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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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报告范文第1篇

一、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研究综述

目前人们对西部大开放金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的作用程度认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西部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直接融资政策以及外资政策等方面。

(一)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的作用程度认识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业的大力推动。问题是金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人们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

马润平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须有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系统。在该体系中，金融支持处于主导性地位。”他们的理由是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可以拓宽西部开发资金供给的渠道，可以优化资金投向和经济结构调整等等。

2、金融支持不起主导作用

戴小平认为，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主导作用这种提法是过分夸大金融作用，也忽视了金融的特性。在他看来，金融业在西部大开发中确实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在西部大开发前期，由于投融资项目的长期性、非盈利性，商业性金融和外资大举投资内在动力不足，应以财政投资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导；而在中后期西部投资环境改善后，商业性金融和外资才会发挥其资金融通的主导作用。除外，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在肯定金融业支持西部开发作用的同时不能夸大了金融业的作用，原因是金融作用的发挥要与金融领域内外环境紧密相关，不对西部金融环境进行改革，金融将难以真正发挥对西部开发的支持作用。

(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问题

在分析西部地区经济金融落后的根本原因时，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为了发展西部，不少人认为必须根据西部地区实际，实施特殊的金融政策，为此提出了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倾斜战略。如马润平等人认为：要推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途径有：①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②扩大再贴现和再贷款业务等。马洪波认为实行向西部倾斜的信贷政策其措施有；①降低西部存款准备金率；②东西部差别贷款利率；③提高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分支行的贷存款比例等。和秀星等人认为，有效的倾斜性金融政策是一种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无形资源，它是金融杠杆撬动西部大开发的“支点”。他们提出的措施有：①按大区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②适当提高西部利率浮动水平；③适当提高西部金融机构存贷款比例等；④提高呆帐准备金比例等。

在这股要求实施倾斜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强大呼声中，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戴小平的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倾斜受到很大限制，在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有着不同的货币政策，那将给中央银行监管带来很大困难。在他看来，货币政策因为主要是调控总需求，即使倾斜后对于结构调节的作用也不大。作者认为他所理解的货币政策的倾斜，应是体现在实施具体的优惠利率和约束性管制的节制等两个方面。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

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到底是多还是少?人们看法不尽相同。张锖认为，“金融组织体系残缺不全，尤其是区域性商业银行缺位，是限制西部地区外部融资环境的一个主要因素。”她的根据是西部金融机构的网点密度与资产总量远落后于东部，提出的对策是适当降低金融机构的设立标准等。人行兰州市中心支行有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谈到要对“机构准入政策进行创新，降低西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可见，不少人的观点是认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少了，为此提出通过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标准等措施来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的金融组织体系。

而戴小平则认为，在构建金融组织体系之前，应明白西部需要怎样的金融机构。西部的金融组织体系目前是基本建立了，这时候过多增设网点，无异于自相残杀，引起恶性竞争，当务之急是增强西部现有金融机构的服务职能。他还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原因是三大全国性的政策性银行可以履行这一职责。

(四)直接融资政策

发展西部金融，通过金融机构融资，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目前西部普遍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完善的问题，表现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的滞后。但许多人提出的直接融资政策中关注更多的是西部资本市场怎么发展。和秀星等人认为“应放宽直接融资的政策限制，促进西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人行重庆营业部一个课题组关于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的建议之一是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张方等人对于直接融资政策的建议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培育完善；二是设立西部开发基金。他们提出的措施有对西部企业上市给予倾斜和优先；在西部建立第二层次的证交所；在西部发行区域性债券等。

戴小平却是从一个比较广阔的视角来谈直接融资政策。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内容：一是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不应忽视货币市场的发展。理由是资本市场主要是解决长期资本的融通问题，货币市场主要是解决短期资金的融通。两种市场对西部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在发展资本市场时，应找准切入点，股票上市只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更不能为上市而刻意破坏规则；在重视股票市场的同时注意发展债券和投资基金的市场。此外，吴跃云等人在论及货币政策融入西部大开发的难点时，谈到的一点是西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他们主要是从西部货币市场的不完善来说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发展货币市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五)对外资(FDI)的政策

西部大开发必须采取各种政策，以多元化方式提供多种渠道吸引外资参与开发建设，其中灵活的金融政策对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外资政策的建议方面，人行重庆营业部课题组认为：实行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分支机构。马洪波认为：要加大西部利用外资力度，必须从基于规制的政策来吸引外资，那些对外资金融机构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必须及时清除。张锖对外资政策提出如下看法：在间接利用外资方面，可考虑在西部地区率先放宽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首先是人民币经营种类的放开)；逐步推行所谓“同步设点”政策，即要求已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金融机构，今后如要在东部增设分支机构时，必须相应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等。

简言之，人们关于外资政策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是为了吸引境外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点，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以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其二是可以通过西部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政策来吸引外资。

二、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应注意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从有关西部大开发中金融政策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当前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程。总结分析各方的观点，笔者得到的启示是，在制定西部大开发中的金融政策时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对关系，这些关系理顺了，才能更好地设计，出现实可行的金融政策。

(一)增长与稳定关系

金融业遵循的最高原则之一是稳健经营，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稳定币值基础上促进经济增长。在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政策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鼓励金融投；资西部大开发与维护金融业稳健经营原则之间的关系。当前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很有创新力度，但如果执行起来，其结果可能仅仅是在鼓励金融机构的冒险精神，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的稳健经营基本职责相违背。如适当降低西部企业贷款条件、降低西部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金融业一旦置于稳健经营原则于不顾，大肆投资放贷，金融泡沫也就为期不远，到时不仅造成巨大金融风险，还影响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所以制定金融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好西部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二)政策创新与维护关系

