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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惯性违章操作是安全管理的一大瓶颈
许多班组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是员工不按规章制度工作,也不是员工没有安全意识,而是习惯性违章操作造成的。如一位员工在工作中,由于衣服上沾上了油漆,于是就用汽油清洗,在揉搓过程中产生静电,最终造成面部烧伤。类似于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是班组安全管理的一大瓶颈。4.规范管理是提高人的安全素养的氛围与环境的基础,也是安全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果一个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现场条件恶劣,安全管理混乱,事故隐患丛生,那么人的不安全行为也一定会随处可见。因此,杜绝违章还应格外重视规范管理工作。
二、规范安全管理
人的行为的养成,一靠教育,二靠约束。约束就是有标准,有制度。企业已经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机制,重点是要进行规范的安全意识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要加强对管理人员、操作人员,特别是关键岗位、特殊工种人员的教育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技术素质,教育培训要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要强化现场管理。一个企业是否安全,首先表现在生产现场,现场管理是安全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现场管理,搞好环境建设,确保机械设备安全运行,加强现场文明生产、文明施工、文明检修的标准化,保证作业环境整洁、安全,减少现场违章条件,使员工在安全、良好的作业环境中工作,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理念,也为实现人的安全行为提供了保证。
三、积极营造现场安全文化氛围
一、引言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一直被视为倡导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基石。发挥相对优势,利用国际市场增加各国福利似乎是一种双赢,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而对于一直备受关注的粮食安全问题,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声音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欧美、日本的学者认为在未来的粮食安全保障中,贸易不可或缺,只有加大力度,确保粮食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马尔萨斯陷阱”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粮食压力才能得以缓解(WilliamA.Kerr,2011),如果政府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反而会适得其反(TetsujiTanaka,2011)。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10年发表的关于粮食安全计划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市场、贸易在粮食安全中所占地位至关重要,农民只有在面对更为广阔的粮食需求市场时才会充分发挥生产潜力,同样,种子、化肥等物品的自由进口也能促使进口国生产水平的提高。自由贸易通过价格机制对粮食市场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其中落后国家最为受益。此外,这些国家的农民可以将多余粮食转化为资金从而增加收入,一方面有助于粮食安全的保障,一方面也利于消除贫困。运用数量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以CES模型及引力模型居多,ValentinaRaimondi(2011)在前人的基础上,选择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8个食品领域的数据建立起大样本,利用上述两个模型估计出贸易替代弹性,并由此模拟出消除关税情况下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粮食贸易自由化能够极大地扩大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贸易出口,但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会降低,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会引发重分配效应——富裕国家获益而贫穷国家边缘化。当然,这样的定量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仅仅讨论了消除关税一种情况,而这并不代表达到了贸易自由化,但作为其中的重要方式之一,该结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中国的学者对贸易自由化与粮食安全两者关系的意见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保持粮食的高自给率对中国来说会给日益紧缺的水资源与土地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是不经济的,中国应当参与到粮食的自由贸易中去。傅龙波等(2001)利用海关数据对中国几种不同粮食的进口来源地与可依赖性进行了综合分析,表示中国粮食的进口来源国虽然较为集中,但由于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地缘及其他原因都不会对中国实行粮食禁运或设置障碍,所以自由贸易下中国粮食安全并不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刘永胜(2010)则提出粮食贸易有利于中国粮食总量均衡,中国当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为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增加筹码;另一种观点认为粮食贸易主体进行贸易时动机复杂,利益诉求也多元化,绝不能贸然倡导粮食贸易自由化(尹成杰,2009)。樊明太、郑玉歆(2005)则遵循CGE模型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粮食的基准情景与贸易自由化情景进行设计,并模拟其对经济与粮食自给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后中国粮食的进口压力将会加大,除稻米之外其他粮食的自给率都是下降的。粮食自给率是衡量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会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但这种影响的显现尚需一定条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贸易自由化并非等同于贸易,贸易由来已久,现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贸易自由化则意味着政府不加干涉,由市场掌握决定权、解决一系列后续问题,本文探讨的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机制也是以这个概念为前提的。理清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并具体到中国自身情况,对选择正确政策方向、切实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二、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
实行贸易自由化是否可以提升福利水平、解决粮食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其影响的两面性,不可一概而论。而具体到一个国家对此应持怎样的态度,并不能简单参照他国意见,而应当在充分了解自身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权衡利弊得出结论。或许对于制造业,贸易自由化业已见成效,但对于地位特殊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是否同样适用呢?这些都是我们急需探寻的问题。
(一)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正面影响
1、提高各国市场效率,发挥比较优势
