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的利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计划经济体制的利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计划经济体制的利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医院 融资合作 利与弊 探析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3.584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3-0377-01

国内医院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社区医院、县级医院、市级医院。自2006年新医改之后，国家开始强调医院的公益性，并将公益性原则贯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通过取消药品加成的方式来减轻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经济负担，适当减免其医疗费用。这一政策对病人和患者是一种福利，但从医院方面来讲，医院的盈利额便会在整体上有所下降，如果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医院终将走向自负盈亏的道路。为此，国内医院想要不断发展，通过正当渠道谋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就要开始探寻更多的融资渠道。

1 医院体制改革和融资合作现状

1.1 医院体制改革的现状。医院融资合作和医院体制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院实行融资合作的根本原因就是体制的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国内医院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医院内部医疗设备、技术、药品等等都开始呈现出老化、落后、亟待更新现象。再加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国内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无法再满足社会发展要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医院也开始推行医疗体制改革，但目前所采取的诸多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和解决医院的运行机制，以及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国当前所推行的医疗运行机制改革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改革处于停滞状态。

1.2 医院融资合作现状。医院可采取的融资方式很多，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租贷或抵押等等。然而在这些融资方式中，相对可行的融资方式还是融资合作经营，常见的融资合作方式有委托经营，或经营合作租赁。合作租赁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医院和商家外部进行合作，且可以在外部组建实体，双方根据合同内容进行灵活管理。在这种融资合作模式中，医院负责提供所需场地、技术人员以及相关的设备设施；外部商家则主要负责提供相应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医疗所需的大型先进设备、医疗材料等等。

2 医院推行融资合作经营的必要性

上述提到，国内现阶段所采用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租赁、贷款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国内医院由于受到经济体制限制以及相关国策的影响，无法适时将院外资金融入医院内部，促进医院经济发展。而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内医院开始考虑融资合作经营方式，推行一院两制，以投入资金的多少来决定股份分红和各方的权利、责任意思义务。

3 医院融资合作的利弊

3.1 融资合作的“利”。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国内医院推行融资合作方式，以多力合作、共赢手段来促进医院经济增长的主要好处是：①促进医院经济增长；②深化医院运行机制的改革，使医院管理机制能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接轨实现国内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③可有效防止资产流失；四，能够维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等等。

3.2 融资合作的“弊”。融资合作经营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医院带来巨大利益，同时又存在一定的弊端。对于医院来说，其在发展中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想要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就必须从外部探寻机会，开展适量的融资合作经营活动，助推医院经济更快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医院开展融资合作经营活动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而这些风险便是融资合作中的“弊”。现站在法律角度来对医院实行融资合作所面临的风险作详细分析。

3.2.1 医院产权风险。目前，绝大多数情况下，医院的院长仅是资产的运营者管理者，而非所有者，其授权范围、决策权限、财务控制及发展动因等方面均不明确。当医院对外合作项目中涉及产权归属、收益所得归属等具体问题时，极易搞不清谈判合作主体，是医院上级主管部门还是其他专设机构。因此，医院在开展对外项目合作时，其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授权范围、决策权限问题，这是处理其他一切问题的最根本前提。

3.2.2 管理运营风险。管理运营风险主要是指医院内部管理行为所带有的风险因京。现阶段，我国国内大部分医疗机构都存在“一支笔”现象，医院内部所设立的相关的监督机构只是一个摆设，并不能在实际管理中起到作用.医院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小、效果也比较差。另外，国内还有一些医院并没有没置专门的法律部门，医护人员以及医院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不能做到事前预防、事中审查，事后应对来规避法律风险。

3.2.3 品牌归属风险。目前，在对外合作时，医院最应关注、重点警惕的是以品牌等无形资产开展的项目合作。由于品牌输出首先攻击的是市场需求而非供给，主要利用医院廉价的人力和资源，加之受众认可的品牌效应来提供医疗服务。目前，固有医疗机构展开医疗项目合作时，一方面缺乏品牌价值意识，很少利用自身品牌价值来加码，谈判利润分成，隐形损失较大。另一方面缺乏品牌保护意识，当运营多年的品牌价值显现时，不懂得利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现有利益，甚至被合作方占得先机。

