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第1篇
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第2篇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 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第3篇
一、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导致目前中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教育和医疗。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中对经济建设投资占的比重较高，对关系民生的社会公共支出较少。此外，由于住房、教育、医疗方面改革的不到位，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预期差，被迫储蓄，消费难以启动。因此，2009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投资，减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既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
其次，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经济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技术进步。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增加节能减排投入力度，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实施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企业增加科研投入。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完善担保体系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再次，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二、货币政策：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首先，合理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加大对重点工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三农、中小企业、基础设施及服务业等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
其次，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发展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平台。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再次，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所有行业和企业一视同仁，而是会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以此来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结构向政策预期方向转变。货币政策将通过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利率、窗口指导、信贷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向，通过政策引导或直接干预，以较市场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将资金投向战略领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等，同时严格对“两高一资”等政策限制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投放。
三、投资政策：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2008年底，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2009年政策的主基调，同时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投资政策趋向将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其中，投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
首先，交通设施项目。在中央已出台投资计划中，交通设施建设是最主要领域。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
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启动农村消费。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再次，加大社会保障和重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重生产、轻生活，直接为城乡居民消费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政府投资将适当向有利于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重大民生工程倾斜。如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利用税收和金融优惠政策，引导大型流通企业到农村建立便民流通设施。
四、消费政策：增收、减负双管齐下。
首先，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调整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收入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应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农村低保补助，增加对农民的购物补贴。对城镇居民而言，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改革工薪所得费用扣除办法，费用扣除适当考虑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健康状况、子女教育以及住房按揭负担等；建立住房货币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住房货币补贴标准要根据各地区普通商品住房价格变动等因素适时进行调整，房价高的省市还可根据当地情况适当上浮；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可以考虑免征上市公司派发红利的资本利得税，筹建股市平准基金。
其次，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努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妥善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
五、外贸政策：促进出口平稳增长。2009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仍很严峻，总的方针是：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防止和避免下滑势头。
首先，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其次，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调整完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建立加工贸易产业准入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再次，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对于鼓励类的境外投资，我国政府今后将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监管体系。对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通过境外投资学习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等投资；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将予以重点支持。
六、价格政策：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价格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坚决放开那些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以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引导资源流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切实加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乱涨价、乱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其次，对于垄断行业价格要加强监管，强化成本约束。严格限制垄断行业的高福利、高成本、高价格，限制石油、电讯、交通、医疗、教育等国有垄断企业的垄断高价损害消费者的行为，通过限制垄断利润来还利于民，释放被挤占的消费能力。