当今种植业还未发展到完全脱离自然条件限制的程度,因此各国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必会产生不同的优势与劣势,因而比较优势理论在种植业上的应用是顺理成章的,更是必然的,苛求种植条件匮乏的国家保证粮食自给自足不仅浪费资源,其本身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而贸易自由化无疑是常年处于粮食净进口国地位或无力满足本国粮食需求的国家的福音,如日本、冰岛等。种植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也确能带来一定的规模经济,增加世界整体福利。例如,朝鲜在前苏联未解体前的粮食产量约合现在的3倍,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分工明确,苏联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向朝鲜出口农业机械,而朝鲜则致力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再将粮食出口至苏联。不难看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分工合作,效率高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贸易自由化也能促使国际粮食市场成为统一整体,提高各国市场效率。国家间联系不密切,就会造成供需结构上的不平衡,特定时期内粮食丰裕的国家不能顺利地将多余的粮食投向国外市场、赚取外汇,反之粮食紧缺的国家也不能从国际上迅速得到补给。因此,即便各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如果缺乏可靠自由的交易机制,仍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提高市场效率,各国利用国际市场确保自身粮食安全也就越难以实现。那么哪怕全球生产出的粮食能够满足人们的总需求,粮食危机依旧会存在。而现在在农产品贸易上,各国的市场联系程度并不高。粮食贸易远未达到自由程度,贸易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依然任重而道远。
2、调节粮食价格
粮食价格与安全之间看似关联并不密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对粮食安全的测度中也没有考虑粮食价格,但对各国居民来说,这恰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对于食品支出几乎占总收入70%-80%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再加上粮食需求弹性低,粮价过高就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国家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为摆脱贫困所做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同时,它也会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即:政府是保护农民积极性,不对粮价进行过分打压还是遵从消费者的意愿,通过政府行为将粮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实证分析表明,选择后者更为明智,因为高粮价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要远低于我们的推测(MarosIvanic,2008)。而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达到影响粮食价格、稳定粮食市场的目的。一是引入外部刺激,二是增加替代产品。假设一个国家完全分离于世界粮食市场之外,该国的粮食供给量与需求量一定,国内粮食生产运作商作为唯一的供给者会倾向于囤积粮食抬高价格以期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国内的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如果政府出面,向市场大量投放粮食储备,短期或可遏制价格飙升,然而一旦储备量不足,粮价便会失控。而若该国参与了国际粮食贸易,就可以通过进口粮食来达成稳定粮价的目的,而且国外粮食来源一开始就会对“囤积居奇”的行为起到一个反刺激的作用,降低该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也使得进口国的粮食种类与加工品种增多,一种粮食产品的价格上升,人们就会转而购买其他替代品,如此,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减少,基尼系数降低,福利也就自然增加了。
3、吸引外资,引进技术
一般而言,外资的投入主要是为了躲避东道国的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当贸易方式与资金投入方式同时可行的情况之下,出口国一般会选择前者,因为其风险和难易程度都较低。由此,不难推出贸易自由化反而会限制外资的引进。然而,粮食贸易却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人们对粮食的需求量仍处不断增长状态,粮食进口国的市场通常是很广阔的,加之很多国家的粮食生产尚在“靠天吃饭”的阶段,外资投入利润巨大,可利用的东道国资源也较为丰富,因此许多大型企业为抢占东道国的粮食市场会率先投资,贸易自由化并不能构成他们撤资的理由,反而是继续投资达成规模经济以进一步提升竞争力成为更为明智的选择。更不用说粮食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对其的控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贸易自由化吸引更多的外资,对东道国的粮食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示范作用。传统的农业模式已然不适应日益增长的需求,耕地的锐减、人口的激增以及水资源的匮乏无疑使供需不平衡更加尖锐化,外资通常具有资金充沛、管理机制完善、技术附加值高的特点,客观上可以帮助进口国进行产业改造和升级换代,因此向领先国家看齐,引进技术与资金同样是“修炼内功”、增加本国粮食产量的一种途径,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
(二)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
1、不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维护
201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的第21次农业会议中提到,全球应致力于开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生物品种多样化与可持续发展,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关注也从最开始的可获得性扩展到了可持续性,但实行贸易自由化却会导致现实发展与该目标背道而驰。纵观世界范围内,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占据优势明显,一旦农业达成自由贸易,工业化种植的比例必将迅速上升,成为粮食生产的主流方式。生产者的逐利性使得他们不会舍弃当前收益较大的工业化生产而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去研究与实践新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而前者生产的特点便是高能源消耗、高化学用量、集约式管理、更注重产品与环境的统一性而非多样性(Weis,2010)。虽然工业化的生产让人们尝到了一些甜头,但已有学者指出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这些所谓的高产量只能维持一时,却会造成更长时间不可挽回的损失。高能源消耗不仅对环境无益,更会激化能源竞争;高化学用量将造成土壤侵蚀与贫瘠;灌溉用水的浪费同样使早已成为农业发展制约因素的水资源变得更加紧张;而农产品品种的单一性不免导致部分生物基因流失,不利于农业生物技术的未来发展。20世纪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便是以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为代价的(MA,2005)。在没有外来力量加以管束的自由贸易情况下,除非生态系统破坏的严重程度会降低收入,粮食生产者都会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业生产模式,而消费者在收入没有高达一定量之前也不会选择价格较高的非工业化生产粮食,这也完全符合人们在提供公共物品时的“搭便车”现象。因此,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便是生态环境破坏,农业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粮食安全得不到长期保障。
2、进一步导致各国利益差异化