3.2.4 过程审查风险。合同是规范合作双方行为最基本的约束性文件，是规定合作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文书，是解决合作双方争议问题的根本依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签订合同时未对合同条款逐一措辞修订、严审把关，导致医院方权利偏少、义务加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不断深化，国内医疗事业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也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逐渐从传统的经营管理机制中转变出来，与时俱进的引进了融资合作经营方式，从根本上作了相关的改变。然而鉴于医院服务的特殊性，融资合作经营除了能够给医院带来利益之外，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巨大的经营风险，这就要求相关管理人员对融资合作有着正确的认识，并认真做好利益权衡，以免融资合作失败，给医院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参考文献

计划经济体制的利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双轨制 转轨与转型 并轨

改革开始，是为了摆脱“穷社会主义”的困扰，打破计划体制下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落、企业缺乏竞争、劳动激励不足与官僚寻租等症结，以结束短缺经济、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后来理论上也在传统的指导思想中不断突破，如“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最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实质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嫁接市场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转型的过程。

本文中所说的并轨是指现在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成分的“双轨制”向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并轨；转型是指政府公共权力向适应市场经济方向的过渡，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的政治体制。

一、价格双轨制

由于原有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现出严重的弊端，因而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计划价格形式，许多生产资料价格严重低于价值，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原来改革过程的方向设计是：除极少数重要生产资料外，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但考虑到如果一步到位，担心全面实行（价格）完全市场化会引起过大的震荡，各方面难以承受，因此就存在计划和市场两套机制并行，同时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运行机制，这就是在1985年中国正式形成的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包括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紧缺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即同一城市、同种商品同时存在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状态，国家计划任务内的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生产部分和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这是经济体制转换时期新旧体制并存的反映。另外包括利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和其它广义价格的双轨制，这都是从过去单一的计划价格转向未来的有控制的市场价格的过渡措施。

同一商品中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其利弊都很明显。其有利方面表现在：1、能刺激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2、促使生产资料使用企业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消耗。3、搞活生产资料流通，使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及一部分国营企业能通过非计划渠道取得全部或部分急需的生产资料。其弊端表现在：1计划外冲击了计划内，计划合同任务难以兑现。主要表现为企业将部分计划内产品在计划外销售获取利益。2、在存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及部分计划价格严重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的情况下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没有国家的强制定价，会引起价格猛涨。3、引起市场秩序混乱，流通环节大增如“全民经商”，滋长投机倒把和腐败现象。因为存在两种价格，并有相当大的价格差，造成可以计划调拨商品的部门和个人有寻租机会或成为寻租对象，也就是所说的“官倒”。因此要去弊存利，必须创造条件使两种价格水平接近，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价格单轨制。

众所周知，“旧双轨制”（价格双轨制）从孕育、出台到淡出，给我们的记忆带来了不幸，那些属于先富起来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双轨制”之赐，少部分官员也从“旧双轨制”中寻找到了腐败的温床（钟伟，2004）。据当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报告显示①，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这也是出现的是在上一世纪末的“权力腐败”（如“官倒”）问题，引发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在民间也出现强大的反对声音的原因，并引发政治风波。虽然使改革的走向出现了“向左转”的势头，但最终使价格双轨制基本实现并轨，“官倒”现象失去了大部分寻租的“价差”。

但无可否认的是，随着“旧双轨制”的淡出，除了能保持国有企业占主体成份外，还培育了大量的非国有企业，也使绝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市场化了，各种商品和得到极大的丰富，使我们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时代。

二、“新双轨制”

“旧双轨制”已经另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我们还算是幸运地收获了比代价更为繁华的“果实”。而“新双轨制”的出现，是在“旧双轨制”的衰亡中不断滋生形成，被经济不断快速发展所掩盖。随着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改革得益群体与弱势群体悲凉命运的巨大反差的加深，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激烈争论中而被人们所揭示和认识，但实际上部分是在旧双轨制中的延续，双归制并没有真正消失。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市场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大部分的一般性消费商品和服务均已经市场化，而对于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仍未真正市场化，市场发展则相当滞后，其价格受到严重的人为扭曲。使公共权力和有公共权力背景者可以在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之间获取巨额租金。主要表现有：

1、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如扭曲利率市场价格，利率不能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受行政管制，以低于正常使用价格的资金通过银行再流向贷款量最多的国有企业及其它有相关背景的企业（如自有资金不足需大量支持房地产企业等），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损；

