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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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第1篇
一个经济体从未开发状态，经过工业化进程到完成工业化，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需要持续闯关，克服诸多陷阱和疾病的困扰。这些疾病中有的中国已经得了，有的要预防。这些疾病包括：荷兰病、韩国病、拉美病、日本病、希腊病、苏联病。中国具有多重身份，可能同时犯多种疾病，需要高度重视。就目前阶段而言，中国需要治疗的三种病是荷兰病、韩国病、拉美病，需要预防的三种病是日本病、希腊病、苏联病。
第一，荷兰病。荷兰病是一种自然资源依赖症，因此也被称为“资源诅咒”，其主要机理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使贸易条件恶化。20世纪50年代，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于是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业，经济显现繁荣景象；但蓬勃发展的石油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其他工业部门，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中国的“荷兰病”问题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东三省、内蒙古等地区。这些省份过去多年间利用其优势自然资源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却造成本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孱弱不足，难以成长起来。可以说，这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行业性、地区性经济危机。这些地区的“荷兰病”需要有效治理。
第二，韩国病。韩国病主要是大企业中心主义，即整个国家经济由大企业集团（韩国称之为财阀、财团）控制，国家经济政策主要围绕大企业展开，并形成了普遍渗透进韩国人政治经济生活的政商勾结和权钱交易。韩国在20世纪60-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问题，被韩国政界称之为“韩国病”。主要病症是：产业结构高度重型化，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大企业中心主义，中小微企业发展缓慢；超级严重的权力型腐败；房地产投机热，实业投资冷；严重的环境污染；政治压抑，官民对抗，冲突不断，人才脱离现象突出。中国和韩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近两年中国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都有韩国当年问题的影子。这需要中国具备国际化的视野来治疗这一病症。
第三，拉美病。早在20世纪60年代，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都已经脱离了低收入阶段而进入中低入阶段。比如委内瑞拉在1960年人均GDP就达到1138美元，是中国当时人均GDP的15倍，但委内瑞拉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用了34年时间（1977-2010），期间出现多次反复。拉美病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失业率高企，政府债务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和政局动荡，特别是政局“左右摇摆”。“拉美病”同样值得中国警惕，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这个病必须要治。
第四，日本病。日本病有两个方面需要中国警惕和重视。其一是人口严重少子化和老龄化使日本经济后继乏力。其二是资产泡沫问题。上世纪70年代的日元急剧升值造成的流动资金过剩和由此引起了不动产投机，日本金融业界和大企业既是泡沫经济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了大批的日本金融企业破产，也使许多日本大企业严重亏损。中国人口结构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下已经严重恶化，资产泡沫危机已经显现，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得“日本病”。
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第2篇
中国经济2003年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九点一。主要驱动力来自超乎寻常的投资增长。 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55118亿，于去年同比增长幅度高达26。7%，银行信贷是2003年投资大幅度的增长的主要动力。2003年中国货币的供应量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 全年投放的现金高达2468亿，较前一年增长879亿，增幅达55%。国内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而很少人注意为什么中国的投资和银行信贷2003年大幅度增长，以及认清银行信贷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对我们正确对待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有什么作用。
我认为中国经济去年超乎寻常地加速增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美元本位制在与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制造泡沫的实例。2003年的中国经济局部过热显示当弱势美元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突然急剧增加时，中央银行为维持稳定的汇率被动地靠大量增加货币投放来吸收外汇储备，这新增的货币投放直接刺激了银行的信贷扩张，再加上政府仍然在担心通货紧缩未及时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经济的几个部门开始出现过热现象。去年的经验显示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紧密相连时，他国的金融政策开始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全面正视国际因素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
外汇储备大增 中国经济局部过热
作为世界上的最大经济体，美国2003年的汇率政策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弱势美元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急剧增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减税在2003年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经济复苏使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大增。 美国人又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同时，为给2004年的总统大选作准备，美国政府在2003年一直采取弱势美元的政策。美元在2003年与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17%和14%。一方面，经济的复苏刺激了进口，另一方面，弱势美元使美国进口时的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2003年的贸易赤字达创纪录的4894亿美元。
其次，弱势美元使中国经济在两个方面受益。 第一， 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当美元贬值时，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随之贬值。 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二， 由于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的美国购买力的增强使得美国从中国进口了更多的商品，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空前的幅度。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中国2003年的出口比前一年增长近40%。 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增长了40.8%，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33亿美元。与2002年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出了一千九百多亿美元。
2003年新增出来的一千九百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导致了中国货币发放大幅度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 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理，出口的企业必须把赚取的外汇在指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为了兑换这一千九百多亿美元，如果按照大致一美元兑八点二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中国的银行就不得不增发一万五千多亿元的人民币的基础货币。 这就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被突然注入了大笔可供发放信贷的资金。2003年中国的银行发放的新增贷款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 比2002年多出了12000亿元。 可见，2003年新增的外汇储备额大于新增的银行贷款额。
我们有理由推测，中国经济2003年非凡的增长与美元汇率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绝不是说中国经济去年发展的推动力都来自美国，而是说美国因素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去年与往年相比超常加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即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信贷急剧扩大。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美元汇率与200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关系就引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当中国还没有在国际压力下取消“模拟布雷顿森林体制”的时侯已经面临此等风险，如果中国真的使人民币升值，采用浮动汇率或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将面临何种局面？
