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交易行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市场交易行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市场交易行为范文第1篇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Trading Behavior and Market Impact of Investment Fund)
施东晖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股市波动剧烈的主要原因。为此，中国证监会于1997年11月出台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期改善投资者结构，促进股市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证券投资基金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发展，截至2000年末，已成立33家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逾845亿元，并已初步显示出在增强股市筹资功能，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股市本身固有的制度缺陷、信息的垄断性以及基金试点阶段的不规范性等因素，证券投资基金的运作与预期的功能定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特别是投资基金稳定市场的功能引起了管理层、理论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1]。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投资基金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影响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期为目前关于投资基金的讨论提供一些富有价值的结论。
二、文献回顾
1.理论分析
投资者的机构化现象是各国证券市场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究竟对股价产生何种影响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羊群行为”对股价的影响
根据Bikhchandani(2000) 的定义，“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
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2)指出，机构投资者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它们通常关注同样的市场信息，采用相似的经济模型、信息处理技术、组合及对冲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可能对盈利预警或证券分析师的建议等相同外部信息作出相似的反应，在交易活动中表现为羊群行为[2]。Maug和Naik(1996)则认为，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经理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委托－问题，因此，基金持有人的最优策略是和基金经理签订与基准(Benchmark)挂钩的报酬合约。在这种报酬结构下，基金经理往往会推断、模仿并追随其他基金的买卖行为，以免自身业绩落后于市场指数或同行。当机构投资者存在“羊群行为”时，许多机构投资者将在同一时间买卖相同股票，买卖压力将超过市场所能提供的流动性，从而导致股价的不连续性和大幅变动，破坏了市场的稳定运行。
另一方面，Lakonishok，Shleifer与 Vishny(1992)却指出，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的不稳定。如果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来评估股票的基本价值，那么机构投资者将一齐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同时远离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产生相互抵销效应，促使股价趋向均衡价值，而不是远离均衡价值。此外，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同样的基础信息作出了迅速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加快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促使市场更为有效。因此，机构投资者存在羊群行为不能与市场不稳定划上等号。
(2)反馈策略对股价的影响
反馈策略(Feedback Trading Strategy)是以股票过去的表现作为买卖判断的主要基础，如正反馈策略是买入近来的强势股，卖出近来的弱势股；而负反馈策略则卖出近来的强势股，买入近来的弱势股。
从有效市场理论的角度来看，由于现行的股价已经充分反应了所有的相关信息，因此以过去收益作为决策基础的反馈策略是非理性的，使得股价和基础价值发生较大程度的偏离，从而加剧股价的波动性(De Long，1990；Poterba & Summers，1990)。但有些学者却认为，现实中的市场参与者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信息并据此作出交易反应，因此市场价格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才会完全反应新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反馈策略可能是理性的(Lakonishok，Shleifer and Vishny，1992)。另有些学者则认为，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会采用非常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采用负反馈策略和采用正反馈策略的投资者将会相互抵销各自的影响，在市场均衡时，机构投资者对单个股票的超额需求趋近于零。因此，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并不导致波动性的增加。
2.实证检验
根据不同的假说，理论显然无法对机构投资者和市场稳定的关系给出唯一的结论，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
Lakonishok，Shleifer与Vishny(1992)以1985－1989年间美国的769家股票基金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基金并没有呈现显著的“羊群行为”，但在小公司股票交易方面具有轻微的“羊群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小公司的公开信息较少，因此基金经理在买卖小公司股票时比较注重观察其他基金的交易行为。Grinblatt，Titman与Wermers(1995)根据1974－1984年间274个共同基金的组合变化数据，发现样本基金并不存在显著意义上的“羊群行为”。 Nofsinger和Sias(1998)以1977－1996年间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变化和当年收益之间存在正相关性，这主要是由于机构投资者采用正反馈交易策略所引起。Werners(1999)以1975－1994年间美国股市的所有共同基金为研究对象，发现样本基金在整体意义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为”， 基金共同买入的股票比共同卖出的股票具有较高的同期和滞后收益，即收益差距将延续较长时间，Werners据此认为，共同基金的“羊群行为”可能是理性的，并且加速了股价吸收新信息的速度，因而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
