管欧洲债务危机产生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仍会为全球可持续复苏投下一些阴影。

从目前的情况看,危机及接受救援的国家需要承诺在未来5年将财政赤字压缩至一定比例,原则上应该低于3%,对希腊而言,即由当前13%逐步降到3%。假定这一财政压缩过程顺利推进,那么,危机中的国家未来的复苏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使欧元区内部的经济复苏出现分化。以德国为首的北欧国家在出口的推动下将保持较快的复苏步伐,而南欧则仍继续保持相对低迷的增速。

国内观察:

全球复苏分化下中国经济的波动趋势

201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1.1%,意味着实体经济的强劲复苏,然而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2010年以来,中国作为全球复苏最强劲的经济体,股市的表现全球倒数第二。为什么资本市场会出现剧烈的反应?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国际复苏格局分化与中国退出政策的互动过程中,内、外部紧缩冲击政策可能导致的叠加以及内部不同退出政策的叠加,放大了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内、外退出政策可能产生的叠加效应:

全球复苏分化下的挑战

1、世界主要货币锚的浮动,加剧了人民币波动的不确定性。

基于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复苏格局的分化与退出政策的巨大差异,经济与政策的不确定性引致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幅度显著放大,在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同时,再次凸显一个全球性挑战:即美元和欧元这样的货币锚的高度不稳定。美元和欧元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货币锚的稳定功能,但货币锚本身的大幅波动将降低其公信力,并将为全球汇率稳定带来极大的风险。

美元作为主宰性世界货币短期内由于欧元的疲软而处于暂时性的升值通道,但长期看,美元的走势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这样一来,美元与欧元走势的不确定性使之货币锚的功能难以发挥。对于人民币而言,美元和欧元这两大货币在人民币的汇率篮子里占据着最大的份额,货币锚的不稳定必然引发人民币价值的被动变化。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波动幅度里,短期内,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度升值带动人民币对欧元被动升值,这不但引起人民币定价的困难,也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市场主要资源价格的波动。

然而,从长期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未来数年继续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因此,人民币等新兴市场的货币依然有走强的实体经济面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货币锚的浮动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但未来货币锚的波动也可能会促使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机会。

2、全球低利率政策的退出分化部分限制了利率工具的操作空间。

2010年初以来,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风险分别是CPI通货膨胀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从CPI来看,虽然当前仍然处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考虑到翘尾因素、食品价格变化的季节性因素以及目前产能仍然过剩的背景,全年全面通胀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CPI指标一直是宏观政策选择一个重要观察指标,预警性防范CPI的超预期上涨仍然是一个挑战。从资产价格的控制角度看,2010年以来,以一线核心房价过快上涨所引发的资产泡沫已经演变成一个威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

然而,作为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最重要、最常用的利率工具,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以及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见顶平稳回落时期,利率政策的操作空间实际上已经被极大限制。原因在于:全球的低利率环境在短期内依然难以改变,不同国家的退出政策选项中,利率政策的退出或者加息始终是一个谨慎选择。对于美国而言,目前的产能利用效率仍处在历史低位,同时9.7%的失业率仍是历史高位,因此短期内考虑加息的可能性很小;对于陷入债务危机旋涡的欧元区甚至未来数年都要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

3、全球复苏格局分化可能会引致较快的短期资本流入。目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依据主要有:其一,虽然中国宏观本身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但从全球经济复苏的基本格局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仍将快于主要发达国家;相反,发达国家即使实现可持续复苏,也只能低速增长的复苏态势。其二,全球低利率环境下,各国同步加息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国加息的预期强化,否则,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仍将是国际资本比较青睐的投资地。

从趋势看,未来国际资本流入很可能继续呈现上扬趋势。那么,在汇率被动升值、利率工具难以使用的条件下,中央会面临较大的冲销压力,并给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带来上行压力。因此,在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格局下,中国

的汇率与利率政策选择都难以抉择,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人民币弹性汇率的必要性也不断强化。

内部不同退出政策可能形成叠加效应:

中国超常规刺激退出的挑战

在全球复苏格局与退出政策存在分化与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2010年中国超常规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向十分明确地表现在特定的几个环节:即信贷投放正常化、房地产刺激政策退出、地方融资平台规范等。