2、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如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设计的“征地、补偿、批租”制度，为政府及有其背景者滥用“公众利益”之名而损害农民利益在法理上大开方便之门，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低价“征用”后高价转让和国有土地划拨后获取巨大收益；

3、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如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下，近十年无实质增长，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护欠缺，灾难事故不断发生，更有长期对“农民工”甚至是全体农村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欠帐；

4、国有企业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问题。通讯、能源、电力和交通等类型国有企业通过行政垄断价格在民众中取得收益，如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从1998年到2003年实现利润从213.7亿元提高到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2004年1-11月实现利润6970亿元②，那么在六年时间利润就增加了超过33倍，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③。这种利润的来源是高度集中的垄断，也可以说是对企业所有者实行垄断价格而来的，因为这些企业是“全民所有”，但其产品及服务大部分来源于“企业所有者”的中国公民的消费，出现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剥削”企业所有者的现象。另外，就是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转让无序，权力与资本在缺乏大众参与下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一定意义和数量上国有资产流失，并形成既得利益阶层和弱势阶层。

据统计，新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在11500亿元[钟伟，2004]。而胡鞍钢通过论证计算，从1994年-1998年，由于双轨制下存在的腐败损失，包括各类税收流失性腐败损失、大规模的非法经济导致“黑色收入”、腐败造成大量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流失、行业垄断造成大量的租金损失，仅仅以上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水平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④。

“新双轨制”的延续滋生及其带来的巨大代价，是人们开始所料不及的，更形成了多年来“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经济靠劳动力”这种形式的“掠夺经济”，也是钱颖一教授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钱颖一教授指出：我们发现坏的市场经济共同的特点是对两种掠夺约束不够，第一对私人掠夺约束不够，也就是说政府该做的事情它没有做。第二，对政府包括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往往是政府的原因，也就是说它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大，必然会导致这类情况出现。

经过二十多年多年的改革，最终使原来的价格双轨基本实现合并，却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延续和滋生新的双轨制。虽然中国的改革凭借此实用主义的态度取得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并被总结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更被国外学者认为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但是，却产生众多的、不可遏制的腐败现象，也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产生命运悲凉的弱势群体。最终暴露出来的实质是——转轨过程中的艰难转型。

三、艰难的转轨与转型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不再讨论是不是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要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目前首要的是约束政府的掠夺，包括权力过大造成的腐败。最后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但现实问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转轨时期的经济运行同时承担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任务，也同时包括公共权力的转型，即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转轨的同时实现政府的转型，具有“转轨一转型”的双重内涵，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所特有的渐进式改革，在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转轨过程中，导致双轨制下所出现的腐败和收入不公等社会问题，更导致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转换和政府公共权力的转型十分艰难这种特有现象。

由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断修正完善，公共权力的影子随处可见，使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更形成了社会分配比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以往的计划经济存在更大的不平等。其特征如下：

1、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双轨制下，国家公共权力一直主导资源配置，包括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人们的消费资料。

2、由于国家公共权力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支配（分配）权，形成了依附于这种权力的庞大群体。如政府官员（包括一般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员）、不属于公务员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国有企业职工等。这些依附于分配权力的群体实质是原有体制的得益者（相对于占大多数人口比例的农民来说），至少是受保护者，他们一直在计划体制下“享受”着比最低层人群（农民）相对要好的待遇。

3、双轨制是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导致依附于权力获益的群体的最终分化，并且利益对立。也就是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权力通过权力（和权力背景）寻租双轨制下存在“差价租金”来获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数量的“权贵阶层”，并再继续寻求权力来保护和强化自己的利益。而缺少权力及权力背景的则因财富资源被权力控制或相当部分被瓜分，原有相对平等的现状被打破并且差别不断扩大，其利益受损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尽管今天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已超过计划经济时代，但同当时相对公平的无差别幸福感甚至相对于其他群体（如农民）有优越感对比，要优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

因此，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的制度，存在更极端的分配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在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没有同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缺乏公众的参与，公共权力主导资源配置仍未得到有效监督与制衡而导致财富向少数人倾斜，使在原来体制中的共同得益者分化成既得利益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两大对立的群体，并形成进一步改革的两大阻力：一是公共权力和有公共权力背景者的既得利益群体，千方百计要维护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希望进一步改革使他们的权力及利益失去。二是多年改革形成的弱势群体，他们未能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而对现有改革从心理上和现实行动上加以抵触。