为了分析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特点及其对股价的影响，我们对基金每季度的投资组合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时间跨度从1999年第1季度至2000年第3季度。
根据现有的信息披露要求，投资基金在季度报告中仅披露位居资产净值前十名的股票，因此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投资基金在每个季度内的交易详情，也无法详尽了解基金的持股情况。基于这一原因，这里仅以基金持有的前十名股票为研究对象，并假设这些股票的买卖都是一次性完成的，从而根据基金在相邻季度持股数量的变化来计算基金对该股票的买卖数量。证券投资基金由于申购新股而进入前十名的个股，由于不具有可比性，而予以删除。
从表1中可以看到，样本基金从99年第1季度的6个增加到2000年第3季度的30个，资产净值则从128.4亿元大幅增长到777.5亿元，占沪深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也从2.22%增长到5.83%，显然，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场规模和影响日益增加。进一步，将每个季度样本基金对同一股票的持股数量予以加总，可以发现样本基金对单个股票的平均持股比例保持在5%左右，最大持股比例则高达45.19%，可以想见，基金投资行为将对此类股票(即所谓“重仓股”)的价格运行产生巨大影响。
表1 投资基金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99Q1
99Q2
99Q3
99Q4
00Q1
00Q2
00Q3
样本基金数目
6
10
14
16
22
25
30
资产净值(亿元)
占A股流通市值百分比(%)
128.4
2.22
292.7
3.22
413.3
4.77
448.0
5.74
685.9
6.04
745.5
5.85
777.5
5.83
平均持股比例(%)
最大持股比例(%)
3.75
20.25
5.12
38.89
5.80
36.39
6.59
37.92
6.58
39.93
5.86
38.35
4.44
45.19
四、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分析
1.“羊群行为”衡量指标
为了对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现象进行衡量和分析，这里引入“羊群行为度”的概念，用Hit表示t季度投资基金买卖股票i的羊群行为度，则：
(1)
其中，Hbit表示t季度买入股票i的基金数，而Hsit则表示t季度卖出股票i的基金数。
引入这一概念的理由是“羊群行为”具体表现为同一时期内，大部分基金买入或卖出同一个股票，而Hit表示买卖股票i的所有基金中，采取相同买卖行为的基金比例，Hit的值在0.5和1之间，当Hit值越大时，则表示基金的“羊群行为”程度较为显著。
2.投资基金“羊群行为”分析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如果有3家基金对某个股票进行了交易，其中2家买入，1家卖出，那么很难推断基金经理存在“羊群行为”。为了消除这些样本的影响，这里仅统计了3家和4家以上基金买卖的股票的Hit值。
表2列出了这些股票的H值，可以发现，H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0.7754和0.7793，而中位数分别为0.7510和0.8007，这表示当有多个基金买卖同一股票时，将有75%以上的基金位于买卖的同一方向，可见平均而言，投资基金对于单个股票的买卖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
表2 “羊群行为”统计结果
多于3家基金买卖
多于4家基金买卖
股票数
106
54
平均值
0.7754*
(0.1646)
0.7793*
(0.1663)
中位数
0.7510
0.8007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H值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大于0.5。
为了分析投资基金对特定类别股票的交易是否存在羊群行为，下面分别按公司规模、产业类别及上季度表现对基金买卖的股票进行分类，并按组别分别计算它们的H指标。
首先，我们将106家样本股票按流通股本大小平均分为三组，然后分别统计它们的H指标。从表3中可以发现，基金的“羊群行为度”随公司流通股本增加而增加，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流通股本较大的股票便于多个基金同时进行买卖，而当多个基金同时买卖流通股本较小的股票时，却容易使基金面临不利的价格波动。
接着，我们还将样本股票按所属产业进行划分，并将H指标值最大的三个产业列于表3中，可以看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较高盈利水平的电子通讯业、生物医药业和基建产业是基金热衷的行业，具有较高的“羊群行为度”。
最后，在每个季度开始时，对样本股票按上季度涨跌幅分组并分别统计H值，可以发现，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度”与上季度市场表现有密切关系，上季度表现越好的股票，投资基金越倾向于进行相同方向的买卖。可见，历史价格走势在基金交易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
表3 “羊群行为”的分组分析结果
按公司规模分组
1(最小)
2
3(最大)
均值
0.7666
(0.1690)
0.7783*
(0.1658)
0.7813*
(0.1644)
按产业分组
电子通讯
生物医药
基建
均值
0.7728
(0.1737)
0.8100*
(0.1873)
0.9167**
(0.1290)
按上季度表现分组
1(最差)
2
3(最好)
均值
0.7262
(0.1694)
0.7839*
(0.1677)
0.8193*
(0.1805)
注1：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H值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大于0.5，**表示H值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大于0.5。
注2：产业分组栏目中仅列出H值最大的三个产业。
3.“羊群行为”的原因分析
造成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其本身的专业素质外，更主要的是国内股市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和结构失调，从而使投资基金运作和外部市场环境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进而导致基金经理独立与理性的思考能力蜕化为从众行为，基金的投资风格和投资个性湮没在“羊群行为”之中[3]。
首先是基金运作模式与上市公司行为特征的矛盾。从运作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基金风格实际上是按照所投资企业的风格来划分的，并且为了充分发挥多元化组合投资的优势，基金至少应分散投资到20个股票之上。但从我国上市公司情况来看，由于改制不彻底和市场约束机制软化，相当部分上市公司产生了“国有企业复归”的现象，以致上市越早的企业平均盈利水平越低[4]。这种情况使我国股市缺乏足够的蓝筹股和绩优成长股，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大量的资产重组也使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产业特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基金无法形成和坚持既定的投资风格，而只能追逐市场热点，从而使多个基金同时买卖相同的股票。
其次是基金的理性投资理念与市场普遍存在的短线投机观念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我国股市存在着高投机性、高换手率、以及市场和个股频繁剧烈波动的特点，市场上充斥着短线投机观念。基金的理性投资理念遭到了“适者生存”法则的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放弃原来所奉行的成长型或价值型投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蜕化为“追逐热点、短线运作”的投资方式。