美元本位制和美元危机的可能性
自2003年夏季以来，美元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国际上许多人关注的问题。两方面的指标显示美元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 第一，美国的贸易逆差以每小时一百万美元的速度增长。 仅2002年一年， 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达零点五兆美元或相当于百分之五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负债已达三兆美元或相当于百分之三十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并仍然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增长。根据经济学的原理，这种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的大幅度贬值来恢复正常。 2003年一年 不仅美元对欧元的汇率，而且美元对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的汇率都在大幅度下跌。
面临日益增加的美元贬值的风险，各国纷纷开始采取措施。日本在2003年花掉一千八百八十八亿美元，在2004年的头两个月里就花了一千多亿美元，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日元以更快的速度升值。而俄国人在2003年十月一个月就换掉价值五十五亿美元的外汇， 其中对欧元的需求增长百分之四十二。 据国际决算银行报道，中国的银行也在大幅度减少其海外资产。 美国财政部也报道中国在2003年九月一个月就卖掉价值二十八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 欧盟甚至从法律上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重新实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 一位欧盟官员指出， 一旦到达一欧元可以兑换一点三五美元，欧盟就要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 欧盟于2003年十一月发表的题为欧盟经济2003年的回顾的文件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讨论限制资本流动的法律基础。到了2004年2月，美国政府的负债已高达七万亿美元，创历史纪录。 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于2004年2月24日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国会不迅速对房屋贷款二手市场上的两个最大的公共机构，freddie mac 和 fannie mae, 的信用创造设上限，这两个已经发放高达四万亿美元贷款占全国私人住房贷款总额四分之三的机构迟早要把美国整个的金融系统引向严重的危机。据BBC2004年3月17日报道， 沙特阿拉伯正在考虑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将采用欧元为石油标价。一旦石油输出国都采用欧元为石油标价将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这不仅将大大地削弱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地位，而且将大大地削弱美国吸引外资的能力。 由于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一旦无法有效吸引外资，难免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将对全球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严重倚赖美国市场的中国出口将受到沉重的打击。
“美元本位制”是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在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没有任何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造出黄金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 在美元本位制中，他们却可以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特点就成了美元本位制孕育金融风险的出发点。
由于美国不用储蓄就可以借债，美国积累了大量的对外债务。前边说过，由于美元作为各国外汇储备关键货币的地位，美国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对那些拥有对美国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来说，如果它们的中央银行把这些美元换成本国货币拿回国内势必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它们都把这些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 企业债券或股票以及房地产。仗着美元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这一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任何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负担，完全靠政府和私人的举债来消费。 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由于美元继续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也由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不用储备黄金就可以增发美元，美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
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各国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美国政府颁发的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理查德。邓肯指出，自从七十年代初以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已经累计积累了三万亿美元的赤字。当这三万亿美元的货币进入拥有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银行系统，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地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 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邓肯预言，由于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都要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这个由美元纸币搭起的经济大厦早晚要坍塌。它将再一次提醒世界各国为什么几千年来人类总爱用黄金而不是纸币来做为保值的最佳手段。
我曾经指出，中国至今为止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 中国一直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并且 从1994年起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汇率稳定。这为中国的出口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环境。中国经济历经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而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严格限制资本账户上的资金流动。近来，国际上有人主张人民币升值，有人主张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 有人主张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这些主张的实质是要求中国取消这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模式一直是一个经济奇迹的代表。日本经济在1956-1973期间保持了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点六的增长速度。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长普遍放慢的1975-1991，它仍然保持了年均四点一的增长。 在1955-1973期间， 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500美元增加到13500美元。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这二十几年来的高速增长与日本在1973年以前的情形十分相似。
我曾经指出，日本经济战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与限定资本自由流动以及美国与其冷战中的盟国在贸易关税总协定的框架下不对称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 ，不仅允许日本政府运用扩张型的金融政策与紧缩型的财政政策的搭配来追求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而且为日本产品提供了一个稳定和可预期的国际市场。在这种环境中，日本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企业治理模式推动了日本的企业和银行在投资与借贷两个方面过度竞争（excessive competition)。 过度竞争的结果导致日本的投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种长时期的大规模投资支撑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2003年几个过热的部门在投资方面的过度竞争与日本的情形十分相似。
避免中国经济泡沫的出现