1、工业生产与固定资产投资回落,显示实体经济暂时平稳增长放缓。

从工业生产的最新数据看,今年三、四、五月的工业生产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8.1%、17.8%、16.5%。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6%,比上年同期加快10.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工业生产已由年初20.7%的同比增速峰值逐渐见顶回落,这显示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节奏正在逐渐放缓。如果从部门单项数据来看,我们也会发现5月份钢铁业、交通运输及通用设备同比增速较4月份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这也反映出基础设施投资的放缓。

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看,5月份累计投资已由4月份的26.1%轻微回落至25.9%,上半年为25.5%;如果我们扣除投资品价格上涨(上半年PPI同比增长6.0%)效应,那么实际的固定投资回落要比名义值更为明显,据估算,此数值约为20%左右。总体上,工业生产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回落,已初步显示实体经济增长已放缓。

2、房地产投资呈现惯性强劲,但难以持续。

从最新数据看,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9747亿元,增长38.1%。从单月投资的历史对比看,2005年以来,今年5月份3982亿元的单月投资是历史第三高水平,最高单月投资为2009年12份的4960亿元。仅从这组数据观察,显示房地产投资依然强劲,但这种投资增长惯性很难持续下去,原因如下:

1)环比高增长反映了2009年9月份之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态势;而且2010年一季度的大量增加的新开工项目目前仍处于开发周期;

2)新一轮调控严厉打击土地囤积,迫使开发商加快土地开发与投资;

3)5月份销售面积与销售额环比的大幅下降再加上8月份之后商品房的供给量释放,以及当前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会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政策效应滞后后明显显现,这就使得房价下跌的预期会逐步形成,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新开工速度对销售及房价的滞后反映会于两、三个月后逐步体现出来,届时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调。

3、5月份出口超预期反弹,但并不表明外部需求已经乐观。

最新数据表明,2010年上半年,出口7051亿美元,增长35.2%;进口6498亿美元,增长52.7%。进出口相抵,顺差553亿美元。其中,5月份出口1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48.5%;表象上看,5月份出口实现强劲反弹,但出口超预期增长并不表明外部需求已经全面转向乐观,事实上,出口的强劲反弹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原因如下:

1)5月份的超预期增长反映的是前几个月出口订单的反弹,从数据上看,前两三个月的新增订单需求反弹强劲;

2)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角度看,2010年降低或取消“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是出口刺激政策退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规避出口退税及政策调整的影响,出口商一定程度上正在把握这个重要的政策窗口抢关出口,减少成本;

3)随着债务危机及救援计划的推进,欧洲债务国家将严肃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因此,来自于外部市场需求的出口增长难以长期持续;而且5月份以来人民币在美元带动对欧元大幅上升,其负面影响也必然会逐步显现。

总体上可以看出:其一,在全球复苏与退出分化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长在政府需求带动下的强劲增长已经在2010年一季度左右陆续达到峰值,在2010年逐步进入平稳回落期,未来经济增长将更为平缓;其二,经济增长动力回稳、以及物价压力逐步降低,本身代表着经济结构调整将逐渐成为宏观经济的主题。

全球复苏与退出分化下的中国经济金融政策走向

一、防止内、外退出政策短期内的密集出台产生的叠加效应

通过选择适当的时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拓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应当说是平衡外部增长的重要策略,而且综合评估看,当前也应当是适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

第一,从世界核心货币锚的波动看,一方面,全球复苏格局分化和退出政策差异化将会在后危机时代持续一段较长的时期,因此世界核心货币的动荡趋势短期也难以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被动波动的不确定性加剧,此时过于紧密地联系美元或者欧元都难以达到稳定实际汇率的目标。

第二,开放环境下,逐步释放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一种长期目标。开放经济中的“三元悖论”和历史经验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通过将本币盯住一个债务累累、并且日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金融市场稳定,因为这不但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容易招致不平衡的压力。因此,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汇率作为一个关键的经济变量,应及时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第三,从政策工具的选择看,目前汇率变量的操作空间实质上是不小的,如前所述,不同国家利率退出政策的巨大差异已经明显限制了中国利率工具的操作空间。理论上讲,抑制通货膨胀预期、房地产泡沫和国际资本流入往往需要利率工具与汇率工具的配合,而在当前利率难以调整的情况下,主动、渐进、可控地进行汇率调整的效果较为显著。