具有难以名状意味的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就造成了现在的改革难以进一步的深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的转型难以进一步推进的根本原因。

也许需要论证在转轨过程中，我们所选择制度及制度的改善与发展的模式相适应和匹配得当，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才能取得明显的绩效。但在渐进式改革存在的双轨制下，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毕竟处于没有定型的动态和不确定状态，必然难免使转轨过程中出现制度模式与发展模式匹配失当的问题，带来矛盾的累积和结构性失衡。这些已经在现实的转轨过程中有所发生，如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和城市企业下放权力时几乎马上取得明显的效果，而近几年则暴露出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并由此引发巨大的争论，造成对改革的徘徊不前。

但最大焦点和不能回避的是产权问题，并且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仍然如何处置成为困扰改革的实质问题。所以，“政府所有产权，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并发各类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推动政治相适应发展的主要障碍，产权公有既障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又抑制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常改革” ⑤。

目前，出现以下不利于改革进一步推进的几种思潮：1、彻底否定现有改革者。有的怀念50年代或计划体制下的社会“纯洁”，充满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呼吁对已经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行清算⑥，是一种明显的和危险的政治诉求。也引起失落群体回味以往，想继续躲在原有体制下得到权力的“施舍”、要回到原有体制下“平等”生活；2、维持现状者。认为不进也不退最好，其实这是目前形成了的“权贵资本”者，希望维持现状继续“浑水摸鱼”；3、激进改革者。认为要一步到位，彻底完成市场经济的并轨，“大乱求大治”。这几种思潮都不利于进一步的改革，更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四、并轨与转型

那么，我们是往后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停止现有的改革维持现状？还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完全并为市场经济？或者还有第三条路？大方向不明确是很难在具体问题上找到答案，最终只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所发生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将会激化。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1917-1950）的时间里，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进行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试验”，但最终的结果是在20世纪末几乎同样彻底却方向相反的体制变革，试图重新建立市场并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在当今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中只剩下有2个国家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而且改革到了今天，对于已经加入WTO，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大潮的中国来说，已不能置身度外，而且市场经济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因此，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已经是不用再争论的话题。

由于体制转换要在经济一刻不停的运行中进行，并在经济运行的效果中检验、校正，这不可能避免有问题出现。改革也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建立和调整新的利益格局的过程，肯定会有部分人利益受损。那些一直在计划体制下“享受”着比最低层人群（农民）相对要好的待遇，在今天相当部分变成了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认为改革对他们不公平，但为什么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极少为农民的不公平而呼喊呢？在所谓“公平平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来可以剥夺最大群体——农民的利益而转移向其他群体，甚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他们几乎一直“丧失”话语权，这对于他们又是否代表着公平平等呢？

当然，改革并非就忽视社会的公平，如果忽视了社会公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已经告诉我们，改革如果失去了社会的公正，就会出现社会危机，那么反对改革者就会以维护“公平”名义的纠集力量，甚至用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批判来阻碍改革，使改革夭折。但建立市场经济更加需要的是公正。例如在执行同等规则下，体育竞赛后的结果产生冠亚季军等名次，其获得的奖励各有不同，我想没有人说结果不公平。所以，公平是指竞争结果的平等，而公正则指竞争过程的平等。目前中国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及两极分化的现象，但问题并不是在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出现的市场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更不在于普通民众刚开始享有的有限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而是公共权力及有公共权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极大地阻碍着市场的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及其公正竞争格局的形成。其实，而且二十多年来形成了各个社会阶层，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改革也是各方面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需要允许公民的政治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扩张。

既然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并轨则需要有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建立民主法制社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社会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其实质是法治经济，必须明确执政党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社会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明确公共产权与私有产权，这必须用严肃的法律来确定下来，并有独立的司法加以保证。虽然以往有过制订法律的“跃进”时期，但缺乏各方面利益的参与和博弈，法律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及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市场经济的社会，必须要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使其不能背离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法治，单凭道德力量的约束和简单的道德批判及意识形态的专制，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规则和秩序。

要实行法治经济，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需要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虽然在中国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革之前，改革难免受权力所左右，但改革毕竟在中国制度中引入了全新的约束，中国的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已经并继续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也动摇了中国社会中传统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在中国社会造就民众能够监督和约束国家权力的利益格局和经济基础，扩大了公众的自由。在经济体制上的改革过程中，公众越来越渴求政治体制能与之相配合和相适应，不能随意支配公众资源，也就需要政府的转型，使其真正转到“裁判”和服务的职能上面来。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用公众提供的公共财政去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按社会公众的集体意愿提供市场机制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