再次是基金性质和中小投资者投资理念之间的矛盾。基金是一种代人理财的集合投资方式，但我国广大的基金投资者缺乏长期投资的理念，将基金看作是短期内能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的工具，是一种“准股票”，一旦基金表现落后于市场或同行，或净资产值有所下降，就会遭到投资者责备和质询。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某些基金为了不使本基金净资产值落至最后一名，不得不改变原先确定的长期投资理念，在运作上呈现从众和跟风趋向。
五、投资基金的反馈交易策略分析
无论基金的“羊群行为”处于何种水平，当基金存在强烈的反馈交易策略时，极有可能导致股价的不稳定。为了分析基金交易行为是否遵循反馈策略，这里按上季度表现将股票分为三个组别，并分别计算每个季度内基金对所买卖股票的超额需求。
首先，从交易数量角度定义超额需求Vit为：
(2)
其中，Vbit为t季度内所有基金买入股票i的数量(按季初和季末持股数差异计算)，而Vsit则为t季度内所有基金卖出股票i的数量。
其次，从基金数量角度定义超额需求Nit为：
(3)
其中，Nbit为t季度内买入股票i的基金数量，而Nsit 则为t季度内卖出股票i的基金数量。
上述两个指标具有相互补充的功能，例如当大部分投资基金采用正反馈策略，而小部分采用负反馈策略的投资基金却拥有更大的交易数量，此时超额需求可能体现在N指标上，但并不体现在V指标上。因此，我们分别计算单个股票的Vit和Nit值，再按组别计算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值。
表4列出了按上季度表现分组统计的超额需求指标，可以发现，不管是用V还是N指标来衡量，投资基金对上季度表现最差的股票超额需求较小，对上季度表现最好的股票超额需求稍大，而对上季度表现中等的股票则超额需求最大。可见，投资基金倾向于选择上季度表现中等的股票，其超额需求与历史表现并不存在严格的正向或负向关系，基金交易行为并没有显示出强烈的反馈交易倾向。
表4 投资基金的超额需求
按上季度表现分组
1(最差)
2
3(最好)
V
0.0403
(0.0866)
0.3836*
(0.2030)
0.2233*
(0.1318)
N
0.4208
(0.3045)
0.6738
(0.3091)
0.5808
(0.4383)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在V值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异于零。
六、投资基金交易行为对股价的影响
上文分析表明：投资基金的交易活动具有较严重的“羊群行为”，但并没有显示出典型的反馈交易现象。接下来我们分析基金“羊群行为”和股价变化的直接关系。
从运作角度来看，“羊群行为”对股价的影响是通过数量上的超额需求实现的。为此，根据V指标值的正负将样本股票划分为两个组别，分别计算它们在组合变化季度和下一季度的涨跌幅，遇有分红送配等情况时进行相应调整。从下表可以观察到，对于基金卖出数量大于买入数量的股票组别(即V<0)，组合变化季度股价平均下跌2.40%，下一季度则下跌3.49%；与之对比，对于基金买入数量大于卖出数量的股票组别(即V>0)，组合变化季度股价平均上涨21.22%，下一季度则微涨0.44%。
由于V>0的组别中包含较多样本股票，这里根据V值大小将该组样本股进一步均分为两个组别，表5中的结果显示：在组合变化季度，V值较大组别的股价上涨幅度大于V值较小组别；而在公告后下一季度，V值较大组别的股价上涨幅度要小于V值较小组别。
表5 投资基金超额需求和股价表现的关系
组别
样本股票数
组合变化季度(Q)
组合变化后第一季度(Q+1)
V<0
37
－0.0240*
(0.0140)
－0.0349*
(0.0185)
V>0
69
0.2122*
(0.1231)
0.0044
(0.0062)
V稍小
34
0.2034
(0.1326)
0.0061*
(0.0031)
V稍大
35
0.2217*
(0.1369)
0.0031
(0.0087)
市场交易行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招投标交易 不良行为 记录加强管理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bidding, link, "human" factors still can interfere with the operation procedures of bidding links, is not close, unreasonable factors affected supervis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play, restrict the tender and bid link seriousness and rationality.
Keywords: bidding transaction bad behavior records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中图分类号：TU72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工程项目招投标存在的问题
1.陪标现象时有发生
企业为在工程招标活动中顺利中标，事先找几家企业与其一道参与投标活动，并相互串通，由这些被找企业在投标过程中故意卖出破绽，以保证该企业顺利中招，而这些被邀作为陪衬而参与投标的企业在投标过程中的费用，则有中标企业支付。当然在另外一些场合，这些曾给他人做过陪衬的企业，又会找另外一些企业给自己做陪衬。
2.借用资质证现象仍然存在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及招标单位对施工企业及其工程项目经理的资质证都有明确的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时常出现借用资质证的现象。一是一些没有资质或资质等级达不到招标单位要求的企业，以挂靠名义或直接借用他人名义参与投标活动，而这些企业则以中标后给他人一定利益为代价。二是一些参与投标的企业在没有符合要求的项目经理时，则借用他人有关资质证明，以他人名义作为项目经理。
3.签订鸳鸯合同现象较为普遍
在很多情况下，甲方与中标企业往往并不按双方在招投标过程中所签订的合同去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而是出于种种原因由双方另行签订合同，从而形成一真一假的鸳鸯合同，以规避法律，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一是甲方为自身利益而强迫中标企业签订诸如降价、垫资等不公平合同，二是由双方相互串通，签订与招投标文件实质内容不一致的合同，以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双方从中牟利。
4.招标人排斥潜在投标人现象
有些建设单位为规避监督管理，招标程序不规范，随意操作不登报或在有限范围内公告，即使登报，截止时间短，使多数有投标资质的单位还没有得到招投标报名已经截止。这种现象在统一招投标平台建立后已基本消失，但是招标人往往在招标公告限制，或者在对投标人的资质要求上限制和排斥潜在投标报名人，单方面操作资格预审，编制招标看好的施工队伍创造条件。
5.招标企业串标现象。串标现象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在投标分组确定后，有的企业为提高中标率，往往游说同组的其它企业。如果他串通了三至四家企业，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标底，从而大大增加中标概率。
6.评标专家质量参差不齐
评标专家通过社会化选拔专家的方式产生，在库容不足的情况下，合乎法律硬件规定的专库，评委库专家涉及的行业、专业有限，难以成立和专业配套的评标委员会。
二、规范工程项目招投标，建立监督机制
为了加强对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规范工程招投标秩序，增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信用意识，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施工，促进我区建筑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区国家投资工程廉政承诺书》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我们制定了不良信誉登记制度。