世界各国的粮食产业发展阶段不一致,所处战略地位也不相同。对于发达国家,这显然又是一个可以控制他国的“武器”,控制了粮食无疑是掐住了所有人的咽喉,所以握紧粮食掌控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所在;对于正迅速崛起的国家,粮食产业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夯实的基础,只有建立起国家的粮食产业优势,才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抢粮大战中获益,才能支撑起其他产业的发展,寻找利基点就成了当务之急;而对那些仍然游走在饥饿、贫苦边缘的国家,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靠救济不是长久之策,不能自力更生将自己拉出缺粮的泥潭,求进步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增加本国粮食产量才是一切之本。如果用贸易自由化的统一标尺去衡量每一个国家,不难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利益诉求都能得以满足,用自由贸易一种方法去解决复杂的各国粮食安全问题显然行不通。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虽有理可循,但它只指出了总福利的增加,福利分配中并没有体现公平性。一些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是净粮食出口国,而今却转变为粮食净进口国,除了土壤恶化之外还因为其逐渐专注于经济作物的生产,比如棉花、咖啡等,而其粮食种植业面对强大补贴支持的发达国家,甚至是在农业基础设施上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招架,更不可能在自由贸易中获益了。整个非洲地区,营养不良的人口约达2.4亿之多,这足以说明非洲及拉美的部分贫穷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似乎进入了误区,粮食安全状况堪忧。较为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潜在的粮食出口商或可在粮食自由贸易中分一杯羹,但这些国家集中在亚洲与拉美地区,本国人口口粮负担较重,向世界市场上的输出恐怕并不能形成规模,所以进行粮食贸易自由化最大的赢家应当是作为出口大户的发达国家。任由他们掌握全球粮食的控制权,支配世界其他国家的口粮显然是不理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业是为其工业化提供资金的重要部门,如果这块阵地无法坚守,经济的持续发展便是空谈,粮食安全就更不可能得以保证了。
3、冲击发展中国家粮食种植业,全球粮食产量增长停滞
贸易自由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粮食产业更加激烈的竞争,消费者对于物美价廉产品的天然倾向可能会使本国尚在发展的粮食产业陷入困境,最终退出竞争。这不仅会导致该国粮食产业痛失本国市场份额,还可能会间接影响其定价权的掌控。面对贸易自由化,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准备好了。李斯特认为农业已经发展成熟,不需要保护,因此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幼小工业上,这在今天看来其实不然,国家间粮食产业实力还是悬殊的。2008年世界谷物的单产平均水平为3539千克公顷,但德、法、英等国这一数字超过了7000千克公顷,荷兰更是高达8308千克公顷,为最低水平哈萨克斯坦的近8倍。贸易自由化后,农业强国产品与资金的进入必然会冲击到弱国的粮食产业,使其丧失发展的能力。此外,研究表明,由于人口的增长等一系列原因,2050年的粮食需求量将会翻一番,而发达国家粮食产量的发展是否有上限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粮食产业的充分发展也更利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保障,非洲等国在迎接全球粮食需求上涨的挑战中将扮演重要角色(Thurow,2010)。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业遭到破坏,满足全球不断攀升的粮食需求只怕会变得愈加艰难。
4、进口依赖度提高,导致风险增加
贸易自由化实现后,鉴于各国粮食产业现有能力参差不齐,要素禀赋也不尽相同,无论是依据本国资源实际情况选择主动放弃,还是本国产业遭受冲击,难以抗衡外来竞争而被动退出,都会使国内粮食的进口依赖度提高,导致风险增加。如果这又是该国国民赖以生存的口粮的话,风险程度甚至会更高。出口国往往会以此为国际间谈判的筹码,向进口国施加政治压力。当然,1980—1981年间美国、欧共体等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未获成效的事实也让很多西方学者得出无论国际粮价走势如何,粮食进口方均能保持谈判优势的结论(RobertPaarlberg)。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该事件的特殊性,苏联是当时的工业强国,自然不会因为粮食禁运而乱了阵脚,并且高价从阿根廷进口粮食并不适用于现今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一旦国家间建立了粮食贸易联系,出口国就不会轻易放弃这个粮食出口的途径,如若不然就会形成“双输”的局面,这似乎也不符合全球粮食趋紧的大环境——粮食的卖方市场还是很明显的。虽然粮食出口国的分布逐渐趋于分散,客观上降低了不利影响的程度,但从2010年与2011年的数据来看,北美、欧洲等传统农业生产大国依然把持着全世界60%左右的粮食出口额。这一点也不得不令各国仔细考量。
三、中国粮食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是否应当积极推进粮食贸易自由化,其带来的影响究竟是否合时合宜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结合多方因素来看,中国实行粮食自由贸易难实现、难保持、难取得真正的高效率,而现今的环境不仅无法对粮食贸易自由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而会减缓其发展进程。
(一)中国粮食贸易自由化难实现、难保持
中国的粮食种植业效率与收益都不高,2009年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为6585.3、4739、5258.5、1630.2千克公顷,分别是粮食产业先进国家平均水平的87%、59%、58%、67%,四种主要粮食产品中中国只在稻米的生产上占有些许优势,而粮食的质量更是不能尽如人意,生产效率着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中国种植业还面临高成本的挑战。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价格也就水涨船高,竞争力受挫,因此中国的粮食在世界市场上通常并不受到青睐。贸易自由化后,各国可以自主选择贸易对象,不必考虑其他因素,这一现象或将得到强化,即使是中国的粮食有人问津,由于生产成本与运输成本的限制,收益也是有限的。相较而言,中国的其他农产品产业如蔬菜、水产品发展形势喜人,其依傍中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生产成本大概低于国际市场四成左右,近年来的出口量更是达进口量的30倍有余,出口创汇能力较强,农民由此获得的收益比种植粮食要大。根据上述情况,如果实行完全贸易自由化,依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资源将会渐渐从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粮食种植业转向优势的水产品或蔬菜种植产业,也就是将生活性农产品转变为贸易性农产品,等于是将自己的饭碗交到了别人的手里。自古代以来,中国就一直奉行“无粮则乱”的治国思想,那么自由贸易带来的这种结果可不可以为中国接受呢?如果接受,中国会不会重蹈前文所提到的非洲一边种植经济作物争取外汇、一边饿殍遍地的悲剧呢?谁都无法保证。因此,无论是从中国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上还是从非洲农业发展的前车之鉴上,中国实行粮食贸易自由化都不应当急功近利。
其实,在农业上发挥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福利增加通常会被人们夸大。比较优势理论假定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里的生产要素主要指的是劳动力和资本。但农业生产还需要另一种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源,也就是分类颇多的土地。不同的土地种类适宜种植的作物不尽相同。中国疆土范围甚广,南北东西跨度也比较大,适宜种植农产品的种类自然不在少数,如缺乏宏观管理,人们因利益驱使专一生产某几类优势农产品往往会因无法因地制宜而事与愿违。而且,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导致一定的剩余劳动力,但现实中这些劳动力并不能迅速流动而找到新的岗位,如此便会造成结构性失业。中国人口众多,任何时候人口间的利益协调都是中国的要务,比起经济效益,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稍有不慎会动摇国家的稳定。因此在政策选择上,中国一定不能以失业率增长为代价来换取并不显著的经济效益。由上可知,无论比较优势对粮食贸易是否完全适用,粮食贸易自由化在中国都难以实现并且难以保持。
(二)中国粮食贸易自由化难取得真正的高效率