西部情况的差异性和西部大开发的紧迫性需要金融政策的创新思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我们在强调金融政策创新的同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创新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不仅仅是由政府政策就可以推动的结果。金融创新是在经济、技术、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都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产生的，我们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遵循金融创新的这种特性。政府行为不是万能的，政府失败论是客观事实。所以在研究金融政策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不应过多地于预金融活动主体的自主经营活动，而主要以市场取向为主。有人提出的“同步设点”等措施实质上是强调·以政策的硬性规定(行政干预)来“迫使”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该政策可行性值得怀疑。②在对金融政策进行创新时，应该是在总结、吸收已有的政策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不应前后矛盾。如有人主张的降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措施，“如果硬要实行，则会否定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改革成果，回到原有的以各地分行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③相关金融政策的创新应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如倾斜性的金融政策旨在消除东西部存在的政策不公平现象，具有合理性，但应注意的是，在消除旧有的不公平的同时不应该又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产生。这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的属性之一，因为实现公平是公共政策要寻求的目标之一。有的金融政策主张在消除已有的不公平同时无意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是在进行金融政策创新时应加以避免的，如，降低西部法定准备金率等。

(三)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的关系

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落后是由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和西部地区差异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金融政策属于“一刀切”做法，这种做法忽视西部经济金融落后的实际以及对统一性政策给西部经济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入主张实行倾斜性的区域金融政策。该政策强调了地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其一系列政策主张的本质是通过政策手段在抑制本地区资源和要素的不断流动的同时吸引外来资金的投资。笔者认为，区域性金融政策的提出同样没有很好地处理国家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关系。因为该政策的实质是借助于人为力量将地区市场与全国统一的市场割裂开来，在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潮流面前显得不是很合适宜。况且，这种区域性金融政策的存在也会给中央银行的监管带来困难。“原则上，为了区域发展目标，货币政策可以区域化，但由于货币系统的高度一体化，这样做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货币政策是较少用于区域目的的。”所以，该政策的现实性让人怀疑。人们在研究金融政策时需要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同时考虑金融政策的一般要求(统一性)与地区现实存在问题，协调好金融政策的统一性与地区性差异之间的关系，以便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

(四)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

针对当前西部地区经济金融滞后的状况，许多人提出的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对西部金融机构相关标准的要求，希望以此帮助西部地区金融业尽快发展起来。如，降低西部地区的法定准备金率、适当降低再贷款条件、降低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等措施。人们可能对倾斜性的西部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实际上，西部地区经济金融的问题，不仅仅是资金短缺的问题，金融外部环境的不完善则是更深层次的方面。西部地区还属欠发达地区，本地区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造成地区经济效益普遍较低，投资环境不佳，可投资的有前景的项目不多，银行贷款回收、资产治理和风险问题因而也变得突出。这种状况下如果再降低有关标准，而不同时强调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那么可能的结果是一些并不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一哄而上，为了生存势必恶性竞争，导致的后果将是严重的。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就认为：“在西部开发中，应始终强调投资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金融当局不可能对西部金融机构一放了事，与此同时强化金融监管也是十分必要的。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讲，一项政策的周期包含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终结等环节，其中监控环节对于及时矫正政策偏差、保证政策的有效执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监管措施是一项金融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强调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适当放松管制的同时，强化金融当局对其相关金融政策进行监控是其职责所在。总之，放松管制必须与强化监管紧密结合在一起。

金融政策报告范文第2篇

银河证券高级经济学家、北师大博士生导师苑德军近日在《望新闻周刊》上撰文，认为我国金融政策长期缺失，货币政策被错误地混淆为金融政策，加剧了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的窘境。

苑德军首先澄清了两个概念――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是对金融产业发展方向、产业结构安排、产业技术手段提高等有关金融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明确指引的政策。而货币政策则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采取的调控货币供应量的策略和措施的总和。前者着眼于金融业的未来发展，是关于金融产业发展的政策，而后者则着眼于货币需求的调节，是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金融政策影响所有的金融活动、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金融行业，同时也影响一国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业的整体发展进程，而货币政策只对形成货币需求的那部分金融活动发挥作用。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自具有特定的任务和使命，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制定金融政策可以使金融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约束，减少金融发展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制定金融政策可以降低金融发展的成本，增加金融发展的收益。由于我国没有明确的金融政策，结果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些曾被大加推崇并且付诸实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措施，一段时间后又成了“改革”的对象。

02 人民币升值比加息可取

“加息不仅将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的近期影响，同时也将对长期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选择使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既可以使过热的投资得到有效控制，也可以抑制物价增长过猛的势头，是较为可取的一种政策。”2005年1月5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世界经济黄皮书《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统计分析研究室主任何新华通过“China－QEM模型”对利率上升和加息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模拟后，得出上述结论。

何新华介绍，对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共采用了四个模拟方案，分别是：从2004年第四季度开始贷款利息率上调一个百分点，存、贷款利息率各上调一个百分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5％。结果是：从对GDP增长率的影响来看，选择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因而选择上调利率为好；从对物价的影响看，利率调整对物价产生的影响非常小，相比之下，调高人民币汇率却可以通过以人民币标价的进口品价格的下降，使工业品出厂价格得以下降，并进一步影响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回落。因此应选择调整汇率。（摘自2005年1月7日《国际先驱导报》）