不良信誉登记，是指在工程招投标活动中，对存在扰乱招投标活动秩序、违反工程招投标相关规定的单位或个人，均被列入不良信誉登记。行政主管部门对招标人不良行为记录还每年上报上一级部门，对那些有招投标违法行为记录的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会限制或者禁止其进入招投标领域或进行其它行政处罚。
三、工程项目招投标不良信誉的范围
凡在我区范围内参加工程建设招投标的施工企业经查实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列入不良信誉登记
1.未取得资质（资格）证书承揽工程（执业）或超越资质（资格）等级承揽工程（执业）的；
2.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反规定进行分包的，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本人）名义承揽工程的；
3.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以他人名义投标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或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的；
4.有伪造业绩、证书等或擅自变更项目经理、项目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
5.严重违反工程承包发包合同、廉政合同，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或有严重不诚信行为的；
6.有其他严重违规行为的。
四、工程项目招投标不良信誉的主要表现
1.弄虚作假骗取中标资格。
2.投标文件中提供虚假业绩。
3.贿赂评标专家谋取中标和出借企业资质接受挂靠。
4.提供仿制的职业资格证。
市场交易行为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证券交易；成交量；市场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7-0068-02
引言
价格和成交量是证券交易技术分析中的基础参数，诸多技术分析指标都是由价格和成交量的不同组合而确立。成交量是证券交易市场中交易对象买卖数量的多少，对于一笔交易而言，有买方必然有卖方，成交量的数量指的是以卖方或者买方成交数量衡量的数值指标，而不是买卖双方的合计。通过对成交量的观测，可以判断证券市场交投的活跃程度，为证券市场交易者提供介入、等待或退出市场的交易信号。当前证券交易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算机已成为证券交易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与早期的报价方式相比，其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传统成交量理论中对成交量的分类偏于简单，利用成交量相关指标进行交易决策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基于此，对成交量进行深入研究为交易者提供有效的决策显得尤为必要。
一、文献回顾
最早对成交量进行研究的是证券技术分析的鼻祖查尔斯・亨利・道，1901年5月29日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评论，介绍了成交量和股价趋势具有密切关系的技术观点，评论中写道：“在成交量和价格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无论如何，大量的交易活动表示买卖的平衡状态被猛烈的打破，之后价格将发生较大的变动。”这是现代成交量运用法则“量在价先”的理论源泉。随后威廉・汉密尔顿和罗伯・特雷亚对道氏理论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趋势的运动变化规律时，结合了成交量，研究的成果重要集中于《股市晴雨表》（1922年）和《道氏理论》（1932年）两本著作中。对成交量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哈罗德・M.加特雷，他是纽约股票分析社团的创始人，在1935年的著作《股市获利》一书中，他对成交量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1966年，舒尔兹对加特雷关于成交量的系列研究评论道：“加特雷对于成交量的研究是证券技术分析中的里程碑，是之前出版物中少有的关于交易量问题的深入研究。”随后，成交量研究在定性方面发展缓慢，集中于对加特雷相关研究的解释和补充。由于证券技术分析和现代学术研究之间存在者实践应用和理论研究上的鸿沟，当前对于成交量研究的期刊类文献较少。在国内的研究中，早期是对国外著作文献的翻译、介绍。当前，对于成交量研究的期刊类文献主要是成交量和市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章前、王巨川对股票价格和成交量关系进行了小波分析；肖峻、陈伟忠对成交量的价格动量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尽管逻辑严谨，却在操作性和实际应用的有效性上存在明显不足。
二、成交量的分类及含义
（一）增量形态下的成交量
依据增量的分布强度，成交量可分为单日天量、区域性天量、间断式天量；单日天量是指成交量在单个交易日远大于近期其他交易日成交量的市场形态；远大于应该控制在3倍以上，近期以3个交易周为限。区域天量是指连续3个交易日以上的成交量大于前3交易日平均交易量的2倍以上；间断式天量指的是成交量的分布呈锯齿状，相邻或者近期的成交量差距在2倍以上。
依据成交量的空间位置，成交量可以分为相对高位增量、相对低位增量和中间位置增量；对于相对位置高低的确定主要以投资对象历史价格走势图为标准，处于历史高位和历史低位上1/3区间的为高位，下1/3区间的为低位，剩余部分为中间位置。在具体进行技术分析时，还可以结合距离当前价位最近的有效支撑位置和压力位置来判断相对位置的高低。
依据量价的匹配关系，可分为匹配增量型、量增价滞型和量增价跌型。匹配增量指的是成交量增长的速度和价格增长的速度一致；量增价滞型指的是成交量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是价格却没有明显的上涨；量增价跌指的是成交量增长的同时价格在下降。
（二）缩量形态下的成交量
缩量的分类与增量的分类相似，分类标准为成交量分布的强度、成交量的空间位置以及成交量和价格的匹配关系等。依据这些分类标准缩量可分为：单日缩量、区域性缩量、间断式缩量、相对高位缩量、相对低位缩量、中间位置缩量、匹配缩量型和量缩价滞型、量缩价涨型。
单日缩量是指成交量在单个交易日显著小于近期其他交易日成交量的市场形态，显著小于是指单日成交量小于近期其他交易日成交量的1/3，近期以3个交易周为限。区域缩量是指连续3个交易日以上的成交量小于前3交易日平均交易量的1/2以上；间断式缩量指的是成交量的分布呈锯齿装分布，相邻或者近期的成交量中，低量是高量的1/2以下。相对高位缩量、相对低位缩量和中间位置的缩量分类方法和增量时的分类方法相同，以投资对象历史价格走势图和距离当前价位最近的有效支撑位置和压力位置为标准对缩量进行空间分类。同理，匹配缩量型指的是成交量下降的速度和价格下降的速度一致；量缩价滞型指的是成交量有较大幅度下降但价格却没有明显的变化；量缩价涨指的是成交量减少的同时价格在上升。
三、成交量的市场行为分析
（一）增量下的市场行为