参照日本八十年代的经验，我们可以预见，“模拟不雷顿森林体系”的命运将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中即将面临的最大挑战。 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日益增加。 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人民币的汇率必然成为各主要贸易对象国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随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进一步深化，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大大增加。 随着中美之间经济摩擦的增加，在未来两国的互动中，经济因素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可能不仅会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还会要求人民币实现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作为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生产大国，中国不仅会在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激增时丧失了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而且直接进入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互动。 当一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复存在时，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进行政策性调整时的自主性将严重下降。与经济学家讨论蒙代尔-弗雷明三维悖论时很少涉及国际政治的因素不同，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与美国贸易巨额顺差的国家可以像日本那样受到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而被迫在蒙代尔-弗雷明三维悖论的三项政策目标中进行选择。
如果我们假设“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被取消，与日本相比，从现在算起的未来十年里有哪些潜在因素可能使中国经济产生泡沫呢？
第一，在财政方面，受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发西部，振兴东北等大的投资项目影响，中国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规模以及它们的影响可能要比日本当年要大的多。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区别。但是，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即使是发展阶段较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在盲目扩大投资之后仍然无法避免金融危机。
第二，在金融方面，如果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将会维持在高水平上， 人民币面临的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只会进一步加强。如果人民币继续盯住美元，可以想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将近一步扩大。除非大幅度增加进口，中央银行将面临巨大的增发基础货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
同时，与日本十分恐惧外资相反，中国大力鼓励外资的流入。各国资本向中国流动的趋势恐怕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与速度将决定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时各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大笔短期投资撤出所造成的风险。
第三，与日本的1986年相比，中国政府对通货紧缩的忧虑和就业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当时日本对于广场协议后。这很容易使得决策部门在把握为经济降温的时机时犹豫不决从而提高出现泡沫的几率。
前边说过，扩张型的金融政策必须要靠紧缩型的财政政策来平衡，反之亦然。否则当金融和财政政策都变成扩张或紧缩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第四，尽管在具体的制度和机制上与日本不同，中国的企业治理模式在重视协调轻视监控这个基本原则上却与日本一样。产权关系不清，行政干预银行的融资决定，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标准，地方主义驱动的发展项目，银行现有的不良贷款，以及腐败都严重妨碍监控职能的行使。一旦有象2003年信贷扩张的机会，这种企业治理模式必然加速经济泡沫的出现。
与8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缺少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尽管中国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却远远没有在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上建立国际竞争力。在这点上，中国可能更像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东南亚国家而不像日本。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别是在同样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后，日本仍然能靠在高附加价值产品上的国际竞争力保持经常账户上的巨额黑字，而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却要差的多。 换言之，中国在经济的家底儿方面远不如日本，因为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直接与一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受一个大的经济倒退相关。第二，至今中国还没有真正开始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而日本早在六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两方面的条件使中国在处理关于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向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时处于比日本更为不利的状态。
200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与国际上出现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起向中国敲响了警钟。美元本位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之所以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对美国贸易顺差，还是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的美元金融资产， 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这种情形已经有本质性的变化。去年的经验显示，即使在中国不取消“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条件下，中国巨额的对美贸易顺差也会导致国内基础货币的增发从而增加引发经济泡沫的压力。中国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了巨额的美元资产。 如果美元一旦大幅度贬值，中国拥有的美元资产要蒙受巨大的损失，中国的出口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中国的经济成长将遭受重大挫折。根据理查德。邓肯的分析，中国在2001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致等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而同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要大为下降，甚至变成零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美元简单的贬值，而是美元大幅贬值导致的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以及这种混乱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第3篇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的认识分为几个阶段。起初，焦点集中在国际炒家身上，由于他们利用规则的漏洞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对规则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泰国、新加坡等“无为而治”的金融监管方式受到质疑。后来，人们又将注意力转移到金融业本身，从资本结构入手，揭示了资本过度流动、负债比例过高以及银行呆坏帐等问题，对过度信贷导致的泡沫经济进行反思。此后，对各国各行业甚至各大跨国企业受危机影响程度的一番调查研究，尤其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又引发了一个对高科技的认识问题，加上知识经济的新概念，一时间高科技之声此起彼伏。
毫无疑问，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是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在此基础上，笔者想从以下两方面再谈一些认识：
一、金融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金融与一国经济的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是所有泡沫的源泉，又是泡沫破灭的祸端。尽管如此，将东南亚经济目前的困境都归咎于金融问题，未免有失偏颇。这次金融危机中，真正受到重创的只有泰铢，然而危机过后整个地区经济一直低迷，除了财政政策的推动外，投资和消费均无热点。事实上，从1992年开始，英镑、日元和墨西哥比索先后受到国际炒家袭击，并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外来资金帮助下很快化解，而东南亚经济却未能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而明显好转。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也常常不是简单发生的，多次经济危机的导火线都是股市的崩溃，而当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股市的泡沫，而在于自由竞争造成的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
然而，用“经济危机”来形容现时的东南亚经济状况又似乎言过其实，因为这个词往往令人产生很深层度上的联想。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对这个词也应有新的认识。
首先，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变化。面对自由竞争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一是市场战略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成为西方国家市场战略的目标，为缓解国内市场饱和问题，当今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半是销往国外的。其二是加快了产业和技术的创新步伐，以自觉的更新打破了经济发展的周期。其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四是银行战略的变化。这些战略变化，加上二战后各国经济实力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必然会对经济周期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所缓解，尤其会改变过去那种激烈的爆发方式，而以经济停滞为主要表现，即如果一国或地区经济长期停滞，则有可能就是经济出现了危机。