03中国的加息周期在2006年以后

2004年10月底，央行宣布加息后，国内外纷纷预测：中国将进入加息周期，年底及明后年利率还将上升。他们的依据是，进入加息周期的美国2004年已连续五次小幅加息。

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昨日的报告中表述，“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着加息周期已经到来，加息周期的到来估计要到2006年以后。”这份报告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中国这一轮的投资过热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和房地产在暴利机制下过快增长。在这种条件下，加息这种所谓市场化的办法难以起到理想的效果。

第二个理由来自于最新的统计数字。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已经显示，加息的外在压力正在减轻。因为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持续放缓以外，最关键的消费价格指数也出现“跳水”般的回落：11月的增长仅为2.8％，而9月和10月的增长高达5.2％和4.3％。国家发改委的这份报告就此分析，2004年实际通胀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会很高。这说明2005年继续加息缺乏依据。

最后，报告认为，2004年10月的加息象征意义更大，因而并不意味着一个加息周期马上到来。

国家发改委的专家们认为，中国在2006年～2007年可能出现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过热，加息周期将到来。（摘自2004年12月30日《北京晨报》）

04小康居住指标与现实差距太大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近日报告,首次对我国居民2020年居住目标作出定性定量的分析预测:人均住房建筑面积预计达35平方米，每套住宅平均面积达到120平方米，相应的，厨房面积不低于6平方米、卫生间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主卧室面积不低于12平方米。这种小康居住指标看上去十分诱人，如果到2020年真能实现，那的确是全国百姓的幸福。然而看来看去，总觉得这样的小康居住指标与现实情况差距太大。

当前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过才22平方米，且这个人均面积至今仍有很多城市居民没能达到。由于房价过高和物业管理费太贵，不少家庭只能望房兴叹。如果延续这种情况，届时就算人均能够达到35平方米，也是有的家庭住几百平方米的别墅，而有的家庭却居无定所。这种两极分化的小康人均数据再高又有什么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报告的出炉正值当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我国房地产业问题提出警告之时。可以想像，如果每家每户都能够买120平方米的住房，何愁城市里的住房卖不出去？又何来房地产泡沫之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小康指标设想的那般美好，尤其是贫富差距、失业状况、城乡二元等现状可能会制约房地产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人均35平方米的预想可能只是幻影。

全面的小康建设，首先是要让每家每户有房居住，其次才是让大家居住得好。如果继续漠视当前房价持续走高的现实，不顾普通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甚至不负责任地为某些利益集团鼓噪，搞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数据来糊弄人，这种做法只能是画饼充饥，于小康建设无益。（摘自2004年12月20日《中国信息报》蒋辉/文）

05“小狗经济”与中小企业融资

1月4日，在南京大学MBA论坛――新年经济讲座上，有着“钟投资”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向江苏企业传授他的融资战略。

钟朋荣说，融资多少，采取什么融资方式，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经营模式有关。有些企业，一说融资就是30个亿，就是要去造汽车，但能融资30个亿的有几个呢？如果我只有50万元怎么办？那就要走小而专的“小狗经济”模式。就像小狗一口吃不了斑马，但可以一口咬下斑马的鼻子，再一口咬下斑马的尾巴。这样，许多只小狗一起合作，无数斑马吃下来，小狗变成了世界级“咬鼻子专家”。温州的打火机就是如此，每家生产一个零配件，然后大家在市场上交换，生产出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打火机。

钟朋荣还谈到，企业融资要考虑一些重大因素。比如企业的发展阶段，“刚生下的孩子只能给他吃奶，要让他吃板栗，那就麻烦了！”在美国，企业融资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亲戚朋友的“爱心基金”，帮助“鸡蛋”变“小鸡”；第二个阶段，外界投资者的“天使投资”；第三个阶段，帮助“小鸡”“下蛋”的风险投资；第四个阶段，股市。“小企业在创立之初死亡率高，这就要注意不能借太多钱。”钟朋荣提到了一个河南老板做烩面馆的例子。这位野心勃勃的老板立誓要打败“麦当劳”，提出庞大的扩张计划，利用“会员卡”向老乡融资，结果最后负债3000万元，以非法融资罪被判刑4年。钟朋荣还提醒中小企业，融资也不是越多越好，要考虑自己的需求，考虑融资的成本，同时融资要考虑合理的负债率。（摘自2005年1月5日《新华日报》）

06经济学家为何屡受抨击

最近，北大的两位经济学家由于各自发表了一番高见，又成了舆论批评的靶子：周其仁教授因为大谈超英赶美，相信“1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国叫板”、“75年以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被指为是一种“经济学”，在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简单算术题，把自己的智力降格为“吃饱了撑的”。厉以宁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地利用高税收杀富济贫”，提出要“把大部分农民变为中产者”，被抨击为混淆逻辑，哗众取宠，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心态”。如果再联想到前一段张维迎教授在“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上回应郎咸平，发出“要善待对社会作贡献的企业家”的呼吁后，有评论家指责其“站”错了地方，失去了“学者的独立性”。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似乎感到，这些经济学家几乎是只要张口说话，立即批评如潮。而认真听听这些批评或质疑，虽然有些难免失之偏颇，但大都不无道理。我不禁纳闷，经济学家究竟怎么了？