五、并轨与转型的路径选择

转轨只是一个过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但如何实现双轨制的并轨和政府的转型，需要选取正确的路径，以降低并轨与转型的成本。

众多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也是存在的事实，但并不代表现有执政集团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态势下，还没有能取代现有执政集团的政治力量，实现双轨制的并轨和政府的转型仍需要现有执政党强有力的领导，而且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断修正完善和培育，因此在并轨与转型过程执政集团所领导的政府的角色仍然起主要作用。因为：

1、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结论。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而现阶段仍然有大量的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存在的现状下，如果在这一过程政府权力失效，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就会在无序与混乱中瓜分，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动乱，经济及社会发展将出现极大的倒退，改革的经济与政治成本将十分巨大。

2、现执政集团仍然有强大的能力延缓改革或推进改革，但毕竟推进改革意愿更大。虽然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遇到不少阻力并发生摇摆，社会上也仍然存在反对改革的力量，但现执政集团并没有改变过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轨的大方向，因此需要现执政集团“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从现执政集团以往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到现在增加的“政治文明”以及要建立“党内民主”，均表现出现执政集团也在调整以适应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或许是执政集团要稳固执政地位之举，但证明民主的理念正在深入，也证明了市场力量和社会公众力量的影响力在扩大，民主政治正在得到认同。

3、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中国仍需要过程。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 ⑦。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通过公众力量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上面所说，我们不能采取经济与政治成本巨大的激进改革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并轨，也就不能用激进的方式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且在中国还不具备以激进方式实现民主政治的条件，因为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力量的产生，需要市场经济力量和民间组织形成，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属于民间的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一些民间经济力量如私营企业有相当部分因为在双轨制下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甚至有不合法占有公众利益并继续与公共权力“合作”寻求利益的现象。民间团体如工会、妇联、消协、工商联等仍由政府所主导，甚至代表几亿农民的团体仍没有建立，仍然靠“国家公有”的土地生存，或游离于公共权力保护范围之外的工作。随着共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转移，民间经济力量与政治组织才能得到相互发展，并能脱离政府的主导，民主力量才能建立并最终实现民主政治，这需要过程。

4、任何市场经济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国家--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并非万能，需要政府之手的作用，而且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也需要政府在宏观经济上加以适度调整，更需要政府解决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化解危机，保证转轨并轨过程的平稳。

达尔所说，“民主和市场经济就象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矛盾，但它却牢不可破” ⑧。向市场经济并轨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体制的改变，也需要使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信仰、价值理念、行为习惯的改变。由于中国特有的、与其他国家从根本上不一样的国情，如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比例大）、人均资源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保障未还没有覆盖到全体公民，因此现有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不考虑此现实，更需要现有的执政集团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只能创造条件加快经济与政治改革步伐，既不能放慢脚步，也不能冒险急进，最终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及与相配合其民主政治体制，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

六、结论及一点意见

渐进改革的转轨过程中“旧双轨制”的衰亡但也有延续并滋生“新双轨制”，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双轨制存在虽然能降低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危机和动乱的机会，但却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形成了社会分配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更不平等，并影响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但不能否认向市场经济并轨的改革大方向出错，因为分配不平等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存在的双轨制，其根源是公共权力还支配着大量的资源，使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组织仍存在“依附”于公共权力，并影响民主政治力量的形成，必须创造条件加速改革。

多年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问题仍然如何处置成为焦点，变革产权已成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弃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才能产生独立的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基础。

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需要现有的执政集团的力量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采取先实施产权改革和将政治体制改革跟进的并轨与转型路径。

对于产权改革并非此文的论述内容，下面只是一点简单的方向性意见，有待其他人研究具体解决的办法。

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部分在竞争领域中退出，但不可采取急进方式进行，需经专家学者研究和充分论证后制定初步方案，并公开方案征求民众意见，再由人大讨论决定。1、对于未上市的企业，则可公开拍卖出售转让。 2、最难的是在竞争领域的已上市企业，必须使国有股全部退出后实行全流通。可将非流通国有股在市场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场价格公开转让，并暂停国有控股企业的流通股的交易，并指定过去的某一时间的流通股价为准，如卖出的国有股价格如低于流通股的价格，差价部分则在卖出的国有股所得中给予补偿。由于指定过去的某一时间的流通股价为准给予差价补偿，因而不会发生大众哄抬流通股价现象，而且国有股份占市值达2/3，足够补偿差价部分。非流通国有股在市场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场价格公开转让，也是回归市场价格，由市场定价，不存在资产流失现象。