其次，要用创新理论和经济全球化来重新认识经济危机。“创新”并非一个新概念。早在三十年代，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世界经济的周期现象，到六、七十年代，创新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根据这一理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的创新，分为四个阶段，先驱者冒险成功的首创阶段、投资者涌入的蜂拥阶段：新旧组合并存的共存阶段和新组合取代旧组合又未出现更新组合的停滞阶段。如果创新能够连续，则经济保持发展，反之，周期性就明显存在，表现为经济的停滞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也使创新具有国际性。东南亚各国60年代以来的发展，无不例外均得益于低成本运用了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技术转让和来料加工对经济的高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起了决定性作用。高额利润也吸引了巨额资本输入，又进一步发展了资本市场，形成了区内多个金融中心。资产迅速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出现一片繁荣。然而，当创新成果的先导优势缩小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开始下降，再加上市场的日益饱和，经济增长就会明显放慢，这种情况在经济最发达的日本最早出现。当泡沫在金融危机中破灭后，这种状况就迅速波及整个地区，也可以说金融危机使经济停滞在这些国家提前发生了。事实上，东南亚国家正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的新一轮创新中，各国在产业技术上已没有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的实力，开放的市场更使自我发展的机会减少，战略调整的最佳时机错过；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方面，不仅受到市场需求或自然资源本身的限制，又因为成本太高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不具优势。
二、复杂原因背后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金融危机引来人们对地区经济的彻底反思，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比如，日、韩等国的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企不分，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泰国的国家机器失灵，也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再比如，泡沫经济被视为危机的根源。同时，又有分析认为，美国现时经济的泡沫同样严重，尤以股市为甚，不仅大量退休金投入股市，连政府收入也计划投入，对高科技股的追逐更是疯狂。因此，有观点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此外，腐败、外债乃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被一一揭示。
但又引出了新的课题，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笔者认为，不能将经济和制度上的所有问题都视为危机的原因。危机从根本上说其实是增长的危机，没有增长，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有了增长，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比如美国，80年代通过加强监管和债务重组，成功解决了当时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问题，而同样的方法在日本并不奏效，并引来严重的惜贷现象，原因就在于美国通过经济调整和科技创新保持了经济增长，而日本却陷入了停滞。因而说，导致东南亚经济这种增长停滞的关键，是战略上的问题。
（一）注重财富积累，忽视竞争力提高
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说过：“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而这正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问题所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变中，靠短缺经济和大量投资取得的，财富的聚集，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巨额财富取得后，忽视竞争力的提高也成为必然，何况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好的地区积累的财富又涌向落后地区，重复过去的发展，以获得更多的财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著弊端：
其一是忽视技术进步，不愿承担创新风险。即使亚洲技术最先进的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基础研究投入少，而且在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远远多于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的投资，其中房地产还占有相当比例。
其二是错过经济调整时机。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取代资本投入而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之所以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一方面取决于其在科技先导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其多次兼并浪潮下实现的产业结构调整。麦卡锡公司的调查显示，世界著名大企业兼并10年后仅1／4赚回所花费用，但其战略意义远大于此，可以说每次兼并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反观东南亚各国，除日、韩通过兼并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外，其他各国多半没有通过兼并战略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
其三是增加了竞争成本。财富流向过于集中，导致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暴涨，劳动力价格也随之升高，使得经营成本大大提高。
其四是扭曲了金融市场。巨额财富投入金融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充满投机，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索罗斯判断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有机可乘的标准之一，就是信贷抵押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这使东南亚金融市场很快成为攻击目标，并最终受到灾难性打击。
（二）“冒进战略”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
“冒进战略”指越过工业化进程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战略。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东南亚一些国家都以发展金融服务业作为现代化的目标，高楼、股市和高消费成为现代化的标志，造就了大批一般商务人才。这种战略有其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也很明显。
首先，它的消极方面在于使工业化落后甚至倒退。以香港为例，在成为金融中心的同时，制造业大举向广东转移。与现代化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相反，生产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型企业使很多人成为百万富翁，产业创造的财富与产业竞争力不成正比。70年代台湾要向香港购买电子产品零部件，而90年代情形正好相反。当金融危机使制造业创造的财富一夜之间随楼价股价暴跌而骤减后，香港已开始反省其工业的倒退。事实上，不管是后工业化还是知识经济，都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化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与协作、产品更新与交换、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经营方式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动力等，所谓“后工业化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信息服务业在GDP中比重虽然越来越大，但工业和制造业的绝对产值并未下降，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更是不断升级，而金融与工业的关系一直是相互推动相互受益，正如“创业基金”推动高科技发展、杠杆借贷推动兼并浪潮。
此外，它的隐患在于其追求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金融贸易中心”，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正面临着新的冲击。一方面，资本全球化和资本的迅速流动，大大增加了金融监管的压力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另一方面，信息产业的高度发展对传统金融贸易中心的功能也提出了挑战。已经有人对上海金融贸易中心战略下的产业优势衰退提出质疑。另据美国《商业周刊》的最新报道称，1998年美国约14％的股票交易是网上交易，比1997年增加了50％。这被称为是给华尔街带来的坏消息。相信这只是挑战的开始。
（三）“拿来主义”跟不上创新的步伐
创新在世界领域通常有两个层次，一是发达国家的创新，二是后进国家的模仿。模仿在东南亚各国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领头羊日本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至。可以说，在经济、技术、教育乃至文化方面，东南亚各国的“拿来”之风盛行。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东南亚各国与美国等经济最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既然如此，为何这种模仿没能顺利地使东南亚各国跟上新一轮创新的步伐呢？显然对“拿来主义”也要进行反思。?