单日天量有较强的市场含义，是判断大资金参与运作证券的重要信号，因为一般的交易者资金量有限，交投情况不可能产生如此庞大的成交量，即使在受到外界消息冲击时，单日天量也是大资金行为的显现。但是单日天量对价格运动方向的指示作用并不大，也不能据此来判定价格运动的启动时机。区域性天量除了可以判定大资金当前正在积极的运作该证券之外，再结合成交量的相对位置，就可对价格在将来一段时间的运动方向进行初步判定。如果区域天量出现在相对低位则意味着价格将来大概率会有一波上涨，而相对高位的区域天量则意味着交易者对当前的价格出现了较大的分歧，经常预示着价格上涨趋势的终结或者暂时停滞。间断式天量预示着大资金近期运作股票的期望越来越强烈，被市场参与者形象地比喻为“黄金坑”。也就是说，大资金可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起一波强烈的上涨趋势。不同空间位置的增量往往需要和市场的大环境相结合才具有较强的市场意义，比如在一段较长时间的下跌后，相对低位的增量行为预示着大资金开始进行股票的运作，同时，市场的参与者也开始关注该证券。匹配增量型一般发生在市场价格发生快速上涨的阶段，意味着市场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尽管市场分歧越来越大，但是买方的力量远远超过卖方的力量，这时对于交易者来说，持有证券的同时应密切关注价格信号的变化才是正确的策略，如果发现成交量的增加不能推动价格相同幅度的上涨，交易者应该迅速离场。量增价滞型的市场含义需要结合证券的相对位置，如果价格位于低位，量增价滞更多意味着大资金在购买股票，如果发生在相对高位往往意味着一段上涨趋势将要停滞，但并不意味着趋势的终结。量增价跌的市场意义比较明显，意味着大资金在不计成本迅速离场，预计后期的证券价格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
（二）缩量下的市场行为
单日缩量经常发生在上涨的趋势当中，缩量反映市场惜售的心理状态，预示着证券价格在较短时间内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上涨；区域性缩量一般发生在证券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之后，但是大资金还没有明显的离场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参与者的分歧越来越小，对当前证券价位逐步认同，持有者出售证券的动机越来越弱，等待上涨的心理越来越强。间断式缩量的证券形态表示大资金正在积极参与该证券的买卖，同时在不断地测试市场持有证券的心理状态，以便后期对该证券进行运作。相对高位缩量的市场含义需要结合价格运动的方向进行分析。如果缩量时价格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则意味着市场对将来价格持续上涨有较大的期待，市场正在积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恢复上涨的趋势。如果缩量发生在价格下跌趋势中，则更多地表示市场的参与者逐步退出市场，价格下跌的趋势有可能持续下去，这就是市场常说的“阴跌”。相对低位的缩量意味着市场当前交投清淡，参与人数较少，市场人心涣散，这种成交量形态多出现于市场大跌之后。这样的市场形态适合大资金布局进行左侧交易，不适合小资金参与。
匹配缩量型多出现于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价格经过一段时间的上涨，成交量下降，同时价格也有相同比例的下降，这经常是上涨过程的中继休整，后期价格上涨的概率较大。量缩价滞型和匹配缩量型的市场含义相似，不同的是量缩价滞型预示的市场比匹配缩量型更强势，市场的参与者对将来价格看涨的心理预期更强。量缩价涨型形态的出现预示着市场强烈的惜售心理，价格迅速上涨的同时，市场参与者获利离场的动机很弱，大多数参与者选择持有证券等待上涨。对于参与此类形态证券的交易者来说，要密切关注成交量的变化，如果成交量放大，则预示者市场参与者持有证券的心理状态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应该迅速离场，锁定交易利润。
结语
市场环境在不断的变化，相同的成交量形态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技术含义，给市场参与者提供的交易信号也会有所不同。成交量作为证券技术分析的重要参数，看似简单，若要实际运用于市场，为交易者提供有效的交易信号，这是极为复杂的过程。这就要求市场参与者不要局限于现有的成交量理论，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深入探究成交量的“秘密”，不断地丰富成交量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市场实践的有效性作为检验理论有效性的最终标准，为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
参考文献：
[1] 章前，王巨川.股票价格与成交量关系的小波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7，（12）.
市场交易行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资本市场； 高频交易； 电子交易； 监管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9-0055-04
一、引言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长足发展，高频交易作为资本市场中证券交易领域内信息技术的结晶于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有趣的是，追根溯源，高频交易的内在理念即寻求更快的信息传递速度或交易速度，由来已久。19世纪初，当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信鸽将此信息迅速传递至伦敦的联络人，并在市场知晓战报之前抢先买入大量英国国债，从而斩获巨额收益[1]。同样是在19世纪，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证券经纪人为了能够尽快掌握各类证券买卖的数量和价格信息，雇佣了专业“跑腿人”帮助他们在不同交易场所之间传递讯息。此后，随着无线电和电话等新兴科技的出现，信息传递或交易速度愈来愈快。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网络技术日臻完善，各大证券交易所逐渐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构建自动化电子交易平台，从而使得高频交易从技术角度变得可行。
200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了《全美市场系统规则》（Regulation NMS），其中明确区分了自动化电子交易和人工交易，并要求交易所和经纪商优先确保提供最优报价的电子订单[2]。SEC相信此举会促使投资者不再隐藏投资意图且更愿意在公开市场交易，并以此促进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Regulation NMS的效果立竿见影，包括高频交易在内的各类电子交易飞速发展①。截至2012年，高频交易的交易量（Trading Volume）占美国股权交易市场总量的50%～80%[2-3]；在欧洲，高频交易的交易量占其股权交易总量的45%，日本占比约为40%，亚洲其余地区占比达12%[4]。
尽管在欧美资本市场中，高频交易早已举足轻重，但在我国高频交易作为一种新型交易形式方兴未艾[5]。鉴于高频交易在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本文以欧美经验为基础，着重解析高频交易的特征、价值与危害性，以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二、高频交易的特征
1984年，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推出了一个特殊的电子交易平台，即小额订单交易系统（The Small Order Execution System），此项特殊服务为高频交易打开了大门[6]。自此，高频交易登上历史舞台，并在短短二三十年内蓬勃发展，迅速演变为资本市场的主流。时至今日，高频交易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速
为了将交易时间尽可能降低，高频交易追求高速传递信息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对高频交易而言，完成一次从下单到成交或取消订单的完整交易可能只需要几毫秒，相比而言，人眨眼一次尚需125毫秒。然而，高频交易商仅需要比竞争对手领先不到一毫秒就可以击败对方赚取巨额利润。因此，高频交易对速度的追求可谓登峰造极，为了降低几毫秒甚至几微妙的时间延迟，不惜投入重金。
（二）高频
高频交易下单频繁，并且每次下单时若不能全部成交或仅是部分成交，未成交部分就会被立刻撤单。高频交易通常每次下单数量较小，下单的报价往往就是当前最优报价，或者优于最优报价，因此完成一次买卖交易所赚取的差价较小。但是，高频交易的下单以及成交极其频繁，积少成多，年均投资回报率依然极其可观。