再次，对于资源类产品，要在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推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环境修复成本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脉，价格变动涉及经济全局和社会稳定，其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决定了资源价格改革必须控制节奏，审慎推进。要在公用事业和公益行业探索建立差别价格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必需的消费给予适当的价格优惠和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
最后，继续清理整顿涉农价格和收费。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凡不利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收费政策，要予以取消或废止；价格或收费标准过高的要予以降低。提供经营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的行为。要清理规范涉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严禁有关部门和单位借新农村建设之名加重农民负担。
七、农村政策：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内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因此，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首先，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巩固和强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从长期看，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完善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其次，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针对当前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和今年粮食减产较多的事实，国家应选择适当时机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参考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建立农业“价格-直补”综合联动机制。确保农民种粮收益为正，既可保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农资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也从根本上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在扩大内需上产生稳固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八、就业政策：以创业促进就业。从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出现明显下滑，农民工返乡正逐渐增加；预计2009年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各地应该鼓励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
首先，完善创业促进就业机制。从鼓励劳动者创业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并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扩大帮扶创业范围。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登记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筹资金不足的，给予小额贷款及贴息；尽快形成政府推动、社会支持、自主创业和不断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
其次，完善面向城乡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必须加强创业技能培训，这是劳动者掌握创业技能、提高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的重要手段。应尽快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培训适应市场，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的培训机制。要进一步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将创业服务工作延伸到农村乡镇。创业培训是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要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培训，在促进劳动者创业能力提高的同时，将就业观念教育（转下页）（接上页）培训贯穿于创业培训的始终，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或创业就业。
九、区域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加强对重点地区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综合运用区域政策、区域规划、区域立法三大杠杆，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重视对区域产业集聚的扶持与调控，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重点推进促进中部崛起规划，制订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措施。
其次，继续做好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空间开发结构。加强区域政策的研究制定，促进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发展格局。提出促进异地联合兴办开发区和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建议，促进区域间产业有序转移。在继续关注老工业区、落后地区就业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重视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坚持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
十、经济改革政策：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碍。
第一，从2009年元旦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测算，今年实施该项改革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
第二，加快改革医疗卫生及文化教育体制。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好改革试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紧出台各项具体配套政策。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第三，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办事效率。研究制定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框架、阶段任务和实施步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科学划分政府机构的职责，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办事效率。强化行政问责制度，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试点。
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第4篇
如果说高技术创业企业是从一粒“种子”开始萌生并发展成长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高技术行业群体,那么作为它赖以生存的土壤、阳光、空气等外部环境系统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环境因素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的外部条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除了受创新运行机制本身条件的制约之外,还要受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观念、自然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制约。政策法律、市场环境、资源支撑环境等多种不确定因素构成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客观存在的外部环境。
一、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宏观政策环境
1.财政税收政策