首先，不是什么都可以拿到的。早在80年代，美国人所著《日本的阴谋》一书曾轰动一时。该书反映了日本政企合谋，以仿造、剽窃、贿赂等手段获取美国技术，再以倾销、违约和限制进口等手段占领美国市场，从而一举击败美国的电视、半导体行业。由此也引起美国人的震惊和愤怒，加强了美国人严格控制本国技术外流、粉碎日本成为世界知识密集型产业头号大国梦想的决心。此后通过在技术开发与转让、反倾销和涉外投资等方面多年的努力，美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技术创新的领头羊，也把日本在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发展中远远抛在后面。?
其次，“拿来”与创新常常貌合神离。比如，创新越来越依靠市场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视无形创新。像明码标价、信用消费就属市场创新，而经济组织变革、经营方式变化、环保意识树立、金融工具发展、市场法制健全等，更是对一轮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技术本身。
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15302
1 引言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从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大幅滑坡,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但经济目前还未进入强劲反弹的道路。从物价来看,2007年4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不断攀升,2007年全年CPI指数上涨4.8%,2008年2月CPI指数高达8.7%,创历史新高。随后几个月CPI和PPI大幅回落,已连续数月为负值,截至2009年7月份CPI同比下降1.8% PPI降8.2%。同时货币供应量高位趋稳,2009年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2%,增幅比上年末高10.6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9.59万亿元,同比增长26.37%,比上月末高1.6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42万亿元,同比增长11.59%。同时我国对外依存度扩大,内外失衡,虚拟经济也在不断膨胀,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货币增长率上升虽然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但有着密切联系,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迫使总需求的“主动增加”,尤其是促进了资产价格的上涨,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并引起通货膨胀,剧烈的通货膨胀就会对宏观经济形成极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2 西方关于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为:货币对经济不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不影响实际的经济变量,货币就是中性的,不然货币就是非中性的。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对货币中性的理解在程度上也不完全一致。代表性观点有:(1)古典学派的货币中性论主张货币经济只不过是实物相互交换的实物经济,货币仅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启到媒介作用,对实际经济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2)威克塞尔货币非中性论,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中引入了“自然利率”的概念,认为货币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由于货币在资本形成和资本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非中性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在短期内影响就业、产出和收入等实质经济因素,而在长期内则影响价格。把利率作为货币与产出的枢纽,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主张货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实际经济:货币市场决定利率,再通过利率影响投资,从而影响总需求,导致总产量和总就业量的变化;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它与其他金融资产存在替代效应。(4)新古典主义的货币中性论认为,宏观经济总量的解释只是建立在单个人的最优化选择的基础上的。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通过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市场出清、理性预期和只有实际变量才至关重要等应用于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得出了货币中性的结论。声称货币主义的短期和长期不是特别有用的,真正的区别是预期与未预期到的差别,正是由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能预期到系统的货币政策,货币对经济中的实物变量不产生影响,从而回到了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中性的观点。
3 货币与经济关系计量分析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控制货币存量的增长率,使其按照一个或几个关键的经济变量的变化而同步连续地变化,货币当局就能提供一个可为经济稳定发展的货币背景。对此,本文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物价上涨率)与货币存量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下面,我们选择1978-2008年间的M0供应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GDP 增长率(年度数据)作为我们实证的数据区间,根据货币数量论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的货币供应政策的稳定性进行计量考察。
(1) 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供应量增长率相关性分析。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数据,应用统计计量分析软件Eviews,得到了M0供应量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得出,m0和cpi的相关系数为0328686642237996,m0和gdp的相关系数为035392280266161正如现代货币数量论和许多实证所验证的那样,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与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货币的长期周期性变动与相应的货币收入(或国民收入)和价格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和稳定的。另外,根据它们之间的点线图,我们可以得出,M0增长率与GDP 增长率、M0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变化具有大致相似的同增同减的长期趋势,即它们具有长期的一致性。当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们相互之间的变动是否是即期还不明显,我们将在下文给出分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当经济波动较大时一定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较大的波动。
(2) M0供应量增长率、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运用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得如下检验结果。对于通货膨胀不是货币供应量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而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 0.80471,表明通货膨胀不是M0 增长率Granger 原因的概率较大,不能拒绝原假设。而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只有 0.01037,表明我们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认为M0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 成因。对于GDP 增长率与M0 增长率之间的Granger 因果关系,我们得不出类似的结论。