同时,汇率在特定意义上也是内需部门与外需部门的相对价格,主动、渐进、可控的汇率波动,实际上是有利于内需部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

第四,从时机选择上看,当债务危机冲击、全球“二次探底”担忧上升的条件下,人民币面对的外部压力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市场甚至预期人民币短期内不会升值,平稳扩大汇率波动趋势的举措受到的市场冲击会更小。

鉴于此,把握全球复苏格局分化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的契机,选择适当的时机,重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实现危机应对时期汇率政策的逐步正常化将是必须考虑的政策选择,这个问题的选择应当说与美国部分政治家的无端炒作渲染无关,也与平衡中美贸易无关,而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二、防止内部退出政策短期内密集出台可能形成的叠加: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避免经济短期内的平稳回调放大成“二次探底”风险

1、消费持续增长是防止经济“硬着陆”的持续动力。从最新数据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2669亿元,同比增长18.2%,继续保持近一年来的增长态势。事实上,2009年金融危机应对期间,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为实现经济复苏贡献了最重要的份额。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消费的持续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收入提升对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危机应对期间的短期刺激政策仍在发挥一定的作用,这种刺激效应会不断释放并减弱。从长期而言,消费增长仍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撑:

1)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收入突破3000美元往往是消费升级的临界点,而从日本和韩国等的经验看,在人口红利的后期往往也是消费上升速度加快的时期,消费结构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升级,并呈现高层次和多元化消费特征;

2)从近十年来的收入分配格局看,1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处于持续上升阶段,相反,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的占比却一直处于下降过程,目前中国正在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更多在分配中向劳动者倾斜,也为扩大消费提供了支持;

国际金融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格局;中国对策;分析

一、引言

全球经济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国际金融格局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华尔街“次贷”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揭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霸主地位。中国必须要对当前的国际金融格局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以便于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二、国际金融格局调整

根据相关资料的调查，从20世界70年代到90年代，全世界总共发生了112次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而且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欠发达的国家中。

美国次贷金融危机不但直接给欧洲造成了直接的资金损失，还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和欧元区设计机制缺陷，不仅给欧盟和欧元区的一体化模式和进程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同时还给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此外，欧洲债务危机再次拖累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延缓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进程，使得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复苏上取得领先优势，促使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新的变化。

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同时也反映出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向发达国家转移，同时新的国际金融格局已经逐渐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力量的快速发展。新兴经济体一般指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力量也在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欧盟、日本严重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虽然新兴经济体也难独善其身，但总体而言，新兴经济体延续了本世纪初以来的较快的经济增长态势，所谓以“金砖四国”（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格局变化的重要表现。

三、中国对策分析

（1）加快转变金融机构发展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给中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的冲击，相对比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要小很多，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比西方金融机构更能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要想在国际金融机构竞争格局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迫切要做的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吸取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型金融机构冲击的教训，借鉴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发展壮大的经验，积极调整发展战略、适应金融全球化形势，不断深化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切实真正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

（2）推进金融业结构调整，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我国证券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在整个金融业总资产中的所占比重较小，发展壮大证券机构资产规模已是调整我国金融结构的关键。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实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将不断提高。由于居民理财意识和投资能力的在不断提高，增加的居民收入势必将更多地委托投资或直接投资于银行系统以外的金融市场，这也将十分有利于金融行业结构的调整。同时，推动资本市场建设，应该扩大资本市场容量和融资规模，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以此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推动我国融资结构战略性调整。

（3）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稳定

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激烈的金融竞争形势，促使各国、各金融市场、各金融机构间的不断开展金融创新，以获取金融竞争优势。我国的金融创新，必须是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强宏观金融稳定的创新;我国的金融稳定，也必须是有利于激发金融创新活力、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金融稳定。首先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宽存款和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赋予金融机构在存款、贷款及其他金融产品定价中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定价权，促使境内金融机构不断提高对金融产品的自主风险定价能力。其次，在渐进、可控的条件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通过创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更加注重市场供求在汇率水平形成中的基础作用。同时，适应我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贸发展的良好形势，借机不断创新人民币与外汇的双边直接汇率形成机制，并在外汇市场直接挂牌。