我们之所以相信经济学家，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有可能相对独立、客观、公正地研究经济并进而正确引导经济的发展。在我们这个一切围绕经济转的时代，相信没有人会对经济学家的能量产生怀疑。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形成，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神话，也让经济学家获得了某种实际上的话语霸权。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学家的这种话语霸权开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学科的学者逐渐参与到对整个社会科学学术格局的解构中来，使经济学神话被打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学家在飘飘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学究谬误”，发出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惊人之论”。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经济学家有可能丧失其独立、客观、公正的学者地位，沦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工具和代言人。真理总是惟一的，失去了客观性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把握真正的经济规律，也必将受到其他学者及公众的质疑。（摘自2005年1月11日《中华工商时报》邹汉歌/文）

07管理人员持股不等于“MBO”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兆熙日前指出，“管理人员持股”不等同于“MBO”。

李兆熙说，国资委有关国企改革中管理人员持股的文件里没有出现过“MBO”的提法，然而社会上经常出现用发达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的“MBO”来代替我国企业改制中管理人员持股的说法。虽然表面看起来两者都是管理人员收购，但这是两个特定内涵不同的概念，应当予以澄清。

市场条件不同。发达国家股票市场全流通，资本市场竞争激烈，上市公司存在控制权市场争夺和敌意收购的威胁。我国企业改制中的管理人员持股，是来自企业股权多元化的需要。

融资来源不同。发达国家股权收购资金的主要来源一部分是由企业管理人员自行筹集，另一部分主要由商业银行贷款，并要以盘购公司或被盘购公司的资产抵押担保。我国的《贷款通则》明确规定，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我国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改制中管理人员和职工购买国有股权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来自经济补偿金的自愿购股，一部分来自自筹资金。

收购目标不同。发达国家的MBO是上市公司业绩低下时，管理层为了保持和获得更多的控制，避免敌意收购，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控股公司，然后收购目标公司的股份。我国企业改革的目标，是“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收购结果不同。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实现MBO以后，改变了原来公众公司的性质，变成了私人有限责任公司，因而从股票市场退出，待创造出足够的业绩后，可以重新申请上市。我国企业改制中，无论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有管理人员收购国有股权的案例，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收购，许多是在国有股东没有到位，也就是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情况下，由上级机构如财政、国资部门或上级国有母公司批准的方式进行的。（摘自2005年1月7日《中国改革报》钟新／文）

08私人产权能减少环境污染

金融政策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窗口指导；沟通；货币政策传导；透明性；预期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7-0007-04

一、典型“窗口指导”和沟通型“窗口指导”概述

(一)典型“窗口指导”

典型“窗口指导”是指中央银行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声望，使用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向金融机构通报金融形势，说明中央银行意图，劝其采取某些相应措施，贯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下面具体介绍英美日三国的做法。

1.英格兰银行的“请求”(request)。是指英格兰银行在实行其货币金融政策时，对各金融机构提出的一种“劝说”。“请求”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一般都能得到遵守，已成为对金融系统的直接控制方式在英国金融界运行。请求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数量性”请求，即英格兰银行要求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要使他们的贷款超过某一规定的最大限度，即“最高限”；二是“质量性”请求，即要求各银行对某些种类的贷款给予优先权，或要求银行削减某些种类的贷款。请求作为英格兰银行一直都在使用的政策技术手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很快改变其内容和所管理的机构而又无须变更法律，有时还会使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2.日本银行的窗口指导(Windows advice)。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对金融业进行直接调控的一种质量型工具。日本银行通过对各种金融机构日常存贷款的接触，在了解其筹资计划及用途的情况下，对主要金融机构的贷款增加额进行业务指导，使其不超过日本银行认为的适当范围与规模。日本银行窗口指导多在金融紧缩时期，有时是贷款增加额限制，有时是资金地位指导，同时，指导对象不断发生变化。

3.美联储的道义劝告(Moral suasion)。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一种手段。含义是联邦储备系统运用其特殊地位通过劝告方式影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这种劝告往往寓于联储官员的言谈或其他公开声明中。虽然各金融机构并不负有按联储当局意图办事的法律责任，但由于联储的特殊地位，即掌握对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的权利，批准有关金融机构业务申请的权利等等，使得联储官员的话非常有分量。同时金融机构也认为，联邦储备系统的利益往往和它们自身的长远利益相一致，掌握的信息多，对经济形式及发展趋势的预测要比一般金融机构准确，故而一般情况下乐于听从这种劝告。联储的劝告不仅有“道义”上的意义，在“道义”背后还藏着行政和法律的威严，是联储掌握的强有力的武器。美联储官员正在考虑如何改善“道义劝告”并使其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有效。

(二)沟通型“窗口指导”

沟通型“窗口指导”是在典型“窗口指导”定义基础之上，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责任性，[1]中央银行向公众和市场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及考虑的因素，并就当前经济形势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以使中央银行措施更加接近于被社会接受的最优货币政策。沟通型“窗口指导”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具体手段，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延伸，是间接控制工具。

事实上，因为公开沟通的作用，货币政策传导的几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中央银行的沟通方法，已经从较少让人们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目的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决策的做法，发展到今天日益增多的透明性，并且主动地促成沟通。虽然中央银行过去常常在政策时很少做出说明，只是让政策本身说话，但是现在中央银行的言词都已经远远超过政策自身表达的声调。