(3) M2 供应量增长率、GDP 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回归分析。由上面的相关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运用货币供应量的两因素模型对三者进行回归分析。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CPI =94.87505(8.602099)+
37.59689 M0(-1)(8.692193) +
16.14602 M0(-2)(8.603579)+
7.041960 M0(-3)
R=0.533619 F=9.15336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检验,并且整个方程的F 检验也是显著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于物价水平的波动具有显著地影响。另外,我们也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GDP =0.097290+0.068918 M0(-1)(0.045173)+
-0.030353 M0(-2)(0.045646) +
-0.053743 M0(-3) (0.045180)
R=0.147209 F=1.380957
它的回归系数的t值不显著,方程也不显著。这说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4 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合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和我们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同时,货币总量的变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而经济变动受到货币变动影响的关系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因此,当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存在明显波动时,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波动。1978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基本上遵循着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政策主张。然而,由于经济的大幅度增长,投资的狂热和相对无序,货币当局无法摸清经济运行的规律而又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导致了货币供应不连续、不平稳、无规律地变动。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经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物价持续上涨和经济波动。如在1990-1996年间,我国的货币供应总量增长率平均都在25%以上,由此直接导致了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泡沫经济和平均1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害。同样的原因也造成了1988年和1989年高通货膨胀(分别为18.5%和17.8%)和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恐慌。同时,由于对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缺乏考虑,货币政策造成经济波动的突发性反过来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的被动性,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如1997年以来,我们虽然制止了高通货膨胀,却又陷入了持续的通货紧缩(1998、1999、2000年的物价上涨率分别为-2.6%、-3%、-15%),在某种程度上这不能说不是在治理通货膨胀时由货币政策的突发性造成的,目前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对以上分析结论,以及我国当前的实际经济背景,我们提出以下政策主张:
(1)根据经济的长期预期增长率来指导货币供应政策。由于长期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是由实际的劳动力增长率、生产技术的发展速度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因此,为了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至于对长期经济发展冲击,引起经济的不稳定,我们就必须使货币总量的增长率紧跟真实经济的长期预期增长率,进行连续、平稳的供应货币。稳定的货币供应还会使一般公众建立起对货币政策的信任,使货币当局的政策在执行时更为有效和及时。
(2)货币政策应以稳定物价水平为目标。由于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当货币增长引起物价水平上涨后,公众预期价格将会持续上涨,投资者愿意投资,借款者愿意借款,这样就使利率不断上涨,经济趋于狂热,结果泡沫经济和危机就随之而来;反之,物价下跌后,公众相反的行为使利率不断下跌,最后也会使经济趋于崩溃,并且这种影响过程是逐渐的、长期的。因此,为了消除物价的恶性影响,盯住稳定的物价目标是可取的,而这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与推动物价涨跌间稳定的关系来达到这个目的,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实证结果那样。
(3)加强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富有弹性,财政政策对利率的缺乏弹性,使得财政政策相对货币政策来说是无效的。
因为财政政策只是对现存的货币总量进行再分配和使用,它排挤了“私人”投资而转为“政府”投资,这种投资的“乘数”效应会大大降低。而根据长期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所确定的货币政策,当它与财政政策共同实施时,可产生繁荣的经济增长,这已有许多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所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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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的区别范文第5篇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都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体分析我国的房地产业仍处在绿色景气区内运行，但是，局部过热和结构性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1、房地产投资稳步上升，地域热点显现
发展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资本积累，投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投资的稳步增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一个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就尤为重要。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经济实现7.3%和8%的高增长率，其中投资贡献率高达3.6%左右。在国内产业结构在调整中，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0年的5.6%，逐步上升至2001年的20.7%（表1），弥补了传统产业投资增长率下降的遗缺，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慢慢显现出来。
从总量分析，在1997～2001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分别为8.6%，13.9%，5.1%和10.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2%，13.7%，13.5%和21.5%，略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并没有出现1992～1993年增长率高达117%和165%的过热现象（图1）。
