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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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农村金融;财政支农政策;金融体系
一、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与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等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宋连升(2008)认为,尽管如此,重新审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分工不明晰、结构不合理、效益不理想”等问题凸现,引发了社会对农村金融体系的不信任,引起了理论界、实务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
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2007)和张进生(2008)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侧重对工业扶持,财政反哺农业不足等原因,致使农村资金需求与实际投入量存在更大的金融缺口,使得我国的农村金融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 “短板”,难以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的需要,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多层次发展的需要,难以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张进生(2008)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作了如下概括:(1)三农的自身弱质及财政反哺农业不足;(2)支农的金融主体缺失,农村资金严重外流。
长期以来,有限的财政性农业投资资源存在投资主体错位、投资结构缺乏效率、投入方式不尽合理的弊端。加强优化我国财政性农业投资的结构,较好地匹配财政性农业投资各项事权的投入主体,是关系到财政性农业投资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
二、深化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建议
刘元浩(2008)提出:改进农村金融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更加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宋三旭(2007)提出了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措施:(1)创新机制,形成有序的金融分层;(2)创新业务,形成品种多样化格局;一是大力推行创新贷款;二是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三是建立完善利率定价机制。(3)创新服务,形成手段和方式的“繁荣”;(4)创新外部环境,形成良好的协作局面。
关于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和金融服务创新,许锡龙(2008)提出了以下对策:(1)高度重视财政支农配套金融服务工作;(2)树立“合作共赢”支农理念。(3)创新面向“三农”业务运作模式;(4)抓紧研究制定财政支农配套金融服务方案。
赵瑞芬,王俊岭(2007)研究了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与整合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建议:(1)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2)改革农业补贴政策;(3)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整合农业税收政策;(4)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吴琦(2008)从造成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出发,通过日本,菲律宾农村金融改革模式的对比,揭示出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的金融模式。她认为在机构组织建设方面,我国应采用“纵向联系”机制组织,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解决农村金融供给的割据格局。根据农村的实际金融需求,在需求较多的西部地区增设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或建立新型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兼并和重组、参股现有农村金融机构,适度设立多种所有制银行机构。借鉴日本三层机构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实现合作金融机构的良性发展。在政策支持上,要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力度,财税上继续扶持农村金融,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要允许和鼓励小额个人信贷机构的生存。在法律保护方面,应尽快研究和制定《合作金融法》、《合作银行法》、《农村信用社法》等,并把立法工作提上改革的重心日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行业自律组织和专门的审计机构也应加快成立。
三、评述
发展经济学理论证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支持。通过建立资金回流机制,引导资金合理流动以及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创新金融组织形式,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分散农业生产风险是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措施,应该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合作化、政策化以及商业化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尤其是要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拓宽,不仅仅局限于粮棉油资金的回收上,引导邮政储蓄资金的支农化,发挥省管县,县管乡的财政管理体制。将财政支农资金合理高效地分配和利用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开发等方面,转变政府以前对农业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财政投资,逐渐引导和扩大对农业的直接投资。
对于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而言,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可以遵循。最适合的模式取决于目标卡客户的需求和其社会的经济特征。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应以农村经济主体的需求为导向,来构建符合农村经济主体需要的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财政金融理论范文第2篇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财政金融理论范文第3篇
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指导。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指导和监管约束，倡导绿色财政金融理念，健全绿色财政金融运行机制及相关配套政策，推动建立符合国情的绿色投融资机制、绿色财税、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制度等，为发展绿色财政金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体系。
国家财政已开始增加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责分工。加强了对资源的征税力度，不断完善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财政部会同发改委推进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升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到2015年，50%以上的国家级园区和30%以上的省级园区将实施循环化改造。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发文，宣布将通过补贴等方式，力争到2020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超过30%。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并与环保部、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通知》等文件，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积极发展“绿色信贷”。
截至2011年底，国内已有13家规模较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了绿色信贷规范文件，全国19家主要银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增速比全部贷款平均增速低3.3个百分点。
加快绿色财政金融体系建设。要建立健全财政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长效的财政金融制度保障。在包括财税、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整个体系中，综合运用政府采购、税收、货币、信贷、债券、利率、汇率等工具和杠杆，构建调节经济运行、调控产业布局、引导合理消费、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