上市的国有股和未上市的国有企业出售转让后，所得的资金用于三个用途：一部分给全体国民（包括农村居民）按年龄比例计算购买社会保障金；一部分补充入社会保障基金中，由全体国民共享；另一部分给40岁以上（具体而定）上的国有企业职工按工龄或就按工龄计算给予直接现金补偿，这样能平衡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贡献和不能象农村居民那样拥有集体土地的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钟伟：《警惕“新双轨制”！》，南方周末2004-12-09

[2]、韩朝华：《只有产权改革才能平衡政府过大的权力》，搜狐网：

business.sohu.com/20041207/n223359552.shtml

[3]、吕炜：《转轨过程的最终费用结算与绩效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4]、钱颖一：《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避免坏的市场经济》，《经济观察报》2004-12-5

[5]、李炜光：《中国的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经济活页文选》2002年第22期

[6]、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5 年第1 期

[7]、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8]、吴敬琏：《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国民经济管理》2004年第9期

注释：

①、胡和立，1989：《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②、宁南：《巨人国资委》，《商务周刊 》2005.02.21

③、《南方都市报》社论：《国企利润与市场公平，政府如何抉择》2004年12月14日

④、胡鞍钢主编：《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1页

⑤、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远东中文经贸评论》季刊2005 年第1 期

⑥、秋风：《郎咸平事件：一场激情遮蔽理性的辩论》，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98期，2004年09月27日

⑦、亨廷顿：《民主的第三波》，见《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383 页。

计划经济体制的利弊范文第3篇

论文提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务用车制度存在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如何改革和完善公车制度已经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

公务用车是国家行政机关用公款购买、用于公务活动的车辆，目的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确保行政机关高效运行。现行的公务用车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其弊端日益明显。公务用车改革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务用车改革是职务消费改革的重要环节，其效果直接关系职务消费改革的成败，关系政府的行政效率、效能，与政府自身改革建设密切相关。

一、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践及其困境

目前，我国公车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以上问题其实是通过两种途径最后聚焦于一点：公车私用和超标超编配置导致公车浪费严重。

公车改革从1994年开始，截至目前已经16年了，其中在全国掀起了两次车改。原来只在个别地方实行的公车改革，目前很多地方和单位都在积极推行，第三次车改浪潮正在全国掀起。当前，我国许多地区相继开展了公务用车改革的试点。纵观历次公车改革运动，改革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加强内部公车资源和使用资源的配置，通过集中统一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提高公车运行的效率和降低公车运行的成本；二是实行货币化，把原来的公车费用通过货币化的形式转移到使用人的工资中（工资化），与个人的利益直接挂钩，减少浪费、降低支出；三是公车社会化（市场化），把公车资源和公车使用需求资源参与社会市场配置，公车经费不与使用人的工资结合，而是直接购买社会服务。从公车改革的现状看，目前采用前两种形式较多，但后一种形式从理论到实践正在处于积极探索的过程中。

不少地方采取加强公车资源的统一管理，通过严格车辆点边管理，统一公车定编标准，实行归口管理。通过实行经费定额管理，实行国库统一支付，对车辆配备、更新、加油、维修、保险等环节实行全程统一管理。通过实行加油定点定量管理，实行一车一卡，凭卡对号，确保在定点的基础上实行定量管理，按不同型号车辆和维修等级选择不同资质或类别的维修企业，实行在定点维修基础上的优质低价的最佳组合。通过统一调度、统一派车管理，合理调节用车需求，大大提高现有公车的效率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以上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从本质上说公车还是单位所有、单位管理、单位使用、单位处置，公车资源仍是单位配置而不是市场配置，因此传统的公车存在的弊病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由市场配置，可大大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克服计划经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公车集中、统一管理只是公车管理体制改良，不是公车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公车改革须坚持的几个原则

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原则是评价公务用车改革模式优劣、选择和构建最优公务用车改革模式的标准。笔者认为，我国公务用车改革至少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是公务用车改革要有利于规范职务消费。我国公务用车改革的最初动因就是规范职务消费行为，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监督管理，从源头上治理公车腐败。因此，公务用车改革模式的设计、选择以及实施都必须坚持这一初衷，力求实现这一目标。