（三）自动化
高频交易不仅依托于以计算机网络技术构建的自动化电子交易平台，其自身也通过由各类软硬件组成的自动化系统来实现。随着高频交易的飞速发展，先进的信息传输和处理设施以及实现各种投资策略的交易程序等自动化系统日渐重要。除了内部控制的一些必要环节，高频交易完全交由程序自动化运行，几乎避免了人为干预。
（四）持仓限制
高频交易商一般是小型私有企业，以个人资本出资，因此规模都不大，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有限。为规避市场波动风险，高频交易商基本都有持仓限制，持仓时间较短且不会大量持仓，也不会隔夜持有头寸或者仅持有较小头寸。
三、高频交易的价值
较之依赖于人的交易模式，高频交易更加高效、可靠，因此使得证券定价更加合理且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其他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从而显著提升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以及资源分配效率。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定价效率
高频交易通常都是基于大量的历史数据挖掘和及时的信息获取与分析以形成有效的投资方式，并在此过程中改善证券定价的效率[4，7]。一般而言，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非常之多。从宏观层面讲，这些因素包括一国之内和与之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货币财政政策以及资本市场中关联金融产品的价格变化等；从中观层面来看，影响因素包括相关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产业政策及竞争对手的情况等；从微观层面来看，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产品技术水平、企业管理效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未来增长潜力等。上述因素纷繁复杂又相互影响，与之相关的资讯浩如烟海且来源广泛（例如政府文件、企业的公告以及媒体报道等）。只有从大数据挖掘的角度，及时收集相关因素的大量数据，利用合理的经济模型和计量分析手段，掌握其内在关系及其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并将分析成果融入高频交易程序才能实现投资获利。由此可见，高l交易这一投资方式有助于将各类信息、尤其是影响证券价格的现时信息及时反映至价格中，改善和提高证券的定价效率。
（四）e误程序与市场风险
高频交易几乎完全依赖计算机程序自动执行，较少或没有人为干预。因此，一旦执行相关交易策略的程序本身存在缺陷，或者由于意料以外的市场情况导致程序出错，那么在极短时间内，相关错误会给高频交易商带来巨额损失。例如，2012年8月1日，骑士资本公司交易程序出现技术故障，错误地向股票市场下达大量订单，随后成交的金额远超公司设定阈值。骑士资本公司不得不清空多余头寸，此举导致其损失约4.5亿美元，并使其市值下跌达70%。
高频交易商的程序错误不仅影响自身，有时甚至会冲击整个资本市场②。在极端情形下，即使高频交易程序没有发生错误，它仍然会给市场带来猛烈冲击，造成极其巨大的市场波动风险。例如，2010年5月6日，美国证券市场发生闪电崩盘事件（Flash Crash）。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当日一家大型共同基金为了给其持有的股票组合投资提供套期保值而试图以市价成交的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卖出75 000份价值41亿美金的标普500迷你股指期货合约（E-mini S&P 500 future）[2]。由于数量较大，市场一时缺乏适量的买单，导致流动性短缺，市场价格随即立刻下跌。与此同时，跨市场的套利交易导致股指期货对应的股票价格也迅速下挫。这一个体事件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来说，高频交易商会在证券市场中提供大量的流动性。但是，为避免过度持仓，高频交易商通常会设定一个持仓上限；高频交易程序会在连续买入或卖出并达到上限时自动停止交易或反向下单[4]。这一行为不仅加剧了流动性短缺，也导致市价进一步迅速下滑。于是，更多的高频交易商在达到持仓阈值后暂停买入或下达卖单，恶性循环的链条因此形成。市场逐渐开始陷入恐慌，冲击范围也从标普500迷你股指期货扩散至其他期货品种，再从期货市场蔓延至现货市场。当日，在14：30至14：48的大约18分钟内，道琼斯指数下挫千点，跌幅达9.2%，创下了道琼斯指数一百多年历史中单日下降幅度最大的记录。随后，因为价格过度下滑，包括高频交易商在内的投资者又迅速进入市场大量买入，导致市价急速回升，市场在大约8分钟内瞬间反转又恢复到14：30左右的状态。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当日只是轻微下跌。在此事件中，起因并非高频交易程序发生错误，但是高频交易程序之间环环相扣的反馈机制将一个小小涟漪放大至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巨大冲击。
五、结语
高频交易是科技进步之必然产物，是基于当代信息技术的交易形式的创新。正如已经发明出来的新科技不会轻易消失，依赖此类技术的高频交易一旦产生也不会轻易消失。遗憾的是，尽管高频交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市场流动性，但同时也难免存在诸多风险和危害。对此，广大投资者感到恐惧和无助，不断呼吁政府监管机构采取适当措施。然而，究竟如何监管高频交易目前尚无一致结论。
迄今，欧美资本市场主要存在两种监管视角。一种以欧盟为代表，着重于限制甚至取消高频交易。这种做法的理由是高频交易实质上是一种投机行为，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并不需要高频交易[16]。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因噎废食，毕竟高频交易存在其有利的一面。此外，与高频交易性质类似的算法交易则是资本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交易类型，但是欧盟的监管规则很难区分两者，以至于会殃及池鱼[16]。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规则仅限于欧盟境内，高频交易会转移至欧盟以外国家，从而可能影响欧盟境内资本市场的全球影响力。另一种监管视角以美国为代表，着重于降低高频交易的风险。这一派观点认为高频交易是有价值的，不应该予以限制或取消，况且即使试图限制高频交易，也未必能达到目的。因此，较为合理的选择是在充分研究高频交易自身规律的基础之上予以有效监管，以求保留其价值限制其危害。然而，批评者认为试图限制高频交易的危害性则难免会降低高频交易的价值，甚至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同时，针对高频交易的专门监管极为困难，原因在于高频交易很难定义，难以与其他类型的电子交易严格区分。此外，目前的监管措施是在现有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高频交易的管制缺乏系统性，监管效率和效果均欠佳[10]。总而言之，上述两种监管视角孰优孰劣且究竟哪种更适合我国资本市场中高频交易的有效监管，仍然有待观察。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高频交易在我国的发展应遵从其自身规律，并分析借鉴国外成熟经验以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监管政策，形成针对高频交易的有效监管体系，从而为其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EASLEY D， et al. The Volume Clock： Insights into the High-frequency Paradigm [J]. The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2012， 39（1）： 19-29.