纵观世界范围,粮食贸易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少数行业领头羊,如四大粮商等,更具备寡头垄断市场的特征。在中国,即使粮食市场结构仍处转型阶段,也出现了如中粮集团这样的垄断企业。而从中国粮油的控制权来看,垄断企业控制市场份额巨大,外资所占就达60%之多,最高时期直逼85%。2012年中国食用油的全面提价也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外资垄断厂商的影响,可知在中国粮食市场,垄断势力同样不能忽视,而这似乎也是大势所趋。粮食贸易自由化使得各国粮食厂商在一个更大范围中进行较量,争夺的是世界粮食的控制权与定价权,这也是粮食贸易的实质。平心而论,中国大型粮食厂商虽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发展已相当完备的外国垄断粮商相较,仍显得底气不足。如贸然采取粮食贸易自由化,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便是中国小型粮商逐渐边缘化,被挤出市场,而中国的大型粮商在高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上也无力抢占制高点,不能获得粮食贸易中的话语权。整个世界粮食市场将由少数几个大型粮食厂商控制的局面可想而知,而寡头企业是以自身利益作为决策基准的,价格更是他们用以获取更多利益的武器,本身就不是最有效率的交易模式。何况福利分配也无公平可言,彼时已丧失粮食控制权的中国自然不会是所获颇丰的一方。此外让他国粮商决定中国粮食的生产与进出口,恐怕会引发恐慌。对待其他市场上的寡头行为,政府尚需出面调停,粮食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市场更需要政府来维护和规制,这也就与贸易自由的定义相违背了。不难看出粮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来说难以取得真正的高效率,也不能提高国民福利,只能为他国做嫁衣,并不是明智之举。
(三)中国粮食贸易自由化缺乏现实条件
粮食贸易自由化取得成效的前提便是存在一个颇有效率、完善的运作机制,但如今这个前提并不能得以满足。不仅如此,中国实行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也不成熟,主要来源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的阻力体现在当前贸易体制及贸易法规的不完善上,而国内方面则来自现实条件与基础设施的不足。
虽然WTO一直致力于促进粮食贸易自由化以扩大全球粮食产量与贸易量,调整粮价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将农产品销往发达国家、出口创汇的途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多哈谈判中,日本建议禁止各国对粮食设置关税却鲜有国家响应,多哈谈判目前也陷入僵局,在这个问题上至今没有拿出可行的方案。另外,此次谈判仍然承认粮食自由贸易的两种例外情况,一个是所谓的“黄箱”“绿箱”“蓝箱”政策,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豁免;另一个就是SDT规定,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粮食产业优势,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但就效果而言,前者的实施范围远比后者广泛,推行力度也更大。且农业协议规定各国对农业的保护要降低到1993年之前的水平,发达国家经过前期保护政策的实施,或可依照规定而行,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免有些困难了。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35次会议报告指出,“随着时间的迁移,更多的贸易计划促进了经济增长,食物安全的问题就在于穷人是否能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而这样的协定表面上一视同仁,其实质却是对“穷人”的极大不公。而纵观各国现今的粮食贸易政策也不难看出,一些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如印度、泰国等都对本国的粮食出口进行限制,欧盟27国、日本等则开始暂停征收大部分谷物的进口关税,可见世界粮食的供需是趋紧的。另外,关税是部分出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贸易自由化对粮价的调节机制又很复杂,有时会导致国际粮价高于出口国本国市场上的粮价,因此提高粮食出口关税也是这些国家的无奈之举。在各国纷纷尽力将粮食留在国内而在国际市场上吸收更多粮食的大环境下,中国想依靠世界市场来保证国内粮食安全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向他国进口粮食不仅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还需有便捷而花费低廉的运输途径。中国除了铁路运输,其他的运输条件都不如人意,但即使是铁路运输也并不是十分发达,尚有不足。举东南亚国家为例,中国仅与越南签有正式贸易协定,而与老挝、缅甸等国由于政策限制,进口难以形成规模,即使限制消除,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通条件不能支持大规模粮食运输,进出口无法做到畅通无阻。不便利的交通同时也会增加运输成本,如从磨憨口岸到昆明的运输成本就高达280元吨,这也就失去了进口的意义。而东南亚是中国重要消费粮食——稻米的主要生产地区,这也提醒我们,中国粮食自由贸易尚缺乏完备的基础,仍需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
另外,中国是大国,每年所需粮食数额巨大,国际粮食年均贸易量只占中国粮食年度消费总量的50%,如若不大量自足,过分依赖进口,必会拉动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这不仅将打破粮食贸易的正常格局,还会引发他国对中国的不满,那些粮食消费所占比例较高的贫困国家更是会怨声载道,不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中国本来就甚嚣尘上,中国断不应再在这个方面授人以柄。
相反,现在的中国有比实行粮食贸易自由化更有效、更为紧迫的方式——也就是发展本国粮食种植业,提高产业技术含量。资料表明,中国在农业特别是种植业技术上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可达60%—80%,而中国仅有30%—40%,并且从事农业科研的研究人员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9,欧盟的15,研究开发经费更是位于泰国和阿根廷以外的所有粮食主要生产国之末。壮大自身力量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参与贸易竞争与分享总福利的资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就轻言贸易自由化,缺乏与他国交易的筹码,想在世界市场上获利岂不是与虎谋皮。因此,中国当前的要务是扶持本国的农业产业而非其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合贸易自由化的利弊影响以及中国粮食产业与贸易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了解本国产业所处位置、现今发展情况与选择何种贸易政策密切相关,中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阵营,其粮食产业也仍处于变革发展阶段,虽在个别产业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与世界其他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旧不可小觑。尽管贸易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粮食贸易或将逐渐放开,但由于粮食的特殊战略地位与其复杂性,自由贸易在当下缺乏实行的条件——利益分配不平均,国际贸易体系缺乏效率和公平等。而且回顾世界农业贸易的历史,除了英国在19世纪短暂试水农业自由贸易,几乎没有出现其他粮食贸易自由化的例子。具体到中国,现阶段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其正面影响,贸然大开国门无疑是“引狼入室”。因此,粮食的贸易自由可能仍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和特定的实施环境。但是暂不接受贸易自由化并不代表要完全摒弃贸易,实行粮食自给自足。事实上,这样极端的想法也不利于中国粮食产业的发展,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更加落后,此时政府就应当承担起引导本国粮食产业发展以及粮食贸易方向的职责。同时,我们也应当充分地认识到,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撇下农业而集中力量发展工业、服务业的道路行不通。与其在自由贸易是否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上徘徊,不如以各国农业发展历史为鉴,努力提升本国粮食产业的实力。如此,不管是平衡本国粮食供需还是更好地参与粮食贸易,抑或是为世界未来粮食安全贡献力量,中国都能够游刃有余。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一)实行补贴,扶持粮食产业