从根本上讲，政策措施一旦，中央银行要按照所内容予以执行，否则就是空谈。另外，除了宣布所实施决定之外，还要有货币政策的解释，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将沟通作为整个货币政策架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隔离开来进行探讨。[2]

当前，公共制度必须要具有透明性和责任性已被广泛接受。更多事例说明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在确保其独立性。毫无疑问，货币政策的透明性和责任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独立要素。中央银行的沟通作用通常要超出其仅履行法定义务的基本要求。因为，沟通也是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中的重要要素。[3]

二、沟通是货币传导中的重要工具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言：“货币政策应该更透明，更可预期，同时与社会公众及业界取得共识。”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要货币当局与市场参与者及其公众进行沟通。从理论上讲，传统经济理论在分析货币政策问题时，通常忽略了政策制定者(中央银行)与政策调控对象(社会公众)的决策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实际上，货币政策调控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调控对象在主客观条件制约下进行的一种博弈行为。[4]一方面，社会公众期望了解货币当局如何确保实现现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市场和公众对政策的响应也是货币当局进行决策的重要反馈信息。对于中央银行来讲，为了保持低的、稳定的以及可预测的通货膨胀目标，沟通就是一个在策略上需要考虑的事情。有效的沟通已经成为货币政策实施中的关键工具。

1.像所有公共政策一样，货币政策同样可以从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中获得利益。通过对政策目标的缘由以及措施合理性的清晰解释，中央银行就是要赢得公众支持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只要合适的沟通能够成功，中央银行就可以着手对符合政策结果的预期和影响表现作出合适的设计。

中央银行具有清晰的目标陈述，是有效沟通的关键。当对货币政策通胀目标水平都可以达到共识，经济人包括消费者、投资者、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就开始依照同一个预期：未来通胀将会稳定地与通胀目标保持一致，并以不同的方式调整他们的行为。而且价格、工资和金融市场都将会倾向于和这个目标保持一致，最终会使宏观经济环境更加稳定，维持低而稳的通胀水平就能更加成功。[5]

2.责任性。判定中央银行表现的一个基本标准是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和独立性。理性预期不仅指导着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而且对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形成了动态反馈机制。现代货币政策通过理性预期传导已成为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不可忽视的因素，而政策的可信度将通过引导公众预期影响政策的效果。如果政策的可信度高，该政策对公众理性预期的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就大，其政策效果就好；反之，政策的可信度低，政策的效果就差。对于实施通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明确的通胀目标就是测度其责任性的标准。简单地说，公众可以依据中央银行是否成功地达到了既定的通胀目标，例如2%，对中央银行进行评估。若中央银行已经在这个方面获得成功的表现，自然就增强了可信度，并且公众对中央银行将会继续保持或接近通胀目标水平就更具有自信。

中央银行除了具有完全的责任心外，必须要使公众理解他们的政策目标以及满足目标的整个过程，另外，由于经济波动引发的问题以及政策制定者决策所考虑的因素，都是需要公众了解的。总之，与此相关信息的沟通已经成为中央银行主要活动之一。[6]

三、中央银行需要清晰的沟通策略

货币政策策略变得日益重要。根据当前经济运行环境并结合长期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短期货币政策措施，客观上要求中央银行分析架构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策略。一个清晰的、基于规则的策略框架可以履行许多重要任务。它可以使人们理解经济数据是如何分析，并由此转变成中央银行对目前政策姿态和风险的评价。同时，这样做有助于减少沟通的频度。此外，清晰的策略有助于货币政策框架去个人化作用，并可为决策过程提供连续性的保证。因此，相比于“勉强作为”含糊型策略，具有明显的优势。

1.货币政策目标的沟通。实证研究显示，在已经采纳明确通胀目标制的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较低，通胀持续也会被减少，并且长期通胀预期并不与滞后通胀关联( Mihov and ARose ，2006 )。另外发现，长期通胀预期对宏观经济信息和货币政策公告做出的响应，要比没有宣布实施明确通胀目标的国家要少(Gürkaynak， Levin and Swanson，2006)。

对于欧元区国家来讲，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因欧洲货币联盟时间跨度较短，不允许进行深度实证分析。但是，实证工作已经发现，在那些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和明确的价格稳定目标的国家的通胀持续水平，相比于货币联盟之前已经被降低(Coenen and Levin，2004)。对欧元区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欧洲中央银行的价格稳定定义具有很好的理解性、可信度。但是，对货币政策策略总的理解需要进一步提高。

因此，金融政策体制应该首先稳定价格，它还应让给予中央银行独立操作权，使金融政策的实施透明而负责，展现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并实行与稳定价格一致的政策。而且，如果金融政策是固定于一个中介目标法则上，而该法则又是建立在通货膨胀预测和正规的金融政策制定程序之上的话，比如定期举行金融政策委员会议，会议之后举行新闻会，而非采取特别的决策和沟通程序，则金融政策就有更高的可信度。

2.货币政策姿态的沟通。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对沟通进行巨大的资源投入，不仅是解释他们的目标和总的策略性框架，而且是表达当期的政策姿态。通过各种不同沟通工具，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但一个重要方面是沟通只是发生在政策决定执行后的几天时间内。由于欧元体系和美联储具有很高的可预言水平，在会期间，主要市场不会因为公告本身反应，而是对所公告的信息，特别是公告中给定的不可预期要素或未来政策路线暗示做出响应。