要建立环保财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完善关于环保的财政横向和纵向转移支付力度，通过《环保法》确定一定时期内环保财政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增长幅度，从而得以改善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补偿运行机制需要将法制建设、财政扶持、税收调节和保障措施等系统化，推进《生态补偿法》的制定，完善并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制度纵向化、“环境财政”等制度，构建完备的生态补偿评估、考核、监督管理体系。
应完善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逐步拓宽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的范围，加快对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的立法进程，同时也要完善对环保产品的认证。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主要参与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因此，应以“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落实抓手和突破口。要健全绿色金融的运行机制，坚定实施“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限制“两高一剩”的信贷投放；要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加快研究出台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政策，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进程，为发展绿色金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要将环境与社会责任融入信贷政策、信贷管理流程、信贷文化之中，建立包括项目评审、产品设计、风险管控、激励约束、信息披露在内的绿色信贷机制，把企业环保情况作为信贷营销调查、审批的重要内容。
深化绿色财税金融业务创新。完善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政策，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应安排一定资金，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等。适时开征生态税即环境保护税，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征收相应数量的税收。如将对二氧化硫、水资源的收费纳入生态税的征税范围可以加强对污染行为的调节和限制。目前理论界对生态税的呼吁声越来越高，开征生态税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对现行与环保相关的间接税种的调整和完善也是十分必要的。如对消费税而言还应该扩大其征税范围将更多的资源纳入范围以加强其环保功能。
参考国际绿色金融的经验，在充分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内涵与经济发展转型方向的基础上，开发绿色理财、绿色担保、绿色信托、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产业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探索发展碳资产证券化、碳交易CDS、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结构性金融工具，创新绿色金融的直接和间接融资工具，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发挥征信的激励约束作用。近几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与环保部先后联合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还与环保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小企业环保信息联网政策，将六万八千家企业环境信息纳入到银行征信系统。2007年，中国银监会又发文，要求违法严重的企业提供贷款，2008年以来，环保部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提供了数万条的企业环保违法信息，并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不少银行对违法企业采取停贷等措施。此外，环境保护部和中国银监会新建首个环保经济部门信息，环保部还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研究了63个行业的环保情况，引导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加强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这些举措的出台和具体实施，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保护生态文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商业银行因此要定期对有融资余额的公司客户展开环保检查，对客户环保信息进行动态管理，按照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将客户
财政金融理论范文第4篇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对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都持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各方普遍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出台以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象想象的那样明显特别是有些政策，如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刺激内需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并不是很多，从己经出台的一些财政措施来看，力度也比较有限
本文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经济中“弱财政强金融”的特征有很大关系作为宏观经济的两大方面，财政和金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和机制，也都各有自己的优劣势宏观经济政策要能取得好的调控效果，必须以财政金融的协调配合为基础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削弱，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强的现象，致使宏观调控越来越依赖金融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迟迟不能出台，这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这种情况，当前的宏观调控应从改变财政金融地位不对称的状况入手，在财政金融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完善宏观调控手段，以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各项中远期目标。
“弱财政、强金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显著特征
(一)我国经济中的弱财政现象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罗纳得。麦金农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弱财政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税收管理制度，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税收流失问题;二是对政府支出特别是预算外支出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导致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日益积累，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根据我国的财政状况，弱财政还应包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特征，也即通常所说的财政两个比重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从财政收入方面剖析弱财政的特征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笔者计算了“财政收入増长率/GDP増长率”这一指标，该指标反映财政收入对国民经济増长速度的弹性从计算结果来看，该指标值极不稳定，波动幅度在0.22~1.09之间。而且波动无规律，与时间序列没有相关性说明财政收入増长还没有内含于经济的増长，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増长相适应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机制
财政收入下降使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下降财力是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使有限的财政收入扣除掉用于政府管理国防、文化教育领域的支出后，可用于经济领域进行财政调控的财力相当有限。统计显示，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改革之初接近60%的水平，一直降低到1995年的41.9%，下降了18个百分点，表明财政职能总体上日益向消费型倾斜。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财政预算内投资资金的平均増长速度很慢，仅为12.3%。远远低于其他来源的投资资金的増长速度(分别为93.%-152%)，也远远低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平均71.4%的年増长率。预算内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己经从1985年的35.5%下降到1996年的6.2%，下降幅度近30个百分点如此低的预算内投资，极大地制约了财政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进行投资，以缓解经济发展“瓶颈”制约的努力。