近几年来,中国的几个重要贸易伙伴实际运用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额略有下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美国生产者补贴等值(PSE)总额从2004年的432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233亿美元,欧盟则稳定在1000亿欧元左右,日本和韩国也走下降趋势,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国家逐渐放弃了农业补贴政策,相反,美国的新农业法案规定,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将达1900亿美元,比旧法规定的补贴增长80%,可见其农业保护力度是在增强的。而且,即便与其下降后的PSE进行比较,中国的农业国际支持水平也仍显不足。因此,如果政府不对本国的粮食产业进行合理大力扶持,中国农业很难自行寻找到快速发展的出路。李斯特的幼小工业理论在这里其实也可得以运用。中国粮食产业尚处发展与转型阶段,实力较为薄弱,政府在鼓励其进步的同时,还应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免受他国强烈竞争的冲击,等时机成熟再让其充分融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尤其是对未来粮食产业中大有可为的国有大型粮食企业更应多加管理,他们将是持续发展与接受外来挑战的中坚力量,国家需要在提高这些企业的生产加工能力与效率上多下工夫。对粮食产业的保护还体现在相关法规的及时出台上,在大豆产业已遭外资侵入很长时间后,国家方才出台相关条例对该产业进行规制,致使中国在大豆产业失去完全掌控力。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谨记前车之鉴,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和前瞻性。此外,现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反倾销、反补贴的浪潮越来越明显,中国应对经验明显不足,这也是政府在扶持本国农业时应当解决的问题。
另外,由于中国农业资源确实有限,所以在扶持粮食产业上没有能力也无需面面俱到,只需要选择与国家安全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作为重点,比如稻米与小麦等,其他粮食作物便可略居其次。2009年中国玉米的食用消费仅有1417万吨,用于饲料原料的制造则高达10945.9万吨。而饲料原料具有替代性,且使用其他材料代替玉米的趋势方兴未艾,因此粮食产业的发展也可分轻重缓急,认识这一点有利于对粮食产业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
(二)发挥特色,开展生态农业
日本的粮食产量呈现下降趋势,原因之一是其急功近利的农业发展模式。高化学用量以及大面积灌溉使得本来就数量有限的耕地质量一降再降,对国外粮食的需求量也就越高。中国的耕地总量虽不在少数,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平均到个人耕地资源就显得不足了,而且耕地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的质量恶化直接制约粮食产量的增加。因此日本等国的农业发展老路显然不可取。只有遵循生态农业的道路,中国的粮食产业才会得到长足的进步,也只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保证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中国在今后的粮食产业发展中应当积极促进节能减排,强调科技绿色种植,将先进技术融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良已出现退化问题的耕地,完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保证粮食增产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相得益彰。
另外,就中国失势的大豆产业而言,并非没有与外来竞争抗衡的方法。从外国进口的大豆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品种单一,而中国东北传统的大豆品种优良,尽管生产成本较高,但在不断倡导生态农业的今天也并非毫无胜算。随着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会转而购买优质、健康、品种多样的农产品,中国的特色优势就能够得到发挥。只要在发展中国粮食产业的道路上,将良种、良法、良田结合在一起,保证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三)开辟西部可用耕地,积极对外农业投资
2012年的两会上,袁隆平表示,18亿亩的耕地红线不能破,而且中国西部尚存在未被开发的可耕种土地,可将这些土地合理地开发利用起来,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加拿大地广人稀,一直是美国的后粮仓,而且近年来一些粮食净进口国为保证本国的粮食供给,开始向其他国家购买农业用地,这逐渐成为了一种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对此中国也可以效仿,向土地资源较丰富但利用率不高的国家进行农业投资,如俄罗斯、新西兰、缅甸等,这样无疑可给中国的粮食安全上一个保险栓。
(四)努力推进贸易区域自由化
【关键词】安全文化 改进策略 不良事件
【摘 要】回顾国外医院安全文化及其改进策略的相关研究,明确安全文化的构成要素,针对性地采取以证据为基础的安全文化改进策略,构建患者安全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伤害事件的发生。
医院安全文化作为医院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在确保患者安全、提升医疗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医疗卫生行业的广泛关注[1]。研究表明,医院安全文化与医务人员行为、患者预后指标之间均具有相关性[2],积极的安全文化能够促进医务人员的安全行为,提高其不良事件报告意愿,同时减少医疗不良事件和药品差错事件的发生,降低患者再住院率,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此外,还能够降低患者安全类指标(PSIs)的发生率[3-4]和ICU患者的死亡率[5]。
然而,医疗机构要构建或改进安全文化,不仅要充分理解安全文化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以便根据关键点采取针对性措施,而且要明确各项改进措施的有效性、适用性和可持续性,进而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国外医院安全文化及其改进策略的相关研究,旨在为我国医院安全文化的构建及改进提供依据。
1 安全文化的构成要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安全文化,使其构建或改进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国外学者[6]将安全文化的构成分为7个要素:领导、团队合作、循证实践、沟通、学习、公正、以患者为中心。
1.1 领导
领导是影响人们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在有效的安全管理中,各个层级的领导均发挥重要作用。不同管理者层级的安全管理职责详见表1。
1.2 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或称团队行为),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员为完成某项任务参与到活动中的一个动态过程,主要涉及团队结构、团队动力和团队管理3个影响因素。在各医疗区域内,团队结构因患者需求而异,患者健康问题越复杂,对团队成员间跨学科合作的要求越高。团队动力是团队成员间相互作用的心理过程,表现为协调、沟通、合作、冲突管理和决策等行为现象。团队合作的影响因素及构成详见表2。
1.3 循证实践
医疗服务过程中, 患者安全实践(或称患者安全措施)必须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最佳实践,如标准化的流程、协议、核查表或指南等。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中心(The Agency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通过对患者安全策略相关研究进行系统评估分析,推荐医疗机构采纳并付之实践,包括10项强烈推荐措施和12项鼓励执行措施[7-8]。
1.4 沟通
沟通具有信息传递、情感交流、行为控制等功能。组织中的沟通分为单向( 如书面指令) 和双向( 如面谈、电话、电子邮件)两种,区别在于双向交流能够提供反馈以确保信息被双方充分理解,将误解降到最低程度。医疗服务过程中,一些关键环节上的沟通值得注意:患者交接或转科, 病历文书的记录质量, 事件报告,低层级员工的个人意见表达以及规模较大的组织内部和之间信息(如安全警告)传递障碍等。
1.5 学习
医疗机构要有效避免因医疗系统或流程缺陷造成的不良事件发生,就必须从错误中学习并进行系统改进;应用根本原因分析法识别事件中的关键问题, 制定预防措施和可行性计划,形成安全报告,及时公布和反馈警示信息。教育培训至少应包括安全学、高可靠性组织、安全文化评价和系统改进等理论。此外,应能够从成功或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鼓励安全信息分享,并且评价学习过程、考虑学习计划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1.6 公正
公正文化是安全文化的基础,它鼓励非惩罚性的、免责的不良事件报告环境,但需要衡量是个人责任还是系统失误。可以通过回答下面4个问题进行判断:(1)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是恶意的?(2)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否受到酒精或药物的影响?(3)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否意识到本人发生的错误?(4)类似错误是否会有两到三个医疗服务提供者发生?