（4）促进金融对外开放，推动中国金融“走出去”

我国金融业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适应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新形势，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推进中国金融服务“走出去”，一边适应境外金融市场“气候”，学习境外发达金融市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一边在与境外金融机构的竞争中检验和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推动我国对外金融不断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首先要积极支持境内金融机构开展境外业务，相关政府部门应在税收、贷款拨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要为开展境外业务经验不足的金融机构提供教育与培训服务;其次，大力支持境内金融机构设立境外机构 ，在符合对方国家或地区法律法规和商业惯例的前提下，以尊重经济规律和风险可控为基础，大力支持境内金融机构通过成立子机构、分支机构，或兼并、收购、参股等方式实施“走出去”，直接在境外设立营业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四、结论

国际金融政策范文第3篇

    (一)降低基准利率,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1.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水平。自2008年下半年起,央行通过多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具体而言,2008年9月16日,随着央行宣布将贷款利率降低至7.2%,启动了自2002年以来的首次降息。在之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央行继续下调存贷款利率水平,降息幅度非常猛烈。2009年的利率政策基本保持不变,其中1年期贷款利率保持在5.31%,而1年期存款利率保持在2.25%。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相继5次加息,稳定通胀预期。至2011年至2012年,在经济平稳减速增长、物价上涨势头得到控制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延续了上一年度的政策思路,继续连续多次加息。2.调整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27个基点;此外,还多次下调了一年期再贷款利率。此外,2010年12月26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年内最后一次调息过程中,为增强流动性收缩力度,还同步调整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二)释放流动性,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1.相机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释放流动性力度。其中:中小型金融机构下调共计400个基点;大型金融机构下调共计200个基点,大大释放了流动性。2009年未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供给,相继于2010年1月18日、2月25日、5月10日、11月16日、11月29日和12月20日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各0.5个百分点,累计上调3个百分点。2011年末以来相继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50个基点,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20.0%、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16.5%。2.调整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201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9月5日起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并根据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在3-6个月内逐步实施到位。此举相当于变相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创新行为。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7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单位项目下保证金存款余额为44222.36亿元,个人保证金存款余额为192.80亿元,共计44415.16亿元,如简单按21%的交存比例,则此次扩大交存范围相当于增加商业银行体系存款准备金9500亿元左右,相当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3次的效果。

    (三)适度发挥再贴现政策工具作用1.适时下调再贴现率,释放流动性。2008年两次下调再贴现利率共2.52个百分点。2010年年末上调再贴现率由1.80%上调增至2.25%的水平。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末,发挥流动性供给功能的流动性再贷款和再贴现余额共计2367亿元,较2011年末增加1909亿元。2.完善再贴现制度管理,增强再贴现政策的作用。2008年下半年,在应对危机向全球扩散的特殊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除了调低再贴现率外,还通过完善再贴现的制度管理以推动再贴现规模扩大。(五)推出创新货币政策工具200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存款类金融机构新推出短期招标工具(TAF),丰富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渠道。TAF招标期限分为20天和3个月两种,利率下限为同期限的再贷款利率,分别为4.14%和4.41%,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包括央票、债券、外汇以及股权资产。

    二、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一)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增加政府支出2008年11月5日的国务院明确提出了扩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4万亿的10%投入保障房及安居工程之上,具体包括增加廉租房建设、实施农村危房修缮等;第二,将其中的9%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涵盖农村水电等民生工程;第三,其中的38%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包括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和电网改造等;第四,将其中的4%投入医疗及文教方面的建设中;第五,4万亿中的5%投入到生态环境维护和节能减排上;第六,9%投入在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上;第七,最后25%投入灾后重建工作中。

    (二)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推动税费改革1.大范围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2008年连续3次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水平。其中,从2008年8月1日起调整纺织品、农产品等出口退税水平;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时隔不足一个月决定提高3370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接着,2009年连续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自2009年2月1日将制造装备业和纺织工业退税率提高至15%;2009年4月1日起提高纺织品、钢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7%的水平;2009年6月1日起再次上调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至17%的水平。2.推进增值税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条件下,在全国范围内允许使用增值税抵扣新购设备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3.拉动房地产消费。2008年10月23日,国家决定免除住房印花税,统一调整购房契税至1%;2008年12月23日,国家决定将公积金贷款各利率均调18个基点,并对转让2年后的住房免征营业税,取消城市房地产税。4.其他税收减免政策。为提升消费能力,国务院决定2007年8月15日起,将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适用税率由20%调减为5%。为推动股市交易,2008年9月18日,财政部宣布从9月19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进行调整,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税率保持1‰。为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需求,2009年1月20日至2009年12月31日,国家决定将排量小的乘用车购置税率降至5%。