[2] BARRALES E O. Lessons from the Flash Crash for the Regulation of High-frequency Traders [J]. Fordham Journal of Corporate & Financial Law， 2012， 17（4）： 1195-1262.
[3] LAUGHLIN G， AGUIRRE A， GRUNDFEST J.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etween Financial Markets in Chicago and New York [J]. The Financial Review， 2014， 49（2）： 283-312.
[4] MENKVELD A J. High-frequency Traders and Market Structure[J].The Financial Review，2014，49（2）：333-344.
[5] 梦根.算法交易的兴起及最新研究进展 [J].证券市场导报，2013（9）：11-17.
[6] GOLUMBIA D. High-frequency Trading： Network of Wealth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J]. Social Semiotics， 2013， 23（2）：278-299.
[7] CHABOUD A P， CHIQUOINE B， HJALMARSSON E， et al. Rise of the Machines： Algorithmic Trading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4，69（5）：2045-2084.
[8] DAVIS M， KUMIEGA A， VAN VLIET B. Ethics， Finance， and Automatio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Problems in High Frequency Trading [J]. Science & Engineering Ethics， 2013， 19（3）： 851-874.
[9] KIRILENKO A A， et al. Moore’s Law versus Murphy’s Law： Algorithmic Trading and Its Disconten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3， 27（2）： 51-72.
[10] DAVIS R L， et al. Clustering of Trade Prices by High-frequency and Non-high-frequency Trading Firms[J].The Financial Review，2014，49（2）：421-433.
[11] JARROW R A， PROTTER P. A Dysfunctional Role of High-frequency Trading in Electronic Marke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Finance， 2012， 15（3）：1-15.
[12] HARRIS L. Guest Editorial： What to Do about High-Frequency Trading [J].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2013， 69（2）：6-9.
[13] DING S， HANNA J， HENDERSHOTT T. How Slow Is the NBBO？ A Comparison with Direct Exchange Feeds [J]. The Financial Review，2014，49（2）： 313-332.
[14] GOLDSTEIN M A， KUMAR P， GRAVES F C. Computerized and High-frequency Trading [J]. The Financial Review， 2014，49（2）：177-202.
市场交易行为范文第5篇
（嘉兴学院，浙江平湖314200）
【摘要】以平湖服装创意园为建设平台，以高校虚拟品牌“学院工坊”为研究平台，对市场型工作室教学模式进行探索研究。通过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行为方式，构建以品牌项目任务＋市场分析＋角色扮演等教学手段的市场型教学模式，加强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传统“闭门造车”式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 服装创意园；市场型工作室；教学模式
Doi:10.3969/j.issn.2095-0101.2015.04.033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101（2015）04-0095-03
目前全国有150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有艺术类专业，就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大多数高校把开展产学结合仅仅作为解决原有模式下的学生生产实习的一个途径，片面强调专业对口，没有真正把培养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作为首要任务来加以考虑。目前校企结合更多地还只停留在学校与社会的层面上，对学生的主体作用的发挥还做得不够。
当今国内市场在面临产业质的改革（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型走向市场化、创新型）时，院校的专业教育也需适应市场改变的需求做出质的改变（在教学模式和市场开拓上）。因此，市场型工作室教学模式的创新发展，无疑是人才培养改革的一条良好途径。
1“工作室化”教学模式定义
“工作室化”既是一种教学法，也是一种教学组织模式。对这一教学理念国外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德国“双元制”办学模式是比较成功的，其中的“一元”即是企业、是工作现场，另“一元”是高等院校；英国的“工读交替”模式，则将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进行，中学生毕业后先后到企业进行一年工作实践，然后到学校进行二至三年的学习，接着再到企业参加一年的工作实践；新加坡的“教学工厂”也将工厂工作环境纳入到教学环境中；澳大利亚的专业教育也采用技术和教育统一的教学方法。
我国的“工作室”教学模式在近几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工作室教学改革也在热烈地进行中，但是作为个性突出的艺术设计教学，其改革探索相对不足，目前能见到的像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探索的“工作室化”教学法，代表了一个方向。按照这一方法为每个专业方向开设工作室，配备相应的指导教师和场地，对教学中所有的实践环节都进行完全的实践，从理论上讲是科学的，但是这需要很高的条件，没有大量的经费很难做到，操作性不强。
2我国“工作室化”教学模式现存问题
近年来，我国服装专业教育蓬勃发展，办学规模和质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大多数以工作室制为主的教育模式几乎均以校内教师为主导，配合极少部分的品牌虚拟项目来实现模式教学，国内高校的服装设计专业教师通常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职称，熟悉教学对象心理，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技巧。但通常由于校内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缺乏在行业企业一线的长期工作经历，不能跟上服装行业不断变化的发展趋势。以校内教师主导的工作室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以下弊端。