1.7 以患者为中心
《美国医疗机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医院评审标准》(第4版)中明确“以患者为中心”的一系列标准,详细阐述了患者安全目标、医疗可及性与连续性、患者与家属的权利、患者评估、治疗等医疗服务规范。
2 以证据为基础的安全文化改进策略
安全文化改进活动以医院、科室、病区或医疗团队为单位开展,可以采取单一的干预措施,也可以采取由多个干预措施整合而成的一个多层面的综合干预措施。一系列改进策略被用于提升患者安全文化水平,并通过安全文化测评工具证实其有效性。
2.1 策略一:管理者巡视
管理者巡视( E x e c u t i v e W a l kRounds,简称EWRs)是医院管理层与一线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建立良好关系、识别和收集风险信息以保障患者安全的一个干预项目[9-10]。通过医院管理执行者深入科室或病区、与员工共同讨论患者安全问题、采取医疗服务改进行动及信息反馈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一线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集体智慧,证实医院及管理者的患者安全承诺,进而改变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安全文化态度。
管理者巡视的频次为每周1次或每4周3次,时间30-60分钟,地点选择工作区域或会议室,由质量安全管理部门参加。科室所有员工尽可能参加,但以自愿为原则。讨论前,管理者需要向员工明确患者安全的重要性,巡视的目的旨在构建安全文化,并保证谈话内容的保密性及免责性。讨论后,要求参加人员将讨论内容告诉本科室或病区内其他两个未参加的员工,以此扩大项目的影响力。
有效执行管理者巡视需7个步骤[9]:(1)准备。确保管理者的承诺和定期参与,以及质量安全管理部门的资源保障;制定清晰的工作流程、具体的时间表和反馈机制。(2)进度。预先制定管理者安全巡视时间表,协调管理者及其执行团队、支持患者安全的员工和其他参与者的时间。(3)执行巡视。确定会议地点、会议内容(应包括开场白和结束语)以及一系列特定问题。(4)追踪。构建一个强大的数据收集、跟踪和排序流程。(5)报告。与多学科委员会分享巡视数据资料,将改进项目分配给管理部门。(6)反馈。将结果和改进措施以清晰的表格形式反馈给参与安全巡视的管理委员会和一线医疗服务提供者。(7)测评。评价安全巡视对于提高组织文化的有效性。
2.2 策略二:结构化培训项目结构化教育培训( S t r u c t u r e dEducational Intervention)项目[10]基于有效人为因素培训的4个关键原则:入门培训、行为内化、反复强化、数据驱动改进。以手术室这一不良事件发生率高、多科合作密切的特殊区域为例,从3个方面开展培训:连续规范化教育、团队自我评估(Team Self-Review,简称TSR)的理论与实践、接近错误事件报告的理论与实践。
2.2.1 连续规范化教育围绕影响患者安全的非技术因素(或人为因素)这一主题,以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的形式开展,用于提升医疗服务提供者对于人为因素在影响手术室患者安全方面的理论认知水平。
2.2.2 “团队自我评估”系统涉及术前准备介绍和术后总结两个方面。术前准备介绍通常包括专业化外科手术排序、设备核查、患者名单、潜在技术障碍及人员因素(如团队在理解沟通上的准备)等方面内容。术后总结是由团队中任一成员发起的小型团队评价活动,主要反馈非技术因素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同时上报给研究组用于分析“团队自我评估”方法的成功经验和任务完成状况,通过简讯形式反馈给所有手术室员工和管理层。可以利用录像带记录一天的工作实践,再以回放的形式刺激回忆、增强术后总结效果。
2.2.3 接近错误事件报告要求手术室员工以书面形式报告接近错误事件而非引起伤害的事件,经过专业分析,为改进提供依据,结果反馈给员工审议并采取行动。
2.3 策略三:结构化学科间会谈模式
结构化学科间会谈模式[11](StructuredInter-Disciplinary Round,简称SIDR),是一个将结构化交流工具与学科间常规会议相结合的安全改进策略,用于加强病区医护团队在制定诊疗计划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一个由病区医师、护士、药师和社会工作者以及病历管理者组成的工作组,共同确定SIDR实施的最优时间、地点、频次以及结构化交流工具的内容,确保重要的患者诊疗计划得到讨论。如,按照工作组推荐,SIDR每天上午11:00在护士工作站开展,持续30-40分钟,由一名病区医疗管理者和一名护理管理者共同执行巡视,病区所有住院医师、护士、药师、社会工作者、病案管理者参加。结构化交流工具应用于病区内所有24小时内新入院患者,其他患者也需讨论,但不采用结构化表格。结构化交流工具表应包含的内容见表3。
2.4 策略四:人力资源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Crew ResourceMa n a g e m e n t,简称CR M)[ 1 2 ]用于培训和提高组织人员的沟通、领导、人际关系、矛盾化解等团队交流与协作行为技能。通过沟通技能的培训,团队成员间可以相互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实现合作的最大化、失误的最小化。C R M 培训适用于所有高风险临床科室,外科系统通常会选择技术相对稳定、风险相对较低、时间固定在60-90分钟之间的常见手术开展模拟培训,共分为3个阶段,详见表4。
2.5 策略五:三位一体最佳患者安全项目
三位一体最佳患者安全项目(theTriad for Optimal Patient Safety project,简称TOPS)[13]通过开展多学科团队培训、构建以病区为基础的安全团队、患者参与团队工作并评价安全活动效果等措施改进病区的安全文化。对病区护理人员、医师、药师及其他员工开展多学科团队培训,内容包括(1)专家介绍安全文化及其现状;(2)播放医疗伤害事件的视频,围绕“个人行为和医疗系统如何造成医疗错误的发生”展开讨论;(3)以启发诱导的教学方式介绍团队合作行为和沟通技能;(4)模拟临床场景,小组角色扮演,新技能实践及参与多学科间对话;(5)以对课程学习内容和下一步工作的讨论结束本阶段培训。
培训完成后,构建一支优秀的多学科病区安全团队,即三位一体病区安全团队(Triad Unit Safety Teams,简称TrUSTs),旨在加强、维持并扩展TOPS培训学习,围绕病区患者安全问题开发跨学科合作的新机制。TrUSTs按医院区域划分,其核心功能是识别和捕获员工通过网络、纸质或口头报告的以病区为单位的安全问题,采取直接的行动或政策建议解决这些问题,作为智囊团分析质量和安全改进活动,树立团队合作的榜样。此外,TrUSTs组织和传递患者安全教育活动,包括大型多学科会议和小组技能课程,以加强团队合作行为和沟通技巧。
患者以个人目标的形式参与项目,护理人员与病区内每一位患者及其家属共同讨论和确定他们的目标,并记录在每间病房的空白板上,呈现给所有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一、“媒介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当代性
文化霸权或曰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葛兰西笔下的文化霸权概念是指,一个社会阶层可以通过操纵社会文化(信仰、解释、认知、价值观等),支配或统治整个多元文化社会;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会被强制作为唯一的社会规范,并被认为是有利于全社会的普遍有效的思想,但实际上只有统治阶级受益。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家赛义德受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启发,把文化霸权概念提升到全球层面思考。赛义德笔下的文化霸权概念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文化关系,折射出的是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的文化侵略的残酷现实。