    (三)加大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力度1.加大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力度。国家决定从2009年起由中央财政投入420亿元资金,专门用于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就业补助等方面的费用,旨在解决9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同时,国家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专项用于基本养老保险补助、临时生活救济补助、优抚安置补助和城乡低保补助等方面的开支。2.促进农业增收和拉动农村消费。2009年以来,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安排了7161.4亿元用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专项支出,较2008年增加支出20.2%;2010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安排8183.4亿元,较2009年增加12.8%;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安排更是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达到10419亿元;2012年这一安排进一步增至12286.6亿元,同比增加17.9%。

    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合作

    (一)与周边国家签定货币互换协议2008年年末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呼应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先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白俄罗斯、阿根廷等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维护地区金融稳定和促进区域经济复苏发挥应有作用。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0多个经济体达成货币互换协议,涉及经济体对华双边贸易额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0%,达成的本币互换额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

    (二)购买国际金融组织发行的金融债券与积极推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2009年,中国力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债融资,在积极参与并充分考虑自身情况的前提下,与IMF签署了购买不超过500亿美元IMF债券的协议;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以及泛美开发银行贸易融资计划。2009年12月24日,东盟10+3以及中国香港正式签署了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

国际金融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内外部均衡;经济政策;政策配合理论;三元悖论

1 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分析

1.1 物价

根据2000年-2005年我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分析,我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逐年上涨,近年来我国也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形势良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相对稳定,但未来我国价格走势的上行风险仍然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1.2 就业

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失业的延续期。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左右,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国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城镇真实的失业率大约在7-8左右。因此,能不能使失业者理想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难题,还将是一个最重大、最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

1.3 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78年-1998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从1997年至2001年,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6。近几年我国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2。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增长出现了偏快现象,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增长偏快。2007年4月,发改委在一季度经济运行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三,增速同比加快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近十年同期最高增长水平。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我国经济增长偏快,却是不争的事实。

2 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

如何把握财政金融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同力度,适时调整政策调控导向非常重要。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使社会上通货紧缩,迫使物价下降,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增加国际贸易顺差。但我国已经面临了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无疑会使贸易顺差继续加大,外部经济持续不均衡。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信贷比较困难,利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多次提高利率,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国内信贷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同时也会使投资和消费减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被称为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中有汇率浮动的机制,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汇率预期。但研究发现,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实际运行态势上看,除了汇率并轨的初期,人民币有小幅度的升值以外,人民币—美元汇率在其他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一直保持在8.27-8.33(元/美元)的水平。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就十分类似于 “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虽然人民币近年来不断增值,但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还是具有固定汇率的特征。

3 政策配合理论

政策配合理论是由经济学家蒙代尔与1962年提出的。该理论主张,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多半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它倾向于扩大国内外的利率差距,从而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通常是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大,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小。即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内部均衡,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外部均衡,实现固定汇率下的最佳政策搭配。

政策。而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则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我国是放弃了外部均衡来调节经济的内部均衡。这虽然可以保持国内经济相对稳定,但严重的外部经济不平衡,也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4 三元悖论

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又称“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账户、保持固定汇率制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政策目标之间只能同时选择两个,不可能三者兼得。

由这一悖论我们不难推得,要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其必要条件是进行资本管制。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没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则一国市场利率水平不仅由国内可贷资金的供需决定,也将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影响。当一国经济发生衰退时,利用货币政策通过放松银根降低国内利率以便刺激投资,但开放的经济条件时资本流动不受或受到很少的限制,此时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流,从而减少国内资本供给,直至国内利率趋近国际市场利率,这一套利机制才会停止作用,这样一来,国内宏观扩张的货币政策就无法实现了。要阻止这一状况发生,只能采取浮动汇率制,在该制度下,本国资本流出会造成国际货币市场上本币供过于求,引起本币贬值,这一贬值会很快阻止进一步的国内资本外流和利率上升,从而维护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这一机制则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缺乏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当一国固定汇率遭受外部因素冲击而产生贬(升)值压力时,央行为维护汇率水准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抛出)本币以平衡市场供求、维护固定平价,这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相应减少(增加);而如我们所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外汇储备实际上发挥着与基础货币相同的作用,外汇储备的增减类同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减。于是,国内的本币投放就不取决于宏观经济的需要,而被动地取决于维持固定汇率的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性于是丧失了。