二是公务用车改革必须保证正常公务活动用车需要。公务用车改革不能影响党政机关各项工作的开展，应该避免由于车辆不到位而降低工作效率现象的发生。

三是公务用车改革应遵循节约原则。改革要有利于控制车辆支出，同时在公务用车改革模式设计中充分考虑运作的经济性，在车辆购置、使用、处置等环节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改革除了要算“经济账”、“财政账”之外还要算“政治账”，要统筹考虑政治和社会效益，历史地长远地看待改革的成效与影响。

四是公务用车改革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财政与社会承受力等方面的差异较大，制定制度时不能一概而论，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保证制度的可操作性。公务用车改革模式的设计、改革方案的制定、出台，要建立在大量的实地调研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不能凭热情、拍脑袋做决策，更不能搞形式主义。例如，有些地区曾提出3年内不许购置公务用车的要求，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3年的禁期一过，出现了集中突击购车的现象。其实车辆的购置、更换应实事求是，如果车辆发生正常报废，更换新车也无可厚非。

三、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模式创新

公务用车改革最终要实现三个“减少”，即减少财政支出、减少改革成本、减少社会动荡，实现共赢和多赢，这就要求地方政府结合各地情况创新改革思路，优化改革路径。目前，如何克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管理和制度创新，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模式，是决定车改成败的关键。

首先，公车改革的思路不能局限于简单的货币化，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过渡和完善。公车货币化改革是在原有的公车使用管理制度本身处于“锁定状态”而进行的一项新的探索。随着公车改革的深入，首先要在深化制度改革上下功夫。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和现阶段的国情，我国更适合采用积极的对接办法——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化，加强公务用车监督和管理，完善现有的公务用车制度，为下一步公务用车改革做好准备，等条件成熟时再循序渐进，代之以货币化改革模式；或者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改革模式。

其次，需要统筹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因地制宜，权衡政治、经济、财政的利弊得失。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实行取消公务用车和货币化相对容易一些；但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区来说，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应该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

主要参考文献：

[1]刘靖华.政府创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计划经济体制的利弊范文第4篇

一、政府管理创新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1]。从总体和一般的角度来考察,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经济上的每一点相对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政治运行状态乃至改变政治运行规则,而政治上的这种良性回应也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党的以来,随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的不断调整和改革,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在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历史阶段之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确立到完善在探索中朝着成熟的目标不断迈进。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决定了政府管理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管制运行状态中解脱出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对接,建立服务市场主体的“亲市场”的现代政府,而市场经济本身也给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启发。其实,综观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改革,莫不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同时也无不广泛借鉴了市场经济的诸多原则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我国的政府管理创新同样是以市场经济的深人为逻辑起点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建立市场制度,而政府管理创新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关键。从管理创新的总体趋势来看,削弱管理职能,加强服务职能是一个大方向和总体目标。政府管理创新在于:首先,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市场机制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能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很好地坚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和走共同富裕之路。因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是社会主义政府管理创新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理论上讲,政府和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各有利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选择并非是一个在完善与不完善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程度和类型之间、在缺陷的程度和类型之间的选择。在许多情况中,它们可能仅仅是一个在不合意和无法容忍之间的选择【2]。从实践上看,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所选择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点是不同的,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3]。基于对政府与市场二者缺陷的理性认识,理智的选择不是追求完善的市场机制或者完善的市场干预,只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以实现政府与市场二元机制的最优结合。 其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更好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沛场机制自发调节收人分配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由于市场的作用和人们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必然引起收六分配严重不公平。只有通过政府的调控作用才能维扩劳动者正当的劳动收人,规范不正当经营或过高的}!润收人,从而促进收人分配公平化。同时,市场经济旷发展,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波动,出现周期性的衰退或高涨,甚至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实现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一项繁重的任务,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引导资源配置,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可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和稳定金融秩序,减少资本市场过度投机,减少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最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我国政府职能的实现。由于市场失灵和市场有效之间,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并且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私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增加了界定政府职能的难度。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政府分阶段完成的各种职能集中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特殊性和艰巨性。这种特殊性和艰巨性要求政府一并执行和实现多重职能:(1)创造有效率的良好市场环境;(2)为市场提供必要的规则和制度框架,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3)驾驭市场化进程,纠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着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4)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加强宏观调控,适度干预经济;(5)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大量问题,尤其是清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弊端;(6)解决转轨国家普遍面临的转轨性衰退问题,并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7)完成十分艰巨的经济结构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等仁4]0