财政政策能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直接引导作用。财政政策通常包括财政资助与税收优惠。财政资助直接作用于企业,它的作用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如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是一种间接支持,作用领域更广,是普惠的,并且税收优惠带有更多的激励性。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影响风险投资者和风险企业的利益,间接引到了民间资金投入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2.金融政策
金融政策以4种作用形式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支持。(1)直接融资政策。企业直接融资离不开资本市场,为此,相关政策主要作用于发展以证券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包括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投资资金等,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适应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直接融资的需要。(2)“一条龙”的信贷政策。即对企业优秀创新项目和产学研联合创新工程实施科技开发贷款—技术改造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配套投入,也是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商业化全过程提供强有力资金支持的直接作用力之一。(3)金融资金向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倾斜的扶持政策。即以贴息、担保等方式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高技术开发的贷款额度。(4)金融支持企业出口创汇。对技术含量高、创汇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产品出口提供出口卖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以及外汇贷款、融资服务,并将出口信贷与出口信用保险有机结合,间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汇能力,为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创造更好的条件与实力。
3.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是面向市场需求的一项政策工具,在产品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高技术产品,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直接提供销售渠道。政府采购减少了企业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风险。
4.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是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必要条件。有法律制度决定的产权形式是一种外力,一经确定,就会转化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因素,因而是一种间接的动力。
二、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研究
1.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市场环境的构成
2.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市场环境的诸要素作用力分析
(1)市场环境中直接导致技术创新的要素及其条件
消费者偏好导致的显在需求:消费者偏好的变化要求企业积极采用新科技,努力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 差异化竞争: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常常运用差异化战略,这要依靠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生产成本、开发新产品。 市场竞争要素:市场竞争要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直接作用体现在生产要素价格、资源的稀缺等对企业创新习惯行为产生的挤压作用,例如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压力。
(2)市场环境中间接推动技术创新的要素及其条件。 社会需求:技术创新是企业的个体行为,而企业个体又存在于社会经济整体之中。生活水平、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环保要求等社会大系统的一系列属性,其变动都可能造成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从而起到间接推动作用。 消费者偏好导致的潜在需求:潜在需求与显在需求不同,这种“潜在”可能是以存在于消费者偏好中,但尚未显露出来,因此未被企业发觉;也可能是在消费者偏好中尚处于萌芽阶段,未完全成熟,需要来自于社会需求甚至是企业个体的外部力量加以激活,因此这种潜在需求只能以循序渐进的诱导方式来间接作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战略联盟:合作博弈对技术创新推动作用的核心体现是战略联盟。战略联盟从不协调中创造协调,通过共生合作关系建立双赢环境。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往往会发现,在竞争环境中所要取得的战略目标与自有资源和能力之间存在缺口,这个缺漏的存在客观上决定了战略联盟的必要性。
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源支撑环境研究
1.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撑环境
(1)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性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不同于企业一般的生产经营活动,它充满各种风险,其实只是企业的一种风险投资活动。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按其所处阶段的不同,存在着三大类风险: 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的构思和实施阶段。 技术创新的商务风险。商务风险主要来自于创新的技术成果转让或转化阶段。 技术创新的社会风险。技术创新的社会风险实际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创新的技术能否真正符合市场需求,把技术商品投放到市场才能得到最后检验;二是社会其他因素的变动,例如国家的宏观调控等,同样会给技术创新带来风险。
(2)风险投资在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风险投资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提供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还间接推动技术创新的管理升级。在美国,风险投资推动了高技术产业的腾飞,培育出了苹果电脑、微软公司、联邦速递、遗传因子公司、程控设备公司等一系列高新技术公司,它们的成长成为美国股市的神话。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同样需要风险资金的支持。
2.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人才资源环境
技术创新可以说等于人才资源的开发。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行为,需要的人才资源也具有特殊性。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需要的三大类人才:(1)科技人才。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高学历、高素质、高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是直接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动力之源。科技精英依靠知识的力量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风险企业家。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助教,其作用在于价值创造,及风险企业家敢于创新,直接领导了创新的方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风险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的投入。(3)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的作用在于价值发现,兼有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因此风险投资家的知识水平、资金状况、经营风格、做事风格、人格直接决定技术创新的成败。
3.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技术协生条件