除了受到财政收入的限制外，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还受到财政自稳定机制方面的影响。众所周知，财政调控包括自稳定器和相机抉择两种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増长弹性极不稳定，波动无规律，说明财政税收制度中的财政稳定器作用还很差好的税收制度能使财政收入内含于经济波动，通过増减居民和厂商的可支配收入自动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显然还没有作到这一点。在经济高涨时期，财政收入没有出现递増比例的増加，有的年份甚至连等比例的増加都没有做到。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财政收入没有出现递减比例的减少，有的年份反而出现高速度地増加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实施经济调控职能基本上不能依靠自动稳定器作用，而只能靠相机抉择的政策操作，这必然使财政调控经济的功能大打折扣
(二)我国经济中的强金融现象
改革前我国财政与金融的基本格局，是“大财政，小金融”金融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大，基本上只起配合作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下金融的附属地位，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学者用计量方法测算了1985年至1996年12年间GDP与M2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该计算期内，我国货币供给与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平均每増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相应可以推动0.4个百分点的产出増长这充分说明改革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増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货币化程度的加深，货币化系数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以M2/GNP表示)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越发达的国家，M2/GNP系数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的M2/GNP的统计，1994年中国的货币化系数为83.%，仅低于日本的112%，英国的9齡和埃及的86.3%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美、法德意四国都在65%左右，韩国为39.2%，泰国为68.%，印度为55.牴，印尼为39.3%，菲律宾为32.%。
2银行可贷资金急剧増长M2/GNP可同时用来表示一国银行的可贷资金状况据统计，我国银行可贷资金状况自改革以来一直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M2由1979年的1350.4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89259.32亿元，扩大了65倍。M2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由1979年的0.34提高到1996年的1.13可贷资金的急剧増长，为金融部门扩大信贷规模调控国民经济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3.企业生产和投资中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比例发生大幅度逆转。改革以前，我国经济是财政一一计划主导型经济，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绝大部分资金都由财政直接拨付和调配，银行只起一个出纳和记帐员的角色改革使资金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预算在生产和投资中的角色逐步淡化，银行贷款的地位则不断上升。
二、“弱财政、强金融”格局下的财政金融关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弱财政除了直接对宏观经济调控造成影响外，由于财政力量的不足，许多本应该由财政承担的职能，都推给了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微观方面和结构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主要的有：
1.财政硬化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后，企业转而依靠银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银行使用低息贷款以维持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革近二十年来，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父与子”的软预算约束格局面对国有企业长期、普遍的不景气，银行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用低息贷款维持企业的生存。二是国有企业效率长期得不到改善，负债率又过高，成为导致中央银行一再下调存贷款利率的重要原因。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己从1978年的28%升到1997年的66%据估计，1996年国有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5500亿元，需支付利息4680亿元1997年贷款余额达6273亿元，需支付利息7527亿元国有企业如此高的利息负担直接促使了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前四次降息至少使企业少付了3000亿元的利息。
2财政无力向企业注资，阻碍了国有企业的财务重组目前，我国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平均的资产负债率己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1997年末，我国各银行贷款余额59317.5亿元中，不良贷款约占25%其中逾期两年以上的呆滞贷款约占5%-6%，预计无法收回的呆帐贷款约占2%呆滞贷款总额己超过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总额这意味着即使动用所有资本金也无法全部核销呆帐金融改革要使专业银行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必须首先清理银行与企业的资产负债关系，使银行和企业摆脱历史包袱，在新的起点上运行。
对银行、企业进行财务重组的理论方案很多，但各种财务重组的方案都包含着较大的财政成本，如果没有必要的财政收入支持，这些方案都难以付诸实施进一步讲，即使顺利地清理了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资产存量结构调整了。如果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的状况得不到根本好转，最终很可能使银行和企业重新复归到初始的财务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麦金农所一再强调的观点:在财政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金融最终会因为财政压力而陷入困境。
3.财政收入水平长期低于支出水平和结构分散，损害了国家推动金融改革的能力。中央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主导力量，中央政府推动金融改革的能力，除了依靠法律赋予的权力和行政权威外，还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后盾。中央政府的财力从经济上决定了它在与地方政庥银行部门、企业部门及公众的“谈判”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货币当局对金融体系的控制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例如，企业透过地方政府这一中介，在制定、分解和执行信贷计划的过程中与货币当局讨价还价，“倒逼”货币发行。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支持企业和银行规避金融监管在这种干扰下，货币当局迟迟不敢放松对金融体系的直接管制，使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难以建立尤其是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宏观调控手段向行政命令、计划指令复归，金融改革“开倒车”。
财政金融理论范文第5篇
1、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是二本。
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在湖南是第二批次招生，所以通常说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是二本大学。如果不是湖南考生，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在考生所在的省份是本科一批招生的话，你也可以说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是一本大学。
3、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地处湖南省长沙市，是一所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南省教育厅主管、湖南省财政厅协管的全日制本科院校。
4、截止2014年5月，学校设置设有会计系、财政金融系、工商管理系、信息管理系、工程管理系、外语系、法学与公共管理系、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基础课部、体育课部等10个教学系部，开办22个本科专业、3个专科专业。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