计划经济体制的利弊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原因;特点;经验

一、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经历了4次演变。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产权制度、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的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是由彼此间具有特殊联系的一套复杂的制度构成。在这个复杂的制度系统中,产权制度是根本的制度。不同的产权制度,保护产权的方式也不一样。国家在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国家的存在才形成了一个社会的产权结构。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也会因产权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一个社会制度的变迁正是这3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注册会计制度是保护多元化产权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多元化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产权制度、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及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单一公有的产权制度,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产权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国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管理经济;过度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只有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制度才是正义或公平的判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没有必要建立注册会计制度来保护单一公有的产权,注册会计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注册会计制度就退出了我国经济的历史舞台。

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从制度的需求上讲,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为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为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市场;从制度的供给上讲,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提供社会的博弈规则。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史中,建立注册会计师制度的预期收益远大于其设计和执行成本,正是在权衡了注册会计制度的利弊得失后,我国恢复重建了注册会计师制度。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国有产权主体逐步明晰化的过程,是国家由主要采用计划手段管理经济到用市场手段管理经济转变的过程,也是人们逐步形成与多元化产权界定和保护相关的制度是正义或公平的意识形态的过程。正是产权制度的变革、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变化以及人们意识形态的演变,诱致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4次演变。

二、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的特点归纳

(一)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的方向

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种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改革开放后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4次演变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强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追求建立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始终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的方向。有效率的注册会计师制度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制度的一种配套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通过有效地维护产权,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努力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指注册会计师制度本身的效率,包括使注册会计师执业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使其获得一种努力开展业务活动、提高执业质量的激励和约束以及给每个注册会计师以发挥自身才能的最充分的自由。

(二)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的方式

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变迁过程中采用增量渐进的方式进行。与诱致性变迁相比,由于政府权威的存在,使得制度变迁的速度快,完成演变的时间短;由于采用渐进方式实现制度变迁,在变迁过程中可以积累经验,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迅速纠正,同时,在变迁过程中,我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得制度变迁的制度设计成本和学习成本相对较低。但强制的渐进式制度变迁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由于制度的制定者―政府不可能完全预测制度执行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从而使得制度本身存在漏洞,且制度之间的协调较差;另一方面,制度的强制推行使得制度执行者没有完全执行制度的动力,还可能歪曲制度制定者的意图,从而使制度的协调和磨合不容易实现。

(三)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4次变迁也不例外。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其演变过程中带有不同程度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逐渐淡化的趋势。

三、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的经验总结

纵观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4次演变,政府在其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政府预见到在我国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实现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的潜在利益;作为行业自律组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敏税地觉察到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的收益所在,两者共同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变的第一行动集团。由政府和行业协会主导的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变迁,能有效降低制度成本,克服制度变迁中“搭便车”的行为。

在决定实施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后,就需要提出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方案。在提出制度变迁方案时,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我国始终将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局作为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的根本目标。这种指导思想正确处理了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与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关系,保证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变迁始终朝着有效率的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在提出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方案时,我国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立足我国的实际,大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锐意创新。制定了合理的制度制定程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保证了所设计制度变迁方案的科学性。

制度变迁能否发生,取决于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和实施制度变迁的成本。制度变迁成本又取决于制度变迁的主体能否形成有效的组织。组织是否有效,措施是否得力是制度变迁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之一。在我国,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工作,成立了以财政部和中注协为主体,有关部门或单位共同参与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的组织网络。通过宣传使得与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有关的方面认识到制度的必要性,主动加入到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行列,形成推进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这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国逐步掌握了进行注册会计师制度创新所需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形成了制度创新能力。这种制度创新能力使得我们能敏锐地觉察到建立注册会计师制度变迁的收益所在,并且有能力发现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变革注册会计师制度的途径。这也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4次演变能够顺利发生的关键原因之一。

从演变方式来讲,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演变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变迁过程中所采用增量渐进的方式进行。与诱致性变迁相比,制度演变的速度快,完成演变的时间短;同时,在变迁过程中还可以积累经验,出现问题也可以迅速纠正。这样就避免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发生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