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技术协生条件是指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所需技术资源的产生、获得、流动和应用具有直接正相关作用的各要素的总和及其互动作用。具体包括:(1)软件协生要素——科研成果。科研成果为技术创新直接提供了科学技术知识基础和可以直接加以物化的科学技术原理,为实现科学技术原理的物化、实现技术发明的商业化应用提供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方法。(2)前提条件——科研成果转让欲望。科研成果的存在固然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软件协生要素,但科研成果向创新成果的质变转化还依赖科研部门具有强烈的成果转让欲望,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成果产生的利益为纽带,形成产学研共同体。(3)催化剂——科技成果转让服务。技术服务是技术创新活动所设计的企业和研究开发机构等实体之间的粘结剂和创新活动的催化剂,是促使这些活动迅速展开,促成技术合作,推进技术的即使开发、应用和转移,取得并扩大创新效益的有力保障。(4)硬件协生要素——企业技术设备。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影像技术创新的新颖性。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高,其技术创新的成功性。
4.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信息支撑环境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社会资源,只要掌握信息,就可以在经济生活中纵横驰骋。良好的内外信息沟通对技术创新获得成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创新可以被看成围绕其不确定性所展开的信息处理过程。运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可以达到减少创新时间90%,降低创新成本75%,减少创新风险60%的效果。
四、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文化环境
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范文第5篇
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生产中，把生产要素划分为可进行储蓄的资本与不能储蓄的劳动两大部分。这样，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中，把劳动供给作为一种外生变量的约束条件，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无视这种约束条件的存在，认为再生产的可能要素资本比劳动更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其结论是：在资本密集的经济体中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进而认为，资本密集经济体比资本经常匮乏的经济体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经济差距的一个原因。但是，在现实经济增长中确实存在差距大小的问题，而Romer模型中只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来描述经济增长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不充分的。为了弥补Romer模型中的缺陷，我们在研究中引入“有限资源”的要素概念，这样，在受一定经济条件约束的经济主体中，资本积累和资源利用同等重要。
一、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
资源(Resource)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却没有统一的定义。经济学博士李昌宇认为：“资源是可用于生产物质财富的，由于其稀缺并可选择，有必要而且也可能合理配置的物质及其功能。”这是从资源所具有的生产性、稀缺性和选择性等三个基本属性来定义资源概念的。从日本战后产业间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资源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资金四大部分。资本资源是指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各种物质资源的总和，如土地、河流、山脉、滩涂、矿藏、厂房、机器设备、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等；劳动资源是指运用于生产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亦可称为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工艺技能、生产的工艺过程、信息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等；资金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资源价值的表现形式。
日本在战后经济增长中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限资源制约。因此，摆脱资源制约或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产业中去则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资源配置实际上是有两种存在方式：在分散的市场经济决策中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的，而集权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强制性的计划手段进行配置的。日本在战后初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倾斜配置特点。战后初期的资源倾斜配置是恢复经济的需要，因为战争对原有资源（资产）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自不待言，资源是产业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产业活动是资源转化为产品和劳务的转换器。资源的属性和产业的功能已经表明了二者的基本关系：产业的正常运行取决于资源供给是否充足；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广度取决于产业的发展程序。只有资源优势而没有产业优势，则不能形成经济优势。相反，只有产业优势而没有资源优势，经济优势也是不能形成的。资源和产业这种耦合关系，体现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战后日本要想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就必须获得发展经济的各种资源。然而，资源短缺问题，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极为棘手的一个现实问题。
1.日本战后资本资源相当匮乏。在资本资源中，自然资源匮乏的程度较为突出。尤其是，自然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更为缺乏。日本国土在狭长的列岛中拥有大量的火山，火山中仅存在着大量的硫磺、石灰石和沙石等等资源。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几种重要矿藏资源都很缺乏。例如，煤在工业发展初期是极为重要的原料，据勘测，日本煤的储藏量不少，由于其存在的不利条件，开采成本极高，竞争不过进口煤炭。所以，日本战后有2/3以上的煤需要进口。另外，5/6的铜、2/3的铅和锌需要进口。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矿物资源（锡、水银、磷、锂、钾、石墨、镁等），包括铁矿石在内全部都要进口。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血液”的石油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极其缺乏。这样，日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就更大。然而，战后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使日本在获得一定矿产资源时要付出的代价更大。虽然水力资源丰富，但是已经开发了三分之一，剩下的水力资源开发因国土狭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合算的。