虽然，美联储和欧元体系在那几天里都附加性的信息，但是在解释过程具体细节上不同：美联储只是简短解释性的注解；欧元体系则要出版介绍性报告，并要通过欧洲中央银行主席的新闻会，进行现场沟通。欧元体系采用的方式能够使人们及时消化信息，必要时可以澄清一些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反复要求欧元体系它的会议纪录，因为这样常常被看作是提高透明性的做法。Weber(2007)认为，在美国和英国市场对会议记录的响应是源于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这样的观点被以下事实支持：当出版计划更改之后，市场对会议记录响应程度明显增加。

对最近经济信息如何被传导至决策部门的相关表述的及时评价，市场表现出更多的兴趣，而不是推测货币委员会成员个别的意见。就这样一种情况而言，目前欧元体系，通过引导性报告和新闻会提供实时的透明性实践做法，表现出了对这个特别需求的精心安排。

3.提供未来信息的沟通。关于货币政策未来路线的信息，在过去几年日益受到重视。许多中央银行最近开始对未来利率提供了指导。如此披露的潜在好处有助于货币政策日益增加的可预测性，进而因预期的强烈作用最终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目前有几家中央银行采用的方法是，一个量化的未来利率路径，也包括与其相关的不确定性。这个中央银行“自有的工具设计”就是假定的利率路径，通过某些模型和对经济的判断假设，利率路径可以最好地达到中央银行的目标。此方法具有与中央银行目标及其他方面要求完全保持一致的特点。但是，它也产生了几个问题。它高度依赖于特定分析框架，从模型不确定性和必需的预测过程判定角度来看，最优利率路径会遇到相当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传达政策利率的未来主观性路径时，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无条件的承诺，会导致货币政策必需的灵活性的降低。因此，对利率路径有条件性这一特征，是沟通时所要考虑的至关重要的事情。

至于前瞻性指导，有的中央银行是选择“让策略自己说话”的方法。沟通能在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中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于提高中期到长期的可预测性和可信度。在此，中央银行清晰的策略起到关键作用。

四、结论

针对目前我国实际情况，典型“窗口指导”的实际作用比1998年前实行的“信贷额度”体系要弱。在目前我国银行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出指令，要求停止放贷，并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中央银行只能依靠定向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进行道德劝说，而不是采取下命令的方式。由于越来越多的银行成为上市公司，有着扩展业务的强大动力，这种道德劝说方式的作用大多是片面的、暂时的。因此，为了改善和提高传统意义上的“窗口指导”作用，建立沟通型“窗口指导”十分必要。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货币信贷政策的制定权在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分析一定时期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分析经济金融形势，提出后一阶段货币政策取向。然而，公众对我国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是雾里看花。[7]因此，加强政策宣传解释，提高信贷政策和典型“窗口指导”的社会认知度和公信力必须加强沟通型“窗口指导”。通过加强灵活多样的政策宣传解释，建立中央银行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信息交流互信机制，使全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央行的货币及信贷政策导向，切实地感受到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力。[8]

参考文献：

[1] Geraats， P. M.， Central bank transparency. Economic Journal 112， F532F565，2002.

[2] Axel A Weber，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nd communication. Dinner speech at the Deutsche Bundesbank/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conference on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old issues and new challenges” in Frankfurt am Main，6 June 2007.

[3] Sylvester C.W. Eijffinger and Petra M. Geraats，How Transparent Are Central Banks? .January 2005.

[4] 黄建锋.美联储利率政策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货币市场， 2004，(9).

[5] Jan-Egbert Sturm，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Monetary Policy. 7th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Conference 2006 Bonn， Germany， October 2006.

[6]Paul Jenkins， Communication： A Vital Tool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netary Policy，FMAC/FMA-USA Joint Conference ，30 September 2004.

金融政策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外汇储备；投资；金融制度

一、日本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1、非独立的金融制度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

日本的主银行体制不同于英美等国的模式，银行运作缺乏自身的独立性，严格按照官方的命令行事。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控制一旦脱离现实基础， 只是为了政府经济目标而设定金融政策， 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没有立法为依据的金融监管，最终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丧失了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

2、银行经营错位是加剧泡沫的重要诱因

银行作为信贷双方的中间人， 正是为了弥补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银行减少了交易费用，降低了风险和资金的成本。但是银行作为资金保管与运营的人，在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监管的时候， 银行可以出于自身利益进行信贷，为了获取高收益而投向高利润、高风险的行业， 甚至会营造适合投资环境来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

3、日本政府在经济扩张阶段不恰当的货币政策

从日本政府的货币政策来看，应该说在此周期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失误。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扩张时期实行降低利率放松银根的扩张政策。由于日元自1985 年12 月的“广场协议”后大幅升值，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随后采取了金融缓和政策。1986年1月30日起，日本银行分数次将官方贴现率从1983年以来的5% 降至2.5% 的历史低点。并持续容忍接近或超过10% 的货币增长速度。这项政策一自持续到1989 年5 月方做出调整。这一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了大量的富裕资金，促进了金融机构扩大贷款和整个社会的信用膨胀。

4、忽视了对土地、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控制

在此周期的扩张阶段，由于批发物价和消费物价水平比较稳定，而传统的日本金融政策是以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参照的，这种判断成为实行扩张性政策的根据之一。而却忽视了对土地、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控制。对此日本政府自身也己经认识到，并且在大藏省的专门报告“资产价格变动的机制及其经济效果”中表示，今后在经济运营方面除物价走势外，与前相比要更加重视资产价格的走势。