2．1教学内容实战性不足
校内教师因为缺乏在企业一线的长期工作经历，没有足够完整的行业实际项目案例作为教学内容储备。教学内容常由教师根据知识点虚拟命题设计与要求，教师自行把关，不能真实反映现实设计要求与潮流趋势。学生在校的任务训练与就业后的岗位任务有较大差异，无法解决企业亟需的设计问题，延长了就业到岗后的适应时间。
2．2课堂作业与商业作品之间差距太大
校内教师因自身知识经验构成的制约，平时课堂训练中往往只注重案例中艺术设计理论的表现，而对后续阶段的服装结构设计、面料辅料分析与选择涉及很少，也不能在服装信息搜集、项目市场调查和售后营销服务环节进行有效引导，导致课堂作业与商业作品之间有很大距离。
3基于服装创意园开展市场型工作室教学模式改革的意义
基于以上现状分析，结合浙江平湖地方产业特色，建立了以平湖服装创意园为建设平台，以高校虚拟品牌“学院工坊”为研究平台的市场型工作室教学模式，有着重要意义。
3．1有利于打破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界限
在虚拟品牌运营模式下，根据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避免交叉重复的理论教学内容，做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重和穿插，打破人才培养系列相关工作各自独立的局面，整合人才培养、综合实训、毕业实习与就业指导等环节，尤其是将人才培养环节与学生的创业就业相结合，真正而且是有效地加强了学生作好人才培养的自觉动力。
3．2能够打破教室和实验室的界限
商业环境下的市场教学模式打破了教室和实验室的界限，教学行为均可根据指导老师的教学和商业环境的需要灵活安排空间并转换空间。打破服装专业人才培养忽视人才需求模式，教学内容脱离市场发展的现状，把服装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和品牌化服装发展方向作为参考依据，培养学生认识全局整体概念。
3．3让专业老师与学生以近距离合作形式进行教学
通过市场教学环境将师生之间的关系转换为师徒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专业老师有机会零距离接触和了解每位学生，并能和学生个体展开专业及专业以外的沟通与交流，能更好地落实各项教学工作，彻底改变了以往师生疏离的现象。
3．4能够拉近专业方向与市场需求的距离
设计工作室所拥有的虚拟品牌“学院工坊”品牌风格及方向既要符合社会需求，也鼓励学生在设计工作室的时候从自身兴趣和未来的就业空间考虑，校区能够宏观地对设计工作室的品牌设计方向作客观的调控，以做到设计工作室、专业方向与市场需求的近距离。
3．5实现实践教学与职业岗位的近距离
平湖创意园设计工作室初期应至少有一家品牌企业作为依托，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选择定位进行人才培养，同时又有效地模拟企业实操，使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在相互配合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不仅有助于服装专业学生搞好产品设计，掌握品牌服装运作知识及当前业内动态，也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市场感觉、品牌意识及团队协作精神，使大学生踏出校门就具备服装品牌各环节实际操作能力，可以迅速担当企业岗位角色。
3．6激发设计工作室指导老师之间的良性竞争
设计工作室教学成果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指导老师的声誉，进而成为下一届学生选择设计工作室的参考依据，由此激发了设计工作室指导老师之间的良性竞争。由于设计工作室指导老师成为校区专业团队的核心，相互的学习和借鉴全面促使了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提高，形成良性的循环机制。
3．7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常规化”的教学模式很难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甚至导致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厌倦，造成负面的影响。设计工作室制会全面改变以往“常规”现状，更多专业方向能满足更多学生的专业选择需求；开放灵活的设计工作室授课方式会更受学生欢迎；“准就业”学习能够让学生了解学习专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师徒之间的近距离让学生充满信心，由此设计工作室制能够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基于服装创意园开展市场型工作室教学模式的方案分析
4．1市场调查与分析阶段
确定岗位群为基于设计公司人员岗位设置，如包括服装设计师或设计助理、电商部营销和企划部人员，岗位群涵盖我校区服装专业设计方向、营销方向及电脑服装专业方向，初期均以大三同学为主。一学期后开始以大二同学为主要培养对象。
4．2职业能力分析阶段
确定服装专业通用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社交技能；专业能力：谈单能力、制图能力和设计能力等。并确定与之对应的商业环境下的相关公共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
4．3教学环境的开发
根据该岗位（群）对社会技能和操作技能需求比较平衡，确定校企合作的模式，校外工作室对外营业，自主经营，对校企双方负责，以专业教师组织运营，受院系领导，在教学组织安排、教学常规管理和考试考核等方面可以相对独立，具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院系可在校外工作室的特色、运行状况、业绩状况、学生满意程度和客户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考核。
4．4教学的实施
以商业环境下的设计工作室的模式组织教学和运营，学校在学生进入学校时以工作室员工的身份与学校签约、与工作室签约，在工作室框架内对学生（员工）制定公司（校外工作室）制度和培训（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制定的标准是让每一节课程融入到校外工作室经营的过程，让每一节课的内容与企业需求或岗位的需求零距离融合。
4．5教学管理与评价
该阶段由校方与合作企业方组成的教学独立监督考评小组（委员会），审核教学计划并对教学过程、教学质量和校外工作室经营状况进行分阶段考评，同时反馈到教师团队做教学和经营调整。该评价主要包括：审核教学计划和校外工作室运营可行性，根据教学和运营计划和目标组织测试和评估，制定工资标准和学分制度、员工激励机制等等。
4．6弹性学分制和学分替换制的实行
课程安排上颠覆常规的安排模式，主要表现在作息时间和课程内容上，根据学生情况、学校情况、公司（行业）特点制定上班（上课）时间为：早9点到下午5点，每周一到五轮休一天，周六周日上班（上课），并依此记录作为学生的考勤成绩。上课方式和过程初期以设计师提任务目标、学习方法学生市场调研，收集资料并设计完成成衣（教师辅导）由第三方考核学分统计的过程。在这一教学改革过程中，应提倡弹性学分制及学分替换制的变通和实行，学生在完成某一课程任务体系中的课程内容时应予以学分奖励，奖励学分可相应抵消小部分公选或素质拓展学分。
5结语
以浙江平湖服装创意园为建设平台，基于虚拟品牌“学院工坊”建设的市场型工作室的教学模式，拓宽了服装相关专业的教学思路，也是培养具备实现商业化设计创意能力人才的一种有效手段，市场型工作室教学过程可导入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与毕业设计辅导中，能够有利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彦君．中小服装企业品牌虚拟经营模式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