虽说日本在战争期间从海外掠夺进行了强有力的资本积累，战败时所保存下来的生产设备能力仍比战前水平高。整个产业的情况如下所述：“假定1935年生产设备余额为100，其后由于军需制定了扩充生产能力计划，连年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停战时应为190。但是，其中30%因战争灾难和疏散等原因被消耗掉了，战后生产设备余额实际为140。”[1](P22-23)但是，战争毕竟给整个行业造成30%-58%的破坏。在被保留下来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再加上当时原材料和原料的供应不足，生产设备难以实现更大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不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2.劳动资源的相对短缺。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后进性”国家，在人口数量、人口构成等方面都要高于西欧的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劳动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劳动资源是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是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战争中，日本损失了近300万人，而在损失的人数中，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应该说，重要的劳动人口的减少，给日本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一定困难。然而，人口数量的损失，对于战后日本国内产业在劳动资源的吸纳量方面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从战后日本大大缩小的领土上急需经济重建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争对人力状况的实际影响是有利的”[2](P6)。这是从战败遣返回国的劳动资源角度进行分析的。问题在于，遣返的人员中是否具备一支适应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队伍，而这一劳动资源队伍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资源在人口数量和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是短缺的。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战争中流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二是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各种条件的限制，使一些保留下来的人才难以在极短的时期内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缺乏建立新型产业方面的人才。
3.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明治维新的“洗礼”，使本来就属于东方落后国家的日本，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口号召引下，开始在经济管理、法律制度、军事组织和国民教育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尤其是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热情。由于采取了积极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政策，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由于战争，使日本的一些技术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近30年时间。正如1956年《经济白皮书》所强调，日本经济发展要摆脱“数量繁荣”的成果，要不断地跟上世界技术革新的潮流，就要加大技术革新的力度，“今后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必须是旨在促进技术革新的现代化投资”。这种认识，是基于战后日本技术资源的严重滞后性而提出来的。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技术水平虽然与发达国家水平相近，但是，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而战争使差距进一步扩大。日本官方第一次发表的《技术白皮书》（通产省工业技术厅1949年12月发表），对于日本技术资源的落后状况进行了描述和评价。无论是机械设备还是工艺制做方法、工艺技能和工艺过程都比世界水平落后了约10年。而且，一些新兴的工业，如电子工业、合成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日本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技术资源的落后性和滞后性是资源贫乏中的现实问题。
4.资金资源严重不足。资金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战后日本是极度短缺的。由于战争的破坏，使日本原有资金（资产）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加上战后日本财政资金的支出急剧增加，从日本国内来看，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大量的临时军事费，包括支付复员军人津贴和解雇军贴，以及向军需公司发放补偿金，这笔费用的支付是极其庞大的。据统计，从1945年8月15日到12月末，支出超过了194亿日元。战后日本又面临着战争的赔款问题，这样，就进一步地加深了财政资金的紧张程度。从经济恢复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重建就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资源做保证。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对资金资源的需求是客观而又必须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有限资源制约：日本财政政策绩效的特殊性
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要耗费一定的资源。从纯理论的角度讲，一切可以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从而都可以称做有限资源。战后日本，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去衡量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去分析，其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都面临着有限资源制约的问题。日本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有限资源”在经济稳定增长中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借助政府行为来影响资源的使用，而政府行为在资源分配中是通过“强人财政”体制实现的。这种“体制”集中地表现在资源的倾斜配置方面。而进行资源的倾斜的目的就是保证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我们认为，日本经济政策所执行路径及其产生的实际绩效都凝聚着“强人财政”体制的效率。
战后日本资源贫乏的现实已所示昭然。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若按照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去谋求日本经济重建，日本经济必然要面临着两难的境遇：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物质资源短缺和部分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各行业在经济重建中必然出现“强夺占资源”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资源能否实现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并实现“帕累托最优”将成为一个问题。众所皆知，“帕累托最优”状态只不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理想模式而已，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是很难达到的。因为这种状态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实现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及资源的偏好条件下，生产资源所能达到的最优状态。西方经济学家们经常用这一状态来判断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效率。显而易见，用这一效率基准去评判战后日本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行不通的。因为战后日本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所以，“帕累托最优”对于日本来说只能在理论上谈谈而已。两难的境地出现的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缺乏合理的社会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就是政府积极介入经济领域。