5、不动产贷款控制不力

在对不动产贷款的控制方面，虽然大藏省较早就对银行的不动产贷款采取了行政上的干预措施。但是总体上看并没有什么成效，原因就在于金融机构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绕开行政管理的迂回贷款，银行回避管制的动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开拓新业务的企图相结合，最终导致大量迂回贷款流向不动产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因此成为继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之后的不动产贷款主力。经济转入收缩后，这些贷款大量成为不良债权，许多金融机构更因此而破产。同时，暴露出金融机构具有忽视对借款人进行审查的倾向。

二、日本金融危机对我国目前潜在的通货膨胀的警示

根据分析日本的金融危机和我国处于经济繁荣期的实际，在控制货币供给和扩大货币需求的原则下，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金融制度建设

稳步发展金融自由化， 提高金融系统的独立性稳步发展金融自由化， 提高金融系统的独立性， 保证金融政策对整体环境的稳定作用， 是保证经济稳定高速发展、防范金融泡沫的重要环节。通过金融自由化，保证金融信息的公开性， 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促使资本更有效地配置，避免过高的泡沫风险；加强金融系统的独立性，减少外界的干预，可以使得金融系统减少不良资产累积，更好地处理泡沫风险， 从而实现经济整体安全。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2、加强银行监管

由于银行信贷存在投机行为，所以要加大对银行发放贷款的监管，谨慎控制银行盈利性的经营和投机。银行可以从事股票和房地产等虚拟资本的投资， 这是出于资本配置的需要；人为的炒作虚拟资本，而将炒作的成本由社会承担就是错误的。同时，加大对借款人偿债能力的审查，减少资本的过度投入，防止经济过热和坏账的出现。

3、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强外汇管理

我国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的飙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投机性资本大规模流入我国，这也证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对境外投机资金的巨大吸引力。因此，继续推进已经有成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的缓慢升值，防止其过快升值。同时，由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很大压力。因此要加大外汇储备的管理，加强对海外的资本投入，扶持更多的大企业走出国门。

4、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在目前的股市繁荣情况下，要密切关注股市的变化，并加以政策引导，特别是要注意适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提高利率。同时，扩大投资面，引导货币的需求，努力创造有效需求。

5、对土地、商品房等资产价格的控制

实行严格的土地审批制度，实现土地的有序有效供给。防止开发商的圈地、屯地等行为。另外，还要努力控制房价的上涨，防止泡沫的扩大。

6、拓展投资渠道，鼓励全民创业

由于国内人们投资渠道的单一，多数资金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因此，要拓展投资渠道，引导过剩资金的合理流向，比如发放国债等，减少资金对股市、房地产的压力。

另外，放宽投资领域，使得更多的被国家控制的行业如铁路、航空等部门向民间资本开放，使资本都能获得平等机会和高额回报。同时，鼓励全民创业，让更多人参与到实业中去，那样，可以扩大对资金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资产泡沫，为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曹龙骐.金融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

金融政策报告范文第5篇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三种模式

和文化的多样性一样，世界各地的文化及其产业管理政策也呈现多样性特征，包括英国“一臂之距”的分权模式，法国的中央集权模式，北欧的福利财政模式，美国的不干预模式等等。如果我们将这些类别再做一些简化的话，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别：以法德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美英为代表的非政府机构主导型以及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政府主管型。我们将通过文化产业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不同关联，解读这这三类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政策，并辨析其特征及借鉴意义。

首先，我们讨论政策性金融的不同模式。

产业政策理论认为，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目前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存在大量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不仅包括市场化商业性融资的政策，也包括政策性融资政策。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管理体制，各国政策性金融和文化及其相关产业之间都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就政策性金融而言，这三种模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了政策性金融支持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范围、力度以及方式方面，这里以英、法、中三国为代表加以说明(见表1)。

从图示中不难看出，就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范围而言，文化管理体制的集权性愈强，其支持的范围就愈广，如其中的法国型较之英国型，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围要广得多。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型模式之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范围应该更为广泛，这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也确是如此，即几乎所有文化产品都由国家提供。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型，加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财政收入有限，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财政投入不足，所以即便是政府主管型的体制，我国目前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文化领域十分有限。其次，就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方式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机构主导型文化管理体制，也不论是金融市场还是金融中介主导的金融体系，西方国家的政策性金融除了强调专项扶持资金的政策性导向作用之外，更强调政策性担保、政策性投资等政府信用的投资杠杆作用，如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有国家层次的具有投资基金性质的管理机构或者基金种类。而我国作为Ⅲ型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其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多集中在政策性贷款或者贴息等传统方式，还没有充分发挥政府信用的投资引导和杠杆作用。

综上所述，与法国、英国型模式相比较而言，我国政策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尚存在投入不足、投入范围有限以及投入方式落后等明显不足。因此，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政策性金融还存在巨大的改革空间，特别是要改革和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投入方式，创新地使用政策性担保、政策性投资等方式，充分利用政府信用的投资引导和杠杆作用，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其次，我们来分析商业性金融的不同模式。