“媒介帝国主义”特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确实在有意无意地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系统。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此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消极、被动的后果。“媒介帝国主义”是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当代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当今时代,美国的媒介在全球舞台上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并且现代社会媒介在文化领域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导地位,媒介实质上已经扮演了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因此,美国媒介霸权地位就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支配权。随着互联网的迅速蔓延和日益普及,美国运用“媒介帝国主义”战略,实现其霸权行径的全球扩张。
二、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战略的具体表现
(一)推行话语霸权
自19世纪伊始,英语成为世界上最常用的语言之一。二战以后,随着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英语在现代世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国际政治、贸易、网络等方面的公共语言。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各种语言都是人类的宝贵财产,值得传承和发扬。但是在以网络为载体的信息传播中,本文由收集整理语言失衡现象越来越明显。互联网上的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占5%,其他语种只占5%,中文信息不到1%。英语独霸天下的情景由此可见一斑。另则,我们要上网就必须学习英语。因为互联网是按照美国人的方式设计的,各种软件是美国人编写的。不用强迫你,只要你想上网,必须学英语。而学英语的过程不仅仅是学语言那么简单,学英语也是主动熟悉美国文化和美国式思维方式的过程,是潜意识认同美国式价值观的过程。所以,在潜移默化中,人们就接受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二)垄断传媒信息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传媒帝国,美国拥有全球信息系统中坚的美联社(ap)、实力雄厚的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有线新闻广播公司(cnn)和福克斯(fox)等广播网以及众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网和报刊杂志。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集广播、电视、卫星、因特网为一体的覆盖全球的海外电台——美国之音(voa)和世界电视网(world net)等由政府主办的庞大的对外传播机构。”这些庞大的传媒体系,让美国的每一条信息迅速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让美国的每一个声音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撞击全球的耳膜。依仗网络技术的独步天下,美国掌握着全球信息的绝对权威,主宰着世界重大事件叙述权与解释权。它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丑的说成美的,混淆视听,颠倒是非,搅乱天下大局,总之,只要它高兴,以上这些都是它可以凭借信息垄断地位而随时得逞的。
(三)倾销文化产品
美国凭借其人才优势、科技优势,生产出全球最多的文化产品。作为头号文化产业大国,其产品充斥着世界市场。而因特网的普及使得美国的文化产品,诸如好莱坞影片、迪斯尼动画片等的传播更为便捷,向国外倾销更为势不可挡。如今“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多达30万小时。”美国电影占据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占据世界电影市场总票房的2/3,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市场几乎被美国电影所垄断。由于影视产品不但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而且对人的心灵具有教化作用,它渗透进人们的深层精神领域,进而俘获他们的灵魂。所以,美国把推广其好莱坞大片作为其推销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推手。
(四)掠夺文化资源
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西方列强依靠武力抢夺殖民地国家文化资源,众所周知的八国联军强盗,将大量珍贵的字画、典籍、瓷器、玉器等文物洗劫一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偷抢我国大量书籍、古玩等。在和平环境下,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资源的掠夺犹如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正在快速掠夺我国优秀文化资源:《花木兰》早已成为迪斯尼的品牌产品,麦当劳广告画面则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而2008年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其中国文化元素一目了然。
三、中国面临的文化安全现状
(一)汉语式微
汉语式微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如今,举国人民都要学英语:从小学阶段到博士阶段,从在校学习到参加工作。与英语学习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汉语学习:语文教学是学习汉语的主要阵地,然而语文教学在大学已经停止,很多高校都把语文课作为了选修课。“英语教育淹没了母语及母语文化的教育。身处母语环境下的中国学生怠慢了母语的学习,对母语文化的精髓浅尝辄止,……西方文化在不经意间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和行为理念,我们的母语及母语文化处于边缘状态。”
(二)意识形态危机
社会中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之中,毫无疑问,我们也不要妄想逃脱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最科学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然而随着美国的文化入侵,西方腐朽意识形态不断冲击着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普通大众防腐拒变能力较差,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接班人应该有正确的立场。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大学生动摇了信仰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现象。人的存在是需要坚定信仰的支撑的,信仰的缺失必然导致精神危机、价值观失范。
(三)优秀文化资源流失
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流失,一方面要归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商业开发等。为了眼前利益,有些人不惜破坏名胜古迹的怪象,在我国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另一方面要归罪于别国抢夺。前文已经提到媒介帝国的美国在掠夺我国优秀文化资源,而今一些小国也加入了这支强盗队伍。他们觊觎和掠夺我国优秀文化资源,让人痛心疾首:在我国内蒙古流行的马头琴,已被蒙古国申报为该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皮影戏,已被印度尼西亚申报为该国的文化遗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但是这源远流长的文化也像黄河水一样,快要枯竭!