财政政策介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作为社会组织，具有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各种具体的社会利益，为公共利益着想。战后日本政府把“赶超欧美、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的战略”作为最大的公共利益，围绕这种“公共利益”，一切行为均纳入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范畴，所有的政策都被作为实现经济的手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增长。在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经济增长的函数，财政政策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函数关系符合“增长中心主义”的理念。在论证经济增长与国家政策关系时，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出一个著名的“诺斯悖论”，即国家在实现其集团利益最大化时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从财政政策角度，诺斯教授还发现，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某些社会为什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而很多社会却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政府在追求自身生存而不惜损害社会，造成上述意义上的冲突本身[3]。诺斯悖论从深层意义上说明了国家在利益协调上必须要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然而，这种协调机制在经济系统中则表现为“宏观—微观”经济协调。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则不仅是一个实践上的难题，而且是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迄今为止，各国经济学家尚未就解决这一难题获得根本性突破。面对诺斯悖论，需要强调的是，战后日本在组织、动员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方面，进行扶持先导产业，以及推动资本原始积累和促进工业化发展等方面都体现了这种协调机制。而协调机制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机结合。这种实践结果，超越了诺斯悖论的理论假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探寻“诺斯悖论”的解决方案。
战后日本，作为财政干预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石桥湛山的“积极财政论”开始的。众所周知，石桥湛山是战后日本采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来分析日本出现的通货膨胀的第一人。他认为，在国家有失业者、存在着闲置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动员这些闲置生产要素，使之重新参加生产活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财政上发生赤字和增发货币亦无不可；而且这才反倒是真正意义上的健全财政[4](P108)。为了贯彻他的财政经济思想，石桥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曾提出了五项“积极政策”。五项积极政策加速了财政政策介入经济增长的步伐。该政策的中心目的是尽快恢复生产，并把生产置于经济增长中心位置。石桥推行的促进中心产业增产的政策，不久由东京大学有泽广教授正式提出为“倾斜生产方式”，并由经济安定本部和此后的片山哲内阁推行全国，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全面复兴起到了重大作用，“倾斜生产方式”和复兴金融金库的“倾斜金融方式”保证了有限资源的有效倾斜。值得一提的是，石桥湛山的凯恩斯派的精神，由池田内阁作为“经济增长主义”而继承了，构成了现在“经济大国日本”的指导理念。毋庸讳言，在促成日本1955-1973年间经济高速增长的诸因素中，财政政策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内生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干预一方面使战后日本有限资源能够充分地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使财政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因为它为高投资率创造了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弥补了现代生产力条件下单一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贡献。
三、内生增长：政府规制?资本?资源关系的模型分析
我们将通过模型分析方式来研究政府、资本与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在生产函数中作为收益递增的技术，假定资本在Arrow-Romer模型中收益递增技术也存在[5]，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一人的生产函数则有[6]：
其中，k(t)相当于t期一人资本量，e(t)相当于t期一人资源的使用量，a指在生产中对资源报酬额的比率（0＜a＜1常数）。φ表示收益递增程度的一个参数。K(t)是经济中的全部资本量。模型的基本含义在于，若以经济体中的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量参与企业经济活动，那么，企业可作为相当于一人的资本量k(t)和相当于一人资源的使用量e(t)来操作经济运行，而经济全部资本量作为一种不可操作变量来使用。
然而，在commandoptimum描述中把生产函数变化为以下类型：
n表示人口，因此，K(t)=n?k(t)。在这个变换的式子中，企业完全可能操纵资本来增加对生产的影响。另外，政府通过控制、管理企业以达到统治经济的可能。(1)式和(2)式的区别则在于对经济影响效果上的差异（后一问题将另行研究）。采用这个模型，将推论出以下内容。
变量c(t)表示t期消费者一人的消费量。在参数中的E、K[,0]，相当于各个0期消费者一人资源储蓄量和消费者一人初期资本赋存量。P是折扣率，φ是收益递增程度的参量，两者都是正数。这一模型正如固定模式(7)所描述的。这个假定和Barro(1990)模型相似。在Barro模型中，假定政府想要维持稳定状态管理公共支出，并采取积极的外部效应，加强对企业生产技术的影响。本模型中的资源投入相当于公共支出，其总量被一定值所制约这一点和Barro模型不同的。因此，在政府决定e(t)流量式下规制居民户消费一储蓄计划。为此，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只能由消费量c(t)和资本量k(t)两个变量实现，资源消费量e(t)和资源储藏量E不能实现目标函数的最大[7]。
根据经济增长定义，我们设定最大化的一个条件：
k(0)=k[,0]λ(t)为拉格朗日乘数。并且，由式(8)和式(9)可导出效用最大化的边际条件：
γ(t)=MPK(φ,t)-ρ(11)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我们认为，过去传统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在内所提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点在于刺激供给和促进一般性物质资本的形成。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由于认识到政府公共投资具有生产性，所以，政府进行的公共投资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能够产生内生增长。
四、几点启示
中国在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内生增长中的财政政策必须体现在：第一，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的转换机制。就中国目前而言，促进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仍然很重要。在中国目前技术进步贡献率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依赖于生产要素（资本积累和劳动）的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在中国将逐渐形成由物质资本刺激经济增长向增加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投资主导经济增长的转变；第二，促进技术进步与增加劳动就业的财政政策权衡。一般而言，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劳动就业，这对于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的中国来说，财政政策的选择面临着两难境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表明，兼顾这两者的财政政策就是拓展新的产业领域、扶持新兴产业的政策，特别要加大“信息产业”、“智能产业”的投资和税收的刺激。这样在促进技术过程中增加了就业量。第三，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盈亏相抵、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免税期等）和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调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中国在实现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和企业脱困后，企业在财政政策导向作用的影响下，在顺应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主动性地增加科技投入将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日本经济企划厅.昭和31年度经济白皮书[M].日本经济出版社，1966.
[2]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经济增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石桥湛山全集，第13卷[M].东洋经济报社，1974.
[5]ARROW.K.J.TheEconomicImplicationsofLearingbyDoing.Reviewof
EconomicStudies,1962.
[6]CASS.D.OptimalGrowthinanAggreatatemodalofCapitalAccumulation.
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