欧洲《文化金融报告(2000)》在评述银行对文化产业类贷款的现状时这样描述道，“这些银行对文化产业的特征还缺乏基本的了解，文化产业是知识产权和创新驱动型的，因此它们具有高风险、缺少固定资产、短期利益预期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结合面临诸多的瓶颈，其中最为重要的瓶颈就是文化产业金融产品的风险补偿，即文化产品轻资产以及文化企业缺乏稳定的现金流等特征使得该领域的投资风险高且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因此，全球范围内商业性金融机构对该领域的投资都极其谨慎。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本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意义，因此它们都采取一定的措施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该领域的投入力度。这也使这些国家的商业性金融政策中常常有政府支持的影子，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化解文化产业类金融产品的风险，保护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从而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渠道的畅通。因此，即便是商业性金融政策中也不乏政府的作用，在这方面三种模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了商业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方式、方法上，这里以美、法、中三国为代表加以说明(见表2)。

从图示中可见，商业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和该国的金融体系有关，金融市场主导型的国家多强调金融市场的融资主渠道作用，而金融中介主导型的国家多强调金融中介的融资主渠道作用。但是，不管其金融体系以及融资方式如何，要想使这些融资渠道保持畅通都需要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和风险补偿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对文化产业的介入也十分全面和深入，特别是针对文化产业专业性强、风险高等特征，通过金融创新设立多种形式的投资基金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问题。自2004年华尔街的电影投资基金出现以来，仅2005-2006年间，GunHillRoad分别向索尼和环球提供7．5亿美元和5．15亿美元，magic Films向迪斯尼投资5．05亿美元，华纳兄弟和福克斯分别获得来自Legendary Pictures和DuneCapital的5亿和3．25亿美元资金，而派拉蒙获得Melrose Investment3亿美元投资。这些专业性的投资基金，以其“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运作规范”的市场化机制，能够更好适应文化产业投资特点，建立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连接的创新通道，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产业融资的瓶颈问题。

而法国实施政府主导型的文化管理，政府负责文化管理、投资等事务，但是上个世纪末以来法国政府也开始尝试一些新的文化投资方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Institute for FinancingFilm Productions and the CulturalIndustries(IFCIC)。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是由文化部与财政部于1983年共同发起的一个独立的融资机构，其目的是通过帮助文化产业类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从而推动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的资产只有1250万法郎，但是，它旗下掌管总额为6000万法郎的担保基金，其中有国家电影中心提供的电影以及视昕艺术担保基金，文化部提供的文化产业基金以及新闻出版担保基金，这些基金使其能够担保的贷款总额达到2．11

亿法郎。也就是说，法国政府设立专门性的金融机构，并通过政府性基金建立文化产业投资的风险补偿机制，从而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联动打通文化产业的融资通道。

与上述两个类型相比较而言，我国作为政府主管型的代表性国家，其商业性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金融产品的类别还是力度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目前尚缺乏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和风险补偿制度，这构成了文化产业融资的商业性金融通道的直接瓶颈。因此，我国目前文化金融政策面临最大的任务是建立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和风险补偿制度，为商业性金融全面介入文化产业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几点建议设立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无论是政府主导型还是非政府机构主导型，它们都有专业性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机构，在非政府机构主导型模式中如美国有市场化的电影投资基金等专业性的金融机构，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中如法国则有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这样政府性质的专业机构为文化产业提供融资及其相关服务。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当中，专门性机构的设置十分重要，因为文化产业的专业性以及风险性让很多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机构很难提供专门性的金融服务产品。而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银行体系之中，无论是哪一家政策性银行都不能为文化产业提供专业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因此，我国目前文化金融政策中应该优先设立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或者优先设立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为文化产业提供专业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这不仅有利于全面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文化产业振兴提供切实的金融支持，而且有利于为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提供运行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的业务指导。

建立全面、系统的风险补偿机制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的轻资产、高风险等特征与金融产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文化产业类企业的贷款业务中其业务风险缺乏应有的补偿机制，导致这些机构往往基于资金安全性的考虑，贷款的动力往往不足。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分担金融机构的风险。如德法等国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中，普遍设立担保等中介机构化解投资风险，并由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实现风险补偿，甚至设立专门性的金融机构，为文化产业提供贷款直接承担风险。即便是被称为“无为而治”的美国，也通过设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机构――中小企业管理局，为企业获得贷款提供担保、风险资金等风险补偿手段。因此，文化产业金融政策应该着力建立文化产业金融产品风险补偿机制，解决金融机构由于风险收益不匹配而支持文化产业动力不足等问题：一方面通过直接补偿，提高文化产业类金融产品的收益；另一方面通过间接补偿，即通过对文化产业金融产品的担保、保险来转移或化解风险。我们认为，文化金融领域只有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才能建立文化产业与金融机构链接的商业机制，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行文化产业投资，从而构建完善的文化产业投资体制。

建立完善、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

从上述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政策与其他两个模式的差距，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文化产业与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之外，包括担保、保险、咨询、管理等金融服务在内的中介体系不完善也构成了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服务落后的重要原因。巴罗克拉夫(Barrowclough)等人在研究各国的文化产业政策时特别强调，除了资金的支持之外管理、商业、保险等中介服务亦不可少。而这里所比较的两种类型，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金融中介主导，它们都有着十分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中介服务包括价值评估、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补偿以及管理咨询四大板块。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的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包括文化资产评估在内的价值评估机制，这样文化产业的价值才能被发现和得到合理的评价；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样文化产业的商业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健全包括担保、保险在内的金融中介服务，这样才能通过文化产业金融产品的风险补偿机制打通文化产业融资通道；完善包括融资方式、企业管理以及商业营销在内的商业服务中介体系，这样才能提升文化产业类企业融资能力与盈利能力，融资的价值才能实现。