国际金融政策范文第5篇

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主要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1998年以来，国家预算内资金、债券和利用外资绝对值及占比均很低，且呈不断回落态势；房地产开发资金中约有60%左右来自于银行贷款，房地产开发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依赖程度很大。

就商业性金融支持体系而言，自1998年，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率为20.09%，高于同期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年均增长率（12.71%）7.38个百分点。2004年后，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消费信贷增长率均呈下降态势，与2003年相比，2004年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率下降了32个百分点，住房消费信贷增长率下降了7.29个百分点。

我国政策性住房信贷主要指对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截至2004年底，全国建立住房公积金职工人数为6158万人，仅占在岗职工总数的58.2%；累计向433万人发放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仅占建立住房公积金职工总数的7％，比例明显过小；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中用于个人住房贷款和购买国债的资金仅为56.1％，沉淀资金闲置的比例为42.6％。公积金大量处于闲置状态，对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的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尚未构成多元的支持体系和风险分担体系

我国房地产融资渠道单一，信托、上市、债券、基金等融资渠道发展缓慢。商业银行支撑着房地产业的资金需求，而房地产信托规模小，功能单一，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缺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刚刚起步，房地产产业基金等金融产品还在探索阶段。

房地产金融市场上专业化的房地产抵押贷款机构、投资机构、担保机构和保障机构缺位问题严重，资产评估、信用评估、金融担保、法律咨询等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薄弱，缺乏独立有效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目前房地产金融市场以一级市场为主，二级市场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一级市场体系中虽已包括商业银行、住房储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住房公积金中心等机构，但仍以商业银行为主，其它机构发展并不充分或仅处于起步阶段，没能构成多元的支持体系和风险分担体系。

三、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仍处于合理的范围，但供需层面的两个误读影响着对它的客观评价

（一）整体上考察，我国的房地产金融风险仍处于合理的范围

房地产业中的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三个环节：购房者环节、房地产开发企业环节和为房地产业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环节。

购房者环节引致的金融风险并不大。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处于1000―1999美元的家庭收入组别内，房价收入比中位数为6.9，平均数为9.7。我国城镇居民2003和2004年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23.2美元和1137.9美元，大致处于1000―1999美元的组别。全国房价收入比2003年平均值为3.26，2004年为3.41；各主要城市的房价收入比2003年平均值为3.89，2004年为4.26，都低于9.7的国际水平。同时，尽管我国个人住房信贷增长迅速，但目前占GDP比率仅为11.7%，也远低于美、英、德、法四国。

判断房地产企业环节引致的金融风险我们使用三个指标：自有资金比、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目前我国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比例有了很大提高，高于中国人民银行30%的标准。房地产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较高，基本维持在75%左右，但上市公司指标适中，房地产上市公司10强的资产负债率为55―58%，流动比率在1.5―1.9之间，略低于经验值2。与成熟国家的房地产上市公司比较，我国上市公司十强资产负债率低于日本，与美国相当，高于欧洲和香港。就整体房地产企业而言，存在着一定的金融风险，但这种风险更多是由于缺乏改善企业融资渠道的制度而导致的。

金融机构环节风险的大小主要表现在向房地产业中投放的贷款数量和质量。2004年，房地产贷款余额占银行业全部贷款余额的13.42％，远远低于30―50%的国际经验值。2004年美国房地产贷款已占到52%，成为商业银行的第一大信贷，而我国七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民生银行）房地产业贷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比例平均为19.62%，个人住房贷款为11.95%，开发企业贷款为7.67%，银行信贷资金中对房地产贷款比例较低。目前，我国房地产贷款不良率4.5―4.6%，远低于全部贷款的不良比率13.69%，房地产信贷已成为银行业的优质资产。