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基本合理，2001年住宅占投资总量的比重保持在66%，
其中普通住宅占51%，别墅和经济适用房分别占6%和9%，办公楼为12%，商业用房为12%。
从房地产持续投资热点的分布来看，它主要集中在以广州、上海和北京为
主导的三大城市群（图2），从2002年1-9月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9.%，31.4%，30%，33.4%，31.4%和40.1%。客观地讲，这些地区房地产投资热有其合理的因素，也有令人担心的一面。三大地带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换代，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劳动力的流动都会增加对房地产的需求，但是，与其他产品一样，房地产投资也要以需求为后盾，没有效的需求，房地产投资就不可能持续的增长。那么，我国的房地区性投资稳步增长是否有需求的支撑？
2、销售率空置率，地域分化明显
近几年，购房低息贷款、减免税费、户籍制度的松动是刺激居民购房的三大政策因素，2001年商品房屋和商品住宅的销售率（当年销售面积占当年竣工面积的比例）分别是88.4%和75%，其中商品住宅的销售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图3）。
但是，在销售率回升的同时，空置面积也在上升，达到12000万平方米，其中，空置期一年以上的为4000多万平方米，占当年房屋竣工面积的13.4%，高于国际警戒线10%。对于空置率需要我们做认真的分析。首先，空置率上升无论何种原因都不是一个好现象，空置率高意味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占压银行资金多，由此会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市场上任何一种产品都需要有合理的库存。房地产作为一种价值高的大宗商品，其合理的库存期、库存比率应该为多少？以住宅为例，我国房地产开发的房屋多是高层和多层，国外多是一家一户住宅，不同样式的住宅，其均好程度差异极大，因此，就有好卖与不好卖之分。那么，不同质的住宅空置率是否具有可比性，就值得商榷。此外，国外的空置率是以全部存量房为分母，而我国城镇存量房有多少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再次，地域差别。即便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其对空置商品房屋的承受能力也大不相同。1998年东亚危机爆发后，海南空置商品房425万平方米，给当地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带来重创，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烂尾楼”，而当时上海的空置房屋接近700万平方米，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却能使之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仍以房地产投资三大热点地区为例，1998～2001年，广东的商品房屋销售率为66%，69%，71%和68%，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销售率走低的情况下，施工面积仍居高不下，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同期，上海的销售率为73%，90%。85%和100%。截至2002年9月，上海商品房屋销售面积为1404万平方米，当期竣工面积为1194万平方米，销售量大于竣工面积无疑有助于消化空置商品房屋。鉴于销售率和空置率是房地产前期投资经营活动的一个结果，因此，全面的、动态地分析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和拆迁面积的联动关系，才能对销售率和空置率的变化做出正确判断。
3、价格基本平稳，结构变化突出
2002年1-9月份，全国一些大中城市的房屋销售价格涨幅较快，其中，宁波南昌、杭州、青岛、上海和厦门的销售价格指数分别为119.2、109.3、108.4、108.7、107.9和104.4，涨幅超前。但是，全国总体平均价格的走势力基本平稳，特别是与百姓相关的商品住宅价格涨幅很小，在北京等大城市还出现了小幅回落（图4）。
可是面对走低的价格，广大百姓却仍找不到自己能负担得起的住房，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平均价的构成，或者说住宅的结构。我们的统计分析中，只提供住房价格的平均数，却很少提供不同价位住宅所占的比例，或每套住宅的价格。以北京为例，近几年为配合旧城改造，增加了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低价位住宅的供给增加无疑会拉低平均价格。此外，北京这两年炒“入世”、炒奥运会，城市建设摊大饼式的急剧扩张，大量远郊别墅、高档住宅星罗旗布，由于远郊土地成本低，别墅的平价为7583元/平方米，低于近郊区11605元/平方米，这样大量城郊楼盘的推出，也有压低整体房价的作用。
因此，总体房价的合理并不意味着住房供给结构的合理，单位价格（元/平方米）的走低并不意味着每套住宅的总价位走低。北京等城市经济适用房单位价格虽有政府控制，但是由于每套住宅的建筑面积大、建筑标准高，造成每套住宅总价位过高，结果许多工薪阶层还是买不起。加之低价位住宅的地段不近人意，靠公交车上下班的工薪阶层多希望购买京城四环以内的住房，可低价位的住宅多在五环和郊外，在地铁、公交车等多种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的情况下，买经济适用房多为经济收入可观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4、炒地圈地热，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隐忧
实事求是的讲，北京等大城市房价高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中“五多”——常驻人口多、老外多、外来人口多、高收入者多和集团购买多都会推动房价上扬；但是，土地市场的不规范，炒地圈地热是造成北京等大城市房价盘升的根本原因。许多地产商借“旧城改造”之机或赶在2002年7月1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实施之前忙着圈地，以增加自已的土地储备，致使2001年北京购置土地面积增幅达到173%，在全国名列前茅（图5）。
圈地炒地让地产巨头从中获得了暴利，地价经多次转手越抬越高，房价也就跟着上去了，这种圈地炒地热对北京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贻害长远。熟话说“没有能长到天那么高的大树”，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长下去。因为任何来京创业的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生产与生存的成本，短期的涨价也许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当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过可接受的成本，那么，北京就丧失去了吸引创业企业和人才的优势。香港土地成本高、房价高已成为其经济发展一大制约因素，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省吗？
5、房地产信贷发展有喜也有忧
房地产是一种投入大、价值高的资产，无论其投资与消费都不离开金融的支持。从住宅消费信贷方面分析，将抵押信贷机制引入住宅市场，对于多年来习惯于追逐的“大企业”、“大项目”、“大笔贷款”的中国银行业来说无疑是一重大突破，对于习惯了“量入为出”的广大百姓来说更是消费观念与行为的一次巨变。个人住房抵押信贷的迅速增长，不仅改善了银行资产结构，提高了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盈利性”，也促进了住宅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从房地产开发信贷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增幅很小，致使国内贷款占企业资金来源的比重一直在22%徘徊。相比较，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所占比重却不断上升。那么在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多年负债率高达76%的情况，自筹资金主要是依靠预售房款和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而消费者购房的预付款除一部分个人储蓄金外，相当一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因此，无论资金以何种形式出现，多是从银行的口子出去的。