四、抵御美国“媒介帝国主义”战略,保卫中国文化安全的对策
(一)重视母语教育,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语言是民族身份的基因,是“我是谁”的标志。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都吸引它邦异族竞相学习。在汉语式微的情况下,我们要重视、热爱母语,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中,教育部门都要把汉语教学放在突出的地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思想对当今世界发展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西方文明遭到技术理性的强烈批判之时,中华传统文化彰显的价值理性更值得世界学习和借鉴。儒家思想中除了我们熟知的道德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黄金法则外,还有很多思想值得世人借鉴。弘扬中华文化的谦和、包容精神,对于抵制文化霸权,倡导文化多样性,赢得世界的理解、尊重和学习有重大作用。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摧毁西方腐朽意识形态,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进而巩固我国文化安全防线,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只有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渗透,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三)重写西方式叙事
后殖民主义理论干将赛义德认为,东方人反抗西方人文化霸权的主要方式是争夺话语权,而争夺话语权可以通过对西方叙事的重新书写。所谓重写,就是重新发现和恢复原来东方民族文化中被帝国主义的种种手段所压制的东西。近代以来,作为现代文明的落伍者,中国总是被西方话语书写,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种被动局面。由于我们总是被西方书写,我们自己却没有重写我们,所以其他人就无法了解真实的我们。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我们永远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我们的声音传不出去,即使传出去了其他人听不懂,即使听懂了,其他人也不相信。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民族话语,自己的文化基因重新书写被西方话语蹂躏过的中国叙事。
(四)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化
中国的文化产业化起步晚,规模小,虽然目前也取得一定成就,但是与美国相比,我们差距太远。现在,美国的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25%,而我国只占2.6%。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化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所以,国内文化传媒机构要强强联合,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摒弃宁做鸡头不做牛后的狭隘观念,打造中国的“文化航空母舰”。仅做到这点还是不够的,关键是中国的文化产品质量要过硬,要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更新颖更优秀的作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还要逐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健全版权保护体系,构建国际文化销售网络,提高文化产品的艺术性等。
(五)借鉴西方国家抵制文化霸权的经验
西方一些国家在美国“媒介帝国主义”战略面前纷纷采取积极应对措施。首先,一些国家通过文化产业化来抗衡好莱坞大片的强大攻势。英国、德国、法国等国都在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化,并取得巨大效益。法国还发起保护法语的倡议,德国也紧随其后。保护本民族语言,推行文化产业化成为欧洲人抵制美国“媒介帝国主义”战略的重要武器。其次,欧洲还建立了数字图书馆以抗击美国网络巨人。中国的信息技术起步晚,人才、技术等方面都受到极大限制,发展现代信息技术迫在眉睫。中国要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加快发展信息关键技术与核心产业,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信息依赖,从实质上获得信息文化的平等权。
(六)加大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力度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加上中国的市场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从而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我们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多了解中华文化,打破美国的文化霸权,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们要继续扩大孔子学院规模,不断向其他国家传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介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倡导和平的本质,化解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增强中华文化的广泛吸引力。除了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还可以宣传中国现代文化,让国内的中小学、大学也到国外办学,使中华文化在全球生根、开花、结果。
【关键词】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行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于农村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近些年来,我国出台了不少解决农村问题的文件,国家从多个方面切实加强农村建设。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的发展,农业是立国之本。农村发展要从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方面入手,三农问题的发展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是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问题更加的突出。
一、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1.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质量差
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工程质量让人堪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安全质量要放在第一位,以我国西部地区的新疆为例,新疆地区农业人口比重大,是西部内陆地区中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之一。在新疆,农业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就出现了一些工程质量差的豆腐渣工程,饮水安全工程,农业饮用水质量安全一定要有保障。特别是在新疆地区,农业人口中牧民人口占有一定的比重,对于牧民来说,农业饮用水的质量是否安全不仅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问题,还关系到牲畜的生命安全,我国西部地区相对比较干旱,饮用水质量和总量都比不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的饮用水。但是一些质量差的饮用水工程建设给农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少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建设是关系到农业地区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大事,一定要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现在很多工程建设团队为了赶工期,只注重工程进度而忽视工程质量,劣质工程频出,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带给农民切实的经济效益和安全保证,还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农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需要严格控制的问题。
2.地方政府对于工程建设监督审核工作欠缺
在很多地区,国家推行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建设但是收效甚微,有的地区基层政府把国家拨付的用于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的资金挪为他用,有的地方虽然进行了安全工程的建设,但是工程质量大打折扣,不少项目都是“绣花枕头”,拿了政府的资金,但是工程建设确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出现不少质量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就是基层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工程项目没有进行很好的监督和审核。
首先,从工程资金的角度来讲,地方政府对于国家把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的资金用在别的地方,造成工程建设资金不到位,工程拖延甚至终止等现象发生。这些现象在基层政府是比较常见的。另外,一些地方虽然进行了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但是出现了很多不合格的工程项目,这种问题的出现,基层政府有一定的责任。对于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建设,政府没有提起高度的重视,对于负责项目工程建设的施工方来说,工期是主要抢占目标,所以就出现了只注重工程进度而忽视工程质量的情况出现。政府部门对于工程的验收没有严格的审核标准,对于质量不过关的工程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劣质工程项目的出现,如此循环下去,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必定会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会造成大量的国家资源浪费。
3.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不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
这是具体的饮用水工程建设中出现的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在我国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中,要根据具体的地区特点来进行饮用水安全工程的项目规划,很多地区虽然建立起了饮用水安全工程,但是和当地饮用水使用实际不相符合,一些工程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还有一些工程和当地的使用实际相差太远,工程根本无法为当地农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成为“傀儡工程”,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工程项目建设者对于当地的具体情况不熟悉,在工程项目的规划中只是按照大体的工程项目规划情况进行策划,忽略了一些特殊地区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工程不能很好的为农民和农业建设服务,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二、强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运行管理的策略
针对我国目前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策略可以用于解决这些问题。
1.政府要明确资金的使用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基层政府要做好资金管理工作,相关审计部门要做好对国家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的监督,这是在根源上控制资金流向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政府制定大量的政策用于支持三农建设,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中央每年都会下拨大量的资金用于农业农村的建设。近些年,我国用于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数量也有所增加,但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基层政府对于这些资金的运用并不透明,不少基层政府把本该用于农业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资金用在其他方面,更有甚者,基层政府把这些专项资金用于公款吃喝,这是国家法律所不容的。
所以,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国家资金使用的监督,上级政府要对下级部门进行全面的监督,特别是政府相关审计部门,对于各级政府的资金流向更是应该重点关注,定期进行检查。监督的力量,特别是对于资金使用的监督是不能放松的。加大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力度,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用资金,挪用,挤占资金的情况出现,加强政府资金使用透明度的建设。另外,对于一些地方出现的滥用工程建设资金的情况,国家要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整治惩罚力度,惩罚力度的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起到杜绝滥用资金情况的出现。同时,在对资金使用的监督中,民众的监督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没有进行饮用水工程建设的地区,要鼓励农民积极举报,相关部门要对民众举报信息进行核查,对于不贯彻国家政策的相关人员追究责任,保证国家对农村地区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建设政策切实落实。
2.加强对工程质量的检查力度
工程质量问题也是农村应用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要想保证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质量,加强对工程项目的监督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项工作需要基层政府的相关部门重视起来,因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是国家促进农村建设,保证农民健康发展的一项惠民工程,最终的监督单位是国家基层行政单位。作为乡级行政机关,相关工程监督部门需要对这项工程的建设提起足够的重视。可以成立工程检查小组,定期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项目进行检查,对于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要求施工单位返工等。切实把好工程的质量关,保证每一项工程都按照国家的质量要求标准进行建设。
3.工程建设要注重联系当地实际
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需要注重当地实际进行,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农业环境有差异,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在地理条件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所以在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中要注意根据具体的农业环境进行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中可以采取招标的方式,尽量选择当地的施工单位进行项目施工,根据施工项目涉及规划来确定最佳的施工方案,保证项目符合当地发展实际。
三、结语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是关系三农问题重要项目,政府一定要从各方面对工程加强管理,保证农村饮用水的安全质量。
参考文献:
[1]韩卫东;加强西吉县饮水工程建后管理发挥农村饮水工程长久效益[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2,(19)
[2]刘厚兵;支持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运营税收优惠政策解读[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