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的数量还不大，而且直接投资比重高，人民币升值不会导致全国房地产风险的增加，但在局部地区局部业态存在着一定的由外资引发的金融风险。

（二）供需层面的两个误读影响着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客观评价

整体上考察，我国的房地产金融风险并不高，但社会上却对此有着较大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影响着房地产金融政策。中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一直受益于房地产金融的积极支持，但2003年后，金融支持的力度却有所减弱。我们认为供需层面的两个误读影响着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客观评价，进而影响了房地产金融支持的力度。

1．供给层面：对房地产开发信贷的误读

现在社会上普遍将固定资产统计中“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误认为是全社会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并认为这个“超常规”增长速度造成了全社会投资过热。事实上，大量房地产投资“淹没”在各行和各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城镇集体投资以及城乡个人投资统计中，容易为人忘记或忽略。1998―2003年，我国城镇住宅投资年均（名义）增长速度为13.1%（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速度）；而其中的“房地产开发”住宅投资（名义）年均增长速度为26.6%。房地产投资的"超常规"增长源自其对传统住宅建设方式的替代，即以市场化、产业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业主（机关、工商企业、个人）自建的方式，而房地产开发信贷的高速增长也正是对这种市场化产业化方式的积极支持。

2．需求层面：对个人房地产信贷的误读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从1998年开始取消原先的单位福利房，实行住房商品化。这样，居民通过个人按揭贷款进行住房的商品化购置，因此这种住房贷款的快速增长是原有住房潜在需求在银行信贷支持下的短期剧烈释放；其次，从经济层面分析，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提高了当期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居民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这种预期造成了居民住房信贷的快速增长。

综上所述，应该客观评价房地产金融风险，保持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制度建设，防范金融风险。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树立审慎监管理念，加强政策的稳定性，拓宽房地产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商业银行改革，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快以住房抵押为支撑的住宅金融市场的建设，完善住宅融资保险和担保体系的建立；健全统一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框架，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防止道德风险条件下金融风险的积累。

四、我国房地产金融发展空间巨大，商业银行信贷长期内仍将是房地产融资的主要工具

我国房地产金融发展空间巨大。居民的住宅消费需求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然导致稳定的高住宅投资，从而构成房地产金融增长的坚实基础，其中房地产信贷增长空间大，持续时间长；而伴随着房地产资产的增加和金融深化的加速，我国住宅证券金融的发展潜力亦十分广阔，产品将日益丰富。

我国房地产金融结构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更接近于主银行制度，伴随着金融深化的进程，尽管房地产证券金融会得到迅猛的发展，但仍然难以取代信贷金融的主导地位。即使在资本市场非常发达的美国，房地产贷款40年增长了88倍，成为商业银行的第一大信贷资产，占到2004年总贷款的52%。因此，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商业银行信贷在房地产融资中的份额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仍将是房地产融资的主要工具，银行信贷份额的下降将取决于证券化金融工具大力发展的替代，而非自身发展的减码。未来日益发展的证券化金融工具将成为房地产融资的有益补充，大大丰富和完善房地产融资的渠道和手段。

五、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政策是实现我国小康目标、改善人民居住水平、培育支柱产业必须的保障

与各国住宅市场发展相对应，各国住宅金融的演化都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增加住房数量和提高住房质量并存发展的阶段，融资体系的特征表现为政府由直接提供住房转变为参与住宅金融市场，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住宅金融体系，目的是提高住房建设的融资能力和消费的支付能力。

因此，提高住房建设融资能力和消费支付能力的住房金融政策应当成为在较长时期内的基本方针。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城镇住宅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均居住面积得到较快提高，城镇居民在总体上告别了住房严重短缺的时代，从数量型发展阶段进入了增量与质量并重发展的阶段。但2003年我国人均GDP109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仅23.7平方米（折算为使用面积仅17.8平方米，2004年达到18.4平米），恩格尔系数37.7，表明我国目前仅处于增量与质量并重发展阶段的初期。发达国家这一阶段的发展一般都持续了20年以上，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转轨大国，这个阶段将会远远超过日本、德国等人口和地域小国，甚至会长达数十年之久，因此以提高住房建设融资能力和消费支付能力为目的的住房金融政策也应当持续数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