那么，靠银行信贷搞投资是否会诱发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在现代信用经济社会，银行借贷作为一种融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泡沫，能否诱发泡沫取决于资金的投向和使用效率，如果将资金投向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中、低档普通住宅，投资的结果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增进社会的财富。反之，盲目地炒地、炒高档楼宇、高档娱乐设施，表面上热得不得了，实际上供求关系严重失调，泡沫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分析房地产业是否存在泡沫，银行信贷的规模、增长速度只是一个变量，关键是看资金的投向和资产的质量。
此外，银行自身体系是否健全也是抵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关键。衡量银行体系健全的基本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坏帐率）、经营管理水平、收益率和流动资产比率等。在1997东亚危机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房地产信贷占银行资产的30～40%，却能在房地产价格大幅缩水时安然无恙，因为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达15～20%，不良资产率仅为3%，而韩国、菲律宾和泰国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在6～10%，不良贷款率高达22%，因此，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使这些国家的银行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Collyns，2002）。在我国银行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率居高下的情况下，个人住房信贷和房地产企业贷款应在银行资产中应占多大的份额才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在我国信用制度、抵押保险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如何提高房地产信贷的质量？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举措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形势看好，且此轮房地产热主要是消费需求拉动的，与1992～1993年单一的投资热有质的区别，但是，总体形势看好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和隐忧。我们认为，我国房地产业潜在的风险不在总量，在结构；不在速度，在质量。因此，对于不同的房地产热，政府的调控方式也应有所不同。根据房地产泡沫的生成机理，我们认为，防范房地产泡沫应采取如下措施：
1、从土地源头入手，规范土地市场
土地资源短缺不仅是困扰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也是困扰城市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利用相对贫乏的土地资源为全体国民提供一个公正、平等、富足和安定的发展与生存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有赖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认为：首先，应通过立法确定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以防止朝令夕改、急功近利，保障土地使用结构的合理性，为城市和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其次，加快建设有形的土地市场，实现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公正、公开、公平。今后，国有土地无论使用者是谁（政府或其他企事单位），土地出让都应纳入有形市场，避免“黑箱”操作的诸多弊端，且招标并不是简单的价高者得标，政府可用综合指标，包括企业的资质，以往的开发业绩、土地使用方向、开发项目的市场前景等，来确定中标者的资格。这样，政府才可以有效的调控土地供给的规模、条件、时序和位置，同时，有效地保障百姓急需的普通住宅用地供给。再次，建立土地信息系统，各城市政府应对所有待出让的土地、现有土地使用结构、规划、评估价格等信息公开，防止信息不对称为一些人圈地、炒地谋取暴利便利；第四，对违规违纪者应给予严厉的制裁，以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
2、灵活运用利率、税收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
近两年的房地产热，在一定程度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刺激下形成的。在经济紧缩时，低息、减免税政策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本无可非议，但是，长期实施一种政策，或无视受益对象实施同一政策，就可能给市场一种错误的信号：多次降息、资金成本低会诱使许多企业、个人涉足于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导致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为引导企业投资与开发更符合市场的需求，政府应适时调高投资别墅、高档公寓、高档娱乐设施、商厦写字楼的贷款利率，调高个人非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使低息政策更好地向中低收入者倾斜；各城市政府还应对高档不动产开征不动产税，并可采取累进税。这对于中国一个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有利于抑制奢靡之风泛滥，而将有限和宝贵的资源用在实现城镇和工业化上。此外，完善市场信息的供给，也是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内容。
3、完善房地产金融体制防患于未然
我国银行业是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涉足房地产信贷业务，从外部环境上讲，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抵押制度和抵押保险机制不健全，从内部机制上讲，我国银行自身存在着许多脆弱性，如资本不足、不良资产过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低等，这些都会加大房地产信贷的风险。但是，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冲击，多次下调利率利差收益缩小的压力，我国银行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新兴的房地产信贷特别是个人住宅抵押信贷则成为银行业理想的选择。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是一种好资产，但持有比例过高，也会增加资金成本和经营风险，这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在美国，人住房抵押贷款仅占商业银行资产的18%，占抵押银行资产的50%，银行资金来源不同，资金的运用也会有所不同。在香港，银行要及时动态踪贷款的质量。因此，我国的银行业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能力；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信用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险和抵押二级市场的发展，这样才有利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共同发展。
4、努力提高企业竞争力，迎接21世纪的挑战
21世纪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都为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该认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我们不仅是未来城市的开发建设者，还是未来城市、地域空间设计者；我们为人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实物资产、价值的载体，还有全新的知识技术、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投资与经营中少一点盲从，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炒作，多一点真诚，给消费者多一点实惠。认认真真的在产品的质量、功能与服务上下功夫，我们的房地产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徐滇庆等，“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